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哲學系吳曉明演講：哲學與我們的時代

各位同學，非常有幸能夠來到華中科技大學的人文講座參加討論。今天我講的題目是《哲學與我們的時代》。這個題目很大，在座的各位沒被嚇走，是很了不起的。我想講三點：第一點，哲學與知性科學；第二點，我們這個時代的原則；第三點，哲學是我們這個民族的當務之急。

一、哲學與知性科學

我想現在除了哲學與藝術以外，其他我們稱之為學科的東西都是知性科學。我們大家都相信知性科學。我們同學之間在談話的時候，常常會說你某個說法是不是科學的，也就是指你這個說法是不是合乎真理的。我們把知性科學和真理幾乎等同起來。因為知性科學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具表現力、最有效、最得到尊重的知識。現在我們大體也不講哲學是一種知識 ，而把哲學視為一種奢侈品，有些人可能喜歡，把它作為個人的消遣，大體上屬於個人的愛好。但是知性科學是我們必須參與的、必須要學會的謀生的最基本的手段。我這個演講就要講到哲學和知性科學的關係與比較。

什麼是哲學呢？我想你們的老師都已經講過了。它最原初的意思叫做「愛智慧」，就是「Philosophy」。知性科學與智慧有很大的差別。大家看過《基督山恩仇記》，鄧迪斯這個人非常非常聰明，學任何知識都非常快，但是他始終沒有辦法理解他怎麼就莫名其妙地被關到監獄裡來了。那個時候法里亞長老就跟他講了一句很有名的話，叫做「博學不是智慧，也不等於智慧」。當然，在我們這個時代，實證主義是現代性的一種基本的意識形態，所以我們都關注於所謂的知性科學。知性科學被認為能幫助我們解決所有的問題，這是我們講的第一個差別。

智慧和博學有區別。哲學作為智慧，作為愛智慧，是一種非常古老的形式，很多同學可能會追問它現在到底有沒有用。哲學這個詞有著非常廣泛的含義。美國的實用主義哲學家詹姆斯，在20世紀初的時候就講到哲學的所謂有用性、實用性。他認為，我們不要把哲學看成是學院里的東西，實際上每一個人在思考問題，甚至在觀察時，都帶有形而上學的前提，哲學的前提。哲學不僅有用，而且具有「兌現價值」。現在我們很多人卻並不這樣認為。比如學生考進了我們復旦大學哲學系，進了復旦大學，他認為大門是進對了，但到了哲學系好像小門卻進錯了。他們認為哲學這個東西好像沒有兌現價值。我要做一個白領，要有一份職業，有一份高的報酬，他們似乎覺得哲學起不了什麼作用。

我還是同意詹姆斯的觀點，哲學這個東西不僅有用而且具有兌現價值。但是這個哲學恐怕不是我們通常講的學院的那種哲學，而是在傳統的、遠古的那種含義上講的生活的智慧。詹姆斯舉了兩個例子。他講，如果我是一個房東，要租一個房子給一個房客，這個時候我要知道他錢袋裡有多少錢，這一點固然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我要知道房客的哲學」。詹姆斯是在這個含義上用哲學的。後來我到美國去，到英國去，我很能領會他的含義了。

比如講，中國人的哲學和美國人的就非常不同。中國學生到美國的房東那去租房子的時候，總是討價還價。比如美國的房東講這個房子一千塊，那中國學生就講八百塊，總是跟他討價還價。最後如果有一個折中的方案，比方說九百塊，那麼中國人以後每到月底的那個時刻總會把錢付給房東。但是美國學生幾乎都不討價還價，房東說一千塊，沒問題。但是到了一個月，到了兩個月，到了三個月，你要跟他要房租的話，那是非常困難的。所以我當時就領會詹姆斯的那個說法了。這是在一種比較傳統的意義上講的。

再比如說，英國人和美國人的消費觀念就很不一樣。凱恩斯講使得英國經濟衰退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英國人的儲蓄習慣，正是英國人的這種儲蓄習慣使得英國的經濟患了動脈硬化症。而美國人的習慣呢，美國人每多賺一塊錢，他會多花幾塊錢。確切些說，就是每多賺1美元 ，他會多花1.98美元，也就是將近2美元。這與英國人是非常不同的。而這些問題是超過經濟學範疇的。這是詹姆斯舉的一個例子。

第二個例子，他說打仗。你要知道對方的實力、武器裝備、軍隊的人數，這個固然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知道對方將領的哲學。比如說巴頓將軍，他的哲學與當時的其他將領的哲學非常不同，他老以為自己是一個古羅馬的將軍。再比如講三國演義，能夠掌握諸葛亮的哲學的恐怕只有司馬懿。這裡面不僅是知道他的軍事實力，知道他的裝備，而且更重要的是知道對方將領的哲學。這是我想講的哲學第一層含義，它的比較初始的含義。

