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妮和沒眼人的十年電影之旅

亞妮和沒眼人的十年電影之旅

作者：潘俊文

劉紅慶站在清華大學蒙民偉樓多功能廳舞台邊上，想起了2003年他上舞台給弟弟劉紅權獻花的情景。

在此之前他和弟弟的生活基本沒有交集，他在北京《華夏時報》做文化記者，弟弟在老家山西左權縣和一群沒眼人走村串寨地流浪賣唱。

2003年10月10日，弟弟和來自家鄉的10名沒眼人在首都師範大學用原始、粗獷的左權民歌感動和震驚了來自北京音樂界和各個高校的聽眾。劉紅慶在演出結束後經久不息的掌聲中上台給弟弟獻了一捧花。

之後他和弟弟的故事被一個叫亞妮的「杭州女人」拍成專題片。沒眼人的生活也通過媒體被更多人了解。

遇見

遇到劉紅慶和沒眼人之前，亞妮是浙江衛視當紅的節目主持人，經常身著華服出席在各大電視晚會現場。她有一檔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節目——《亞妮訪談》，是製片人兼導演。

2003年10月9日， 亞妮和劉紅慶一起去火車站接第一次來北京演出的沒眼人。當時她正以沒眼人為選題在拍攝新一期的《亞妮訪談》。她將這一期拍攝沒眼人進京演出的短片命名為《向天而歌》。

亞妮說，「向天而歌」源自音樂家田青的文章《阿炳還活著》：「他的聲音蒼涼而又高昂，高音區雄勁剛烈，中低音區渾厚、堅實，略帶沙啞，充滿磁性，轉折處如雲天裂帛，低回處如巨石夯土。」學音樂、戲曲出生的她一開始也是被這種「不能用專業去規範的聲音」吸引的。

「也許，正因為他看不到觀眾，不能與觀眾交流，所以養成了他向天而歌的習慣。也許，正因為他無法眉目傳情，所以他沒有現在許多職業演員和歌手的毛病，沒有絲毫的做作、虛偽和職業化的表情。他似乎不在意你聽不聽，喜歡不喜歡。他只是唱，向著昊昊蒼天，唱自己，唱自己的心中事，唱自己的生活。聽他的歌唱，你覺得他彷彿不是用嗓子在唱，而是用心在唱，用他的整個生活在唱！」

在亞妮發現沒眼人之前，田青已經遇見了他們，而且被音樂感動到「熱淚滂沱」。田青告訴亞妮，中國西部民歌中最具生命色彩的遼州小調，其最原生的狀態和完整的曲牌曲目，很有可能保存在這幫長年在太行山流浪賣唱的沒眼人隊伍里。後來田青和亞妮策划了沒眼人進北京演出，名為《阿炳還活著》。一連五場的巡演轟動京城，劉紅慶的弟弟，沒眼人的主唱劉紅權更是被稱為「活著的阿炳」、「盲人音樂活化石」。

亞妮回憶，當她從田青那裡知道沒眼人時，第二天就動身前往左權縣尋找沒眼人了。「多年製作節目經驗告訴我這個選題有價值。」遇見他們之前，亞妮覺得他們和以前做過的很多弱勢群體選題一樣，「沒想到這是我做的最驚訝，最不能自拔的一次」。

亞妮在新書《沒眼人》後記中寫道：「很多人問我拍沒眼人的真正動機，其實十年前沒有，十年後也沒有。我只想讓更多人看一眼灑在那片生命原生態土地上的陽光，感受一下那種尚未污染的快樂和自由。」亞妮現在依然清晰的記得製作《向天而歌》時，她第一次拍攝沒眼人的場景。如今在回過去看，亞妮笑稱，「自從沒眼人遇見我，他們就開始被污染了」。

那時縣裡知道我們要來拍電視，就給每個沒眼人租了一套西裝，「黑壓壓的一排，頭髮梳的溜光，一律咧著嘴，表情很搞笑。」還沒等文化局長發號施令，沒眼人已經唱了起來，「桃花花紅杏花花白，縣委書記下鄉來…… 」實在聽不下去的亞妮讓換一曲，「計劃生育就是好，鄉里鄉外掀起結紮潮」，後一排的跟著唱：「扎扎扎…… 」

