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蠢政府鑒別指南

題圖：《大獨裁者》劇照

2500年以來，從柏拉圖、盧梭到馬克思，這些政治哲學家們研究思考的都是倫理、主權、社會契約、人權等重大問題。很少有人勞神去關心政府的愚蠢行徑，儘管這種愚蠢行徑早已長期、普遍存在。

但是，如果歷史悲劇中的政治家並非那麼愚不可及，已經消失的世界是否有另一番景象？

巴巴拉·W·塔奇曼在《愚政進行曲：從木馬屠城到越南戰爭》中，研究了四個歷史上著名且典型的政府愚行：特洛伊戰爭、文藝復興時期教皇導致的教廷分裂、英國喬治三世在美洲殖民地不切實際的政策，以及美國在越南的自欺欺人。她的研究來源於我們當前時代所面臨的問題。

塔奇曼以其一貫充滿細節的敘述和帶著張力與現場感的文字，復現了那一個個或悲壯或荒唐的人物、場景和事件。

那到底何謂愚政？又如何鑒別出政府的愚蠢行徑？塔奇曼為我們提供了一份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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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蠢政府鑒別指南

文 / 巴巴拉·W·塔奇曼

譯 / 孟慶亮

校/

選自《愚政進行曲》

副標題：從木馬屠城到越南戰爭

本文為節選，標題為編者所加

在整個人類歷史時期，不論在哪個國家，也不論在哪個階段，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便是政府奉行與自身利益相左的政策。與人類幾乎所有其他活動相比，政府的表現往往更為不如人意。在這方面，原本應該根據經驗、常識和可利用信息而做出恰當判斷的智慧，不僅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反而導致了令人沮喪的結果。為什麼身居高位的人如此經常性地做出有違理智且顯然與自身利益相違背的事情呢？為什麼明智的思維過程似乎常常失效？

首先，儘管特洛伊的統治者有種種理由懷疑那令人生疑的木馬是希臘人的詭計，那他們為什麼還要將它拉到城裡去呢？為什麼喬治三世的歷屆內閣，都寧可對美洲殖民地堅持威脅態度，而不採取任何安撫手段，儘管眾多顧問一再勸誡這樣做有百害而無一利？為什麼查理十二世和拿破崙，以及後來的希特勒，不考慮先驅們所遭受的滅頂之災，仍然一意孤行地入侵俄國呢？蒙提祖馬（Montejuma），作為一支勇猛好鬥、渴望馳騁疆場的部隊的統帥和擁有30萬人口城市的首領，為什麼雖然已經清楚地知道幾百名外來入侵者不過是人而絕非神，卻仍然順從地舉手投降呢？為什麼蔣介石拒絕聽從任何改革或警告的聲音，直至醒來發現自己已經失去了對國家的控制呢？為什麼由出口商所組成的牢固的統一戰線能輕而易舉地掌控局勢，石油進口國卻為可供應的石油資源劍拔弩張呢？為什麼近代以來英國工會似乎每隔一段時間就致使國家處於癱瘓狀態，且場面瘋狂壯觀，令人覺得他們好像不是這個國家的一員呢？為什麼美國的企業一味追求「發展」，卻與此同時明顯在耗盡我們這個星球上的生命賴以生存的三大基礎，即土地、水源和未受污染的空氣呢？（雖然從嚴格的政治意義上來講，工會和企業並不是政府部門，但它們說明了執政的情況。）

人類在政府以外的其他領域已經取得了驚人的成就：在我們的有生之年發明了能帶我們離開地球飛向月球的運載工具；在漫長的過去，成功地利用風能發電，用泥石修建起高聳入雲的教堂，用蠶絲織造出絲綢布料，發明了樂器，從蒸汽中獲得動力，控制或消滅了疾病，在北海填海造田，對自然的形態進行分類，探索宇宙的奧秘。「儘管人類在所有其他科學領域都取得了進展，」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說，「政府卻躑躅不前，在管理方式上與三四千年前相比並沒有好到哪裡去。」

政府的失當行為有四種，且通常不會單獨出現。它們是：1.暴政或壓迫，歷史上已經有無數此類臭名昭著的例子，這裡無須贅述；2.過度的野心，比如雅典企圖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征服西西里，腓力二世試圖用他的無敵艦隊擊敗英格蘭，德國自視為優秀種族而兩次試圖統治歐洲，日本謀求建立「大東亞共榮圈」；3.無能或頹廢，比如晚期的羅馬帝國，最後的羅曼諾夫王朝和中國末代王朝清朝；4.愚蠢或墮落。這本書關注的是最後一種，它具體表現為奉行一種與所涉及的國家或政體的自身利益相左的政策。自身利益一般應有利於維護統治主體的利益或優勢，而愚蠢的政策往往適得其反。