第二個含義就是發展到古代希臘的比較成熟的階段，它叫做什麼呢？叫做形而上學，叫「Metaphysics」。 Physics大家都知道，它是物理學，但是它不是指我們現在講的物理學，而是包括我們現在所有的自然科學，都叫做物理學。Meta有兩個意思，一個叫做「在……之後」，還有一個叫做「元」。所以這個詞的譯法不太統一。如果我們按照Meta這個詞來翻譯的話，現在的形而上學應該叫做元物理學，如果我們按照另外一個翻譯方法，Metaphysics譯為形而上學，而物理學應該翻譯為形而下學。這個詞我們中國是有的，「形而下者為之器，形而上者為之道」。所以自然科學應該屬於形而下學，而哲學屬於形而上學。如果我們的自然科學叫做物理學，那麼哲學叫做元物理學。在這個區分當中，哲學是研究在我們能夠看到、能夠觸摸到或者觀察到的所謂事物的背後的東西，這個研究叫做形而上學。哲學幾千年的發展，從古代希臘的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一直到黑格爾，它的發展都是元物理學，或者形而上學。

更加靠近的一種哲學樣式，我們稱之為「批判」。從康德開始，哲學的任務被主要地規定為批判。這個詞，我們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用得非常多，非常濫。但是它的原來的含義主要有兩條：「第一個叫做澄清前提，第二條叫做劃定界線」。因此哲學也經常地不討人喜歡，為什麼呢？它老是要行使批判的功能，它老是要追問一些前提，有許多東西被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哲學總是提出問題。但是，赫胥黎曾經講過，人類現在不可避免地處於一種毀滅的和墮落的過程當中，但是如果他能夠不放棄思想，始終從事批判，那麼人類是能夠得救的。這是科學家的講法。黑格爾的講法是，所謂自由的思想，就是不接受未經過審查前提的思想。當然，在知性科學的範圍當中，我們已經很少去做這個工作了，很少會想到它的前提，我們認為很多東西是理所當然的。因此，哲學在知性科學的發展當中，現在逐漸地成為一種令人討厭的東西，因為它老是提出一些稀奇古怪的問題。

我舉兩個例子。一個牽涉到所謂事實。我們往往會說我們是從事實出發的，但哲學家會問，什麼叫做事實呢？在未經審查前提的時候我們會認為這種問法很荒謬。一位歷史系的博士生和一位哲學教授就專門爭論過這個問題。歷史學博士生說，你們哲學搞亂七八糟的東西，都不從事實出發，是毫無根據的，我們搞歷史的就是從事實出發。哲學教授就問他，什麼叫事實？他說，誰都知道什麼叫事實。（笑）哲學教授就繼續問他什麼叫歷史事實。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再舉一個例子，有一個學哲學的同學，他由於參與某個時期的事件惹了一些麻煩，被請進了領導的辦公室，叫他談問題，談問題時叫他不要胡說八道——我知道你是搞哲學的，你不要胡說八道，你只談事實。好，談事實就談事實。然後他就講，關於事實這個問題呀，哲學史上有很多說法。（笑）他從洛克開始，談到柏克萊、休謨，一直到康德，關於事實的種種說法……人家就說了，你不要亂講，不要用這種東西來蒙蔽我，你就講你的事實。他就講，「那個時候發生的事實，現在已經不存在了，你叫我怎麼講事實？我現在留下來的是記憶，而不是你講的事實」——大家想一想，這是個問題呀，什麼叫事實？事實是在彼時彼地發生的，現在沒有了，現在留下來的是記憶。

那個人說，你不要再亂講了。不講事實也可以，你就講記憶。（笑）他講，非常遺憾，我這個人記憶力不好，我現在全忘了。（笑）你們把它當笑話聽，但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哲學問題。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東西，但是看來並不那麼理所當然。什麼叫事實？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這裡無法多講。我在這裡想突出的是，哲學在近代的後期特別突出一個功能，就是審查我們很多人也許是所有的人都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東西。

我再舉一個例子。羅爾斯有一本很出名的著作叫《正義論》，裡面提到一種所謂形式的公平。什麼叫形式的公平？就是它沒有歷史內容，完全是形式的，也就是說，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我都能建立的一種公平。他怎麼表述形式的公平呢？例如，我們現在要分一個蛋糕，我們指定在座的某一位同學來切這個蛋糕，並同時指定他拿最後一份。這個同學會怎麼來切這個蛋糕呢？他一定是用現在能夠得到的最有效的手段來儘可能平均地分這個蛋糕，以便他能得到他所能夠得到的最大的一份。只要有一點點不平均，哪怕是前面有一塊稍稍偏大一點，即使後面都是很平均的，他都會受到損失，他的那塊蛋糕仍然會減少。總而言之，他會用最有效的方式來確保他得到他最大的一份。這樣的話，就能夠建立一個形式的公平。其實，我們以為它理所當然，認為它是純形式的，但是實際上它包含前提，包含歷史的內容。包含什麼前提？我講兩條。

