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革命與內戰》第十八章 新政權的組織

第十八章 新政權的組織

在民族工團主義政權的基礎文件中，有幾個詞一再出現：權威、等級和秩序。這些辭彙，以及軍隊、軍官在行政機構的每一個分支中的比重，提醒我們：「元首」是一個軍人，用馬爾科特（Marcotte）的話來說，「元首」打算把「與軍隊相似的紀律」灌輸給國家政權。當初期的吵吵嚷嚷與五彩繽紛褪去之後，觀察家們認為，國統區表面上是平靜的，在某些地區甚至是和平的，而這在當時的共和區是不可想像的。

法律與秩序的維護

令人驚訝的是，在一九三六年七月之前，安達盧西亞與埃斯特雷馬杜拉等地是比較「紅」的地區，但現在它們卻很平靜。毫無疑問，當地的革命暴動遭到了相當血腥的鎮壓。但是，要想粉碎一切可見的反抗，不能依靠不規律的暴力措施。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建立常設的鎮壓機關。國民軍首先消滅了共和派或革命反對派的骨幹；叛軍頭目採取了各種措施，給他們認為危險的人扣上「叛國者」（這倒有點諷刺）的帽子，竭力使這些人無法構成威脅。就像在共和區一樣，國統區的鎮壓也經歷了從有組織的恐怖到司法審判的轉變。巴蒙德[1]很好地描寫了這個轉變過程：起初是大規模屠殺，然後變為「簡易程序」，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之後，就變為軍事法庭的系統行動了。軍事法庭負責審判「叛亂、煽動暴亂、反抗與不服從當局的罪行」[2]，這個定義很空泛，因而很危險。它的幾條細則只會使它更加恐怖。結果，不僅擁有火器的人要被判刑，「妨礙公務」或「散播可能有損軍隊威信的有偏見的消息」的人也要被判刑。任何辱罵、毆打士兵或軍官的人都很可能遭到懲罰。當然，這只是法律的主旨，而我們感興趣的只是效果。但在國統區，鎮壓實際上已經成為一種日常現象。凱波·德·利亞諾說過：「對於那些為了政治狂熱而不惜犧牲婦女、兒童和老人的謀殺者，我們絕不能寬大。至於共和同盟的黨員，他們與人民陣線密不可分，絕不能區別對待。[3]」因此，凡是在七月十八日之後支持過共和國的人，哪怕只支持過很短的時間，都要受到死亡的威脅。就連那些後來投靠了叛軍的人也不一定能倖免：倒霉的前議員羅薩多·希爾[4]曾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要求對馬德里政府舉行信任表決，幾個月後他逃到了國統區，但他還是因此被判處監禁三個月。甚至是叛亂運動的支持者，只要他們被認為「蓄意破壞」，都會遭到迫害：一九三八年七月，薩拉戈薩法院以「失敗主義」的罪名，沒收了卡爾瓦哈爾侯爵（marqués de Carvajal）的財產[5]。在上述案例中，被告人被指控的罪名較輕，處罰也比較溫和。公共秩序部長馬丁內斯·阿尼多將軍建立了一整套制度，給殘酷的鎮壓火上澆油，監禁與處決如影隨形。他為此遭到了大量的攻擊，「舊衫兵」對他抨擊得特別厲害，但是，在他死後，這些措施依然在繼續執行[6]。

判決[7]、清洗與監視不斷加強，在內戰結束後依然在持續。一九三九年一月，國民政府頒布了《政治責任法》[8]，用於對「出於故意或疏忽，協助或支持赤色顛覆活動的人的政治罪行」進行懲罰。這個法案針對的不只是內戰期間的行為，還包括在內戰爆發前各工會、政黨和共濟會的領導人及成員的行為。因此，「凡參與組織一九三六年的選舉，及在一九三六年議會中曾參與競爭政府職務者」，還有「在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間曾參加顛覆活動者」，基本上都會被認為有罪。政治責任國民法庭負責審理這些罪行，量刑範圍大到監禁，小到沒收財產；而政治責任國民法庭與軍事法庭的工作互不干涉。

清洗與監視

清洗的手段同樣嚴酷。不願參加叛亂的政府官員遭到了特別嚴酷的清洗[9]。在叛亂爆發後立即被叛軍控制的地方，叛軍對此採取了很簡單的辦法：新政府勒令所有不在崗的國家公務員向就近的軍事當局報道，不照做的人就被當成叛國者。叛軍每佔領一個地方，就馬上進行清洗。比方說，叛軍在佔領比斯開灣之後，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三日發布命令，暫停了所有教職員工的工作；想重新上崗的人必須「向巴利亞多利德督學申請復職」。他們必須填寫履歷表，坦白自己在共和國治下擔任過什麼職務，「參加過哪些政治團體或政黨」，以及「可以為他們的態度徹底擔保」的人的名字。到內戰結束時，對政府官員的清洗已經全面擴大化：「行使了與行政活動無關的職能，接受了異常的提拔」，或只是沒有全心全意地支持叛亂，都會觸犯法律。

為了不間斷地、全面地監視人民，國民政府採取了多種多樣的手段，這些手段太多、太繁複了，無法用一兩句話來簡述[10]。所有年滿十六歲的人都必須領取身份證，這是極權體制的常用做法。身份管理部門的成立，對警察十分有利，或者說，對治安力量十分有利，因為原先的國民警衛隊和保安警察依然存在；在唯一黨成立後不久，長槍黨也擁有了自己的警察力量。要想躲避規模如此龐大的警察機關的監控，是非常困難的。

