丹尼爾·丹內特《從細菌到巴赫：心智的進化》——意識揭秘？

丹內特在一份關於心智進化的研究中聲稱，不存在「困難問題」，意識不比重力更神秘。

不要被書的標題愚弄了；在哲學家丹尼爾·丹內特（Daniel Dennett）探討意識的最新大作中，與細菌相關的微乎其微，與巴赫相關的僅有一段簡短的插敘。然而，恰如他直言不諱的那樣，他熱愛頭韻，大寫字母，以及新詞。他也曾寫過數本與心靈、意識和進化有關的書，因此我們有理由發問：在這本宣傳語所聲稱的「巨作」中，他是否有新論可言？如果我的回答是「呃，某種程度上算有吧」，那麼我必須坦言丹內特和我並非總是見解一致的事實。實際上，一份德國雜誌一度把我們的照片處理成一對毫不留情互斗的拳擊手。儘管如此，雖然他大概不會為此感謝我，我對此書倒頗有認同之處。

丹內特是美國心靈哲學家的一員，因此不同於大多數英國同行，他慣於對進化生物學家和認知科學家的工作進行對話和回應。他的英雄分別是：生物領域的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和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人工智慧領域的艾倫·圖靈（Alan Turing）和資訊理論領域的克勞德·香農（Claude Shannon），這些人在他的書中被頻繁引用。他的敵人包括普遍意義上的神創論者和神秘主義者，哲學家約翰·塞爾（John Searle），博學的語言學家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以及生物學家斯蒂芬·傑·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和理查德·列萬廷（Richard Lewontin）。他的目標是提供一種對人類心靈和意識的進化起源的唯物主義解釋，這一解釋通過訴諸迷因（meme）這一具有誘惑力的道金斯主義概念，將以基因為基礎的自然選擇拓展到人類文化領域。

《從細菌到巴赫：心智的進化》是一本令人惱火的書。它過於冗長，有太多重複性的內容，近乎放縱地離題閑談和自我指涉（不少於64處對他自己出版物的引用）。但在所有這一切之下的是個巧妙而有趣的論證。其梗概如下：心靈和意識的神秘程度與其它自然現象如重力相比，並無二致。只需保證合適的化學和物理條件，生命體就會從原生漿液中形成，而只要保證合適的條件，生命就會進化成有大腦的有機體，比如人類。人類是一種極其社會化的動物，因此需要與同伴交流、合作、競爭。這就需要思考、記憶、計劃和共情的能力——要而言之，需要心靈。而心靈需要大而複雜的大腦以支持供養它，這些都通過自然選擇（Natural Selection）產生。

上述的大寫字母是很重要的；它們強調了丹內特仿效創造論者的方式所反覆聲明的一點：自然選擇是一位智慧設計者，它通過無意識的達爾文式過程保留適應的變體，篩去不適應的變體，以此持續改善生命體。從生命起源之初，自然選擇就產生了智慧設計，製造出只有能力（competence）而沒有理解力（comprehension）的有機體。在這個意義上，能夠迴避有害刺激的變形蟲和能夠調節室內溫度的恆溫器都是有能力的，但它們卻不能理解自身行為背後的原因。

身為一名激進達爾文主義者，丹內特拒斥著名的古爾德/列萬廷觀點，即許多貌似被設計出的適應性並非是被選擇出來的，而是結構性的物理限制下必然導致的結果。然而，他對古爾德的「擴展適應」概念稍稍寬容一些。該概念指的是：原本為實現某種功能而服務的特徵同時也可用於其它功能。例如，恐龍的羽毛原本用於調節體溫，但羽毛隨著鳥類的進化卻成了飛行的必需品。

作為一名哲學家，丹內特對於通向人類的進化路徑的細節方面——能力何時變為理解力——不感興趣。這方面不乏持進化思想的神經科學家寫的書，其中神經學家安東尼奧·達馬西奧（Antonio Damasio）的作品位居最佳之列，儘管他頗為弔詭地被丹內特忽視了。達馬西奧記錄了神經系統的起源，以及大腦的出現和日益複雜化——從單細胞生物到靈長類動物和人科動物，他試圖在這條進化路徑上定位：我們何時首次感知到自我意識、情感和記憶，何者為心靈和意識的先導。而對丹內特來說，這些過渡只需有一條似乎言之有理的軌跡可循就足夠了。