要限定本研究所說的愚蠢行為，採取的政策必須符合三個標準：不僅以後視之明，而且當時就必須被認為是違反生產力的。這一點很重要，因為所有的政策，都取決於那個時代的觀點。一位英國歷史學家曾經說過：「用現代人的觀點對過去時代人們的行為進行判斷是非常不公平的。無論人們對道德如何評說，政治智慧無疑是不斷變化的。」為避免用當代的價值觀作為判斷的依據，我們必須採納當時的觀點，並且只研究那些當時的人們察覺到的對自我利益傷害的事件。

其次，必須要有一個可行的替代行動方案。要排除個人因素，第三個標準就必須是，所述的政策是由一個團體而非某個統治者自己做出的，並且在政治階段結束後繼續發揮作用。由獨裁者或暴君導致的政府失當行為數不勝數，且大都是由個人因素造成的，不值得歸納調查。而由集體所領導的政府或先後繼任同一個職位的統治者們，比如文藝復興時期的教皇，會產生更為嚴重的問題。（要簡要審視一下的話，對於上述時間標準，特洛伊木馬是一個例外，而對集體統治的標準，羅波安是個例外，但每個都是經典案例，並且在已知的政府管理歷史中發生如此之早，足以說明此類愚蠢現象是何等根深蒂固。）

愚政的出現與其所處時代或地域並無關聯；雖然某個特定時代和地域的習慣與信念確定了它所採取的形式，但這是一種永久的普遍的現象。它與政權形式也沒有關係：無論是在君主制、寡頭政治還是民主政體下，都同樣會產生這樣的現象。它與民族或階級也不相干。共產主義政府所代表的工人階級在行使權力方面並不比中產階級合理有效，這一點在近代歷史中已經尤為明顯地表現了出來。儘管我們必須承認，俄國無產階級在掌控國家60年後，以殘暴取得了成功，但其執政期間的所作所為很難說是開明的。如果說大多數俄羅斯人在物質方面比以前更為富裕，那麼他們為殘酷的政策和暴政付出的代價則不比在沙皇統治下小，可能還大得多。

法國大革命中，曾經是民粹主義典型代表的政府，卻在強有力的執政者上台後迅速恢復了君主專制。雅各賓派的革命政權本來能夠整合力量消滅內敵並戰勝外國侵略者，但他們連自己的下屬都管理不好，維持國內秩序、建立強大的政府或廣徵賦稅就更無從談起了。最後波拿巴通過軍事行動才確立了新的秩序，他用在國外戰爭中繳獲的戰利品填補國庫，隨後登上執政者的寶座。他根據「任人唯賢」的標準選拔官員，那些聰明過人、精力充沛、勤勉踏實、唯命是從的人才被悉數收入他的麾下。這一招非常有效，可惜好景不長，傲慢自負的他，最終因為過度擴張而將自己摧毀殆盡。

越南戰爭

或許有人要問，既然愚蠢或反常行為是人性所固有的，為什麼我們要指望政府有所不同呢？原因可能是，政府的愚行比個人的愚行影響更為深遠，因此，政府更應該採取理智的行動。既然如此，人們也早就明白這個道理，為什麼卻並未採取預防和保障措施，防止這種現象發生呢？歷史上已經有人進行了嘗試，比如柏拉圖建議挑選一批人進行培訓，使之成為政府管理專家。根據他的理論，在一個公正的社會中，統治階級應該首先學習執政藝術，應該是理性和智慧的傑出代表。因為在他看來，這種人是極其稀有的，所以他認為，應該通過優生學方法進行繁殖和培養。他說，管理，是一種特別的技藝，管理能力，如同在任何其他行業一樣，只有通過學習才能夠逐漸掌握，無法通過其他渠道獲得。他的解決方案就是讓哲學家成為國王，這聽上去妙不可言，實際上高不可攀。「哲學家必須成為我們城邦的國王，或者，現在的國王和統治者必須像真正的哲學家那樣去尋求智慧，只有這樣，政治權力和知識智慧才能融為一體。」直到那一天，他說，「對於城市，並且我認為對整個人類而言，才會遠離各種麻煩。」事實也確實如此。

