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危機驚醒的世界:五次重大金融危機造就了現代金融
來源:經濟學人 編輯:撲克投資家,轉載請註明出處
導語:金融如何改變世界?
實際上,金融就只做兩個簡單事。它就像是經濟上的時光機,幫助節儉的人把盈餘輸送到未來,或在當下給借款方一個多掙錢的機會。它還能化身為安全網,上好保險以防洪水、火災和疾病。通過提供這兩種服務,一個協調的金融制度能有效地幫助渡過人生的高山或低谷,讓世界和諧充滿愛。此外,當投資人穿梭人世間搜尋著最賺錢的門道時,金融就擔當成經濟增長的引擎。
然而金融也極具破壞力。當泡沫破裂、市場崩潰,面相未來的多年經營計劃瞬間屍骨無存。當2008年的次貸危機呼嘯而來,留下一片失業哀鴻、遍野債務。我們應當捫心自問,是否做了正確的事來發揮金融的益處、而去消除其中的毒性。
以史為鏡,可以知道興替。五件毀滅性的金融衰退--1792年美國第一次金融危機到1929年世界性大蕭條--指明了金融革新的兩大趨勢。首先那些增加了居民金融參與度的各類機構們,如中央銀行、存款保險、和證券交易所,並不是和平時期的天才之作,而是金融危機絕壁之下的拼湊補救。恰恰正是那危機後的狗皮膏藥補救逐漸成為整個系統的永久一部分。如若歷史正確無誤,現今的任何決策將迴響在今後的幾十年。
這使得第二個趨勢更加麻煩。我們在應對危機遵循著習以為常的模式。先是開噴。金融體系中的新構建部分遭受指責:新類型的銀行,投機者或被指認為罪魁禍首的資產,都會被禁止或規劃消除。最終以公家援助私人市場收尾:而金融體系中另外的被認為不可或缺的部分給予國家支持。這一切看起來相當明智加讓人放心。
但是這樣做老朽腐舊。1860年至1877年本家雜誌的主編白芝浩(WalterBagehot)爭論說,金融恐慌的原因是公眾的「盲目資本」湧入不明智的投機性投資。然而那些本意雖好的金融創新增加了問題的嚴重性。而英國動用國家儲蓄的35000英鎊來支撐冰島的銀行,則會讓地下有知的芝浩寢食難安。專業投資人可以依仗國家這一事實更會使得他暴怒。
接下來的五次危機講述了現代金融巨頭--紐約股票交易所,聯邦儲備,不列顛大銀行--的由來。指明了那些成功的金融創新將如何保護投資人免於危險的,同時也在警示著如今處於危機後期的監管機構們。
1792:現代金融的奠基
現代金融大有其益處、同時也有它的恐怖一面,如果要將這兩面歸功於一個人的話,那人就是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美國歷史上的第一位財政部長。1790年,離宣告獨立之日僅過了14年,年輕的美國在金融方面尚是一張白紙,僅有五家銀行和一些保險公司。漢密爾頓想要建立個世界先進的金融體系,就像當時的英國或荷蘭。意味著各州的獨立債務能以聯邦債務之名聚攏起來。美國新發行的國債將能在市場上自由交易,這能使國家便宜籌資。與此同時,美國需要一個中央銀行,國立第一銀行(BUS),將為公眾所有。
這家新銀行會是一次令人興奮的投資機遇。BUS的1000萬美元的股份中將有800萬美元發放給普羅大眾。1791年7月的首次競拍十分順利,在一個小時內便被搶購一空。漢密爾頓對此很開心,因為他計劃的體系的兩個支柱--BUS和國債--被設計成互相支撐。要想拿到BUS的400美元的股份,投資者必須要去買價格為25美元的、叫做「收據」的證書,為此要付四分之三的票麵價格(25*3/4=18.75$),不能用現金而只能用購買國債來支付。這樣一來國債需求隨之大漲,也使得銀行有了充足的儲備金。這一切看起來是那麼的美好:1791年8月,收據價格從25美元飆升至300美元。國立銀行在12月開張了。
然而有兩件事給漢密爾頓的計劃帶來了隱患。一件是老朋友威廉杜爾的使壞。在這次美國金融危機中,那個狡詐的老伊頓人是首個但不是最後一個該被譴責的人。杜爾和他的同夥了解到投資人需要國債才能買到BUS的股份,那麼他們就著手去囤積它。為籌集資金,杜爾向土豪朋友借債,逢人便開白條,他當然還挪用了他管理下的公司的資金。
第二個問題是銀行自身。在其開業首日便一騎絕塵拋開了其他所有的競爭銀行。貸出數量巨大,不就更是急劇膨脹起來,在它開業的前兩個月時間內便貸出了270萬美元。在無限信用的模式下,費城和紐約的居民全陷入了投機狂熱中。市場上的短期交易和遠期合同數量噴涌而出。每周都有20輛馬車在兩個城市之間來回衝撞抓緊機遇緊張套利。