這些監視措施不僅影響到了個人。所有能夠進行宣傳、傳遞信息的手段都要受到監視：無線廣播、電影院，特別是報刊。根據戰時非常法，只有軍隊有權使用無線電台，對報刊的審查也要由軍隊執行。國民政府逐漸成立了全國性的審查機關：一九三七年五月，兩個審查委員會分別在塞維利亞和拉科魯尼亞成立[11]。審查委員會不僅包括軍方代表，還包括作家協會、電影公司、文化中心與家長的代表——這也表明它的管轄範圍有多寬。這些只是初步措施，此後又增設了一系列控制電影、書籍和報刊的出版發行的措施。電影審查工作由內務部長負責，具體由各省省長執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叛軍當局下令禁止「出版與傳播猥褻的、馬克思主義的與有害的書籍與印刷品」[12]。

報刊每一天都能對群眾施加影響，因此格外危險。弗朗哥將軍總是對新聞與宣傳署（Oficina de Prensa y Propaganda）的工作予以高度重視，這個機關的作用是「利用報刊宣傳國民運動的特性、工作與未來的潛力」。新聞與宣傳署的領導負責對書報進行審查[13]，同時還要負責與報紙發行人的聯絡工作；報紙發行人成了真正的掌權者。報紙發行人實際上都是由長槍黨任命的，他們負責一切工作，只要犯了哪怕一個錯誤，都有可能被撤職，甚至被停刊。在國統區，一切消息在公布之前，都要接受嚴格的審查。

在這一時期，由政治上同情弗朗哥的記者撰寫的各種樂觀的報道，自然是沒有多大價值的，他們其實都是根據新聞與宣傳署專門為外國記者所準備的材料編寫的。不難看見地平線上布滿了烏雲。安東尼奧·巴蒙德寫道[14]，塞維利亞表面上是一座平靜的城市，但到了晚上，傷兵就會被運進城裡，凱波·德·利亞諾為了不讓市民看到這番悲慘的景象，在運傷兵進城的這段時間裡專門下令拉響警報。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一到晚上八點，塞維利亞城門的交通就停止了」。安達盧西亞淪陷後，游擊隊依然堅持了很長一段時間，叛軍在安達盧西亞活動時仍要冒不小的風險。巴蒙德就記載了游擊隊在光天化日下向國民警衛隊發動的一次襲擊。一九三八年五月，叛軍似乎已經肅清了後方，施托勒爾卻在報告中提及了在卡塞雷斯附近和安達盧西亞發生的類似襲擊。他在同一份報告中估計，國統區有百分之四十的人口「政治上不可靠」：人民當中有某些團體同情赤匪，就連國民政府的無限權力也無法徹底壓制他們的輿論。

在執行維持秩序的任務上，很難判斷民政當局和軍事當局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相互合作，還是相互拆台。在靠近前線的地方，這個問題並不明顯：軍隊掌握著當地的一切權力。在佔領一個地方後，先是由駐留當地的軍官選擇與委派當地的民政官員，這些民政官員只是軍官的下屬。然後，當該地平定之後，各種職能就逐漸轉移給省長，建立起各種監督委員會；在某些情況下，各種職能被轉移給能夠履職的市長。各省省長理論上要向內務部長負責。實際上，他們要向在等級體系中地位更高的軍事當局負責，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們唯一的責任就是維持公共秩序。軍方有權對民政官員做出「無能」或「犯有道德錯誤」的評定，當軍方認為絕對必要的時候，就會用一位公共秩序專員來取代民政官員。

此外，由於缺乏可靠的官員，各省的省長經常要由軍官來擔任。比方說，叛軍攻佔馬拉加後，就任命加西亞·阿爾特德[15]上尉為省長，他放任義大利干涉軍在馬拉加自由行動，並特意穿上長槍黨的制服，以此來表達他的政見。

在這種情況下，軍隊自然就成了唯一一種能真正得到尊重的權威，民政當局和軍事當局之間發生了不少衝突[16]。

除了執行政府發布的各項措施之外，各省省長和各地行政機關的主要任務便是給軍隊和人民提供給養。不過這個任務倒不難完成，因為店鋪里總是堆滿了貨物，甚至還有英國布料出售。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只有大米、茶葉和咖啡需要配給。國民政府甚至還能出口一部分農產品，與此同時維持儲備物資。但在佔領大城市之後，儲備糧迅速減少。巴塞羅那淪陷後，就必須給已經挨餓數月之久的市民提供糧食。戰爭剛一結束，經濟問題立刻就成了最令人頭疼的問題。

在內戰期間，物價上漲了不少，但還在合理的範圍之內。每種商品的漲價都要得到批准，因違反限價法令而被勒令關閉的店鋪非常常見。極權體制利用這種方法，使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至於下跌得太厲害。這顯然沒有抑制住投機倒把。據完全站在叛軍一邊的庫蒙（Courmont）記載，布價「急劇上漲」，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到一九三八年五月這段時間裡，牛肉價格上漲了百分之三十七，酒類價格上漲了百分之四十八。

此外，儘管表面上物資充足，政府卻在鼓吹「節儉樸素」（austeridad）。為了鼓勵大家為共同的事業做出犧牲，政府發明了「一菜餐」制度。自從內戰爆發後，每到星期五（後來改為星期四），所有人每頓飯都只能吃一道菜。可是，誰來監督這種制度的實際執行效果呢？必須承認，這種制度完全脫離實際，只能管束那些在餐廳吃飯的人，他們每到星期一都不得不「放棄餐後的甜點」。其實，政府之所以搞這種不切實際的面子工程，主要是為了打動外國人，讓他們相信陷於戰火之中的國家的紀律與自我犧牲精神。人民的貧困才是厲行節約的真正原因。

