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末日榮光（下）
上接帝國的末日榮光（上）——J.F.C 富勒
對於全世界日益增加的政治軍事領袖們來說，他是一位民間顧問。他的聯繫很廣，也經常應外國政府和軍隊作講師和顧問的邀請四處旅行。在他七十歲時，他依然擔任加利福尼亞大學軍事史客座教授。在英國鄉下的住所中，來訪的人絡繹不絕，尋求他的建議和幫助，以及利用他在倫敦大學幫助下建立的圖書館進行研究。
對於這一代新生的歷史學家來說，他是一位良師，與此同時，在各國高級指揮部門服役的軍人，也將自己看作是他的信徒。他早年就嶄露頭角，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他本人就與現在看來已經成為歷史的事件和人物們，產生了緊密的聯繫：他的朋友，同時也是傳記主角的阿拉伯的勞倫斯，與其合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的勞合·喬治以及隨後飽受爭議的，在戰爭年代作為戰友，同時也是批評對象的溫斯頓·丘吉爾。
半個世紀中，公共事務的問題和特點已經發生了改變，但是他面對它們的方式——就像面對生活一樣，永遠保持不老的心態。
——B.H.李德·哈特遺著《為何不向歷史學習》序言，由其子阿德里安·J·李德·哈特所作。
筆尖上的戰場
1913年，18歲的李德·哈特進入劍橋大學基督聖體學院主修近代史，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突然爆發使他中斷學業。李德·哈特加入了軍官訓練團，隨後作為中尉，跟隨國王私人約克郡輕步兵團投入戰場，但沒過多久，他就被彈片擊傷。痊癒後，他回到前線。在隨後的索姆河戰役中，他遭到毒氣彈的攻擊，再次回到英國養傷，之後轉入訓練部門，在國內訓練新兵，升任上尉。在此期間他寫了一些關於軍隊訓練的冊子，1918年，李德·哈特與妻子傑西·斯通結婚。
戰爭結束後，李德·哈特結識了比自己年長的查爾斯·富勒。由於在戰爭中的傷病，以及毒氣襲擊的後遺症，李德·哈特的心臟病發作，這讓他在接下來的裁軍大潮中退役了。1924年，李德·哈特因傷告假，面臨掙錢養家的壓力，李德·哈特放棄了學業，正式開始了寫作生涯。
他成為《晨報》的軍事與網球通訊員，一邊寫軍事文章，一邊報道溫網賽事。1925年，李德·哈特進入《每日電訊》，頂替逝世的著名軍事記者雷平頓上校，逐漸變得小有名氣。
自此，李德·哈特以寫作代替槍炮，開始了自己的戰鬥。
他在1918年，就已經發表了一系列步兵訓練和步兵戰法的文章，提出了坦克作為步兵的新式武器，就像「陸上鐵甲艦」，此時需要在作戰方式上進行創新。這種看法自然和他的背景有關。李德·哈特在步兵中服役，而富勒是裝甲指揮官，正如富勒提出過，裝甲部隊巨大的勝利，反而讓保守派更保守了。李德·哈特雖然也是這些保守派中的一員，但他卻與富勒同樣認識到，一場軍事改革迫在眉睫。
二人十字軍
1920年，李德·哈特結識了富勒，之後兩人一拍即合，展開了延續一生的合作。他們被後人讚頌為對舊思想宣戰的「二人十字軍」。但李德·哈特的觀點實際上與富勒不同，其重點偏向於運動戰，發揮步兵和裝甲部隊的機動性和突然性，之後逐漸發展為「間接路線」。
因此在機械化戰爭思想上，富勒確實可謂開創先河，李德·哈特也將富勒視作自己機械化戰爭的導師。但李德·哈特在戰略思想上的見地，比起同一時期的富勒，則更為高深。
作為一名職業化的作家，李德·哈特的文筆自然比較受歡迎，名聲也隨之大漲。但由於他以寫作及採訪為業，在軍事思想方面的寫作難免遭到其他工作拖累。他也承認，如果不是為了謀生，他的作品應該可以寫得更好。
在1925年的短篇著作《帕里斯，或未來戰爭》一書中，李德·哈特提出，要以裝甲部隊打擊敵人的「阿基里斯之踵」，即指揮機構和運輸機構等薄弱環節。
（註：原書名<Paris or The Future of War>中的Paris，指希臘神話中射殺阿基里斯的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各種《間接路線》中譯本幾乎全部將其誤譯為「巴黎」）
李德·哈特同時也開始寫作歷史，但他的寫作方式並非遵循傳統歷史學者的做法，而是以戰略家的眼光書寫歷史。1926年，李德·哈特的著作《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比拿破崙更偉大》出版。這本書不僅僅是大西庇阿的傳記，更不是一本純粹的史書，而是以歷史為輔，講述戰略思想。此時李德哈特雖然剛過30歲，但這本書的戰略思想和立意都極為深遠，同時也表明了他的寫作目的，和對待歷史的正確態度（這也是我簽名的出處）：
