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革命與內戰》第五章 共和國控制區的雙重政權狀態

第五章共和國控制區的雙重政權狀態

在叛亂被粉碎的地方，失敗的不只是叛軍。叛亂軍隊與武裝的人民群眾的衝突，把夾在中間的國家政權給碾碎了。原有的政權機關已經徹底失去了權力，掌握權力的是街頭的各種武裝組織，它們在打退叛軍後，馬上就著手進行最迫切的任務：肅清殘餘叛軍、鞏固後方，以及維持生存。誠然，共和國政府依然存在，在左翼記者所謂的「忠誠區」[1]，也沒有出現一個公開同共和國政府對抗的革命政權。但希拉爾內閣只能控制馬德里周圍一帶，它還能夠存在的主要原因，不是因為它採取了什麼行動，也不是因為它還享有什麼威信，而是因為各個工人組織：政府必須通過工總的聯絡與通信系統，才能同其它的忠誠區保持聯繫；社會黨執委會已經把海軍部設為自己的長期辦公地點，不管部長普里耶托就坐鎮在那裡。

但是，在街頭和政府之間，逐漸出現了各種新的權力機關，它們擁有真正的權力，並且往往自稱與街頭和政府都保持著密切的關係。它們就是遍布各地的無數委員會，實際上它們已經取代了原先的地方政府和省政府。它們構成了新的政權，並且正在以最快的速度，把革命的力量組織起來，處理最重大的任務：一個是短期任務，即繼續戰爭；另一個是長期任務，即在社會革命的高潮中恢復生產。

西班牙的危機吸引了不少外國記者和激進分子前往西班牙，在他們眼中，西班牙呈現出了一派非凡的景象，對立雙方既讓人困惑不解，又顯得光怪陸離，但都令人眼花繚亂。她正在經歷一場革命，將軍們發動叛亂，本來是為了阻止革命，反倒激起了革命。革命在剛開始時處於守勢，現在它開始轉入反攻了。成千上萬的人，對它做出了千差萬別的自發反應，在這種情況下，膚淺的、對革命不懷好意的觀察家只會看見一片無政府的混亂狀態，他們無法理解這種現象背後的深意：既然工人主動承擔起了保衛自己的責任，他們也就掌握了自己的命運，新的政權也就隨之誕生了。

巴塞羅那就是這種革命形勢的象徵。弗蘭茨·波克瑙是一個專業的觀察家，他認為巴塞羅那是「蘇維埃西班牙的堡壘」——按照「蘇維埃」這個詞的本來意義，他的意思就是說，巴塞羅那就是工人代表會的西班牙。其實，巴塞羅那不僅是一個幾乎全部居民都是工人的城市，它現在還是一個由工人掌權的城市：工人在城裡隨處可見，在街頭，在建築物門口，在蘭布拉大道[2]上，到處都是肩扛步槍、腰挎手槍、穿著工作服的工人[3]。國民警衛隊的三角帽不見了，幾乎沒有人穿制服，資產階級和鄉紳都不見了：據說，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不鼓勵」戴帽子。工人組織接管了夜店、酒店與豪華旅館，把它們改成了人民食堂。以往常見的乞丐也都不見了，工會辦的福利設施正在照料他們。所有的汽車都插上了旗子，畫上了各種各樣的標誌，塗上了各個工人組織的縮寫。無論在哪裡，都能看見樓房、咖啡館、商店、工廠、有軌電車和卡車上貼著告示，表明該建築或該物「已被人民收歸集體」或「已收歸全勞聯」。各政黨和工會紛紛佔據了大型現代建築、旅館或右翼組織的總部，把它們改成了自己的辦公樓。每個組織都有自己的日報和廣播電台。除了已被封閉的大教堂之外，所有的教堂都被付之一炬。內戰仍在繼續，它每晚都在吞噬新的犧牲者。布洛什寫道：「蘭布拉大道過著雙重的生活。白天，這裡隨處可見鮮花，隨處可聞鳥聲，遊人絡繹不絕，咖啡香飄四溢，汽車和有軌電車來來往往。到了黃昏，賣花的小攤販就不見了，賣鳥人也消失了，咖啡館打烊了。天黑以後，蘭布拉大道就陷入了可怕的死寂之中，只有牆邊偶爾會冒出幾個鬼影。[4]」

幾天後，馬德里向法國客人呈現出了另一派景象。當然，馬德里的各個工會和政黨也佔據了漂亮的樓房，並組建了自己的民兵，但街道上很少能見到武裝的工人，幾乎所有的武裝工人都穿著新的制服，這是一種叫做「mono」的藍色連身衣。舊的制服並沒有消失：七月二十七日，官方警察重新開始執行日常勤務。所有的教堂都被封閉了，但都沒有被縱火。馬德里的各種委員會沒有巴塞羅那那麼多，徵收的告示也沒有巴塞羅那多。乞丐仍在街角伸手乞討。豪華旅館和夜店仍在照常營業。迫在眉睫的戰爭阻止了革命的進程。

馬德里和巴塞羅那是共和區的兩個極端，在這兩個極端之間，存在著千差萬別的情況，沒有兩個相鄰的城鎮或省份是完全一樣的。要想更清楚地了解這種情況，就得進行一番細緻的分析。

各種武裝組織的權力

當時有一種現象，雖然各地程度不等，但在整個共和區普遍存在，外國觀察家對這種現象特別關注。外國的大報把這種現象叫做「無政府主義的恐怖」或「紅色恐怖」。從戰勝叛亂那一刻起，工人武裝就開始了血腥的肅清。

而且，在之前的半年裡，暴力衝突已經成為家常便飯，一切都已準備就緒，只等最後的爆發。既讓人畏懼、又讓人渴望的鬥爭，使長久積壓下來的仇恨與恐怖獲得了發泄的出口。每一個人都清楚，鬥爭的結果不是勝利就是死亡，要想贏得勝利，首先就得跨過敵人的屍首。

在共和區，實際上已不存在任何維護法律與秩序的力量，警察部隊已經消失了。警察要麼投靠了叛軍，要麼與工人民兵合併了。從十八日、十九日兩天開始，各地都爆發了總罷工，並持續了至少一個星期：工人拿著武器，從早到晚都在街上遊行。起初只有積極分子才有槍，在攻佔兵營、分發武器後，願意拿槍的人都分到了槍：在馬德里、巴塞羅那、聖塞瓦斯蒂安和馬拉加等地總共發了幾萬支步槍。監獄裡的政治犯都被釋放了，但不少刑事犯也被放走了。沒有了警察，帶著武器招搖過市也不會引人注目，於是各種人渣敗類便趁機大肆作亂。

所以，觀察家筆下的「恐怖」，其實是一種非常複雜的現象，他們分不清這種現象中的各種因素，而且往往還故意把不同的因素混淆起來。在「恐怖」剛開始的時候，執行者和受害者的數量大體相當，所以此時的「恐怖」無疑是一種自發的運動，是真正的群眾性的恐怖主義。這種「恐怖」是由恐懼而激發的本能反應，是面臨危險時做出的自衛性反射動作，法國大革命中的九月屠殺[5]就是由此引發的；這種「恐怖」既是革命戰爭的要求，也是革命戰爭中無法避免的現象。

在抓獲軍官、國民警衛隊員、長槍黨徒和鄉紳的時候，如果在場的積極分子名聲不夠響，鎮不住場面，或是在場的警察部隊的忠誠度還不夠讓人信服，保護不了他們的時候，他們就會被就地處決。

其他一些「恐怖」事件是由危言聳聽的謠言和集體恐懼心理而誘發的：馬德里群眾在得知叛軍在巴達霍斯進行大屠殺的消息後[6]，又聽信了監獄中發生俘虜暴動的謠言，便攻佔了模範監獄[7]。凱波·德·利亞諾通過塞維利亞廣播電台發表的講話，使群眾心中產生了一種不健康的疑神疑鬼的心理，他們又被七月二十七日的轟炸所激怒，便攻佔了馬拉加監獄，處決了裡面的叛軍俘虜。這種「恐怖」既是一種預防手段，又是對革命行動的鞭策。民兵在擊敗叛軍、奪回村鎮後，急於繼續推進，沒有多少時間來鞏固後方，所以他們只能用一種方法，那就是系統地肅清後方，把所有階級敵人統統當作「法西斯分子」，不經審判就立即消滅。杜魯蒂縱隊在抵達弗拉加（Fraga）後，就處決了三十八個所謂的「法西斯分子」：一個神父、一個大地主、一個律師和他的兒子，以及所有的富農。在某些人看來，把舊制度下的統治階級的每一個人，都從肉體上消滅，就能為真正的革命創造條件。這種「恐怖」也是與內戰和革命密不可分的。

在叛亂後的幾周里，城鎮遭到了類似的行為的威脅，但這種行為更有組織性，它叫做「夜間處決」[8]。它總是按照相同的套路進行的：保衛委員會或警戒委員會選好目標後，就在晚上派武裝人員把目標綁走，架出城外，在某個偏遠的地方殺掉。在這種政治報復中被殺的有教士、大老闆和小老闆、政客、資本家和各式各樣的反動派：以前曾跟工人組織作對的法官、警察、獄警、姦細、僱傭殺手；也有人純粹是因為他們的政治名聲或社會地位而被選為目標的。而且，「階級界線」也不等於工人就能獲得充分的保護：在巴塞羅那就有一些工人活動家遇害了，比如工總旗下的碼頭工會的總書記、被全勞聯斥為「碼頭惡霸」的共產黨人德西德里奧·特里利亞斯[9]；以及工總西班牙—瑞士（Hispano-Suiza）工廠分會的主席。

這種氛圍自然會助長個人報復、乃至單純的盜竊、搶劫和謀殺等罪行。也許是出於這個原因，此前曾策划過夜間處決的各個政黨和工會，才會轉而反對這種行為，並開始「組織」鎮壓。由於此類罪行在傳統上往往被歸咎於無政府主義者，為了公正起見，有必要指出：一位重要的無政府主義者茹安·佩洛一直在《自由報》（Libertad）上譴責犯下此類罪行的人「躲在革命運動背後……藉助這種形勢來逃脫懲罰」，他還呼籲，「為了革命的榮譽」，「必須制止夜間處決的行為」，「嚴懲那些為殺而殺的人[10]」。在此期間，全勞聯巴塞羅那分會的一位幹部、餐飲工會總書記費爾南德斯（Fernández）出於私怨而報復殺人，被全勞聯就地處決，以儆效尤[11]。

針對天主教會的恐怖

火燒、劫掠修道院與教堂，以及逮捕並處決教士，是早期的一種突出現象，對此必須從另外的角度來加以分析。據說，人們通常是為了報復教會才這麼乾的，而且有不少例子可以證明這一點：在巴塞羅那，許多叛亂分子躲在教堂里負隅頑抗；在費蓋拉斯（Figueras），教士躲在大教堂里，向工人射擊；到處都有狙擊手躲在宗教建築裡面，向外面打冷槍。

但是，反對天主教會的運動，絕不僅僅是混亂時期的應激反應。當然，有少數教堂遭到了竊賊的洗劫。但在大多數案例中，從教堂中搜出來的財寶，被用於資助初期的革命活動：赫洛納（Gerona）的民兵從比克（Vic）的大主教官邸里搜出了價值一千六百萬比塞塔的珠寶，並把這批珠寶交給了中央委員會。