1792年3月顯得有些不對勁了。BUS在硬通貨交易上甚低,開始收回銀行券,無限信用模式陡然一轉,在一月底與三月底之間的貸款數直降25%。信用緊縮,杜爾等人一眾喪失了以新貸還舊貸的辦法,焦心萬分。
關於杜爾困難的傳言與BUS信用緊縮的事實讓美國股市急劇下跌。國債的價格,BUS股票的價值,還有其他少量的上市公司股票在兩周內下跌了25%。3月23日,杜爾被捕入獄。但是那並沒有阻止下跌的趨勢,公司開始倒閉。痛苦與憤怒一齊瀰漫著。憤怒的投資人聚集向關押杜爾的紐約監獄投擲石塊。
漢密爾頓很清楚牌面上的情況。作為金融歷史系的學生,他很了解1720年的法國金融崩潰使得其金融系統艱難跛行了多年。此外湯姆斯傑弗遜正靜候著他所努力建立的一切垮掉。據2007年紐約大學理查德希拉描述所說,他的應對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次對銀行的財政援助。漢密爾頓進行了多線反擊:動用公眾資金買進國債以重拾價格,幫助保護銀行及那些高價買進的投機人們。他為陷入困境的債權人注資。此外還保證讓有抵押品的銀行以7%利率(當時的利率上限)前提隨意借錢。
儘管這些措施極具療效,關於如何避免未來可能的衰退的爭論展開了。大家一致認同金融太容易起泡沫了。為防止傻傻的門外漢再次闖入投資的險境,法律制定者們布置了絕對的禁令,1792年4月紐約市通過了將公眾逐出了遠期交易市場的法令。對這一嚴厲法規的回應,24名商人在華爾街聚集--在那梧桐樹下,根據傳說--建立了他們自己的私密交易俱樂部。而這傢俱樂部正是紐約證券交易所的前身。
漢密爾頓的財政援助相當奏效。隨著信心的重建,金融開花結果。在半個世紀內,紐約成為了金融業上的絕對統治:銀行的數量還是股市都在狂飆突進,國內生產總值也穩步上升。但是這次營救也造成了其他的後果。漢密爾頓為財政援助銀行開設了先例。在隨後的危機時的金融機構變得越來越依靠於政府的施救。
1825:股市首次告急危機
危機永遠伴隨著希望而出現。在19世紀20年代,隨著拉美各地掙脫西班牙的管制獲取獨立,世界興奮起來。投資者,特別是那時候的龐大一群的英國投資人,熱衷於搜尋各類新興的力量。那時威爾士正是世界原材料之都,每年煤炭產出300萬噸,輸送生鐵至世界各地。曼切斯特正成為世界首個工業化城市,通過把原材料加工製造成高價值貨物,如化學用品、機器。英國在1820年至1825年工業生產增長了34%。
自然而然的,現金充裕的不列顛人想要投資以錢生錢。在拿破崙戰爭期間,國債滿足了投資的需求,但隨著戰爭臨近結尾(危險降低),財政部開始了降低國債利率。1822年5%的國債利率降低到了1824年的3.3%。在1820年至1825年通貨膨脹率為1% 的情況下,國庫金券的實際收益實在太低。安全但是他沒吸引力了。
幸運的是有了來自異國的投資新選擇。1820年倫敦已經接替了阿姆斯特丹成為歐洲最主要的金融中心,是外國政府發放公債的重心。新興的全球債券市場以不可思議的快速發展起來。1820年在倫敦市場僅有一家外國債券;但在1826年增加到了23家。來自俄羅斯、普魯士和丹麥的債券價格公道,搶購一空。
但是真正讓人激動的投資來自新興的世界。搖搖欲墜的西班牙帝國已經認可先前的殖民地各自獨立成國。從1822年到1825年,哥倫比亞、智利、秘魯、墨西哥還有瓜地馬拉成功地在倫敦賣出了價值2100百萬英鎊的公債(相當於現今的28億美元)。此外仍有其他的方式扔錢進彩池:計劃著前去探測新世界的英國煤礦公司的股票相當火熱。以anglo mexican公司為例,它的每股價格從33英鎊在一個月之內便漲到了158英鎊。
然而最大的問題卻很簡單:距離。去趟南美洲最起碼也得六個月,所有交易所依據的信息是相當粗略潦草的。最突出的例子就是gregor macgregor竟成功賣出了捏造出來的新國家「poyais」的公債。這個震驚人世的騙局徵兆了嚴重的腐敗。投資者們正手握著相當沒準的支票。關於新國家的大多數信息都來自那些收取著推廣費的新聞記者。心境明白的人會自問一下:墨西哥和哥倫比亞確實存在,但他們只有最基本的稅收制度,那麼怎麼可能籌錢來還本付息呢?
