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人才都在監獄

大概三四年前看到的一篇文章，在自己的博客上翻到的，不知道出處是哪裡。知道的可以補充下。寫的很不錯。

另：剛剛有知友提醒，文章來源——刀鋒：金融家命運啟示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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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內容較長 請耐心看完】

中國金融體系的改革，在最近的十多年中，並沒有取得明顯的進展。其中所蘊含的巨大風險，並不是犧牲一批甚至是一代金融人所能夠化解的。當然，我們願意相信，金融改革的遲滯並不是金融本身造成的，隱身於金融體制之後的，還有更具壓迫性的體制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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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融：看不見的金融家

在討論培養金融人才這一話題的時候，一位朋友很黑色地幽默道：金融人才都在監獄裡。

從1993年年中實施的緊急宏觀調控開始，中國的金融改革即進入第二個階段。雖然這個階段在金融的宏觀體制方面作了某些新的嘗試，比如設立政策性銀行、外匯體制改革等，但從總體上說，這一階段的金融改革仍然服務於中國改革的整體思路，表現出漸進和不透明的鮮明特色。這與第一階段的金融改革在精神上實際是一脈相承。

不過，在這一階段中，中國金融領域衍生出一塊更大的體制外生存空間--中國證券市場。與當初局限於某一區域的信託業相比，中國證券市場不僅是全國性的，而且其聚集資金的能力也遠遠超過當年的信託業。以今天中國證券市場動輒幾千億的進出，當年的信託業簡直就是小打小鬧。毫無疑問，這是一個更加讓人眼熱心跳的巨大舞台。於是，一批老英雄和一批後來者，在這裡開始了他們更加宏大的淘金之旅。由於傳統行政官員對證券市場幾乎完全無知，所以，在這個舞台上盡情舞蹈的又是一批年輕人。

仰融，中國資本市場最神秘的人物之一。

其神秘倒不是因為積累了號稱70億的身價，而是因為這個在我們眼皮子底下成長起來的富豪，我們對他的過去竟然渾然不知。以至於有人猜測，仰融原本不姓仰，因為在中國姓氏中根本就沒有仰這個姓。仰融這個名字是後來改的，其意為仰慕金融。這位人士進一步發揮想像力猜測到，仰融曾經因為某種特殊原因而整過容。雖然，對這種傳言的真實性，我們必須保持必要的懷疑，但在一個透明程度仍然止步於傳統社會的輿論環境中，小道消息的流傳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實際上，今天這種對仰融們莫衷一是的傳言，正是對我們的公開輿論長期緘默的一種歷史報復。

我們現在看到的有關仰融的簡歷是如此殘缺：仰融，45歲，安徽人，西南財經大學經濟學博士。之所以一一加上問號，實在是因為我們無法考證這些最基本的事實。在2002年1月發表在《經濟參考報》上的一篇我們認為比較可信的文章中（這是惟一一篇似乎直接採訪到了仰融本人的訪談），作者在介紹仰融的籍貫時，也只是稱：經國外專業調查公司查證，籍貫安徽的仰融與中國政要們沒有任何親屬關係。

很顯然，這種介紹方式非但不能撇清人們對中國富豪慣有的背景聯想，也同時表明作者對這個問題並無真正的把握。一個在中國資本市場擁有數家上市公司的公眾人物，其最基本的情況竟然要靠外國調查公司提供，這不僅與信息披露的基本原則不符，更遠遠不能滿足公眾的好奇心。在中國，新富階層的麻煩，經常發韌於公眾這種帶有強烈民憤色彩的好奇心。仰融深諳這種國情，所以仰融明智地保持了將近十年的低調。這種風格與中國許多暴發戶愚蠢的炫耀衝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足見仰融超凡的剋制與冷靜。不過，仰融還是出事了。

2002年4月之後，有關仰融出事的消息，一直是中國資本市場上一個最熱門的話題。小道消息無奇不有。有人說仰融已經被有關部門雙規，也有人說，仰融已經遠走他鄉，避走於美國、加拿大一帶。最有想像力的猜測是，仰融正在有關部門的嚴密看守之下，在緬甸一帶清收資產，因為仰融在當地設立了多家洗錢公司。鋪陳如此具體的細節，猜測者肯定是想證明消息的可靠性和權威性。猜測歸猜測，但蘇強--這位追隨了仰融十多年的左膀右臂，還是間接證實了老師的下落。

