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曉芒：中西生死觀比較（一）演講部分

我今天要講的主題是關於生死觀的問題。這個問題應該是我們當代青年，我們在座同學這個年齡段應該關注的比較核心的問題，一個人一輩子得有一段這樣的時間，專門把這個生和死的問題考慮清楚了，而這個時間恰好就是十幾歲二十幾歲的時候，是最恰當的。小時候兒童時期還不太懂事，而現在正是要研究我這一生想幹什麼，想要什麼的時候。很多哲學家都認為死亡問題是哲學最重要的問題，學哲學就是學怎樣對待死亡。當然除了死亡，以外還有生活，如何對待生命，但這兩個問題是相關的。你怎樣對待死亡涉及你怎樣對待生命。生死觀我認為是最能體現出一個人的人格的問題。人的生命只有一次，那麼我這次生命應該怎麼過，這問題具有個別性。

精編版閱讀：鄧曉芒：中西生死觀比較（一）演講部分

沒有誰能代替他人生活，正像沒有誰能代替誰去死一樣，每個人都過自己的生活，每個人的死都得自己去面對。不管你再知心的朋友，甚至在你臨死之前，很多親人在你身邊，還是只能你自己去死，沒有任何人能代替你。一個人面對死神特別能突出個人的孤獨無助。每個人都有一死，那麼在臨死的時候，你對自己這一生是後悔還是不後悔？「有的人一輩子沒有干自己想乾的事情，到臨死的時候覺得自己活得不值」，因為受到外界的種種干擾或束縛：這也是不能不做的，那也是必須要對付的，結果就這樣對付了一生，最後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麼。對死亡的問題，涉及我們對自己個人一生的總體的評價。「我是誰」，我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人，我們講只有「蓋棺論定」了才能夠決定。但是如果你預先想到這一點的話，那你就能決定你這一生的目標，自覺地支配你的人生。但我今天講的不是一般的哲學生死觀的問題，而是中西生死觀的比較。

為什麼要談這個話題呢？這個問題對我們拓寬在生死問題上的視野有極大的作用。我們作為中國人歷來繼承的那一套對待生命和死亡的觀點，當然是有它的傳統文化的影響根據。那我們現在再把西方的生死觀也拿來討論一番，檢查一番，做一個比較，我們可以在一個更廣闊的視野上更自覺地決定我們這一生應該怎樣度過。總的來說，中國人和西方人都要面對生死，但態度上有一種根本的區別，我通過我的一些考察，把它歸結為有如下的不同之處。

比如說對待生命、對待生活。「中國人通常把個人生命看作一種手段，用我一生去達到某個別的目的」，比如說為了歷史，為了「天下」，為了家庭和種族等等；而西方人一般則把個人一生當作目的，看作是一種值得追求的快樂，它不是用來達到別的目的。因為西方人講究個人主義。從古希臘開始，他們那種社會環境所形成的希臘人的性格就是強調個人。因此，「中國人把人生看作一種義務，而西方人則看作一種權利」。當然在道家那裡是不用義務來規範人生的，所以他們也淡化生死問題；在儒家那裡則必須把自己的個人生活融入集體的義務中去得到規範。這是對人生觀總體上的一些區分。

對死的方面，中國人將死亡看作是向群體生命的過渡的一個環節。我死了以後，我有我的兒子，子子孫孫是一個家族式的鏈條，我則處於其中的一環。個人死了，他這一環就結束了，向下一環過渡。而西方人通常將死了以後看作是個體生命以另外一種方式延續，比如說靈魂不滅，死了以後還以另外一種方式繼續活著，或者到上帝里，或者到地獄裡。「中國人要用自己的一生為這個世界留下一點什麼，西方人則將死亡看作是對個人生命的一個凝聚點」，就是因為有死亡，所以我要把我的一生當作獨立的，好像原子一樣，跟其他人、群體、後代、前輩都沒有什麼粘連。中國人要追求死後的一種不朽，這種不朽是歷史的不朽。「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汗青」就是歷史。人死了以後若能流芳百世，這是中國人夢寐以求的。而西方人對這個東西不太感興趣，或者說無所謂。在不在歷史上留下名字這個無關緊要，重要的是靈魂不朽。這些是一個大體上的差異。

下面我們將這些差異展開來講。

首先，我們來談在生命觀上中國人和古希臘人的對照。古希臘人也連帶上羅馬人。我們在古希臘神話中，曾聽說過這麼個故事，即一位國王在森林中打獵時抓獲一頭怪物，據說這怪物最有智慧，能預見未來，知生死。於是國王問他：什麼是最好的事？那怪物回答說：最好的事情就是不要生下來。國王又問：那次好是什麼呢？回答：次好就是生下來以後儘早地死掉。（笑聲）這是一個很極端的例子。為什麼不要生下來，或生下來就儘早死？前提就是人生不幸，而人生應該是幸福的。如果人生沒有幸福就不要生下來，不要在世界上活：後面隱藏著一個價值觀，就是說只有幸福的生活才值得過。這是一個反面的例子。

正面的例子，比如說《荷馬史詩》里講的阿喀琉斯。阿喀琉斯是《荷馬史詩》中最有名的希臘英雄，他在參加特洛伊戰爭前，有神諭說他如果參加的話，那他必死無疑，但是特洛伊戰爭只有他去了才會贏。於是阿喀琉斯在短命的輝煌生活跟長命的無聊生活之間選擇了前者。他加入了特洛伊戰爭，去建立功勛。後來果然如此：戰爭打贏了，但阿喀琉斯因其腳後跟有一致命弱點，被特洛伊的王子帕里斯的毒箭射中身亡。死了以後，希臘另一位英雄奧德修斯到陰間去看他，發現他在陰間當冥王，羨慕地說：「你很划算啊，你在人間獲得輝煌，你在陰間還是冥王啊！」（笑聲）阿喀琉斯卻說：「我寧可在人世間當一個幫工，也不願在陰間當冥王！」人世間多幸福啊，有戰爭，有榮譽，有美色，什麼樣的慾望我都可以去追求。在陰間，陰風慘慘的，連光明都沒有，所以他寧可在人世間當一個幫工。

