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原創科研何時「笑傲江湖」？楊振寧：不要著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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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近年來中國科技投入持續增長，原創基礎研究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包括《自然》《科學》等頂級期刊中國論文發表數量快速增長，國家各部委也出台了相應的獎勵計劃、基金，大力支持和吸引人才，尤其是青年人才。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在目前的盛景背後也存在一些問題。面對這種局面，人們不禁要問：中國的時代到了么？10月15日，來自中國學界各領域的頂尖專家齊聚2016年度「求是頒獎典禮」，暢談他們對於「中國科研時代到來」的看法。
整理 | 呂浩然、程莉、葉水送
責編 | 呂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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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PANEL原創基礎研究——中國的時代到了么？
主 持
董 晨 清華大學醫學院
嘉 賓
錢穎一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邵 峰 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
施 揚 哈佛大學醫學院
田 剛 北京大學數學科學學院
謝心澄 北京大學物理學院
董晨：今天討論的問題很有意義，因為在北大的土壤上，一百多年前，為了民族救亡，為了我們的國家也有先進武器保護國民，我們在尋找「賽先生」。一百多年以後，我們還依然在尋找「賽先生」，我們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擁有偉大的文明，我們希望中華民族不僅可以解決自己的安全問題、溫飽問題，同時也希望中華民族是一個能夠對世界文明做出巨大貢獻的民族。
非常感謝求是基金會這麼多年對大陸，尤其是高校基礎研究的支持，這是我們國家將來有競爭力，將來能夠成為偉大民族的一個必經之路，我們也希望中國能夠不斷產生原創性的基礎研究。「求是」就是在尋求真理，實際上很多真理是通過基礎研究來發現的，這對我們的文明和國民，甚至對世界上的其他民族都有非常大的意義。
中國的時代到來了？
首先我們還是請「有錢的人」來講一講原創基礎研究對國家有什麼意義。因為國民現在都很有錢，去年我坐飛機從大阪到北京，發現每個上飛機的人都端著一個電飯鍋，說明我們國家很有錢，國民可以到國外大肆購買，所以我們想先請經濟學家來講一講基礎研究對國家競爭力有什麼樣的影響，另外可以談談，我們國家的經濟學原創研究是不是到了原創力能夠對國家的發展有所貢獻的階段？
錢穎一：我姓錢，但是我沒錢。錢鍾書曾說：我都姓錢了，我還要錢幹嗎？我今天參加這個活動，意識到我是所有討論者中唯一位非自然科學家，在座的都是自然科學家，而我不是。
我對這個題目和問題有興趣有兩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因為科學研究的發展，離不開經濟發展；第二個角度，我做了十年院長，在過去的十年中，我們主要集中在教育上，科研創新是人才培養和教育非常關鍵的問題，科研對經濟的作用非常明顯。
