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歐媒體面對社交媒體衝擊的不同反應

過去的一周（11月13日-18日），我和其他幾位中國新媒體同行，參加了由英國戰略對話研究院（ISD）邀請並組織的中歐媒體峰會，非常感謝ISD提供了一個機會，讓中歐的媒體和新媒體從業者能夠面對面溝通。

首先我得說，這個行程豐富而緊湊，我們的訪問對象規格之高自然不用多說，更難得的是各種訪談對象之間有著非常好的互補性，能夠幫我們從不同的角度來了解歐洲媒體所面臨的挑戰、他們的應對努力以及可能的機會。會議明顯比我們預測的要更緊湊，5天中，我們大概有三天是沒吃什麼正經午飯的（當然更主要可能是中歐的生活習慣有關），還有一些溝通乾脆就是以晚餐會和早餐會的方式安排的，這種高密度的行程，對我們既是極大的樂趣，同時也對我們這種非英文母語的人造成了不小的壓力，對我，整個團隊里英文最差的人，可能更吃力，因為光是聽懂需要非常努力，還要去想如何和對方互動表達，而其中一些表達用中文已經是很複雜，所以接連幾個會議下來真是身心俱疲，不過這也帶來此行的額外收穫，幾天下來我的英文聽力和表達水平，讓其他幾位評價的話，還是大有進步的。

我們和不同類型的媒體見面，包括金融時報和經濟學人這樣的全球性知名財經媒體，也包括最優秀的本地報紙英國衛報、德國圖片報，在互聯網媒體中，極有像http://Mumsnet.com這樣基於論壇的母親社區，還有像Metail掌握著核心科技的在線換裝應用，同時我們還去了解了英國和德國的創業孵化環境。

我們的話題集中在社交媒體對傳統媒體的衝擊、傳統媒體對這些衝擊的應對、社交媒體泛濫的虛假信息應該如何應對、自媒體或者influencer的運作模式，以及這種模式對傳統媒體的影響、失去了編輯立場的新聞個性化對社會的衝擊、多媒體特別是在短視頻、手機直播方面是否有更多可能、在亞洲蓬勃發展的中國短視頻行業和手機直播行業是否能夠在歐洲得以複製、在Facebook和Twitter之外，小的平台是否還有新的機會等等。

這是一系列奇妙的對話，看的出來，我們對對方都充滿了興趣和好奇，但雙方極大的背景差異，也讓一些對話顯得饒有趣味，甚至是略顯尷尬，當然有時也是雙方各自一臉懵逼。

在英德兩國，特別是在德國，傳統媒體仍然享受很好的尊重，而媒體人也十分珍視這種尊重，並為之驕傲，在和他們的聊天中，我們可以一直感受到他們對媒體獨立性的自豪，特別是在金融時報，主編Lionel Barber的發言幾乎一直在強調媒體獨立性，沒人能夠干涉我們報道什麼怎麼報道，我們可以想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FT和前幾年的工作方式已經完全不同了，不再是給報紙印刷做的流程，而是全面數字化了，但是我們是一家獨立媒體這件事，永遠不會改變。而德國圖片報的總裁kai Diekmann則說，如果德國人想看到一個事情的真相，他就會來看看我們怎麼說。

中國越來越的優秀媒體人離開傳統媒體，基於微信微博秒拍啟動自媒體這件事，並沒有規模化地在歐洲發生，他們甚至表示不太能理解，在被問到這個問題時，Lionel在會場上問一名記者，你有理由離開金融時報嗎？那個記者說，在這裡我能做我想做的一切，我能採訪到任何我想採訪到的人，寫我想寫的稿子，為什麼要離開報社自己干？

不過他們同樣面臨比較大商業壓力，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再購買報紙，甚至只用手機，全球發行量第五大、收入仍然十分穩健的《圖片報》訂戶平均年齡已經是50多歲，如何去獲取青少年用戶，並建立起新的商業模式，是擺在全球傳統媒體面前的共同難題。

Facebook和Twitter是他們必須要面對的巨頭，但各家對他們的態度非常的類似，在描述上，圖片報的總裁用了Friendenemy（Friend+enemy）這個詞，大體可以總結他們的態度，他們必須從FB上獲得年輕用戶和品牌推廣，但FB確實又搶走了他們太多。