這是另外一個例子，就是說他認為人世間是有幸福的，他的一生是轟轟烈烈的，在人世間，哪怕他要戰鬥，有各種各樣的擔憂，有各種困惑，他都覺得這是很有意思的，人生是值得過的。這跟剛才講的怪物所說的話好像截然相反。但是有一個相同的地方：他們都把人生當作一個追求幸福的場所。如果你認為在人間追求不到幸福，那麼你就不要生下來；如果你認為在人間能追求到幸福，那麼再好的死亡也比不上在人間的生活。由此可以看出，「古希臘人把人生看作追求幸福，不幸福毋寧死」。所以希臘人對待人生的態度是樂觀開朗的。人們說希臘人是快樂主義者，他們成天都是不想未來，也不擔心死亡，只追求現世的幸福，自由自在地尋歡作樂，以發展他們的個性作為生存目的。他們對祖先不太尊重，對歷史毫不關心，他們把全部的價值都放在了此生。

再比如著名的蘇格拉底，蘇格拉底之死是一個直到今天還在討論的哲學話題。蘇格拉底經常找人辯論，特別是年輕人。他提高希臘人的思維能力，提高希臘人的理性，引起了一些人的嫉恨，就說他敗壞青年人，不敬神明，於是就把他告上法庭。法庭判決他死刑。當時他的學生求他逃走，說已經買通了監獄裡面的看管人，外邊有人接應，也很容易。但是他不逃跑。不逃跑的理由是什麼呢？很怪。他說我現在巳經七十歲了，正好是死的時候了。如果再過幾年，隨著年紀的增大，舌頭也笨了，思維也不靈活了，跟人家辯論也辯輸了，那時候再死，有損於我的名譽！（笑聲）而且像他這樣一個講究理性的人，有義務以身作則服從法律的判決，以這樣的方式從容就死，可以樹立一個完美的人的形象。雖然法律對他的判決不公，他仍然要服從法律，不要因為自己覺得這個法律判決不公，就以非法的途徑逃避法律的懲罰。所以他說，在我今天這樣的成就下，正是結束生命的最好時候。對於個人來說就好像一場人生的戲劇，最後要落幕，要划上一個輝煌的句號。所以他最後對他的弟子們說：「你們到全雅典去問一問，有誰比我蘇格拉底生活得更幸福！」可見他是把他的死以及他一生當作一個藝術品在那裡打造，在那裡雕琢。應該怎麼死？應該獲得最高的榮譽而死。所以他的死有人說是以身殉道，有人說是大義凜然，但其實他跟我們中國人講的那種仁人志士還有所不同。他是立足於個人幸福，只有這樣的死法，才最符合自己的幸福觀。所以，他是個人主義的，雖然他對於國家法律抱著一種神聖的觀念。

到羅馬時代，情況有所變化。就是說人間的幸福，已經被壓低到最起碼的水平，人們對此已經不再抱很大的奢望了。雖然羅馬時代是一個奢侈享樂的時代。但是也是一個充滿著危機的時代。那些帝王、貴族、大臣們，享盡了人世間的歡樂，但是說不定哪一天就成為階下囚，甚至是掉腦袋。人人都覺得自己命運難保，生死未卜。所以在羅馬，誕生了三個不同的哲學流派，他們認為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精神上沒有痛苦。這是當時對幸福的理解，就是「不動心」。

「飛矢不動」中的「矢」指的是弓箭中的箭。正常的射箭，只要箭離了弦，就能飛出去。但是，芝諾說，射出去的箭是不動的，因此是不能夠到達另一個位置的。截取「飛矢」的每一個瞬間，它在空中都是「靜止」的。既然每一個瞬間都是靜止的，所有的瞬間加起來也應該是靜止的，所以，「飛矢」是「不動」的。黑格爾在他的《哲學史講演錄》中指出：「芝諾主要是客觀地辯證地考察了運動」，並稱芝諾是「辯證法的創始人」。

這三派，一個是斯多葛派，這一派的哲學家們主張一個哲人要做到「不動心」，怎麼做到？就是要用一種堅強的意志克制住自己的情慾，對於情感的生活表示蔑視，用理性、用邏輯來規範自己的生活。這種理性和邏輯他們認為是世界的命運，所以一個理智的人要按照宇宙的邏輯、宇宙的理性來生活。「願意的人命運領著走，不願意的人命運拖著走」，總而言之你得走。所以不如愉快地走，按照必然性，按照命運的規律，去做我應當做的事，剋制自己的感性的衝動，這樣才能達到「不動心」。他們認為德行本身就是幸福。至於感官的幸福，他們認為那是微不足道的。所以這一派人被後人稱之為禁欲主義，有點像中國人講的「存天理，滅人慾」。但是這種禁欲主義還是另外一種形式的幸福主義。他們認為道德本身就是幸福，這種對幸福的理解跟古希臘人不一樣。

和它相對立的一派就是伊壁鳩魯派。伊壁鳩魯是一個感覺論者，他認為人生就是要追求感官的幸福。所以後來人把這派稱為幸福主義或者享樂主義。他要追求感官的享樂，但是他的幸福仍然主要是精神上的，肉體上當然也要沒有痛苦，但是更重要的是精神上沒有紛擾，不動心。伊壁鳩魯本人是享樂主義者，但不是縱慾主義者。他認為縱慾並不是享樂，縱慾會帶來痛苦。「所以真正的享樂主義就是適當地享樂」，要適中，要有一點節制。當然不像斯多葛派所講的那種節制，節制到沒有任何感性的享樂。他主張適度地節制，以便更多地享樂。那麼這兩派在人生觀方面，用同一個「不動心」升華出兩種完全不同的人生觀。

