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麥克沃特：如何閱讀福柯？│城與邦

譯者志：譯自《世界的偉大哲學家》，羅伯特·L.阿靈頓編。

如何閱讀福柯？

　　米歇爾·福柯（1926—1984）出生於法國普瓦捷，是安妮·麥勒波特和保羅·福柯的第二個孩子。福柯被期望像他父親一樣成為一名醫生。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打斷了法國的教育，戰爭和佔領對福柯產生了巨大影響。正如他後來所說，「我認為，這一代男孩和女孩的童年是被這些重大的歷史事件所塑造的。戰爭的威脅是我們的背景，是我們的生存結構，可能這就是我對歷史以及個人經歷與那些我們身為其中一部分的事件之間的關係著迷的原因」（埃里蓬，1991年，第10頁）。1945年，福柯離開普瓦捷，前往巴黎，並在下一年入學巴黎高等師範學院，一直到1951年結束。

　　福柯沒有從事學術職業，相反，他去外國擔任了一系列文化大使職位。他的傳記作者稱，身為同性戀者，福柯對法國習俗和文化感到窒息（埃里蓬，1991年）。無論原因是什麼，福柯並不熱愛法國，他聲稱遊客「來到法國是為了觀看一個正在枯萎的文明，正如17世紀的畫家去往義大利一樣」（福柯，1997年，第123頁）。但是在1968年暴動之後，福柯回到法國，併到在文森新成立的大學接受了一個職位。他一直待在那裡，直到1970年被法蘭西學院聘任。於是他成為了思想體系史教授。1971年，和他的生活伴侶丹尼爾·德福特和幾個朋友一起，福柯成立了「監獄情報組」。福柯因此開始捲入政治。在生命中最後歲月，福柯的關注點包括監獄條件、難民的重新安置以及同性戀者的權利。

　　學者通常把福柯的著作分為兩類——主要著作和次要著作。次要著作包括《精神疾病和心理學》；《死亡和迷宮》（研究魯塞爾的小說）；《夢與存在》，《這不是一隻煙斗》（研究畫家馬格里特）；以及兩本專題彙編集，它們是福柯研究懲罰史和性史時收集的歷史材料彙編，即《我，皮埃爾·里維埃，殺死了我的母親、妹妹和兄弟以及赫庫蘭·巴爾班：最近發現的一個法國19世紀的雙性人的回憶錄》。這些著作儘管重要，但是對於福柯哲學思想的發展來說，通常不被視為關鍵性的。主要著作包括《瘋癲與文明》（1961年）；《臨床醫學的誕生》（1963年）；《事物的秩序》，它使得福柯在1966年一夜之間成名；《知識考古學》（1969年）；《規訓與懲罰》（1975年）；《性史》第一卷（1976年）；以及《快感的運用》和《自我的關懷》（1984年），它們分別是《性史》系列的第二卷和第三卷。

▲　在生命中最後歲月，福柯的關注點包括監獄條件、難民的重新安置以及同性戀者的權利。

　　學者通常也把主要著作分為兩類，即1970年之前出版的著作被稱作「考古學」著作，它們用來例證和詳述福柯進行歷史和文本分析的考古學方法；而1970年之後出版的被叫做「系譜學」著作，它們用來例證福柯從弗里德里希·尼采那裡得來的分析方法（他在《尼采，系譜學和歷史》一文中談到）。福柯在系譜學著作中的中心概念是「知識型」，它是形成知識的那些規則所組成的一個廣泛體系。福柯宣稱，它內在於某一歷史時期所有或大多數學科領域之中。當知識型轉變或斷裂時，以新的方式來認識世界就變得可能，而沿用舊的方式來嚴肅地構思和分析世界就不再可能了。與之相比，系譜學著作並不使用知識型這一概念，也不假定某一歷史時期所有知識領域的一般條件。這些被稱為「系譜學」的著作關注於具體知識、機構和權力之間的關係。因此，系譜學著作少有普遍的歷史和認識論主張。

　　福柯自己並沒有區分「考古學」和「系譜學」。在1983年的一次訪談中，他提供了一個理解他的著作的不同框架。福柯把自己所有的主要著作稱為系譜學，並聲稱，他對主體性一直感興趣。他說自己的著作涉及三個問題：作為認知者，人們如何理解他們自己？在權力關係中，人們受到怎樣的影響？他們如何把自己建構為道德代理者？（福柯，1997年）福柯說道，每一本書都在某一具體的思想領域裡（比如精神病學或醫學）涉及到這些問題中的一個或多個。

　　福柯從不認為我們理解世界以及自身的任何概念或方法是普遍的，或者在時間中完全穩固的。研究表明，甚至我們思考方式的最基本特徵也是歷史地形成的，在我們的思考方式形成之前存在著一個時間過程。比如，我們可能相信，疾病一直以來都被視作是對身體的侵擾，性態一直以來被看做是性格的基本面，但是福柯證明並非如此。反對者可能仍然會說，在我們或多或少直接理解的世界中，有著一些基本特徵瀰漫於我們的思考之中，並且對於處於文化和時代來說是共通的。福柯不同意這一看法，他說道，「在人類之中，甚至在身體中，不存在什麼充分穩定的東西，它們是自我認知或理解他人的基本面」（福柯，1977年，第153頁）。福柯關於瘋癲、醫學、社會科學的形成以及性態的研究是為了表明，我們理所當然地視作是有關人類身體、心靈和社會性質的簡單真理根植於複雜而充滿歷史偶然性的感知體系。而且，雖然人們理解自身的方式的轉變可以通過時間來追溯，但是在截然斷裂的時代，人們體驗到的世界是完全不同而非連續的。