經濟學者做學問有數字、要科學。根據《自然》雜誌統計，從2005到2015年，中國發表的學術論文（佔比）從13%增加到了20%。另外，在過去的幾年新增的論文中，在一些突出的機構，中國新增的論文數已超過美國。我發現這兩個數字是非常重要的討論起點，在這個基礎上，我們討論中國是不是原創的時機到了。
作為經濟學者怎麼看這件事，很重要的基準是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到底我國科學論文的發表是與經濟發展同步、超越還是不足呢？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基本的問題，否則沒有一個基準，不知如何評估「在全球佔13%-20%」這個數字。
2005年，中國GDP是美國的18%，2015年中國GDP則是美國的61%，這是這十年來的變化。在全球份額中，2005年中國GDP佔全球GDP的5%，2015年中國GDP佔全球GDP的15%。所以中國的經濟增長在過去的十年佔全球的份額從5%增加到了15%，而中國科學論文的發表也從13%增加到了20%。這些數字怎麼解讀？一種解讀是科學發展、論文發表是有門檻的，很多國家沒有辦法發表論文；另一種解讀是，中國論文發表與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同步的，從增長幅度上，可能還沒有GDP增長的跨度大，一個是從5%到15%，一個是從13%到20%；從增加量上來比，中國現在排到了世界第一、美國第二，經濟增長也是這樣的，中國經濟總量現在是美國的61%，增長速度在6%-7%之間，而美國增長這幾年不到2%，按增加額來看，經濟的增加額中國也是第一，美國是第二。從這一點上來講，與科技論文的發表是一致的。
作為開場白，我想講我們經濟學家也是有點科學性的，我把這個作為一個基礎來討論，接下來我們聽聽自然科學家是怎麼討論的。
董晨：我們國家發展最早、最快的是數學和物理，兒時有一句話：「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我們不斷地讀楊振寧先生的故事，激勵我們要為科學獻身。我們就想知道這種比較有底蘊，有基礎的學科，在世界上現在是什麼樣的地位？現在請北大的兩位院長給我們介紹一下，你們覺得中國的原創科研和科學發展有什麼樣的發展？
田剛：我和錢教授早就認識，他原來做數學的，後來做了經濟學家。錢教授講得非常好，引用了很多數據，中國經濟發展的數據、GDP等等，我是研究的是基礎數學——數論，和錢教授還是有一定反差的。
剛才各位提到，作為一個世界強國，不能沒有基礎科學，而基礎科學不能沒有數學，從世界情況來看，一個世界強國在科學和數學方面都會很強。所以我們國家要發展基礎研究，要發展數學方面，走在世界前面，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我比較樂觀，現在我們處於一個非常關鍵的時期，即基礎研究創新的時期已經到了。我對中國的基礎研究和科學發展，包括數學發展都充滿信心，不僅現在，實際上十年前、二十年前我已是信心堅定，即使在當時經濟比較弱的情況下，我對中國科學、基礎數學的發展也充滿了信心。在現在的形勢下，中國的經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GDP已經佔美國的61%，對基礎科學的投入持續加大，這令美國很多學數學、物理和基礎研究的人對中國非常羨慕。
舉個例子，現在國家的青年人才計劃，它的基金是100萬，這在美國也是非常高的，對於年輕人來說這是非常高的經費支持，其他方面的就更多了。另一方面，現在國家的支持，有很多人才計劃，總體來說，我覺得還是正面的，確實起到把國外好的人才引回國的作用，求是基金會也起到很大的作用。從另一角度來看，年輕人引進來後，做了很多優秀的工作。所以我覺得我們應慢慢建立一支隊伍，它對基礎研究有很大的促進作用。