革命者經常把死人的屍體和遺骨挖出來，舉行駭人的展覽，這種行為已經遠遠超出了單純的報復，其實，這種可怕的行為之所以發生，是因為這些死人生前就被革命者當成最壞的敵人，就算他們已經死了，革命者也要讓他們不得安寧。西班牙工農槍斃教士、燒毀教堂，不光是為了消滅他們的敵人，消滅敵人權力的象徵，也是為了一勞永逸地使西班牙擺脫愚昧與壓迫——在他們看來，教士和教堂就是愚昧與壓迫的全部象徵。當過部長的巴斯克人曼努埃爾·德·伊魯霍是一個狂熱的天主教徒，他的話可作為佐證：「人們燒毀教堂，並不是要表達反宗教的情緒；他們只是用這種方式來反對國家，我大膽地說一句：人們燃起衝天的黑煙，不過是在祈求上帝關注人間的不公。[12]」

各種委員會的權力

法國工會活動家羅貝爾·盧松曾在八月初訪問西班牙，他描寫了自己在越過國界之後的經歷[13]：

「您剛剛走過國界，就被一隊武裝人員攔住了。他們是什麼人？工人。他們是民兵——也就是穿著日常服裝，卻拿著步槍或手槍的工人，胳膊上的標誌表示他們的職務，或是表示他們代表著哪一個政權……他們能夠決定……是否放您進去，還是帶您去見『委員會』。

「管事的委員會設在鄰村，他們在這裡行使一切權力。委員會負責行使日常的市政職能，並組建當地民兵，給民兵提供武器、食物和住房，費用由全體居民分擔。進出城鎮都需要他們批准；他們還能關閉法西斯分子的商店，徵收生活必需品。他們毀壞了所有教堂的內飾，還在教堂門口貼出告示：教堂已經『收歸自治政府所有』，可用作人民設施。」

在西班牙共和國控制區的所有城鎮與大部分鄉村，都成立了同樣的委員會，它們各有各的名字：人民委員會、戰爭與保衛委員會、執行委員會、革命委員會或反法西斯委員會、工人委員會、公安委員會。它們全都是在指導人民抗擊軍事政變的行動達到高潮的時候成立的。這些委員會的產生方式五花八門。在鄉村、工廠和工地，人們有時會舉行全體大會，選出委員會，不過有的選舉進行得比較草率。這些委員會都很注意吸收所有政黨和工會參加，哪怕它們是在革命之後才成立的，這是因為委員會既代表著全體工人，又代表著所有工人組織的總和——有許多地方在選舉委員會時，都要「達成共識」：某個工會由誰來代表，誰來代表「共和派」，誰來代表「社會黨」。在不少城鎮里，當地最積極的分子馬上就自己組成了委員會。有的時候，全體選民會從每個組織中各挑選一人，再由被挑中的人組成委員會；更常見的做法是：各個組織先進行內部投票，選出本組織的代表，或是由各政黨和工會的當地委員會任命本組織的代表，再由各個組織的代表組成委員會。委員會在成立之後，很少會舉行更大範圍的投票，讓自己的人選獲得承認；不過，雷里達的革命委員會在成立後，倒是搞了一個由城裡各政黨和工會的代表組成的「立憲會議」，並向立憲會議負責，使自己得到了立憲會議的承認。但是，「基層」委員會只能控制到村莊委員會或行業委員會。在更高的層次上，各個組織的意志就壓倒了基層委員會的意志。

各地的委員會的人選都不一樣。不少地方只是簡單地給原先的人民陣線委員會增加了幾個工會的代表。在一些社會黨執政的城鎮，委員會是由原先的市議會再加上全勞聯領導人而構成的。在加泰羅尼亞，以及從叛軍手中奪回的部分阿拉貢地區，有許多委員會的委員全部是全勞聯—伊無聯或自青聯的活動家，不過，城鎮里的委員會往往由工總、艾斯凱拉、統社黨、統工黨、全勞聯和伊無聯的代表組成。但在雷里達，統工黨把所有曾支持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專員、反對工會的共和派都趕出了委員會，這樣一來，委員會就只限工人組織參加了。有的委員會是按照比例來分配各個組織的席位的，有的委員會則給每個組織都分配相同數量的席位。不過，更常見的做法，是按照各個組織在工業中的實際力量對比來分配席位。社會黨在桑坦德、米耶雷斯和薩馬·德·蘭格雷奧的委員會中佔據多數，但每個礦區的政治面貌都不一樣。北方所有的委員會都被巴斯克民族主義黨控制著，只有畢爾巴鄂委員會例外，它由巴斯克民族主義黨和社會黨組成。無政府主義者掌握了希洪和昆卡。社會黨和共產黨以工總的名義參加了馬拉加的委員會，並逐漸把委員會的控制權從全勞聯手中奪了過來。在瓦倫西亞，每個工會有兩名代表，而每個政黨只有一名代表。在卡斯蒂利昂（Castellón）的委員會裡，有十七名全勞聯代表、七名工總代表，沒有社會黨和共產黨的代表，但共和派與統工黨各有七名代表。在加泰羅尼亞，除了薩瓦德利（Sabadell）和雷里達之外，所有的大城鎮的委員會都被全勞聯—伊無聯控制了[14]。

儘管各種委員會有著不同的名字、來歷和構成，但它們全都有一個共同的基礎特徵。在叛亂之後的幾天里，它們全都掌握了地方上的一切權力，接管了立法和行政職能，它們在自己的轄區內擁有說一不二的決定權，不僅可以處理眼前面臨的各種問題，比如維持法律和秩序，控制物價等，還能處理當時的各種革命任務：將工業社會化或收歸工會管理；剝奪教會、「叛亂分子」或大地主的財產；把土地分給金屬工人或集體開發土地；沒收銀行；將住宅收歸市政府管理；組織發布各種書面或口頭的消息；組織教育；組織福利工作。格蘭迪索·穆尼斯[15]給這種委員會起了一個吸引人的名字：「管理委員會」，不管在哪裡，只要成立了「管理委員會」，它就會以工人武裝為基礎，建立起自己的權力，並迫使舊政權的專業機關的殘餘人員——有時候是國民警衛隊和突擊警察，還有大小官員——服從它的命令，不管他們是否願意。西班牙共產黨領袖赫蘇斯·埃爾南德斯是當時最堅決地反對委員會的人之一，但是，他卻對委員會的權力作出了最高的評價：「委員會是一種惱人的、隱蔽的、無形的政權，它沒有明確的職能，也沒有公開的權力，但它卻像真正的政府一樣，通過無情的專政，行使著無可爭議的權力。[16]」

儘管委員會是地方上的真正政權，但在地區一級，卻有多個權力機關，它們各有各的來歷，有的能夠與其它權力機關和平相處，也有的與其它權力機關相互對抗。

加泰羅尼亞反法西斯民兵委員會

誕生

七月二十一日，巴塞羅那的戰鬥結束後，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把控制了街頭的革命派找去開會。無政府主義領袖桑蒂利安描寫了這一事件：「我們幾天沒睡覺、沒刮過鬍子，樣子就跟那些有關我們的傳奇故事裡講的一樣，我們就這樣帶著武器，去了加泰羅尼亞政府。自治政府的幾個成員臉色蒼白，不停地發抖，會談時阿斯卡索不見了。陪同我們前來的戰士們湧進了政府。[17]」孔帕尼斯主席向他們道賀：「你們自己打退了法西斯軍隊，所以你們已經成了本市和加泰羅尼亞的主人……你們勝利了，你們已經控制了一切。如果你們不需要我，不要我這個主席，只要一句話，我就很樂意成為反法西斯鬥爭中的一個小兵。而在面對法西斯主義的時候，只有死亡才會使我讓出這個職位，如果你們願意相信我這番話，那麼我本人、或許還有我黨的同志、我的名聲和我的威望，都任你們使用……[18]」

孔帕尼斯主席顯然沒有多少選擇的餘地。正如他的副手米拉維特列斯[19]在幾周後寫的一樣：「叛亂之後的兩三天里，任何正規的公共力量都已不復存在，而在巴塞羅那也沒有了軍隊，反法西斯民兵委員會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誕生的。國民警衛隊和突擊警察的消失是它能成立的另一個原因，因為國民警衛隊和突擊警察與人民武裝並肩作戰，打得非常兇猛，他們已經成了群眾的一部分，與群眾保持著密切的聯繫。[20]」

工人武裝、巴塞羅那街頭成立的委員會與城鄉的管理委員會掌握著真正的權力。據柯莫雷拉所述，社會黨和共產黨曾向孔帕尼斯主席建議，組建「自治政府民兵」，同全勞聯和統工黨的民兵爭奪街頭的控制權[21]。孔帕尼斯沒有同意：他認為雙方力量相差懸殊，而且，在這一時期，就像他說過的那樣，共和國政權在加泰羅尼亞就剩下他本人以及他的「名聲和威望」了。共和國政權的命運，共和國政權能不能在以後的幾個月里得到恢復，完全取決於群眾是否需要他的服務。結果，全勞聯的領袖同意繼續合作。全勞聯地區委員會在前一天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最後決定：No hay comunismo libertario,primero aplastamos a la facción.（現在還不是建設自由共產主義的時候；我們首先得粉碎叛亂。）他們同意了孔帕尼斯的建議。桑蒂利安對他們的決定做了這樣的評論[22]：

「我們本來可以保持獨立，我們本來可以廢除自治政府，代之以真正的人民權力，而無人敢違抗我們，但我們不相信專政：它的實踐違背了我們的原則；我們不想要專政：實行專政必然會損害別人。以孔帕尼斯主席為首的自治政府依然存在，而各種人民的力量，將會在民兵中自我組織起來，把解放西班牙的鬥爭進行到底。加泰羅尼亞反法西斯民兵委員會就這樣誕生了，我們使它代表了政治、自由與工人的方方面面。」

組成與作用

在主席辦公室隔壁的房間里，各個組織的代表召開了會議，並立即成立了加泰羅尼亞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員會（Comité Central de Milicias Antifascistas de Catalu?a），其中溫和派的代表有：艾斯凱拉三人、拉巴塞雷協會[23]一人、加泰羅尼亞行動[24]一人。建黨過程尚未正式完成的加泰羅尼亞統一社會黨有一名代表，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也有一名代表。伊比利亞無政府主義者聯合會的代表是桑蒂利安和奧雷利奧·費爾南德斯[25]，全國勞工聯合會的代表是加西亞·奧利維爾、阿森斯[26]和杜魯蒂，杜魯蒂在幾天後被馬爾科斯·阿爾孔[27]代替。儘管加泰羅尼亞的工總會員只有全勞聯的十分之一，但它也有三名代表[28]。

這個委員會的初步組成有點奇怪。全勞聯在加泰羅尼亞擁有非常雄厚的力量，孔帕尼斯也剛剛承認了它的全面勝利；而工總在加泰羅尼亞的力量則薄弱得多，但全勞聯卻給了工總同樣多的代表席位。加西亞·奧利維爾認為，全勞聯純粹是出於慷慨才這麼做的[29]，果真如此嗎？桑蒂利安則認為，全勞聯之所以這麼做，是希望做出一個政治姿態，在它力量比較薄弱的地方，以此換取同樣的對待[30]，真的是這樣嗎？在這件事上，這兩個因素確實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此外，在革命初期，統工黨與全勞聯的競爭開始浮出水面，在這種情況下，給加泰羅尼亞共和派四個代表席位、給工總三個代表席位、給統社黨一個代表席位，可以使全勞聯獲得很大的迴旋餘地，這正是無政府主義領袖所樂見的。統工黨在中央委員會裡處於絕對少數，而在加泰羅尼亞其它重要的權力中心，它的處境要好得多。還有，正如桑蒂利安指出的，中央委員會的構成方式，是由全勞聯—伊無聯決定的。