他們一般還是把FB當作一個導流平台，或者是品牌建設平台，而非常抗拒把媒體內容都通過社交媒體平台傳播，他們更喜歡的是還是放一小段內容，然後後面放一個自己網站的鏈接，引導自己的網站，他們也很清楚，如果只放鏈接，可能會被FB降頻，所以作為妥協，他們會放一部分內容上去，但更多的還是鏈接。

如果把內容都給Facebook，他們會覺得完全喪失了獨立性，完全失去了對渠道的控制，而且在這種商業合作中，Facebook拿走的錢太多，更重要的是他們的品牌沒有了，「我們的品牌意味著一個社區，我們的讀者可以相互交流，彼此認同，而在Facebook上我們只是一個賬號」。

在這種努力中，有一些是成功的，像是金融時報和經濟學人這樣的財經類媒體，因為他們所提供內容的獨特性，他們的付費訂戶數確實是在一路上漲（抱歉我的英文聽力水平，讓我幾乎無法記筆記），但衛報這樣的就更艱難。

「為什麼人們要免費看到新聞，他們為什麼不應該付費，我們看書要錢，看電影要錢，買東西吃也要錢，為什麼人們不應該為新聞付費？」在德國蘭登堡門旁邊進行的一場晚餐會上，一個女士有點激動地說，我很想告訴她，這種問題在中國已經被討論過無數遍了，甚至在社交媒體來臨之前，這件事兒就已經有結論了。

衛報網站的主編Caspar是我們見到的媒體人中情緒比較低落的，我們在衛報辦公室走廊里見到了他們創刊100周年時的紀念刊，那是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那年，我們還在樓下看了他們的美國大選報道歷史，其中第一張是西奧多羅斯福當選總統時的報道，這家傳奇報紙已經度過了自己的195年，卻也迎來了最艱難的時刻，包括我們此前拜訪的經濟學人雜誌的一名主編，直接和我們坦言，不認為網路時代衛報還有機會。Caspar說他們並沒有太明確的收入指標，他們只是想在這個時代，讓衛報的歷史，讓衛報的價值觀能夠持續下去。他們也開始製作短視頻，我問他們這是否將會是一個他們獲得獨立商業的機會，很多中國的傳統媒體人已經在轉身做短視頻，他說，Facebook和YouTube都拿走得太多，最終我們只能拿到收入的15%，不太認為這些能夠對財務有什麼明顯的改善。

除了對Facebook搶走了他們的讀者和收入，大家共同擔心還有Facebook和Twitter的信息獲取機製造成大量謠言傳播，對社會帶來的不可預測的影響，人們該從哪裡獲得真相？你關注誰，誰就是真相嗎？到底還有沒有客觀媒體，應不應該有人來告訴人們他們應該關注什麼？

整個行程中，川普當選成了每天甚至每個會都要談及的話題，傳統媒體到底在這次大選中犯了什麼錯，以及川普當選後，世界會更糟糕嗎？就我們訪問的這些歐洲媒體人，普遍對川普總統有相當糟糕的印象，無論是公開的會議上，還是在私下的交流中，一些人認為就是因為希拉里的一些謠言在FB上的瘋傳，導致他們最後選出了這樣一位總統，而這個總統毫無疑問，將摧毀世界在過去所艱難取得的一些成功，他們非常珍視的東西。同時這場勝利本身，也摧毀了傳統媒體最後的驕傲，他們失去了對議題的控制能力。

和美國偏向商業化的媒體模式相比，我們可以看出英國和德國媒體的自覺，他們既不想成為政府的一部分，也不想成為商業的一部分，BBC不接受廣告，政府出錢但無權干涉內容，而德國為了避免媒體被政府的影響，乾脆是直接向全國公民收電視稅，公眾湊錢辦媒體，媒體來告訴世界發生了什麼，期間政府根本沒有插手的機會。

根據用戶不同而進行個性化，這種模式並沒有收到這些媒體的認同，他們來告訴你就好了。

你可以理解這是一種驕傲，甚至是一種自大，但他們是真誠的以為自己有義務來傳播真相推動進步，他們對歷史對社會對公眾有責任有義務。在中國媒體人這麼說話的時候，即使別人不笑，他們自己也都先笑了，但是他們的表情告訴你，他們是認真的。