在一次採訪中，蘇強說，我很尊重仰總，我們這幫年輕人都是仰總帶出來的……但我們是職業經理人。話語中替恩師惋惜，與恩師告別的意思已經一目了然。以蘇強與仰融幾乎一樣的沉穩性格，這句話其實已經證實，仰融出事了。這批在混亂時代追隨仰融並逐漸完成了原始積累的後生們已經意識到，他們必須揮別過去，在一個新的時代成就他們更加名正言順的宏圖偉業。畢竟，他們還年輕，有著同時代人根本無法企及的金融及管理歷練，有比恩師傳承的更加可為的事業前景。然而，混亂時代真的結束了嗎？蘇強們的職業經理人之夢真的可以就此開始了嗎？遊戲規則真的已經天翻地覆了嗎？恐怕到目前為止，這依然只能是蘇強們的一種個人願望。

作為華晨神秘內幕的見證者，蘇強們肯定已經忐忑地意識到，歷史並不能輕鬆割斷。這大概也是蘇強們--這批青春歲月即遭逢混亂時代的青年們無法擺脫的特殊困擾。混亂造就了這批年輕人，恰如造就了他們的仰總，但混亂會毀掉他們嗎？這究竟是幸，還是不幸？

那麼，仰融與華晨究竟有什麼樣的不為人知更不願為人知的歷史呢？

就我們現在所能知悉的公開材料，仰融的華晨帝國發端於兩個公司，一是1990年註冊於百慕大（Bermuda）的華晨控股有限公司（Brilliance Holdings Ltd.）。仰融以董事長身份代國家國有資產管理局持有100％的股份。第二家則是1991年2月註冊於香港的華博財務公司（Broadsino Finance Co.Ltd.），出資人為仰融及鄭金海。仰融佔有股權70％。以這兩家公司開始，仰融開始了氣勢恢宏的金融跋涉。

現在熟悉資本運作的人們大多已經知道，在百慕大成立公司意味著資本運作的第一步。但在1990年，這個即便是中國金融專業人士對這類操作也相當陌生的時期，仰融就有了這種不同尋常的眼光。這個事實足以說明仰融是中國資本市場最早的覺醒者。而仰融在其後一系列穩健而成功的操作更進一步證明，仰融不只是一個敏銳的先行者，而且還是一個老練的金融資本家。實際上，在仰融之後的黃鴻年所締造的中策模式，雖然更為轟動和知名，但遠遠沒有仰融成功。而90年代中後期在中國資本市場誕生的所謂莊家，與仰融相比，更是等而下之。

從專業角度講，仰融的確是一個不可多得的金融資本家。不過，這種天賦並不是華晨成功的惟一因素，更不能保證仰融能夠繼續做他的金融家。決定仰融命運的還有仰融不能迴避的出身。

已經有許多人注意到，仰融的履歷中有讓人非常疑惑的殘缺。

他的履歷總是從1990年開始。九十年代初，仰融曾經在鄧小平、陳雲題詞，劉鴻儒擔任第一任院長的中國金融學院就職，還能看到些許痕迹，那麼，在這之前，仰融在幹什麼？按時間推算，1990年的仰融應該只有33歲。為什麼33歲的仰融即具有如此廣泛的國際視野？為什麼仰融在那個時候即能夠輕鬆遊歷世界？這就為仰融的神秘提供了某些可以追尋的線索。據我們直接採訪到的一位策划了華晨在美國上市的當事者回憶，在他被介紹與仰融認識後不久，仰融曾經給他放過一段很有背景的錄像，以顯示自己的樹大根深。不過，此後的仰融一直低調，人們也就逐漸忘記了華晨的這些特別之處。此種特殊的國有出身，大概就是仰融和華晨的原罪。

雖然仰融一直聲稱，在華晨的奇蹟中，國家沒有投一分錢（站在仰融的角度，這可能是對的），但仰融可能忘記了，直到今天，他的這種特殊出身依然是可以賣錢的，又何況在90年代初期呢？換句話說，作為金融家的仰融如果沒有這種特殊身份，他能夠順利地貸到款來取得他的第一桶金嗎？如果沒有第一桶金，仰融又如何能在以後大展其金融天才的身手，並逐漸建立起他的華晨帝國呢？沒有這種特殊出身，仰融又如何能夠在十年的資本運作中如此順風順水呢？

我們傾向於相信，仰融已經在賬目上還清了所有的原始貸款，擁有比較穩健的財務狀況（這在中國地下的私有金融家中可能是非常少見的），但站在賦予仰融特殊身份的那些國有部門的角度講，仰融還遠遠不能是一個乾淨的私有者，賦予仰融以特殊身份，即是賦予了華晨巨大的無形和有形資產。在這些人看來，仰融的這些成就應該歸屬於某種職務發明行為，仰融個人的努力和天賦是微不足道的。而仰融恐怕很難這樣看待自己的這些成就。然而，中國社會目前被貧富懸殊以及制度性腐敗所激發出來的憤怒情緒，恐怕對仰融的這種自我申辯非常不利。這大概是一個打不開的死結。