學習拿破崙戰爭或者1870年德意志戰爭時期的戰術思想，甚至是1914-1918年間的戰術思想，和學習公元前3世紀的戰術思想一樣，都是沒有用的。但是，將道的藝術不會過時，大西庇阿指揮的戰鬥中，使用的計謀和詭道——這些今天仍然有實用意義的策略——比歷史上其他的統帥都更為豐富。正因如此，這些策略將會是軍人們經久不衰的教科書。
在戰略方面，大西庇阿仍然更加的「現代」。 現在是一個覺醒的時代，當我們明白屠殺不再是勝利的同義詞，「在戰場上殲滅敵人的主力」頂多是一條通向結果的路線，而非結果本身。不幸的是，愚蠢的克勞塞維茨的信徒們欺騙了他們自己——以及這個世界。在未來，我們更加有必要學習軍事、經濟以及政治力量的相互作用，這在戰略中是不可分割的。因為大西庇阿比歷史上任何統帥都懂得這些力量的運用，在他自己的戰略中也將他們混合使用。儘管由於這個非常「現代」的障礙，使他成為一名共和國的僕人——而非亞歷山大、腓特烈、拿破崙這樣的專制者。學習他的一生，對於今天的人則顯得尤為貼切。最為重要的是，他所有的計劃，無論是政治上、戰略上抑或戰術上的，重心都在於一種道德上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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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世界記憶中的，是斯科特的勇氣而非失敗，與此同時，阿蒙森和皮瑞的成功探索被掩蓋了
在體育界，道多蘭多的馬拉松成為持久的記憶，但是對於公眾，誰又能叫出真正的冠軍的姓名——海耶斯呢？或者叫出之後任何一個馬拉松冠軍的名字呢？
而書中關於大戰略的思考，則更是富有先見。據李德·哈特於《間接路線》中所言，此時他確實已經開始思考大戰略的內容。
在1925年，我自己是走得很遠的，對於使用空軍攻擊非軍事目標的利益，強調得未免過分了。不過，我很快就在某種程度上糾正了自己的錯誤，曾經強調指出，對於這樣重要的一項任務，最好採取謹慎的方法來完成。
李德·哈特的批判重心，始終是作戰方式和戰略思想，他雖然承認機械化戰爭，卻不像富勒那樣專註於此，而是試圖反思過去，尋找戰爭藝術中的普適性規律。
間接路線
1927年，李德·哈特的「間接路線」思想開始形成，他開始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錯誤，思考古代名將的戰略戰術，其中是否有值得今人參考之處。在其著作《被埋沒的將軍》中，他通過探索這些古代名將的作戰方式，思考新時代的前景。
1929年，《謝爾曼：軍人、現實主義者、美國人》出版，這也是李德·哈特「間接路線」思想的重大發展之一。書中延續了李德·哈特對於步兵機動性作戰的思考，無獨有偶，富勒在其作品《尤利西斯·S·格蘭特的將道》中也提出此問題，並給出了自己的解釋。
（寫到這的時候突遭噩耗，電腦中了病毒，三個硬碟格式化，下面不少要憑記憶寫了...）
在同一年，李德·哈特也完成了，或者說部分完成了另一本著作《歷史上的決定性戰爭》。在這本書中，他提出了「間接路線」的概念。經過多年對歷史的思考，他認為在歷史上大多數的戰爭之中，可以找到一種獲勝的途徑。而這種途徑就是盡量選擇間接路線，而看似曲折的路線，往往反而又是更快的一條。
1930年，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總結《大戰真相》（之後更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史》）出版。李德·哈特在書中，正如他自己所言，不會照顧某些人的名聲，痛斥了一戰中英軍無能的高層指揮官，並且讚揚了富勒的裝甲部隊。
不過，這本書中李德·哈特對於施里芬計劃的看法，也存在一些爭議。而《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史》翻譯版本諸多，隨手就可以找到，如果要了解此類爭議的細節，好好看一看這本書即可。
1932年，李德·哈特出版了著作《步兵的未來》，系統闡述了他這十年來提出的步兵作戰思想，他反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死板僵硬的兵力集中原則，提出步兵的進攻就像洪流，水流沿著大壩和沿著最容易的進攻路線，而步兵也應該主動選擇抵抗最小的路線，以最有效的進攻方式進攻。