投資者還認定著一些奇妙的結論。人人都懂作為西班牙競爭對手的英國必將支持拉美各國的獨立的道理。但是投資人卻更進一步。因為馬德里的敵人是倫敦的朋友,他們估計著那些新國家必將依靠英國尋求金融上的支持。看著墨西哥和哥倫比亞的利率為6%有保障的公債,比起利率為3%的英國公債似乎沒多多少風險。該買哪個就很明顯了。
但是英國並沒有支持任何這些新國家。在1823年夏天,西班牙已經處於崩潰的邊緣了。焦慮開始蔓延,債券開始走跌。日內瓦研究所的marc flandreau和日內瓦大學的juan flores的調查顯示1825年末秘魯的公債價格下降到它價面的40%,其他國家的債券也緊隨其後。
在煤礦公司的債務的影響下,英國銀行大受挫傷。儲戶們蜂擁而至進行兌現:但在1825年12月銀行還在營業著。英國銀行挺身而出不僅為貸方提供資金還直接援助困難的公司,這就相當於現今中央銀行的功用了。儘管如此,許多銀行因還是兌現不了儲戶的賬面金額。在1826年英國和威爾士近有超過10%的銀行破產倒閉。英國對此危機的應對將決定整個銀行業的走勢。
在這次1825年危機中最令人深刻的是立法者們該如何應對它的尖銳分歧。一些人責怪投資者的不負責任:他們扔錢給存在或不存在的國家,給那些不懂勘探的礦業公司。對於這次股市告急的危機自然要求投資者在進行任何投資前謹慎查對投資的項目。
但是不列顛的金融部長卻把矛頭指向銀行。小團隊合作人與現代私募股權公司血脈相連,他們被指責為胡亂借貸導致投機泡沫膨脹。那時的銀行法規定最多六人的組隊建行以保證公平,這樣一來銀行們量多體積小。大家爭論著,是否讓銀行變大些好讓它們有力量來度過不可避免的衝擊。
深思又熟慮,威斯敏斯特和利德街的人把目光轉向了北方蘇格蘭。它的銀行實行「合股」制,貸方可以無限人數合夥來確保新入伙的公平。蘇格蘭銀行在這次危機中處理得相當不錯。1826年英國國會通過了新的銀行法重整銀行業。那時英格蘭已是世界的債券中心。隨著銀行合伙人數限制的解除,各郡的銀行都並如蘇格蘭皇家銀行,競爭對手被逐漸蠶食,這一進程一直持續到現在。
合股銀行的轉變是英國金融史上苦澀的甜蜜時刻。這是一個天翻地覆的改變:現代超級銀行的祖先已經降生,不列顛在領導世界債券的同時也開始領導世界的銀行。慢慢的合併長路也說明了為什麼RBS能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銀行,同時在2009年成為最大的倒閉行。如今英國的四大銀行持有將近國民75%的儲蓄,而其中任何一家的倒閉威脅會給經濟帶來系統崩潰性的危險。
1857:第一場全球性金融危機
到了19世紀的中期,世界人民已經習慣了金融危機。不列顛看上去在依循著「十年垮一次」的慣例:1825-26年之後迎來1837年和1847年恐慌。依照模式,1857年的崩潰沒有任何新意。但是這次卻有所不同。一場來自美國中西部的衝擊橫跨了美洲大陸,從紐約一躍至利物浦,格拉斯哥,然後是倫敦。接下來是巴黎、漢堡、哥本哈根和維也納的崩潰。金融崩潰不再僅僅是周期性--它們還是全球性的了。
從表面上來看,英國在19世紀中期幹得相當不壞。大量貨物出口至世界各地,隨著澳洲金礦的發掘原料也持續增長。但是進一步觀察,兩個大變化正在發生著。兩者一起將創造出--本家雜誌在1857年所描述的--「一場更嚴重更廣泛的前所未有的危機」。
第一個變化就是世界性的經濟網路已經形成。在一方面,它方便了貿易。1857年美國在和英國和本身的殖民地貿易中持有2500萬美元的赤字。美國人買入多而賣出少,而英國買入美國資產提供現金,就是今天中國做的事。在19世紀50年代的中期,英國買入了價值有8000萬美元的美國股票和債券。