在意識自然化的觀點上，他與新神秘主義者針鋒相對。後者在兩種經驗間划了一道不可還原的界限：主觀的第一人稱經驗的感受性（qualia），如看見並感受到紅色；以及外部觀察者的第三人稱「客觀」觀點，即能夠明確紅光的確切波長，但卻永遠無法知道他們的經驗是否與你的一致。對丹內特來說，這種哲學家稱之為「困難問題」的顯著不可還原性是一種錯誤的區分。意識是一種系統屬性，並且不能被還原：他同那些立場強硬的分子生物學家也有分歧，尤其是DNA的先驅者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後者試圖將意識定位於特定腦區的特定神經元集合中。丹內特反駁道，這些集合如同微型機器人，儘管能夠在功能上表現出能力，但只有它們在全腦內交互作用才能使理解力成為可能。隨之我們都會產生「用戶幻覺」（user illusion），即誤以為自己是掌管這些過程的人。我喜歡這種能力/理解力（competence/comprehension）的區分，然而我很懷疑的是，丹內特在寫這本書的時候覺得他自己只是個幻覺是否更甚於我在讀這本書的時候相信我自己是個幻覺。

對丹內特來說，理解能力和意識的進化過程伴隨著最初人類的出現，最重要的是伴隨著語言的出現而開始。後者往往是進化理論家最大的絆腳石。在此，他主要針對始終堅持人類語言獨特性和普遍性的喬姆斯基。喬姆斯基指出，語言與其它任何演化出的人類特徵都不同。人們無從尋找原始母語（proto-language）的前身；所有的原始母語似乎都是完全形成且複雜的。丹內特聲稱，喬姆斯基迴避了進化的問題。在過去的十年里，他的許多作品都對其置之不顧，而2015年的《為什麼只有我們？》（Why Only Us?）最甚。在此書中，喬姆斯基不恰當地總結道，人類語言必然在原始人類時期經由一次飛躍式的突變，使得用話語表達個人想法得以可能。丹內特反駁道，更有可能的情況是，語言的起源萌生於人類的社會本能，它出自人類互相交流的需要。這種交流通過現已失傳的原始母語進行。

丹內特向我們展示了這樣的觀點：對人類而言，緩慢的生物進化已被快速的文化進化所取代。這同樣也通過自然選擇得以加強，而這種選擇所作用的主體是迷因——基因在文化上的對應物。丹內特認為，迷因是文化傳播的單元。它們棲居在人的頭腦中，像病毒一樣複製，並感染別人的頭腦。自然選擇濾去了弱迷因，加速了強迷因的傳播，由此極大地加速了文化變革。

問題在於，迷因幾乎可以是任何東西：一股反戴棒球帽的潮流，一個辭彙，一段音樂，一種政治傾向，一句滑稽演員的流行語，抑或是打造一把石斧的方式。基因或多或少是一段特定的DNA序列，有著基本上近似的生物功能，而迷因則可以是你選擇的任何事物。儘管迷因在晚宴的閑聊中頻繁出現，但這一術語如此空洞，以致哲學和生物學批評者的態度介於憤慨和苦笑之間。丹內特意識到了這一點，並用了一章來回應他的批評者們。如果他在比喻意義上使用迷因這一概念，我倒可以容忍（僅僅是容忍）他的熱情，但他斷然否認了這一點。他堅稱，在他對語言起源的解釋中，一個單詞僅僅是一個可被言說的迷因罷了。

作為一種理解文化進化的工具，這種空洞性使得迷因概念毫無理論價值。丹內特也並不真正需要迷因來為他那不容置疑的斷言服務：即文化進化有賴於人類的社會性和協作性。他在最後幾章中將文化進化的現代人類本身視作智慧設計者，通過人類已創造的人工智慧的力量塑造未來。他提醒我們，文明仍是一項進展中的事業。它可能凋亡，使地球回到細菌時代。另一種可能是，如果人類社會能超越當下的弊病，它就能夠茁壯成長。未來有著無限可能。

Steven Rose：英國生物學和神經生物學教授，暢銷科普書作家，《衛報》專欄作家，與希拉里·羅斯（Hilary Rose）合著《神經科學能改變我們的心靈嗎？》（Can Neuroscience Change Our Minds?）。

來源：The Guardian 作者：Steven Rose

翻譯：楊銀燭 校對：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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