第一條叫做原子個人。就是每一個人都成為獨立的人格，我是獨立的。如果還有什麼宗法的、半宗法的，倫理的、半倫理的或者是我們中國人講的什麼裙帶關係的話，蛋糕肯定就不是這麼分的。某人知道他的小舅子拿第一份，他就「咔嚓」一刀把半個甚至大半個切給他，後面亂切一氣，反正他小舅子拿第一塊。他小舅子拿了就跑，然後他跟到外面，跟他小舅子一人一半。（笑）大家不要以為我是在說笑話，我們中國很大的問題就是還沒有原子個人，原子個人還沒有生長出來。

我們不要以為人天生就是個人，個人是有歷史條件的。舉一個例子來講，我們實行糧食保護價收購，這是非常好的想法，但是實際上就會有問題。比如講農民把那個糧食運到了倉庫，倉庫方說，你這個糧食，按國家規定，應該用保護價收購，應該是八毛錢一公斤，但是你那個糧食質量不太好，水分比較高，不能收。其實農民的這個糧食都達到了標準，但是他不收。怎麼辦呢？沒問題，門口就有其他人收，七毛五一公斤，馬上就收。七毛五收進來以後，一轉眼就到倉庫里去了，八毛錢一公斤。也許門口這個倒賣糧食的就是他的小舅子，然後他們再分這五分錢。原因在哪裡呢？原子個人還沒有形成起來。我們不要以為我們皮膚包裹起來的那一部分就是個人，這是生理意義上的個人，但是社會意義上的個人，中國人還沒有真正成長起來。我們經常講契約關係，契約關係的前提就是原子個人。

第二條叫做利己主義個人。我們分蛋糕的例子實際上一開始就已經假定了每一個人都是原子個人，而且每一個人都是利己的，所以他要想得到他所能得到的最大的一份。但是我們在家裡分東西不是這樣的，因為在家庭里的個人一般來說不是利己主義個人，比如母親肚子非常飢餓的時候她仍會把她的那份給她的小孩吃。所以我們剛才講的那個羅爾斯的所謂形式公平，它是有前提的，這個前提就是原子個人和利己主義個人。

所以，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東西，實際上並不一定是理所當然的，它的前提應該進行審查，應該對它進行批判。這個批判的意思，就是我們講的澄清前提和劃定界線。這是哲學的工作。

我剛才講哲學的三層主要意思，比較原始的意思就是愛智慧的意思，第二層是形而上學的意思，第三層就是批判的意思。這大體上就是所謂哲學基本的規定或者性質。

接下來我們講一講知性科學。知性科學就是我們現在普遍公認的知識的樣式，它可以說是近代文明的主要的推動力。現在我們終於在談論所謂的知識經濟了，當然它現在在美國的局面不好，但是總體來講是有這麼一個經濟的樣式，我們在下面還會提到。這裡講的知識就是知性科學，也是我們大體可以說的近代發展的主要的原則、主要的推動力就是由知性科學提供的。儘管近代的哲學為近代的知性科學奠定了基礎，但是我們現在大體來講，是以知性科學的方式來支撐我們文明的體系的。所以在座的各位盡可以放心地去研究知性科學，因為我們中國現代化的任務還遠沒有完成，在這個領域裡面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是有遠大前程的。

二、我們這個時代的基本原則

我們這個時代，可以從很多很多的表象上來描繪。但大體上，我們可以把它叫做近代性，或者叫做現代性（Modernity），它是我們從哲學上來領會的基本原則。這個原則，如果這樣講的話，可能還太抽象。那麼，近代性的價值目標，大概可以概括為四種：第一種是科學技術，第二種是市場經濟，第三種是民主政治，第四種是法制社會。我想這大家都是認可的，這是近代性的基本的目標。但是它的基本原則是什麼呢？它的主導原則是什麼呢？它的主導原則大體可以叫做分析理性。這是馬克斯·韋伯講的。這個分析理性就是在近代的整個發展過程當中，通過形式化、抽象化和合理化發展起來的，它為近代的價值目標奠定了哲學上的基礎。我們的科學知識都是以分析理性為原則的，我們的民主政治、法治社會、市場經濟都依賴於分析理性的高度的發展。因此我們這個時代的原則大體可以概括在分析理性這個概念上。如果我們發展的目的是現代化，那麼現代性的基本原則就體現在分析理性上。

什麼叫分析理性，這又是一個哲學上的題目。我想通過一個例子來給大家作一個簡單的說明。大家是不是知道泰勒制？如果有學管理學的就會知道，他為近代管理學奠定了基礎。這個例子可以比較方便地說明分析理性。