鐵路公司是當時火熱的投資方向。比如Illinois Central、the Philadelphia和Reading等美國鐵路公司的大部分股票都為英國投資者所有,進而掌握了決策權。這使得英國人對於收益之外的任何行業前途漠不關心:全押在鐵路未來定能增長。
第二個變化就是金融業上的大量創新。當不列顛侵略性十足的聯合銀行吞併了大量競爭對手,1847年至1857年的儲蓄增長量達到了400%。一類新貸款方--折扣中介--雨後春筍般在倫敦冒出來。這類新機構發軔於投資者與缺錢公司的中間商撮合。當時金融繁盛,折扣中介也應運而生,中間商在信服投資人能任意撤資後,帶著他們的錢去獵尋需要資金的公司。簡而言之,他們是沒掛名的銀行。
競爭何其慘烈。因為聯合銀行付給儲戶的利率比英國銀行少一個百分比,因此折扣中介的利率必須要比它高來吸引資金。但是中央銀行也進行著折扣業務,拿走了最好的賬單,加給折扣中介的借款人一個利率帽。那麼只能在一個百分點的範圍里發揮,折扣中介必須輕裝上陣。因為持有現金不會有任何收益,他們把儲蓄金削減到了極盡,因為總能從中央銀行借出款項,所以無所忌憚。在長期面對頻繁借貸,倫敦的新任金融家整頓了資金儲備金規定。
與此同時在美國,一家保險公司「ohio life」的經理愛德華勒德洛在鐵路熱中被套住了。新的鐵路線建造出來以連接東部城市與偏遠地區。人們都在大量投資,但勒德洛全押了進去。用「ohio life」公司48萬美金中的3萬美金賭在鐵路公司上。在克利夫蘭和匹茲堡路線的單筆投資就耗費了整個保險公司四分之一的資金。
1857年的春天,鐵路股票開始下跌。通過槓桿作用過度暴露的「ohio life」的股票急劇下跌,8月24日宣布破產。根據哥倫比亞大學的查理凱羅米里斯和丹頓市大學的拉里施韋卡特的調查研究顯示,災難向東部蔓延,摧毀了投資鐵路的股票經紀人。當銀行拋售這些股票,價格更是一落千丈,損失巨大。10月13日,華爾街的儲戶們要求收回現金。銀行拒絕了實現兌現。美國金融系統癱瘓。
格拉格斯和利物浦。和美國公司進行交易的商人在1月開始受傷。但也存在著直接的金融聯繫,一家美國銀行「dennistoun,cross and co.,」在利物浦、格拉斯哥、紐約和新奧爾良都有分支,在11月7日拉同蘇格蘭的西部銀行一起倒閉。這造成了英國方面的系統性危機:那家銀行有98個分支掌握著國民500萬英鎊的存款。這時急需讓驚慌失措的民眾冷靜下來。
而折扣中介放大了問題的嚴重性。他們是公司資金的靈活的重要來源。但是投資人們對他們的收支平衡表很不放心。也該不放心:一家擁有10000英鎊的公司能撬動90000英鎊的充滿風險的貸款,這誇張地槓桿率甚至超過了現代的水平。當折扣中介崩潰時,普通小公司也接踵而至。在1857年最後的三個月里有135家倒閉事件,這一切抹去了投資人4200萬英鎊的資金。而英國的深入歐洲的經濟金融將恐慌帶入了歐洲。
作為一次全球性的危機,1857年的崩潰開創了另一個第一次:人們認識到金融安全措施可能造成極度具有風險。折扣中介本身就是在冒著大風險,手中僅握著極少的流動資金和少量的資產準備,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總能從英國中央銀行中貸款出來。對此很不開心的銀行在1858年改變了政策。折扣中介從此不能胡亂貸款。他們必須持有儲備金來保證自身,不再能要依靠中央銀行。這一步使得1857年的危機成為一次少見的政府撤回財政援助的例子。這也顯示了撤銷補助金是多麼痛苦不愉快。
英國中央銀行看上去被折扣中介無原則的依賴「傷心透了」,然後改革到了極端的另一面。經濟學人雜誌社認為它過分嚴厲的貸款政策顯得毫無原則:我們爭論道覺得是否貸款該根據每個案子的實際情況來做決定,而不是一概的否定。另外一些認為中央銀行不可信任,它從不會讓一家大折扣中介倒閉。但是他們錯了。1866年當「overend&gurney」需要大量現金兌現給大客戶時。英國中央銀行拒絕營救它,進而抹平了所有的股東。英國從而享受了50年的金融安寧,一些歷史學家認為該歸功於銀行自身安全防衛的慎重考慮而擺脫了道德上的陷阱。