棘手的是，發生在仰融身上的這種產權糾葛，並不僅僅是仰融所獨有。仰融代表的不僅僅是仰融，而是一批人。在這個意義上，仰融實在是一個符號，一個準確反映了中國改革20多年地下路線的符號。仰融戴上了一頂特殊而且脫不下的紅帽子。

確實，這頂特殊的紅帽子曾經給仰融及華晨帶來過特殊利益。有媒體查證，1999年3月，華晨曾經在幾天之內火速成立了珠海華晨控股。在極力保持了多年的低調之後，仰融突然調轉槍口殺回國內，很明顯是沖著國內的資本布局而來。1999年3月，正是中國證券市場5·19行情發生的前夜，是中國證券市場政策發生根本性轉折的關鍵時刻。如果這不是巧合的話，那就只能證明，仰融及華晨的消息已經準確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仰融在國內的根基由此可見一斑。

不過，到今天，仰融恐怕要為當初的決策後悔了，真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這就好比在一個巨大的老鼠倉上下錯了注。在一次接受記者採訪時，仰融曾經提到他與寶馬董事長相談甚歡，他將這種彼此投緣歸結為他們的共同之處：用自己的錢心疼。但現在看來，仰融對華晨的產權歸屬還是過於樂觀了。

在中國證券市場上，還有許多如仰融的地下金融家。這其中包括我們熟悉的這個系那個系，也包括許多我們可能完全不知其姓名的厲害角色。雖然這些人都聲稱他們有這樣和那樣的實業基礎，但明眼人看得很清楚，他們實際上都是地地道道的金融家。這固然是中國大量民營企業一直以來的基本生存狀態，但就真正的實業基礎以及財務狀況而言，他們大概很難與仰融的華晨相提並論。以此判斷，他們面臨的處境絲毫也不好於仰融。不過對於這些地下金融家們，目前真正的危險可能在於，如果不能迅速地從制度上舒緩中國中下層的民生痛苦，他們就可能淪為洶湧民意的發泄對象和短期鎮痛措施的犧牲品。

在中國的文化中，反腐敗從來就是被指向個人，而不是制度的。目的是犧牲個人而保護制度性利益。雖然這些金融家們一直是這種制度性利益的受益者，但他們應該悟到，混亂的時代可能成就他們於一時，也完全可以置他們於非命。因為在這個時代中，法律的執行可能完全取決於形勢的需要，取決於關鍵人物的好惡，甚至取決於檯面下的私相授受。

現在，在我們還未來得及看清仰融的真實容貌時，我們卻看到了他遠去的背影，像一名神秘的過客，也恰如我們這十多年。

管金生及同行們。

與仰融們不同，管金生代表了中國證券市場上的另外一類人物。他們有體制賦予的合法的金融家身份，但卻在從事體制外的邊緣金融事業。或者換句話說，他們從事的是未被體制明確規定界限的所謂創新工作。這可能是這類金融家們獨特的工作風險。問題的關鍵還在於，這些金融家們不僅是在從事業務創新，而且實質上也是在從事某種體制創新。他們的行為具有鮮明的跨體制特色。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究竟是以體制內的原有規範來界定他們的行為，還是以體制外的規範來判別他們的罪與非罪，就成為一個非常困擾的問題。因為，在一個全面失范的體系中，我們已經失去了統一的評判標準。

將他們定義為罪犯是非常容易的，將他們塑造成英雄也同樣容易，實際上，不光是他們，我們所有人都處於這樣一個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時代。這不僅是我們這些評判者所面臨的困境，更是這些當事人所面臨的困境，在體制中如囚徒般無力的管金生們的人生掙扎由此而來。

管金生，男，1947年5月19日生。

碩士文化程度，原上海萬國證券公司總經理，1997年2月被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受賄等多項罪名判處有期徒刑17年，現被關押於上海非常有歷史的提籃橋監獄。從1995年5月19日被逮捕時算起，管已在高牆中度過了9年。

9年，中國證券市場已經天翻地覆，大多數人也早已經忘記管金生。只有在申銀萬國證券公司這個奇怪名稱的背後，我們才能依稀看到管金生當年的崢嶸歲月。看到今天的中國股市，不知管金生會想些什麼？惟願他已經心如止水，畢竟他還有數年的鐵窗生涯。到那個時候，管將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一切都將與他無關，甚至包括生命。

有業餘的堪輿專家曾經對我說，管金生面相不佳，遂有327之禍。不過，在管金生的悲劇中，我們看到的更多的卻是有跡可尋的體制局限，而不是亂力怪神的無情捉弄。無論從哪個角度講，327都是一場賭局。但這場賭局的發生並不是管金生個人可以左右的。當人們無力左右制度的時候，我們往往容易將災難歸咎為當事人的性格缺陷。但可以肯定，這只是對制度一種慣有的綏靖。