我國現在還處於初級階段，有很多事情要做，一個是我們要繼續做好人才激勵，把科研經費用好，獎勵那些真正對科學做出貢獻的人，尤其是年輕人。另外，希望年輕人堅定信心，對國家、對自己要有自信，在選題和研究上做一些大的題目，敢於挑戰世界難題，敢想、敢於創新。當然也應對國外的優秀成果予以充分的尊重。這樣的話，我們年輕的隊伍認認真真地做學問，國家成為一個科技強國也將指日可待。
董晨：田教授提到了怎麼創造好的學術氛圍，尤其年輕人怎麼在這個氛圍里利用國家的支持發展起來。
謝心澄：田老師講得很全面，把他的「數學」改成「物理」，就是我的答案。我的答案跟他也一樣，中國確實已經到了創新能力不斷增加的階段，且確實有很多原創性的工作做出來，如果不這麼講，我的物理同事也不會同意。田老師剛才提到了國力的發展，錢老師說他不需要錢，研究物理的我們卻確實需要錢。
物理的發展與國力的發展密切相關。近十五年來，我們的科研條件不斷增加，跟美國先進實驗室相比，起碼從儀器上不吃虧了。另外，錢老師也提到國內的人才計劃，包括求是基金會資助等，使得我們有機會和財力引進一批很優秀的青年科學家。以我到北大建立量子材料中心為例子，雖然人數不多，引進了大概十幾位「青年千人」。而在我們引進的青年人才中，除了兩位因有其他條件，其餘都拿到了國內青年千人計劃，他們也確實發揮了很好的作用。田剛老師還提到了氛圍，我們這些年輕人，的確做出了一些成果。其他高等院校包括清華、復旦、浙大、中科院物理所也是一樣，近幾年中國物理學確實進步很大。
講我自己熟悉的領域——超導，國際上最近幾年發展比較好的超導方向，國內物理學家在這些領域都做出了原創性工作，而且是分量很大的。
董晨：下面有請哈佛大學的施揚教授，以半個局外人的身份來講一下他對這個命題的看法。
施揚：當時董晨教授讓我參加這個panel，我第一反應就是你找錯人了。除了有一次在北大和學生交流之外，記憶中我在台上說的都是我的工作。但是董晨教授很真誠，所以我今天就坐在這兒了。我可以講講我的體會，以及對中國這些年發展的一些特殊的感受。
從2000年開始我就每年多次來到中國，一開始是為哈佛招研究生。跟15年以前相比，現在學生的素質有了很大提高。今天我一天都在參加清華、北大生命研究中心的評審，主要評審的都是從教四五年的年輕教師，我很有感觸，在幾個方面：
第一，我也參與了這些年輕教授的初審，知道整個過程，他們做的工作相當出色。有一點可以肯定，他們中的很多人的工作要比我同期做得好，而且好得多。所以我對中國，特別是生命科學的研究充滿了信心。
另外，2006年的時候我去復旦醫學院開始了一個實驗室，同時也跟很多學生在一起工作過。開始的時候，從某種程度上我覺得一種是責任、一個負擔，但是現在可以說，我每次來中國，來上海，是一種享受。為什麼？現在學生的水平可以跟我們坐在一起討論，可以討論一些很大的問題，可以從大的方面去想一些問題。所以我覺得很振奮，從參與評審、在國內直接參与研究工作，這十年中國科研的變化，可以說是日新月異的。
如何評判一個科學家？
董晨：謝謝施揚教授。我想告訴大家一個秘密，今天上台領青年獎的北大生命科學的楊競教授和清華免疫學的曾文文教授是一對couple。
邵峰教授在國內生命科學是為數不多的可以從頭開始發展自己的實驗室、獨立的科學，然後做到有國際影響力、有原創成就的科學家。以前有人說他的成功可以被複制，我們想問一下邵峰教授的成功怎麼能夠被其他人複製，尤其北大清華聯合研究中心的couple。
邵峰：這個問題很多人問，其實我最討厭這個問題，你想想問這個問題的人在想什麼：他是想快速成功，而不是要解決什麼問題，發現什麼東西。我非常悲哀地聽到這樣的問題，他們問我能否給他們一個藥方讓他們快速在雜誌上發文章，這不是做原創基礎研究的動力。
