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曉芒：當代人文精神的現狀及其出路

編者按：本文是鄧曉芒老師首發1997年第2期的《開放時代》，主要從學術界一度沸沸揚揚的「人文精神」討論入手，具體分析中國人文精神的現狀——落俗和媚俗的表現：痞和純情。指出中國人文精神的出路從社會角度講就是要從「聖人之德」復歸為「小人之德」，從個人角度講就是對知識分子「本心」的自我批判和否定。慧田君經鄧老師授權刊載，轉載請註明來自原創專業哲學公眾號「philosophs」。

1994－1995年間，國內有關「人關精神失落」的討論很是熱門了一陣子，至今尚有餘波。

然而，正如中國絕大多數討論一樣，由於缺乏政治權力的終審裁判，一切問題最終都是不了了之，沒有下落。

一旦意識到誰也不必怕誰，中國文人們就總是自說自話，互不買賬甚至不理睬，漢語似乎不再是交往的工具，而成了各人封閉自己的壁壘，回過頭來看，人們好像比不爭論之前更糊塗了。

首先，什麼是「人文精神」？有人說是道德理想精神，有人說是終極關懷，有人說是社會使命感，有人說是普遍價值標準，都很飄忽，很難看作是嚴格的定義。

中國字很怪，這麼組合是一個意思，那麼組合又是另一個意思，但卻與前一個意思相關。

如「人文」既可聯想到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者，是關注現實（世俗）人生的學問；顛倒過來卻是「文人」，即中國文人（士大夫、知識分子）精神。

綜合起來看，我認為人文精神就是知識分子關注現實的精神。關注現實當然就是有道德理想、終極關懷，也有社會使命感，這同時表明了知識分子對現實的超越或「超前」。

所謂「人文精神失落」，主要就是指知識分子關注現實的精神失落了，或知識分子「墮落」了，他沒有了對現實的超越，而是本身就成了「現實」。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最大的變化就是政治權力的現實化，首先是政治方針上的務實精神。

市場經濟的推行，對效益的重視，帶來了政治行為的經濟化，在這一條件下，體制的某些不健全便成了腐敗的溫床。

對於這種現實，知識分子一開始還是普遍關注的。

一方面，人們在積極地補市場經濟的課，搬來了一套一套的西方經濟學，為政府部門出謀劃策，充當「智囊」；另一方面，許多人對腐敗現象提出了道義譴責，也提出了改革方案。

但不論哪方面，都可以看出知識分子對現實的關懷根本上是一種政治的關懷，是以政治家身份、至少是與政治家、領導者認同的身份來關懷、來設計的。

這種情況反映在文化領域，從文學、美術、影視和新聞媒體中，處處都可以發現後面有一個圖解政治的影子。

可以說，90年以前，中國人文精神的主流就是政治關懷，是以政治的眼光來關心現實。這與改革開放以前、甚至與整個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實質上是一致的，是什麼在支撐著知識分子的人格？是中國文化傳統中「仕」的精神。

「學而優則仕」，士可殺而不可辱，即使被放逐、被監禁、被虐待，士總能超然物外，不改自信，因為他相信自己是「政治的」，他的「政治生命」高於他的肉體生命。

進入90年代，隨著政治權力進一步現實化，政治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政治了，政治行為開始和意識形態拉開了距離，甚至常常「非政治化」了。面對這種情況，知識分子面臨兩種選擇：

1、或是繼續堅持意識形態層面上的政治，以批判者的身份站在政治行為之外，本身不再參與政治，而是寫文章、辦雜誌，研究傳統文化，搞些影射性的文學和影視作品，希望能對現實政治繼續有所影響。

但這種影響實際上越來越微弱，政治的現實化有它自己的規律，而現實生活的非政治化也把知識分子衝到了一邊，他們不再成為中心人物和精神領袖，取代他們的是歌星、影星和球星。

當大多數知識分子越來越意識到自己的「凡人」、「老百姓」身份，而非政治家、精英和英雄身份時，就有了另一種選擇。

2、放棄對現實的超越，自身與現實合一。但不一定要下海，而是「講述老百姓自己的事情」，並且講述者自己也是老百姓，用賣文、賣書稿或「觸電」的方式從其他老百姓那裡賺錢，「養家糊口」。這就是90年代「人文精神的失落」。