因此，當李德·哈特在晚年讀到來自東方兩千多年前的著作時，一定會感慨萬千。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
1934年，李德哈特為自己的好友阿拉伯的勞倫斯完成了一部傳記，還出版了一本戰略思想著作《拿破崙的幽靈》，書中對約米尼和克勞塞維茨的分析及評價，也被他在之後的著作《間接路線》（不過我沒看過1929年版，也許是前者引用了後者）所引用。
1935年，李德·哈特跳槽至《泰晤士報》。但因為疾病和對編輯政策的不滿，他在1939年離職了，這也導致他之後要以寫作謀生，為此也寫過一些完全炒冷飯的作品。但在此期間，他於1937年出版的《武裝歐洲》被首相張伯倫看中，得到了讚許，還將這本書介紹給陸軍大臣霍爾·貝利沙。
1939年6月，《不列顛的防禦》出版，在這本書中，李德·哈特指出了很多當前的問題，也在一年之前指出了很多1940年英國所犯的錯誤，還提出了大戰略範疇的思想。當然，在是否會發生戰爭這個最簡單的問題上，李德·哈特給出了堅決的答案「是！」
我摘錄其中一段最令人嘆服的話：
在最近的旅行中我有機會參觀前線防禦的增長情況。我從法國和比利時防禦的結合處開始，學習到在1914年，即使是戰鬥力最強的法軍第四軍，被分派到這裡，與前進的德軍交戰之後，退回了法國後方。這揭示出即使是這類地區提供的如此巨大的自然優勢——瑟穆瓦河的峽谷、色當北部的高地、還有默斯河——法國人本該守住這裡，但當時他們很快就拋棄了。這些反映出曾經具有決定性效果的攻勢熱情，已經過時了。甚至可以看出我們的部隊訓練過分專註於進攻，當他們在現代火力之下崩潰時，他們發現不了移動到另一面（指防禦）的方式。
正如我以前說的：福煦可能在二十年前，就已經為法國敲響了喪鐘。
而在二戰期間，李德·哈特依然關心戰局，在1941年完成《戰爭現狀》（這本書成書於1941年1月，很值得一讀），其餘的工作就是完善自己之前的著作《歷史上的決定性戰爭》，在1941年完成了《戰略論：間接路線》，在二戰後，李德·哈特又改寫了兩次，於1967年最後定稿，前後花了25年。而「間接路線」一詞也從此成為李德·哈特個人的標籤。
這本書作為他個人的巔峰之作，其反響和聲譽也極為巨大，為他奠定了一代戰略學大師的地位。而其譯本也廣泛傳播，名揚世界。
我之前曾經對其中扼要的問題寫過一篇：《戰略論：間接路線》導讀
========================對於一些爭議的個人觀點========================
美國「軍事家」T.N.杜普伊有一段富有爭議的文字，在網路上也有不少人討論。毋庸諱言，大部分的討論是建立在兩個前提之上：一來對這些討論對象幾乎一無所知，有些人甚至只拿著一個書名就來大放厥詞，二來對於戰略思想更是知之甚少，有些人還由於自己的無知出現了先入為主的成見。即便如此，我認為關於這些的討論仍無可厚非，一些看法也情有可原，畢竟要全面了解以上兩點，對很多人確實難以做到，而作者確實也是來頭不小，咄咄逼人。
無論如何，有一個基本的道理是顛撲不破的：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迷信所謂「權威」。
有些讀者或許會奇怪，這裡為何沒有提到巴茲爾·利德爾·哈特。有人一直指責我對利德爾·哈特抱有偏見，但我決無貶低他的意思。利德爾·哈特是靠竊取福煦的思想成果才騙取了軍事理論家稱號的。他確是位才思敏捷，文采飛揚的人，但是靠他自己的功勞他沒有資格跟本書列舉的任何一位偉大的軍事思想家相提並論。他寫的一部蹩腳的福煦傳記已經充分說明了這一點，他在為格哈特·里特的一部有關施利芬的著作書寫前言時，曾對施利芬和施利芬計劃作過不符合歷史事實的評價和不正確的分析，他把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說得比拿破崙還要偉大，因此，這樣一個人決不可以稱作是具有軍事才略或軍事理論的傑出學者。
——T.N.杜普伊《武器和戰爭的演變》的「軍事歷史和軍事理論」一章
在深入了解過福煦、李德·哈特、富勒這些軍事思想家及其思想的前提下
