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系統，意識形態鬥爭的戰場

作者：駱斯航@Simon Luo /政見特約作者

從小到大接受了這麼多年教育的你，腦海中或許閃現過這樣的問題：教育究竟是什麼？教育的功能和意義是什麼？

問題的答案，自然是多種多樣：教育是傳授知識和技能的過程、教育給予寒門子弟向上流動的機會、教育強化了階級特權亦或是加劇了階級固化……但同樣不可忽視的是，教育系統還是對青少年進行意識形態灌輸的渠道，而這種意識形態灌輸，在很多時候是為國家權力、統治階級以及特定的經濟生產方式服務的，維持並強化了一整套壓迫關係。

那麼，如何理解作為意識形態灌輸渠道的教育呢？在教育系統這個領域內，是否存在被壓迫階級進行反抗的空間？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兩位偉大的理論家——義大利人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a Gramsci）和法國人路易·阿爾都塞（Louis lthusser）——曾對這些問題進行過深入討論。雖然他們兩人對教育和意識形態的論述有明顯不同，阿爾都塞更是視葛蘭西為批評的對象，但從根本上說，兩人的觀點彼此照應、相得益彰，為我們理解教育領域的意識形態鬥爭提供了極為寶貴的啟發。

作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教育系統

在那篇著名的《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阿爾都塞提出，資本主義社會的再生產遠不止於生產資料的再生產，它同時也包括了生產關係的再生產。生產關係的再生產，有賴於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SAs）。與主要依靠暴力的鎮壓性國家機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 RSA）不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主要通過意識形態灌輸的方式生產、再生產了一代又一代新的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在前資本主義時代，主要承擔意識形態灌輸功能的是教會，而在現代社會，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主導形式是義務教育。

阿爾都塞說:

「沿途被趕出來的每一批人，實際上都被提供了與他們在階級社會必須充當的角色相適應的意識形態：被剝削者的角色需要「高度發達的」「職業的」、「倫理的」、「公民的」、「民族的」和非政治的意識；剝削的當事人的角色需要一種向工人發號施令和對他們講話的「人際關係」的能力，鎮壓的當事人的角色需要有發號施令和強迫「無條件」服從的能力，或是玩弄政治領袖的修辭術進行煽動的能力），而職業的意識形態家的角色則需要一種帶著尊重（即帶著恰如其分的輕蔑、敲詐和煽動）去影響人們意識的能力，以大談道德、德性、「超越」、民族和法國的世界地位之類的論調。」

某種程度上，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教育理論帶有鮮明的結構主義決定論色彩：人在年少時光中度過了漫長的學校生涯，在這一階段， 意識形態所發揮的「同化/自然化」（naturalization）作用，使人們難以察覺到資本主義賴以生存的種種條件是如何被生產、再生產出來的。

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能被挑戰嗎？

依照阿爾都塞的理論，我們自然要問：如果我們（包括阿爾都塞本人）都深陷於意識形態教育之中，這個教育系統能被挑戰嗎？我們如何「逃離」意識形態教育？ 阿爾都塞本人已經指出，作為意識形態灌輸手段的教育系統，正在受到挑戰：

「因此，當世界範圍的階級鬥爭已經威脅到這種生產方式的存在的時候，空前深刻的危機目前正動搖著全球許多國家的教育制度，並時常伴隨著（《共產黨宣言》早已宣告過的）動搖家庭制度的危機，因而呈現出它的政治意義。」

這裡我們需要澄清幾個問題。

第一，如上所述，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和鎮壓性國家機器之間的一個重要區別是，前者的運行主要有賴於意識形態灌輸、而後者有賴於暴力（當然，兩者並不完全互斥）。既然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主要不是暴力性的，那麼我們有理由認為，受壓迫階級可以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找到一些意識形態鬥爭的空間、挑戰這一機器本身。因此，用阿爾都塞本人的話說：

「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也許不只是階級鬥爭（往往是表現出激烈形式的階級鬥爭）的爭奪對象，還是階級鬥爭的場所。掌握政權的階級（或階級聯盟）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不能像在（鎮壓性）國家機器中那樣輕易地制定法律，這不僅是因為以往那些統治階級能夠在那裡長時間地保持牢固的立場，而且也因為被剝削階級的抵抗能夠利用那裡的矛盾，能夠通過鬥爭攻克那裡的戰場，從而在那裡找到表現自己的手段和機會。」

第二，按照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理論，意識形態是存在於國家機器以及這種機器的實踐中的，而這種實踐是通過現實的行動（既所謂的「儀式」）來完成的。換句話說，阿爾都塞的這一套理論是非常「唯物」的。麥克菲爾（Ken MacPhail）總結道，「意識形態更多的是一種有生命的關係，而不是對現實的或真實或虛假的表現。」因此，教育之所以能起到意識形態灌輸的作用，並非因為它觸碰且改變了個人的意識（consciousness），而是因為它再生產了一系列每個人不得不參與的儀式，這些儀式構成了意識形態的實踐。

葛蘭西與阿爾都塞的異同

另一位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葛蘭西同樣深入討論過意識形態和教育的問題。有趣的是，阿爾都塞一直把葛蘭西當成自己的論敵。這樣一來，我們不禁要問：阿爾都塞和葛蘭西的意識形態理論有什麼差異？這兩套理論可以兼容嗎？