分析理性的第一個方面是分析性。比如在一個工廠當中，泰勒建立了一個分析體系。舉一個例子來講，我們現在有100位操作工，現在我們按照他們的效率分成不同的小組，然後觀察他們的操作行為。這些操作行為都是被分解的，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會發現有一種操作是最快的，有一種操作是最慢的，還有一些是在兩者之間。通過這樣的比較之後，我們開始尋找一種合理化的操作標準。我以前接觸過這種情況。我原來在農場干過活，當時是生產隊長。有一次，爬電線杆裝絕緣柱之類的，我在下面指揮他們干。在下面我沒事時就觀察他們，發現有的人動作很快，有的人動作很慢，也有的人動作不快不慢，但是我發現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就是動作不快不慢的人幹活似乎最有效率。當時我很奇怪，有的人那個動作很快，忙得不得了，我想他肯定幹得最快，但是，結果我發現動作最快的人幹活未必是最有效率的人。由此我們一定會想到在他那麼快、那麼忙亂的動作當中，一定有許多不合理的東西，要把它們排除掉。泰勒的分析體制主要就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基礎上的，人的操作行為可以被分析，分析以後可以按照一種最合理的方式來對它進行配置。

這個例子可以用來表明什麼是分析理性。第一步是分析性，即人的操作行為被形而上學地分解，第二步是合理化。近代的原則就是按照這樣一種方式被建立起來的，所以它是通過形式化、抽象化、合理化發展起來的。我們檢查我們的知識，所謂現代的知識，都是這種方式。比如我們講大工業生產，講工業革命，這是第一個步驟。這個步驟叫什麼呢？就是機器生產。機器生產是什麼含義呢？就是自然科學的工藝學的運用。它的前提是人手的分析合理化，亦即把人的手分解，分解以後合理化，這樣就可以用機器來取代它 。第二步就是泰勒制。它使現代的經濟生活變成不僅是自然科學的工藝學的運用，而且是行為科學的管理學運用。它建立在這樣一個基礎之上，就是人的操作行為的分析理性化。第三步是人腦的分析理性化。我們講近代知識都是分析理性的，如果使它進一步分析理性化，這就是我們現在的計算機科學，所謂的網路空間。它是把人們的知識進一步分析理性化的結果，它達到了分析理性的也許是最高的和最後的階段，就是所謂的信息或者知識能夠被數字化或符號化。我們理解近代發展有三個階段，首先是人手的分析理性化，其次是人的操作行為的分析理性化，最後是人腦機能的分析理性化。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基本的原則。所以，分析理性化的發展大體被看做是現代化的原則上的要求。

在座的各位可能對「上海人」有各種各樣的看法或者意見，但大體來講上海發展的基礎是它的人才資源，它的人才資源的優勢在於它的分析理性有較高的發展。但是馬上就有兩面性。我通過這個例子無非是要分析它的兩面性。我們可以講上海人精打細算，會算計、精明、守規矩，但不講義氣，這就是分析理性發展的兩面性的一個例子。一方面，我們可以講，分析理性的發展，使得人變成原子個人和利己主義個人，這是從哲學的意義上講的，它是近代性的前提。它可以非常精明地計算，也許我們不喜歡它計算，覺得斤斤計較甚至吝嗇是不好的，但是它可以是構成現代發展的一個基礎，就是它的分析理性發展比較高。另外一種是守規矩，這個守規矩是什麼呢？就是他不是那麼講義氣，不是那麼講朋友之間或者其他諸如此類的關係，而是遵守一些形式規則，同時他們也有點膽小怕事，而且有一種說不出的低俗的氣味。這是兩方面。

因此，在分析理性的發展當中也存在一些問題。我們也許覺得現代化的主要的目標，是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法制社會、科學技術。我們也因此認為分析理性的發展是必要的，但是在我們中國社會的轉型過程當中，它確實還存在很多問題。也就是說我們的分析理性的發展並不是很充分，就像我剛才講的原子個人和利己主義個人還沒有真正生長出來，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原子個人和利己主義個人，也許在座的有很多人腦子裡認可它的原則，但是你血管里的基因卻未必認可它。我可以舉一個例子。我有不少的朋友和同學在美國，他們的思想都是很開放的，但是他們現在和自己的子女的關係碰到了問題。他們的子女都生長在美國，他們的腦子都融入到了美國社會。融入美國社會意味著什麼？我的一個朋友極端地講，就意味著他不再有這個孩子。這個話也許說得很嚴重，但是我現在有很多朋友，不是個別的朋友，都有這種感受。為什麼呢？

中國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特別是父母跟子女的關係，他還不能夠認可所謂原子個人和契約關係這樣一種原則。有一個朋友跟我講一個悖論，他講，「如果我的兒子有出息的話，我就沒有這個兒子；如果我有這個兒子的話，這個兒子肯定沒有出息」。(笑) 我講，你這個事情講得很嚴重。他講：我可以舉一個例子給你。我有一個朋友，上次我到芝加哥他家去，他請我喝酒。喝酒時一高興他就說：「女兒過來，想一想當年你父親和你伯父如何如何，你也來喝一杯吧。」他女兒一拍桌子就站起來說：你這個是不對的，我還沒有成年我怎麼能喝酒呀？你叫我喝酒那是「illegal」的。後來我的朋友就跟我講，孩子開口閉口就是legal，還有illegal，這個是什麼東西呀？後來我安慰他說，西方文化就是建立這個基礎上的，你不要不認可這個東西。他說，我自己腦子裡是很清楚的，小孩將來有出息就是融入到美國的主流社會中去，融入到美國主流社會去就得認同這樣一些價值、這樣一些標準，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就是不舒服，難過。我講，你血液里還有某種中國人的東西。