中央委員會是各政黨與工會的領袖協商與妥協的結果，政府也通過法令，正式承認了它，既然它是在這種情況下誕生的，它也就成為了一個混合式的組織。在中央委員會的例會上，有四名政府代表參加，他們以政府的名義行動，這使中央委員會在某些方面，顯得像是政府的一個附屬機構，一個得到授權的臨時合作委員會。實際上，它在巴塞羅那同各個政黨與工會的領導層保持著聯繫，但在巴塞羅那城外，它的基礎是由各級管理委員會（即地方上的革命政權）組成的，同時它也是地方革命政權的最高表現形式。桑蒂利安對此進行了明確的描寫[31]：

「在加泰羅尼亞，反法西斯民兵委員會是唯一的、眾所公認的實際權力。自治政府依然存在，我們也尊重自治政府，但是，由勝利與革命的力量所創造出來的權力，是人民現在唯一服從的權力，因為經濟革命與政治革命就是人民的勝利。」

實際上，中央委員會無所不管，桑蒂利安對此解釋道：「反法西斯民兵委員會既是在後方建立革命秩序的機關，又是一個進行戰爭準備、培養指揮員的武裝組織，還是通信與通訊、糧食與服裝、經濟組織、立法行動與司法行動的學校，它包羅萬象，管理一切：將工業轉入戰時狀態、宣傳、與馬德里政府的關係、幫助一切戰鬥中心、與摩洛哥的關係、在可用的土地上耕作、衛生、監視海岸與國境，方方面面，不分大小，全都要管。我們要給民兵和他們的家屬發津貼，給戰士的遺屬發撫恤金；簡單來說，我們只有十幾個人，卻得完成政府需要用一個昂貴的官僚機構才能完成的任務。反法西斯民兵委員會既是陸軍部，又是內務部，還是外交部，它還要指導經濟與文化領域的同類機關的工作。[32]」

中央委員會是一個兼具立法權與行政權的政治機關，它下面的各種工人委員會和專項執行委員會很快就干起了各個政府部門的工作。總書記處負責行政工作，兼管宣傳，這個部門的領導人是年輕的艾斯凱拉領導人、前極左派活動家扎烏姆·米拉維特列斯。總書記處下設：民兵組織委員會，由桑蒂利安領導；負責軍事行動的作戰委員會由加西亞·奧利維爾領導；運輸委員會由工總的杜蘭·羅塞利（Durán Rosell）和全勞聯的阿爾孔領導；糧食委員會由拉巴塞雷協會的茹塞普·托倫茨[33]負責；調查委員會由伊無聯的奧雷利奧·費爾南德斯負責，這個委員會其實就是內務部；軍事工業委員會由加泰羅尼亞左派共和黨的茹塞普·塔拉德利亞斯[34]負責。在這些委員會下面又設立了其他部門，比如由統工黨的工會活動家艾爾瓦斯（Hervas）擔任書記的教育標準委員會，以及負責統計、軍需、審查、報紙與廣播、地圖測繪和專業學校等技術事務的各個部門。中央委員會是在工人革命中誕生的工人政府，它採用了必要的組織結構。

瓦倫西亞的權力衝突

此時，瓦倫西亞的形勢仍不明朗。駐軍與罷工工人仍在對峙，而由馬丁內斯·巴里奧領導的共和國政府代表團試圖用共和國政府的合法權力，來壓服罷工工人的權力，它想儘快讓工人解除對軍營的包圍，回去工作，使一切回歸正常。七月二十一日，它試圖勸說人民執行委員會的代表：駐軍是忠誠的，請停止罷工吧。但是，此舉卻造成了強烈的不信任感，因為大家都知道：馬丁內斯·巴里奧、莫拉將軍和瓦倫西亞駐軍指揮官蒙赫將軍都是共濟會會員。人們懷疑馬丁內斯·巴里奧曾在七月十九日的最後幾個小時——也就是他的總理任期的最後時刻——企圖同叛軍達成妥協。瓦倫西亞已經進入起義狀態，軍官和教士不敢上街，人民執行委員會把工人巡邏隊和正規警察混合起來，在街上巡邏，到處都在進行著激烈的討論。七月二十三日，艾斯普拉以共和國政府代表團的名義，下令解散人民執行委員會，並接管省長的職權，又成立了一個諮詢委員會，邀請每個政黨和工會各派一名代表參加。人民執行委員會發生了分歧：全勞聯、社會黨、工總和統工黨不願接受政府的最後通牒。左派共和黨與共產黨認為：既然共和國政府代表團是合法政府在瓦倫西亞的代表，人民執行委員會就應該樹立一個遵守紀律、服從合法政府的榜樣。

最後，人民執行委員會拒絕了最後通牒。人民執行委員會的主導力量——全勞聯—工總聯合罷工委員會決定：出版一份叫《全勞聯—工總》的日報，在與糧食有關的行業實行復工，並由工會組織保障糧食的供應，但共和國政府代表團已把糧食供應的工作轉交給了市政府。共和國政府代表團仍在同駐軍進行談判，而工人每天都在舉行示威遊行，要求駐軍出發，同叛軍交戰。

在馬德里，內務部長向全勞聯總書記安托納保證，瓦倫西亞駐軍是可靠的，最起碼是中立的。但他卻沒有把此前承諾的武器交給全勞聯。全勞聯馬德里分會便把自己的機槍和步槍運往瓦倫西亞，並把巴塞羅那送來的武器發給了新組建的民兵。瓦倫西亞駐軍仍然守在各個兵營裡面，封鎖了兵營入口，並保持沉默。人民執行委員會揚言要進攻兵營，但最後還是沒有下達命令。此時，叛軍進犯特魯埃爾的可能性越來越大，人民執行委員會便建議，把工人民兵與國民警衛隊按三比一的比例混合起來，前去增援特魯埃爾，這引發了新的爭端：共和國政府代表團堅決要求，混合部隊中工人民兵與國民警衛隊的比例應為一比三。在增援特魯埃爾的路上，國民警衛隊在拉·普維夫拉·德·巴爾維爾德（La Puebla de Valverde）伏擊了民兵，然後投靠了叛軍。

此後，各種事件接連發生。兵營中發生了起義：在罷工的第二周，帕特爾納（Paterna）的工兵團在法夫拉[35]中士帶領下，舉行了起義，粉碎了軍官的叛亂陰謀。每天都有士兵攜帶武器逃出兵營，參加民兵，使民兵的隊伍日益壯大。但在七月二十七日，全勞聯—工總聯合罷工委員會還是下達了在運輸業之外的一切行業復工的命令，。但是它失算了：工人不願服從這個命令，反而繼續罷工。全勞聯和工總堅持己見。人民執行委員會成立了一個三人小組，由全勞聯的洛佩斯（López）、工總的特洪（Tejón）和青年中尉貝內迪托（Benedito）組成，準備在八月一日進攻軍營。七月三十一日，塞維利亞廣播電台宣稱瓦倫西亞駐軍已發動叛亂，控制了瓦倫西亞。其實，瓦倫西亞駐軍有三個團確實發動了叛亂，但這三個團的士兵在民兵的幫助下，舉行了起義，制止了叛亂。駐軍被解除了武裝，涉嫌叛亂的軍官被逮捕和審判，士兵被遣散；民兵接收了駐軍的武器。政府讓步了：共和國政府代表團被解散了，人民執行委員會的權力獲得了承認，人民執行委員會主席阿林[36]上校出任省長，不過這只是對現狀的追認罷了。

此後，人民執行委員會很快就控制了全省，它在各方面發揮的作用，都與加泰羅尼亞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員會相同。安德烈烏·寧在瓦倫西亞的一次集會上，稱讚它是「列萬特的無產階級革命政府」。它設立了一個擁有全權的經濟委員會，並組建了幾個民兵縱隊，把這些縱隊派往各條戰線作戰。它的公共秩序委員會、司法委員會、農業委員會和財政委員會被人們當作「政府部門」。在馬丁內斯·巴里奧手下當過陸軍部長的米亞哈將軍，後來被希拉爾任命為瓦倫西亞督軍[37]，他曾向馬丁·布拉斯克斯（Martín Blázquez）少校坦白：在人民執行委員會的軍事負責人貝內迪托中尉面前，他就像「年輕中尉的傀儡」一樣軟弱無力：米亞哈將軍代表的是虛幻的共和國政權，而貝內迪托中尉代表的是新生的「蘇維埃」政權[38]。

其它的革命政府

西班牙其它地方的政權由其它的機關接管了。阿斯圖里亞斯的礦區城鎮和鄉村被工農委員會控制了。阿斯圖里亞斯出現了兩個對立的省級權力機關，一個是由全勞聯的塞貢多·布蘭科領導的希洪戰爭委員會（Comité de Guerra de Gijón），另一個是設在薩馬·德·蘭格雷奧的阿斯圖里亞斯人民陣線委員會（Comité del Frente Popular de Asturias），由社會黨人岡薩雷斯·佩尼亞和阿馬多爾·費爾南德斯[39]領導。兩個委員會都設有軍事委員會、運輸委員會、糧食供應委員會與衛生委員會：按照阿斯納爾[40]的說法，在九月里，薩馬·德·蘭格雷奧的委員會只用六天時間就能發動二萬人。兩個委員會在九月合併為戰爭委員會[41]，這個委員會設在希洪，但由社會黨人貝拉爾米諾·托馬斯領導。

桑坦德成立了一個享有全部權力的戰爭委員會，它設立的各種委員會起到了政府部門的作用，社會黨控制了這個戰爭委員會。但無政府主義者有時候不願服從戰爭委員會主席胡安·魯伊斯[42]的命令。

從七月二十日開始，公安委員會（Comité de Salud Pública）逐漸控制了整個馬拉加地區。警衛委員會負責鎮壓，工人委員會負責衛生與糧食供應，婦女委員會負責難民問題。公安委員會的武裝巡邏隊逐步吸收了忠於共和國的國民警衛隊。它有足夠的權力，可以阻止屠殺監獄裡的囚犯。八月十八日，德拉普雷寫道：「工人與民兵委員會掌握著這裡的一切權力。省長不過是橡皮圖章，他就像一個無力的吉倫特派，在雅各賓派面前瑟瑟發抖，而跟西班牙的雅各賓派相比，我們法國的雅各賓派簡直就是小巫見大巫。[43]」公安委員會在九月正式成立，它跟真正的政府一樣，擁有陸軍部、內務部、司法部和徵收部。公安委員會主席、社會黨人、教師弗蘭西斯科·羅德里格斯[44]被任命為省長：事實上的政權獲得了法律上的追認。

阿拉貢地區的革命政權最有獨創性。我們上面講過，阿拉貢地區的全部共和軍軍官都參加了武裝叛亂。加泰羅尼亞民兵收復了大片的阿拉貢鄉村，並在每個村莊都推行了激進的革命措施。政府和國民警衛隊要麼已經逃走，要麼已被消滅，村民就召開全體大會，審判「法西斯」俘虜，並選出委員會，管理全村的事務，委員會得到了武裝民兵的支持。因此，大部分的村委員會基本上都是由無政府主義者組成的，甚至還有全部都是無政府主義者的情況：他們是絕對不可能與已被徹底消滅的共和國政權合作的。十月初，各城鎮與鄉村的委員會的代表來到布哈拉洛斯（Bujaraloz），在杜魯蒂的司令部召開了大會，選出了一個保衛委員會[45]，全部由無政府主義者組成，主席為華金·阿斯卡索[46]，他把委員會設在弗拉加。這個委員會得到了各支無政府主義縱隊的領袖的同意，在阿拉貢擁有最高權力：它代表著阿拉貢地區所有的委員會，因此，它是西班牙唯一一個由地方委員會聯合組成、並由地方委員會授權的地區政權機關。在它成立後，共產黨馬上猛烈抨擊它是一個分裂性的、「加泰羅尼亞民族主義的」機關，過了幾個月，它才得到共和國政府的承認。它也是存在時間最長的革命政權機關。