2015年中國在《自然》雜誌上發表的所有文章，當時別人把統計的數字告訴我說有將近50篇。跟生命、醫學相關的每一篇文章我都過了一遍，我發現，其實一半多一點並不是在中國完成的，或者是合作的，或者是兼職的。剩下的一半有20多篇，而將施一公的文章拿出去之後就剩下3篇了，其中有我一篇，這3篇都是發現一個全新的分子。
第二個是施一公和我發了很多文章，如果仔細觀察我們發表文章里的引文有多少是中國的，我想肯定不到1%。我們發表的所謂高水平文章里，引用的中國文章不到1%-2%，有那麼悲哀嗎？其實也沒有那麼悲哀。施揚教授也提到了現在確實是一個機遇，準確地說，可以做優秀研究的時代到了。就像田剛教授講的，現在國家重視，很多地方不再那麼缺錢做實驗了，還有大批年輕學者回國，從這個角度來說確實是很大的機遇。但從科研文化或者科研體制來說，也面臨著很大挑戰。
我是2005年7月16日回國的，對這些年輕學者的思想狀況和對研究的認識、了解可能要更多一些，我特別擔心的一件事就是剛才田剛教授提到的，我們有很多人才項目已經標籤化了。甚至在一些學者名片上都寫著我是青年「長江學者」，他們認為拿到這個之後在學術圈裡能上到一個台階，這是一個樓梯。北大、清華這個情況還沒有那麼嚴重，因為經費可以更多的得到保證。但再往下走一些，他們把所謂的「長江學者」稱為牽頭人，把這個東西看得極為重要，做科研的人幾乎80%的動力都被此牽引。
為什麼呢？如果你45歲不能拿到「長江」，你在下一輪申請項目中幾乎就要被踢出去，你申請一個基金委重點項目，人家說你連「傑青」都不是還申請什麼。除非你獲得諾貝爾獎，得到了相關承認，其他評審中都是各種各樣的少數人評的，下一次申請的時候申請人不應該把以前的東西作為一個砝碼。我也參加過很多評審，很多評審就是數數你發的文章，然後你就拿到了這個頭銜。這樣的做法，使很多想長期做原創性研究的年輕人沒有機會。
我不知道大器晚成的教授在中國的體制下是否能夠產生，施揚教授也是大器晚成的，這些人才的頭銜成為一個個樓梯。這些頭銜發幾篇文章肯定可以拿到，但如果青年學者把這些頭銜作為牽引，時間和精力就會被佔用，而本來這些時間、精力可以用來研究發現一個重大成果。我們在研究所時的初衷也是不讓這個東西成為一個拉動力，我們在勉強維持著，因為大的體制前提下，學術圈裡都是這麼認為的。
我們應該以對科學的追求、在領域裡的重要研究作為牽引，而不是用這些Title。聰明人想做到那些東西是很容易的，但是真正做一個有持久影響力的、發現前人沒發現的東西卻並不容易，是需要時間的。我們要看這個人是不是在路上，如果在這個路上就應該支持他，反之亦然。
如果能夠實現這樣的做法，我覺得中國做原創研究的時代就真正到來了，將來得諾貝爾獎一定會像日本那樣，否則我們可能只會有零星的獲獎。
提問：既然做基礎研究，人是非常重要的，如何克服反面影響，促進正面的影響？
董晨：可以讓國家標準局立一個標準，名片上不允許印那些東西。
謝心澄：確實人才計划過多，各個部門都把人才計劃作為自己的一個成績，教育部有教育部的人才計劃，中組部有中組部的人才計劃。特別是某一個層次上，有青年人才、拔尖人才，基金委有「優青」，教育部又有了「青年長江」，容易使年輕人浮躁，拿了「青年學者」又想拿「優青」等等。
第二，這些計劃如果要有的話不要看出身，而主要看他的工作，比如「青年千人」要求在國外有多長時間經歷，迫使我們優秀的博士生或者博士後一定要到國外去。國內有些單位已經有比較好的實驗室要素和條件，但是學生或者博士後為了滿足一些人才計劃的要求，一定要出去「鍍金」，這也影響了國內的發展。所以總體來看，不管他有什麼背景，只要做出同樣的成績就應該給予認可。
邵峰：申請重點項目不應該以這個人是不是「傑青」為前提，否則就會造成很大的負循環作用。
謝心澄：完全同意。剛才邵峰老師說45歲之前沒有拿到「傑青」，以後的科研道路就很困難。反過來說，好像一旦達到了「傑青」，不管以後做得怎麼樣，漲工資、各個考核，好像總是在上一個台階，這也是不對的，應該完全憑他最後是不是有好的工作來考核。
董晨：涉及到一個科學家應該怎麼被評判的問題，哈佛大學是怎麼進行這方面的評判的？