契約關係要有原子個人和利己主義個人的成長，這個原子個人和利己主義個人的成長是依賴於形式化、抽象化和合理化的發展。沒有這些發展，就談不上真正的個人。西方是通過古代希臘的思想，通過一千多年的基督教教化，在近代再通過私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在經濟上把這個關係確定下來。這也提示了在未來的發展當中我們的現代化的任務還是多麼艱巨。因為我們沒有真正的契約關係，還沒有建立契約關係的基礎，而契約關係是分析理性發展的一個結果。

接下來我講一講分析理性有它的界線。也許在座的認為我們的知性科學是沒有界線的，哲學的工作是明了它的界線，這就是「批判」所要做的工作。也許我們的同學會認為，有些問題科學現在還不能回答是因為科學現在還不夠發展。當代的實證主義就是這樣一種思想。它認為所有的問題都可以被還原為科學問題，所有的科學問題都可以通過數學、物理的辦法來加以解決。甚至有人講將來的哲學爭論不會進行下去了，因為如果兩個哲學家爭論的話，那麼他們會說，別吵，我們坐下來計算一下。這種說法是完全局限在實證主義的視野當中，如果這樣的話就根本不會有哲學問題。因為如果可以用計算來解決，哪還會有兩個哲學家？除非他們是白痴，還要爭吵。但是分析理性有它的界線，這個界線在哲學上可以討論。比如我們在哲學上講的「實踐」這個領域，還有「判斷」這個領域，都是分析理性所達不到的那個界線。

現在我們舉一個例子來講界線問題，就講剛才的泰勒制。如果有一對夫妻，丈夫在看電視，妻子在織毛衣，這個時候，如果這位先生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分析理性的專家，泰勒制的學者，他就開始觀察他妻子織毛衣的動作。然後他就發現，裡面有許多動作是不必要的，是不合理的，接著他就開始來糾正他的妻子。結果這位先生肯定會非常倒霉，妻子會跟他講，「我為什麼要提高效率？」「我們分析理性就是要提高效率，我們近代化的主要目標就是要提高效率。」「但是我在家織毛衣為什麼要提高效率？」「你這樣織沒有意思，你可以儘快把它織完，織完以後你就不織毛衣，就在那坐著看電視。」她妻子說：「呸！我才不要這樣，我就是要一邊織毛衣一邊看電視，那才快樂。」 （笑）

然後，她丈夫跟她講：「你剛才那個動作是誇張的，是不合理的，應該刪除。」他妻子說：「不，這個動作恰好表明我的個性，而且表現我的高雅的地方，可以吧？」從這裡，我們會知道生活當中的有些領域實際上不是分析理性應該佔據的，而且也沒有理由來佔據。再舉一個例子，今天我們在華中科技大學開會，開會的時候他們讓我做一件很難做的事情，就是掌握髮言時間，每位15分鐘，13分鐘的時候要提示報告人：你還有兩分鐘。然後15分鐘到了，即使他還沒有講完話，也要下去。這個是分析的而且是合理的，大家都知道，在這種場合需要這樣，必須這樣。但是我們想想，如果是朋友聚會，或者家庭聚會的話，如果採取這種分析合理性的方法，你們說是不是一個很煞風景的事情？

再舉一個例子，給孩子取名字。分析理性發展比較高的地方他就比較淡薄這個事情，如果我們完全按照這個分析理性的標準來看，實際上人幹嗎要取名字呢？你給他編一個號，對吧？（笑）而且這個編號是獨一無二的編號，這是非常合理的，你無論幹什麼事情，反正你有一個獨一無二的編號，這就是你的名字。我們知道分析理性就是這麼要求的。但我們中國人，特別是內地人，給孩子取名字是一件很重要、很嚴重的事情，他們把鄉裡面有學問的人都找來，把那《中華大字典》、《漢語字典》、《康熙字典》請出來，然後開始給孩子取名字。我們從分析理性的要求來講，這不合理，而且也沒有必要。但是我們中國人就這樣做了。這裡面透露出另外一種東西，就是分析理性不能完全覆蓋那樣一個領域。所以我講，以後都數字化、都符號化，亂七八糟事情不能做的，應該編號的，這是分析理性的要求。你想那個小孩，給他取了一個名字還不算數，還有各種各樣的綽號，什麼「狗娃子」呀，這個東西到電腦里去是要出問題的。現在你把一個孩子叫「狗娃子」，然後輸到電腦里去，它是屬於哺乳動物一類的。