在對待死亡的問題上，他們也表現出完全不同的風格。斯多葛派的創始人芝諾，據說他活了七十二歲，最後是上弔死的。他有個弟子，比他活得還久，活了九十八歲，最後是絕食而亡。（笑聲）也是自殺。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呢？因為按照他們的理論，整個世界是由邏輯、由「邏各斯」控制的，這被稱之為命運。整個世界是邏輯構成的，那就很簡單了！我們所看到的大千世界，五彩繽紛的現象，在斯多葛派看來都是微不足道的，唯有現象後面的那些邏輯才是真理。而邏輯翻來覆去變不出什麼花樣來，不過就那幾套規律，所以他們有一句名言叫做「太陽底下沒有新東西」。後來基督教也吸收了這樣的說法。為什麼沒有新東西呢？看起來好像是新的，外表很時髦，衝擊著人的感覺，但實際上背後是千篇一律。所以他們認為人活在世界上，其實活到七八十歲啊，就夠了，你已經把邏輯理解透了，那你活了一輩子就相當於活了好幾輩子，就相當於永恆了。這個世界沒有新東西嘛，永遠都是這樣周而復始，按照邏輯的程序，不斷地重複，所以你活到了七八十歲，也應該活膩了，沒有什麼新東西，那還不如死掉。（笑聲）所以他們的自殺，是有他們的道理的，也不能說完全是失常。與此相反，伊壁鳩魯就是另外一套風格，伊壁鳩魯雖然主張享樂主義，但是由於他一生貧窮，所以他也享受不到什麼東西。據說他死的時候，他知道自己差不多要死了，叫他的僕人來，放了一浴缸溫水，坐在澡盆裡面，要他的僕人給他斟了一杯葡萄酒（疑問：這麼一窮二白的人還有僕人？）。把那杯葡萄酒喝了以後就非常平靜地死掉了。這是另外一種風格，他認為他這一輩子很划得來，該享受到的，都享受到了。這是他們這兩派完全不一樣的風格。

第三派就是所謂的懷疑派。懷疑派既不贊成斯多葛派的理性，也不贊成伊壁鳩魯的感覺，他們認為理性和感覺都不足以把握真理。那麼有沒有真理呢？他們認為真正的真理就是不要對任何東西發表任何意見。（笑聲）你如果想保持你的真理的話，不要做任何判斷，你就能保持你的「不動心」的狀態。感覺的東西動搖不了你，理性的邏各斯也嚇唬不了你，你就可以永遠立於不敗之地。他們的代表人物是皮浪。這個人是一個很怪的人，用中國人的話來說，就是「不信邪」，什麼都不信。你講的道理他一概不信。他活到九十歲了，人家認為他應該休息了，但是他還去參軍！（笑聲）跟隨亞歷山大去遠征波斯。遠征波斯的途中又不安分，他還去刺殺一個州長。（笑聲）結果被逮住，就是這樣被處死了。這個人確實是不信邪。有很多關於他的傳說，比如說他跟弟子們在一起聊天的時候，突然就用自己的頭照著牆壁撞上去，被他弟子拉住了。他就不相信這個牆能撞死人，（笑聲）他就要試試看！（笑聲）還有一次，他站在車道上，馬車賓士而來，他就站在那裡不動，看這個馬車能不能把他壓死。（笑聲）但也是被他的同伴拉開了。有一次在海上航行的時候遇到風浪，很多人都很驚慌，「這個船要沉啦！怎麼辦？」皮浪若無其事地看著船上一頭豬在那裡安靜地吃食。他說，哲人就應該像這頭豬一樣，（笑聲！）不為所動，這才是哲人的境界。所以這是一個不信邪的人。但他這個不信邪好像看起來非常冒失，好像很慘烈，要以性命相拼。拼什麼呢？要證明他的懷疑，要證實他的「不動心」。「所以他的「不動心」實際上還是這個心在動，他總是在求知」。他這種懷疑實際上是一種求知的態度，要證實自己的懷疑，你們如果不信我就去試一下。所以儘管不動心，但他內心有一種想要超越現實世界，到另外一個世界去尋找真理的衝動。所以在懷疑派這裡開始有一種西方精神的分裂，就是彼岸世界和此岸世界開始拉開距離。黑格爾把它稱之為「苦惱意識」，就是開始有了靈肉相分。「現實世界是一個世俗世界，而彼岸世界是一個信仰的世界」，是不可以用任何現實的東西來加以理解的。

與此相比，我們可以看看中國人。前面講希臘人是一個「快樂的民族」，中國人呢？總的來說是一個「責任的民族」。中國人是講責任的，講義務，講報恩的。中國人把自己的一生看作是一場責任。你生下來就已經有責任了。因為你生下來，父母就對你有恩哪！你就得報答，報答父母的生養之恩和養育之恩。你生下來，是父母的功勞；養大你，也是父母的功勞。所以你這一輩子就在這裡頭，你要報答父母的恩情。人長大了，到了父母雙亡，守孝，這些都過去了，那麼人的一生就在報恩中過了一大半。自己有什麼想法呢？其實沒什麼想法。接下來的想法就是養育後代。（笑聲）所以現代社會強調個體，強調個人的價值，這可以說是現代中國人的一種新的追求。但是中國人發現當我父母的恩報完以後，我自己已經沒有什麼餘地留下來，給自己去創造自己的成就。我唯一的事業就是養大我的孩子。所以現代中國人有一個很奇特的現象，就是自己這一輩子沒什麼希望了，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下一代，把兒女培養成超人。（笑聲！）這就是光宗耀祖了，這才覺得自己的義務已經盡到了。「中國人一輩子就是責任。首先是報答父母的恩情，報答完了以後呢，就是要撫養子女，也是責任。這兩方都是家族的責任，個人只是在這個責任鏈條中的一個環節而已」。