因此，平靜與繁榮僅僅是假象。要想真正地理解這個新的國家政權，就必須深入研究它的體制。

民族工團主義國家政權

這個政治制度的新幹部，有部分來自軍官——他們的忠誠與紀律，是弗朗哥的寶貴財富；他們是不可或缺的；其他新幹部則來自唯一黨內的長槍黨徒。這段時期，就是民族工團主義國家政權的「藍色時期」。根據長槍黨黨章的第一條，長槍黨是「西班牙國家政權的思想指導及其基礎」[17]，它重申並詳述了由四月十九日法令所提出的政治道德原則：個人利益必須服從「國家、社會公正與基督教的個人自由」。因此，它把政治自由與社會自由的觀念（它們已不復存在）同基督教的自由原則（它只是道德上的自由）對立了起來。它在實際上就意味著尊重「祖國的永恆價值」和社會等級制度。這種等級觀念貫穿於下至基層黨部、上至「元首」的每一級黨組織。我們前面講過，真正的權力掌握在國民運動全國領袖手裡。他可以選擇第一屆全國理事會的委員；任命政治委員會的主席；由十名全國理事會委員組成的政治委員會，其中五人也是由他提名的[18]。他是長槍黨民兵的最高統帥，有權任命和撤換各省黨部的領導，並有權任命地區監察委員會。他擁有最高的決策權與上訴權。

因此，政治委員會只是一個輔佐全國領袖的、擁有一定政治權力的參議會；它每月至少召開一次會議，研究國家元首提出的建議，並檢查國民運動的賬目。命令是自上而下地下達的，先從政治委員會或全國理事會傳達給各省黨部主任，再傳達給地方支部。

長槍黨地方支部由至少二十名「積極黨員」組成。當然，長槍黨不會吸收所有申請入黨的人參加。不過，總不能給申請入黨者的好意潑冷水；所以，需要區分「黨員」和「支持者」，這必然會使黨組織產生類似宗教教團的精神狀態，與耶穌會的精神狀態尤其接近。「支持者」不被算作長槍黨的黨員，但是，他們必須服從黨員的準則，並向全國領袖宣誓效忠，繳納黨費。只有擁有五年以上資歷的「支持者」、前長槍黨成員、前呼嘯兵成員、現役將官與軍官、曾參加戰鬥的將官和軍官，以及「經元首親自批准或經省黨部批准者」，才能成為長槍黨的黨員。每個支部的組織結構都是一樣的，都有一名地方領導、一名書記、一名司庫、和一名當地民兵司令；在較大的城鎮里，市黨部負責領導「區黨部、街區黨部和房屋黨部」。長槍黨的組織構成了一張天羅地網，它比任何警察力量都更為有效。

長槍黨在一切方面都是極權政府的工具。它具有各種各樣的形式，比如婦女運動和青年運動（箭束團）；它建立了西班牙大學聯合會，控制了青年大學生；西班牙大學聯合會是唯一的學生組織，所有大學生都必須參加這個組織，它的目的是「將深厚的天主教情感與西班牙情感灌輸給知識分子」。它跟長槍黨都是按照層次分明的等級體系組建的，它的全國領袖由「元首」任命，並擁有最高權力。西班牙大學聯合會的會員分為三類：普通會員，他們都是大學生，必須繳納會費，遵守會員的規矩——也就是無條件的服從——並佩戴由五根箭和一把軛構成的長槍黨徽章；榮譽會員，他們不是大學生，但通過腦力勞動為西班牙的偉大做出了貢獻；贊助人，他們向西班牙大學聯合會捐助財物，協助了西班牙大學聯合會的發展。

從一九三八年開始，長槍黨國家政權就變成了民族工團主義國家政權。政府內的蘇涅爾集團（包括費爾南德斯—奎斯塔、阿馬多和負責工會事務的部長岡薩雷斯—布埃諾[19]等人）認為，不能拋棄長槍黨綱領中的積極方面。他們首先想確立這個原則：新的國家政權必須向所有人宣示它的社會義務。政府為此頒布了《勞動憲章》[20]，在它的開頭有一句具備雙重意義的話：「勞動是每個人的需要」，但是，「每個人都有勞動的權利」。還有一些承諾：每日工作時間不會過長；已婚婦女「不必在車間與工廠工作」；設立公共節日，但不選在「赤匪」的五月一日，而選在光榮的叛亂紀念日，這個節日就叫做勞動光榮日。《勞動憲章》里甚至還提到實行帶薪休假和設立工人娛樂設施。然而，必須指出的是，這些規定都是非常模糊的。比方說，工作時間多長才算「過長」？這個憲章提到了帶薪休假，但並沒有立即規定帶薪休假的時間。後來，有人提議每年有一周的帶薪休假，但這在一九三八年並沒有得到批准。一切「社會」改良，都以戰爭為借口而推遲了。而一些本已實行的改良又被取消了。金屬工廠、制鐵工廠、發電廠和科學儀器製造廠的工作時間從每周四十四小時增加到了每周四十八小時；在一九三八年上半年，維爾瓦礦山的每周工作時間增加了一小時。

《勞動憲章》向工人許下的空口承諾，無需過分深入探究，但必須了解清楚，長槍黨全國理事會的立法者是根據什麼原則來制定這個憲章的。庫蒙回顧道：「國家的民族工團主義組織是根據統一、全面與等級的原則行事的」。接下來，我們就根據他對這個憲章的分析，以及他對關於這個無所不包的工會的信息的分析，來進行闡述。

統一原則

統一原則的意思就是「工會就是一切」。參加工會事實上成了一種義務：工會會員證的頒發完全被長槍黨所掌控，它成了唯一黨的一種新型的、重要的控制手段。這種極權主義的概念顯然來自工會組織自身：「一切生產力都要聯合起來」。實際上，民族工團主義國家政權根本不承認階級鬥爭（它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的基礎），卻宣稱自己消除了各種社會等級之間的矛盾。而且，這個工會還把僱主、僱員和技術人員都吸收進了同一個機關。這種工會實際上具有森嚴的等級制度。「所有工會組織都要服從自己的領導」，而領導自然是由長槍黨挑選的，工人的骨幹，正如人民的其他部分的骨幹一樣，都是由長槍黨充任的。國家向工人承諾，它會給工人提供幫助與保護，還會忠實地對待工人。作為回報，它要求工人無條件地效忠和服從它。