這種失落主要體現為落俗和媚俗。什麼是「俗」？物質生活是俗，但人不可能是純物質生活，俗也包括低層次的精神需要。

正因為高級的精神生活以往都被政治化了，所以一旦人們遠離政治，就墮入俗文化，主要有兩方面：純情文化和痞文化。

純情主要是愛情，此外是父母兒女之情，朋友情，師生情，一般人之常情，總之是要哭哭啼啼才能表現的情。

痞文化最典型的是武俠，其主題是講「狠」，什麼「天下第一劍」、「南拳王北拳王」，為爭一口氣殺人如麻，什麼都用「力」來解決問題。當然也要分出抽象的善惡、正邪，但那只是帽子，人們欣賞的是打得好看，能宣洩人內心壓抑的動物性衝動。

純情和痞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兩極，也是中國通俗文化的兩大要素，它們實質是一物兩面，兩極相通的：

純情到極點就是不講道理、不要任何規範的「愛你沒商量」；痞到真實處就顯出未受教化的赤子童心。

但過去人們歷來把這兩者嚴格區分開來，純情是貴族小姐、文弱書生的專利品，武功蓋世的英雄（如關雲長）總是不近女色的。當代知識分子、文化人轉向世俗，就把二者結合起來了：

武打明星也有愛情生活，什麼「戲說乾隆」，「射鵰英雄傳」，「新梁山伯與祝英台」，都亂了套。

最具代表性的當然還是王朔、莫言、賈平凹等人對人的痞性的純情讚美。「痞子文學」其實是一種不同於瓊瑤型的「純情文學」，它要說明的是「人之初，性本痞」。

王朔公開聲明「我是一個俗人」，「我不就庸俗一點嗎」，甚至「千萬別把我當人」，要當豬狗、動物，因為從根本上人和動物沒有區別：這是多麼坦誠的自白！

《紅高粱》中充滿了動物性的情節：野合，酒中撒尿，倒背女人。《廢都》中的「此處刪去XX字」其實是動物性的無意識、無語言（失語）的表現，被刪去的是人，是人在行動中的自我意識。

當代人文精神的討論實際上正是由這種對世俗日常痞性的回復和理想化地推崇而引發的。但這場討論在針對「痞子文學」時，卻忽視了兩個問題：

首先，痞子文學是比一般言情小說更純真、更切實的「純情文學」，後者，（如瓊瑤、汪國真等）常常流於甜膩和虛假而失去了感染力，所言之事只能寄予過去，不能放在現在。

王朔等人則單刀直入地暴露了當代人文狀況的實質：真正回到純真就是回到痞性。

當人們厭倦了流行歌曲中空洞無力、小家子氣和幼稚可笑的愛情苦吟時，就轉向對民間土得掉渣的原始語言和動作的刻意摹仿，音樂上的尋根總是尋到了黃土地、西北風和落後文化區，語言的質樸單純往往變質為近乎兒語的語音遊戲、同義反覆和數數字，「中華民謠」靠拼湊詞語居然獲大獎。

無思想是當代的絕症，尋求感官上的刺激和新奇古怪只不過是無思想的一種表現形式，因為，「痞」是感官性的，而不是思想性的。

當年最純情的旋律在今天被最痞里痞氣地翻錄，四十五歲以上的人一聽便作青少年狀，其實是在調侃自己。人們根本不管意義，隨意改換和裝填歌詞，要的只是旋律，還有動作。

這些動作作為對失語的補償便是啞語。流行演唱中的啞語手勢由於「小虎隊」的大量運用幾乎成了一種定式，它表現出一種單純、幼稚到不會運用文明符號（語詞）的孩童情態。

人們在現實生活中用盡心機，卻要求在業餘文化中回到嬰兒，並因此而自我感覺良好，認為自己本質上還是「純情」的。

王朔打破了人們的純情夢，揭開了人心的痞的謎底，引起了純情人士們的憤慨和指責；其實王朔還是說這種痞仍然純情，且更純情，於是有人為他作辯護。顯然，這種辯護的眼光要更辯證一些，但其立足點的局限性卻與那些指責者並沒有兩樣。

因此，回到痞性其實正是中國傳統人文精神的當代體現，而不是什麼「失落」。中國傳統人文精神作為知識分子關注現實的精神，可以稱之為一種「民粹」精神（意為「民眾精英」），它歷來主張知識分子要懂得民眾的疾苦，成為民眾的代言人和教主。