1907:緊急救濟款
在20世紀即將來臨時,美國和英國實行著完全不同的銀行體系。英國的國家銀行幾乎無所不能,一個有著銀行界工頭的體系已經建立完工。美國卻於此截然相反。漢密爾頓建立的BUS早在1811年就已歇業,而它的繼任者僅僅龜縮在費城一角,也於1836年關閉。一種各自分散的系統發展了起來。美國人認為銀行能自個照料好自己--直到1907年的危機。
銀行業終極老大的缺席當然不會阻止該行業的迅猛發展。內戰結束後的一段時期銀行數量開始井噴。到1907年美國已經有了22000家銀行--平均下來每4000人就有一家銀行。在絕大多數的市鎮,人們可以選擇去到州立銀行或是本土銀行存錢。
然而不管這些選擇,機智的老百姓們意願把錢投資到另外個地方--信託公司。這種形式的機構來自早些19世紀90年代的「保管員」,將顧客的錢以債券或股票的形式保管者。在1907年與安全房貸一齊進行高風險的活動:擔保和分配股票與所有物,管理財產與鐵路。他們仍舊保持存款業務。這類信託公司實際上正是銀行。
此外,他們還迅猛發展著,跟普通的銀行相比,他們會投資高風險的資產而約束稀少。相比必須持有25%儲備金(以防突發的集體兌現)的銀行,信託公司僅需要5%的最低限度儲備金。由於能夠支付較高的利率,信託公司成為了大筆資金的聚集地。到了1907年,他們的規模幾乎跟銀行一般大小,在十多年裡增長了將近250%。
美國也在狂飆突進。1896年到1906年之間,它的年均增長率達到5%。這是非常不同尋常的,特別是在經過1904年巴爾的摩大火災和1906年舊金山大地震這類各自抹去將近2%的GDP的大災難之後。所有的美國人,你會覺得,一切保持在原有的水準便謝天謝地了。
但是根據1990年聯邦貯備的經濟學家ellis tallman和jon moen披露的文檔顯示,兩大貪得無厭的騙子augustus heinze和charles morse 想要更多。這倆銀行家(渣)借貸和挪用了大量的資金試圖美國市場上的銅。但是在1907年經濟發展速度開始減緩,原料的價格當然包括金屬有所下降。美國銅股隨之下跌,heinze和morse因大量的囤積而損失慘重。為挽回敗局,他們開始動用經營下的銀行的資金。這樣一來就危及到了小額貸款方點燃了最終將knickerbocker信託公司拖下水的導火索。
曼哈頓最昂貴的街道當屬第34道大街和第5道大街,這兒的儲蓄從1897年的1000萬美金飆升到1907年的6000美金,使之成為美國第三大的信託集聚地。柯林斯式的圓柱甚至一直排列到它的鄰居waldorf astoria旁。內部的大理石來自佛蒙特;而外部則來自挪威。一副富裕加堅挺的樣子。
在10月22日的清晨,knickerbocker看起來還那麼穩當。當消息披露出它在heinze-morse的金融失敗有所參與時,儲戶排起了兌現的長龍。僅在一天內knickerbocker就兌現出了800萬美元,但是它拒絕了一些承兌,把球踢給了其他的信託公司。美國信託也遭遇兌現狂潮,緊隨著的是林肯信託。紐約人先是擺動不定地將錢從一家信託移到另一家。當金融系統變得明顯的不安全時,大傢伙都把錢藏到家裡了。
有一陣子看起來這場危機可以將它扼殺搖籃里。畢竟,經濟降速微小,1907年的GDP仍有1.9%的增長。儘管有一些不誠實的像heinze和morse的人製造著麻煩,但如約翰·皮爾龐特·摩根巨頭仍坐鎮另一邊。當恐慌蔓延利率達到125%時,摩根出手了,集聚現金池幫助緩解局勢。就這樣,他將整個紐約銀行收入麾下直到2500萬美金的財政援助的介入。
