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 Altman: YC、矽谷與人類未來的天選之子?
(本文是今年 10 月《紐約客》寫的關於 Sam Altman 的長文,導語是我所寫。全文約 21,000 字,閱讀需要 30-35 分鐘)
導語:
長時間以來,對於 Sam Altman 我總有一個巨大的疑問:在 2014 年,Paul Graham 為什麼選擇了他接任 Y Combinator 的主席?
要知道,在創立九年之後,彼時的 YC 已是矽谷的新權力中心,掌門人 Paul Graham 不論是媒體關注度還是實際的影響力,都已不在紅杉的 Michael Morivz、Benchmark 的 Bill Gurley 或者 KPCB 的 John Doerr 這些老一輩的神話級風險投資家之下。而 Y Combinator 這個略顯拗口的函數名稱,也變為了一個具有宗教式號召力的品牌。於是,哪怕錄取率只有斯坦福大學的一半,每年還是有成千上萬的年輕人們申請進入 YC,完成三個月的「孵化」,為的就是把公司變成下一個 Airbnb 或是 Dropbox。
而 Paul Graham 交出權杖的時候,Sam Altman 只有 29 歲。在矽谷這樣的地方,Sam 的履歷雖然有趣,但也算不上太過閃亮——大學輟學後創立了基於地理信息位置的應用 Loopt,後來賣掉(投資人還虧了些錢);自己搞了一隻小基金 Hydrazine Capital,回報不錯,但由於「不想站到創業者的對立面」也關掉了;之後就一直在 YC 做顧問......唯一令人驚訝的是,Paul Graham 2009 年 4 月在他著名的博客里寫道 [1],他心目中最好的五個創始人里——除了你能想到的 Steve Jobs 或 Google 的 Larry & Sergey——Sam Altman 的名字也赫然在列。Paul Graham 這麼說:「誠實地講,在給創業公司建議的時候,我提起來最多就是兩個人:Steve Jobs 和 Sam。 當我遇到設計問題的時候,我會問自己:Steve Jobs 會怎麼做?而遇到戰略和野心問題的時候我想的是:Sam 會怎麼做?」
在談到 Sam 的接任時,YC 另一個極重要的創始人,也是 P.G. 的妻子 Jessica Livingston 說:「當時的情況並不是我們有一個長長的繼任者名單,然後排名第一的是 Sam。而是:就 Sam 了。」
幸福來太過突然。被告知要接管 YC 的時候,Sam 仍有些猶豫。他最大的顧慮是,如果 Paul 和 Jessica 的個人印記幾乎塑造了 YC 的話,那麼「空降」一個新的領袖會管用么?——要知道,矽谷在 Andreessen Horowitz 和 YC 這樣的權勢機構的推動下,已經越來越傾向於創始人自己做 CEO 了——而看起來 YC 自己正在破例。「Paul 和我可能花了 20 個小時討論這件事,」Sam 說。最終說服他自己的則是另外一個有趣的思路:「我們不是一個產品型公司,而更像一個大學。大學的風格是一幫聰明的人在一起互幫互助,形成一種社區氛圍,這和產品導向的創業公司是不一樣的。而你知道,大學在它到第 17 任校長的時候仍然可以做得很好。」
上任之後,Sam Altman 就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短短一年時間,Altman 將 YC 的合伙人增加了一倍,還引入如 Peter Thiel 這樣的兼職領導層。此外,他還成立了一個支持創業者的更早期的基金(每個團隊給 2 萬美金),以及一個 7 億美金的增長基金,以更多地參與到它們旗下公司的後續發展里。一轉眼,YC 從一個「有著家庭般友好氛圍」的組織變成了一個野心更大的機構。這正是 Paul 與 Sam 有意為之的結果。他們知道,當一個公司更換領頭人的時候,只有這個人「重新創業」(re-found),這種更換才能奏效。不要以為他們只是說說——為此,Paul Graham 自願讓出了他持有的大部分 YC 股份。
Sam Altman 從小就是個特殊的孩子。除了你能常聽到的矽谷的那些天才的故事——八歲就會編程和拆卸一部蘋果 Macintosh 電腦;大二從斯坦福輟學創立自己的公司;語速飛快並且每個月有 6,000 分鐘都在電話上掌控一切——以外,他還是一個在保守的美國中西部小鎮長大的同性戀。Sam Altman 16 歲時和父母出櫃,還曾在一次本地教會組織的抵制同性戀的集會中,站出來向母校發聲說:我是同性戀。而你們是想變成一個壓抑個性的地方,還是想真正對不同的群體開放你們的心胸?
另一方面,Sam Altman 看起來又是個不太關心個體的人。他說自己仍然不太擅於管理人,「不喜歡一對一和員工碰面的時間,或者那種類似『咱們聊聊你的職業生涯發展吧』的談話」。Peter Thiel 說:Sam 的計劃從來都是基於 idea,而不是基於人的。這就是它的強大之處——因為你不用擔心某個想法是不是受大眾歡迎。去做對的事就好了。
如今,Sam Altman 的最新使命是找到下一個改變人類的科技。他幾次在 Twitter 上鼓勵新能源、生物技術、人工智慧、機器人技術和其他八個深科技領域的創業公司來申請 YC,然後自己投資了兩家他能找到的最好的核聚變和裂變企業。他還想順手刺激一下整個 VC 行業,因為「當 VC 合伙人們拿著五百萬美金的工資時,沒人會想去投資野心巨大的深科技公司,因為一旦失敗,TA 們就會看起來很傻。」
四年前,在與朋友的一次登山徒步中,Sam 想通了一件事——他意識到,人類可能並不是獨一無二的了。「雖然有些東西仍會專屬於人類——創造力、稍縱即逝的靈感、細膩的感情,但可能一二十年內就會出現可以複製我們大腦的設備......融合已經開始——而融合也是最好的方案。任何其他版本都會有衝突:或者是我們奴役人工智慧,或者人工智慧奴役我們。」
為了消除這種潛在的威脅,他與 Elon Musk 成立了 OpenAI 組織。此外,他還在籌劃一個生物科學研究組,用異種共生技術對抗衰老與死亡(現階段,這種技術的核心是將年輕動物的血液注入到年老動物的肌肉里,以幫助其恢復活力)。他還集合了機器人、控制論、量子計算、人工智慧、合成生物學、基因組學、太空旅行以及哲學領域的專家們不定期地討論「人類的最終繼任者」是誰。YC 還開始籌劃建立一個實驗性的城市——像一個未來的大學城一樣——眾籌基礎設施,圍繞科技做最優化的設計,比如道路只允許無人駕駛車行駛。
把人類的未來交給一個對個體似乎不那麼關心的人是一種福祉還是災難?現在還沒人知道。但如同矽谷的很多人,Sam Altman 決心修復這個不完美的世界。 而和我們不同的是,他已經有了具體計劃。
Sam Altman"s Manifest Destiny
作者:Tad Friend
翻譯/導語:醉創業
原文鏈接:Sam Altman』s Manifest Desti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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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一個風和日麗的傍晚,三十個矽谷的頂級企業家聚集在 Berlinetta Lounge (註:舊金山的一個餐廳)一個私人包間里。Paul Graham望著穿著帽衫和黑色牛仔褲的 Instacart、DoorDash、Docker、Stripe 的創始人們說:「這裡就是矽谷,就是這兒。」這些創始人都是 Y Combinator,那個 Paul Graham 成立的創業公司的「孵化器」的畢業生:這是一個為期三個月的新兵訓練營,每年招募兩次,教你如何成為一隻「獨角獸」——這是矽谷對價值十億美金以上公司的戲稱。今年有 13,000 個初出茅廬的公司申請了 YC,240 個成功入選了,這比申請進入斯坦福大學難度還要高上一倍。在孵化了 1,300個創業公司之後,YC 可以說,它擁有的影響力和特殊性——就像一個島國。
房間里嘈雜的一邊,Graham 正在興緻勃勃地激勵著幾個不可能的想法。另一邊安靜的角落裡,是全神貫注的 Sam Altman。當創始人們過來聊天的時候,他會用自己綠色的眼睛盯著他們,聽著他們的提議,然後乾脆地說:「大家在這件事上搞錯了的是……」2014 年,Graham 選擇了比他年輕 20 歲的、現年 31 歲的 Altman 作為自己的繼任者,YC 的新總裁。兩人的友誼非常深厚,都對 YC 有著宗教般的狂熱,並且都愛穿卡其褲。Graham 說什麼,Altman 就會去搞定。在 Graham 的桌上,他正和其他幾個人討論著如何才能阻止 Donald Trump 成為總統,最後他們決定求助一個外援專家:Chris Lehane——前白宮律師——現就職於 YC 旗下的公司 Airbnb。Altman 說,「看起來最好的方法就是去支持希拉里。」
體重 130 磅的 Altman,穩定得像個衣服夾,兇猛起來時像只頭上長角的貓頭鷹。即便在效率至上的矽谷,他也是最出挑的那個。他極速地在郵件和會議之間穿梭,好像身上綁了個定時炸彈;他毫不眨眼地盯著員工,讓他們加快速度,直到他們聽起來像一窩花栗鼠。雖然他身處一個應該把「哇這個太棒了!」作為口頭禪的位置,但 Altman 對很多 YC 公司打造產品的具體細節缺乏興趣;他感興趣的是它們對世界的潛在影響。為了評估這些影響,他會去研究所有信息,比如說,城市規劃或核聚變。Stripe 的 CEO——Patrick Collison 把 Altman 的大腦比作狂歡節上的抓娃娃機,「雖然看起來到處遊盪,但需要的時候可以扎得非常深。」