正如當年俄國的「民粹派」穿草鞋、吃粗糧、干農活一樣，「五四」青年到農村去，60年代上山下鄉，結果使知識分子不但大眾化、平民化了，同時也痞子化了。

王朔難道不是知識分子、文化人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模範嗎？當代痞子文學只不過是首肯了這一方向。要成為民眾精英，首先要放下架子，自己成為地道的民眾，即最底層的痞子；而真正為他們說話，就是要說痞話。現在反映現實的電影電視和小說里，不講痞話簡直就不真實似的。

一切社會都有痞子，但中國的特點是痞成為通行的規則，儘管痞本身意味著無規則、胡來、原始自然。所以王朔在痞時感到自己真正的純潔，他回歸到了自然本性；賈平凹則藉此來「安妥」自己「破碎的靈魂」。

因為他們把自己融入了「大地母親」，觸及到了民眾潛意識的根。如果有誰對他們的痞不滿，那也就是對我們民族的「豐乳肥臀」不滿。

當然，王朔對老百姓生存狀態的本真體驗和把握雖然是深刻的，但這種把握帶來的只是絕望，他決不想成為他們的教主和精英。然而，即便這一點，也是傳統人文精神由其固有本質而必然導致的邏輯歸宿。

中國知識分子對現實的關注是建立在「無我」和「忘我」的出發點上的，因而他們雖然一開始都是要超越現實、引導現實，「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但一旦進入現實，則必然不能超越現實，而將同化於現實，這是中國知識分子（如馮友蘭）屢試不爽的宿命。

因為他沒有獨立於現實之外的「自我」人格，沒有可用來和現實保持距離的精神支點。他通常將自己與現實合一的痞性當作某種權變或臨時的手段，為的是最終能有機會實現內心純潔的赤誠心愿和抱負。

王朔則看穿了這種目的與手段之分的虛偽性，指出文化人乃至一切人所是的正是他所做的，而不是他所說的和想的。

他沒有為老百姓謀劃一條充滿理想的希望之路，這不是他的責任，誰要對此不滿意，何不自己試試？

的確有人試過了，但除了對50年代、甚至中國古代道德傳統的毫無新意的鼓吹之外，真正引起了一些思索的是「二張」對道德理想主義的貴族兼貧下中農式的標舉。

張承志把「紅衛兵情結」與少數民族原始宗教情緒結合在一起，所謂「清潔的精神」是與精神程度的低下分不開的，是一種拒絕知識，拒絕文明的精神。

張煒的道德理想也無非是原始的天人合一，是一種理想化和美化了的痞。當代人文精神的失落到二張那裡是尋求不到補償的，他們和王朔本質上是一致的。

在二張的純情和王朔的痞的表面對立所引起的熱鬧爭論中，正暴露出這個人文精神缺乏真正的自我意識。

二張和王朔都想完全無保留地與最底層的民眾融為一體，這與「紅衛兵精神」、與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確是一脈相承的。他們使一種圖騰式的大眾崇拜帶上了大眾固有的痞性。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農民看到的是帶來了一批城裡的媳婦和上門女婿。但最終和鄉下人結婚、和貧下中農「徹底結合」的並不多，有些雖然「結合」了，又造成了「孽債」。

要說人文精神「失落」，從知青返城就開始了，知青不再關心農民的現實，而是自己成了最大的現實問題。返城後，的確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失落感。

理想早已破滅，空餘一縷無根的「精神」在遊盪，引人懷念，一有機會，就要以「人文」或「非人文」的方式表露出來，而這不過是傳統人文精神內部固有的兩個環節（純情和痞）的外在分化而已。

那麼，當代人文精神是否註定要在這一怪圈中左衝右突而找不到出路了呢？我們是否只能要麼耽於幻想、要麼墮入鄙俗呢？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把「逃路」和真正的「出路」區分開來。

王朔和張承志的路都不是出路，而只是逃路。人們說，王朔使人感到自己成了動物。真是這樣嗎？非也！王朔把人的動物性的痞裝扮成另一種純情，讓眾多純情少女愛上痞子，這無異於一種自欺。