在一些根本的問題上，阿爾都塞和葛蘭西是有共識的。

比如，兩人在討論意識形態時，都反對嚴格的經濟決定論。對於他們來說，意識形態不是經濟基礎的被動接受者，意識形態可以反作用於經濟基礎。

此外，對於阿爾都塞提出的「意識形態及其實踐是為資本主義的再生產而服務的」這一觀點，葛蘭西也並不反對。在觀察教育機構的變遷時，葛蘭西指出，「[資本主義社會]創造了一整套不同級別的、專業化的學校系統，服務於整個職業化的產業系統，或者服務於已經專業化的、有明確界限的職業。」顯然，葛蘭西理解經濟生產的資本化如何帶來教育機構的專業化，也理解這一教育專業化的過程如何再生產出為資本主義經濟模式下不同產業服務的個體 。

葛蘭西似乎也有足夠的理由贊同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尤其是教育系統）是鬥爭的戰場」這一論斷。葛蘭西認為，經濟危機本身不能賦予工人階級力量，更不能賦予他們戰鬥的精神。因此，葛蘭西完全有理由認為，教育是工人階級參與意識形態鬥爭的重要場域（這在葛蘭西對教會的討論中也體現得非常充分）。

但是，葛蘭西的意識形態論述也有明顯異於阿爾都塞之處。葛蘭西認為，意識形態是「一套需要在歷史中被檢驗的觀念體系」。但是對於「唯物」的阿爾都塞而言，最根本上說， 意識形態並非觀念，而是實踐、儀式和意識形態機器。

這個差異，在兩位作者討論教師的作用時體現得非常明顯。對於阿爾都塞而言，儘管一小部分教師可能會教育學生反抗意識形態——「他們算得上是一類英雄」——但是大部分教師卻沒有意識到，整個教育體系強加給他們的「工作」遠比他們自身強大、甚至將他們碾壓得粉碎。很多教師也沒有意識到，學校作為一種制度的維繫和發展，並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恰恰是資本主義體系的運作，為它蒙上了「自然而然」的表象，並使得學校的維繫和發展在一代又一代的學生身上發揮了意識形態灌輸的作用。

但葛蘭西不這麼看。葛蘭西認為，教師們面對著兩種意識形式之間的鬥爭：教師代表的意識和學生代表的意識。理想的、有能力的教師應該規範他的學生，使學生傾向於前一種意識、遠離後一種意識，因為兒童的意識並不是個人獨立的，而是反映了「兒童在市民社會中參與的環節，以及構成他們的家庭、鄰居、村落等等的社會關係。」

與阿爾都塞相比，葛蘭西明顯對教師——作為一種反抗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能動個體（agency）——的角色更有信心。但同時，教師的能動性也取決於學校體系的結構。葛蘭西指出，不同的學校系統適應於不同階級的再生產需求：職業學校生產新一代的被壓迫階級，傳統學校則生產新一代的統治階級。

教育作為反壓迫的武器：葛蘭西的方案

基於這種理解，葛蘭西指出，只有創造新形式的學校，才能讓被壓迫階級有效地反抗現存教育系統和這一系統所承載的意識形態統治。如阿羅諾維茨（Stanley Aronowitz）所概括的，由於作為被壓迫階級的無產階級和農民既不具備學習的時間、也不具備學習的文化先決條件，葛蘭西提供了一條中間路線：「通過教育的方式，來培養一種特定的知識精英。」此處的「知識精英」概念，並不是普遍性的，而是立足於特定的社會階級。作為革命階級的無產階級，需要培養屬於他們自己的、為無產階級的歷史任務服務的知識精英。

葛蘭西主張，在培育無產階級知識精英的學校中，當學生在智識、道德、創造力和自主性上達到了一定程度的成熟之後，學校應該「致力於讓青年男女加入到社會活動中去」。換句話說，葛蘭西實際上支持在無產階級知識精英的教育中加入實踐性的活動——比如，在工廠或者農場里開展田野調查、與勞動者共享生活條件、參與無產階級的日常工作。葛蘭西對教育當中「實踐」活動的強調，實際上呼應了阿爾都塞的「唯物」立場，將意識形態解釋為儀式和實踐。

站在阿爾都塞的角度，我們依然可以對葛蘭西的主張提出一些疑問：反抗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究竟是實踐所傳遞的理念，還是實踐本身？在阿爾都塞所描述的嚴格結構化的社會裡，無產階級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建立起獨立的教育系統？但從根本上講，葛蘭西提出的「創造新的學校、為無產階級培養知識精英」的方案，為阿爾都塞的診斷提供了有益的補充。正是在這一層面上，葛蘭西和阿爾都塞這一對「論敵」達成了相得益彰的關係。

說明

本文中，全部阿爾都塞文本的翻譯來自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馬克思主義文庫），其餘英文文本為作者自行翻譯。

參考文獻

Althusser, Louis. For Marx. London: Verso, 2009.

Althusser, Louis.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 in On Ideology, London: Verso, 2008.

Aronowitz, Stanley. 「Gramsci』s Theory of Education: Schooling and Beyond.」 in Gramsci and Education, ed. Carmel Borg, Joseph Buttigieg and Peter Mayo,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2.

Gramsci, Antonio.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ed.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2014.

MacPhail, Ken. 「The Dialectic of Accounting Education: From Role Identity to Ego Identity.」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Accounting (2001) 12, 471-4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