具體到327，我們可以問，如果管金生即將輸掉的20億元人民幣不是國有資產，管金生還會如此狂熱嗎？如果萬國當時的決策權不是管金生一人獨攬，而是有較為健全的治理結構，萬國會在一夜之間輸得乾乾淨淨嗎？如果…無須所有的條件都一一齊備，只要一條具備，管金生與萬國的結局就可能大相徑庭。雖然，我們很難排除在這場災難性賭局中，管金生個人性格所起的作用，但人之所以為人，就是因為他有缺陷。體制應該盡量限制這種缺陷，而不是放大這種缺陷。但很顯然，在327事件中，我們看到的是後者。

進一步說，如果將體制缺陷及個人性格共同造成的災難，完全歸結為個人責任，則肯定是出於對制度的無知和人性的險惡。當然，從327管金生失控的表現中，我們發現，管既不是一個好的行政官員，也遠遠不是一個稱職的金融家。

他僅僅是一個與時代同步被時代局限的亂世英雄。但這並非都是管金生的錯，他不過是被時代推上了這個位置。不過，對於管金生來說，最滑稽的可能是他的罪名。誰都知道，管是由於327所導致的巨大虧損而惹禍的，但他的罪名卻是受賄及挪用公款，如此張冠李戴，也難怪管金生不服。管金生在庭審中的姿態很能夠說明他對這次判決的態度：他堅持不請律師，也不接受法院指定的律師。

在中國證券市場短暫的歷史中，管金生和萬國無疑象徵著一個時代，接下來的是君安和張國慶時代。然而，這又是一個短命的時代。

在1996年發起於深圳股市、時間接近2年的牛市中，張國慶率領的深圳君安證券公司大出風頭，一舉奠定中國證券市場的霸主地位，人稱君安時代。但無論從哪個角度看，所謂君安時代，都只是中國證券市場江湖上的一種名不副實的傳說。實際上，據君安知情人稱，在1995年年底，君安已經發生巨額虧損，財務狀況極端惡劣，接近破產邊緣。

在這個意義上，96年並不是君安發動了行情，而是行情挽救了君安。而在這個也許是中國證券市場最大的牛市之後，君安的財務狀況也沒有根本好轉，這一點，在君安後來與國泰合併時提供的審計報告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諷刺的是，這與5·19行情之前以及今天中國券商的情況極其相似。也許有些人會覺得奇怪：大牛市的利潤到哪裡去了？其中原因其實非常簡單，大牛市的利潤都通過證券公司這個洗錢機器被轉移了。所以，君安時代不過是中國證券市場資產大挪移的一個段落，而君安作為一個新銳券商，也只能是這個魔術舞台上的布罩。

談君安不能不談到張國慶。張國慶，湖北人，出生於1956年，曾任人行深圳分行證券管理處處長。這個與仰融一樣有著謎一樣身份的人物，在1992年創辦君安證券公司，並擔任總經理。其後，君安在張國慶的領導下，成為國內最具創新意識的券商，一時領風氣之先。對於君安的背景，坊間傳說甚多。

以至於有人將君安兩字不無附會的拆解為軍隊（君）和安全部（安）。雖然對這種猜測我們根本無法確證，但君安股東中的確有軍隊單位。這也多少證明，這種猜測並不完全是空穴來風。有海外媒體曾經報道，君安出事後，中國國家審計署有關工作人員在前往深圳君安核查賬目時，曾經遭到該公司具有部隊身份的保安人員的阻攔、扣押和強行驅逐。而君安公司在業務上與軍隊公司之間的頻繁交往，也可以作為該公司複雜背景的一個佐證。但不管君安背景如何複雜，它依然帶有轉型期中國企業普遍具有的那種暗箱特徵。這種暗箱特徵在下面的一個例子中可以看到。

筆者的一位朋友曾經在君安總部的財務部門任職。當時君安一位高層人物曾非常神秘地託付這位朋友保管一個他的個人股票賬號。於是，這個賬號便成為這位女士觀測老鼠倉動靜的一個重要窗口。但奇怪的是這個賬號很少有動作。有一天，這個賬號終於有了動作，這位女士馬上興沖沖地跑來告訴我們。但讓諸位老鄉掃興的是，這隻股票不僅不動，而且每天放量小跌。其時，97年的行情已經接近尾聲。這個時候大家才最終明白，君安高層以一個當時最翻新的方式讓大家吃了套，老鼠倉變成了老鼠套，而真正的老鼠倉是決不會讓你看見的。雖然君安在當時的券商業務上有不少創新，但君安在私下的創新也實在不遑多讓。