我還看到有一篇很好玩的報道，全國各地稱呼情人的不同的用語，我記得好像看到是四川的，那裡面稱呼情人的用語，叫做「小酸黃瓜」。我覺得很好玩，而且大家都覺得很好玩，這有情趣呀，有意思呀。但是它偏偏不合乎分析理性，那個人是人，剛才是把他變成哺乳動物，現在你把他變成植物，蔬菜的一種，而且還是小的和酸的。（笑） 我舉這些例子，是想說明分析理性有它的界線，而且在這個界線當中，我們體會到在人類生活的整個過程中，確實有不同的內容和表達形式。

當然，社會生活的主要領域越來越分析理性化，這是現代化的一個基本要求，所以我想在這個發展當中一定要注意到它的界線。實際上20世紀的歷史非常能夠說明這個問題。你們可能覺得我剛才講的太好玩了，太輕鬆了，但實際上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主題。今天你們歐陽康教授接到一位美國人發給他的一個Email，談到對於9·11事件的評論。他的說法就是，這個轟炸不僅是對美國的轟炸，而且是對資本主義的轟炸，對市場經濟的轟炸，等等。實際上最原則的東西是什麼？是對分析理性的轟炸。

你們想想看，我那個同學，因為他的孩子老跟他講legal和illegal，他就那麼難過，而現在當這些人要把他們從原來的生活當中、原來的生存狀況當中連根拔起的時候，他們是會很痛的。當然我們要在兩個不同的領域裡來談論這個問題。有的朋友跟我講，恐怖分子實在是很差勁，太壞了。我講，我非常同意你的看法，以這樣一種反社會、反人類的方式來表達他們的憤怒，的確是太壞了。但是憤怒本身是另一回事，它值得我們把它當作一個事實或者一個事件來領會。所以，我們在談論這個事件的時候老有兩種不同的觀點，彼此衝突。有的人講怎麼能夠這樣去轟炸美國呢？現代最文明的地方。但也有人講美國儲藏的殺人武器是全世界最多的，這些殺人武器雖然沒有爆炸，但它意味著什麼？

如果美國人拿這些炸彈去造鞭炮，會不會有人去轟炸雙塔呢？這就是值得研究的問題。我們可以講美國人現在是世界警察。在現代社會當中需要警察，如果那些違法的人去打警察，我們肯定認為不好。但這個警察是有界線的，它是國家機器的一部分，所以在哲學看來，對它的批判就劃定這個界線。警察是不是合理的和必要的？它在現代性的範圍當中是合理的和必要的。但是在這個界線之外它是不是合理的和必要的？比如馬克思就講過，國家機器是寄生在社會肌體上的一個贅瘤，對於合理的社會來講，是不需要的。我們中國有幾千年的文明，辜鴻銘先生講，就既不靠牧師也不靠警察。不要以為沒有警察社會就不能生存，有的幾千年的文明就不依靠警察。馬克思講未來的文明也不需要警察，這是可能的。但是在現在這個範圍當中，它需要警察，沒有警察不得了，無法無天。所以這有一個範圍問題，有一個界線問題。

我們通過一些例子來表明當代社會的基本原則是分析理性的發展，是它越來越高度的發展。它現在的最高的形式也許就是我們所講的數字化和符號化。另外一方面，我們通過哲學的批判，知道分析理性是有它的前提的，並且有它的界線。

三、哲學是我們這個民族的當務之急

哲學是我們的當務之急。之所以這樣講，不是因為我研究哲學，所以自賣自誇。在若干年前，我會講，在座的各位同學你們最好不要去研究哲學，那是指學院哲學的那樣一種形式上的哲學。但是我們現在確實觸到這樣一種問題，就在我們講的現代性的範圍當中，我們現在面臨著社會轉型這個重大的任務，現在我想搞自然科學的也許還沒有很多的人意識到這個問題，因為自然科學的前提和社會科學的問題不太一樣。但是在社會領域當中，我們越來越發現，許多問題，局限在知性科學當中是無法解決的，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東西實際上並不是理所當然的。

舉一個例子來講，現在我們搞經濟的有許多先見人士，他們從國外引進了很多非常重要的新的思想、新的概念、新的觀點，但是拿到我們這裡來是不是有用，這就是另外一個問題。我們有的時候經常會發現好像事情不是這樣的，有些經濟學家甚至跟我講，似乎這些理論談論的對象在我們這裡根本還沒有，這就是一個大的問題。

再比如講，現在的法律專家也許很少討論哲學的問題。但是我接觸的很多研究法律的朋友，他們現在開始關心這個問題。我們國家現在頒布法律的速度非常非常快，每年幾十部法律，但是我們能不能算是法制社會呢？我們現在頒布五百部法律或者一千部法律，是不是我們就變成法制社會呢？我們有沒有法的精神呢？「如果沒有法的精神，是否談得上法制社會呢」？我們有的時候會說執法不嚴，當然這是一個問題。執法很嚴，那個人就具有法的精神了嗎？我們看孟德斯鳩當時寫的啟蒙時代的著作，就有《論法的精神》，這個法的精神是通過基督教一千多年的教化，然後在近代完成的，通過分析理性的發展來完成的，它的前提是人格或者人格性，就是以person或者personality這個東西來作基礎的。沒有法的精神談不上法制社會。我們可以有很多很多法律，但仍然很難講是法制社會。我們現在很少討論這樣的問題，但是在中國不討論這樣的問題，那麼老實說，我認為研究具體問題的人，恰好是最最不切實際的。