談到自殺問題。中國人也有很多自殺的，好像有個統計說現在中國人的自殺率在世界各國來說，比例還不低。那麼中國人自殺又有什麼理由呢？主要有三個理由。第一個理由，當然是表明自己的清白了。（笑聲）這是中國人自殺很重要一個理由。我們經常說「跳到黃河裡也洗不清」。洗不清，那怎麼辦呢？去死啊！當說出這句話的時候，就意味著他已經想到死了，要以死來表明自己的清白。我用放棄生命，來說明我沒有干那件事情。而且大部分人也相信——他既然連命都不要了，那確實不是他乾的吧。（笑聲）第二個理由，是羞於見人。因為責任沒有完成，或者是有傷面子。所謂面子也就是責任，對別人的義務啊！沒有盡到，羞於見人，趕緊死了算了。第三個理由，就是懲罰別人。用一死來懲罰別人，這在過去非常多，在現在也還有。一個人自殺了，按照現代的法律很難追究，只要你是自願死的。以前古羅馬有一條法律：如果有充分的理由自殺，官方可以免費提供毒藥。（笑聲）西方人對這個東西看得非常的個人化。而中國人不一樣。過去中國人有一個自殺的，那是要驚動官府的，要追究他為什麼自殺。如果真的找得到線索，那麼某個人就有責任，這叫「逼死人命」，是要判罪的。當然這個理由在現代刑法這個角度看起來是不充分的。你的死和生都是由你自己掌握的，人家能夠逼你去自殺啊？人家如果不動手的話，你自殺那肯定是你自己的責任，這個你怪不了別人。但是中國人就有這一說，所以很多自殺的人往往想通過這種方式來驚動官府，討個說法。有時候官府也沒有說法，那怎麼辦呢？中國人還有一說，就是死後變成厲鬼！（笑聲）可以在另外一個世界來報復，可以製造一些靈異現象來嚇唬你，讓你不得安生，最後積鬱成疾，暴斃。這是一種報復的手段。

這三條理由，我想是中國人自殺最重要的理由。很少是由於像斯多葛派那樣，對幸福絕望，「太陽底下沒有新東西」，再沒有幸福了，活著不耐煩了。活著不耐煩的時候就死，中國人覺得那很可笑。我們經常罵人的一句話就是：「你活得不耐煩了吧！」（笑聲）實際上中國人沒有一個是活得不耐煩的。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有耐心的，最有耐力活著的。「好死不如賴活」。這是中國人一個很重要的特點。余華有一部小說叫《活著》，寫得很好。我曾經寫過一個短評，主要討論《活著》的作者前言。「余華的前言說他要寫《活著》的意圖就是為了表明活著沒有任何別的意義，它唯一的意義就是活著本身」。這樣一種觀點當然很令人沮喪了。活著的意義就在活著本身，那跟動物有什麼區別？動物也活著，它不追求別的意義，它就是活著。

我原來看余華的《活著》一個很強烈的感受就是很悲慘，中國人幾千年來，僅僅這樣活著而已，沒有任何幸福。人那樣活著，仍然沒有去自殺，很了不起！但是，也很無奈！因為我們人生跟動物總要有些不同吧？人總有一些精神上的追求啊！總有些更高的追求吧！僅僅是追求著「我還沒有死」，這個未免太低了。所以我認為余華這部小說的這個主題是啟蒙的主題，或者是批判的主題，批判中國人這種悲慘的活法。沒想到余華自己認為，「人就是應該這樣活著，要把所有意義都取消」。我說作家有時候往往並不知道自己作品的意義所在，其實《活著》真正的影響還是批判性的。就是說人不應該這樣活著！這樣活著當然有值得欽佩的地方，就是說忍耐力之強，中國人世界第一！（笑聲）在西方人看來也許是不堪忍受的，中國人都能忍受。中國人心理最容易平衡，不管有多麼悲慘的經歷也能夠忘掉，能夠向前看，繼續過正常的生活。這是中華民族的一大長處，不能不承認。但是這個長處也是我們的短處。就是說，你那麼能忍耐，這肯定就要扼殺你的創造力、創造一種新的活法的能力。「我們世世代代都是在這樣一種動物式的狀態中活著，太悲慘了」！我們中國人的忍耐力特強。你活的內容怎樣、質量怎樣都不管，如果你能享盡天年，這就讓人羨慕了。所以中國人特別重視長壽。福、祿、壽，其中長壽是最平民化的，老百姓就是希望可以活得久，哪怕身邊一個親人沒有了，我還活著，還可以值得高興！像《活著》裡面的福貴就是這樣子，所有的親人都死光了，他居然還活著，沒事唱小曲兒，過得挺滋潤的。（笑聲）

「對於人生，西方人比較關注的是：人的靈魂最終要有歸宿。中國人關注的是死後家庭要能延續，家族能夠光耀門第」。中國人罵人最厲害的一句話就是「斷子絕孫」。（笑聲）《阿Q正傳》裡面那個小尼姑罵阿Q就是「你斷子絕孫」！阿Q—聽就覺得很不好受了。這是最厲害的一句話，斷了香火。個人死了不要緊，你死了有你兒子給你燒香，（笑聲）這還是值得安慰的。（笑聲）為什麼要生兒子呢？兒子可以保持你的香火，我們這一姓能夠傳宗接代，能夠有人繼承香火，這是最重要的。儒家也講：「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中國人關心的不是死，而是死後有沒有後來人給他繼承香火。

