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德做自媒體是什麼樣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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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說 徐和謙 發自 德國 柏林

一

新聞工作者會經歷一些難得的對話：你坐在他跟前，就像面對一台老式打字機；他一字一字地說，你就彷彿看到一張張印著黑色油墨的白紙徐徐吐出，寫滿了歷史故事。你甚至不忍多瞄自己的筆記幾眼，只想專心盯著他的眼睛，試圖從表情的變化中，捕捉更多從另一個時空殘留下來的氣息。

前些天，在德國一家基金會的安排下，和曾在東德時期做過「自媒體」的Siegbert Schefke先生的互動，就讓我很有這樣的感覺。

△Siegbert Schefke 來源：SEIBERT SCHEFKE

這裡說「自媒體」，主要因為東德時期，他從來沒有在體制內的新聞機構就職過，沒有單位歸屬；他當年所做的，就是自己拿著攝影機，和小夥伴一起偷偷記錄東德社會、政治、環保、市民生活的真實影像，包括隨地燃燒的廢品、修繕工作廢弛的居民區，以及群眾自發的遊行、抗議等等，然後偷偷遞到柏林牆西側，將之在西德電視台上播出。

他為什麼要這麼做？Schefke說，他最大的目的，是希望把這些影片「出口轉內銷」─讓生活在東德的同胞們，也能有機會看到自己所生活之體制的真實樣貌─而西德的電視台恰好能夠幫他實現這個夢想。雖然東德體制的意識形態鉗制雖嚴，但由於東西柏林緊密鄰接，在百姓能收到的五個電視頻道中，居然有三個是西德的電視台。

當然，Schefke在境內私自拍攝各種影片傳給西邊，東德的政府當局和秘密警察也知道，他們卻憚於和西德媒體界夙有連繫的Schefke一旦被捕可能引起軒然大波，而沒有對他下狠手。

Schefke有點感嘆地說，他承認，雖然他對東德政府有這樣那樣的不滿，「但至少他們在我政治立場最激進的時候，大約就是80年代之後，就沒有對政治異議份子下殺手了。在東德時其，最後一個因為持不同政見而死的人，是在1983年，那發生在維也納。」

他回憶，當年他由於行為舉止激進，大概每六個月就要被秘密警察機構─史塔西的人叫去問一次話，每次長達12個小時。而且從1984年到1989年，他連和其他東德公民一樣，出境去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旅遊的自由都沒有。

有一回，史塔西的特工問話問到一半，乾脆就把他拎到審訊室的大玻璃窗邊告訴他：只要你配合工作，「我們20分鐘就可以開車把你送到西德去，連你的護照我們都準備好了」。但他不依。他說，在東德，雖然平均「每天、每個人都大概想過一次要走」；但是，當這個機會真正來臨的時候，他卻不願意走，「我如果想走，我自己有渠道可以出去；才不需要被他們給扭送出去」。

在東德體制下，雖然當局嚴防死守，意圖防止人們的大規模逃離；但對於一些活躍的持不同政見者，官方偶爾也使出扭送出境的方式，「眼不見為凈」，防止他們繼續留在境內「毒害」人民群眾。

但對Schefke來說，國家的分斷和隔絕令他根深蒂固地無法忍受─不論他是待在牆的這一邊，還是那一邊。

二

Schefke說，1961年柏林牆開始建的時候，他才兩歲。牆把柏林這座四國佔領的城市割成兩半，把他的家人也割成了兩半。在牆的東邊，有他、他的爸媽、和媽媽這一邊的親族；而牆的西邊，則住著爸爸那一邊的親族。從小他就很困惑，為什麼自己的兩個祖母，一個可以常常見到；一個只能每兩年見一次？按照東德當年規定，公民得到65歲退休之後才能夠到西方旅遊。他在15歲那年掐指一算，等到他要能自由地去西柏林拜訪奶奶，豈不是要再等50年？到那時，奶奶又怎會安在？