巴斯克地區的特殊現象

巴斯克地區的情況，與西班牙其它地區大不一樣。巴斯克民族主義黨在這裡擁有絕對優勢，它反對七月十九日的武裝叛亂，並在幾天後參加了人民陣線。

但是，各個工人政黨與工會的活動家正在全西班牙發動革命，而巴斯克民族主義黨的目標與它們可以說是南轅北轍，這給它們的合作造成了巨大的困難。巴斯克民族主義黨狂熱地擁護天主教會與財產制度，它很快就與人民陣線中的大部分「盟友」發生了直接衝突。為了反擊叛亂，整個巴斯克地區都成立了保衛委員會，而這些保衛委員會同時又是抵擋革命的堡壘。巴斯克民族主義黨的領袖曼努埃爾·德·伊魯霍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七日的《民族報》（La Nación，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一家日報）發表文章，準確地指出了他的黨當時面臨的困難：「資本主義專政的極端政黨組建了『呼嘯兵』，而無產階級專政的極端政黨組建了民兵，我們從一開始就落後了。」而且，由於巴斯克民族主義黨在所有的委員會中都擁有多數席位，所以它要求得到「公共秩序專員」這一職位，以便「在後方維持紀律與尊重」[47]。於是，吉普斯科亞委員會的公共秩序委員下達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停止夜間處決，並在銀行面前設置警衛，保護財產。巴斯克民族主義黨為了維持法律與秩序，保護財產，成立了自己的部隊——巴斯克民兵；這支部隊由薩塞塔[48]少校指揮，士兵都是從巴斯克民族主義黨的積極分子當中招募的，隨軍牧師在這支民兵中有很重要的地位；他們揮舞著巴斯克旗，說巴斯克語。在幾周的時間裡，工人在攻佔洛約拉兵營後繳獲的武器，幾乎都被他們要走了。

共和國政權在巴斯克地區瓦解了，但取代它的並不是革命政權，新政權是一個捍衛財產與教會、極具巴斯克民族特色的資產階級政權，它一面保衛巴斯克的自由，組織防禦，抵擋叛軍；另一面又成功地鎮壓了內部的革命運動[49]。九月中旬，巴斯克民族主義黨領導層決定邁出關鍵的一步：成立一個由它控制的巴斯克地區政府[50]。

新的國家機關的輪廓

起初，大部分委員會都兼管一切事務，並不專管某一方面的業務。委員會或村民大會同時身兼審議機關、法庭、軍事委員會的職務。工農武裝負責警戒、巡邏、監視、徵收、逮捕與處決。但是，專業的機關很快就出現了，大一點的城鎮都有了專業化的機關。

首先出現的是執行治安職能的部隊——革命的法律與秩序必須得到維護，一方面要同革命的敵人鬥爭，另一方面也要阻止那些利用革命趁火打劫的人，制止盲目的恐怖。忠於共和國的國民警衛隊與突擊警察受到了嚴格的整頓；但人們還是不太相信他們，大型城鎮的委員會都成立了專門負責監督舊警察、組建新警察的部門。在巴塞羅那，由奧雷利奧·費爾南德斯領導的調查委員會擁有審理控訴、調查取證、組織搜查與逮捕嫌犯的權力。它逐漸控制了各個工會與政黨手下的治安部隊。馬拉加的警戒委員會負責在後方組織恐怖，而在其它地方，這個工作是由公共秩序委員會或治安委員會（各地叫法都不一樣）負責的。

專門承擔治安職能的民兵部隊也以同樣的方式出現了，這種民兵很快就被叫做「後方民兵」。

在巴塞羅那，無政府主義者阿森斯領導著著名的「治安巡邏隊」（Patrullas de Control），這支部隊是由中央委員會組建的，起初有七百名工人積極分子，後來擴大為一千人，其中一半由全勞聯—伊無聯選派，另一半由其它組織推薦，它擁有最新的交通工具和通訊手段。同樣的部隊還有希洪的治安巡邏隊、雷里達的社會工人旅（Brigada Obrera Social）、卡斯蒂利昂的反法西斯人民近衛軍（Guardia Popular Antifascista）。

儘管無政府主義者極為推崇桑蒂利安所謂的「統一的革命權力」，並對權力的分割深惡痛絕，但專業化的過程依然在司法領域發生了。各地的法院都已被關閉，法官不是被殺就逃走了，於是一大堆「審判員」便冒了出來，而各個委員會全都已經不堪重負。在巴塞羅那，律師桑布蘭卡特[51]帶著全勞聯的一隊民兵，搜查了法院，並把文件和十字架丟出了窗外。他們成立了一個由職業律師組成的司法委員會，成員大部分是左翼律師，這個委員會下達的第一道命令就是遣散法院的全體官員，第二道命令是成立革命法庭。八月上旬，瓦倫西亞、卡斯蒂利昂、雷里達等地都出現了不同形式的革命法庭：審判員、公訴人與審判長均由各政黨與工會推薦的積極分子擔任[52]。革命法庭的判決是嚴厲的，審理程序是簡略的，但辯護權基本上都能得到尊重。革命法庭有時甚至會做出無罪的判決，不管怎麼說，在這方面它總比「夜間處決」要好得多。

民兵

不過，由於內戰仍在進行，新軍隊的建設就成了最重要的任務。總之，新的政權機關就是為了滿足這方面的要求而產生的。

民兵是各政黨與工會奮戰的成果，它首先是各政黨與工會的武裝組織。每一支民兵的名字都表明了它的出身：有的是行會的名字（Artes Graficas[繪圖]、Madera[木頭]），有的是政治標誌（工總有「卡巴耶洛」縱隊與「明晰」縱隊，統社黨有「卡洛斯·馬克思」[53]縱隊，統工黨有「列寧」縱隊與「毛林」縱隊，艾斯凱拉有「馬西亞」[54]縱隊和「孔帕尼斯」縱隊）。

七月二十四日，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員會在巴塞羅那組建了第一個縱隊，它有三千名戰士，指揮員是杜魯蒂，副指揮員是佩雷斯·法拉斯少校。這個縱隊唯一有組織的戰鬥力，是由一些裝備了迫擊炮和機槍的士兵組成的。在此之後，以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組建的各個縱隊，實際都處於各政治組織與工會組織的影響之下。代表中央委員會主持民兵工作的桑蒂利安，竭力同民兵中的派性作鬥爭，但他似乎落了下風，而派性往往會導致令人遺憾的後果，各派為了武器和人員爭奪不休，有時甚至會導致流血衝突。瓦倫西亞人民執行委員會帶頭成立了幾支民兵部隊：「鐵縱隊」、「決死隊」（Desperada）、「鋼縱隊」和「幽靈縱隊」，但在瓦倫西亞的民兵當中，政治影響同樣發揮了關鍵的作用。「幽靈縱隊」由社會黨人領導，而「鐵縱隊」是最可怕的無政府主義縱隊。而在馬德里，每個組織都有自己的民兵部隊，唯一能把這些民兵聯繫起來的是政府：它只能盡量給民兵提供最好的補給，民兵的武器和津貼都是由它提供的。各政黨與工會的全國委員會以及全勞聯的中央保衛委員會承擔了組織民兵的工作。左派共和黨組織了「鋼鐵團」，而共產黨組織了後來名聲大噪的「第五團」（Quinto Regimiento），不過當時它還只是一支民兵部隊，與其他民兵沒有多少區別。

民兵的具體兵力是很難估算的。拉巴塞爾估計民兵的戰鬥人員共有十萬人：全勞聯五萬人、工總三萬人、共產黨一萬人、統工黨五千人，此外還有一萬二千名突擊警察、幾百名國民警衛隊、陸軍的約一千名士兵和區區二百名軍官。九月初出版的《全勞聯—伊無聯公報》（Boletín CNT-FAI）指出：在加泰羅尼亞和阿拉貢共有二萬二千名民兵，其中統社黨與工總共二千人、統工黨三千人、全勞聯一萬三千人，剩下的四千人是前國民警衛隊隊員。與此同時，瓦倫西亞向各條戰線派遣了九千名民兵，僅特魯埃爾一地就派遣了四千人。馬德里的民兵剛武裝起來，很快就趕赴前線了，不過，桑蒂利安估計加泰羅尼亞後方民兵仍然擁有六千支步槍，他還承認中央委員會無法進一步加強作戰民兵的力量：統社黨曾把十挺機槍扣在薩瓦德利，杜魯蒂不得不帶上自己的人馬，去把它們「要」過來；正當阿拉貢戰線吃緊的時候，全勞聯—伊無聯的民兵卻把四十挺機槍和幾輛坦克長時間扣在巴塞羅那，不肯把這些武器交給急需它們的阿拉貢戰線。

第一批民兵縱隊的領導人既是政治活動家又是工會活動家。他們當中只有極少數接受過軍事訓練。巴塞羅那的首批民兵領袖都是工人：無政府主義者杜魯蒂、喬維爾和奧爾蒂斯[55]；統工黨的活動家羅維拉[56]、阿克爾和格洛西[57][58]；統社黨的活動家特魯埃瓦[59]和德爾·巴里奧[60]。他們中間夾雜著幾個正規軍人：佩雷斯·法拉斯少校；指揮艾斯凱拉民兵縱隊的佩雷斯·薩拉斯[61]少校；桑蒂利安的技術助理馬丁內斯（Martinez）少校和埃斯科瓦爾（Escobar）上尉，他們是共和國反法西斯軍事同盟[62]巴塞羅那分會的領導人。

陸軍航空兵的巴約[63]上尉指揮了馬略卡遠征軍，而炮兵則由納瓦拉人希梅內斯·德·拉·德拉薩（Jimenez de La Deraza）上校指揮。在民兵的組織工作中，士官發揮了更為重要的作用：在佩雷斯·法拉斯調走後，前中士曼薩納（Manzana）擔任了杜魯蒂縱隊的軍事顧問。少數幾個前來擔任技術顧問的外國反法西斯主義者自然受到了熱烈的歡迎。瓦倫西亞的第一批民兵是由兩位低級軍官指揮的，他們就是國民警衛隊軍官、社會黨人烏里瓦里上尉和貝內迪托中尉；帕特爾納士兵起義的英雄法夫拉中士也和他們一起參加了民兵的組織工作。戈麥斯·卡米內洛將軍負責指揮雷昂的礦工，但他卻被扣押了起來。在阿斯圖里亞斯，岡薩雷斯·佩尼亞手下只有幾個軍官，民兵縱隊是由兩位工人活動家指揮的：米耶雷斯礦工、社會黨人奧特洛（Otero）和金屬工人、全勞聯會員卡洛塞拉[64]。在馬德里，社會黨的第一批民兵是由退役軍官指揮的，這些人當中屬曼加達[65]中校最出名，但連吃幾次敗仗後，他的名聲就一落千丈了。第五團起初只有少數軍官和士官[66]。全勞聯錄用了一些正規軍官：全勞聯的首批民兵縱隊中，有兩個縱隊是由德爾·羅薩爾[67]中校與軍醫少校帕拉西奧斯[68]指揮的。但是，新的軍事領導人也開始出現：建築工人莫拉和西普里亞諾·梅拉當時只有幾周的軍事經驗，但他們也當上了民兵指揮員。馬拉加也出了一位優秀的軍官：阿森西奧·托拉多[69]中校；馬拉加還是民兵贏取聲名的好地方：根據作戰公報，「潘喬·比利亞[70]」支隊曾同「鐵屑」支隊爭奪榮譽。