孔子有一句名言叫：「未知生，焉知死？」生的問題還沒搞清楚，人際關係的問題還沒搞清楚，去探討死的問題幹啥？那是沒用的。不要去想那些事了。這恰好印證了，中國人對死亡問題的忽視，就是中國人對個人忽視的表現。中國人對個人，特別是儒家，是非常忽視的。個人不要緊，死，是不成問題的，只有生才成問題。怎樣「生」？怎樣完成人生的義務？「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怎樣「事人」？至於人死了以後有陰間，靈魂不朽，中國人這個觀念主要是從印度傳來的。像馬王堆的帛畫裡面也有地上和天上之分，但是好像沒有陰間。我們關於陰間的觀念，完全是佛教裡面來的。那麼對這樣一些觀念，中國人通常是半信半疑的，而在知識界流行的是無神論。王充就講：「人死如燈滅。」人生就像蠟燭點燃了一樣，蠟燭滅了人就死了，沒有什麼死後的靈魂。從孔子開始，儒家就比較反對談鬼神的東西，「子不語怪力亂神」。也講「祭神如神在」。祭鬼神，你要好像有鬼神在那裡一樣。但是事實上有沒有鬼神呢？這個東西他不講，存疑。其實這是一種政治謀略，就是叫做「神道設教」啊！讓老百姓相信有鬼神有好處，他們就會知道恐懼，有些事情他就會不敢去做。所以他主張統治者應該讓老百姓祭鬼神，祭天地，這些都可以。要敬神如神在，其實是做樣子給老百姓看的。

這是中國人對待人生的看法，最看重的是「留得青山在」：我家裡有後人，我家裡有幾個兒子，那將來的香火要比別人都旺盛。當然，更高的考慮就是剛才講的不朽。什麼叫不朽？歷史不朽。怎麼樣做到歷史的不朽？《左傳》裡面有所謂「三不朽」的說法。哪三個不朽？「立德」、「立功」、「立言」。這三不朽，最高的不朽當然是立德。你作出道德的楷模，這就是最大的不朽。世世代代的人都會向你學習，你做出了榜樣，該怎麼做人，這是儒家最強調的。其次呢，就是「立功」。就是你這一輩子要做一些事情，留給後人，讓後人得到你的實惠。你人雖死了，但是你留下的政績，能夠澤惠後世，世代人都能享受到。一享受到這個恩惠就想起這個人，那你豈不是不朽了嗎？最後呢，當然是「立言」。那就是知識分子了：著書立說，宣揚天命天理，半部《論語》可以治天下嘛。而所有這些影響都著眼於歷史。歷史上的人都能讀你的書，都能享受你的恩惠，能推崇你的道德，就是不朽了。所以中國人對不朽這個觀念，是局限在歷史中，而這個歷史在中國人心目中就是家族史。為什麼是家族史？我們都是炎黃子孫，都是一個血緣貫下來的，都是從炎黃延續下來的，有共同的祖先。所以我們大體上可以把中國人看作是家族中人，不是獨立的個體，每一個中國人都可以用這個家族史上的環節來給他定位，他就在這個位子上。「而個人呢，是暫時的，個人的死是不足惜的。主要的是要用自己的生或者死維繫家族的鏈條」。

對死亡的看法我們剛才講了，中世紀西方特別關注這個問題。中世紀此岸和彼岸的兩分來自於古希臘羅馬時期。新柏拉圖主義一個很重要的創見，就是世界是兩重的，一是現實世界，那是感性的；一是理念世界，那是彼岸的，是真實的世界；現實世界是彼岸世界的一個摹本。這種思想在基督教那裡，就表現為重死亡，認為死亡才是真正的生命，我們此生的這樣一種生活實際是來世生活的準備，不是真正的生活。人的靈魂要去的彼岸世界是一個正義的世界，我們現實世界是沒有正義的，是一個不正義的世界。而死後，好人上天堂，惡人下地獄，在上帝的正義審判面前，一切都是公平的，所以彼岸世界的生活是比此岸世界更值得過的。這看起來跟古希臘完全是倒了個個兒，古希臘人重視此生，此岸，重視現實的幸福，而基督教徒重視彼岸的「永福」。但是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都是幸福，但是對幸福的理解已經不同了。

對於中世紀基督教來講，死亡才是真正的幸福，我們經常看到一些小說裡面講：某人臨死之前臉上帶著幸福的微笑，因為他面對的是一個光明的世界。神甫在他臨終時要為他進行懺悔，要引導他上天堂之路，這個時候他臉上就有幸福的表情。死亡恰好是另外一種更好的生活，我們現實的生活反倒是不值得過的。你沒辦法，上帝安排你非得過完一生，那就忍著吧。在忍著的過程中為來生做準備，你要積德，要做好事，要信上帝，那麼上帝就許諾你：在死後上天堂。你將會獲得比地上的財富多得多的財富，而且天上的財富是小偷偷不走的，是蟲子也蛀不爛的，是永恆的。所以天上的幸福叫做永福。「死才是真正生命的開始」。

所以基督徒對於人生的忍耐力也是驚人的。但他這個忍耐力跟余華筆下的福貴的忍耐力是完全不同的。福貴的忍耐力就是著眼於現實生活本身，而基督徒的這種忍耐力是著眼於他們將要去到一個更加光明的世界。我們知道基督教在歷史上遭到過迫害。特別是古羅馬的尼祿皇帝，在迫害基督教的時候非常殘酷。但是那些人非常馴服地讓人趕到斗獸場裡面被猛獸吃掉。他們面對獅子的利爪也不反抗，因為他們認為自己將要到一個光明的世界去了，所以他們能夠忍受。基督教認為人生在世必須為死後的幸福或者拯救做準備，那麼生的痛苦就是你死後幸福的代價。他們在家族裡面並不能得到心靈的安慰，只有追隨上帝的靈，嚮往死後更高的生存，這才能夠得到拯救。