△1961年修築中的柏林牆 來源：維基百科

每思及此，Schefke便痛心疾首。雖然東德政府告訴他，建柏林牆的主要目的，是為防止在西德體制下復燃的法西斯勢力對東德的滲透(西德在建政之初，曾大量沿用曾服務於納粹德國政府的公務員，如西德外交部在建國之初，曾為納粹黨員者的比例高達六成)；但是，當他見到牆上的斜刺並非朝著西邊、還是朝著東邊自己人這一側時，他知道，他從政府那兒獲得的說法，或許並不是全部的真相。

在日益激進反叛的年輕歲月里，他結識了少數有類似情懷的東德年輕人。其中有一人，就被秘密警察突然扭送上列車，驅逐到西柏林去了；那個人連行李都沒帶，就在非自願、無準備的情況下，被送出了社會主義祖國的首都。

通過這個莫名被遞解到西柏林的哥們，Schefke建立了和西德電視台的連繫。他們通過走私的方式給他運進攝影器材，等他拍好之後，再通過西德駐東柏林、因受豁免權而可不被搜身的西德外交官們，把錄像帶給運出去。

在跟西德外交官們接頭時，他們通常會約好下一次碰面的地點和日期。等到當日到來，需要具體定下時間時，雙方再以咳嗽聲數為號，確定見面的時辰。有時，他會將影帶放置在某處，由西德外交官來取；有時，雙方則直接約在某個飯店的旋轉門碰面，在一進一出間，兩人巧妙地將錄影帶轉手，全程不用說一句話。片子被帶到西柏林後，不久就能在西德的電視台上播出。

當然，這一切的行動都在東德秘密警察機構的監視之下。Schefke也因此在史塔西累積了九大本、每冊厚達300多頁的檔案夾。他不無自豪的說，在1700多萬東德人口當中，自己一人就能夠獨立擁有檔案冊的持不同政見者，也就不過400多號人。

三

相對而言，在東德，擁有武器的強力機關的人數大概有400萬人，其中還有80萬是來自蘇聯的紅軍駐軍。當時他怎麼也沒有想到，在這種情況下，自己居然還能夠見到兩個德國的統一。

1989年10月9日，東德剛剛慶祝完10月7日的建國40年大慶過兩天，東德的第二大城萊比錫就爆發了以聖尼古拉教堂為串聯核心的「周一大遊行」。

在東德40周年大慶的講話中，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公開呼籲東德當局，要跟上蘇聯搞經濟和政治自由化路線的腳步；然而，長期在昂納克領導下的東德執政黨統一社會黨，自恃國民生活水平在社會主義陣營中列居矛頭。因此，對資望淺薄、年齡尚輕，變革動作卻很迅猛的戈爾巴喬夫路線相當不以為然。

當蘇聯領導人與自己國家領導人的分歧公開化了之後，東德百姓怎麼辦？在柏林的國慶慶典上，大批東德青年團的隊員，竟大聲呼喊戈爾巴喬夫的名字，胳臂向外彎；這讓曾經一手創立先鋒隊、還擔任了近十年青年組織總領導的昂納克情何以堪，大為光火。

而在萊比錫，10月9日爆發的大遊行中，群眾更手持戈爾巴喬夫的肖像，喊著「戈比」「戈比」的昵稱，藉此向東德當局遲滯的政改腳步施壓。

在遊行爆發之際，Schefke和小夥伴一路趕往萊比錫，試圖記錄這場官媒起初絕不報導的遊行。沿途，他看到大量軍警車輛也奔向萊比錫，心裡不由得暗暗擔心。

直到他從屋頂上把鏡頭對準人群之際，他仍不知道這場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最後會以什麼樣的結局收場。

事實上，萊比錫的群眾們保持了高度的剋制。一路上，敢於打出標語、直抒「我們才是人民」的人，其實並不多；幸好也沒有人去攻擊、挑釁在場的軍警，反授予當局強力彈壓的把柄。

官方估計，這場遊行只有5萬人參加；而遊行群眾則號稱自己有10萬人。站在屋頂拍畫面的Schefke於是取了個中間數，稱10月9號的萊比錫大遊行約有7萬人參加─後來，這個他和夥伴站在樓頂臆測的數字，也就成為一種「公說」，被各種歷史敘事素材反覆引用。而當時，萊比錫全城的人口差不多是50萬人。