最後，長槍黨還通過各種社會服務，來干預國家生活；它更喜歡把社會服務叫做慈善事業，並組織了專門的機關。它在這方面取得的主要成就，就是社會救濟局（Auxilio Social），這個機構成立於一九三六年秋季，創始人是長槍黨領袖奧內西莫·雷東多的遺孀梅爾塞德斯·桑斯—巴奇列爾[21]，但它實際由皮拉爾·普里莫·德·里維拉負責管理。社會救濟局起初是一個在冬季提供救濟服務的組織：它為孤兒開辦了三家食堂。然後，它開始為難民提供救濟：它開設了一系列「友愛廚房」，當局挺喜歡這個名字。後來，它又為年老有病的工人提供救濟。社會救濟局的總部設在巴利亞多利德[22]。社會救濟局的工作是由長槍黨婦女部進行的，後來由婦女社會服務隊（ServicioSocial de la Mujer）進行，十七歲至三十五歲的婦女，都要在社會服務隊服役，就像男人都要服兵役一樣。這也有助於建立一種友愛的氛圍：已婚婦女、寡婦和殘疾婦女可以不用參加社會服務隊[23]。社會服務隊理論上是自願參加的，但是，婦女如果不曾在社會服務隊服役，就不能參加考試，也不能在行政機關擔任職務[24]。

提供此類救濟物資，需要大量的資金，而政府的撥款遠遠不能滿足要求。為了募集必要的物資與資金，社會救濟局每半個月就組織一次募捐活動，並發行郵票，但資金主要是通過「藍色表格」募集的，凡是在「藍色表格」上簽字的人，都要定期捐獻一筆資金[25]。

國民政府有兩個特別關注的問題（長槍黨對這兩個問題管得比較少）：幫助士兵的家屬，為此它設立了「救濟基金」，為了維持救濟基金，它向奢侈品徵收百分之十的稅[26]；為了緩解由戰爭造成的貧困，它還成立了「兒童寄養處」（Colocación Familiar de Ni?os）。這個組織的任務是搜尋孤兒或因戰爭而與父母分離的兒童，把他們交給有條件照顧他們的家庭，讓他們享受「神聖的家庭溫暖」。寄養家庭還要讓孤兒獲得良好的教育。另外，官方還宣稱，為了給寄養兒童「基督徒的教育」，並培養他們「對祖國的神聖熱愛」，寄養家庭還必須是「行為、宗教與道德」的楷模[27]。寄養家庭是精心挑選出來的：監護人的指派，由當地的一個委員會負責，這個委員會包括當地最資深的神父和地方上的衛生官員；它還負責提供支持這一措施的人的詳細信息[28]；另外，它還要確保寄養家庭「履行自己的職責」。

推動所有這些機構運轉的心理因素，除了慈善精神之外，還有建立法律與秩序的渴望，以及使官方的道德意識（這種道德意識既是基督教的道德又是長槍黨的政治道德）獲勝的強烈願望。儘管國家宣稱要解決社會問題，而事實上，它僅有的成就，全都是通過各種利用了人們的善意與私人捐贈的慈善措施而實現的。全靠了在「一菜日」內賺取的利潤、經國家批准的公開募捐，以及國家補助，社會福利基金才能運轉。

《勞動憲章》做出了實現社會公正、分享利潤等承諾，然而到了一九三九年，這些承諾沒有一個能夠落實。在這些方面唯一的認真嘗試，便是設立了家庭補助項目（subsidio familiar），根據這個項目，設立了一個由工人維持的基金，家長可以從中領取一些補助金；家長還可以獲得長槍黨鼓吹的各種措施的幫助；但是，這種家庭補助能得到落實，主要是靠了天主教會的強大影響。

教會與新政權

施托勒爾在一九三八年說過這樣的話：「關於當前的國情，唯一能肯定的，或許就是：在當前體制下，天主教會在國統區的影響力大大加強了。」

我們前面講過，在叛亂爆發之初，就有大量的西班牙僧侶贊成和支持叛亂。塞古拉主教曾激烈地反對人民陣線（他後來與長槍黨鬧得不可開交，曾一度考慮離開西班牙）。戈馬·托馬斯主教曾試圖讓法國主教區相信，這場叛亂是一場神聖的「聖戰」。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五日，伊倫戴因主教與凱波·德·利亞諾一起主持了正式的宗教儀式。一些地位較低的宗教人士發表了措辭激烈的演講。巴蒙德記載了羅塔（Rota）的一個神父的步道：「必須肅清這些不潔之物。……我正告你們：所有人都要參加彌撒。我不接受任何借口！」若爾日·貝爾納諾斯[29]證實：至少在內戰爆發後的頭幾個月里，各地的教眾都受到了嚴厲的威脅，他們必須無條件地參加彌撒，否則就不會有好下場。不過，我們必須指出：某些教士儘管自己也遭到了私刑處決的威脅，但他們還是敢於站出來，對大屠殺進行抗議；巴蒙德記載了這樣一件事：一位來自卡爾莫納的教士，因抗議長槍黨的罪行而遭到殺害。

然而，教會的影響力仍在不斷增長。某些保王派領袖（比如後來的司法部長羅德斯諾）投靠新政權的理由之一，顯然是政府已同梵蒂岡結盟，並廢除了共和國頒布的世俗化措施：關於離婚的法律被廢除了，一九三八年三月二日的法令規定，只允許對「關於預先阻止夫妻分離的請求」進行調查。

一九三八年五月三日頒布的准許耶穌會重返西班牙的法令，是這方面影響最大的措施。表面上看，這並不是一道支持天主教會的法令，而是一道對教會進行補償的法令。政府認為，有兩個理由可以證明此舉的正確性：首先，耶穌會是一個「聞名遐邇的西班牙教團」，當西班牙精神正在復興之際，耶穌會自然應該重獲權利與財產。這是回歸傳統的一部分。其次，耶穌會「對西班牙文化做出了巨大貢獻」。在必須摧毀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的影響力的時候，在用天主教教義來團結西班牙的事業中，耶穌會可以大顯身手。當然，耶穌會所起的作用是有爭議的：巴蒙德認為他們是「最狂熱地鼓吹鎮壓的人」。