在對待死亡問題上，中國人跟基督徒完全相反。中國人把死亡當作在人世間有所作為的一種代價。人當然有一死，但要在人世間有所作為，要「留取丹心照汗青」！即拼了一死也要給人間留下最大的效益，最大的影響。所以中國也有很多仁人志士從容面對死亡，走向刑場，因為他相信他的行為可以給後世留下紀念，可以推動歷史，做出貢獻。至少在道德上能夠彪炳千秋。「死」本身是個代價，要死，總要留點什麼給後人。這是中國人的一個根深蒂固的東西。比如說，古代的伯夷、叔齊，是被尊為聖人的。伯夷、叔齊就是武王伐紂的時候，他們作為商紂的臣民，堅持不食周粟。就是武王把紂王推翻了，他們卻還是忠於他們的先朝，周朝統治下的糧食都不吃，跑到山上去吃野菜。後來有個放牛娃在山上笑他們，說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山上的野菜不也是周武王的嗎？於是他們就連野菜也不吃了，便餓死在首陽山下。這是一個很著名的故事了。孔子非常讚賞，他說：「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如今稱之。」民到如今還稱道他們。為什麼？道德高尚啊！「立德、立功、立言」，第一就是立德。忠於君王，哪怕他被推翻，作臣子的到死都要堅守臣民的身份，所以在道德上讓後人仰望和稱讚。再就是立功，孔子講：「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齊國當時是一霸，有一段時間，齊國在管仲的輔佐下，「一匡天下」，天下都要聽他的。這就是「立功」，把齊國治理得非常的富庶、強盛，人民安居樂業，至今都感謝他。至於「匹夫匹婦"就是那些小人，孔子說他們「自經於溝壑，莫之知也」，為了一點小事，就投河、上弔死啦，這樣的人，後來沒有人知道他們，死了就死了，不如一個螞蟻，輕於鴻毛。這是一個很強烈的對比。

所以孔子講：「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疾」，就是不願意、比較反對和反感的就是「沒世而名不稱」，即死了以後沒人提起。一個人死了以後，所有的人就不提起他了，就像沒有過這個人一樣，這個當然是君子所不為了。君子活在世上，要讓人們有所震撼，要對人世有所影響，這就是孔子的觀點。儒家要「恩澤於後世」，後世也是現實的歷史，沒有什麼彼岸的追求。中國人都知道，死了以後，哪有什麼來世啊？

再看道家老莊一派的。老莊一派跟儒家有一點不同，就是他們乾脆否認真正的死亡，認為死其實只是一種幻覺，跟生前沒有什麼區別。莊子不是說「齊物論」嗎？「齊物論」的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就是「齊生死」。「萬物齊一」，萬物都是一樣的，生和死也是一樣的。所以老子講：「死而不亡者壽。」「死而不亡」，他把「死」和「亡」區分開來，「不亡」，就是不消失。為什麼死了還可以「不亡」呢？因為回歸了大自然。用我們今天的話說就是死了之後，你這一堆原子並沒有消滅，而是回歸到大自然裡面去了。它跟大自然融為一體，就是永生的了，所以不必害怕死亡。莊子在這方面說了很多話，「齊生死」，「忘生死」，「自外於生死」。就好像生死跟我無關，不關我的事兒，進入一種無古無今、不生不死的狀態，這才是最高境界。據說莊子的妻子死了，莊子「鼓盆而歌」。人家說：「你妻子死了，應該悲傷啊！」他說：「有什麼好悲傷的？人生本來就是一股氣，聚集在一起，就像人的背上長了個膿包一樣。現在膿包潰爛了，平復了，『氣』散了，歸之於大自然，是好事嘛！值得歌唱啊！」氣散為死，氣聚為生，不必好生而惡死，不必要喜歡生，討厭死！這些都是想不開造成的。所以這個老莊道家跟儒家是有點不一樣。儒家還是執著於此生，重視人的生命，儒家主張「哀死而不必患死」，就是說死了固然可哀，但是「不必患」，就是不要怕。死是可哀可悲的，因為人有感情。儒家特別講感情。道家是蔑視感情。道家認為感情這些東西都太狹隘了，大自然是無情的，把自己融化在大自然中，有什麼生死之別呢？

但儒家認為人還是要重感情。親人死了應該悲哀，但是不必怕死，悲哀是人之常情。所以儒家主張死了以後要厚葬，特別是父母死了要厚葬。一個人如果連給父母買棺材的錢都沒有，那就是人生的大不幸了。所以中國人對葬禮是比較隆重的，因為大部分受儒家思想影響。道家那樣不在乎生死的人有幾個呢？竹林七賢裡面有個劉伶，是個酒鬼。有一幅畫就是畫他在前面走，後面跟一個小童，背一把鏟子，鏟子上掛一個酒葫蘆。標題就叫做「死便埋我」。走到哪裡喝死了，就在哪裡把他埋掉。莊子也有這種說法，問：「人死了為什麼要埋掉呢?」人家就說：「為了怕被野狗吃掉啊！」他說：「你埋在地下還不是被螞蟻吃掉？被野狗吃跟被螞蟻吃有區別嗎？」沒有什麼區別，死了連埋都不用埋。這樣太無情了，太違背常情！所以有的人就想把這兩者綜合起來：儒家呢，太想不開了，何必厚葬呢？死了以後還要守孝，多麻煩；道家呢又太無情，於是有個人的父母死了，他就跑過去大哭三聲，然後沒事一樣地走了。（笑聲）這樣兩方面都照顧到了。