所以我們的法學家也許應該研究法的精神，研究法的形而上學前提，研究法的理性根據。但是我們搞法律的同學也許會覺得這沒有什麼意思，這是不具體的，這是脫離實際的。但是我們想一想，那個時代的啟蒙思想家做的工作，恰好是最切實際的工作。魯迅先生當時提到的改造國民性，是最切實際的，而不是不切實際的。也許我們會認為去做具體的事情是最切實際的，但如果你去做的時候你不了解它，那麼你做的事情實際上根本不切實際。法，有它的理性的根據和形而上學的前提，如果我們不研究這個問題，我們就會認為法是任意規定或者無需前提而制定的。

我舉一個例子來講。復旦大學有一批教師，歷史系和中文系的，到日本去講學，回來以後一批人住在Y區，一批人住在H區。H區的人來跟他們收稅，說你們是勞務輸出，回來應該交稅。我們有一個頗為倔強的朋友，他說這個H區收稅，而那個Y區為什麼就不收稅呢？覺得很奇怪。好，他就托別人打聽這是怎麼回事。打聽下來很有意思，說這個稅可收可不收。聽到這話他就更氣了——我一定要討一個說法，我無論如何在這個事情上要明辨是非。

好，他要明辨是非，麻煩就來了。人家就跟他說，這個稅是可以收的，至於Y區收不收，這跟我們沒有關係，我可以拿出文件來，我就一本正經地跟你談這個事情。然後他就要追求真理，他就不停地為這個事情跟人家講道理。鬧了大概有兩個月後，他實在是筋疲力盡，說這個東西沒勁，怎麼中國會有這種事情，我想不通。他有一次就碰到我的一個搞法律的朋友，那個人跟他講，朋友呀，你到底是想追求真理還是想解決問題？他就講，兩個月以前我想追求真理，現在我很煩，我想解決問題。（笑）他說，你想解決問題，我教你一個辦法。什麼辦法？你找朋友呀。好，他去找朋友，朋友一請來，馬上就解決問題。請吃一頓飯 ，人家H區的搞稅務的人說：「沒關係呀，你的稅就免了，你們這批人的稅全免了，以後我們做一個朋友，有什麼事儘管開口。」（笑）

「這個就是中國的現實，這個人格和人格性它還沒有成長起來，或者原子個人它還沒有通過分析理性的高度發展建立起來。所以現在有很多人講應該要如何如何，談何容易」！這是一個非常艱巨的工作，而且它的實際就在我們生活當中。有一次我在金華講課，有一個記者遲到，來時滿頭大汗。我跟他講，你怎麼這麼晚來？他拍著桌子跟我講，我沒想到在現代社會當中怎麼還有指鹿為馬的事情。我問是怎麼個指鹿為馬的事情，他氣得要死，說：我今天折騰了一天，很多人來向我訴苦。他們講農民有很多拖拉機，掛汽車的牌照，那個鄉政府的官員的汽車卻掛拖拉機的牌照。（笑）他說怎麼會有這種事情，中國的市場經濟是永遠都搞不好的。他講，指鹿為馬，怎麼搞市場經濟呀，要政治改革。

他講，如果政治沒有相應的改革，中國怎麼搞市場經濟呀。我講你是接觸到問題的比較深入的一個方面了，但是你就這麼講政治改革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牽扯到一些非常基本的問題，把握這些基本的問題將使得我們對現代化、對現代性的進程和我們的任務有更加切近的理解。所以我認為，現在搞社會科學的對我們的社會的轉型要有所理解，他應該或多或少能夠在一些基本問題上有一定的理解。這個理解是通過哲學來進行的。這個契約關係、原子個人都是非常大的問題，而現代化的基本目標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但是契約關係不是說你要它來它就來。比如講東南亞的金融危機，它裡面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最後銀行的死賬、呆賬多得不得了，這個怎麼會多得不得了呢？東南亞那一帶統統都是，日本也是，韓國也是，這是東方人。比如他要一筆貸款就請朋友去吃頓飯，這個朋友的到來就是一種承諾。但是西方就不是這樣，朋友請來吃飯，托面子過來也可以，但是我馬上派一個小組去調查你的背景，你的經濟的實力，你拿什麼東西來做抵押。這個是原子個人的充分發展，契約關係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基礎上的。所以從古代希臘開始，西方文明它有這麼一個傳統，而且通過基督教的教化，來為它的現代的發展奠定基礎，所以這裡面有人格神聖和規範神聖的原則。