在新的政權體系中，教會無處不在，首先，它滲透到了軍隊中的所有部門。一九三六年年底，叛軍重新設立了隨軍牧師，一九三七年五月頒布的一道法令規定：「在所有軍事單位中建立天主教的精神輔導」組織，這個組織由教皇代表、托萊多大主教領導。它的成員來自隨軍牧師。

教會與教育

不過，教士最有影響力的領域，還屬教育界，一九三八年，塞因斯·羅德里格斯被弗朗哥任命為教育部長後就更是如此。儘管蘇涅爾本人是一個狂熱的天主教徒，但他也認為這位新部長是「西班牙史上最忠於梵蒂岡的立法者」。全體世俗的教職員工都忠於共和國；弗朗哥政府由於缺乏人手，不得不關閉某些地方的中學。因此，桑坦德、雷里達和塔拉維拉的國民學校在一九三七年被暫時關閉，它們的校舍大多被軍方佔用了。在可靠的教職員工數量足夠時，他們就會被謹慎地吸收進新的教育體系內。教師如果能被審查委員會認為是可靠的，就能留在崗位上，但他們仍然需要不斷接受監督與訓練。因此，在一九三七年夏天，在各省的首府都為留崗的教師開辦了專門的課程。在課程的第一周，教師們要參加各種關於宗教、祖國、人類與教育者的會議；在第二周，他們要上各種課：《宗教教學法》、《祖國歷史》、《兒童》和《學校》。負責宗教課程的講師是由大主教任命的。這些課的標題意味深長：有一門課叫《基督教相對於東方式宗教的優越性》。另一門課叫《根據教皇庇護十一世之聖諭，論天主教關於教育者之概念》。作為對現代化的讓步，可以提及「心理學」與「精神病學」，但教會始終牢牢地掌握著教師的培訓。

在小學和中學階段，都要強制進行宗教教育。唯一的例外是「摩洛哥與非洲殖民地的原住民」，對於當地的原住民，最好還是不要輕易地勸誘他們改變信仰。在其它地方，所有人都要接受宗教教育：在低年級傳授關於教義與宗教史的簡單知識，在高年級就要以「寬泛」的形式，教授較為複雜的天主教教義。最後，在中學五年級時，就要教授一些宗教辯論術。

教育界的每一方面，都浸透了宗教的影響。學校里充斥著「奉獻給聖母瑪利亞的規則」：一九三七年四月頒布的一道法令規定，教師必須在教室里擺放聖母瑪利亞的聖像，「最好是擺放在典型的、關於純潔無暇的概念的西班牙語禱文之下」，這樣學生在進出教室時，都能看見聖母瑪利亞，並與教師互相禱告：「Ave Maria purissima,sin pecado concebida。……」[30]在戰爭期間，每天還要反覆誦讀一段特殊的禱告詞。當然，制定這道法令的人說這是「人民精神」的傳統的回歸。但這實際上是一種精心設計的灌輸方法，目的是塑造出能身體力行天主教教義的公民。

按照官方的命令，從小學開始，所有學校的「全部教學環境都必須服從天主教信條」。增設了大量的純宗教儀式：一九三八年二月，政府頒布命令，將聖托馬斯·阿奎那[31]的紀念日定為假日，並在這一天舉行紀念儀式，「讓歷代學生永志紀念這位聖潔的楷模」。教育界的各方代表都要參加這個儀式，西班牙大學生聯合會的代表也作為學生代表參加了。在校內擺放「聖十字架」，也同樣成了高等院校的義務。一切都發生了劇變：世俗學校成了「支持蘇聯政權」的學校；國民教育必須符合基督教，推行教會鼓吹的「社會兄弟會」的教義，消滅「可恨的唯物主義」。這是一種終身教育，學生在離開學校後，教育仍未停止。光讓兒童集體參加彌撒是不夠的。小學教育督察員得到的建議是：學校是一個幫助「宗教精神發揚光大」的機構，是「教育和培養優秀愛國者」的機關，最後，學校要讓少女認識到「她們對家庭負有的崇高義務」。

宗教教育、公民教育和愛國教育就這樣連成了一體。為了維持這種氛圍，推薦使用「群眾歌曲、愛國音樂與愛國者的傳記」，並推薦「閱讀報紙與關於新聞中的事物的註解」，而這顯然就是研究歷史的原初概念。既然人人都要接受教育，那麼，成年人也要在自己的課程中了解「國民運動」是什麼樣的。

所有這一切的目的，就是要傳播所謂生命是「戰鬥、犧牲、紀律、鬥爭與節儉」的思想。

但是，這套許諾給每一個人的修為，必然是一種強加給每一個人的紀律。國統區的社會，是一種等級森嚴的基督教社會。根據多種規定而發的忠誠誓言，便是明顯的證據。因此，地方法官在就職時，要在聖十字架前宣誓。按照規定，「你願意在上帝與聖福音書面前宣誓，你會無條件地忠於西班牙元首，誠實而公正地執法，遵守你的職位所要求履行的各項法律與法規，以忠誠地履行職責、為美好的西班牙而效力為唯一動機嗎？」法官必須按照套路作答。

在教育方面的宣誓儀式更為原始、更有象徵性。宣誓時，宣誓人要站在一張桌子面前，桌上放有「一部拉丁文版福音書」（封面上畫有十字架）和「一部《唐·吉訶德》」（封面上畫有長槍黨標誌），宣誓人要「在上帝和祂的守護天使面前」發誓，「以羅馬教皇為化身的天主教教義，以及以元首為代表的西班牙的延續性，象徵了西班牙的活生生的傳統，我要遵照這種傳統，始終不渝地為西班牙效力。」