佛家也是。佛家本來在印度，把死看作一種光明的追求，所謂釋迦牟尼「涅槃」，這本是一句好話。「上西天」這本也是好話，是很光明的一件事，但是傳到中國來以後，「上西天」變成了一個貶義詞。印度人是不怕死的。印度那些教徒，經常有人，當大象拉著聖車經過時，就投身於車輪之下，獻身於菩薩，獻身於神靈。據說釋迦牟尼講經的時候，有一次有五百多聽眾自殺，後來別人就說你這部經不能再講了，不然你的聽眾都死光了。於是釋迦牟尼換了一部經來講。印度人對死亡不恐懼，但並不是「齊生死」，恰好相反，他們嚮往死後的生活。但是在中國呢？已經把這個淡化了。死有什麼可嚮往的？你不必怕死，但是也不必喜歡死嘛！就是把生死看淡點。

三派共同的特點就是取消死亡在個人方面的意義。儒、道、佛，都是忽視個人的。所以他們對待死亡的態度都採取一種無視個人的態度。要麼把個人看成家族式的；要麼就把死亡看成非個人的，大自然的；或者是虛無式的，「色即是空」，生老病死都屬於「空」，取消個人對生死問題的執著。這是中國的死亡觀。

最後我們看看近現代西方對生死的看法。西方近代以來又有改變，就是說不再像基督教那樣，完全把希望寄托在死後，而是把生和死合併起來看：生就是死，死就在生中。生是什麼？生就是去死。生就是走在死亡的道路上，而且每時每刻死亡都可能來臨。西方通過宗教改革已經把上帝從彼岸歸於人心。上帝不再是死後才能見到的，上帝就在心中，所以彼岸世界、死亡變成了此生的一部分。新教徒往往有一種在生活中修道的思想，體現在完成上帝的使命，接近上帝，不一定要等到來世。所以上帝和彼岸成了人們生活中的良心。康德就有這樣的傾向：「上帝並不是另外一個世界的一個什麼神，而是我們人自己內心的一種寄託，一種假設」。我們假設一個上帝，然後我們就按照這個假設來做一個好人。設定上帝對人的報償使我們人可以持有一種希望，這希望其實不是為了獲得真正的幸福，而是為了人在人世間能夠有信心做一個好人。所以這樣一種把生和死合為一體的傾向，使西方人更加深入地討論了生死關係問題。

死並不再是另外一種生，而是與存在完全結合在一起的虛無。存在本身包含虛無，虛無也是一種存在。也就是說，死亡就是一種生活。我們每時每刻都在生，每時每刻都在死，死亡就滲透在生活之中。時時刻刻都要想到「死」，這樣就會有生的動力。據說蒙田有一天跟他的朋友在外面散步，突然想起一個事情，急急忙忙就往家裡跑。他朋友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追到他家裡，看到蒙田拿筆在一張紙上面很快地寫著什麼。朋友就問他：「你幹嘛拚命地往家裡跑?」他說：「我在路上突然有了一個念頭，我想把它記下。」朋友說：「你回來記不就得了嗎？跑個什麼呢？」他說：「我如果不趕快把它記下來，我怕我這時突然死掉，那就太可惜了。」（笑聲）人隨時可能死。我今天也勸年輕的朋友們，不要把理想放到未來，現在就要動手做最想做的事情。因為人隨時可能死啊！如果不著手，可能就晚了。因為死亡隨時可能降臨。

到了現代，西方哲學更加把這個思想擴展開來，像海德格爾、薩特、波伏娃這些人，把死亡的意義放到根本的地位上。就是說，沒有死的觀念，沒有死亡意識，就不知道怎麼生活。波伏娃有一本書叫做《人都是要死的》。大家都比較熟悉她的《第二性》，對女權主義有非常重要的促進作用。但是對《人都是要死的》這本書注意的人不多。「人都是要死的」，通常認為那是人的有限性，當作是缺陷，其實不是。這是人高於神的地方。神就不能死。斯多葛派早就說過：「自殺是人的特權。」動物不能自殺，神也不能自殺，只有人可以自殺。「波伏娃就說，人的死亡使人高於神」。為什麼？她講了一個故事，這個故事當然是虛構的。

說中世紀有一個人從鍊金術士那裡得到一瓶長生不老葯，他把葯喝了之後果然從此不會死了。所以他就一直活著，活了好幾百年。當他活到一兩百年的時候就有點不耐煩了。（笑聲）而且他永遠是那個年紀，三十多歲的樣子。他要談戀愛啊，他每次談戀愛都要說千篇一律的話，什麼「永不變心」啊，「海枯石爛」啊，都是假的。女友都巳經滿頭白髮了，他還是三十多歲，他明知不能白頭到老，幾百年來換了不知道多少個女友。所以他也得不到真正的愛情。他想幹事業，也干過一些事業，幫助一個國王推翻另外一個國王，幫助人民起義，成功了，人家都說他勇敢，他自己清楚一點也不勇敢，無非是他不必怕死么！可後來也干膩了。這個世界並不會因為他的英雄主義而改變，無非就是王朝更替嘛！扶上來一個人也不見得就比另外一個人更好。所以他就越變越懶，總是想睡覺。有一次一覺躺下就睡了六十年。（哇！）醒來以後覺得這個世界還沒有變。（笑聲）因為他有的是時間啊！他要干任何事情都有時間，他就不必急於去幹了，所以他變得很懶。他總是可以往後推，沒有任何幹事情的衝動。因為他不死啊！如果你想到人生苦短，人只有幾十年，我現在不幹，以後就不能幹了，那將爆發多大的創造力啊？「人的創造力是逼出來的呀！特別是由死亡逼出來的」。死期已近，比如說還有二十年、三十年就要死啦，現在不幹就遲啦！那每個人都會發揮自己最大的潛力去干最大的事業，去干最想乾的事情。但如果一個人不死的話，反正有的是時間，他幹嘛去急著幹什麼事情啊？他不會想到去干任何事情，而且干任何事情也沒有什麼意義。「所以人如果不死的話，他的生活就失去了意義，他甚至沒有生活的動力，他恨不得自己死」！但是又做不到。因為他吃了不死的葯，喪失了自殺的特權。所以他很羨慕那些有死的人，他們活著多麼興緻勃勃，急急忙忙地去干自己的事情。