不過，最能體現君安創新意識的，還是張國慶在處理產權方面的技巧。如果說管金生犯的還是純粹國有企業的錯誤的話，那麼，張國慶的失誤，就更加具有某種與時俱進的特徵--一種在管金生之後越來越流行的公私合營企業的錯誤。導致君安出事的直接原因是，張國慶及楊駿等君安高層通過一系列複雜的股權操作，將君安裝入了自己的口袋。這最終引爆了君安之變。然後，張國慶失蹤（一說為被捕），楊駿及多名君安高層被捕。

不知張先生今日無恙否？如果他今天能夠重戰江湖，他一定是中國證券市場大大的紅人，因為他當初對君安的操作，正是現在中國證券市場如火如荼的MBO。

不僅有人做了，而且還有更多的國有企業正準備做。在這一點上，張國慶絕對是中國吃MBO螃蟹的第一人。可惜的是，張先生這一口吃早了兩三年。短短几年，政策已經面目全非，張國慶有一萬個理由感嘆自己的運氣太差。一位張國慶早年的司機曾經告訴本人，張國慶很相信面相，也憑面相提拔過君安的多位高層。相信經過君安之變，張國慶恐怕要靈魂深處爆發革命了，對體制無常之痛也當刻骨銘心。

在寫作此文時，有朋友告之，張國慶等人已經出來了，也不知是真是假。但君安高層出事已經多年，一直不見正式的審判或釋放的消息，倒是頗為蹊蹺。看來，中國證券市場依然在黑箱中徘徊。

如果張國慶真的獲得了自由，那麼他曾經的同事，湖北證券董事長陳浩武的命可要差得多。陳在2001年6月已被檢查機關提起訴訟，罪名鐵板定釘：受賄。不管金額多少，這個罪名一旦成立，陳浩武恐怕都很難翻身了。雖然20-30萬的金額與陳浩武對湖北證券的貢獻比起來實在不算什麼，也因此有內部員工將陳比作紅塔的褚時健，但既然拿了錢，陳只能自認倒霉。

與中國證券市場許多第一代創業者不同，陳浩武具有典型的學者形象：儒雅、斯文，在湖北當地是一位頗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以著作等身、廉潔奉公、思想新進而著名。據說，正是由於這些原因，陳在證監會也頗能搞得掂，吃得開。更有意思的是，陳還是中國第一位提出要追求陽光利潤的人。以此觀之，陳大概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博士。然而，就是這樣一位1991年39歲時就擔任湖北證券董事長，已經成功規避了種種兇險的讀書人，也最終蹈入了陷阱，不能不讓人感受到這個新興行業無所不在的高風險。

管金生、張國慶、陳浩武代表了中國證券市場不同的時代，不同的路數，但卻不約而同地踏入了同一條河流。那麼，他們的後來者呢？

中國很有智慧的經濟學家謝平先生曾經將1997年之後劃分為中國金融改革的第三階段，並將此階段的核心內容明確定義為整頓金融秩序，防範金融風險。但僅從證券市場的情況看，這個風險似乎越防範越大，公正和透明的秩序離我們還非常的遙遠。亞洲金融危機雖然使我們半夜驚醒，但我們卻服下了一顆安眠藥。顯然，我們並沒有因為危機而早起。5·19直到今天的事實表明，中國證券市場還遠遠沒有走出混亂的年代，在這個亂局中冒險闖蕩的老老少少的金融家之中，恐怕還會出現更多的管金生、張國慶、陳浩武。

而今天中國券商比之從前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艱難時世，實際上已經充分暗示：中國金融家的失蹤和陣亡名單還會成批量地增加。

體制內：政治的金融朱小華出事後，一位在港的紅籌公司老總稱：我們活在刀鋒上。

1996年11月，朱小華赴港履新，出任光大集團第三任董事長。

對這位年僅47歲，但已經具有中國金融系統完整履歷的技術官僚來說，光大可能是他更上層樓之前的最後一次外放。雖然他還是一名地地道道的體制內官員，但香港畢竟給了他更大的個人發揮空間，所以，他要利用在光大的機會，放手一搏。然而，朱小華沒有料到，光大之任，竟成為他仕途及職業金融家生涯的最後一程。

1999年7月，朱小華回到北京，一下飛機即被中紀委雙規。其時，朱在光大董事長任上不足三年。此後的朱小華如人間蒸發一樣杳無音訊。

2002年8月，事隔3年之後，朱小華失蹤之謎終於塵埃落定。一則2002年8月15日發自新華社的消息稱：近日，中央紀委、監察部通報了中國光大(集團)總公司原董事長朱小華嚴重違紀違法案件的查處結果。經黨中央、國務院批准，中央紀委、監察部決定給予朱小華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隨後的幾天中，朱小華案以超級速度開庭審理。朱小華被控犯有受賄罪，且數額特別巨大。