兄弟

沒眼人，後來也叫盲人宣傳隊，有近七十年的歷史。傳說他們的前輩在抗戰期間，曾為八路軍的諜戰服務過。他們的故事，在老鄉們的記憶和口口相傳中，各村老百姓聽他們唱歌，給他們「派飯」，很傳奇。亞妮拍攝的正是由劉紅權、屎蛋、喇叭、肉三等十一位盲人組成的團隊。後來他們背著鋪蓋，拄著拐杖，相互攙扶，排著隊行走在山間小路上的鏡頭，與他們第一次到北京演出的場景被剪輯成《向天而歌》。

亞妮還記得其中一組鏡頭，沒眼人當街演唱，一圈觀眾將他們圍在中間，有人形容他們像一排伸著脖子向前飛奔撒歡的天鵝，踩著音樂的拍子，就只差翩翩起舞了。「這是天人合一的東西，你在舞台上根本看不見。」亞妮說，在拍攝的過程中她慢慢發現，串起這支隊伍歷史的，正是他們的歌。「他們的歌把民族的歡愛和悲愴拴在日子裡，代代傳承。 」

後來《向天而歌》節目播出後感動了許多人，可是亞妮依然無法捨去這個選題，「他們演唱時的那種狀態，所表現出的藝術的這種璀璨、亮堂，跟他們身體所擁有的殘疾，形成了強烈的對比，我覺得這裡面一定會有故事。」亞妮想到了當時《華夏日報》的劉紅慶，她希望劉紅慶能和她一起再次去左權縣發現她要的故事。

劉紅慶因為特殊的身份，那幾年經常輾轉在山西和北京之間，不僅帶著亞妮，也帶著來自全國各地的媒體奔赴左權縣。「我成了沒眼人和媒體的中介」，劉紅慶說，他一直在中間當聯絡員，做沒眼人的翻譯。

2004年劉紅慶陪同亞妮去左權縣，由於路途遙遠，劉紅慶在和亞妮的聊天中講起了自己的成長，母親和盲藝人的關係，以及弟弟和自己各自的選擇。「不知道哪一句話觸動了亞妮，她突然命令攝像師，將鏡頭對準了我。」亞妮尋找的故事出現了，從劉紅慶和劉紅權兩兄弟不同的選擇與命運出發拍攝了《向天而歌》的續集《弟弟的歌》。

劉紅慶比劉紅權大四歲，從小就學習成績不錯的他在1984年考上晉中師專，畢業後在左權縣當老師。家裡父親是窯工，母親和弟弟都是盲人。「小時候這個家一直是我的思想牢籠」，劉紅慶一直想找機會離開。他聽別人說弟弟的演唱在村裡很受老百姓喜歡，但他從來沒在意過。

劉紅慶和劉紅權。

劉紅權因為沒有過多的選擇，先是去了太原市盲童學校學習，之後在太原做了幾年的盲人推拿。有一次劉紅慶去推拿店看弟弟，弟弟說也給他做推拿，他死活不願意。「我不忍心看他這樣生活。」後來他知道弟弟一直想加入盲宣隊，他不喜歡推拿工作，也受不了手觸摸皮膚的感覺。

在劉紅權的記憶里，盲宣隊每次來演出基本都住他們家。「母親愛聽盲宣隊的歌，他們之間有共同語言，我們家又剛好有空閑的房子。」劉紅慶說，很多年他們家一直都是盲宣隊的據點，他自己從小就開始就很排斥盲宣隊，甚至和他們發生過衝突。「別人家來的都是親戚朋友，你們家來的總是一群瞎子。 」小時候劉紅慶經常被小夥伴嘲笑。

劉紅慶說，他們兩兄弟的轉折出現在1995年父親去世。劉紅慶在安葬了父親之後，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車，開始北漂生活。劉紅權也在母親的支持下，加入了盲宣隊，因為過人的天賦很快就成了盲宣隊的主唱。「這些在1995年之前都是不可想像的，我父親晚年生病我得照顧他，紅權也是因為父親一直不同意他加入盲宣隊，父親去世後，我倆一下子就解放了。」