但是仍舊不夠,全國的儲戶都在搬錢回家。崩潰似乎隨時來臨,國家宣布了緊急假期法。堅持開業的銀行也限制了提款。儘管經濟強勁,紐約市的崩潰引發了全國性的錢荒。這使得生產業務大受打擊,1907年至1908年全國的生產輸出下降了11%。
當法定貨幣如此緊缺時,普羅大眾立馬發揮了主觀能動性。在美國大半部分的大都市裡,現金的替代品開始流動。其中有支票、小面額的銀行借條。這些所有的私人製造的緊急現款--全都非法--50000萬美金之多,遠超摩根的援助。它確實奏效了,到1909年美國經濟重回正軌。
最初的重建計劃自然要針對貨幣短缺。一個50000萬美元的官方緊急救助款很快出來了。但是這筆援助將會有很長的影響。新的通貨法規包括建立一個委員會--國家貨幣委員會--來探討美國貨幣該如何運作。國家貨幣委員會歷經四年,收集了全世界大量數據來觀測該如何重建體統。最終得了中央銀行是不可或缺的結論。結果就是在1913年的11月美國第三個中央銀行聯邦儲備設立了。最終還是依照了漢密爾頓的計劃。
1929:最大的那個
在1929年衰退前夕--美國人所見到的最壞的一次--一切都很美好。在20世紀20年代汽車工業和建築業一片興旺,工業帶來的穩定就業率同時提高了工資和消費。福特能在一天內生產出9000輛現代T型汽車,而在1925年投入了50億美元在新建居民房上。雖卻有波動(1923年至1926年有下降),但是動力依舊強勁。
銀行看起來也狀況良好。在1929年美國25000家銀行收支平衡結合起來有600億美元。他們所掌握的資產似乎很小心謹慎:60%是貸款,15%是現金。甚至投資證券所佔的20%也相當明智:持有的lion"s share 是債券,其中完全無風險的政府債券超過半數。因為持有如此高質量的資產,銀行准許資本buffer來減少衰減的損失。
但是在20世紀20年代年輕的聯邦儲備遇到了一件怪事:股票價格和實物價格開始了截然相反的走向。隨著上市公司開拓的受人歡迎的新興科技--無線電,鋁製品還有飛機,股市大漲。但是這些的新興物很少有股利支付的記錄,投資者們大量買入期待著它們的價格一漲再漲。然而同時,隨著消費減少現實中的貿易變得衰微。有好一陣子聯邦儲備處在是該提高利率降溫市場,還是降低利率促溫經濟的左右糾結中。最終還是市場觀望的人贏了,中央銀行在1928年提高了利率。
一個災難性的錯誤。從3.5%到5%的加利根本阻止不了股民的鋒芒:股票一直飆升直到1929年的9月,道瓊指數攀到了381點。但這嚴重挫傷了美國的基礎工業,使之年生產率下降了45%。國內外的悲劇交加。在九月金融騙子clarence hatry的逮捕引發了倫敦證券交易所的崩潰。拋售狂潮悄然而至。讓人悚然的是:就兩天內,10月的28日和29日,道瓊指數下降了近有25%。在11月的13日,已經下降到了198,兩月之內沒了45%。
更糟糕的來了。銀行倒閉潮一波接一波。1930年,首先是像堪薩斯城州、伊利諾州和密蘇里州的農業銀行的倒閉。那年裡共有1350家銀行消失無蹤。1931年4月第二波衝擊到了芝加哥、克利夫蘭和費城。來自國外的壓力加劇了國內焦急。不列顛放棄金本位制後其匯率大跌,巨大壓力降臨到美國出口商上。在澳大利亞和德國也都出現了銀行恐慌。當公眾自信喪失,大夥又開始了囤積通貨。一場聯邦儲備發動的債券買入戰役只帶來喘口氣的效果,因為存活銀行們的情況扭曲。
在1933年2月一切都明朗了。終極恐慌,全國範圍這次,隨著內華達、lowa、路易斯安那和密歇根的首批銀行的歇業,不得不開啟更多的緊急銀行假期法。內陸銀行宣稱紐約銀行對他們的銀行間貸款在1933年2月間奪去了他們的76000百萬美元。自然地各地銀行都來尋求聯邦儲備的救助。但是從沒想到的事發生了,在3月4日聯邦儲備做了完全違背自身宗旨的事情,它拒絕了任何救助。聯邦儲備有失於作為所有基金緊急援助的使命。一個長達一星期的銀行關門歇業開啟了。