海德格爾也是這麼說的：「人是向死而生的存在。」在人的生活中，死亡對他是一個「不可能的可能性」，是一個底線，但也是個目標。就是當人意識到自己是會死的，他就有了生活的目標，就能夠對自己的一生加以籌劃，加以設計。他最終要成一個什麼人，全部由自己籌劃，當然可能做不到，但不要設計那麼高嘛！設計自己能夠做到的，儘可能地把自己的能量、可能性發揮到極致。有死的人使人生成為了個體，成了有意義的「一生」。如果沒有死的話也就沒有什麼「一生」了，跟自然現象差不多。但如果有死的話，那就有「一生」，這「一生」是自己計劃的，可以用它來實現最大的可能性。

而中國人呢，我們前面講，它並不是把生死看作是個人的事情，而看作是身外之事。我的生不是我要生的，是我父母生了我。（笑聲）你要是問父母為什麼要生你，父母就會罵：你這混賬東西！（笑聲）但是這樣的問題很合邏輯啊！當初出生不是我的自由意志嘛，怎麼要由我負責呢？父母就會說：「我們生了你不是恩典嗎？你不是應該報答嗎?」有什麼好報答的？（笑聲）你們生了我，我有什麼好報答的？我只不過被你們生下來了而已。所以這個「恩典」在邏輯上是講不通的。但在情感上是成立的。因為父母生了你以後，養育你，呵護你，使你免受傷害，建立情感。真正說得上有恩典的話，在這方面還可以說一說。至於生育這東西談不上什麼恩典，也可能是一次偶然機會，生下了你。（笑聲）要感謝還不如感謝偶然性。（笑聲）

但是對中國人來說，父母是有恩典的，生你就是對你有恩。生不是你自己的事情，是你身外之事，死也是這樣。所以我們講「生死置之度外」，不必擔心，也不必害怕，來了就來了，死了以後，就當休息了。儒家特彆強調死亡具有「息」的意義。「息」就是「休息」。很多儒者把這個「死」和「亡」用「息」來代替。張載說：「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張載是用「沒」來代替「死」。「沒」就是沒有了。「存」也就是活著的時候，「吾順事」，按照應該這樣順著去做事，但是死了以後呢？就安寧了，休息了。因為死了以後擺脫了生的義務，生的義務是很沉重的。中國人對生的觀念就是一種義務觀，到死了以後擺脫了義務，那就是壽終正寢了。所以這就叫做「死得其所」，就應該放心了。否則的話就「死不瞑目」。所以中國人對於死亡也有一些說法，就是說要「正死」，而不要「橫死」。什麼叫「正死」？就是完成了使命，一生一世沒違背自己的義務，做了該做的事情，那就是「正死」。其中沒有受到偶然因素干擾，比如說活到了一定的年齡，我們講「人生七十古來稀」嘛！活到六十歲就差不多了，就已經是「正死」。如果十幾歲二十幾歲還沒有來得及承擔義務就死了，那就叫「橫死」，或者叫「死於非命」，不是「正命」而是「非命」。到了宋明理學，他們把道家的生死觀跟儒家生死觀結合起來，認為人生如果把身體融化入萬物之理，那麼雖死猶生。這吸收了道家一些觀點，就是說，死就是生，沒有截然的界限。死了以後，只要天道還在，理還在，生命就還在。因此，「在中國人來說，骨子裡怕的不是死，而是人世間的義務沒完成」。老子講：「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如果認識到人和自然本來就是一體的，無所謂生死，那就不怕死了。所以中國人是不怕死的。死對中國人來說損失不大。中國人太多了。（笑聲）死一個人簡直太容易了。我們現在就是因為人太多了，所以要計劃生育嘛！

多年以前有一個電視節目，講瑞典小學生的死亡教育，老師帶學生去參觀太平間，摸死人。趙忠祥做解說，說他不主張這樣做，讓孩子過早地知道這些事。確實，中國人很少想到死，中國人不怕死是因為不去想它。所以死亡對於中國人的個體意識也形不成一種刺激，對於人生的動力也形不成一種力量。中國人的生活，缺少像西方人那樣的獨創性，都是採取一種比較平和退讓、順其自然的方式在世界上生存。當然也有些人要干出一些事情，但是干出的事情都是前人已經做過的，前人已經有榜樣的，天理和天道已經規定好的。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中國人講的主體能動性就是這個。「天行健」，所以君子才自強不息，也就是按天的運行那樣去做，但是離開這個榜樣，就缺乏一種個體的獨立性。

總之，中國人的生死觀，缺乏西方那種個體獨立意識，也就缺乏一種自由的，個人的追求動力。如果把死亡看作純粹個人的，孤獨一人面對死亡，就會有一種恐懼，畏死，而且經常想到死，這在中國人的心目中都是一種不正常的心態，或是心理有毛病。一個人一天到晚老想到死，那不是有神經病嗎？或者是怕死怕到這個程度？其實不是的。「從哲學的角度講，怕死是一種境界，畏死是生存的動力」。在這一方面，我們要自覺地吸收一點西方的經驗，對於適應當代的社會生活是有好處的。謝謝大家！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