　　一些哲學家認為，雖然歷史上世界發生巨大變化，但是歷史變化的規律是恆定的，而且它們產生了某些進步，後者是走向一個人類完善的偉大秩序的趨勢。福柯沒有提供這樣的理論。他爭論道，所謂的「歷史規律」僅僅是假定，就像理解世界所有方式一樣，它們也會不斷變化。沒有理由去假定，社會或個人正走在一條連續的或者甚至斷斷續續的改良道路上。雖然它們通過回溯可以得到理解，但是並非可以科學地加以預測。

　　批評家認為，當福柯說思想和經驗中不存在常量時，他是在自掘墳墓。他們聲稱，這使得所有的知識主張都是相對於歷史和知識而言的，包括福柯自己的知識主張。辯護者回應道，福柯的一般論斷（比如上面引用的論斷「在人類之中······的基本面」）可能在認識論上是有問題的，但是系譜學著作不是。當福柯聲稱正如我們今天對它的想像一樣，性並非人類經驗中的一個不變特徵，而且古希臘人和古羅馬人就沒有和我們一樣的性觀念時，他的這一論斷是足夠具體的，因而可以避免任何自我指涉的問題。然而，通過證明關於我們自身的許多觀念的歷史性，福柯的著作確實支持了他的這一假定，即人類經驗中不存在普遍性或不變的東西。

　　福柯最為出名的是他的「權力分析」。他認為，要想全面理解我們社會中的權力，就必須放棄諸如自由主義或馬克思主義這些分析框架，它們把權力置於國家機構之中。他聲稱，權力無處不在。為了理解統治和反抗以及變化，我們就必須在老闆和工人、治療師和客戶、老師和學生以及丈夫和妻子這些微觀層面的關係中考察權力。正是在這一層面，「權力/知識」體系被生產和再生產出來，並且有時被打破和推翻。權力並不是某人或某個團體所屬、而其他人缺乏的東西；權力僅僅存在於關係之中，存在於「實踐」之中。如果制度化的控制要得到維持，權力關係就必須不斷重複。因此，權力關係總是可反轉的、可改變的，這意味著它們支撐的制度和控制總是脆弱的。福柯堅稱，自由是權力關係的一個始終存在的特點。

　　然而，福柯提醒我們，自從18世紀中葉以來，權力關係已經得到強化。這是19世紀權力技術的發明的結果，福柯稱其最為深刻的特點是「標準化」。隨著人口的增長，官員需要通過技術來管理大批民眾——工人、士兵、小學生等等。與此同時，隨著工業化和步槍的發明，這些民眾不得不完成的任務變得更加複雜。逐漸地，各類管理者發明的這些新技術在發展觀的一個理論水平上匯合在一起。作為對設定的、可測量的激勵的反應，個體發展出（各種技能、身體特性等等）。這一觀念產生了發展標準的思想，即在統計學上具有重要意義的、與給定任務相關的成就等級。標準反過來使得異常概念成為可能，後者是那些忙於獲得技能或特性的人們之間在統計學上可測量的差異性。這一根據發展標準來評估和描述人們的過程創造出管理的分類體系，它們把變數理解為偏差，並使偏差的個體服從於規訓行為、治療或其他形式強制性干涉。福柯繼續說道，甚至那些與國家和法律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制度（比如司法制度、警察和監獄體系）離開標準化這一概念也是不能充分解釋的。標準化是權力在現代世界中採取的最基本而又無所不在的形式。

　　在他的晚期著作中，福柯開始討論這一問題，即人們如何把自己建構為一個倫理存在。在這些著作中，福柯的著眼點在性態和感官快樂。他論證道，性態是人類生活中一個基本的、不可避免的方面，以及心理和生理健康要求正確分析、分類和管理每個人的性態——目前的這一信條是發生在近三個世紀以來的權力關係中一系列變化的產物。性身份（比如異性戀和同性戀）並非自然物，而是被建構出來以適應19世紀權力管理變化的社會現象。性身份以及我們的其他重要特徵充滿歷史偶然性，這一事實並不意味著我們就可以隨心所欲地改變。歷史地建構出來的知識對象並不是假象，它們是現實，因為現實本身是歷史性地出現的。但是，當我們把自身以及社會的不同特徵看做是充滿歷史偶然性時，我們的思考方式現在施加於生活的權力就會多少減弱一些，這使得不同地思考成為可能。因此，福柯感興趣的是他稱之為「生存美學」的東西，即自我超越（正如尼采會這樣叫的一樣）或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自我創造。他贊成一種朝向未來、可能性和差異的永恆的開放性，正如某人使自己的存在風格化，使其與特定時刻他視之為美或最好的價值和實踐相一致一樣。福柯把這一自我風格化看做一種自我規訓，他稱之為一種「自由實踐」。它與瀰漫於我們社會的規範化力量所施加於我們的規訓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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