西班牙文明

西班牙學會[32]的成立，有兩個目的：保存國粹與延續傳統。儘管西班牙學會的主席是大音樂家曼努埃爾·德·法利亞[33]，但它下屬的各個知識界團體的首腦的名字，卻暴露出了它的精神狀態，因為它囊括了保守輿論界最著名的代表：佩馬爾丁[34]、阿爾瓦公爵、羅馬諾內斯伯爵和戈伊科切亞。西班牙學會成立後，為了恢復西班牙的威信，使西班牙重新恢復對全體西班牙語國家的領導權，它開始保護文藝。西班牙要與拉丁美洲國家聯合起來，才能恢復西班牙文明。西班牙大學聯合會的學生被建議全力在拉丁美洲建立關係。於是，「帝國的號召」——長槍黨特別喜歡的主題——就能通過這種方法實現。出於這種精神，國民政府設立了「賢王」阿爾方索十世[35]勳章[36]，授予「在科學、教育、文學和藝術方面做出卓越貢獻的西班牙人」，又設立了紅箭勳章[37]，以嘉獎那些為國家立下大功的人（「大功」的標準是比較寬泛的）。這種政策當然也有其危險，它有可能會讓盟國感到不高興。一些年輕的長槍黨徒狂熱地鼓吹重建一個強大的伊比利亞國家，這肯定會遭到葡萄牙的不滿。不過，國民政府小心翼翼地對這種過火行為進行了糾正。

弗朗哥政權認為自己是歷代天主教國王——查理五世[38]與費利佩二世[39]——統治下的西班牙的繼承者，這與其說是由客觀現實得出的結論，倒不如說是由智力遊戲所產生的推論。它想讓所有西班牙人相信：他們之所以要承受戰爭的各種考驗與磨難，都是為了實現一個偉大的理想，讓西班牙重新回到皇室格言所描繪的那個偉大的狀態：「統一、強大、自由」。與此同時，國民政府由於欠缺真正的力量，它不得不承認了一些原則，作出了一些象徵性的姿態，比如重建了伊薩貝拉教團，並由國家元首親自擔任該教團的大團長。各種各樣的授勛儀式，以及紀念卡爾沃·索特洛被刺殺的周年紀念日，還有七月十八日叛亂的紀念日，主要是為了保證國民軍的鬥志。

國民軍

國民軍的犧牲精神與軍事素質是無可爭辯的。義大利和德國盟軍有時會懷疑西班牙司令部的決定，或是會質疑西班牙士兵是否已做好了戰鬥準備；但他們卻從未抱怨過西班牙士兵缺乏勇氣。在一場越來越艱難的戰爭中，勇氣是必不可少的。據瓦爾什將軍介紹，在一九三八年，「軍事學院畢業的中尉，其平均預期壽命」為四十三天。但是，國民軍付出了大量的精力，使自己的骨幹的業務素質得以維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奧爾加斯將軍從一九三六年年底開始負責徵兵、組建部隊與訓練。他上任後，立刻建立了一系列學校，並組織了軍官培訓課程。開設了多家軍事學院：三家步兵學院、一家騎兵學院、一家後勤學院和一家工程學院[40]。由於專業人員越來越難招募，在一九三七年一月，所有無線電操作員都被徵召入伍。然後又開設了一家航空學校；航空人員和地勤人員可以獲得大量的津貼。

國統區沒有進行過總動員：在國統區，穿著平民衣服的年輕人仍然隨處可見。可以肯定的是，在戰爭剛開始的時候，政府不敢動員大批在政治上不可靠的青年入伍——某些地區的青年甚至是敵視政府的。後來，由於正規軍表現出了它的優越性，似乎不用進行動員也能贏得戰爭。在馬德里戰役期間，國民軍的兵力僅為二十五萬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西班牙外籍軍團和摩洛哥士兵。由於弗朗哥將軍對摩洛哥原住民使用了機智的手腕，所以國民軍仍能從摩洛哥徵召到不少士兵。哪些法律適用於本土，哪些法律適用於里夫地區，元首始終分得很清楚。儘管他對摩洛哥士兵執行了一些特殊的紀律措施，比如禁止他們流連酒館，但他也執行了一些專門的措施，給傷兵及其家屬提供資助。作為一個參加過里夫戰爭的老兵，他在士兵當中享有巨大的威望，他的儀仗隊也是由摩洛哥士兵組成的。他始終重視從摩洛哥徵召大量士兵的問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儘管他承認民族與帝國的原則，他卻總是遷就摩洛哥民族主義者。

不過，在一九三七年以後，國民軍的兵力大大增加了。由於共和軍已經成為了一支具有戰鬥力的「紅」軍，國民軍便不得不徵收新兵。在特魯埃爾戰役期間，國民軍的兵力達到了六十萬人；一九三七年年底，國民軍將正規軍和民兵合而為一。長槍黨的六十六個大隊、呼嘯兵的三十一個軍團（tercio）和其它政治組織的三十六個營都被被編入了唯一黨新建的民兵。這支民兵的新領導人是莫納斯特里奧[41]上校，他是南方集團軍的領袖之一，在內戰初期曾發揮過重要作用。民兵完成整編之後，各個政黨就此消失了，就算它們死灰復燃，也不可能具有戰鬥力。

唯一黨、教會與軍隊，是新西班牙的三大勢力，是民族工團主義國家政權的三根支柱。這個國家是一個極權國家，它粉碎了一切反對派，擁有一個龐大的警察機關，並通過強大的國家官僚，迫使所有人服從自己的統治。但它並不是一個法西斯政權。它只保留了法西斯主義運動的形式和幹部，並利用了法西斯主義對於民族主義的追求，這只是一種用「大國夢」來哄騙人民的手段，因為在內戰爆發前，西班牙就是一個窮國，在內戰結束後，更是滿目瘡痍，它只能懷著「大國夢」，卻不可能實現這個夢想。法西斯主義在義大利和德國都實行了一些「社會」改良，其中德國的成就還大一些，但在西班牙卻根本沒有半點改良。工農的生活水平仍然跟以前一樣糟糕。土地改革迫在眉睫，但政府卻從不打算進行土改。