最近一名博主問 Altman,「阿斯伯格綜合症是怎麼幫助或者影響你的?」(註:一種泛自閉症,表現是社會互動障礙及局限的興趣和活動) Altman 告訴我說,「我當時就,『Fxxk!我並沒有阿斯伯格綜合症!』但是事後一想,我能理解他為什麼這麼問。我的坐姿比較奇怪,」——他就像一把摺疊起來的壞傘——「我對技術的興趣很窄,對不感興趣的東西沒什麼耐心:比如派對,和大多數人。當有人看到一張照片然後說,『哦,他有這樣那樣的感覺』這些微妙的情緒,我都感受不到。」Altman 的強大之處是他清晰的思維,以及能迅速掌握一個複雜事物的直覺。他很大的弱點是對低效率的人極端缺乏興趣——很不幸地,也就是說對很多我們這樣的人。我一開始覺得 Altman 的勤奮令人惶恐,但後來開始覺得討人喜歡。經過幾天的相處之後,我提起他似乎從來都不去洗手間,他說,「以後我會多練習去上洗手間,這樣你們人類就意識不到我其實是個人工智慧了。」
接管 YC 時,他繼承的是一個正在萌芽中的巨人。風投家 Chris Dixon 告訴我,「他們創造了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商業模式,在幾乎沒花錢的情況下。」——YC 給每家公司僅僅 12 萬美元,來覆蓋一些基本支出——「然後他們在一大批矽谷最好的創業公司中占 7% 的股權!」加在一起,YC 的公司總市值是 800 億美元,這個數字在過去五年漲了 17 倍。
然而 Altman 決定重塑一切。在 Berlinetta Lounge,他點了一盤蔬菜,發現一個公司如果更換了 CEO,那麼 TA 只有「再次創立」(re-found)一次這個公司,這個更換才有意義。「對於 YC 我是特意這麼去做的,」他說。在與其他 16 個合伙人商討之後,Altman 推出了一個支持更早期創業公司的舉措,然後成立了一個能持續投資這些公司的基金。YC 不再只讓探險者們劃著破船搖晃出海,而是組成鐵甲艦隊去打造一個帝國。同時他們一年裡孵化的不再是幾百家公司,而是成千、上萬家。
跟矽谷里的每個人一樣,Altman 自稱要拯救世界。但和幾乎所有人不同的是,他已經有了具體計劃。「YC 有時候可以引領技術的走向。」他說,「最終決定的當然是消費者,不過很多人覺得當 YC說『我們覺得虛擬現實非常有戲』時,大學生們就會開始學習這個領域的東西。」在接管 YC 之後,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科學似乎要完了」,然後呼籲能源、生物技術、人工智慧、機器人技術、和其他八個領域的公司來申請 YC。於是,曾經有些 nerdy 的 Y Combinator 現在變成了一個野心勃勃的 geek。晚餐桌上,坐在 Altman 對面的是一家研究核裂變的創業公司的 CEO,他正在敦促一家量子計算創業公司的創始人把他基於人工原子的機器投入市場:「這些計算機將會使我們的產品研發周期縮短 10 到 20 倍!」
另一個合伙人,Jonathan Levy 告訴我,去年兩個 YC 的合伙人坐下來和 Altman 說,「慢一點,冷靜一下!」而「Sam 說,『是的,你說的對!』——然後就轉頭去做了另一件瞞了我們好一陣的事兒。」那就是 YC Research(YC 研究所),一個非營利組織,最初的啟動資金來源於1000 萬美元的個人贈與,使命是做一些最瘋狂最前沿的純研究。Altman 還與 Tesla 和 SpaceX 的 CEO Elon Musk 聯合創辦了非營利性的 OpenAI,目的是防止人工智慧一不小心會消滅人類。風投家 Marc Andreessen 說,「在 Sam 的領導下,YC 的野心放大了 10 倍。」正要離席的,並且馬上要去英國度個假的 Paul Graham 告訴我,Altman 正在嘗試推進「癌症治療、核裂變、超音速客機以及人工智慧等多個領域的技術進展」,來全面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我認為他的目標是創造整個未來。」
Altman 正在矽谷之內迅速地打造一個最終可能要代替矽谷的經濟體——一個超級資本企業家的同盟,相互幫助來修復這個破碎的世界。每個人都在警告他不要這麼做。矽谷獎勵巨大的野心,但更期待這種野心停留在製造世界上最好的遊艇租賃平台或高檔酒送貨服務這種層面上。Reid Hoffman,一名行業領先的風投家曾警告說,「雄心勃勃是件好事。但矽谷的典型狀況是,當一個人想顛覆一個領域時,最終的結果一般都很糟糕。」Altman,在餐後喝著一杯 negroni 雞尾酒的時候,對那些過於謹小慎微的人也有著自己的警告:「只有在經濟不斷增長中,民主才能運行下去。經濟不恢復增長,民主的試驗就會失敗。所以我不得不考慮到 YC 對經濟增長的至關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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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在 1996 年組建一支搖滾樂隊或是在 1971 年抗議越南戰爭一樣,在 2016 年成立一家創業公司也是年輕人對抗這個墨守成規的世界的方法。自 2005 年 YC 建立以來,各個地方的孵化器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幫助創業公司從一行代碼發展成為一家真正的公司,以換取 5% 到 7% 的創業股權。孵化器們通常提供 1.5-10 萬美金、集中於三個月時間的諮詢服務、介紹各種導師資源,以及在最後設立一個 Demo Day(演示日),投資人們會在這一天集體驗收成果。美國有 160 個孵化器——僅查塔努加(註:美國田納西州東南部城市)就有三個——而世界範圍內可能有幾千個之多,包括以色列特拉維夫的 Brainnovations,以及 Startup Sauna,從明斯克到坦尚尼亞的達累斯薩拉姆都有。
在孵化器還未出現的上世紀九十年代,創業公司通常由一群處於事業發展中期的工程師或者連續創業者創立,他們從風投那裡找來數百萬美元的資金,然後悄悄地幹上幾年再發布產品。而隨著網路主機的價格暴跌,以及個人電腦和手機數量的激增,像 Mark Zuckberg 或者 Larry Page 和 Sergey Brin 那樣的大學輟學生突然可以在自己的筆記本電腦上創建一家公司了。Paul Graham 是一個具有天賦的程序員,他把自己的創業公司以 5000 萬美金的價格賣給了雅虎,正是第一批緊隨這股創業趨勢的人。他 2005 年那篇《How to Start a Startup》,與 Steven Blank 的《The Four Steps to the Epiphany》,還有 Eric Ries 的《The LeanStartup》,一時間塑造了現代企業家的精神:自己 bootstrap(註:通常指一開始幾個人在沒什麼幫助的情況下先把產品做起來,不依靠太多外力慢慢使自己活下來的創業過程);從一個「最小可行性產品(MVP)」開始,然後快速迭代;以及寧要十個狂熱粉絲也不要一萬個覺得你還可以的客戶。
Graham 與他的妻子和兩個朋友在馬薩諸塞州劍橋市共同創立了 Y Combinator(得名於一個不起眼的數學函數),這既是他們的一個暑期實驗性的投資項目,也是對重新發明暑期工作的一個激進嘗試。在 Graham 的著作《黑客與畫家》中,他計算得到:在一家創業公司,聰明的 hacker 可以比平均水平的職員完成多 36 倍的工作——而這,最終顛覆了我們所知的就業。他讓這聽起來既愛國又好玩兒。一個技術寡頭怎麼會出錯呢?「Hackers 是不遵守規則的,」他寫道,「這正是 hacking 的本質,這也是美國風格(American-ness)的精髓。」
Graham 能夠判斷申請者的技術能力,而他的妻子Jessica Livingston 則擅於識人。他們非常看重 20 多歲的人,Graham 寫道:這個年紀的人的優勢包括「耐力、貧窮、無牽無掛、同僚和無知」。首批的八家公司,其中包括 Sam Altman 和兩位朋友創立的移動應用 Loopt,得到的是每個創始人人均 6000 美元的資金,Graham 的建議和親自下廚的家常燉雞,以及在那個夏季結束時可以向他的富裕朋友們做十五分鐘演講的承諾。這八家公司中包括 Reddit——現在已經價值 6 億美元,而兩年後的一批公司中還包括現在價值 100 億美元的 Dropbox。
2014年,Altman 在斯坦福大學授課時提到,預估一家創業公司成功幾率的公式差不多類似於:「理念x產品x執行x團隊x運氣,其中運氣是一個位於 0 到 10000 之間的隨機數字。」現在價值 300 億美元的 Airbnb 的興起似乎就充滿了運氣的因素。當 2009 年接觸 YC 時,它通過銷售新奇的奧巴馬和麥凱恩的主題早餐麥片所賺到的錢,還多於它的主業——便捷酒店服務。Graham 覺得它們的項目實在是沒戲,以至於想說服他們轉做支付。而後來,將這個公司變成一家全球生活空間收割機的,則源於一場僥倖:Barry Manilow (註:一個老牌美國歌手)的鼓手正在旅行,並問他們是否可以把他的房子租出去而不用提供早餐。