這是美國金融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周。政府人員細查了銀行的賬簿,超過有2000家銀行就這次關門後從未開張。在事情緩慢轉好前,從1929年至1933年幾乎有11000家銀行倒閉了,通貨供應下降了30%。僅有3.2%的事業率在危機中上升到了25%;直到1940年前也沒恢復。而道瓊指數也是花了25年才重回1929年的巔峰。
改革刻不容緩。首先是回復系統,通過在短期內大量注射公眾資金得以完成。總共10億美元的支援--相當於整個銀行系統所有的三分之一--注入存留下14000家銀行中的6000家。通過立法使得未來的風險能被均衡分擔,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規定使得股票運營從普通借貸中分離出來,給予聯邦更大的權利來約束銀行貸款給那些用來投資的人。
一個新的政府機構建立起來管理銀行業的運行: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在1934年1月成立。通過保護儲蓄值達到每位2500美元的顧客來減少銀行倒閉帶來的損失。限制儲戶的損失有利於收益,貨幣供給量和購買力。因為儲戶可以信任FDIC,他們不會因為金融上稍微的風吹草動而去擠兌銀行。
在一方面,它出奇地奏效。銀行們迅速宣告自己有FDIC擔保,可以確保顧客儲蓄的零風險。70年來的銀行自主運營的歷史過去了。現在銀行能夠減少每年遞減的高成本的現金流和儲備資金。一個低效自我保障的制度終結了,由一個低成本,風險共享,有著中央銀行和儲蓄保險作為後援的系統取代。
然而這不是漢密爾頓所想要的。他想要的是由金融系統支撐國家社稷,用銀行和股市來支撐國債,使得社會與軍隊能在一個低成本的情況下運作。但在1934年完全相反的系統建立起來:現在是由國家支持金融的穩定,而不是相反。通過將風險轉嫁給納稅人,這次金融業的進化在資本主義的中心創造了一次歪曲的補助。
近年來的英美兩國大銀行的命運顯示出了這種補助的真正成本。在2008年結合起來有著6兆美元資產的花旗集團和蘇格蘭皇家銀行集團大物龐然。然而資本本金卻少得可憐。當他們耗盡資本,援助的資金達到1000億美元。對於銀行業危機的保護的其他成本更是巨大--經濟增長減緩,高額的債務,還有幾個國家內幾十年內的令人心酸的就業率預期。
但是財政援助是勢在必行的:聽任那種規模的銀行倒閉更不合算。問題不在於國家的援助,而是必須要這麼做。明白政府必得財政援助銀行,意味著金融的部分人常孤注一擲。銀行的債款就是第一個證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近判斷世界最大的幾個銀行在2011-12年間從政府的隱形補助中收益有6300億美金。這使得能便宜貸款,加重了槓桿效應。然而在美國,有建議政府出手財政支援抵押市場,來挽回90%的危機帶來的損失。又一次,公眾再次承貸了風險。還是老花樣。
解決此類問題意味著要將風險轉回私營組織。這需要巨大的勇氣進行選擇。撤回銀行享有的補助會使債務變得昂貴,意味著股份持有者將損失了紅利,信用成本也將抬升。削掉過度的儲蓄保險意味著把錢扔給狡猾銀行的傻傻的投資人們遭受巨大損失。
為最近一次危機所驚醒,規劃者們正在進行制度的改革。他們有一次來改變作為金融保護傘這一身份轉變的機會。但是對企業的完全斷乳是不容易的。就如這些危機故事所揭示,幾百年的金融歷史將不知被推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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