這是因為：在教會與軍隊的獨裁統治背後，在弗朗哥的獨裁統治背後，其實仍是階級統治，確切地說，是某個社會階層的統治。弗朗哥統治下的西班牙，是大地主的西班牙，是舊貴族的西班牙，是寡頭集團的西班牙。軍隊和唯一黨只是他們進行統治的工具，他們害怕被革命喚醒的人民群眾奪走自己的權力，便愈加嚴酷地行使權力，為了贏得勝利，他們不得不進行漫長而艱苦的戰鬥。在一九三七年年底，儘管他們取得了一些成功，但他們對勝利依然沒有把握。

[1]安東尼奧·巴蒙德（Antonio Bahamonde）曾在凱波·德·利亞諾手下當過一年宣傳委員，後來因受不了國民軍的暴行，取道葡萄牙和法國，逃到了南美。——中譯者注

[2]1936年7月28日的法令。——原注

[3]請參閱《時報》，1938年7月28日。——原注

[4]何塞·羅薩多·希爾（José Rosado Gil，？—1954），西班牙政客，在1936年大選中曾作為民族共和中派黨的候選人當選為議員，並出席了1936年10月1日的議會會議。幾個月後他投靠了叛軍，但在1938年因叛國罪被判處死刑，後改判為二十年監禁。——中譯者注

[5]據七月二日的《時報》報道，卡爾瓦哈爾侯爵被指控發表這樣的言論：「停戰並不是不可想像的，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原注

[6]馬丁內斯·阿尼多江南在擔任加泰羅尼亞督軍時，曾於1921年利用僱傭殺手打擊全勞聯的幹部。他也是普里莫·德·里維拉獨裁時期的首任內務部長。他過去的經歷，使他成為了對工人與革命者進行最殘酷的鎮壓的象徵。這是他遭到「舊衫兵」的攻擊的原因之一。——原注

[7]叛軍在佔領一個省後，就會立刻組織軍事法庭。據1939年2月15日的《時報》報道，加泰羅尼亞淪陷後，「烏拉圭」號（自從內戰爆發後，這艘船就被用作法庭）革命法庭的前審判長、曾判處戈戴德將軍死刑的文圖拉（Ventura）、通用汽車公司第一個工人委員會的主席加里戈·洛佩斯（Garrigo López）與汽車工會的活動家埃米利奧·莫拉雷斯（Emilio Morales）被判處死刑。——原注

[8]1939年2月9日，弗朗哥法西斯政權為了鎮壓共和國的支持者，頒布了《政治責任法》（Ley de Responsabilidades Políticas），這部法律規定，所有在1934年10月1日以後參加了人民陣線各政黨的人，以及所有反對1936年7月18日叛亂的人，一律有罪。該法律直到1966年才正式廢除。僅在1939年至1945年間，就有至少五十萬人（約佔當時西班牙人口的2%）遭到這部法律的迫害。——中譯者注

[9]由於外交使團在國外具有特殊的地位，所以國民運動對外交使團採取了特殊的措施。——原注

[10]在這些手段中，最重要的是：一點小錯，都有可能導致被解僱、被暫時拘留、被撤職、或被禁止擔任管理職務。——原注

[11]塞維利亞審查委員會的主席為卡洛斯·佩德洛·金塔納（Carlos Pedro Quintana），拉科魯尼亞審查委員會的主席為弗蘭西斯科·德·拉·羅查（Francisco de la Rocha）。——原注

[12]國統區一再發生控制文學的行動，這讓作家們無比擔憂：比如徹底清查圖書館的行動，這不是為了應付戰時的需要而進行的臨時性審查，而是在準備建立一種系統的控制，以便一勞永逸地從公共圖書館和文化中心當中消除一切「有害書籍」。在每個大學校區，都要成立由一個委員會，委員會由「督學或副督學、一位哲學系或文學系的教授、圖書館和考古學檔案庫管理員的代表」（這些是專業人員），以及「一位教會當局的代表、一位軍方代表、一位由長槍黨文化署選派的代表、一位由天主教家長協會選派的家長」組成。被認定為有害的出版物當中，哪些是「蔑視天主教的」，哪些是「對我們光榮軍隊的尊嚴」不敬的，哪些是「侮辱祖國的統一的」，分別由各方來宣判。更準確來說，凡是被認定為「猥褻的和缺乏文學價值的」書籍，或「在思想上基本沒有價值的」革命書籍，都應該被徹底銷毀。有價值的著作可以保留，但不能讓「天真無知的讀者」閱讀，只有得到文化委員會頒發的特別許可的人才能閱讀。——原注

[13]在內戰期間，擔任這個職務的是胡安·普霍爾（Juan Pujol），他的才能得到了眾人的公認。——原注

[14]《與凱波·德·利亞諾在一起的一年》（Un a?o con Queipo de Llano，巴塞羅那，Ediciones Espa?olas，1938年）；英文版標題為《一個西班牙民族主義者的回憶錄》（Memoirs of aSpanish Nationalist，倫敦，United Editorial，1939年）。——原注

[15]弗蘭西斯科·加西亞·阿爾特德（Francisco García Alted，1907—1995），畢業於托萊多步兵學校。1923年被派駐摩洛哥。1929年轉入國民警衛隊。長槍黨成立後，積极參加了長槍黨的活動。內戰爆發後參加了叛軍，1937年2月至1939年9月任馬拉加省長，任上殘酷地鎮壓了當地的抵抗運動。二戰期間隨「藍色師」參加了侵略蘇聯的戰爭。1969年退役。1995年死於馬拉加。——中譯者注

