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分鐘看完一本好書系列：《異類》讀書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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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本書中討論的所有成功者案例都遵循某種可預知的線索。這條線索並不完全是智力因素，如果是這樣的話，克里斯托弗·蘭根就要比愛因斯坦更成功；這條線索也不完全是個人選擇和個人努力的結果。這條線索，確切地說，在某種意義上是「上天的成全」。「異類」是那些獲得特殊機遇之人——是那些耐心等待，當機遇到來就當仁不讓把握住機遇的人們。
這對孩子來說要求太高了么？的確太高。但是請想一想，瑪麗塔因為上了KIPP學園，她的前途有了多麼大的改變。瑪麗塔與KIPP達成了一項「交易」——瑪麗塔必須每天早晨5點45分起床，周六上課，晚上做作業到11點。作為交換，KIPP承諾給予這些身陷貧困的孩子擺脫貧困的機會。KIPP的學生中會有84%的人數學成績居於同年級平均水平之上，90%的學生畢業後會考取私立或教區高中，而不是布朗克斯區那些教學質量差的高中。高中畢業後，又有80%的KIPP學生最終考取大學。這些孩子很多都是家裡的第一個大學生。
社會對她的要求和對韓國飛行員的要求本質上是一樣的：他們要在事業上取得成功，就必須犧牲自己的部分個性。
改變需要挑戰自我
成功就是堅持不懈，就是頑強不屈，就是別人花30秒鐘就放棄的事你卻花22分鐘去思考的堅定信念。
事實上，到目前為止，本書所涉及的成功案例均是那些比同輩更加努力工作的個人和團體。比爾·蓋茨還是孩子的時候就沉迷於電腦，比爾·喬伊也一樣。甲殼蟲樂隊花了數千小時在漢堡練習演出，而弗洛姆在機會降臨之前，已經在不入流的併購訴訟生意上打拚多年。努力工作是所有成功人士的共性，而稻田中產生的文明的精華是，通過努力工作，在巨大的不確定性和貧窮中尋找人生的真正價值。
想像一下珠江三角洲農民的生活吧。每年3 000小時的工作量是超乎想像的，農民們時常要在烈日炎炎之下，在稻田裡耕種、除草。以這種強度的勞動為職業的農民們會有怎樣的生活態度呢？可以說他們的生活與投身紐約制衣業的猶太移民很類似。他們都追求有意義的生活。首先，種稻農民的勞動在投入與產出之間有明確關聯。他們在地里幹活越賣力，收穫也越大；其次，他們的工作由一系列複雜工序組成。種植稻米並不僅僅是春耕秋收這麼簡單，它還要求農民們從事農產品及農用物資的買賣，他們要有能力調度全家勞動力參與勞動，同時要在選種、維護排水系統以及協調第一次收割與第二次播種關係上開動腦筋，並全力以赴。更為重要的是稻米經濟的自主性。在歐洲，本質上來說，農民都是貴族地主土地上的農奴。然而在中國和日本卻沒有發展出這樣的封建系統，因為這種封建系統不適應稻米經濟模式。稻米種植的過程複雜而繁瑣，沒有哪種封建系統可以長期精確控制這一過程的每個環節。實際上到14世紀至15世紀，中國中原地區和南方地區的地主對佃農只收取固定利率的地租，生產活動則是由農民自主決定。「水稻種植的關鍵是，你不僅要付出大量勞動，操作時還要嚴格精準。」歷史學家肯尼斯·帕默朗茨說，「你必須加倍小心，灌溉前地面一定要平整，如果有一點不平的話，也會大大影響產量；同等重要的還有稻田的蓄水時長；另外幼苗是否嚴格按照相等間距排列成行也會極大影響最終產量。這不像玉米種植，只要在降雨季節來臨之前播下種子就萬事大吉，稻米種植需要農民精準控制一切要素。為了適應水稻種植的特點，地租制度要保證豐收之年讓農民也能增加收入，以此激勵農民。這一制度就是固定利率地租，地主們會說，無論豐收與否，我只收定量的糧食，如果今年豐收了，你們的餘糧也多了。水稻種植不適宜使用像農奴制或工資制這樣的生產形式，因為這些制度下很難保證勞動者有真正的熱情和責任心，促使他們精準控制大米生產的每個環節。」（論東亞的水稻種植文化對人的信念和行為方式的影響）
中文的數字系統非常簡潔。大部分數字可在25毫秒內讀出（例如4和7，中文讀「si」、「qi」）。而英語的4和7讀音則更長：這兩個數字的發音需要約33毫秒。中文與英文對數字記憶的差距完全是由這種讀音長度的不同造成的。無論哪種語言——不管是威爾士語、阿拉伯語、漢語、英語還是希伯來語，人們記憶數字的長度與該語言的數字發音長度有相當的關聯性。在發音效率方面，中文裡的廣東話堪稱登峰造極，它使香港人可以在單位記憶周期內記住10個數字。