我對這段話的評價大概就五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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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個話題如果展開說，就要去開個地圖炮，曆數美國軍事思想界的劣跡，深入地講一講這個規模雖大但思想又嚴重落後的美國戰略學界的特點。在這就不贅述了。而且，這個作者對於軍事理論的看法也是極為片面甚至不可理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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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覺得還有必要提及一下約翰·米爾斯海默的著作《李德·哈特與歷史的重量》，這本書的某些（我確實不好說是多是少還是各半）觀點可能有問題。在接觸到這本書的一部分觀點之後，我發現其中有些是對的，比如古德里安回憶錄為李德·哈特增加的一段話（這一點建議閱讀一下倪樂雄在其翻譯的《山那邊》所作序言中的評價）；有些則是胡編的，比如他自己捏造了一個李德·哈特捏造布隆伯格進攻理念的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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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再提一提李德·哈特家中園丁的兒子，後來成為了李德·哈特研究者的布賴恩·邦德的一些看法（可見《現代戰略的締造者》中《利德爾－哈特和戴高樂：有限義務與機動防禦》一文），這種看法也經常被他人（比如剛提到的米爾斯海默）引用，他認為今天有些人同情李德·哈特的思想，認為當時的英國政府有諸多難處，他認為歷史學家應該正確評價當時的政府，實際上大部分的軍官都持中肯態度，還認為當年那些激進的改革者實際上是無視了現實中的困難，甚至還說什麼李德·哈特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機械化的發展。
我個人的看法呢
先批評一下布賴恩·邦德所說的一個觀點，他說：
利德爾－哈特關於這一問題的論著有個主題，那就是在現代陸戰中，防禦對進攻佔有顯著優勢，而且武器的發展實際上增大了這一優勢。他在《武裝的歐洲》(Europe in Arms)一書中駁斥機械化部隊在戰爭伊始能夠突破敵人防線的觀點，認為除非對敵人突然襲擊而且敵方兵力未機械化，這全無可能。
實際上，李德·哈特的看法是在戰爭雙方都實現了機械化的前提之下提出的，而且布賴恩·邦德也如實說【除非敵方兵力未機械化】，但李德·哈特原話的依據是，攻方會遭到守方的鉗形反擊攻勢，因此攻方無法在戰爭伊始突破防線。
如何看待二次世界大戰法國陸軍的表現？ - 第二次世界大戰 - 知乎
我覺得法軍在5月15日的一切作為，已經很能說明問題——李德·哈特說錯了嗎？
其實李德·哈特有一點沒有認識到——可我們總不能苛求一個人能夠超凡入聖般地把軍事理論的全部方面一覽無餘的提出來。可以參閱《戰略——戰爭與和平的邏輯》一書中【閃擊戰：機動戰的優點與風險】這一章，雖然這本書是我多年前看過的，但其中觀點令我印象深刻。關於另一個問題，我摘錄幾段話：
至於實踐經驗方面，我們在演習中所使用的都只是「模型」：最初使用的是帆布制的模型，用人力來推動，現在至少已經有了鐵板制的模型，而且是摩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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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10萬人的德國陸軍中根本就不準保有真正的坦克，沒有人曾經實際看見過我們所大吹大擂的新武器：當我們利用那些鐵皮所製成的模型演習的時候，簡直就使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老兵們感到好笑，他們覺得我們可憐，對於我們所說的話當然更認為無認真考慮的必要。其結果是他們最多願意接受坦克當作一種步兵的支援武器，而對於認為坦克是一個主要的兵種的新觀念，則完全拒絕同意。
——古德里安《閃擊英雄》
今天我們對戰鬥坦克的潛在能力或其主要的弱點還不能作出絕對的結論。有鑒於此，坦克的使用原則應適應不斷發生的重大變化的需要。
——麥克阿瑟《1916年以來的戰鬥坦克》