但現在的問題是社交媒體起來以後，大家通過自己關注的賬號去了解世界，人們只看自己想看到的東西，這對傳統媒體人造成了非常的困擾。

最後一天，他們幫我找了翻譯，一位大學教授，在我們一位同行介紹了自己的產品後，他下載了這個基於演算法推薦內容的App的，然而他迅速失望了，他說如果我想知道德國的權威新聞，我知道我該去哪裡，「我如果想看到中國權威的新聞，我現在該找誰？新華網可以嗎？還是有什麼其他網站？」

我竟然不知道說什麼，總不能跟他說你關注幾個微信公號吧……

我們在討論新媒體的成功，但是卻不是德國同行們想聽的，說德國有一堆你說的生活方式兩性情感軍事科技雜誌，但是新聞怎麼辦？我們該如何去方式虛假信息的傳播？

恍惚間有一種印象，聽起來這像是一群商人和知識分子之間的對話，我們這些社交媒體從業者在想如何在這個大變革時代通過革新信息製造販賣傳播的方式，並從中賺錢，而他們在想著在這個大變革時代，如何堅守自己的社會責任。

全球化的社交媒體已經改變了太多，通過這次訪問，我首次感覺到社交媒體公司已經成為比國家更大的Power，在中國，作為社交媒體從業者，我們很驕傲對社會的改變，但在這裡，也確實感受到了全球化的社交網路對國家邊界的侵襲。

我們在ISD的討論，其中一部分是ISD在闡述他們在和歐洲若干個城市通過大數據挖掘，去發現ISIS的蛛絲馬跡，尋找Hate Speech 對抗極端主義，特別是對抗阻止ISIS通過Facebook和Twitter從英國青少年中招募成員，在他們的描述過程中，我第一次感覺到FB或者TW這種跨國社交媒體公司真的已經是比國家更大的Power，我認為，阻止仇恨言論、阻止通過社交媒體宣揚極端主義、招募ISIS成員，這個事情社交媒體公司有更大的義務，也有更大的能力，保護孩子免受極端思想衝擊的人不能只擁有ISIS也能同樣擁有的工具和權利，做這些事情和保護正常的言論自由是兩回事，也並不衝突，更何況FB和TW都是商業公司，保證言論自由並非是他們的義務，並沒有誰授權他們，但有時候他們越界了，卻並不願意回來。然後對方覺得，什麼是仇恨言論，並不容易確定，公司只會接受法院的裁決，他們有足夠強的法務團隊，而在這之前，很多事情已經發生了，所以不如和對方尋求合作。

我聽完也是無奈，我在想，如果中國沒有今天如此成功的社交媒體平台（當然也更得益於GFW），中國政府恐怕也要低聲下氣地同時更是低效率地去尋求Facebook的配合，以避免暴恐分子對國家安全的威脅，我當然知道故事的另一面：全球化公司可能會避免政府給個人的過度干預，雖然這不是他的義務。以前的全球化公司只是賣東西，富可敵國對國家來說，並不可怕，但現在全球化的社交媒體公司，擁有的是比財富更有力量的東西。但全球化公司應該大過國家的權力嗎？我覺得是個並不容易有答案的問題。

5天繁重的行程，其實更多的是思考，即使是英德兩個國家尚擁有非常不同的文化背景，何況是中歐之間，就像我在最後的發言總結中說的：中國擁有優秀的記者、寫作者、媒體人，但傳統媒體缺乏想英德這種靠歷史積累起來的媒體公信力，他們還沒有蓬勃發展就遇到了中國競爭最激烈的移動互聯網產業，所以他們會更早轉型，會轉型得更徹底，而且中國人擁有屬於自己的社交媒體平台，這些平台會更了解中國用戶的使用習慣，也更了解中國媒體人的需求，這些優秀的媒體人最終會和社交媒體取得共贏，基於社交媒體平台的內容創業，在歐洲可能一直都不會是主流，但在中國，這些內容創業者將改變中國媒體的未來格局。

最後我要特別向一個人致以我的敬意，Hella Pick，the Arts & Culture Programme Director at the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Dialogue（ISD）,我們此次行程的邀請人，1929年出生，今年已經87歲高齡，絕大部分這個年紀的人已經頤養天年，但她陪伴了我們包含英德全部行程的所有會面，她表現出的的精力和活力令人欽佩，她成了此次行程中其它幾位女性的未來要學習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