大部分民兵都不會操作武器，也不知道最基礎的自衛原則。當然，他們也缺少武器和指揮員，所以發動工人參加民兵的工作只能暫時停止：新來的民兵既得不到裝備，也接受不到訓練，更沒有人去指揮他們。此外，不同意識形態的組織建立起來的民兵，性質也都不一樣：無政府主義者的民兵縱隊的指揮員是「政治代表」，由「軍事技術顧問」輔佐他；而社會黨、工總、統工黨和統社黨建立的縱隊，以及共產黨的第五團，是由軍官指揮的，但軍官要受「政治委員」的監督。在加泰羅尼亞，中央委員會曾試圖整編民兵：十個民兵組成一個「小隊」，小隊的領導是由選舉產生的「代表」（delegado）；十個小隊組成一個「百人隊」（centuria），百人隊的領導是「總代表」（delegado general），總代表直接受「縱隊司令」領導。在馬德里，全勞聯的民兵是按照小隊（一小隊二十人）、百人隊、營的編製組建的，縱隊的領導層由各營的代表、保衛委員會的代表與總代表組成。而第五團的軍官和政委理論上是由領導任命的，但利斯特爾[71]聲稱自己是「被選出來的」。所有的縱隊里，士官和戰士的津貼都是一天十比塞塔。民兵不用通過禮節表示敬意，也不佩戴任何軍銜標誌。不過第五團復活了敬禮的禮節，並引以為豪，而且第五團跟統工黨的民兵一樣，喜歡以整齊的隊列行軍，全勞聯的民兵卻故意把隊列走得非常糟糕。

在馬德里，第五團先從組織部隊的骨幹開始著手：它最初的一批士官是通過「紅色救濟會」的領導人招募的。在巴塞羅那，中央委員會命令加西亞·奧利維爾組織「人民戰爭學校」[72]，這個學校每學期招收二千名志願者，他們要在巴庫寧軍營接受速成軍事訓練課程。

一支武裝力量就這樣逐步建立起來了，它擁有高漲的士氣和優秀的巷戰能力，這是誰也否認不了的。它真正實現了「武裝人民」的傳統口號，而在當時，這幾乎是在完全不依靠政府權力的情況下完成的。

國家政權

政府實際上依然存在。希拉爾總理雖然勉強簽發了武裝工人的命令，但是，只要在他還有一點點權威的地方，他就會力爭維護對形式與合法性的尊重，并力圖保存國家機關——如果國家機關已經嚴重受損，無法恢復的話，至少也要保存他個人的合法性原則。當他往東部省份派出由馬丁內斯·巴里奧、魯伊斯·弗內斯和卡洛斯·艾斯普拉組成的共和國政府代表團時，他似乎已經打出了最後一張牌。共和國政府代表團在給馬德里提供給養、在列萬特協助組建民兵、並幫助民兵收復阿爾瓦塞特（Albacete）、進軍安達盧西亞等方面，無疑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在政治鬥爭中，它在瓦倫西亞、穆爾西亞、阿利坎特和卡塔赫納屢戰屢敗。共和國政府代表團解散後，政府幾乎可以說是陷入了一段——用波克瑙的話來說就是——「無所作為的時期」，它只有小心翼翼地滿足各個政黨、工會、各支民兵和各種委員會的要求，才能活下去。

不過，政府依然存在，它首先存在於外國人的觀察中，它竭力向外國人表示：自己仍然是合法性的化身。希拉爾博士曾在八月向瓦倫西亞人民保證：共和國海軍絕不會讓非洲的叛軍登上西班牙本土，增援本土的叛軍；但僅過了四十八小時，他就不得不屈從於外國的壓力，下令艦隊撤離丹吉爾海岸。政府通過這種方式，表明了自己在海上的存在，它似乎還對叛亂將軍存有幻想，以為還能同他們達成妥協。七月二十九日，馬丁內斯·巴里奧以共和國的名義鄭重呼籲：「讓那些本不該拿起武器的人放下武器，然後讓我國恢復正常的生活。」次日，普里耶托代表官方發出暗示，政府並未徹底放棄妥協的希望：「為了抵禦國外的敵人，政府軍至今仍未部署到他們應該被部署到的地方。」

在革命後的頭幾天里，共和國政府企圖把馬德里街道的控制權從工人民兵手中要回來，再把街道交給警察控制：政府設計了自己的通行證，想用它來取代工會會員卡和委員會頒發的通行證。政府還試圖重建已遭到重創的警察部隊。在曼努埃爾·穆尼奧斯[73]領導下，保安警察招募了一批可靠的社會黨活動家：它在突擊警察中成立了「黎明巡邏隊」（Escuadrilla del Amanecer），還成立了一支由突擊警察和社會黨活動家組成的「共和國山貓」（Los Linces de la República），這兩支部隊在鎮壓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印刷工人、社會黨員加西亞·阿塔德利[74]被任命為「罪案調查旅」（ Brigada de Investigación Criminal）指揮員，這支部隊很快就出了名，並把名字改成了時髦的「人民偵查民兵」（ Milicias Populares de Investigación）。左派共和黨人薩亞古埃斯（Sayagües）在陸軍部組織了「特別勤務局」（Departamento de Servicios Especiales）。當然，所有這些治安機關，與八月初由各政黨的代表組成的省調查委員會（Comité Provincial de Investigación），還有各黨自己組建的鎮壓機關（這些機關已經開始被叫做「契卡」[checa]了），都是同時共存的，不過它們仍然是政府手中的利器。

軍事方面的形勢則更加困難。政府已經沒有了軍隊。它用一批手槍同馬德里民兵換回了千餘支步槍。七月三十一日，政府發布法令，規定民兵可以憑政黨或工會頒發的證明領取國家津貼，這個法令清楚地表明了政府的脆弱，但它也是政府開始恢復過來的第一個信號。組織民兵與糧食供應的工作，是由各政黨和工會進行的，但它們是以國家的名義進行這些工作的，而在一定程度上還需要得到國家的授權。陸軍部長卡斯蒂利奧[75]將軍在八月七日因住院就醫而辭職；一批共和派軍官、總統衛隊衛兵、各部部長的軍事副官——薩拉維亞[76]中校、梅嫩德斯[77]少校、伊達爾戈·德·西斯內洛斯[78]少校、馬丁·布拉斯克斯少校、迪亞斯—騰德洛[79]少校、科爾頓[80]上尉與休塔特[81]上尉——成立了民兵監察局（Inspección General de Milicias），招募指揮員，並分發裝備；與此同時，他們又構成了一個總參謀部的雛形，各個縱隊的領導越來越頻繁地向它求助。八月四日，「志願營」（batallones de voluntarios）成立了。八月二十日，馬丁內斯·巴里奧再次同魯伊斯·弗內斯共事，這次他們的任務是為志願營徵募兵員。國家希望通過這些方法，重建武裝力量，更加堅決地維護自己的權力。

當然，此時所有的武裝力量都在馬德里城外幾十里的地方陷入了苦戰，首都郊區沒有任何兵力可以保護正在工作的部長不受逮捕。不過，某種連貫性還是得到了維持：政府無奈之下，承認了各種代表會與革命委員會，但它總想把這些機構納入共和國政權的框架內，哪怕只是在紙面上。政府任命阿林為瓦倫西亞省長、任命羅德里格斯為馬拉加省長，這並不會給阿林和羅德里格斯增加一絲權力，也不會給它自己增加一毫權力，但這樣做可以維持某種原則。政府花了一番力氣，任命可悲的米亞哈將軍為瓦倫西亞督軍，然而在代表瓦倫西亞人民執行委員會的「新兵蛋子」貝內迪托面前，米亞哈將軍只能俯首聽命；可是，儘管米亞哈將軍連一輛車子都沒有，但他以督軍的身份駐紮在都督府里，這件事至少可以傳達出一種信息：共和國政府預感到自己的處境會得到改善，所以它要繼續忍耐下去。在加泰羅尼亞，儘管孔帕尼斯主席的黨無疑擁有強大的群眾基礎，但自治政府的實際權力仍然比不上中央委員會。可是，自治政府仍在繼續「下令」組織民兵保衛政府辦公樓，「下令」組織中央委員會——它想把中央委員會變成純粹的「聯絡」委員會，並把中央委員會推薦的人選「任命」為國防部的委員。所有這些法令，無非是對革命權力機關已經做出的決定予以追認，那麼，它們就只是毫無意義的過場嗎？不，這些法令，維持了共和國的合法性的原則。政府管不了事，但它依然存在。

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是最早恢復活動的舊政權機關。八月二日，艾斯凱拉的卡薩諾瓦斯[82]成立了內閣，統社黨有三人入閣：經濟部長柯莫雷拉、糧食部長魯伊斯[83]、通訊部長比迪耶利亞[84]。但是，此舉明顯是在針對中央委員會，全勞聯與統工黨對此作出了強烈的反應；統社黨擔心自己會在工人階級面前名聲掃地，遭到工人階級的孤立，便讓三位部長在八月八日辭職了。

在這段時間裡，在馬德里一帶，只有馬德里政府沒有掌握武裝力量，它下令徵召前三年的預備役士兵[85]，企圖以這些新兵為肌肉，以忠誠的軍官和士官為骨幹，建立起一支武裝力量。除了共產黨之外，所有的工人組織和民兵都對此作出了激烈的反應。卡巴耶洛縱隊聲稱：為了阻止重建正規軍，他們要進軍馬德里。八月二十日的《明晰》直率地聲明：「想用另一種軍隊來取代正在戰鬥的軍隊，並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它們自己的革命行動，這就是反革命的想法。」全勞聯在巴塞羅那召開了有一萬名應徵兵參加的大會，他們投票通過了一個決議：「我們想成為自由的民兵，而不是穿軍服的士兵。軍隊早已證明了它是西班牙的心腹大患，只有人民民兵才能保衛公共自由：要當民兵！不當士兵！」

軍營里的士兵燒掉了花名冊和動員令。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同意將新兵編入民兵。各地的政黨和工會紛紛要求在軍營和新成立的部隊中選出「工人士兵代表會」；正規軍的重建過程剛一開始就遭到了挫折。

兩個政權的首次公開衝突的結果，徹底暴露了希拉爾政府的軟弱。正如胡安·洛佩斯在叛亂爆發後一個半月時寫的那樣：「政權的一切關節都已損壞，沒有一個政治機關還能繼續運轉」；無論是希拉爾，還是孔帕尼斯，都無法「將損壞的部件重新拼好，使政權機關恢復正常，或重建一個新的、集中的國家政權。[86]」

[1] 下文中，Republican Spain（西班牙共和國控制區）一律譯為「共和區」，Nationalist Spain（國民運動統治區）一律譯為「國統區」。——中譯者注

[2] 蘭布拉（La Rambla）大道是巴塞羅那市中心的一條步行林蔭道，全場1.2千米。它是巴塞羅那著名旅遊景點之一。——中譯者注

[3] 所有的工人，不論男女，都和槍支難捨難分，這一情景令所有觀察家大為驚訝。德拉普雷（《西班牙的死亡》，第21頁）就描寫了這樣一位婦女：她從市場回家，一手拿著菜籃子，一手挽著孩子，還背著一支槍。科爾佐夫（《西班牙日記》，第17頁）發現，儘管旅館和娛樂場所都貼有告示，建議大家把槍放在衣帽間，卻沒有一個人把槍放下來。8月8日，他寫道：「工人已經奪到了槍，他們絕不會輕易把槍交出去。」——原注