英國人哭窮，法國人哭窮，連輛坦克都沒有的德國，卻在那裡推著小車探索機械化作戰顧不如蜀鄙之僧哉？這盆稠得發膩的雞湯，大家怕是通過中學作文都耳熟能詳了。
不過熬雞湯的人不是我，而是英國和法國，他們願意把這件事做成雞湯，這是誰的錯呢？
英國和法國的失敗，絕不是因為李德·哈特和富勒這樣激進的人太多了，反而是太少了！
任何對歷史的推進都伴隨著風險，我在一個回答里（為什麼近現代德國名將輩出，卻很少提到德國軍校？ - 知乎）提過，只有沙恩霍斯特、克勞塞維茨、格奈森瑙這些有進取心且敢於直面風險的軍事家們，才能引領軍事改革，難道像麥克阿瑟一樣，持這種【中立態度】，就對了嗎？！
這也是我對很多歷史學家的批評：他們懂歷史，卻根本不懂戰爭和軍事。不懂藝術的史學家當然不能去寫藝術史，但不懂軍事的史學家們寫的戰爭史卻大行其道。畢竟歷史研究主要回答「是什麼」的問題，而又避不開「為什麼」，相反，戰略研究的核心恰恰是「為什麼」。正如上面的事例，歷史學家記述別人說了什麼，卻在「為什麼」這個問題上經常顯得缺乏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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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者之師
二戰後，李德·哈特干回了他的老本行，作為記者採訪德軍的高級將領，於1948年將採訪記錄匯總為一本書《山那邊》，對於戰敗國將領中的佼佼者，李德·哈特仍然給予了高度評價。
而當他了解到隆美爾有一批尚未銷毀的文件之後，便親任主編，整理出版。雙方的家庭成員，以及拜爾萊因等前德軍將領也都加入了工作，兩個家庭也由此結下了一段友誼。
但李德·哈特有一個小小的「壞習慣」，他經常以這些將領的名義，說他們都是受了自己的影響，比如上文提到的古德里安為其增加的一段。但這種行為並不是以一種盛氣凌人的姿態，或者擺架子的姿態完成的，而是得到了對方的同意，或者是在交談中使對方意識到這一點——至少古德里安將軍，是一個連希特勒都頂撞過多次的人，在戰場上，他更是一個親臨前線作戰，不知懼怕只管前進的「瘋子」，誰還能鎮得住他呢？另外，為回憶錄《閃擊英雄》（以及《失去的勝利》）作序的人，正是李德·哈特本人。
而核時代的到來，也促使李德·哈特思考未來的戰爭形式，在1946年，李德·哈特完成了一部短篇冊子《戰爭中的革命》，重點討論核戰爭的未來，而在之後的冷戰時期，他又相繼發表了兩本與核戰略相關的著作《西方的防衛》和《勸阻與防衛》，但這些著作的思想，基本在他去世後，才被新一代的軍事家所討論。究其原因則是位於冷戰前鋒的美國，對他的思想不甚重視。
他在戰後還完成了《戰略論：間接路線》的終稿（1954年最終定名，但在1962年又添加了第23章，才算正式完結），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融合進去。而無論如何，他在《間接路線》中的觀點最終得到了世界軍界的肯定，而以色列國防軍總參謀長伊格爾·揚丁更是對他的「間接路線」理論大加讚賞。揚丁還將此書關鍵部分翻譯為希伯來語，作為以色列國防軍的必讀讀物之一。而整個以色列國防軍，也因此成為李德·哈特的忠實追隨者。中東戰爭打響後，一位前來拜訪求教的以色列軍官，在照片上寫下之後廣為流傳的一句話【贈予指導將軍的上尉】，而這名軍官正是日後叱吒中東的以色列名將伊格爾·阿隆。
對此李德·哈特也感慨道，他最好的學生是德國人和以色列人，富勒一定也頗有同感。李德·哈特與查爾斯·富勒在1963年共同獲得了切斯尼金獎，二人的名望在軍界可謂無出其右。而就在同一年，李德·哈特作為戰略大師，親自為兩部作品寫下了序言，並且在序言中，他高度肯定了兩部著作在戰略思想上的地位——甚至超越了他本人。
一本是安德烈·博福爾所著《戰略入門》，另一本為《孫子兵法》英譯本。
歷史的重量
李德·哈特並非傳統的歷史學家，但他認為，對於歷史本身，要實事求是，正視一切歷史和現實的問題。他曾經引用中國政治家的對話來說明這一點（引用的是李鴻章拜見曾國藩求教與洋人交涉之法的故事，隨手百度就能找到）。
在戰後，他撰寫了幾本歷史方面的著作，一部《第二次世界大戰史》，一部為皇家坦克團的戰友編寫的坦克團戰史，還有他的回憶錄。1966年，他作為軍事歷史學家接受了女王新年授勛。
而他最重要的一部歷史論述著作，則是《為何不向歷史學習》，這本書並非學究們無病呻吟般的歷史研究，而是寄託了李德·哈特——一個在戰爭上登峰造極的人，對於世界和平的思考。這正應了那句古話，Si vis pacem, para bellum（如果要和平，就先準備戰爭）
