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中華文明 或將走向衰亡？

中華文明是祖先留給今人的偉大遺產，但相比於伊斯蘭和基督教，今天中華文明實際上正在走向衰亡。這一點，從政治的角度來看，是顯而易見的。

首先，中華文明的推廣者和受益階層之士大夫群體，今天已經徹底消亡。

任何一個偉大的文明要想延續和壯大，就必須擁有與該文明興衰實現命運捆綁的利益階層。只有擁有了這一階層，文明才能擁有最堅定的維護者和推廣者，並具備一定的同化和免疫能力。

天主教的神父、東正教的神甫、新教的牧師和伊斯蘭教的阿訇，這些堅定的佈道者之所以能夠不遠萬里、歷盡艱辛地散播文明的旨意，不僅僅是因為虔誠的信仰，更是因為自身價值（或者利益）能夠隨著其所信奉文明的滋長而水漲船高——而這也是基督教和伊斯蘭教能夠不斷興盛的關鍵。

如同那些靠宗教維生的階層一樣，依附於中華文明的士大夫階層並非寧折不彎的君子或高瞻遠矚的戰略家，但他們肯定是中華文明最堅定的散播者和維護者，這不是他們的道德和感情決定的，而是他們的利益決定的，即中華文明越壯大，他們的政治經濟地位就會越高。

在明朝初年，大儒陳白沙通過在當時尚屬偏壤的廣東家鄉傳播中原文化，最終促成了廣東地區獨有的堅定中華文明認同；在古代朝鮮、越南，士大夫們不但傳播中華文明，而且還將中華文明塑造成該國的官方意識形態。

與之相應的是，在危難時刻，即便官僚和軍人紛紛屈服，士大夫階層也依然會成為文明最堅定的捍衛者和最終責任人。

（李）庭芝登城曰："奉詔守城，未聞有詔諭降也。"——《宋史·卷四百二十一·列傳第一百八十》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顧炎武《日知錄》

在南宋滅亡前夕，士大夫階層是異族入侵最堅決的反抗者，揚州李庭芝、湖南嶽麓諸生、江西文天祥、崖山陸秀夫等皆死國難；在明朝滅亡前夕，在南明的軍人和朝廷幾乎全部投降之後，寓居民間的士大夫階層最早產生了強烈的文明認同意識，進行了最激烈的抵抗，陳子龍、夏允彝夏完淳父子、錢肅樂、張煌言、劉宗周、朱大典、黃道周、張同敞等皆以民赴軍，或死難或殉國，毀家紓難不可計數。

實際上，即便士大夫階層迫於武力投降，也依然會成為文明的維護者和保養者。明亡之後，王夫之沾血淚以秉之孤忠、顧炎武慨然恨天下之興亡、黃宗羲做《明夷待訪錄》、呂留良義不帝清發憤復明、朱舜水遠赴東洋傳播中國文明，諸生皆著書立說以蓄來者，使得中華文明得以延續和傳承（如同伊兒汗國蒙古征服者統治下的波斯伊斯蘭阿訇、金帳汗國征服下致力於文明復興的俄羅斯神甫）

事實上，士大夫階層之所以如此捍衛忠誠於中華文明，原因就在於，一旦其所屬的中華文明消亡，中國之農民依然可以是農民，中國之商人依然可以成商人，中國之武人依然可以做武人，但士大夫階層則會一文不值，無片刻謀生之餘地，即利益捆綁迫使士大夫堅決捍衛中華文明的存在——這一點，就像伊斯蘭教的阿訇、基督教的牧師所起的政治作用——如果征服者不接受被征服地文明，則面臨被征服地文明利益階層的激烈反抗，從而無限提升其統治成本，但是一旦征服者接受被征服地文明，也就意味著征服者自身將面臨被同化的命運（清初攝政王多爾袞固然可以開科取士籠絡之，但這也註定了滿族被同化的命運）。

不過，隨著士大夫階層的消亡，如今的中華文明已經喪失了自身文明的堅定佈道者和發揚者，這個曾經一度輝煌的東亞原生性文明實際上正處於青黃不接的枯水期——就像在台灣香港看到的那樣，當最後的士大夫錢穆和他思想死亡之後，他所構建的港台華人中華情節也逐步衰亡。

其次，中華文明內生的組織結構和認同機制，在政治和經濟風暴的雙重衝擊之下，業已崩潰。

歷史上，傳統的宗廟文化和族譜體系，將華人世界緊密地勾連在一起，並形成不可低估的凝聚力，屢次在危難時刻顯現關鍵作用。五胡亂華期間，在胡人的猛烈屠殺下，中原豪傑通過宗族組建塢堡得以苟延殘喘——著名的民族英雄祖逖即是一位宗族統帥；元末期間，泉州發生波斯亦思巴奚伊斯蘭教大叛亂，福建本地人在宗族的勾連下，迅速團結起來，很快平息了此次大規模宗教暴亂；同治年間，阿古伯入侵新疆，肆無忌憚地屠殺漢人民眾，當地豪紳徐學功、趙得功等憑藉宗族迅速聯結鄉里組建民團，竟在孤懸域外之地，保得一方平安。