[4] 布洛什，《西班牙，西班牙！》，第45頁。——原注

[5] 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舉行起義，徹底結束了君主制，革命進入了一個新的高潮。9月2日，普魯士軍隊攻抵凡爾賽的消息傳來，巴黎城內立刻流傳起了獄中的保王黨分子準備舉行暴動的流言。巴黎群眾在義憤之下，從9月2日到7日處決了大批監獄裡的囚犯。——中譯者注

[6] 1936年8月14日，叛軍在佔領巴達霍斯後，屠殺了四千名俘虜與平民，製造了內戰中最大的大屠殺。——中譯者注

[7] 1936年8月22日至23日的晚上，巴達霍斯大屠殺的消息傳到馬德里後，有人謠傳模範監獄裡的長槍黨俘虜準備暴動，憤怒的民兵與市民便前往模範監獄，處決了三十名俘虜，他們大多是著名的右翼組織頭目。——中譯者注

[8] 原文為paseos，本意為「閑逛、散步」。——中譯者注

[9] 德西德里奧·特里利亞斯·馬里內（DesiderioTrillas Mariné，？—1936），早年曾積极參加全勞聯的活動，1924年7月代表加泰羅尼亞工人出席了紅色工會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在普里莫·德·里維拉獨裁時期末期開始參加加泰羅尼亞共產黨的活動，共和國成立後參加了工總。1934年10月參加了加泰羅尼亞起義，1935年當選為社會黨全國委員會委員，1936年7月參與創建加泰羅尼亞統一社會黨。7月30日被無政府主義者槍殺。全勞聯—伊無聯譴責了這起謀殺案，並保證他們會處決任何出於個人動機而殺人的全勞聯會員。——中譯者注

[10] 轉引自布倫南，《西班牙謎題》，第323頁。——原注

[11] 費爾南德斯槍殺了曾向警方控告過他的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原注

[12] 胡貝爾圖斯·弗里德里希·馮·勒文施泰因（HubertusFriedrich von Loewenstein）的報告，《西班牙共和國的一個天主教徒》（A Catholic in Republican Spain），倫敦，維克托·戈蘭奇（VictorGollancz）出版社，1937年，第98頁。——原注

[13] 《巴塞羅那筆記》（Notes surBarcelone），《無產階級革命》（La Révolution prolétarienne），1936年8月10日。——原注

[14] 薩瓦德利的委員會主席是何塞·莫伊克斯（JoseMoix），他曾是「三十人集團」的成員，後來參加了統社黨與工總。雷里達的委員會主席是統工黨的何塞·羅德斯（Jose Roddes），他還兼任公共秩序委員。——原注

[15]格蘭迪索·穆尼斯（GrandizoMunis，1912年4月18日——1989年2月4日），曾參加西班牙共產主義左派，後參加第四國際西班牙支部，參加了1937年五月的巴塞羅那起義，被鎮壓後入獄。法西斯軍隊佔領巴塞羅那時越獄，潛入法國。1940年春流亡墨西哥，二戰後與第四國際書記處產生分歧，1948年脫離第四國際。1951年潛回西班牙國內，組織工人運動，1952年被捕後被判處十年徒刑。1957年獲釋後前往巴黎，繼續在西班牙流亡者中間進行革命活動。——中譯者注

[16] 《黑與紅》（Negro y Rojo），墨西哥城，當代西班牙（EspanaConteporanea），1946年，第233頁。——原注

[17] 桑蒂利安，《戰爭失敗的原因》，第168頁。——原注

[18] 胡安·加西亞·奧利維爾，《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員會》（Le Comite Central des milices antifascistes），引自《混亂之中》，第251頁。——原注

[19] 扎烏姆·米拉維特列斯·納瓦拉（JaumeMiravitlles i Navarra，1906—1988），生於費蓋拉斯，1922年前往巴塞羅那學習工程學，1924年因參加加泰羅尼亞民族主義運動而被捕。出獄後流亡法國。1930年返回加泰羅尼亞，再次被捕，共和國成立後獲釋。1929年參加加泰羅尼亞人共產黨，並隨加泰羅尼亞人共產黨加入工農同盟，1934年退黨，參加了加泰羅尼亞左派共和黨。內戰期間擔任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宣傳委員。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1962年返回加泰羅尼亞。——中譯者注

[20] 《馬德里先驅報》（Heraldo deMadrid），1936年9月4日。——原注

[21] 曼努埃爾·貝納維德斯（ManuelBenavides），《加泰羅尼亞的戰爭與革命》（Guerra y Revolucion en Cataluna），《Luz sobra Espa?a》叢書，第3冊，墨西哥城，EdicionesTenochtitlan，1946年，第190頁。——原注

[22] 桑蒂利安，《戰爭失敗的原因》，第169頁。——原注

[23] 拉巴塞雷協會（Unió deRabassaires），全稱「加泰羅尼亞拉巴塞雷與其他種植戶協會」（Unió de Rabassaires i Altres Cultivadors del Camp de Catalunya），成立於1922年，是加泰羅尼亞地區主要的農民組織。共和國覆滅後被弗朗哥反動政府取締。——中譯者注

[24] 加泰羅尼亞行動（Acción Catalana）已在1931年同加泰羅尼亞共和行動（AcciónRepublicana de Catalu?a）合併為加泰羅尼亞人共和行動（Acción Catalana Republicana），作者這裡指的應該是加泰羅尼亞人共和行動。——中譯者注

[25] 奧雷利奧·費爾南德斯·桑切斯（AurelioFernández Sánchez，1897—1974），無政府主義活動家，1922年參加「團結」小組，在普里莫·德·里維拉獨裁時期曾多次入獄。1936年7月擔任加泰羅尼亞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員會委員，1937年4月至5月擔任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的衛生與社會福利部長。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中譯者注

[26] 茹塞普·阿森斯·吉奧爾（JosepAsens Giol，？—1985），無政府主義活動家，1936年7月擔任加泰羅尼亞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員會委員，主要負責巡邏隊的組織工作，併兼任巴塞羅那工會聯合會（Federació Local de Sindicats de Barcelona）書記、全勞聯加泰羅尼亞地區委員會委員。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中譯者注

[27] 馬爾科斯·阿爾孔·塞爾馬（MarcosAlcón Selma，1902年4月10日——1997年7月6日），生於巴塞羅那，1917年參加全勞聯旗下的玻璃工會，二十年代曾參加多次襲擊行動，並因此入獄。1929年至1932年當選為玻璃工會主席，1931年至1933年當選為全勞聯全國委員會委員，1936年7月接替杜魯蒂出任加泰羅尼亞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員會委員。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積极參加了流亡的無政府主義者的活動。——中譯者注

[28] 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員會的成員為：全勞聯的阿森斯、杜魯蒂與加西亞·奧利維爾；伊無聯的奧雷利奧·費爾南德斯與阿巴德·德·桑蒂利安；工總的何塞·德爾·巴里奧（José del Barrio）、薩爾瓦多·岡薩雷斯·阿爾瓦拉德霍（Salvador González Albaladejo）與安東尼奧·洛佩斯·萊蒙多（Antonio López Raimundo）；艾斯凱拉的阿爾特米·艾瓜德爾（Artemi Aiguader）、扎烏姆·米拉維特列斯與茹安·彭斯（Joan Pons）；統社黨的茹塞普·米雷特·穆斯蒂（Josep Miret i Musté）；加泰羅尼亞人共和行動的托馬斯·法布雷蓋斯（Tomás Fabrègues）；拉巴塞雷協會的茹塞普·托倫茨（Josep Torrents）；統工黨的茹塞普·羅維拉（Josep Rovira）。——中譯者注

[29] 加西亞·奧利維爾，《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員會》，引自《混亂之中》，第255頁。他說無政府主義者拒絕「模仿貪婪吞噬小魚的大魚，那樣只會讓他們不得安寧」。——原注

[30] 他認為：「通過這一表態，我們就可以向世人表明自己同各方進行兄弟般的合作的誠意，而且在西班牙其它地方，以及我們的力量始終不夠強大的地區，我們也可以通過這一表態，來向其他組織表明：只要是曾與我們進行過一定程度的合作、協助我們贏得勝利的組織，都會得到我們的謙讓與尊重，我們希望它們也能投桃報李，給予我們同樣的謙讓與尊重。」（桑蒂利安，《戰爭失敗的原因》，第169頁。）——原注

[31] 同上，第170頁及其後。——原注

[32] 同上。——原注

[33] 茹塞普·托倫茨·羅塞利（JosepTorrents i Rossell，1899—1943），青年時曾參加全勞聯，1931年參加工農同盟，隨後又參加了拉巴塞雷協會，1936年7月代表拉巴塞雷協會參加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員會，1937年當選為統社黨執委會委員。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古巴。——中譯者注

[34] 茹塞普·塔拉德利亞斯·茹安（JosepTarradellas i Joan，1899年2月19日——1988年6月10日），青年時投身加泰羅尼亞民族主義運動，1931年參與創建加泰羅尼亞左派共和黨，併當選為總書記。曾在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內擔任過多個部長職務。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1954年擔任加泰羅尼亞流亡自治政府主席，弗朗哥獨裁政權垮台後，於1977年回國，擔任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主席，1980年卸任。——中譯者注

[35] 卡洛斯·法夫拉·馬林（CarlosFabra Marín，1904—1970），生於切利亞（Chella），16歲參軍。1936年7月任職於第3工兵營。7月29日凌晨，他發現軍官正在密謀投靠叛軍，便率領士官和士兵發動起義，擊斃了企圖叛亂的軍官，控制了軍營。內戰期間曾隨第17混成旅和第26混成旅作戰。共和國覆滅後流亡法國。1970年逝世於聖丹尼。1986年瓦倫西亞的社會黨政府決定將他的遺骸遷回切利亞。——中譯者注

[36] 埃內斯托·阿林·普拉多（ErnestoArín Prado，1875—1937），步兵上校，曾參加共和國反法西斯軍官協會（Unión Militar Republicana Antifascista）。1936年7月擔任瓦倫西亞人民執行委員會主席，並擔任省長。——中譯者注

[37] 督軍（Gobernador Militar）負責管理和指揮一省的駐軍，併兼管該省的治安。米亞哈曾在1936年8月底出任瓦倫西亞督軍。——中譯者注

[38] 何塞·馬丁·布拉斯克斯（José Martín Blázquez），《全面內戰》（Guerrecivile totale），巴黎，德諾埃爾出版社（Les éditions Deno?l），1938年，第201頁。——原注

[39] 阿馬多爾·費爾南德斯·蒙特斯（AmadorFernández Montes，1894—1960），1909年參加社青團，曾擔任阿斯圖里亞斯礦工工會（Sindicato de los Obreros Mineros de Asturias）主席，1934年10月起義失敗後流亡法國，1936年回國。內戰爆發後，參加了阿斯圖里亞斯人民陣線委員會，負責內務與司法。隨後參加了阿斯圖里亞斯與雷昂省際委員會。1937年10月阿斯圖里亞斯淪陷後流亡國外。——中譯者注

[40] 曼努埃爾·阿斯納爾·蘇比加萊（ManuelAznar Zubigaray，1893年11月18日——1975年11月10日），西班牙記者、歷史學家。1916年曾參加巴斯克民族主義黨。在一戰期間當過戰地記者，併當上了《太陽報》主編。內戰爆發後投靠弗朗哥反動派。曾擔任弗朗哥獨裁政權駐聯合國、摩洛哥、阿根廷和多明尼加大使。——中譯者注