有知情者描述庭審情景時稱：朱小華在法庭上神智清楚，表情平靜，並全力反駁對他的指控。但起訴書上的一句數額特別巨大已經明確無誤地顯示，朱小華已無回天之力。這意味著，中國金融界又一顆耀眼新星就此隕落。當然，他並不是最早隕落的一個。

朱小華，浙江鄞縣人，1949年出生。1966年17歲時下放北大荒。1977年回上海，進入上海銀行系統，正式開始他的職業金融生涯。與當時所有被耽誤了大學之夢的年輕人一樣，朱小華一邊工作，一邊開始進入上海財經學院夜大上學。朱小華這個不起眼的夜大學歷，在博士如林的中國金融新秀中，顯得格外奇特。

不過，這也顯示了朱小華與眾不同的基層經歷。的確，朱小華是從基層一路打拚上來的。他曾經做過人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所的副所長（實際上最初只有3個人），然後是處長，再然後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成為上海人民銀行的副行長。正是在這個副行長任上，朱小華時來運轉，開始了他從一個地方官員躍升為中央級官員的關鍵轉折。

此後，朱小華進入了他作為一個候補閣員必要的儲備及快速升遷時期。他先是出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經濟部副部長，以增加必要的海外閱歷（朱曾經擔任過上海人民銀行外匯管理處的處長），然後於1993年7月直接升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並於1994年年初開始兼任外匯管理局局長。很顯然，取得這個位置意味著，朱小華已經成為當時政府中最重要的成員之一。

朱小華的噩夢始於光大任上。光大，作為最老牌的紅籌公司之一，其人事關係之複雜、資產質量之低下，可謂水深浪急。本人一位在光大任職的同學，曾經參與過光大內部一個資產及人事摸底的臨時小組。在了解過一些情況後，他非常堅決地放棄了後來的機會。在問到其中原因時，他只說了一句話：光大這個地方，水太深。由此可見，雖然在香港，朱小華面對的環境約束，一點都不比他呆過的其他地方好。其風險程度甚至遠甚從前。而對於香港這個市場，朱小華雖然也有出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經濟部副部長的短暫歷練，但這畢竟還是一個陌生之地。但朱小華還是出手了。

在短短的一年多時間中，朱小華在光大展開了一系列的併購活動，擴張勢頭十分迅猛。其勢洶洶，頗有讓光大脫胎換骨的味道。時值香港回歸前後，炒家借勢發力，光大系股票扶搖直上，成為紅籌股中最熱門的炒作對象。一時間，朱小華變成紅籌公司當之無愧的形象代言人。有香港媒體更直接將此歸納為所謂朱小華熱。一個事實可以證明朱小華當時在香港炙手可熱的顯赫。九七前後，筆者一直呆在深圳，印象中經常可以在香港各大電視台節目中看到朱小華和光大系的新聞。

從專業角度講，無論是快速併購還是股市熱炒，朱小華已經捲入了一場很不理智的亢奮。而從政治角度看，朱小華這種惹眼的出鏡活動就更加不合時宜。有趣的是，在內地多年的職業生涯中，朱小華一直是以克己、低調著稱。雖然他思想活躍，但決不激進和張狂。一個真實的故事可以證明朱小華這種謹慎作風和良好的風險控制意識。90年代早期，上海股市初創，但已經相當狂熱。就在即將離任之際，朱小華在《上海證券報》上發表文章，直指股市市盈率過高。

文章一經發表，股市即告大跌，惹得當時主管的副市長直接詢問此事。一位親歷過此事件的朋友回憶說，直到現在他還嘆服於朱的理論說服力。而在那個時代的上海股市，能夠保持如此清醒頭腦的人恐怕就更加少見。據說，在光大的朱小華變得十分霸道，這種形象與他早年同事印象中的謙和、平易，似有天壤之別。然而，經過多年艱苦跋涉，險峰在即的朱小華已經顧不上那麼多了。

很明顯，在香港，朱小華已經變成了另外一個人。我們很難判斷，朱小華在香港的高調作為，究竟是出於一個金融家的金融理念，還是出於一個政府官員的政治理性。不過，在中國，哪怕是一個純粹的技術官僚，大概也很難把持住自己的政治衝動，而這種衝動，已經徹底淹沒了朱小華作為一個職業金融家應有的穩健立場和風險控制意識。