不開竅的榆木腦袋造成的自我欺騙，在政府管理中起著尤為重要的作用。它主要表現在以先入為主的固定觀念對形勢做出評估，而忽視或拒絕任何相反的跡象。它總是根據意願行事，而不讓自己根據事實調整方向。一位歷史學家對西班牙的腓力二世，這位所有主權國家中思想最頑固的首腦的評價概括了這種特質：「他始終堅信自己超凡卓越，即便他的政策失敗無數次，這也難以動搖。」

一個戰爭中的典型案例便是第17條計劃，也就是1914年法國作戰計劃。該計劃完全是按照進攻態勢構想出來的，集中一切人力物力於法國萊茵河前線，令左翼幾乎毫無防衛。唯一能說明這一戰略合理的理由便是：法國方面固執地認為，德國不可能調派足夠的力量將侵略戰線延伸到比利時西部和法國沿海省份。這種假設是基於同樣固執的觀點，即認為德國永遠不會動用其前線預備役部隊。而法國參謀總部1913年就逐漸獲得與此相反的證據，但事實上卻將其斷然忽略了，目的在於不要讓對德國可能從西部發起攻擊的擔憂，影響法國向東部的萊茵河地區進攻的士氣。當戰爭來臨之際，德國能夠並確實使用了前線的預備役部隊，又長途奔襲繞到西線，結果便導致了那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以及20世紀所經歷的可怕的後果。

榆木疙瘩似的僵化思維同時也拒絕吸取經驗教訓，14世紀的中世紀統治者便是最為典型的例子。儘管貨幣貶值非常明顯並已嚴重影響到經濟的運行，引起了人民的憤怒，但法國的瓦盧瓦君主還是把它作為瘋狂攫取現金的手段頻繁加以使用，這最終引起了資產階級的暴動。戰爭是統治階級的手段，其中榆木疙瘩式的思維尤其明顯。許多國家通過戰爭掠奪敵對國家的資源，但還是不可避免地經常陷入食品短缺甚至飢餓狀態，比如英法百年戰爭中英國對法國的入侵就是這樣，儘管如此，國家間還是經常發動戰爭。

在17世紀初，另外一位西班牙國王腓力三世，據說因為坐在一個熾熱的火盆邊太久而發熱，於是傳喚負責挪開火盆的人，無奈一時沒有找到那個人，國王竟因此發燒駕崩了。20世紀後期，人類好像在接近一個類似於自殺性愚蠢行為的階段。這種案例如此之多，出現如此頻繁，以至於人們只能選擇最具代表性的：為什麼超級大國相互間不摒棄人類自相殘殺的方式？為什麼我們窮盡所有技術和資源為獲得武力上的優勢而競爭，卻不花點兒力氣與我們的競爭對手尋找一種權宜之計，也就是說，尋找一種生存而非死亡的方式呢？

2500年以來，從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到托馬斯·阿奎那、馬基雅維利、霍布斯、洛克、盧梭、傑斐遜、麥迪遜、漢密爾頓、尼采、馬克思等政治哲學家，他們研究思考的都是諸如倫理、主權、社會契約、人權、權力腐敗、自由與秩序之間的平衡等重大問題。馬基雅維利關注政府的職能，而不是政府所應採取的形式，除他之外很少有人勞神去關心政府的愚蠢行徑，儘管這種愚蠢行徑早已是長期和普遍存在的問題。阿克塞爾·奧克森謝爾納（Axel Oxenstierna）伯爵，在異常活躍的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統治期間的30年動亂中擔任瑞典首相，在其女兒克里斯蒂娜統治時也是瑞典實際的統治者，他在臨死之際基於自己豐富的閱歷得出結論：「我的孩子，現在治理天下，哪裡需要什麼智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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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政進行曲：從木馬屠城到越南戰爭》

[三輝書系·塔奇作品06]

[美] 巴巴拉·W·塔奇曼 著

三輝圖書/中信出版集團

ISBN: 978-7-5086-6002-8

定價：6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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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歷史悲劇中的政治家並非那麼愚不可及，已經消失的世界是否有另一番景象？塔奇曼在這部作品中提出，無視可行的替代方案而堅持與自身利益相左的政策，即是愚政。由此，她研究了四個歷史上著名且典型的政府愚行：特洛伊戰爭、文藝復興時期教皇導致的教廷分裂、英國喬治三世在美洲殖民地不切實際的政策，以及美國在越南的自欺欺人。塔奇曼以其一貫充滿細節的敘述和帶著張力與現場感的文字，復現了那一個個或悲壯或荒唐的人物、場景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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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於微信公號：sanhuibooks(三輝圖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