[41] 這個委員會的正式名稱為「阿斯圖里亞斯與雷昂省際委員會」（Consejo Interprovincial de Asturias y León），於1936年9月6日由希洪戰爭委員會與阿斯圖里亞斯人民陣線委員會合併而成，1937年8月24日改組為阿斯圖里亞斯與希洪最高委員會（Consejo Soberano de Asturias y León）。——中譯者注

[42] 胡安·魯伊斯·奧拉薩蘭（Juan RuizOlazarán，1901年2月3日——1999年3月23日），生於桑坦德，當過侍者。他是社會黨在坎塔布里亞（Cantabria）地區的主要活動家之一。內戰爆發擔任桑坦德戰爭委員會主席，並在1937年2月8日創立桑坦德、帕倫西亞與布爾戈斯省際委員會（Consejo Interprovincial de Santander, Palencia y Burgos），擔任主席。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中譯者注

[43] 德拉普拉，《西班牙的死亡》，第70頁》——原注

[44] 弗蘭西斯科·羅德里格斯·羅德里格斯（FranciscoRodríguez Rodríguez，生卒日期不詳），教師、社會黨員，1936年10月11日至12月13日任馬拉加省長。——中譯者注

[45] 這個委員會的正式名稱叫「保衛阿拉貢地區委員會」（ Consejo Regional de Defensa de Aragón），1936年10月6日正式成立。委員會最初設在弗拉加，1936年12月以後遷往卡斯佩（Caspe）。保衛阿拉貢地區委員會在1936年12月23日得到了共和國政府的正式承認。1937年8月11日解散。——中譯者注

[46] 華金·阿斯卡索·布德里亞（Joaquín AscasoBudria，1906或1907—1977），生於薩拉戈薩，當過建築工人，青年時參加全勞聯。他是弗蘭西斯科·阿斯卡索的堂弟。內戰爆發的時候，他在巴塞羅那，後隨杜魯蒂縱隊在阿拉貢戰線作戰。保衛阿拉貢地區委員會成立後擔任主席。委員會被共和國政府下令解散後，於8月19日被捕。獲釋後流亡國外。——中譯者注

[47] 聖塞瓦斯蒂安的兵營被攻佔後，全勞聯的戰士控制了街頭。曼努埃爾·德·伊魯霍寫道：「我們實際上已經淪為這些洛約拉的劫掠者的俘虜……都被全勞聯控制了。」（轉引自利薩拉，《巴斯克與西班牙共和國》，第53頁。）——原注

[48] 坎迪多·薩塞塔·埃切維里亞（KandidoSaseta Etxeberria，1904年12月13日——1937年2月23日），陸軍軍官，內戰爆發後擔任巴斯克民兵指揮官，1937年2月23日在指揮共和軍進攻叛軍陣地時陣亡。——中譯者注

[49] 伊魯霍本人提出了「兩線作戰」的概念（利薩爾薩，同上，第95頁）：不僅要同「叛軍」交戰，還要同「後方的極端分子」戰鬥。——原注。

[50] 拉爾戈·卡巴耶洛出任總理後，阿爾瓦雷斯·德爾·巴約建議曼努埃爾·德·伊魯霍參加政府，曼努埃爾·德·伊魯霍對此寫道：「正當我們以革命的方式籌建尤斯卡迪自治政府的時候，我接到了入閣的邀請，讀者不難想像我當時有多麼驚訝。」（同上，第81頁。）——原注

[51] 安赫爾·桑布蘭卡特·薩拉諾瓦（ángelSamblancat y Salanova，1885年5月1日——1963年2月24日），生於格勞斯（Graus），曾為多家共和派、自由派甚至無政府主義報紙當過編輯。內戰爆發後擔任巴塞羅那革命法庭審判長。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中譯者注

[52] 雷里達的革命法庭完全由工人組成，其中三分之一由統工黨推薦、三分之一由工總—統社黨推薦、三分之一由全勞聯—伊無聯推薦。審判長是全勞聯會員拉洛卡（Larrocca），公訴人是統工黨黨員佩雷格林（Pelegrin），兩人都是鐵路工人。——原注

[53] 西班牙語人名「卡洛斯」（Carlos）與德語人名「卡爾」（Karl）是同源詞。——中譯者注

[54] 弗蘭塞斯克·馬西亞·柳薩（FrancescMacià i Llussà，1859年9月21日——1933年12月25日），加泰羅尼亞獨立運動領袖，1932年12月至1933年12月任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主席。——中譯者注

[55] 安東尼奧·奧爾蒂斯·拉米雷斯（AntonioOrtiz Ramírez，1907年4月13日——1996年4月2日），14歲參加全勞聯木工工會，1932年擔任木工工會主席。1936年叛亂爆發後曾參與鎮壓巴塞羅那叛亂，並率領民兵四處征戰。1937年4月至9月任第25師師長。1938年7月逃往法國。1939年2月被法國政府拘留，納粹德國入侵法國後被遣送至阿爾及利亞，盟軍進攻北非後獲釋，志願參加法軍，曾隨法軍參加過多次戰役。二戰結束後移居拉丁美洲。1987年返回巴塞羅那。——中譯者注

[56] 茹塞普·羅維拉·卡納爾斯（JosepRovira Canals，1902—1968），生於工人階級家庭，13歲開始當泥瓦工。曾因拒絕參加里夫戰爭而流亡法國。1933年參加工農同盟，1934年當選為工農同盟執委會委員。工農同盟與西班牙共產主義左派合併為統工黨後擔任統工黨執委會委員。1936年7月18率領統工黨的民兵鎮壓了叛亂。7月21日當選為加泰羅尼亞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員會委員，8月率領民兵在阿拉貢作戰。後來擔任第29師師長。1937年6月16日被共和國政府逮捕，7月初獲釋後擔任統工黨地下執委會委員。1938年10月再次被捕，弗朗哥反動軍隊攻佔巴塞羅那時趁亂逃出監獄。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試圖重建統工黨。二戰期間參加了法國抵抗運動。1944年11月，在圖盧茲召開的統工黨大會上，帶領部分黨員脫黨，建立了加泰羅尼亞社會主義運動（Moviment Socialista de Catalunya）。——中譯者注

[57] 曼努埃爾·格洛西·米耶爾（ManuelGrossi Mier，1905—1984），生於奧維耶多，14歲開始當礦工。1929年參加共產黨。1932年參加工農同盟。曾因參加1934年10月的阿斯圖里亞斯礦工起義而被判處死刑。1936年7月領導統工黨的民兵鎮壓叛亂，並曾在阿拉貢戰線作戰。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中譯者注

[58] 格洛西是阿斯圖里亞斯的礦工，也是軍事領導人，德拉普雷曾對這位「勇士之中最勇敢者」作了一番動人的描寫（《西班牙的死亡》，第55頁）。——原注

[59] 曼努埃爾·特魯埃瓦·米洛內斯（ManuelTrueba Mirones，1908年5月20日——1981年1月13日），加泰羅尼亞共產主義活動家，1932年參與創立加泰羅尼亞共產黨，1936年參與創立加泰羅尼亞統一社會黨，叛亂爆發後，率領民兵作戰，並曾擔任第27師、第24師和第31師師長。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中譯者注

[60] 何塞·德爾·巴里奧·納瓦洛（José del BarrioNavarro，1907—1989），生於巴利亞多利德，當過金屬工人，1922年參加全勞聯，後參加加泰羅尼亞—巴利亞里共產主義者聯盟。1932年參與創建加泰羅尼亞共產黨，1933年被全勞聯開除後參加了工總。1936年參與創建加泰羅尼亞統一社會黨，同年6月擔任工總加泰羅尼亞分會書記。內戰爆發後組織「卡洛斯·馬克思」民兵縱隊，前往阿拉貢戰線作戰。此後曾擔任第124混成旅旅長、第4師與第27師師長。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1943年因批評蘇聯的外交政策而被開除出黨。——中譯者注

[61] 赫蘇斯·佩雷斯·薩拉斯（Jesús Pérez Salas，生卒日期不祥），1930年曾參加反君主制的起義。內戰爆發後，協助鎮壓巴塞羅那的叛亂。此後負責指揮艾斯凱拉的民兵「馬西亞—孔帕尼斯」縱隊，1937年初該縱隊整編為第30師後，繼續擔任師長。1938年2月被撤換。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中譯者注

[62] 共和國反法西斯軍事同盟（Unión MilitarRepublicana Antifascista）：西班牙軍事同盟成立後，以埃內斯托·卡拉塔拉·塞爾努達（Ernesto Carratalá Cernuda，1887—1936）中校為首的部分左派軍官為了與之抗衡，成立了反法西斯軍事同盟（Unión Militar Antifascista），該組織在1934年同共和國軍事同盟（Unión Militar Republicana）合併為共和國反法西斯軍事同盟。——中譯者注

[63] 阿爾維托·巴約·希洛德（AlbertoBayo Giroud，1892年3月27日——1967年8月4日），生於古巴，1916年參加西班牙陸軍航空兵，成為飛行員。曾參加里夫戰爭。1925年因傷退役。共和國成立後重返航空兵，並參加了共和國反法西斯軍事同盟。內戰爆發後曾率領共和軍作戰。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墨西哥，在瓜達拉哈拉的航空學校任教。五十年代曾協助訓練「七·二六運動」的游擊隊，並在古巴革命戰爭期間擔任游擊隊的顧問。古巴革命勝利後，獲將軍軍銜，1967年8月4日在哈瓦那逝世。——中譯者注

[64] 伊希尼奧·卡洛塞拉·莫爾特拉（HiginioCarrocera Mortera，1908—1938），當過金屬工人，青年時參加全勞聯。曾因參加1934年10月起義而被捕，人民陣線政府成立後獲釋。內戰期間曾指揮阿斯圖里亞斯圍攻希洪，後來擔任過第192機動旅旅長。阿斯圖里亞斯淪陷後，不幸被反動軍隊被俘，1938年5月8日英勇就義。——中譯者注

[65] 胡利奧·曼加達·羅森諾恩（JulioMangada Rosen?rn，1877年6月30日——1946年4月14日），生於古巴，1896年入讀托萊多步兵學校，1900年畢業後獲中尉軍銜，被派駐聖塞瓦斯蒂安。思想傾向進步，曾因發表同情工人的言論而被捕。1906年晉陞為上尉，1918年晉陞為少校，1929年晉陞為中校。內戰爆發後，指揮「曼加達縱隊」，在馬德里周邊打贏了幾次戰鬥，晉陞為上校。但在連遭敗績之後被調任。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中譯者注

[66] 共產黨領導人恩里克·卡斯特羅·德爾加多（EnriqueCastro Delgado）是第五團的首任團長。他有兩位副手：一位是曾當過士官的共產黨活動家巴爾瓦多（Barbado），另一位是葡萄牙政治流亡者、也是全團唯一一名正規軍官馬爾克斯（Márquez）（請參閱恩里克·卡斯特羅·德爾加多，《在莫斯科塑造的人》[Hombres made in Moscú]，巴塞羅那，路易斯·德·卡拉爾特出版社[Luis de Caralt]，1965年，第281—293頁）。1936年10月，卡斯特羅被石匠恩里克·利斯特爾（Enrique Lister）替換，從那時起，工人領袖就成了眾人矚目的焦點。在這些著名的工人領袖當中，木匠莫德斯托（Modesto）曾在西班牙外籍軍團當過下士（路易斯·費舍爾[Louis Fischer]，《人與政治》[Men and Politics]，紐約，杜艾爾、斯隆與皮爾斯出版社[Duell, Sloan and Pearce]，1941年，第543頁）；恩里克·利斯特爾曾在內戰爆發前，因參加罷工而被迫流亡蘇聯，在莫斯科地鐵工作，然後接受了軍事訓練（路德維希·倫[Ludwig Renn]，《西班牙戰爭》[Der spanische Krieg]，柏林，Aufbau Verlag，1956年，第192頁）。——原注