看看下面這串數字：4，8，5，3，9，7，6。大聲讀出來。現在放下書本，花20秒時間記憶一下，然後把數字按正確順序背出來。如果你說英語，你只有50%的可能在20秒內記住這串數字。但如果你是中國人，你正確記住數字的可能性幾乎是100%。為什麼呢？因為人類大腦存儲數字的記憶周期是2秒鐘，也就是說人們可以很容易記住兩秒鐘內讀完的東西。以中文為母語的人之所以能夠很容易記住「4，8，5，3，9，7，6」這串數字，原因是他們的語言系統在兩秒鐘內就能讀出這7個數字。而英語則不行。（以上兩個說明的是使用的語言不通隊人的思考方式和信息儲存方式的影響）
我們每個人都成長在一個文化環境之中，而文化環境又是集優點、弱點、素質和傾向等各種屬性於一身的綜合體，為什麼人們通常不願正視這一事實——我們不能割裂我們的行為與成長環境之間的關係，如果我們忽略這一點，那麼，墜機事故就會不斷發生。
離開大韓航空以後，格林伯格組建了自己的貨運航空公司Cargo 360。他從大韓航空帶走了一批飛行員——主要是隨機工程師。在等級森嚴的大韓航空公司當中，隨機工程師排在機長、副機長之後，位列第3。「他們在大韓航空的老環境下扮演著十七八歲孩子的角色，」他說，「他們不得不接受這種從屬的角色，他們處在機組等級階梯的底端。我們重新培訓他們，讓他們與西方機組人員一起工作。最終他們改變了行事風格，取得了非常優秀的成績。他們對待工作非常積極，主動承擔責任，不再需要別人指示他們做什麼。有些50多歲、資歷老的工程師，雖然在老環境下工作多年，但經過再培訓都能與西方機組人員一起出色完成工作。我們把這些工程師從舊有文化傳統中分離出來，並成功地再造了他們。」
他為大韓航空的飛行員提供了曾促使冰球明星、軟體巨頭、企業併購律師走向成功的一個要素：改進個人自己與工作之間關係的機會。（上面幾個寫了公司文化的影響，大韓航空的墜機率始終無法降低是因為副駕駛在權力結構中的劣勢）
侯名松提供了一段對話案例以解釋「以聆聽者為導向」的溝通方式，這段對話發生在僱員（金先生）和一位部門經理之間。經理：真冷，還有點餓呢。（意思：你為什麼不去買點東西來吃。）金先生：來瓶烈酒怎麼樣？（意思：我會給你買瓶酒。）經理：行啊。但是別麻煩。（意思：如果你再說一次我就接受邀請。）金先生：你一定是餓了。我們出去看看怎麼樣？（意思：我堅持要請你。）經理：我去不去呢？（意思：我接受。）（這是典型的日式和韓式的對話）
游牧文明和耕種文明大相徑庭。從事耕種的農民能否活下來依靠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合作，而從事游牧的牧民則更多依靠自己。農民不必擔心他們的莊稼一夜就被人全部偷走，除非盜賊有本事一個晚上就把地里所有莊稼全部收割完。但是牧民就有這樣的擔憂，實際上，他們一直生活在牲口被偷，整個生活被毀的恐懼之下。所以他們養成了好鬥的性情：他們必須通過自己的言行表明自己不是弱者，要對危及他們名譽的哪怕最輕微的挑戰予以最堅決反擊——這就是「榮譽文化」的含義。游牧文化所在的地方，榮譽感在男性那裡佔據存在感與自我價值的中心。(描述某個山區中的青年男子為何好鬥)
成功不是隨機事件。成功是由一系列可預知的、強而有力的優勢環境和機遇構成。
只有艱苦從事沒有意義的工作才稱得上是艱苦工作。一旦這項工作變得有意義，它就會使你快樂地拉住妻子的手跳起快步舞。
自主性、複合性、付出與回報的關聯性，以上3點是任何一份稱得上令人滿意的工作應該具備的屬性。
人們必須認識到，人類棲身其中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對人的發展發揮著不可磨滅的作用。

我的讀後感：

總的來說，《異類》從描寫人類中特別突出的個體開始，試圖分析除了所謂個人努力、天賦之外，還有什麼因素對於人的成功至關重要。使用的工具、語言、環境、文化背景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人浸沒其中，往往不自知。

當然，對於我來說，最近的感受是，浪潮和大勢也非常重要。常說人要加入一個好的公司、好的平台，航空母艦肯定比舢板開得快，我就算站在母艦上什麼也不幹，也比我在舢板上用力劃要速度快得多。

另一方面，俗話說男怕入錯行，所謂入行，就是在行業爆發前夜加入。無論是早年的VC、移動互聯網、文化娛樂，感謝我以前的選擇。

最近我在想...接下來的中國，會發生些什麼呢？接下來的我，應該幹些什麼呢...

總之，我不斷地告誡自己，不能簡單地複製自己：要不斷以現在所有，作為籌碼，找到槓桿，進入到未知的領域，塑造起我個人的人生壁壘和差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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