《弟弟的歌》拍攝完成後，劉紅慶家的故事伴隨著沒眼人的歌一直在亞妮心裡回蕩。亞妮心裡盤算著要拍一部電影，拍他們的「生死、愛恨」。

十年

亞妮的電影在2007年正式開拍了，而且一拍就是十年。電影以劉紅權，劉紅慶兩兄弟為原型，以他們家和盲宣隊的關係為線索進行改編拍攝。劉紅權出演男一號，其他沒眼人也真名出演。

2016年6月24日在單向空間·花家地店，很久沒見沒眼人的亞妮和他們沒有一絲陌生感。從休息室將他們一個個攙到演出的座位上，幫他們調整樂器的位置，不時湊近跟沒眼人說話，沒眼人總是咧著嘴，笑著回答。

此次沒眼人進京是為宣傳亞妮的新書《沒眼人》而來，據悉該書講述了沒眼人自己的故事，以及記錄亞妮追隨他們拍紀錄片、拍電影的心路歷程。新書與亞妮拍了十年的電影同名，她直言出版新書是為了給等了十年也沒等到電影上映的沒眼人和觀眾的交代。

沒眼人演出。

很多人不理解亞妮消失十年去拍電影，而且拍一部基本不會賺錢的電影。亞妮說她剛開始不知道拍電影這麼難，她將十年來所受的痛苦都歸為「36萬惹的禍。」籌備電影之初，亞妮沒有錢，當時政府有個文化精品工程，她就給省政府寫報告申請經費，省政府要求必須要有論文配套。於是她就以論文《試論紀錄片的再現形式》的案列配套申請了36萬經費。沒有做過電影導演的亞妮心想「36萬能拍多少紀錄片呀。」隨後就開始召集人馬，雄心壯志的拍電影，可是她發現租完設備，主創人員到位之後36萬經費加上自己的100多萬存款已經所剩無幾了。

規劃時，《沒眼人》電影后面還有兩個紀錄片，一個叫《活著》，講喇叭的愛情故事；另一個叫《死去》，是講肉三他們六個盲人與姐姐之間的故事。指望著拍電影賺錢，然後去養紀錄片的想法徹底落空了。一直在體制內遊走的亞妮，被硬生生的拽向市場。「當時整個人懵了」，找朋友幫忙，和老闆吃飯，四處走穴主持，最後甚至把房子也抵押出去。這十年她的電影拍拍停停，有時候沒錢一停就是好幾年。紅權經常對他哥說：「亞妮的電影，大概永遠出不來了……」沒眼人玉文也總是在電話另一頭催她「趕緊拍，不拍我們就死哩。」

亞妮採訪「老情報」王貴明。

因為拍電影亞妮和沒眼人保持著親密的關係，沒眼人生活中的大事小事也會打電話告訴亞妮。這十年里每年過年她都抽時間去和沒眼人吃一頓年飯。亞妮的攝製組從最開始的百十來號人，到最後孤身一人，她明白她和這十一個瞎男人之間不僅橫亘著連綿的太行山，還有一部拍了十年還未上映的電影。

在單向空間·花家地店，有觀眾問亞妮，後悔過嗎？亞妮說，在拍攝期間爸爸病危，七天之後去世。當晚，她坐在殯儀館父親的靈柩前守靈。空空的腦海，飄著的竟是沒眼人的歌。她父親是打游擊出身的老革命知識分子，曾擔任寧波日報社的社長和總編。這十年，為沒眼人，亞妮把女兒扔給了父母，還花掉了父親積攢多年的二十萬元的稿費。父親沒有一句怨言，更讓她有種罪該萬死的感覺。她說，如果再次讓她在沒眼人和父親之間做選擇，她一定選擇父親！

父親火化的那天上午，劉紅權來電話，他說他們為亞妮父親唱了一天一夜的歌。沒眼人的歌，從西北一直飄到東海，飄到守靈的那天晚上，飄進她的腦海。

逝去

沒眼人在單向空間·花家地店演唱過程中出現了明顯的瑕疵。亞妮很傷感的解釋道，「這個部分以前是肉三唱的，現在他不在了，剛來的隊員不熟悉。」對於肉三的死亞妮一直很愧疚，因為在肉三去世的三個月之前，亞妮不顧當地忌諱，讓肉三在電影里「假死」了一回。