這本書中既有對過去的總結，也有新的思考，李德·哈特首先提出，歷史要求真——這是他早已有之的觀點，而人們會懼怕現實、逃避現實、甚至在軍事史上會用愚忠的謊言來掩蓋現實，而這些都是不可取的。
而歷史的價值是什麼？李德·哈特說（部分偷懶用了鈕先鐘的翻譯）：
歷史是人類進退的記錄，即使它能為人類指明道路，卻不能給出具體的路況信息。但它作為危險指示牌的消極作用則更加確定。歷史可以指示我們應該避免什麼，即令不能指導我們應該做什麼。其所用的方法就是指出人類所最易犯的若干最普通的錯誤。
第二點則在於歷史的實踐價值，俾斯麥說：「愚人說他們從經驗中學習，我則寧願利用他人的經驗。」對歷史的學習提供了最廣泛的機會，歷史是通用的經驗，比任何個人的經驗都更長久、更廣泛、更複雜多變。
而第三章的內容圍繞著戰爭的起源和發展展開，是全書最富有哲學思想的一部分。
也闡述了學習歷史的根本目的應為——和平
戰爭能夠被限制嗎？邏輯說：「不，戰爭是暴力的總和，極端的暴力能夠使你贏得戰爭，而對此猶豫不決，則是毫無邏輯的。」
歷史回復道：「這種邏輯毫無意義，你用戰爭贏得和平，而非為了爭鬥。極端的暴力將會使你自食其果，你的勝利將南轅北轍。」此外，歷史事實表明戰爭已經在很多方面得到限制。
讀一讀尤里烏斯·愷撒的高盧戰記，你將會意識到與無數學習古典的學生們如同傳教士一樣百般稱頌的羅馬文明相比，希特勒是一個多麼溫柔的人。但和我們自己的祖先，以及西歐國家的祖先，以及當羅馬帝國及羅馬治下的和平崩潰後的黑暗時代比起來，羅馬即使在最爛的時期也顯得很溫和。當時作為一種習慣，薩克森和法蘭克人殺死擋在他們面前的每一個人——男女老幼——並且沉迷於對城鎮和作物燒殺搶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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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沙粒建立了一個由事實陳述組成的不穩定基礎，我們可以在上面建立廣闊的結論，但如果我們將信念釘在細節之上，則只會被知識的海洋沖走，信念隨之崩潰。如果我們依靠寬廣的經驗真理，我們會更好地意識到、更好地吸收那些建立在直覺之上的精華，這就是生命的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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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和平，並無靈丹妙藥，但從古今人類經驗的總和中可以抽象出幾條基本原則：
（1）研究戰爭並從其歷史中學習。（2）只要可能應盡量保持強大的實力。（3）在任何情況中都應保持冷靜。（4）應有無限的忍耐。（5）絕勿迫使對方作負隅之斗，並應經常幫助他顧全面子。（6）假想你自己是站在他的位置上，也就能夠站在他的立場上來看一切的事物。（7）應絕對避免自以為是的態度，再沒有比這種態度更能使人變得如此自盲。（8）必須力戒兩種最普通的妄想：一心追求勝利和認為戰爭不能限制。
約在公元前五百年的《孫子》，據我們所知，要算是最早研究戰爭與和平的一本書。上列八點都曾經明白或暗示地包括在該書之內。自從那個時代起，人類又已經打了許多次戰爭，大體都是勞而無功，足以證明人類從歷史中所曾學得的教訓是如何渺小。但這些教訓的本身卻是永遠存在。而現在，隨著氫彈的發明，任何一方生存的唯一希望，就在於小心地落實這八條原則。
第二章的內容主要為政治因素，連接前後兩章，實話說，讀起來像雞肋，就不多介紹了。
而在這本書成書的年代裡，將目光放在和平之上的軍事家屈指可數，李德·哈特的高瞻遠矚，更是他人遠不能及的。
1970年1月29日，李德·哈特離開了人世，但他留下的最後願望，時刻警醒著整個世界。
我要補充一點，目前人類的唯一希望是：我所學習的領域——戰爭，將會徹底成為一種古代的愛好。因為隨著核武器的發展，我們已經翻開了戰爭的最後一頁，比我們過去已知的規模都要大，或者說是歷史的終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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