現在已經非常清楚，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朱小華在光大的衝動表現，都是他整個人生中的一個致命的敗著。在這裡，我們彷彿又看到了管金生的影子。於是，同樣的災難剎那間降臨。不過，從朱小華的災難中，我們看到的，更多的不是一個優秀金融家的夭折，而是一個活生生的關於人的悲劇。朱被雙規之後，其妻任佩珍在逃往美國後自殺，其在美國念書的女兒朱蘊受到極大打擊，精神幾近崩潰。一封我們認為可以採信的家書，可以更真切地讓我們感受到這個個人悲劇的徹骨。下面是朱小華在獄中給女兒的一封信。

朱蘊：

我想你是收到了我的傳真。聖誕節到了，馬上又是千禧年，這是一個值得慶祝的日子。今天通過傳真算是寄張聖誕卡，和你說上幾句話。總之，我是十分想念你的。希望你能愉快地度過節日和休假。你也應該向長輩們問候一下。利用假期，你應再把功課好好溫習一下，以迎接最後一個學期的學業。什麼也不要多想，最後的衝刺要抓好，不要半途而廢。我一直強調，自己的前途在自己手裡，不是別人的恩賜或受誰的庇蔭。我不會再給你壓力，只要你能以正常的狀態投入，問題是不大的。

我的身體和精神均好，請不要挂念。

聖誕節和新年快樂!爸爸。

以朱小華獄中度日、生死茫然的絕望境況，尚能對女兒的學業督促得如此嚴厲，看得出朱的確是一個事業企圖心極強的人物。但惟其如此，我們才更能夠感受到人性偉大和溫暖的力量。一句我是十分想念你的，雖然充滿克制，但卻悄悄流露出了朱小華作為一個人的、難以泯滅的舐犢之情。而這，可能已是維持朱小華及朱蘊父女在這個世界上繼續走下去的惟一精神臍帶。這當然是一個悲劇，一個關於人的悲劇。無視這個悲劇，一個民族的精神、制度離開文明的距離就相當遙遠。

將朱小華與十惡不赦的腐敗分子聯繫起來是非常簡單的，但這隻能表明我們民族的健忘。因為朱小華這個名字所隱喻的，是一個異常龐大的群落。且不論這十幾年中國金融系統如過江之鯽的失蹤、入獄人員，僅與朱小華同一級別的年輕高官，就還有王雪冰、李福祥、段曉興等多人。

王雪冰，1993年出任中國銀行行長時年僅42歲，比朱小華升任同一級別時還年輕兩歲。雖然出身工農兵學員，但風雲際會，使王雪冰有機會很早就來到紐約這個世界金融中心。由於其在紐約表現出了傑出的交易員才能及長袖善舞的交際能力，遂得以步步高升，直至中國銀行行長。在2000年轉任中國建設銀行行長兩年多之後，王雪冰被撤職。無疑，王雪冰的人生已經就此斷送。

李福祥，曾經與王雪冰在中國銀行共事，1998年45歲時即擔任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2000年在北京一家醫院跳樓自殺。雖然官方對李的死亡事件未有任何公開披露，但絕大多數觀察家認為，李的自殺與某些複雜的經濟案件有關。

相信，隨著中國嚴重金融問題的逐漸暴露，還會有更多的人被添入這個名單。

與我們前面列舉的所有人物不同，朱小華、王雪冰、李福祥代表了這十年來中國金融家中另外一批截然不同的人。他們身在體制內，決定性的人生經驗都在體制內完成。這就決定了，雖然他們都有某種專業背景，但本質上仍然是官員，而不是金融家。所以，這批人的腐敗，就絕不僅僅意味著金融家的腐敗。

在絕大部分時候，我們看到，他們的失足與其他官員並沒有什麼兩樣。赤裸裸的貪污、受賄和瀆職成為他們身陷覆轍最具標誌性的原因。雖然在某些特殊場合，我們不能排除這些金融人才倒霉的其他因素，但無論如何，他們總是被人抓住了把柄。

許多外國觀察家在對中國金融家表示同情的時候，總是認為導致這些人最終掉進陷阱的原因，是因為他們作為金融家的收入太低。但他們究竟是金融家，還是政府官員？這顯然是一個極大的問題。在中國，很多規則都是模糊不清的，微觀到鑒別一個金融家的身份。這經常被許多人稱之為中國人在20年改革中所表現出的獨特智慧。然而，看看這些金融家們的悲劇，你能相信，這是真的嗎？

導致這些金融官員翻船的另外一個原因是，雖然身為金融官員，但這批體制內的金融人實際上相當缺乏必要的市場磨鍊。一旦進入真正的市場，他們的許多理論錯覺就會經受到市場的嚴峻挑戰，作為一個行政官員對市場的極度不適應癥狀隨之而來。朱小華在香港的失敗，就是一個生動的例證。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很難將朱小華們看作真正的金融家。