[67] 弗蘭西斯科·德爾·羅薩爾·里科（Franciscodel Rosal y Rico，1883—1945），生於格拉納達，父親是一位著名的將軍。曾參加反對普里莫·德·里維拉獨裁政權的密謀。1936年內戰爆發後，曾指揮全勞聯的「德爾·羅薩爾」縱隊同叛軍戰鬥。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中譯者注

[68] 米蓋爾·帕拉西奧斯·馬丁內斯（MiguelPalacios Martínez，1895年4月30日——1979年5月16日），生於德薩（Deza），早年參軍，曾參加里夫戰爭。在普里莫·德·里維拉獨裁時期，曾參與反對獨裁政權的密謀活動，在密謀活動期間接觸了無政府主義者。內戰爆發後，曾指揮「帕拉西奧斯縱隊」，1936年年底這個縱隊被改編為第39混成旅後，繼續擔任該旅旅長。1937年3月擔任第5師師長。1938年春任第16軍軍長。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中譯者注

[69] 何塞·阿森西奧·托拉多（José AsensioTorrado，1892—1961），生於拉科魯尼亞，內戰初期曾在馬德里、馬拉加、瓜達拉馬一帶指揮共和軍同叛軍戰鬥。1936年10月擔任陸軍部副部長，任上極力推動民兵的正規化。1937年2月馬拉加戰役失敗後被撤職。後出任西班牙共和國駐美國大使館武官。共和國覆滅後定居紐約。——中譯者注

[70] 潘喬·比利亞（Pancho Villa，1878年6月5日——1923年7月20日），本名何塞·多洛特奧·阿蘭戈·阿蘭布拉（José Doroteo Arango Arámbula），1910年至1917年墨西哥革命期間的農民起義領袖。——中譯者注

[71] 恩里克·利斯特爾·弗爾漢（EnriqueLíster Forján，1907年4月21日——1994年12月8日），生於拉科魯尼亞，當過石匠。1918年移居古巴，1925年返回西班牙，參加了共產黨，曾因參加革命活動而被迫流亡蘇聯，在莫斯科地鐵當過工人，1932年至1935年在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回國後，於1936年組建了第五團，並率領第五團四處征戰。此後還擔任過第1混成旅旅長、第11師師長、第5軍軍長等職務。共和國覆滅後流亡蘇聯，並隨紅軍參加了蘇德戰爭。1973年脫離西共，建立了西班牙共產主義工人黨（Partido Comunista Obrero Espa?ol）。弗朗哥獨裁政權垮台後，於1977年回國。1985年重新參加西共。1994年在馬德里逝世。——中譯者注

[72] 人民戰爭學校（Escuelapopular de Guerra）的入學條件為：會讀寫，具有基礎的算數能力，而且還要有某個民兵部隊的推薦書；從第二期學員開始，入學條件又增加了一項：必須要有兩個月的前線戰鬥經驗。學製為兩個月，頭兩星期先教入門理論，然後是訓練，接下來是專業培訓。這所學校的第一期畢業學員有三分之二犧牲在前線。——原注

[73] 曼努埃爾·穆尼奧斯·馬丁內斯（ManuelMu?oz Martínez，1888年3月13日——1942年12月1日），退役步兵少校，共和國成立後曾在1931年代表激進社會共和黨（Partido Republicano Radical Socialista）當選議員，1933年退黨，建立了獨立激進社會共和黨（Partido Republicano Radical Socialista Independiente）。1934年參加左派共和黨，併當選為全國委員會委員。人民陣線政府成立後，擔任加迪斯臨時省長。內戰爆發後，於1936年7月31日至12月31日任保安警察總監。共和國覆滅後流亡法國，1940年10月被德國秘密警察逮捕， 1942年被引渡給弗朗哥獨裁政權，同年12月1日遇害。——中譯者注

[74] 阿加皮托·加西亞·阿塔德利（AgapitoGarcia Atadell，1902年5月28日——1937年7月15日），內戰爆發之後，曾指揮「罪案調查旅」，負責鎮壓叛亂分子。1936年10月，叛軍逼近馬德里後，因對前途悲觀失望，侵吞大量公款後潛逃法國，途中被叛軍抓獲，1937年被處決。——中譯者注

[75] 路易斯·卡斯蒂利奧·潘托哈（LuisCastelló Pantoja，1881—1962），內戰爆發時為步兵准將，任巴達霍斯的步兵第2旅旅長。1936年7月19日被何塞·希拉爾任命為陸軍部長，8月6日辭職。1937年春天逃往法國。1942年在法國被德國秘密警察逮捕，然後被引渡給弗朗哥反動政權，被判處死刑，1946年獲釋。——中譯者注

[76] 胡安·埃爾南德斯·薩拉維亞（JuanHernández Saravia，1880年7月24日——1962年5月3日），生於薩拉曼卡一個資產階級家庭，1897年入讀塞戈維亞炮兵學校（Academia de Artillería de Segovia）。共和國成立後，曾為阿薩尼亞擔任軍事參謀。1933年以中校軍銜退出現役。此後參加了共和國反法西斯軍事同盟。人民陣線政府成立後重新入伍，擔任阿薩尼亞的私人秘書。內戰爆發後，於1936年8月6日至9月4日擔任陸軍部長，試圖重建已支離破碎的共和軍。此後曾任南方集團軍司令、列萬特集團軍司令、東部集團軍群司令等職務，參加過多次重要戰役。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1945年至1947年曾任共和國流亡政府陸軍部長。——中譯者注

[77] 雷奧波爾多·梅嫩德斯·洛佩斯（LeopoldoMenéndez López，1891—1960），生於軍人家庭，1907年入讀托萊多步兵學校，畢業後曾在非洲和本土服役。內戰期間曾擔任過軍長、集團軍司令等職務，參加過多次重大戰役。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中譯者注

[78] 伊格納西奧·伊達爾戈·德·西斯內洛斯·洛佩斯·德·蒙特內格洛（Ignacio Hidalgo de Cisneros y López de Montenegro，1896年7月11日——1966年2月9日），生於一個保守的貴族家庭，父親是卡洛斯派。1910年入讀預備軍校，1914年入讀行政學院（Academia de Intendencia），秉持後前往摩洛哥服役，1919年至1920年接受了飛行員訓練，並參加了陸軍航空兵。參加了整個第二次里夫戰爭。1927年出任西屬撒哈拉航空兵司令。曾支持普里莫·德·里維拉軍事政變，但在二十年代立場逐步轉向共和主義。並參加了1930年的反君主制密謀，事敗後流亡國外。共和國成立後回國，曾於1933年出任駐羅馬和柏林的武官。人民陣線政府成立後，曾任總理侍從武官。內戰爆發後，於1936年9月出任西班牙共和國空軍參謀長。1936年年底參加西班牙共產黨。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1954年當選西班牙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1966年在布加勒斯特逝世。——中譯者注

[79] 艾雷烏特里奧·迪亞斯—騰德洛·梅爾查恩（EleuterioDíaz-Tendero Merchán，1882年9月6日——1945年2月13日），曾上過神學校，1900年志願參加陸軍。參加過里夫戰爭。194年參與創建共和國反法西斯軍事同盟。內戰爆發後，為工人民兵的裝備和訓練做了重要的工作。1937年8月參與創建軍事情報局。共和國覆滅後流亡法國，納粹德國入侵法國後，被德國秘密警察逮捕，被關押在達豪集中營，在達豪集中營秘密參加了共產黨。1945年2月13日因長期折磨而逝世。——中譯者注

[80] 安東尼奧·科爾頓·加西亞（AntonioCordón García，1895年7月25日——1969年1月23日），生於塞維利亞，1911年入讀塞戈維亞炮兵學校，畢業後曾參加里夫戰爭。共和國成立後曾一度退役，並參加了西班牙共產黨。內戰期間曾擔任東部集團軍參謀長、東部戰區集團軍群參謀長等職務。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中譯者注

[81] 弗蘭西斯科·休塔特·德·米蓋爾（FranciscoCiutat de Miguel，1909年10月28日——1986年11月30日），1925年入讀托萊多步兵學校。1928年至1935年駐紮在畢爾巴鄂。內戰爆發時在軍事學院學習，1936年8月參加西班牙共產黨，內戰期間曾擔任北部集團軍作戰主任和列萬特集團軍作戰主任等職務。共和國覆滅後流亡蘇聯，參加了紅軍，隨紅軍參加了蘇德戰爭。二戰結束後，曾在古巴、摩洛哥、阿爾及利亞、越南、剛果等地擔任軍事顧問。1977年回國。1986年在哈瓦那逝世。——中譯者注

[82] 茹安·卡薩諾瓦斯·馬里斯塔尼（JoanCasanovas i Maristany，1890年8月11日——1942年7月7日），生於諾亞河畔聖薩杜爾尼（Sant Sadurní d"Anoia），曾在巴塞羅那大學學習法律，1914年開始擔任律師，主要為工會辯護。二十年代因參加加泰羅尼亞民族主義運動而多次被捕。共和國成立後，參與創立加泰羅尼亞左派共和黨，並曾擔任加泰羅尼亞議會議長、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總理等職務。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

[83] 艾斯塔尼斯拉烏·魯伊斯·彭塞蒂（EstanislauRuiz Ponsetti，1889—1967），生於巴利亞里群島的馬翁市（Mahón），曾就讀巴塞羅那大學，1911年獲學士學位，1912年至1915年在巴塞羅那大學教授幾何學。1915年畢業後當了工程師。1920年參與創立加泰羅尼亞技術員總工會（Sindicato General de Técnicos de Catalu?a）。1923年參與創立加泰羅尼亞社會主義者同盟。1932年當選為加泰羅尼亞議員和西班牙議員。內戰爆發後，參與創立加泰羅尼亞統一社會黨，並於1936年7月31日參加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任供應部長。8月6日辭職。8月13日擔任統社黨駐加泰羅尼亞經濟委員會代表。1937年6月擔任柯莫雷拉的顧問，7月當選為統社黨中央委員會委員。同年8月至1939年擔任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經濟副部長。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中譯者注

[84] 拉法埃爾·比迪耶利亞·弗蘭奇（RafaelVidiella Franch，1890—1982），生於托爾托薩（Tortosa）。當過印刷工人，青年時曾參加全勞聯。1923年至1930年曾任《工人團結報》編輯。1930年退出全勞聯，參加了工總。1931年成為加泰羅尼亞地區的社會黨主要領袖之一。1935年參加了整合加泰羅尼亞地區的左翼政黨的工作。1936年5月退出社會黨全國委員會，並在7月參與創立加泰羅尼亞統一社會黨。內戰爆發後，在加泰羅尼亞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員會調查委員會工作。1936年7月31日參加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擔任通訊部長。8月6日辭職。同年12月17日再次參加自治政府，擔任司法部長。1937年4月16日改任勞工與公共事業部長。同年5月改任公共秩序、司法與勞工部長。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1976年回國，1982年在巴塞羅那逝世。——中譯者注

[85] 1936年8月初，共和國政府下令動員1933、1934、1935年的預備役士兵應徵入伍。——中譯者注

[86] 轉引自《加泰羅尼亞36—37》（Catalogne36-37），第59—60頁。——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