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精英的自負 理想國的政治災難

11月初，《華爾街日報》刊登了包括8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內的370名經濟學家聯署的公開信，呼籲選民不要投票給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唐納德·特朗普。此前，包括好萊塢明星在內的文藝界人士已經多次發表聲討特朗普的宣言。

必須承認，這些文化精英們對特朗普的憂慮是有道理的。畢竟，從資歷、經驗和自制力來看，特朗普並非美國總統的合適人選。他的愛國激情和政治夢想更可能使得局面變糟而非改善。

不過，無論西方上流精英們如何輕蔑特朗普和他的追隨者，都不能掩飾一個愈發嚴峻的現實：

那些在西方文化精英眼裡無比正確的全球化多元意識形態，以及基於此理念構建的新式理想國，正在遭到曾經沉默的大眾愈來愈猛烈的反抗。而異軍突起的商人特朗普，則更像是預言災難的黑烏鴉。

畢竟，普通民眾在政治上的日益激進，本身就意味著政治風險。

按照常理，普通民眾對政治的態度應該是極度冷感。這些勞碌於生活的普通人，既沒有多餘的精力也沒有足夠的動力去參與遙遠的政治。作為老實本分的民眾，他們對於政治的表達是羞澀的，也是笨拙的，更是四平八穩的，其傳播價值遠遠比不上特定群體的詭異主張。這種天生的政治鈍性，使得他們成為國家政局穩定的基石，以及政府討好特殊選民的最佳犧牲品。

不過，一旦曾經冷感的大眾開始在政治問題上變得激進，通常都表明了一個危險的政治信號：普通民眾的利益遭到了難以忍受的嚴重侵害。那些本應是社會穩定因素的普羅大眾，正在向不穩定轉變。默然視之將使安定的基礎蕩然無存，甚至演進成社會災難。

這一點，在法國大革命前的1788「拋瓦石之亂」、俄國二月革命前的1916年底彼得格勒預備士兵大「遊行」，蘇聯解體前席捲全國的1989超級「礦工罷工」等一系列預言政治災難的歷史事件中，已經得到了驗證。

「以我的經驗來說，大多數民眾儘管荒誕不經且缺乏學識，卻往往能最先感受到動蕩來臨，這或許是一種無以名狀的天賦。」——阿道夫希特勒《第二本書》

實際上，普通民眾具有遠超過知識分子的危機敏感性。

老百姓的大腦里很少摻雜意識形態，他們對於政策的評價絕不會受到意識形態理念的束縛，很容易做到實事求是（對於知識分子來說，這個通常很困難）。況且，中下層民眾大多飽嘗生活的艱辛，對於政策的弊端和負面效應體會最深，即所謂「春江水暖鴨先知」。所以，儘管民眾往往有些在決策者眼裡顯得可笑或者短視的想法，但是他們對一些社會問題的洞察力卻極為敏銳。他們能夠最早感受到動蕩之中的政治機遇，甚至做出錯誤糾偏。

1917年6月的列寧之所以能夠意識到革命之機即將到來，就是因為他知道彼得格勒的預備軍士兵對克倫斯基的戰爭政策和土地改革感到恐慌；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期，安徽鳳陽村民甚至直接私下包產到戶，從事實上對錯誤農村經濟政策進行糾偏。

相比之下，文化精英們儘管見識深遠，但對於具體政策的實際觸覺則要遜色得多，認知也常常偏繆。

這是因為：一方面，政治文化精英所處的環境相對優越或者孤立，難以感受到政策的弊端。

奧巴馬和左翼文化精英們，是無論如何都體會不到所謂的醫保政策，對於美國普通民眾來說是一種何等難以承受的負擔；默克爾和她的執政團隊，以及難民政策的文藝界吹捧者們，在高檔小區里的嚴格安保下，也絕對無法想像難民危機會給普通德國老百姓帶來何等可怕的恐慌。正是這種錯覺，使得他們與民眾的認知產生巨大脫節。同樣，相比社會，學校更像是與世無爭的桃源，學生和老師們在感受不到負面痛苦的情況下，往往更容易被廉價的美好所感動。

隋煬帝必然是最後一個才知道大隋百姓早已在他政策下不堪重負的人，這並非因為他昏聵，而是因為他最難感受到政策的弊端。

另一方面，相比普通民眾，文化精英們更容易掉進先入為主的意識形態陷井，併產生嚴重的認知錯覺。

意識形態本身即是一種認知事物的基點，代表著鮮明的預設立場。對意識形態的沉迷，往往會使得認知基點與實際情況出現偏離，極容易出現認知的偏差，甚至使人陷入一廂情願的錯覺。當代部分西方文化精英將特朗普的追隨者視為無可救藥的人渣，實際上就是一種意識形態上的偏差——把全球化衝擊下民眾的正當訴求視為不可理喻的愚蠢。

這種意識形態的偏繆，以及缺乏切身感受，往往使得政治文化精英低估民眾對其政策的反感甚至憎恨，並引發政治災難。如果標榜「愛國高於一切」的克倫斯基政府能夠在1917年意識到俄國人民早已在戰爭中不堪重負，迫切需要和平哪怕是暫時的休戰來緩解他們的仇恨，那麼列寧的革命恐怕不會輕易取得成功。

同樣，當代西方政治文化精英追捧的全球化多元理念，或許是正確的，但這種正確並不重要，如同克倫斯基標榜的愛國理念和卡隆子爵崇尚的自由貿易理念，也是正確的一樣。因為，理念的正確往往缺乏現實意義。歷史已經表明，任何理想國，無論其理念如何高貴正義，一旦忽略了民眾的承受極限和合法訴求，就必然會招致難以想像的政治災難。

因為，民眾從來不是科學實驗的小白鼠，他們是真正的野獸。如果理性的手段不能得到回饋，那麼這頭野獸就會訴諸於獸性。畢竟，巴黎斷頭台下的法王頭顱，葉卡捷琳地下室的凱撒血屍，早已見證過真正的殘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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