然而 Airbnb 的 CEO——Brian Chesky 將他們大部分的成功歸功於了 YC。「當我們進入 YC 時,我們並不清楚之後能否生存下去。」Chesky 說,「而到了結束的時候我們的想法變成了:我們能否成為下一個大平台,下一個 eBay?」這種指數級增長的野心,部分產生於這些創始人向 Altman(他當時還是 YC 一位不拿工資的導師和融資顧問)展示一組幻燈片的時候,他們希望通過這個演示來獲得 50 萬美元的種子輪(即初始輪)資金。(公司通常在 YC 結束之後進行種子輪融資,一旦他們達到一個實際的里程碑後就會進行 A 輪融資,然後是 B 輪,以此類推。)「我們將預計收入限制在 3000 萬美元,」Chesky 說,「而 Sam 說,把那些 M 去掉換成 B 吧。」(註:指將單位「百萬(million)」換成「十億(billion)」。)Altman 後來回憶說:「要麼是你不相信你這些幻燈片上面的話,要麼就是你覺得羞愧,或者就是我數學不好。」
2012 年的一項研究顯示,幾乎一半的北美孵化器都不能孵化出哪怕一家獲得風投資金的創業公司來。儘管 Tech Stars 和 500 Startups 等少數幾家孵化器,建立起了幾家價值數億美元的公司網路,但 YC 已經孵化出了十億美金級的公司——而且有 11 家。為數百家 YC 公司提供了投資的天使投資人 Ron Conway 告訴我說,這家孵化器是科技行業的明日世界(Tomorrowland):「當我的團隊在 YC 遇到 Airbnb 時,那是我們第一次思考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而當我們遇到 DoorDash 和 Instacart 時,我們說:『哦,上帝啊,原來有一種叫做按需經濟(on-demand economy)的東西!』」
矽谷,一個在舊金山南部佔地一千五百平方英里的地方,在還沒有微處理器的 19 世紀被叫做「聖塔克拉拉谷」 (Santa Clara Valley)。它保留了那種競爭的氛圍。各種創業公司總覬覦著顛覆大公司,而他們的早期僱員,甚至有時候是他們的律師和房東,也願意用他們的現金收入換取期權和股權作為報酬,期待著有一天它們可以變得更值錢。員工的忠誠不體現在對一個公司或是項目上,而是對這個不斷誕生奇蹟的地區。「Uber 的成功是建立在數千人的努力之上的,」投資人 Naval Ravikant 說到,「 iPhone,Android,G.P.S.,電池技術和線上支付系統這些技術的背後都是無數人的身影。」
隨著成長,YC 搬到了山景城(Mountain View)遠郊,距離舊金山向南一小時車程的辦公空間。在那裡 YC 與一家名叫 Anybots 的公司共享辦公空間。(他們的創始人必須要小心不被笨重的機器人撞到。)YC 很快就擴展到了第二個空間,就位於街對面,而現在這棟建築也快達到消防限制了。Altman 將 YC 比作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這是 Altman 的雄心壯志的體現;Alphabet 也由很多獨立的互相合作的單元組成,也有一個負責實現瘋狂想法的部門——X 研究組。他最近發了一條推文說,YC 帝國已經達到了 Alphabet 市值的 14%,而 Alphabet 的市值是世界上最高的公司之一,並且還在增長。「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這是一個顯失公平的比較:YC 對其公司的平均所有權,在被後續的風險投資稀釋後只有 3%。然而 Altman 告訴我:「和谷歌不一樣,我們越大就會發展得越快。十年之後我們就能趕上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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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著不太可愛的矽谷裡面最可愛的小鎮阿瑟頓(Atherton)的日落,Altman 和另一個 YC 的合伙人 Geoff Ralston 在游泳池邊打著乒乓球。他們正要為 32 個冬季申請批次的公司舉辦一個派對,目的是在三周之後——3 月底舉行的 Demo Day 來臨之前讓大家放鬆一下。那天他們需要在兩分半鐘的時間裡打動投資人們——600 人會在現場,還有 2500 人網上收看。有兩個創始人已經開始有些焦慮症發作了。
看著創始人們緩步走入派對並環顧四周,Altman 彷彿勝利一樣舉起了自己的雙臂。這是一座創業公司的殿堂:一座 700 平米的住宅、一棵下面擺放著各種食物的、被彩燈裝飾的葡萄樹、一座延伸至整個紅木城(Redwood City)的後院(Ralston 的財富來自於他做出來的東西後來變成了 Yahoo 郵箱)。Luke Miles,Restocks 公司 18 歲的創始人,努力看起來不那麼慌張。Restocks 是一個給年輕的「超級買家」提供信息服務的公司,比如先於所有人 5 分鐘知道類似於 Supreme 的限量 T 恤和阿迪達斯的 Yeezy Boost 350 系列鞋款上架的消息。Miles 在 YC Fellowship 項目中表現出色,於是進入了 YC。這個 Fellowship 項目針對的是極早期的創業公司,它們可以獲得兩萬美金的資金,以及和 YC 合伙人們通過 Skype 交流的機會。Miles 說:「這筆錢已經足夠向我父母證明,我選擇輟學並不是在荒廢生命了。」
對於許多創業者來說,YC 提供了那種他們希望自己能真正經歷的大學體驗。Michael Seibel 是最近負責這個批次的 YC 合伙人,他自己也參與過這個項目兩次。他說:「P.G.」——大家一般這麼稱呼 Paul Graham——「常常在每批項目開始時告訴每個人:『這裡的一些人會出現在你的婚禮上,』對 300 個陌生人說這樣話是件很怪異的事情。但確實幾乎我所有的伴郎都來自 YC。這讓你想起了什麼?大學。」 Y Combinator 的創始人們在每兩周的周二到這棟樓里參與集體討論,還可以在需要的時候與他們指派的合伙人(相當於:教授)單獨見面,然後他們一起在富美加的長桌上吃義大利面(食堂),聽取 Marissa Mayer 和 Mark Zuckerberg 這些成功人士(訪問學者)的教誨。最後,他們在 Demo Day 上演講(答辯),看能融到資(及格)還是不能融到資(掛科)。
這個課程故意設計得極度簡潔。一位 YC 合伙人 Kevin Hale 說:「我們對創業公司的要求非常簡單,但要做到也很難。一,做人們想要的東西(註:YC 最重要的口號:make something people want),」——這是 Graham 的一個口頭語,被印在了給創業者的灰色 T 恤上——「二,你要做的所有事情就是和你的客戶交流,然後打造產品。」YC 一家量子計算方向的創業公司的創始人 Chad Rigetti 告訴我,他的辦公室牆壁完全是一片素白,「這樣我的團隊的神經元就不會因為外部刺激而突然激動了。」
這樣的準則,也有一種學院式的單純感。YC 在阻擋混蛋(jerks)和惡棍(bullies)方面很自豪。「我們很擅長將 assholes 篩選出去,」Graham 告訴我,「事實上,比起篩選出失敗者,我們更擅長篩選 assholes。所有人都是從失敗者開始的——而有的會逐漸進化。」YC 還認為巨大的財富是解決一個緊急問題的副產品。這種利他主義和野心的交織,也是矽谷標誌性的自我形象。Graham 在一篇文章《壞人會失敗》(Mean People Fail)中也寫到了這一點。如果忽略 Jeff Bezos 和 Larry Ellison 這種可能的反例,那麼,「討厭會讓你變得愚蠢」並且讓優秀的人不願意為你工作。因此,在創業公司,「帶有改善世界渴望的人會有天然的優勢」。
Graham 寫道,一位創業者的首要目標應該是做到「拉麵盈利」(ramen profitable):節儉開支,然後掙得錢正好夠晚餐吃一碗拉麵就行了。「最好不要給這些創業者超過他們生存所需的東西,」Jessica Livingston 說,「資源精簡迫使你專註。如果一個基金給我們 3 億美元讓我們投向創業者,我們是不會接受的。」(YC 的 17 位合伙人中許多人的財富都是來自於他們自己的創業公司——拿著僅僅 24,000 美元的工資,而主要收益都來自於股票。)這種邏輯達到極端就是,你連 YC 的錢都不應該拿,而且許多成功的創業公司確實沒有。Inc. 500,也就是增長最快的 500 家私人公司的榜單中,只有 20% 拿了外部融資。但 YC 的背書,以及它能幫你變成一個巨無霸的誘惑,是難以抵禦的。