施揚：原創基礎研究現在比較活躍，以後會到一個井噴時代，而最關鍵的還是人，我們要支持有潛質的人。我們剛才聽到很多計劃，「長江」、「千人」、「傑青」等等，據我理解，其中有一個共性就是所有這些計劃都是一次性的，而不是持續性的。優異的環境和支持能夠讓青年學者專心地靜下心來做研究，但這些環境和支持應該是持續性的。兩個禮拜前我在美國癌症學會開會，大家也在討論怎麼樣能夠做得更好。在中國的大環境下，我們缺乏這樣一種機制，即力度更大、有持續性的支持。希望對年輕的科學家加大持續性的支持機制。
?楊振寧與查懋聲（中）、朱善璐（右）。攝影：李香花
楊振寧：我在報紙雜誌和網上看到，好像中國現在有點著急，覺得中國不會做原創基礎研究。第一，我覺得不要著急，以後十年、十五年，在全世界還是最明確的，這是人類歷史上不得了的成就，所以不能著急。第二，是不是中國原創基礎研究似乎少一點呢？是少一點。為什麼少一點呢？其實最重要的研究工作跟不是最重要的研究工作中間的差別不是一些技術上的問題，差別是在你知道什麼問題是重要的，然後拚命去研究。
1926年，奧本海默的第一篇量子力學的文章現在看來是有點亂七八糟的，可是重要的是，他知道那個問題是當時最重要的問題，並環繞那個問題來研究，他並沒有看清楚怎麼樣，但是被他碰對了，引起了二十世紀物理學的大轟動。
總而言之，要想有最重要的原創基礎研究，不是技術問題，而是你知道什麼問題是當時最重要的。怎麼能知道當時最重要的問題是什麼呢？一個國家裡在某個領域有很深厚的學術成果，自然就會比較知道哪個問題是重要的，年輕人就比較容易在這裡做出最重要的原創工作。所以我的結論是，中國近代科學實踐比較短，人家做了幾百年，你才做了幾十年，所以不必著急。
饒毅：剛才楊先生說的話有矛盾的地方，第一句話是不要著急，第二是需要有科學文化傳統，第二句話和第一句話是矛盾的。經濟發展之後，可以多做科學不等於能夠建立追求卓越和創新的科學文化。如果不改變我們中國傳統文化，中國大部分科學家不敢批評、不追求特立獨行、不追求標新立異，那麼就難以想獨特的問題，而是跟在外國人後面賣苦力，這種情況下我們的科學可能在總體上永遠不能超過國際先進。所以，有錢可以推動科學，但不一定能解決文化缺陷造成的根本問題。50年、100年能否成為世界第一科學強國，完全不能掉以輕心，而是有很大的障礙或隱患。
董晨：楊先生對此作何表態呢？
楊振寧：我耳朵不好，沒有聽清楚。
孫衛國：剛才兩位先生的講話都能得到大家的認可，實際上他們的觀點我想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我們跟蹤了過去一、二十年在《自然》和《科學》上發表的論文數量，並調查了其學科分布情況，發現有一個很大變化。十年以前，古生物學在《自然》、《科學》上發表的文章要佔中國在這兩個頂級雜誌上發表論文總數的一半以上。而最近幾年，特別是最近一大批頂級科學家回國以後，我們在生物學、醫學、數學、物理學上發表的文章越來越多。
相比之下，古生物學發表的文章則在減少，因為古生物學上發表的文章主要來自於重要的科學發現。真正來說，儘管我是一個古生物學家，但我卻對目前的情況感到非常高興的，因為這是在基礎科學和具有重要科學價值的研究上實現的進步，所以我講中國科學發展的狀況是可喜的。
董晨：今天談到對中國原創精神和科研的展望，多數人還是持樂觀的態度，也談到了投入的重要性，談到了科學文化、科學氛圍、科學評估體系的重要性。最後邵峰闡述了一些擔憂的看法，其實也可以倒過來說，這對於我們年輕人還是大有希望的，因為很多獎項都鼓勵年輕人。謝謝大家，也感謝今天的五位嘉賓。
劉忠范：感謝董教授。追憶往昔，查濟民先生及其家族胸懷「科學興國」的理想創立了求是科技基金會，當即獲得了許多華裔科學界領袖的鼎力支持。楊振寧、陳省身、周光召、李遠哲等等閃光的名字令我們心嚮往之。回顧20餘年來的發展，一個國際一流顧問團隊的傾力貢獻是基金會取得成績的主要原因。