人要真感到自己成了動物，他會有種內心本真的痛苦。王朔卻感到怡然自得，自我欣賞，靈魂安妥，以為這才是人的真性情，才上升到了老莊和神悅的境界。

這只是一條自造的逃路，他的無出路正在於沒有異化感，沒有要擺脫非人狀態的內在衝動。

人們又說，張承志追求的是「清潔的精神」。真是如此嗎？非也！張承志把清潔的精神限制在文明社會之外，界於人和動物之間的生存狀態中，拒絕和害怕一切文化的發展與成熟，逃避人的生活世界。

這是一種停滯、倒退、心懷妒恨的精神，作為他個人的性格脾氣說說倒也無妨，作為一種「人文精神」一旦成氣候，必然危害整個人文和文人，導致「革文化的命」。他的無出路在於這種精神骰子里的反人文性和自我毀滅性。

當代人文精神的出路在於走出王朔和張承志所代表的當代文化的幼稚性：自然崇拜、赤子崇拜和大眾崇拜，而努力探求和建立一種成熟的、獨立的個體人格。

不要相信人們對本心、真心、童心的廉價的標榜（這正是目前流行的隨筆或「小女人」散文的主要話題）；不要以為人心那麼容易溝通，只要一「讓」，世界就會「充滿愛」，更不要以為自己可以單憑一腔兒童般的赤誠當下即把握自己的自性、真我。

人們常常會覺得，只要自己出於善良的「本心」，「從我做起」，就有權用自己的標準強加於人，教訓人，當別人靈魂的工程師和設計者，甚至為所欲為而無愧疚。

這就有點像那樣廣東家婦杜潤瓊的心態，她無緣無故投毒致死十八條人命，在法庭上卻振振有詞地說，她不是為自己，而是為了減少國家的人口壓力。

時至今日，我們實在應該看清人類本心的偽善和惡劣，承認並承擔這種惡劣，然後尋求拯救之道。

從社會來說，當前的道德滑坡不是靠幾個人提倡什麼道德理想和人文精神可以改變的，而有賴於社會現實生活、尤其是經濟活動中法制規範的形成，這種規範是以假定人性惡劣為原則的，否則用不著法制，只要有道德就行了。

這種法制規範本身就是與中國傳統的人文精神相對立的。只有對傳統的道德理想主義（所謂「聖人之德」）來一個自我否定，才能成為新型道理（「小人之德」）開闢道路，才可能建立起現代社會的新人文精神。

1995年《光明日報》連續討論了一陣子「公民意識」，但究竟什麼是「公民意識」？不但民眾不清楚，就連發起者和參加討論者自己也不清楚。他們把公民意識變成了一種道德責任感，有的還要求寫入中學教科書，作為思想品德教育的又一條內容，簡直荒謬。

「公民意識」這個外來概念首先應是權利意識，有權利才有義務，權利在義務之先；而權利首先是個人利益，所以公民意識是以人人追求自己的正當私利為前提的，與道德無關。

在西方，沒有公民意識並不表明道德素質不高，而是表明你會使自己吃虧。當然我們也可以賦予這個詞以「中國特色」的涵義，但那樣一來它就是個可有可無的詞藻，沒有它我們幾千年來從未感到過不方便。

無怪乎人們對這種玩弄詞藻毫無興趣了，因為他們感到並不會由於不懂「公民意識」而吃虧。事實正是如此，這隻說明我們還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公民社會或法制社會，即不是一個以人性本惡、人性自私為原則組成的社會。

我們的社會依賴於領導幹部們的道德修養，我們吃不吃虧與違反公民規範無關，而與某個人的道德水平不高有關。

其實，王海買假打假才是真正公民意識的體現。儘管關於王海的討論與公民意識的討論幾乎同時進行，但卻沒有一個人把這兩件事聯繫在一起，真是怪事。

相反，有人譴責王海動機不純，這些譴責者顯然是毫無公民意識。我看王海弄不好要吃大虧，他觸犯了中國傳統人文精神的禁忌。

以個人來說，當代人文精神的出路不再體現為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本著一片赤誠之心為社會提供一套標準的行為規範（這種工作只具有政治操作意義，不再具有人文精神的含義），而是體現為對自己的「本心」進行深入的反思。

這種本心，以前歷來被不假思索地當作「天地之心」、公心，即民族國家之「大心」，因而這種反思也就是代表全民族的自我反思，是對我們得以產生和生活於其中的傳統文化價值體系的自我批判。