在 Ralston 的葡萄樹旁,Omer Sadika 和 Sebastian Wallin 一邊品嘗著開胃小菜,一邊交流著創業壓力。「我們最近每天最多睡五小時,」Sadika 說。Wallin 嘀咕道:「我已經忘了今天是幾號了。」這兩人都在計劃搬到矽谷:Sadika 來自以色列,而 Wallin 來自馬爾莫。「我們的客戶在這裡」Sadika 說。而 Wallin 指出:「你離 Airbnb 和 Stripe 的創始人們僅一步之遙。」YC 提供了進入矽谷的即時通道——這個地方,儘管宣稱著英雄不問出處的理念,卻通常需要來自一個同僚的「熱情引薦」,而且這個人通常是一位白人男性。這個派對一開始來的都是男人;這一批的女性創業者當時正在參加一個主題為女性創始人所遇到的挑戰的演講。YC 比其它許多科技界的機構都更具多樣性(diversity),但它也知道自己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較遠一邊,Shypmate(一款可以幫你和飛機乘客聯繫起來的應用,他們可以便宜地幫你的包裹帶到迦納或奈及利亞)的兩位創始人正在吐槽。Kwadwo Nyarko 說:「我們的旅客聲稱他們有很多行李空間但實際上並沒有,很難辦。」Perry Ogwuche 喃喃地說:「YC 告訴我們,『多和你的客戶溝通』,但我們很難找到客戶在哪兒。」Altman 走過去加入了他們,像一個生日派對的魔術師一樣盡責。「所以,你們有什麼愛好?」他問。Ogwuche 不知所措地說:「工作然後去健身房。你呢?」
「嗯,我喜歡賽車,」Altman 說,「我有五輛,包括兩輛邁凱輪和一輛老款特斯拉。我喜歡在加利福利亞上空駕駛租來的飛機。哦,還有一個很奇怪的——我為災難倖存做準備。」看到他們不明所以,他解釋說:「我老是遇到,當我的朋友們喝醉了,他們就開始聊世界會是怎樣毀滅的。在五年前荷蘭一家實驗室修改了 H5N1 禽流感病毒使其極具傳染性之後,一種致命的合成病毒在未來二十年內被釋放出來的概率就變得,嗯…不再是零了。另一個經典的情況是人工智慧開始攻擊人類,於是國家之間開始用核武器互相爭奪稀少的資源。」Shypmate 的這兩位創始人看起來神情嚴肅。「我盡量不在這方面想太多,」Altman 說,「但我有槍、黃金、碘化鉀、抗生素、電池、水、來自以色列國防軍的防毒面具,還有在大蘇爾(Big Sur)的一大塊我可以飛過去的土地。」
Altman 的母親 Connie Gibstine 是一位皮膚科醫生,她告訴我:「 Sam 的內心確實藏了很多的東西。他會打電話說他頭痛——然後他會在谷歌上搜,所以他也有點網上自我診斷症。我得不斷和他保證他沒有腦膜炎或淋巴瘤,頭疼只是因為壓力而已。」如果疫情確實爆發了,Altman 的後備計劃是與他的朋友、億萬富翁風險投資家 Peter Thiel 飛往 Thiel 在紐西蘭的房子。Thiel 告訴我:「Sam 並不信特定的宗教,但他在文化上非常猶太人——一個樂觀主義者也是一個生存主義者。總是覺得事情會變得非常糟糕,而且世界上沒有任何地方能讓你深深地有在家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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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man 每年都會列出當年的目標,每過幾周就回看一遍。這份列表總是包含一個高難度的體能目標——每周進行一次 100 英里的自行車騎行,50 個連續引體向上——同時也有一系列工作計劃。今年,因為 YC,列表中的目標包含了「更好的與合作夥伴的關係;將業務擴展至中國;如何將公司規模再擴展兩倍。」最新的清單中也包含了提醒自己要提供資金去做能闡釋那反直覺的物理和量子力學的視頻,還包括一個小提示告訴自己重讀赫芬頓郵報上一篇關於死前最後悔什麼的文章(「我希望這能讓自己更開心一點」)。
他一直非常早熟且高效。在他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在聖路易斯,他就掌握了幼兒園地區代碼背後的系統,8 歲就已學會編程和拆解一部蘋果 Macintosh 電腦。這台 Mac 成為他與世界的重要連接。「在二十一世紀頭十年的美國中西部地區作為一名同性戀長大,並不是什麼特別好的事情。」他告訴我,「而發現 AOL 的在線聊天室是顛覆性的。當你只有十一二歲的時候,有秘密是一種負擔。」當他 16 歲和父母出櫃的時候,他的母親十分震驚。她告訴我,「 Sam 的那種不分性別的(unisexual)和技術向的氣質總能令我驚訝。」一次,在一個基督教會抵制了他所在的 John Burroughs 預科學校關於性別意識(sexuality)的一次集會後,Altman 向整個社區發出聲音說,他自己是一個同性戀,並且問學校是想變成一個壓抑個性的地方,還是一個對不同聲音持開放意見的地方。Altman 在預科學校的輔導員 Madelyn Gray 說道:「Sam 的做法改變了整個學校。那感覺就像,有人打開了一個很棒的裝著各種不同孩子的大盒子,然後讓他們走入了世界。」
他進入了斯坦福大學,在那裡學習了兩年計算機,直到他和兩名同學肄業,全身心投入 Loopt,一個和朋友分享地理位置信息的手機應用。Loopt 成功地成為了第一批進駐 Y Combinator 的創業公司,很大一部分是因為,Altman 通過了一個在 YC 裡面很著名的「年輕創始人測試」:這個小孩兒有可能領導成年人么?他是一個強有力的管理者:隨時示好,也隨時憤怒。如果你惹急了他,他會裝作要把 ice-nine 加進你的食物(在 Kurt Vonnegut 的小說 Cat"s Cradle 中,這是一種可以毀滅所有含水物體的可怕物質)。Paul Graham 如此理解 Altman 早期的成功,「 Sam 極度擅於掌控權力」(becoming powerful)。
Altman 在那個夏天不停地工作,以至於得了壞血病。他很善於在會上忽悠(wangling)移動運營商們,搞定他們從而讓自己的 app 獲得展示。這把他們公司的估值推升至了 1.75 億美元。然而,Loopt 一直未獲消費者青睞。「我們當時很樂觀地覺得,地理位置信息會變成非常重要的屬性,」Altman 說道,「而悲觀的角度是,人們只會躺在沙發上消費內容和消磨時間——不幸的是這才是真實情況。我學到了一課,你永遠不能讓人們去做他們不想做的事。」在 2012 年,他和其他創始人以 4300 萬美元的價格賣掉了公司,這個價格讓投資他們的風投機構虧了錢。
Altman 在 Loopt 的聯合創始人之一 Nick Sivo 曾經是他的男朋友。他們在一起九年時間,但公司被賣之後兩人分手了。Altman 說,「我以為我會和他結婚——我非常愛他。」無所事事之下,他建立了一個小的風投基金 Hydrazine Capital。他募集了 2100 萬美金,包括來自 Peter Thiel 的一筆大投資和出售 Loopt 之後賺到的 500 萬美元——其中 75% 都投向了 YC 的公司。他有在混亂中發現機會的能力。Altman 告訴我他領投了 Reddit 這個長期混亂無序的、從 YC 畢業的公司的 B 輪融資,因為「你應該去投資混亂的、有點問題的公司。然後你可以把表面的這些問題解決掉。也正因為這些問題,他們的價值才被低估。」
僅僅四年,Hydrazine 的價值就翻了 10 倍。儘管很成功,Altman 還是退出了風險投資的生意。他說,「你要努力找一家有你沒你都能成功的公司,然後說服該公司接受你的投資而不是他人的投資,價格還要盡量低。我不喜歡站在企業家的對立面。」出於對矽谷這個視十億美金於無物地區的警覺,他決定擺脫除簡單舒適生活之外的一切事物:舊金山 Mission District 的四居室、他的汽車、在 Big Sur 的地產、1000 萬美元的儲蓄——產生的年利息就能覆蓋自己的生活成本。剩下的,就用來改善人類的問題。像一家陷入困境的創業公司一樣,Altman 做了一個激進的轉型。而當時有兩個小孩的 Paul Graham 和 Jessica Livingston 正因管理 YC 而精疲力盡,也開始尋找繼任者。Livingston 說,「當時的情況是,我們並不是有一個繼任者的名單,然後 Sam 排在第一位。而是,就是 Sam 了。」
Graham 說,「我在廚房問 Sam,你想接手 YC 嗎?然後他笑了,感覺像是,人生亮了。我從未見過 Sam 那樣無所顧忌的笑。那種笑就像是,你成功將一個紙團扔進了一個垃圾簍一樣。」
Altman 想要創建一個萬億美元的帝國,推動世界前進。然後他意識到,「沒有重大的科學突破,萬億美金級的企業不會誕生。」所以,他開啟面向硬科技的招生批次,研究這類公司面臨的科學和工程難題,然後錄取了最具希望的一些。Altman 幫助說服了自動駕駛汽車公司 Cruise 的 CEO Kyle Vogt 加入 2014 級的 YC;然後,在 Cruise 有資金難題之後,他自己投資了 300 萬美元。在 3 月份,通用汽車以 12.5 億美元的價格收購了 Cruise。