如果朱小華們不是真正的金融家，那中國還有金融家嗎？是的，只要你去看看中國國有銀行的現狀，你就會發現，那裡根本就沒有誕生金融家的土壤。在那裡，中國的銀行更像是一個行政機關，而不是一個商業機構。它們的行為更多的是出於政治考慮，而不是商業考慮。

這種尷尬實際上也深刻反映了，中國核心金融體系的改革，在十多年中，並沒有取得明顯的進展，完全不值得認真評價。其中所蘊含的巨大風險，並不是犧牲一批甚至是一代金融人所能夠化解的。當然，我們願意相信，金融改革的遲滯並不是金融本身造成的，隱身於金融體制之後的，還有更具壓迫性的體制力量。但願，朱小華、王雪冰等將是中國金融改革拂曉前的最後一批罹難者。而實際上，朱小華們--這批因改革而聲譽鵲起的年輕金融家們，如流星般地紛紛墜落，已經急切地尾聲還是引子：不期然跳出的歷史

證監會一個出其不意的公告又一次將我們拉回了海南。顯然，歷史並不願意就此了斷，它是有記憶的。這種頑強的記憶力可能出乎許多人的意料之外。

2002年9月7日，證監會不動聲色地發布了關於大連證券停業整頓公告，這則公告稱：鑒於大連證券有限責任公司嚴重違規經營，為了維護證券市場及金融秩序穩定，保護投資者和債權人的合法權益，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和國家有關規定，決定會同遼寧省及大連市人民政府成立停業整頓工作組，自即日起對該公司實施停業整頓。2002年9月7日《上海證券報》。

這是中國證監會開始行使關閉證券機構權力之後，在一個月之內關閉的第二家證券公司。不過，不要以為這是剛剛過去的那次股市崩潰的後果，實際上，這是我們在為中國證券市場更早的歷史買單。由於中國證券市場中的許多大鱷都是從這段混亂的歷史中走出來的，證監會在發布公告時的低調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對於如此事關重大的事件，證監會甚至超乎尋常地選擇了指定媒體的很不起眼的位置。不過，在這種低調中，我們還是看到了中國金融監管部門表現出的巨大不安。畢竟，歷史並不能輕易繞過。

與鞍山證券相比，大連證券的關閉恐怕更加意味深長。因為，大連證券的大股東--華銀信託，更能夠反映這十多年中國金融體制外生成的全貌，它幾乎參與了從信託到證券的所有歷史。

華銀信託，全稱為海南華銀國際信託投資公司，主要股東為華遠集團、中國金融學院以及中國銀行北京分行，1989年1月12日開業。在90年代早期，華銀信託一度是中國證券市場上主力的代名詞，兇悍名聲如雷貫耳，其主事者也是海南信託業聲名顯赫的聞人。以至於市場一有行情，便有人猜測為華銀所為。

90年代中期之後，華銀在公開媒體上突然選擇了低調，但私下裡，華銀在證券市場中仍然兇猛如常。看得出，這種低調是刻意選擇的。然而，再低調，也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據知情人稱，華銀信託2001年11月被關閉後，一座潛伏多年的巨大冰山開始浮出水面，大連證券及仰融的華晨不過是其最早撞翻的兩艘船。大連證券及華銀信託雖然直到今天才翻船，但禍根早在90年代中期即已經埋下。

知情人表示，華銀信託及大連證券早年涉及大量的國債賣空事件，多年來資金鏈一直緊繃，資產質量之低下非外人能夠想像。不過，經歷過1995年國債回購市場崩潰的人，對事件牽涉的資金規模及內幕應該心領神會。令人奇怪的是，許多親身參與者一直擔心的清算和審判居然沒有發生。然而，正當在那場崩潰中積累了巨大財富的人們以為，時間即將徹底塵封這段往事的時候，歷史不期然跳到了我們的面前。在那場崩潰後，一些人銷聲匿跡，靜悄悄地離去，一些人改頭換面，繼續在這個市場上廝殺，並成為鼎鼎大名的莊家。

但如此大的資金流動，如此大的財富再分配畢竟有跡可尋。作為一直浸淫於這十幾年中國金融改革灰色操作地帶的代表，華銀可能正將一部隱秘的歷史帶到世人面前。我們無意指責任何當事人，更不願意看到有人為此付出牢獄甚至生命的代價。因為，在我們看來，他們只是一個混亂時代的必然產物，是附著在某種制度上的一個人格化符號。但是，歷史既然無法迴避，我們就不應該繼續保持緘默，否則，被清算的就是我們自己。就中國改革的全民族反思而言，現在，可能僅僅是歷史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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