為了甩開監視他們的秘密警察，Schefke和拍片的夥伴邊跑邊跳，在連綿的房屋屋頂上，連跨了10棟屋子的房頂，才逃離史塔西特務的監控。

我問他，出這麼大的事情，你們還在那兒明目張胆地拍，為什麼你們沒有被當場逮捕。

Schefke說，按照當時的條例，若要逮捕他，在史塔西內部得集滿四個人的簽字─「等他們集滿簽字之後，我可能都已經離開萊比錫了」。

他拍的片子送到西德電視台播出後，東德絕大多數的人家也看到了。多個城市的百姓紛紛蜂起，仿效萊比錫群眾的抗議；而萊比錫則在一周之後的10月16日，又爆發了規模更大、據稱達12萬人參加的遊行。10月18日，昂納克終於以身體健康理由向黨內辭職，被迫放下他執掌了18年的國家權柄。

△Schefke所攝的遊行 來源：SEIBERT SCHEFKE

問起遊行得以成功組織的關鍵原因為何？Schefke說，其一，人們透過教堂的活動進行串聯，雖然沒有今日的通信工具可用，但每個教堂每周日都有上千名群眾聚會，也足以將動員的信息口耳相傳至全城了。而東德的教會，雖然也在當局的領導和監視下活動，但對教堂活動的干預仍比較謹慎克制。另一個原因，則是戈爾巴喬夫的態度；在莫斯科表態不會介入東德內部的政情變化後，東德群眾一掃1953年示威時被蘇聯駐軍鎮壓的陰影，用Schefke的話來說「人民已經過了不再恐懼的臨界點」，但如果「不是戈爾巴喬夫命令所有的駐德蘇軍都待在軍營里的話，情況恐怕會完全不同」。

在第一場大遊行爆發的整整一個月後，11月9日，柏林牆的邊界管制開放。高牆倒下，兩德之間劇烈而激進的整合之路，跨越了不可折返點。

四

牆倒的那一晚，31歲的Schefke第一次進入西柏林。一趟西方去來之後，他深知，東德恐怕很難再以一個獨立經濟體的身分存續下去。

多數人東德人和他的想法差不多。兩德的整合進程，正比雙方的料想都還更快的腳步向前滾動。

在旅途中，另一位讓我有直面「歷史打字機」之感的86歲老報人、《時代報》(Die Zeit)原發行人Theo Sommer告訴我們，當1989年11月柏林牆剛倒塌時，西德總理柯爾在向盟國的英國首相撒切爾、法國總統密特朗通氣時還稱，要完成兩德的完全統一，可能需要至少10年的時間，「如果我們運氣好的話，大概也需要5年」。起初，柯爾的想法是在兩個德國之上，維持各自的治理體制不變，但再搭建一個類似邦聯、但比邦聯的架構更虛級化的「Co-Federal」體制。然而，東德馬克的迅速貶值和民心思變的波濤，卻讓大戲換幕的速度不斷加快。

1990年5月，新選出的東德執政當局迅速和西德簽訂了建構經濟、貨幣和社會聯合體的協議，這促使同年7月1日起，西德馬克被正式引入東德，取代原有的東德馬克，德意志聯邦銀行成為整個共同貨幣區的中央銀行，東德向西德讓出了貨幣主權，西德也承接了東德貨幣的負債。

1990年8月31日，東德和西德在東柏林簽訂兩德統一條約，約定東德的五個邦，將循西德基本法的條款加入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1990年9月20日，第一次以自由方式選出的東德國會以229票贊成、80票反對的比數通過兩德統一條約；而在西德聯邦議會中，兩德統一條約則以442票贊成、47票反對的比數獲得通過。自此，兩德統一成為定局。10月3日，條約中約定的統一日來臨，存在了41年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自此告終。前東德的國會則選出144名人選，加入西德的第11屆聯邦議會，完成政權機關的聯合。

五

在德國實現統一、史塔西的600多萬份檔案開始向公民公開之後，曾被特務作為重點盯防對象的Schefke也向另外兩百多萬個前東德公民一樣，到史塔西檔案館調出了自己的檔案。