Altman 一直想做一個核能源公司,現在他有了 YC 來投資自己能找到的最好的核裂變與聚變創業公司。然後,他個人也投資這兩家公司,成為了它們的董事。致力於社交的創業公司有數千家,但致力於核裂變與聚變的創業公司不到 20 個。但 Altman 說,「難事其實要比容易的事容易。因為人們會感覺它有趣,就想要來幫忙。再做一個 app?你可能收穫一個白眼。弄一家火箭公司?每個人都想要進入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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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ham 曾寫道,在給創業公司建議時,最常援引的創始人是 Steve Jobs 和 Altman,「在設計問題上,我會問『Steve 會怎麼做?』然而在戰略或野心的問題上,我會問,『Sam 會怎麼做?』」在危機中的創始人們會首先給 Altman 打電話,期待他在矽谷這個仰賴互助的地方的縱橫捭闔的能力——他會說,「我給 Brian 打電話搞定了。」指的是 Brain Chesky——以及看人就像看透一盤棋下法的能力。YC 的一個創始人告訴我,「因為 Sam 能預見未來,所以我們會讓他告訴我們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當挪威創業公司 Konsus 的兩位創始人抵達 YC 在舊金山 Market District 南邊的新據點,去找 Altman 會面約談的時候,他們就像一個朝聖者邁向山頂的神殿。Konsus 是 YC 冬季的批次,業務是將企業和自由職業者對接起來,提供類似於網頁設計或者數據錄入的工作。儘管在 Demo Day 之後融了 160 萬美金,兩個創始人仍舊充滿焦慮。Fredrik Thomassen 說,他們想讓這筆錢能永遠花下去,而 Sondre Rasch 提到為了省錢他都想住在郊區森林附近的一個十二個創業者的集體區域了。所以,我們真的需要給自己的工程師配電腦么?這兩個鬍子拉碴、影影綽綽的人盯著 Altman 問。
「這是一種不太常見的錯誤,也就是試圖太過節省。」Altman 平靜地說,「但如果有人能做到,那就是斯堪的納維亞人了(註:主要在北歐挪威等地)。把電腦買了吧。」公司的兩位創始人認真地點了點頭。從見過 Altman 之後,他們就很尊敬他。當時,他們對 Konsus 公司業務的解釋是「公司將需要做的任務發給我們,然後基於技能和時間的便利性,我們及時將這些任務分配給世界各地的頂尖的自由職業者。」Altman 即刻問道,「所以你們不就是一個按需服務的臨時代理機構?」
Thomassen 說,「我們肯定願意多談談質量,因為我們旗下自由職業者的作品質量是我們最大的不同之處。不過我們需要某種指標來衡量它。」Altman 回應說,「用客戶重複使用率和留存率就行了。你不需要發明什麼新的複雜的指標,所以不要。」Thomassen 還列了一個表向 Altman 諮詢「在接下來 3 個月中,哪些是我們最可能做錯的?」
Altman 覺得他們的這種過度警覺是個不錯的跡象:他相信「做到最好的創始人都非常偏執,充滿危機感。」他告訴他們,「從字面上來說,創始人總喜歡創造新的東西。然而做一個生意其實意味著反覆打磨一個東西十年。」然後他絲毫不帶諷刺地說,「大多數人做的事情太多了。應該堅持不懈地做一兩件事。」
Altman 這種簡潔的先見能力讓一個 YC 創始人稱他為「創業尤達大師」(註:《星球大戰》系列電影里的一個先知類的角色)。創業者帶著半小時的苦難跋涉許久來見他,15 分鐘後就帶著決心離開。他的大部分建議都遵循 YC 對透明度的準則:如果你擔心投資者對公司遇到挫折如何反應,「那就告訴他們」;你對潛在客戶的沉默感覺迷惑,「那就問問他們」;那些更棘手的問題會激發他果敢的判斷;「除非競爭對手明確地在市場上打擊你,不要擔心它們。」Altman 在午餐桌上這樣告訴 Elucify 的創始人,「競爭對手應該是你最不需要擔心的東西之一。」幾分鐘後,他又開著免提與加拿大自動駕駛公司 Varden Labs 交流。這家公司的創始人告訴 Altman 自己正在為融資憂慮。穿著長襪、卡其短褲、灰色連帽衫的 Altman 揮舞著一把青銅時代的劍(他買來作為送給 Paul Graham 的禮物)說,「想要融資 5000 萬美金,」他說——兩手持劍猛地一劈——「你要不有了重大的技術突破,或者就有了一大群客戶。」他閃避開想像中出劍,開始向前攻擊。「那長期呢?」這家公司的創始人問道,「永遠想著如何把你現在做的事後面多加一個 0,但不要比這個想得再遠了。」一擊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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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與朋友在舊金山北部的一次全天徒步旅行中,Altman 放下了人類是獨一無二的這個觀念。在他們討論人工智慧發展狀況的時候,Altman 對我說,他意識到了,「我們毫無理由認為在比如 13 年之內不會出現能夠複製我們大腦的硬體。當然,一些事仍會專屬於人類——創造力、突然的靈光一閃、既高興同時又悲傷的感覺...但計算機將會有自己的渴望和目標系統。當我意識到智力可以被模擬時,我放棄了我們是獨一無二的觀念,這沒有我想像的那樣使我受傷。」他凝視了一會兒,「成為一台機器有一些好處。人類被輸入 - 輸出效率所限制——我們每秒只能學習 2 比特,所以大量數據被丟失了。對機器而言,我們肯定像是緩慢的鯨歌。」
OpenAI,一個 Altman 與 Elon Musk 建立的非盈利組織,是對人類統治結局的對沖,一種防止我們受到自己所創造出事物的傷害的戰略防禦手段。OpenAI 誕生於 Musk 持有的,人工智慧將意外地毀滅人類的信念。對於一個沒有摻入人性的強大的系統可能出現的問題,「回形針最大化機器」(paperclip maximizer)就是一個例子。這是瑞典哲學家 Nick Bostrom 在 2003 年提出的場景。如果你告訴一個全權自主的人工智慧做儘可能多的回形針,且不給其他指令,它可能耗盡地球所有的資源去做回形針,包括我們體內的原子——如果它們不是一上來直接殺掉我們,保證我們不會阻止它做更多的回形針的話。OpenAI 尤其擔心谷歌的 DeepMind 科技所追求的至高的人工智慧會監控它全球的競爭者。Musk 告訴我,「如果他們開發的人工智慧產生了些偏差,我們將會擁有一個永生的、超級強大的獨裁者。」他繼續說道,「一點點的性格缺陷,就可能讓它的第一步行動變成殺掉所有的人工智慧研究者。」
OpenAI 顯然是帶著恐懼成立的,但還沒什麼人知道它打算迎接什麼。五月,Google Brain 團隊的一個重要的研究員 Dario Amodei 造訪了辦公室,告訴 Altman 和 YC 的 CTO Greg Brockman 沒人了解他們的使命是什麼。他們可以弄到十億美金然後僱傭三十個出色的研究員,但是要幹什麼呢?「這個領域裡有二三十個人,包括 Nick Bostrom 和那篇維基百科的文章,」Amodei 說,「都說 OpenAI 是想造出一個友好的 A.I. ,然後向世界公布它的源代碼。」
「我們不打算開放所有代碼,」Altman 說,「但我們最後也別試圖糾正它,一般這隻會使其更糟糕。」
Amodei 問道,「那目標到底是什麼?」
Brokman 說,「我們目前的目標是…做現在能做的最好的事。有點不好說。」
人工智慧技術現在還遠不是全能。微軟發布聊天機器人 Tay 之後,Twitter 上的流氓用戶馬上就教會她發布類似「用毒氣毒死猶太人,發動種族戰爭吧」之類的言論;最近發布的第一首軟體生成的流行音樂《Daddy』s Car》,聽起來就像披頭士,如果披頭士是一群機器人的話。然而,Musk 告訴我:「雖然還沒看到機器人殺手在街上行動,不代表我們就不該擔心了。」蘋果的 Siri、亞馬遜的 Alexa 以及微軟的 Cortana 為數百萬人充當助手,實時翻譯和自動駕駛技術現在則想當然地被信賴。YC 甚至開始使用一個叫做 Hal9000 的人工智慧機器人來篩選申請:這個 bot 的神經網路通過評估之前的申請和這些公司的成果來訓練自己。「它篩選的是什麼?」我問 Altman。「我不知道。」他回答道,「神經網路讓人擔心的就是這一點——你不知道神經網路在做什麼,它也無法告訴你。」
OpenAI 在 6 月宣布了最近的目標,包括打造一個可以布置和打掃桌子的家務機器人。一個更長遠的目標是開發一個通用的、可以通過圖靈測試的人工智慧系統——這個系統可以通過推理和反應的方式讓人相信他就是人。不過 Altman 相信一個真正的通用的人工智慧應該不止於欺騙,它應該去創造。去發現量子物理的某個性質,或是單純為了自己的求知慾和創造欲設計一種新的藝術形式。當很多人工智慧研究者通過告訴系統「那是狗,不是貓」來糾正錯誤的時候,OpenAI 致力於讓系統自己學習各種事物的原理。「就像嬰兒那樣嗎?」我問 Altman。他說:「很多人都忘了嬰兒學習任何好玩兒的東西都要好幾年。而如果人工智慧研究者在開發一個演算法,然後遇到了一些類似於嬰兒會遇到問題的時候,研究者就會感覺無聊,然後覺得根本不管用,於是就放棄了。」
Altman 認為 OpenAI 的使命是照顧好自己這個領域的「神童」們,一直等到 TA 可以被世界所接受。他一直在閱讀詹姆斯·麥迪遜(註:美國第四任總統)關於制憲會議的紀要來獲得這種轉變上的指導。Altman 說:「我們正在計劃讓世界大範圍的地區來選舉代表,成立新的管理委員會。因為如果我要不能參與,我可能要說:為什麼這些混蛋可以決定我的生活?」
在 Altman 管理下,Y Combinator 逐步變成了一個類似聯合國的機構,他本人也越來越多地需要做出「秘書長級」的決定。也許,把人類託付給一個看起來對人不太感興趣的人是有道理的。「Sam 對於世界的計劃是基於 ideas 的,而不是人。」Peter Thiel 說。「這就是它有力的原因——因為這就不會讓它們因是否受人群歡迎而綁架。」當然,那種強大的動力和強大的漠不關心的結合,催生出了 OpenAI:如果一個深不可測的人工智慧不關心我們怎麼想,它又如何保護我們?