[16]巴蒙德（前引書）記載了在巴達霍斯發生的一起很嚴重的衝突。引發這起衝突的原因與當局開辦的無數基金會有關，但它最後變成了總督卡尼薩雷斯（Canizarés）與省長迪亞斯·德·利亞諾（Díaz de Llano）之間的較量。最後，軍方與長槍黨贏得了勝利，省長不得不退讓。——原注

[17]《西班牙民族工團主義正統派長槍黨黨章》，1937年8月4日發表。——原注

[18]全國理事會根據「元首」的建議，提名另外五人。——原注

[19]佩德洛·岡薩雷斯—布埃諾·波科斯（Pedro González-Bueno y Bocos，1896年1月12日——1985年1月30日），當過工程師，參加了1936年的叛亂陰謀。內戰爆發後，在埃米利奧·莫拉手下工作。1937年4月22日入選長槍黨政治委員會，1938年擔任第一屆弗朗哥政府的勞工部長，並參加了《勞動法》的起草工作。1939年退出政府，此後未擔任重要職務。——中譯者注

[20]《勞動憲章》（Fuero del Trabajo）頒佈於1938年3月9日。——中譯者注

[21]梅爾塞德斯·桑斯—巴奇列爾·伊斯奇耶爾多（Mercedes Sanz-Bachiller Izquierdo，1911年7月17日——2007年8月11日），生於馬德里。1931年與奧內西莫·雷東多結婚。1936年10月，成立「冬季救濟處」（Auxiliode Invierno），後改名為「社會救濟局」。1937年12月入選長槍黨全國理事會。1940年離職。1943年至1967年擔任議員。——中譯者注

[22]1937年10月7日的法令使該機構正式成為政府機構，這個法令聲稱它為「實現長槍黨的綱領」做出了貢獻。——原注

[23]寡婦至少要有一個小孩，才能不參加社會服務隊。——原注

[24]社會服務隊的最低服役期限為連續服役六個月，或連續服役六次，每次至少一個月。——原注

[25]請參閱馬爾科特，《民族工團主義的西班牙》（L"Espagne Nationale-Syndicaliste，布魯塞爾，ImprimeriePuvrez，1948年）。——原注

[26]這種稅的徵收範圍包括：香煙的銷售所得、娛樂會所的入場費、咖啡店與飯店的賬目、以及香水的銷售所得。——原注

[27]《官方公報》，1937年1月2日。——原注

[28]它必須提供寄養家庭的下列信息：道德、宗教與經濟上的立場；擁有多少財產；以及健康報告。——原注

[29]若爾日·貝爾納諾斯（Georges Bernanos，1888年2月20日——1948年7月5日），法國作家。青年時曾參加極右組織「法蘭西行動」（Action Fran?aise）的青年組織「國王的卡美洛」（Camelots duRoi）。西班牙內戰爆發後，起初曾支持叛軍，但後來又對叛軍感到幻滅。1938年移居巴西，1945年回國。——中譯者注

[30]這是西班牙天主教常用的問候儀式，在行禮時，一方先說：「Ave Maria purissima」（「萬福最純潔的瑪利亞」），另一方再回答：「sinpecado concebida」（「不染罪孽」）。——中譯者注

[31]聖托馬斯·阿奎那（St.Thomas Aquinas，1225？—1274），中世紀哲學家、神學家。——中譯者注

[32]西班牙學會（Instituto de Espa?a）成立於1938年1月 1日。——中譯者注

[33]曼努埃爾·德·法利亞·馬特烏（Manuel de Falla y Matheu，1876年11月23日——1946年11月14日），西班牙作曲家，二十世紀上半葉西班牙最重要的音樂家之一。他曾於1937年至1942年擔任西班牙學會主席。——中譯者注

[34]何塞·瑪麗亞·佩曼·佩馬爾丁（José María Pemán y Pemartín，1897年5月8日——1981年7月19日），西班牙保守派作家、詩人。弗朗哥法西斯政權最重要的御用文人之一。——中譯者注

[35]卡斯蒂利亞國王阿爾方索十世（Alfonso X，1221年11月23日——1284年4月4日），外號「賢王」（el Sabio），生於托萊多。1252年擔任卡斯蒂利亞國王，在位期間同時擔任雷昂王國國王和加利西亞王國國王。——中譯者注

[36]「賢王」阿爾方索十世勳章（Orden de Alfonso X el Sabio）設立於1939年4月11日，用於嘉獎在教育、科學、文化等方面做出巨大貢獻的平民。——中譯者注

[37]帝國紅箭勳章（Orden Imperial de las Flechas Rojas）設立於1937年10月10日，在弗朗哥獨裁時期，它是弗朗哥政府頒發的最高勳章。後改名為「帝國軛與箭勳章」（Orden Imperial del Yugo y las Flechas）：長槍黨的標誌即為用一把軛捆起來的五根箭。——中譯者注

[38]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1500年2月24日——1558年9月21日），在西班牙叫做卡洛斯一世（Carlos I）。曾任西班牙國王、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羅馬國王、卡斯蒂利亞與雷昂國王、阿拉貢國王、西西里國王和那不勒斯國王。在他統治下，西班牙進入了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期。——中譯者注

[39]西班牙國王費利佩二世（Philip II，1527年5月21日——1598年9月13日），1556年至1598年在位，1581年起兼任葡萄牙國王。在他治下，西班牙國力達到了巔峰。——中譯者注

[40]關於這些學校的德籍教員，請參閱本書第二部第十四章。——原注

[41]何塞·莫納斯特里奧·伊圖瓦爾特（José Monasterio Ituarte，1882—1952），騎兵軍官，曾參加里夫戰爭。在第二共和國時期，曾於1935年擔任陸軍部長希爾—羅夫雷斯的助理。1936年參加了叛亂陰謀。內戰爆發後曾任第1騎兵師師長、民兵總司令與長槍黨全國理事會委員。——中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