今天請的嘉賓里沒有做化學的，化學不需要原創性的研究嗎？當然需要，在中國，第一個統計文章排名世界第一的學科就是化學，然後是納米材料和石墨烯方向。當然，統計數據也可能把科學因素化，掩蓋很多問題。如果將科學庸俗化、功利化，科學前景的可想而知。我非常欣賞、贊同楊先生的觀點，我們不能在科學研究上妄自菲薄，我也同饒毅的觀點產生了共鳴，我們需要大家一起努力，創造更好的創新性的原創性學術文化。
下面有請求是基金會顧問韓啟德教授致辭。
?韓啟德教授。攝影：李香花
韓啟德：今天參加求是頒獎典禮，我感慨良多。
彭實戈教授他們的故事令人感動，我們也從他們的故事裡面看到了最突出的一點：做好科學、做大學問需要專註和堅守。而專註和堅守的背後則是淡薄，這不僅是一種科學精神，更是一種人文情懷。如今國家越來越多的人在向他們那個方向努力，今天的一批年輕人讓人看到了希望。
當然我們也看到在這片土地上，科學的土壤還不很肥沃，仍有不足的地方，比如我們有些學術骨幹，他們在實驗台和辦公桌邊的時間還太少，用大家調侃的話說，他們不是在開會，就是在去開會的路上。學術會議做完報告就走，或者開會的時候成了「低頭族」，承擔的項目過多，資金太過集中，這不僅妨礙了學術的進步，也妨礙了年輕人更快地成長。
這其中有體制機制上的問題，如項目計劃制度的問題，不恰當的學術評估、激勵和競爭機制，但學者本人同時也應承擔道德責任，用自己的行動來改善學術環境的責任。今天討論了一個議題：原創的基礎研究到了中國的時代嗎？這是一個既複雜又有難度的問題，首先這個命題有點模糊，什麼叫做「中國的時代」？我理解是不是中國的時代指的是佔據世界主導的地位，這叫中國的時代？其次，這句話沒有時態，是指已經到來了？還是將要到來？我想已此就比較容易回答，應該說還沒有到。
如果將GDP和論文數量比較，可以說沒有質量就沒有意義。當然，我認為彭實戈教授的倒向非線性微分方程是非常偉大的。但我想如果從宏觀上講，我本人的觀點是兩句話，一個是樂觀的，如果我們看得更宏觀一點，將三十年前和現在進行對比，我們國家的發展應該是樂觀的。第二句話，本人非常同意楊振寧教授的話，不要著急。這句話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類似，共產主義是偉大的嚮往，一定會實現，但現在中國還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同樣的，我們原創的基礎技術儘管得到了很大發展，但仍屬於初級階段，不能急於求成，我們需要做的就是踏踏實實地、一步一個腳印地往前走，不能那麼著急地「笑傲江湖」，這不符合我們的情況。
希望我們國家能夠在宏觀政策上不斷改進，尤其是在人才計划上。剛才，饒毅教授講楊振寧教授的講話是有矛盾的，當然，計劃不是全部，實際上從宏觀來看，也不能全盤否定。同時，無論是宏觀還是微觀，政府要做的是對科技繼續大力支持，而對科學工作者而言，要盡到自己的責任，每個人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我想我們是樂觀的。
同時，我也要對求是科學基金會表示讚賞。二十二年的堅持，在中國這一段歷史進程當中，無論情形是什麼樣的變化，能夠堅守下來，越做越好，這本身就是一種追求、一種境界。我有幸在這幾年參加求是獎的顧問和大獎評選工作，我真正體會到我們是認真做事的，如果我們大家都像求是獎一樣，具有公信力，讓各方都信服，那就是對中國科學技術的一種貢獻。感謝求是基金會的努力，也預祝基金會的工作取得更大的成績。我相信，通過我們的努力，一定能夠把中國的原創基礎研究往前推進，為我們的經濟、社會等等各方面的全面發展做出貢獻。謝謝！
本文根據論壇實錄整理，未經發言人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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