今年春季,Altman 在舊金山貿易展的一個私人房間里,和國防部部長 Ashton Carter 見了一面。Altman 穿上了他唯一一件西裝夾克,灰色的夾克尺碼頗大,還是他的助手為了一次香港之行使了些小伎倆才給他量出來的。Carter 身著細條紋正裝,開門見山地說:「瞧,很多人認為我們國防部又大又官僚,然後還有斯諾登事件,」Carter 意指政府對待愛德華·斯諾登的方式。「不過我們想和你在矽谷合作,利用你們的專長。」
「當然,那太好了。」Altman 說,「你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用戶了。」國防部明年的研發預算超過了蘋果、Google、Intel 加起來的兩倍。「不過很多初創公司因為要花一年來等你回復而很受挫。」Carter 用食指了指自己的太陽穴,彷彿扣動了手中一把槍的扳機。Altman 繼續說:「如果你能設立一個對接點,兩周之內決定與 YC 的公司開始一些試運行項目,那就再好不過了。」
「太好了。」Carter 說,看到他七個助手之一記了筆記。「還有么?」
Altman 想了一會,說:「如果你或者你的副職之一能夠來 YC 講講話,應該會很有意義。」
「我親自來。」Carter 答應道。
大家出來的時候,前微軟高管、現國防部數字部門的領導 Chris Lynch 告訴 Altman:「要是能談談 OpenAI 就好了。」Altman 含糊地點了點頭。2017 年美國軍方預算中,有 300 億美元被劃撥給了人機合作,即 Centaur Warfighting 計劃,而下一年還包括研發能自己判定目標的遠程導彈。Lynch 後來向我透露,OpenAI 系統會非常適用。
對於將 OpenAI 產品交給 Lynch 和 Carter,Altman 有點猶豫:「我毫不掩飾地熱愛這個國家,這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他說。在斯坦福大學時,他參與了 DARPA ,一個涉及無人直升機的研究項目。「但有些東西我們絕對不會和國防部一起做。」他補充說,「我的一個朋友說,『我們能和國防部競爭的唯一原因是,儘管他們有很多錢,但他們並不是太有競爭力。』但我覺得很矛盾,因為他們有世界上最好的網路司令部。」在消除混亂的本能驅動下,Altman 想要幫助增強我們的軍事力量,捍衛我們的世界免受新出現的力量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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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所有的 YC 創業公司進入的時候拿到的都是同樣的資金,也就是同樣的估值:170 萬美金。在 Demo Day 之後,它們的中位數估值變成了 1000 萬美元。為什麼短短三個月內這些公司的估值會翻了 6 倍?一個理論是,最好的創業者會申請最好的孵化器,而 YC 很擅長選出那些無論如何都會成功的創業者。負責過去幾批的 Paul Buchheit 說:「最重要的就是創始人了。Facebook 有 Mark Zuckerberg,而 MySpace 只有一群猴子。」
這樣的必然結果是 Y Combinator 教會了它的公司如何在 Demo Day 上講好故事,從而讓自己更有吸引力。很欽佩 YC 的風險投資家 Chris Dixon 說:「這些創業者們得到了很好的訓練,他們知道該如何投我們所好,從展示業務專長到講述關於他們背景的,能顯出他們毅力和勇氣的故事。」在這個冬季批次,所有的演講都遵從了一個不變的描述方法:將自己和一家有名的獨角獸公司聯繫起來(「我們是保姆行業的 Uber……非洲的 Stripe……醫療行業的 Slack」)或者,如果沒有合適的類比,就說「X 不行了。未來 Y 會修復 X。我們正在做 Y。」然後用各類圈內流行語來表達你的陳述:我們「撬動技術以一種完全自動化的方式來實現個性化」(實際上是:針對個人的洗髮水)。Paul Graham 很高興地承認了這一點,還不忘灌輸理念:「我們的幫助讓糟糕的創業者和優秀的創業者看起來一樣。」
一種相反的理論是,YC 通過教會公司們增長高於一切,確實讓這些公司變得更好了。它們不會因為和媒體打交道、參加各種會議或者對代碼進行無關緊要的修補而分心。YC 對於收入的黃金標準是每周增長 10%,即一年增長 142 倍。如果做不到,嗯,那就講一個其他指標增長的故事。在 Demo Day 上,有一家公司曾宣布他們有「50% 的口碑增長」,雖然沒人知道那是什麼東西。Sebastian Wallin 告訴我說,他的安全公司 Castle 募集到了 180 萬美元資金,因為「我們成功地找到了顯示增長的方式。我們嘗試跟蹤了產品的安裝情況,數據看起來不好。所以我們用的是被保護賬戶的數量,這個數據在 YC 孵化期間有了大約 30% 的增長——而 40% 的賬戶都是 YC 自己的公司。一個完美的童話故事。」
真理是,長時間的快速發展是很少見的,因為這需要通過不停創新來維持,那種不受控制地快速發展最終可能更像是腫瘤。去年,在 Reddit 的一系列危機之後,Altman 在其董事會上說服了聯合創始人 Steve Huffman,讓他重新擔任首席執行官。Huffman 說道:「我就任後立即跟 Sam 說,『不要跟我扯增長率的事,我不能控制它。』每個像 Facebook,Airbnb 這樣偉大的初創公司,一開始都不知道他們為什麼增長那麼快,然後需要在增長停滯之前弄清楚。增長掩蓋了所有問題。」
也許,關於 YC 最決定性的理論是,他們的關係網的強大比任何其他理論都要重要。YC 畢業的「校友」們認為他們就像一種集團式的企業(keiretsu),一系列緊密聯繫的公司互相成就彼此。「YC 有他自己的一套經濟體系,」Harj Taggar,Triplebyte 的聯合創始人說道,這家公司幫助程序員匹配 YC 系公司的工作。每年春天,創始人們來到 YC 營地(Camp YC)——舊金山以北的紅杉林中,就是為了社交。當 Altman 一開始找到 Kyle Vogt——Cruise 的 CEO 時,Vogt 已經有過一家 YC 公司了,所以那些課程他都很熟悉。他對我說:「我和五個曾入選 YC 一次以上的朋友們聊過,『第二次去還有意義嗎?你會因為 YC 的品牌收穫更高的估值,以及因為在他們的關係網中獲得更多好處嗎?』所有人,都說了 Yes。」
可能並沒有什麼相反的理論。「對 YC 的批評就是,」Andy Weissman,Union Square 風投的管理合伙人和我說,「在 Demo Day 的時候,他們的用戶基本都是 YC 系的公司,這就解釋了為什麼他們都增長得如此之快。但是有一千多家公司都願意使用你的產品也很好啊!」不是說 YC 的公司可以讓 Airbnb 和 Stripe 去使用它們的產品,而是這個網路的校友們遍布了矽谷最大的公司。YC 過去被收購的 121 家創業公司中,有很多都是被 Facebook、蘋果和谷歌吸收了。
然而,Altman 擔心這個網路的產生的權勢會成為一個問題。在二月,他給最近畢業的幾批創業者發了一封郵件,警告其中一些人已經有點驕傲和自以為是了。然後他告訴我,「如果這些公司僅僅因為是 YC 公司就能活著,那麼這對公司和矽谷來說都是壞消息。爛公司迅速消亡對每個人都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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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ltman 家的一個晚上,他的弟弟 Max 和 Jack 正取笑說道他 35 歲時應該競選 2020 年的總統。28 歲的 Max 說:「Sam,誰會比你更好呢?」Altman 試圖不那麼激烈地改變話題的時候,27 歲的 Jack 說,「這不單純是兄弟們之間吐槽。我確實認為需要一個好的候選人來代表科技。」
「讓我們派一個同性戀的猶太人去競選總統吧!」Altman 說。「那肯定行!」
Jack 盯著書架上一個叫「Samurai」(武士)的桌面遊戲說:「當我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Sam 會贏得每一場 Samurai 遊戲,因為他總是宣稱自己是 Samurai 的領袖:『我必須贏,我要主宰一切。』」
Altman 反擊道,「你現在想玩快速國際象棋嗎?」,然後 Jack 笑了。
Max 在 YC 孵化的 Zenefits 公司工作;Jack 聯合創立了一家績效管理公司 Lattice,這家公司剛剛脫離了 YC 的孵化。這兩個兄弟在三年前與 Altman 搬到一起後就再沒離開。Altman 最近雇了一位設計師來將其灰色的宜家沙發升級為了灰色的 SummerHouse 沙發,還掛了一些裝幀精美的從外太空拍攝的照片,但房子仍然維持一種高檔學生公寓的感覺。他媽媽告訴我,「我覺得 Sam 喜歡讓兄弟們待在自己的身邊是因為,他們知道什麼時候以及能夠做到提供反對的聲音,理解他的情緒,而其他人是不行的。然而他們之間還是有一些微妙的權力關係。我想讓事情在爆發之前結束。」
今年三月,Altman 寫了一篇博文宣布自己投資了一家叫 Asana 的公司;他領投了 500 萬美元的 C 輪融資。他寫道,為了團結你的員工,擁有明確的任務和目標很關鍵,這樣你可以反覆就目標和大家溝通,並進行頻繁的考核,而「Asana 是在這三個領域中做得最好的。」當 Jack Altman 閱讀這篇文章後,他給 Sam 發簡訊說,「哎喲!」Lattice 宣稱自己才是這些領域中最好的。然後 Jack 打給了他們的父母,他們都很吃驚。