這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反思和批判，即使是「五四」的反傳統，也從來不是對自己的本心、真心和赤子之心的自我批判（其中惟有魯迅例外），而是每一輪對傳統的逆反都帶來對傳統的更狂熱的回歸，因為這種循環底下的個人本心的根基從未受到過動搖，而總是被加強和鞏固了。

近年興起的「新保守主義」應當說是個自相矛盾的概念，保守主義在中國只有是一個舊概念，舊話重提並不足以使它成為「新」。所謂「告別革命」、國學熱，海內外投入大量資金復興傳統文化，這本身正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正統文化的慣性。

我以為，現實中的革命不是任何人能支配的，用不著我們去「後悔」，但思想中的革命決不能「告別」。相反，在一個社會文化大轉折的時代，思想上的（不是政治上的）保守主義恰好構成歷史前進的阻礙。

當人們羨慕英國「光榮革命」的穩紮穩打時，卻未看到洛克的思想對英國自由主義精神（及大陸啟蒙運動）的教養作用。現在的「新」保守主義者能拿出什麼來教養國人呢？除了傳統還是傳統。

這只是一種文化上的「戀母情結」，永遠想從母親那裡取得生活的基本「資糧」，不願斷奶不願吃別的東西。母親的奶水越來越稀薄，孩子也越來越營養不良，永遠長不大。

另一方面也導致仇視「男性文化」（西方文化），感性上不能接受男性對母親的褻瀆。戀母的一個必然結果是「自戀」（因為它把「我」看作僅僅是母親的無性生育的結果），即自大狂和白日夢。

我們看到鼓吹國學拯救世界的人總是在標榜自己，從來不批判自己；在大講孔孟之道、天地良心時總是有種自我純潔感，覺得自己已置身於一個一塵不染的世界（「境界」）。

與此相反，我主張「新批判主義」，它是真正「新」的，這表現在：

它是自覺的，不是強迫的，不是文革的「大批判」。文革的批判完全是人為製造出來的，每個人不批判別人，就可能被別人批判。

因此，它不是對某個別人的批判，而是自我反省、自我批判，但也不是過去提倡的「思想改造」或「鬥私批修」，以使自己符合一個外來的標準，而是自己去尋求一個自己的標準，是尋找自我、深化自我。

因此它同時又是對整個傳統文化的批判，因為它把自己看作傳統文化的兒子，這種批判實際上便是這個傳統文化的自我否定、自我批判，而不是單純像「五四」那樣借外來價值坐標對中國的事情作憤激的批評，對這個批評的出發點（本心）實際上卻未觸及到（又是魯迅除外）。

換言之，新批判不是單純政治的，它不以政治為最終目標，而首先是個人的，是要通過斷奶自己去吸取外來營養，以建立自己的真正「人」的生活，因而它又是人性批判乃至於國民性批判。

當然，批判不是拋棄，而是揚棄。國學要研究，但要批判地研究，或是最終為了批判去研究，有價值的東西只有通過批判才能挖掘出來，這不是感情的事，而是理性的事。「用什麼」來批判？用現實、實踐。

其中也包括西方文化的現實，這是當前極重要的一個新的現實，可惜國人始終不願正視它，很少深入研究它，更多人只願意享受它的成果，這是真正的「洋奴」。因為奴才是不關注主人的思想的，只知道接受。

總之，中國當代人文精神仍然應當是知識分子關注現實的精神，但首先已不再是關注外在的他人的現實，而是關注自己內在的現實、心靈的現實；

不再是一廂情願地以天下為己任，而是先以自我為己任；不再是高居於世俗之上，對日常生活指手畫腳，而是首先超越自我尋求自我，以此為基礎才能對外界現實有真正的超越。

只有從現實生活中超越現實，才是現實本身的自我超越，這種超越才具有「同情的理解」；

不是站在一旁指責挑剔，或借用政治途徑來匡正時弊，而是立足於文化人、知識分子的本分，用理性去激發人人心中固有的理性；

不是無可奈何的、虛假的「寬容」，而是積極地肯定新事物並從中發現未來希望的苗頭，促進新道德的萌發，使時代精神達到清晰的自覺。

也許這就是當代人文精神的出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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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慧田君編｜有異議請私信其微信「cc2c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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