沒能等到電影上映的還有劉紅慶和劉紅權的母親，亞妮叫她乾娘。劉紅慶說「亞妮得知我母親去世的消息後，臨時復建劇組，從浙江趕到大雪封山的太行山，拍攝了我母親的葬禮。」在山裡鄉俗中，棺材抬在肩上就不能放下。可是亞妮想要棺材放下的鏡頭。「喪事總管和我商量這個事，我說：『葬禮行進中，一切聽劇組需要，該停就停。這樣，母親會高興，她是願意亞妮拍好電影的。』」劉紅慶說，她曾告訴亞妮等電影上映後他買一個拷貝，到安葬母親的太行山放映。亞妮說，不用你買，我送你一個拷貝。

劉紅慶、劉紅權母親葬禮。

拍電影的十年也是沒眼人生活發生變化的十年。劉紅慶曾在2013年紀念沒眼人進京演出10周年的時候出版了一本《向天而歌又十年》，該書延續《向天而歌》講述2003年之後沒眼人的在社會和政府關注之下生活發生變化的故事。

「從某種意義來說，已經沒有沒眼人這個群體了。」他們現在不用長途跋涉，一村又一村的走，縣裡面給他們造了團部，有專門護理員做飯，平時演出都是包車。現在他們每個人都買了養老保險，都有一套廉租房。「以前女人都看不上他們，現在聽說有女人願意跟著他們了。」亞妮說，2013年他們團部造好，揭幕儀式上全國去了上百家媒體，縣委書記親自過來講話，文化局長講話，甚至連香港、澳門的慈善商也來給他們送生活用品。沒眼人站成一排，穿著縣裡統一做的紅色演出服，僵硬的笑著。

劉紅慶直言這幾年因為媒體的介入，左權縣盲宣隊的生活條件確實比全國很多地方盲宣隊要好。但是收入增加的同時，聽他們演唱的村子卻越來越少。「現在的小村長都不尿（不理）這一套。」 左權縣有100多個村，每個村一年走兩次，每次村上給兩三百塊錢，煤礦上給一兩千塊錢。「現在到很多村，村裡給了錢就讓他們離開。如果遇上哪個村的負責人愛聽他們演唱，他們才會像以前一樣被留下。」劉紅慶曾經問沒眼人現在越來越多碰到這種情況，心裡難不難受。沒眼人回答，「生了唱，死了埋，政府都沒辦法解決的農村現象，我們能咋辦？這麼多村，總有一個會尿這一套嘛！」

「如果我現在把紀錄片給你看，你可能都不相信這還是同一群人。」亞妮欣慰他們生活過的越來越好的同時也感到心疼。「那種來自天、來自地、來自生命深處的、靈魂深處的東西，不存在了。」以前演出之前沒眼人都會「咣」 「咣」的「打鏜」，就怕別人聽不見不來看演出。 現在有各種設備，沒眼人胡琴不用拉滿了，演唱也可以不用盡全力。「他們以前那種對著天高歌的氣勢沒有了，反而很拘謹、很有分寸的唱著歌說著話。」

亞妮講起這些改變，總是不停哀嘆表示無奈。「媒體是把雙刃劍，我做了將近三十多年的媒體，曾經讓多少人改變了命運，但我又「殺」了多少人。」最後她停頓了很久說「如果讓我選擇我還是會選擇讓我的盲兄弟能過上好日子，後半生有人照顧。」

崔永元在北大講堂沒眼人活動現場談到，中國的每一天都有一些鄉村群落、民俗在消失，它們都是整個文化有機體的組成部分。沒有什麼有用或是沒用。終會有一天，這些一絲一縷的丟失，會造成文化的遍體凌傷。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應該對每一種民間藝術充滿感情，尊重民間文化。從內心維護它，讓它存在下去。

北京之行的最後一天，劉紅慶和沒眼人一大早就來到中國盲文圖書館。劉紅慶安排了錄音工作人員為沒眼人錄音。透過錄音棚的玻璃，沒眼人臉上洋溢著幸福，導盲犬黑豹悠然的趴在地上搖著尾巴。錄音設備屏幕上紅色的音軌跳動著向後延伸，已跨過大半個屏幕。突然沒眼人示意停下，「紅色電波」在即將跳出屏幕之時停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