「你還在生我的氣嗎,Jack?」現在 Altman 問道。當 Altman 意識到這個問題時——「我在匆忙中寫下了這篇博文,是 Asana 讓我這麼做的,而我已經聽到了這麼多 Jack 次的演講,我一定多少潛移默化地吸收了他的一些言論」——他打給他的兄弟向其道歉並且想辦法來彌補。他解釋當時並沒有察覺到這裡面的利益衝突:「我將 Asana 作為一個待辦事項列表(to-do-list)來使用。Lattice 沒有這項功能。」
「他不是惡意的,」Jack 後來告訴我,「那只是 Sam 在以每分鐘一百萬英里的速度前進。Sam 後來確實開玩笑說,『我們會把你粉碎,』但我們已經處在關係彌補階段了。」
在 Altman 做義大利 pasta 和 Marcella Hazan 的番茄醬的時,Jack 又開始黑他哥了。「今年冬天在 YC 的時候,當 Sam 要過來講話的時候,每個人都會看著我。所有這些不認識 Sam 的人都把他當做... 不是當做碧昂絲,而是——」
「你太誇張了。」Sam說。
「公平地講,你過的生活還可以更荒唐一些,」Jack 說。「你可以開一輛邁凱倫——」
「沒事就去 French Laundry 吃飯(註:名廚 Thomas Keller 在加州的米其林三星餐廳)。」Max 補了一句。
「駕駛飛機飛在全加州上空,或者購買幾萬美金的化石。」Jack 總結道。感覺到各項罪名成立的 Sam 正俯在 pasta 湯前。
儘管 Altman 顯然享受管理 YC,但有時侯他也會想,在他的職業生涯迅速崛起的過程中,他是否也落下了一些東西。在他以 Loopt 創始人度過一個 YC 暑期之後的許多年裡,他都無法忍受曾賴以度日的速食麵或星巴克的冰淇淋咖啡;而現在那些味道讓他充滿了渴望。今年春天,他看到 Nick Sivo 帶著一個新公司又一次經歷了 YC,勾起了他少年時期沉澱在心底的一些東西。當我跟這兩人一起聊天時,Altman 說,「我仍然覺得 Nick 給我的感覺就停在 18 歲,我相信他對我也是這麼想的。」Sivo 說,「我其實不明白你是什麼意思。」「像一個無人知道和關心的大學生,」Altman 惆悵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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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世界的前進可能最終會產生巨大的價值,但代價也同樣昂貴。為了積聚必要的資金,Altman 靜靜地向矽谷更深處挖掘:他已經開始使 Y Combinator 變得更像一個投資機構。YC 一直以一個溫和、有益的天使投資人的形象出現,一個那些入股後就力求巨額回報的冷酷的風險資本的對立面。Paul Graham 曾發表了一篇文章叫《A Unified Theory of VC Suckage》(一個關於 VC 槽糕之處的統一理論)[2],而之前某次 YC 活動的一個演講者放出了一張寫著「風投:沒有靈魂的撒旦代理人還是笨拙的強姦犯?」的幻燈片。
通過給創業公司投資來限制 VC 在財務方面對公司的束縛,YC 已經逐漸將權力的天平傾斜向了企業家一邊。它們還會給公司們一份 VC 的排名,上面不僅有書面的評語,還有具體的打分。Bryce Roberts,一家風投機構的合伙人,已經連續四年被邀請參加 Demo Day 了。最近他把准入許可借給了自己的投資經理,說:「他們揮舞著的大棒就是,VC 們,我們可盯著你呢。」
風投們已經認識到,如果他們要想對最好的 YC 公司投資,就必須提供公平的條款,為它們代表的創業公司努力工作,並給予 YC 要求的任何幫助。許多人私下抱怨 YC 把價格抬高了。有些人還抱怨 YC 太達爾文主義(註:弱肉強食,優勝劣汰)了。一個知名的風險投資人告訴我,「YC 這個項目對每一批最好的 4 家公司很好,但對其餘 46 家企業來說就不怎樣了,因為當他們來見我的時候,我就知道他們已經被紅杉和 Andreessen Horowitz 跳過了。」Andreessen Horowitz 的聯合創始人 Ben Horowitz 說,這種有利於頂尖創業企業的機制不是 YC 的專屬:「創始人最想獲得資金的投資人可以最先選擇,其他所有人挑剩餘的。這叫資本主義!去做他媽的工作或者就被幹掉吧。」
Altman 的投資方法是被 Peter Thiel 塑造的。他是一個 48 歲的自由論者,PayPal 和 Palantir 的聯合創始人,曾暗中資助那起使得 Gawker Media 破產的訴訟案件,並試圖通過攝入人類生長激素來延長自己的壽命。(最近,他在想是不是直接用年輕人的血液可能會更好。)作為一位業界頗具影響的風險投資人,Thiel 在很多方面都是 Paul Graham 的對立面,他並不贊成少量狂熱用戶和「拉麵盈利」的想法,而是鼓勵飛速增長和迅速壟斷。但這兩人的共識是對創始人質量和公司未來前景的關註:在 5 年或 10 年內,產品的市場規模能否擴大 100 倍?
多年來,YC 都在討論對其企業進行後續投資,來幫助它們進一步擴張並且盈利。去年,Altman 提議做一個總量 40 或 50 億美元的貸款池,以及一個 20 至 30 億美元的增長基金。「我們都告訴 Sam 這有點太瘋狂了,」一位 YC 核心人員回憶到。Altman 最終也認同了。「那些反對我的人其實是對的——你無法真正向 YC 的公司投入 50 億美元,」他說。「至少,現在還不行。」
首個 YC 連續增長基金(YC Continuity growth fund)——一筆相對適度的 7 億美元——於去年九月推出。雖然成長期基金的投資者一般有三倍的回報率就滿意了, Altman 卻期盼一個前所未聞的十倍回報。這個基金將主要領投後續融資輪次,但其三分之一的錢都會用於維持 YC 在其所有企業中那 7% 的股份,因為它們在畢業後還會不斷融資(註:不繼續跟投的話 YC 的佔比就會被稀釋)。(如果 YC 只投資他最喜歡的企業,風投們就會作出其餘都是二流企業的推論。)管理這個增長基金的 Ali Rowghani 將這種聚焦描述為一個巨大的競爭優勢:「投資人們要花費 80% 到 90% 的時間來尋找被投項目(sourcing),像日本的捕魚船隊一樣游遍全球。而我們是在不斷被補充的水族箱里釣魚。」
但對許多 VC 而言,這個增長基金更像是一艘停泊在中國南海的驅逐艦。「這肯定是一種顛覆沙山路(註:Sand Hill Road,矽谷頂級風投集中的地方)的方法。」Bryce Roberts 說,「如果 Sam 沒有明說,他也肯定想過。當你能擁有 25% 的 Airbnb 時,為什麼只要 7% 呢?」擔心來自於,YC 不久就將為無數初創公司提供從「搖籃到上市」(cradle-to-I.P.O)的全階段資金,於是讓大量 VC 無事可做。這還會大大減少其他初創公司的資金和知識來源——從而把更多權力集中在 YC 手裡。一位領先的風險投資人說,「在某個時候,他們就會開始在 A 輪和 B 輪挑選其最好的公司。我想他們的計劃就是顛覆一切,接管世界。」
當我向 Altman 提出這一想法時,他生氣了。「只要是我在管理YC ,我們就不會領投 A 輪融資的!」他宣稱道。「如果我們這麼做,就會給我們的項目申請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害。」然而,幫助撰寫 YC 增長基金的法律框架的合伙人 Jonathan Levy 觀察道,「法律文件中留下了足夠的餘地,可以讓它們去做最合理的事。你看,Sam 很尊重紅杉嗎?絕對的。但他是否認為他能做得更好?絕對的。他能做得更好嗎?絕對的。我是否能看到有一天 Sam 接管整個風投系統?絕對的。一開始,原計劃會有一次例外,接著是兩個,然後有一天整個生態就完全改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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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去紐約的旅行中,Altman 在一個星期六順道去了趟我的公寓,討論技術是如何改變我們對自己的看法。他蜷縮在沙發上,膝蓋抵住下巴,說,「我記得我曾想,當 Deep Blue 在 1997 年擊敗 Garry Kasparov 時,為什麼任何人都不再關心國際象棋了?現在我對我們輸給 DeepMind 的 AlphaGo 這一事實感到很傷心,」(AlphaGo 最近打敗了世界圍棋冠軍。)「我是人類的一員。我沒有一個很好的邏輯原因來解釋為什麼我很難過,除了我感覺到人類比機器更擅長的事又少了一些,」過了一會兒,他補充說,「『悲喜交加』(melancholy)是一個比『傷心』更好的詞。」
矽谷的許多人都痴迷於「模擬假說」,這個觀點認為我們的現實實際上是由一台計算機模擬出來的。兩個技術界的億萬富翁甚至已經開始秘密地接觸科學家,目的就是研究能將我們從這種模擬中解放出來的方法。對 Altman 來講,危險不來自於我們可能的造物主,而來自於我們自己造出來的東西。「手機已經控制我們了,」他告訴我,對著自己的 iPhone SE 皺著眉。「融合已經開始——而融合也是最好的方案。任何融合以外的版本都會有衝突:或者是我們奴役人工智,或者人工智慧奴役我們。而完全瘋狂的融合版本是將我們自己的大腦上傳到雲端。我覺得不錯,」他說。「我們需要提升整個人類的水平,因為我們的後代將要麼征服銀河,要麼在宇宙中永遠地湮滅。活著是多麼神奇!」
一些未來學家——達·芬奇、凡爾納、馮·布勞恩——想像的是幾十年甚至幾個世紀後的技術。Altman 則評估當下的情勢與潛在的威脅,然後專註於務實的行動來推進或阻止。Paul Graham 在技術界呼籲阻止 Donald Trump 的計劃沒有什麼結果,而 Altman 在沉思 Trump 問題數月之後,最近宣布了一個叫 VotePlz 的無黨派項目,旨在獲得年輕人的選票。它將選舉視為一個技術問題——怎樣用最少的代碼獲取最多的回報?——Altman 及其三個聯合創始人通過為九個搖擺不定的州的年輕人提供註冊表格和郵票來幫助他們註冊。在選舉日當天,VotePlz 的應用程序甚至可能被設定成呼叫一輛 Uber 載你去投票。