△史塔西檔案館裡一排排的資料

有一天，他又接到一名前史塔西特務的電話，告訴他「你的檔案就是我做的。如果你要看懂你檔案里的所有資訊，在這個世界上，你只能問我」。

於是，他們見面了。

在東德政權結束後，龐大史塔西體系下的91000多名工作人員，除了部長級別的極少數人外，其他基本沒有受到審判；理由是，史塔西特務的所為，仍屬依據前東德法律進行的「依法行政」範疇。

在法律不糾過往的原則下，加上兩德迅速統一必須伴生的政治妥協，史塔西的所有員工以及曾經為史塔西提供情資的線人，雖然都被剝奪了再擔任公共職務的權利，但只要不涉及刑事犯罪，也無須受到審判和追訴。

在自己的檔案中，Schefke發現，自己的一個同為持不同政見者的好哥們，不但長期受史塔西特工之託監視自己的言行，甚至還曾問特工說「我已經給你們提供這麼多料了。你們到底什麼時候要抓他？」

Schefke追問主責監視自己的特工說，哥們此言果真屬實嗎？特工告訴他，我的父親本是史塔西的高幹，我要在體系內平步青雲是很自然的事情，不需要誇大、編造線人的表述。

在東德政權結束後，做了多年「自媒體」的Schefke終於走入了正式的傳媒機構─他加入的，是由前東德國家電視台為主體所改編的中部德國電視台(MDR)。

當然，在東德黨政體制消亡後，全東德40多家黨辦紙媒以及電台、電視台，如果不是停業，就是被賣給了西德的報團；轉製為公共媒體機構的，也都由來自西德的傳媒精英來領導業務。 和所有的政府公務部門、教育部門一樣，前東德地區的傳媒機構，也是統一之後進行政治甄別的重點領域。凡是曾經為史塔西提供過資訊的人，都必須去職；所有的機構單位，都可以向史塔西檔案館，調閱某個職工是否曾經有擔任史塔西線人的記錄。據史塔西檔案館告訴我們，兩德統一以來，由各單位申請針對特定職工進行歷史清查的要求達到180多萬件，共計數十萬前東德公民因此失去了原有的工作。

受此影響，前東德的新聞工作者，也被大量逐出了統一後的新聞行業。到底有多少人因為自己的政治污點必須離開？這一數字未曾有官方統計，有的德國媒體觀察者指出，在審查後還能夠留存下來的，大概只剩三分之一。在統一後，由西德媒體行業轉入前東德地區、擔任中部德國電視台(MDR)新聞部總編長達20年的Kenntemich推估，在電視台大概還能有一半留下來；但在報社裡，平均只有25%─40%之間。

不過，史塔西檔案館的人員表示，在接到各單未發來的政治甄別申請後，他們只負責提供材料和記錄；至於每個曾與史塔西合作的人，在各單位應該怎麼被處置，能否留下來等等，史塔西檔案館並不介入。

熟悉德國媒體行業的記者Steffen Grimberg說，「究竟做到什麼程度，才叫作『和史塔西合作呢』？在上學的時候，和青年團組織彙報了一些同學、老師的情況，之後被用到某份史塔西檔案里，這樣算不算做過史塔西的線人呢？還有一些特務，出於表功的目的，把某些誇大的供詞和情節塞到某些線人的嘴裡，這種情況又該怎麼辦呢？」Grimberg坦言，在一定程度上，統一之後的政治甄別工作，也成為許多單位內部人事傾軋鬥爭的工具。

勝負分明的東西競賽結局、舊體制媒體從業者的大規模下崗、西方式媒體價值觀的全盤植入，或許都讓對東德政權猶有幾分懷舊的人——尤其是在統一後，因大批國營企業被變賣、關停而失業的職工，從90年代起，喪失了其在公共輿論場的話語權。時至今日，又過了25年。在社交媒體勃溪、激進政治力量在紛紛繞過傳統媒體的過濾，直接以激情訴求在網上動員群眾的年代裡，原本號稱實行了40年社會主義的前東德地區，現在卻因為經濟上的長期失落、年輕人口的大幅流失、擔心難民湧入而再次帶來某種「一夕劇變」的恐慌，成了新右翼力量相對看漲的基地。

一路上，不論是來自東德還是來自西德的交流對象都承認，雖然制度上的合併已經過了25年；但前東德地區和西德在很多層面上的融合統一進程，還遠未完成。

（本文首發於財新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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