講到規範原則，我再舉一個例子來講。大概十一二年前我在英國，中國來了一個考察團，要一個翻譯。我的同學就去做他們的翻譯，每天大概給他幾十英鎊。來的一個代表團是幹什麼的呢？考察那個考勤機。考勤機你們知道吧？就是上班的時候去插一插，然後下班的時候再插一插，就記錄你的考勤的情況。我想這個東西大概也很簡單呀，但是居然組織一個代表團到英國去考察？！我那個朋友就講，你也去玩玩吧，都是中國人。我就去了。英國的工程師就介紹那個考勤機是怎麼回事，介紹了大概一個小時，介紹完以後，就請中國的代表提一提問題。這時候有一個中國的代表就提問題了：如果我今天不來上班，我讓我的朋友把我的考勤卡帶來，插進去，下班的時候再插一下，你這個考勤機能不能識別？或者我早退，我把我的考勤卡留給我的朋友讓他在下班的時候幫我刷一下，你這個考勤機能不能識別？這句話一連翻譯了兩次，那個英國人聽不懂。我在邊上聽得清清楚楚，翻譯得很準確，可英國人就是聽不懂。第三遍翻譯的時候，他恍然大悟，他說：「喔，是這麼回事呀！這個東西識別不了，識別不了。」然後他又補充了一句：「你們中國人怎麼那麼聰明呢？」（笑 ）

這個是當笑話講的。為什麼這裡面會有差別？為什麼那個翻譯句子、語法都對，那個英國人就是不明白呢？這裡面有一個差別，就是規範神聖。因為在英國人看來，這種事情是不可設想的，而且他們的個人是原子個人，每個人，按照康德哲學來領會西方人的精神的話，我們會知道他們的一些根本特徵。但是如果沒有規範神聖的話，這個事情就會區別非常大，人的行為方式就會差別非常大。這個區別是什麼呢？就是不同的哲學。

我不想講中國的哲學就是不好，中國的哲學也許非常優秀，只是在近代的發展過程當中，它的分析理性的這一段是落後了，這個比不上西方人，而近代的發展主要是依靠分析理性的。中國人原來的思想不是規範神聖，他要規範，但是這規範靠人來用，也就是說，並不神聖。比如孟子講要「有經有權」，這個「經」是什麼呢？原則，規範。但是中國人不光講原則，他還講「權」。權是什麼？就是「權變」，就是可以根據實際情況變動的。所以，孟子講「男女授受不親」，這是經；但是如果你嫂子掉在井裡了，你把她拉起來，這是允許的，這叫「權」。「有經有權，合於大道」。所以中國人他不是那個抽象發展的那一路，因此在近代的發展當中，當主要的動力來自於分析理性的時候，中國人就落後了。當然這個分析理性在發展當中有它的片面性，有它的界線，這使得有一部分人更加傾向於東方文化，傾向於中國傳統文化，但這裡面也確實可能包含浪漫主義的因素。

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要加以識別，特別是要在根基處加深理解。所以，按照我的看法，基本見解有兩點。第一點，中國的主要的發展的任務，是現代化，而現代化要依賴於分析理性的高度的發展，依賴於科學技術的進一步的發展。我想在座的各位都傳承著自然科學那些基本的思想，並且在社會科學某些領域當中也是把分析理性的這個發展任務作為自己的主要的目標。這是第一點，因此在這個領域我想在座的各位對現代化的事業都承擔一份責任，而且也有自己的發展前景。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們要注意中國的具體的國情，要理解其文化的根基，我們要通過哲學來把握在整個發展當中我們的民族所面臨的基本問題。這些基本問題要通過哲學的思考，也許不一定是學院當中的哲學——學院當中的哲學大量都是純理論的——但是我們需要哲學來領會和批判現代性的基本前提，並知道它的界線。這個對我們國家未來的發展，特別是健康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人類總是要不斷地學習，但是在大多數的場合，是通過經歷了很多的磨難和痛苦來學習的。我想在座的各位有這樣的使命，就是在我們民族的發展的前程當中，要儘可能花費最小的代價來實現我們現代化的目標。

最後，我想再提一下哲學的功用。中國的古人講「才學識」三樣東西，有一個說法叫做「才如箭鏃，學如弓弩，識以領之，方能中鵠」。它的意思是什麼呢？這個才就是材料，才情。我想在座的各位都是天之驕子，這個才沒問題。才就像箭頭，它越銳利越好。學就是知識，就像弓弩，拉開的弓，這個弓當然越強勁越好，所以你們要學很多很多知識。但是光有才、學還不夠，還要有識來引領。如果你射箭能射一百步，甚至射兩百步，但是你不知道射向哪個目標，你射得再遠也毫無用處。這個識就是智慧，就是我們對基本問題的領會，它要我們通過哲學來達到。所以，我想中國人原先講的才、學、識這三樣，非常好，我想作為一個理想推薦給大家。我們都有才情，我們的學問知識應該培養得深厚，但是同時我們要有自己的識見，要能夠知人論世，能夠對我們民族的傳承擔負起更重大的責任。

精編版閱讀：復旦大學哲學系吳曉明演講：哲學與我們的時代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