不過，這種曾經凝聚整個華人世界的傳統的士紳宗族組織文化，已經隨著過去政治運動中對祖宗崇拜的嚴厲打壓和經濟大潮中的人口流動而逐漸式微。眾所周知，宗廟和族譜文化早已政治風暴中幾近消亡，更重要的就是，隨著經濟大潮下人口的快速流動和現代社區的日趨不穩定，建立在穩定農業人口社會形態上的宗族組織文化，已經愈來愈失去生存空間。

所以，當喪失了組織能力之後，中華文明的沙化和碎片趨勢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其族群也淪為最容易被外來文明收納的對象。

最後，中華文明作為典型的世俗文明，正逐漸喪失對普通大眾的吸引力。

歷史上，中華文明對民眾的吸引力，實際上是藉助於科舉制度和對佛道文化的雜糅。科舉制度為底層民眾劈開了一道通往天途的狹縫，從而不斷地吸引民間精英成為中華文明的佈道者和傳播者，而佛道文化作為宗教則可以為底層大眾提供舒緩現實痛苦的精神鴉片。不過，現今的中國佛道界由於難以吸引精英人士的進入，嚴重缺乏有影響力的佈道理論和方式，更難以適應新社會形態下的民眾需求，在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等外來宗教的進逼下，正在節節敗退。

在沿海和內地，大量老人和留守人口在生活的孤寂中皈依了基督教，在西北，愈來愈多的民眾選擇聆聽真主的聖訓。事實上，當一個文明逐步喪失了在民眾中的日常影響力之後，她生命力的最終枯萎也就指日可待了。

因此，無論從文化階層、還是從組織能力、亦或是生命力來看，中華文明都處於日趨衰微的階段。就像我們所看到的那樣：由於喪失了共同的文化認同，海外新舊華人社區之間涇渭分明，不但迅速西化，而且幾乎老死不相往來——伊斯蘭社區和印度教社區則完全相反；另外，在中國大陸民眾不斷皈依其他文明的同時，傳統漢字文化圈包括韓國、越南等國也逐漸喪失了以往中華文明下的內生文化形態。

事實上，即便是歷史上的中華文明，也並不具有強大的同化能力。那些吹噓中華文明強大同化能力的言論，不過是夜郎自大下的愚見。

13世紀征服世界的蒙古人算是一個見過諸多文明圈的族群，但就像我們所看到那樣：歐洲的蒙古人少部分基督教化了；中亞、西亞的蒙古人則全部伊斯蘭化；而征服中國的蒙古部落不但保留了自身的習俗全身而退，反而使得中原地區出現了部分蒙古化現象。事實證明，中原世俗文明並不具備強悍的同化能力。

而今天中華文明的全面沒落，也使得中國的崛起變得困難重重。1368年，當朱元璋在南京稱帝之後，高麗士大夫鄭道傳立即要求向明朝稱臣，日本足利義滿則請求向中原通貢品，安南則將國脈之爭求諸中國——這種地緣政治效果，不僅僅是國家實力的影響所致，更顯示了文明本身的力量，就像今天的西方文明在烏克蘭的地緣影響力一樣。

朝鮮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士大夫崔益鉉，頑固的親華尊明派，以「尊明」為名堅決反對朝鮮高宗背華稱帝，極度厭惡日本，1906年絕食殉國——事實上，只有文明的力量才能穿透時代，奠定永恆

但是，由於中華文明的不斷枯敗和東亞各國天然親華士大夫階層的滅亡，今天的中國在東亞地區早已喪失了曾經的道義和權威，這也意味著中國的崛起過程不但困難重重，而且很難建立持久的領袖地位。

歷史上，偉大的秦皇通過刀劍和鐵蹄將中國的威嚴延生到萬裡邊土，但這隻能鑄就短暫的強權，而孔子的教誨則通過培育無數天然親華的外國士大夫階層，將中華文明的力量永恆地貫注在碧海揚天的異域邊壤，為中國的霸業奠定了千年不敗的宏基（恰如美國的西方意識形態）。

所以，那些真正崛起的國家，必然是能夠在刀和筆上有著雙重建樹的文明捍衛者。而那些偉大的政治家必然理解於一點：刀劍只能稱強一時或者擄掠奴隸，思想才能征服世人並永恆。

只是，先賢雖令東亞臣服三千年，而今中國後繼者安在？

（最後針對各位的意見，我補充一些話：我並沒有主張復興地主，另外，地主也不是士大夫。 亞里士多德、柏拉圖都是奴隸主，但尊重他們並不等於就是想要恢復奴隸制。

畢竟，人是多面的，事情也是，思想亦是，這樣才是看問題應有的思維。

另外，各位反對我的意見並沒有關係，但我希望各位能夠具有對於中華文明的責任感、危機感，不要再盲目樂觀。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即是如此。）

為什麼要強調中華文明的重要性？ - 王陶陶的文章 - 知乎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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