合成病毒?Altman 正在 YC Research 中籌劃一個可以阻止它們的合成生物學研究組。衰老與死亡?他希望資助一個致力於研究異種共生技術的公司,把年輕人的血液作為一種注射劑。「如果它湊效的話,」他說,「你仍然會死亡,但你可以在 120 歲時都相當健康,然後迅速老去。」人類的衰老?他正在考慮建立一個研究小組來為我們的最終繼任者做準備,無論它將是一個人工智慧還是增強版的智人。這個想法將會集結機器人、控制論、量子計算、人工智慧、合成生物學、基因組學、太空旅行以及哲學領域的思想者,來探討技術可行性,以及替代人類的倫理學問題。目前,這些領域的領袖會在 Altman 的房子里半定期地舉行會議。該組織戲稱自己為「盟約」(註:歷史上有很多電影、電視劇和歷史事件用這個詞命名)。
Altman 凝視著前方,情緒偶爾會籠罩在他的臉上。他告訴我,「如果你認為所有人類生命的價值都是相同的,而且認為 99.5% 的生命會在未來誕生,那麼我們應該把我們所有的時間都用于思考未來。」他的聲音下降了一些。「但我確實也關心我的家人和朋友。」他問我,如果為了拯救自己愛的人,我會允許多少陌生人死亡——或者對他來講,說得更加誠實一點,允許有多少人被我殺掉。在我考慮的時候,他說他的數字是十萬。我告訴他我自己的數字會更大。「這是一個 bug,」他並沒有被安慰到。
Altman 更喜歡把創新的後果視為一個系統問題。緊迫的挑戰是計算機會使我們大多數人失業。Altman 的補救措施是 YC Research 的一項五年期的研究——基本收入項目(Basic Income project)。這個計劃於 2017 年啟動的項目來源於一個突然流行起來的古老思想:給每個人足夠的錢去生活。順著在加拿大尼托巴省、和烏干達等地的早期試驗,YC 將拓展到奧克蘭,給予多達一千個人每年一筆錢,大約在 1.2 萬至 2.4 萬美元之間。
這個想法的問題所在同樣很簡單:為什麼那些不需要津貼的人也要拿錢?難道免費不會鼓勵人們懶惰嗎?而且裡面的數字令人震驚:如果你給每個美國人 24,000 美元,年賬單將會高達 8 萬億美元——是聯邦財政稅收的兩倍。然而,Altman 告訴我,「人們對這件事搞錯了的是,如果勞動力成本降低為零」——因為機器人已經取代了所有的工作——「那麼人們生活所需成本也會急劇下降。如果我們能用上核能,那麼電力就是免費的,然後交通成本就會大大降低,然後這種低成本就會遷移到水和食物上。人們現在優質教育上花了很多錢,而如今你可以通過手機就可以在很多事情上成為專家。所以,如果一個美國的四口之家需要 7 萬美元才能生活得快樂,這也正是你常聽到的數字,那麼在未來十到二十年內,這一數目將會出現數量級上的下降,誤差因子就在兩倍之內。除去住房的支出外,一個家庭只需花費 3,500 到 4,000 美元就能生活得很不錯。
最好的情況下,科技帶來強有力的改革會使得 Altman 不需要在少數和多數中作出選擇。當人工智慧重塑經濟時,他告訴我:「我們將擁有無止盡的財富,大量工作崗位將被替代。所以基本的收入就能滿足生活所需。此外,這個經濟上的補貼可以讓一百萬人中的某一個做出下一個蘋果公司來。
在冬季訓練營快結束時,YC 的合伙人和團隊開展了一個全員會議。負責這個批次的合伙人 Paul Buchheit 講到了一個對創始人們的調查結果。調查裡面有一些對食物(沒有足夠的選擇給不吃茄屬食物的人)和咖啡(速溶的)的怨言。而最主要的批評,Buchheit 說,是這一批里有 127 個公司,「YC 感覺太大了。我們很多人都有這樣的感覺。創業者並非是一幫小學生或農場里放牧的動物。他們是下一個 Mark Zuckerberg,他們是同輩。他們對我們的愛,對我們的成功與否是很關鍵的。」他總結道,「我的目標是下一個批次中只能有 100 個公司。」
後來,Altman 跟我說,完全聚焦於創始人身上是不對的。「當我接管時,」他說,「我統計了公司在 YC 的愉快程度,但其實衡量這個指標是錯誤的。為了保證我們能夠獲得並留下最好的投資者,我們現在還衡量合作夥伴的開心程度」——現在是五分制的 4.38——「以及一家最後沒有成功的公司是否不開心。」風險投資機構相信他們的回報遵循著的是「冪律法則(power law),也就是回報的 90% 來自於一兩個最好的公司。這就意味著他們應該暗地裡希望他們投資的其他公司趕快垮掉,而不是像「殭屍」一樣半死不活地耗費資源。Altman 指出 YC 公司僅有約 1/5 的失敗率,又說:「我們應該更加冒險,這樣我們的失敗率就可以到達 90%。而如果你的目標是更多回報,你其實應該希望一批里最好的公司拿完所有的錢。他承認,「這樣做的話可能對其他公司士氣上是一個打擊,這麼做你是沒法建立起一個互幫互助的校友網路的。不過從另一方面講,一個有著三四個巨大 YC 公司的網路也會很有幫助。」
對於 YC 過多和過快加大規模的擔憂現在已經廣泛存在。Drew Houston,Dropbox 的創始人之一,告訴我天才創始人的數量並不是無限的。「某種程度上說,到了第 10,001 號公司,你只是在接受你本應該拒絕的項目罷了。」Marc Andreessen 的基金將 15% 的錢投向了 YC 公司。他說:「綜合來看,YC 在逐漸擴張的過程中篩選的水平也提高了——同時,由於他們有著越來越強的吸引力,他們也漸漸能開始穩定地獲得優質的創始人群體。」但是他又講到:「爭論在於:他們是否將自己的網路延伸到了臨界點?天才和瘋子被混合在了一起。」
Altman 承認了 YC 網路中的缺陷。比如,數百個初創的公司都希望能夠和 Stripe 公司的 Patrick Collison 說上話。他注意到 Stripe 剛剛指派了一名專門聯繫人來和 YC 系的公司對接,於是希望 YC 的其他的招牌公司也能夠照著做。他們最好儘快。從這個冬天開始,YC Fellowship 這個項目將轉變為「創業學校」(Startup School)項目,一個為所有想要來參與的公司提供免費、線上的 10 周課程的地方。他們不會拿到任何資金,但可以學到和入選公司相同的東西。Altman 會親自監督這個項目,他相信這是能夠在一年裡最快、最簡單地把成千上萬個創業者帶入 YC 網路中的方法。他說:「如果我們把規模擴大,然後將好的創業公司的數量提升 10 倍,儘管我們並不擁有它們的股權,但這也一定是對 YC 有益的,儘管我還不能預測具體會是什麼。」與此同時,這個夏季批次,包括 Fellowship 項目在內共計 170 個公司,超過了冬季批次的數量。在這個冬天,YC 將把從每周一晚的活動增加到兩晚,以跟上更快的增長步伐。Altman 計劃明年進軍中國,並將 YC 印度納入考慮。他說:「總有一天,YC 會比我現在接手時還要大上百倍甚至更多。」儘管會犯錯誤,他知道,「但我看不見誰能阻止我們這麼做。」
Altman 的掌權讓一些人懷念 YC 早年時候那種如家庭般的友好氛圍。一位 YC 的忠實擁躉告訴我:「Sam 把榮耀看得太重——他將他的個人品牌放在了最前面。在 P.G. 的管理下,我們有家一樣的感覺,但現在我們變得機構化又疏遠。Sam 總是在向上管理,但作為一個組織的領導者,他應該向下看。」當我告訴 Altman 這樣的批評後,他說:「我確實應該在管理上做得更好——這正是我在 Loopt 時最大的缺點,而且我仍然對此有一些習得性無助(註:一個心理學辭彙,指因為反覆失敗,認為自己的行為無法改變結果,於是就放棄努力了)。我不喜歡每周的一對一時間,或者那種類似『咱們聊聊你的職業生涯發展吧』的談話。但我覺得只要大決定的方向是正確的,管理中有一些小的混亂還算 ok。畢竟大的決策才是決定我們回報率的東西。」更概括性地,他觀察到,「我的腦中缺乏的那條迴路,那條在意別人怎麼看我的迴路,是一個真正的上天賜予的天賦。大多數人都希望被他人接受,於是他們不會冒險去做那些讓他們看起來很瘋狂的事——而這樣做實際上是最大的風險。」
最近,YC 開始測試自己建立一個實驗性城市的可能性來。它會位於美國,也可能在國外,會圍繞科技做最優化的設計:比如,只允許無人駕駛汽車在道路上通行。「它就像在 YC 之外建立的一所大學城,一所未來的大學,」Altman 說。「十萬英畝的土地,五到十萬的居民。我們眾籌基礎設施,建立一些新的可負擔的類似於『不允許人們從房地產上面賺錢』的概念。」他強調這僅僅還是一個想法,但他已經開始找尋潛在的合適的地點了。
你可以想像這個都市可能成為後人類城市的典範,建立在人工智慧的基礎之上——一個 21 世紀的雅典——或者是為精英服務的帶著圍欄的社區,一個隔絕外界混亂的堡壘。對 Altman 來說,去探知未來會是什麼樣子最好的方式就是創造一個未來。他在 OpenAI 做的頭幾件事之一就是把 Hyman Rickover 上將的話印在會議室的牆上。「人生的偉大目標不在於知而在於行。」Rickover 如是說,「我認為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如同整個世界的命運就寄托在自己身上那樣去行動…...我們必須為未來而活,而不是為自己的舒適或者成功。」Altman 細數了 Rickover 為了建造美國核海軍所克服的困難。「不可思議!」他評價道。但在片刻的思考後,他又補充說:「在他生命的尾聲,當他年長一些之後,他也確實說過該把他創造的這一切沉入海底。我想這裡面有一些值得思考的東西。」
題圖來源:New Yorker
註:
1. Five Founders
2. A Unified Theory of VC Suc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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