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中產收入陷阱遠比中等收入陷阱可怕

作者：李稻葵 來源：新財富plus 本文原載於《新財富》2016年8月刊

導語：讀懂中產收入陷阱，這篇就夠了！

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大概率事件，但能否避免中產收入陷阱值得警惕。所謂中產收入陷阱，指的是那些獲得中高水平勞動報酬、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群體，對個人及家庭的前途充滿憂慮，對國家的發展失去信心，對社會不公高度敏感。中產收入陷阱會導致國家喪失社會政治發展的穩定器，導致國家遲遲不能邁入成熟穩定的社會政治發展階段。

仔細分析，中產收入階層的焦慮，來自高稅負下對個人可支配收入增長的憂慮，來自讓人不堪重負的高房價和教育、醫療、養老的高成本。中產收入陷阱中，最令人擔心的是，儘管經濟整體走高，卻更多反映為高收入階層的財富及政府稅費的增長，夾心的中產階層備感壓迫，心生怨念。

要突破中產收入陷阱，財政稅收方面，應該堅持面向企業和流轉環節收稅，大幅降低個人所得稅以及未來可能出台的房產稅的稅率，減少中產階層稅負及負擔感；在主要大城市出台「平租房」等福利保障制度，避免中產階層在高房價前束手無策；在教育方面應大力減少中小學生的競爭壓力和中小學教育的精英化趨勢；更重要的是，逐步建立透明公正的社會治理體制，讓中產群體擁有社會安全感。

當今中國，大家談論比較多的是中等收入陷阱，即一個國家人均GDP始終徘徊在4000-12000美元區間而不能增長到12000美元之上，從而邁入發達國家的行列。根據我們的長期研究，中等收入陷阱對於中國經濟而言並不構成最大的威脅，因為中國具備那些已經突破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所擁有的三大有利條件，那就是：支持市場經濟發展的穩定的政府、不斷提高的人力資本以及高強度的對外開放。

相比之下，我們應該警惕的是中產收入陷阱。

何謂中產收入陷阱？

中產收入陷阱指的是，儘管整體經濟在不斷增長，但是中產階層的焦慮卻難以化解，導致一個國家始終不能跨入成熟的發達國家行列。也就是說，那些獲得了穩定的中高水平勞動報酬、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群體，對個人及家庭的前途充滿憂慮，對國家的發展失去信心，對社會的不公高度敏感。當這部分人喪失了對社會、經濟發展的信心之時，就會導致社會的不穩，乃至政治上的變故。

當今中國社會，已經出現了中產收入陷阱的端倪。最近以來，我孩子的一些同學的家長在忙著辦移民，他們擔憂的是孩子們不能適應中國高度競爭的中小學教育；我周邊的不少朋友，由於擔心空氣質量對子女健康的影響，也選擇了出走；還有一部分家庭，擔心未來難以支付高額的醫療、養老費用，決定移民到澳大利亞等公共衛生體系比較健全的國家。即便那些還沒考慮移民的中產朋友，碰到我經常問的問題也是：人民幣會不會長期貶值，家庭資產如何轉移到國外。

凡此種種現象，無非集中反映了中產階層的焦慮。

細數中產收入階層的焦慮

第一個焦慮點是在高稅負的情況下，對個人可支配收入增長前景的憂慮。中產階層主要的經濟來源是工資等勞動收入，而在中國，個人所得稅的主要徵收對象正是這部分人。我國最高的個稅徵收比重不僅高達45%，而且當前每月3500元的起征點也非常低，沒有任何家庭負擔方面的減免。因此，中國的個稅事實上就是工資稅，往往在個人見到工資收入前就被拿走了，不像許多發達國家有退稅的可能。

第二個焦慮點來自不斷攀高的房價。對於80後、90後等加入職場相對較晚的中產階層而言，大城市的高房價尤其讓人不堪重負。這部分人群往往必須依靠父母和親戚的支持，才能夠勉強在大城市購置自己的住房。而那些來自於農村、純粹依靠個人奮鬥在城市安家立命的中產階層，單靠一己之力幾乎不可能在北上廣深這種一線城市買房。

第三個焦慮點就是教育和醫療、養老的高成本。教育的高成本尤其體現在幼兒園、小學、初中和高中這些大學前的教育階段，在這一部分教育支出中，政府所能負擔的相當有限。而醫療體系的高成本，更會給那些父母或個人健康狀況出現意外的中產階層帶來經濟上的滅頂之災。醫療成本的不斷攀升，也加深了中產階層對於未來養老成本上升的種種憂慮。

中產收入陷阱最令人擔心的後果是，儘管國家整體經濟在不斷走高，但是卻更多反映為高收入階層的財富以及政府稅費的增長。這其中的機理在於，高收入階層不僅坐擁眾多資源和收入渠道，更可以通過無稅的資本利得，實現收入的不斷增長；而政府則通過強制性稅收和收費，在國民經濟分配中佔據有利地位。與此同時，低收入階層也可以依賴基礎性的福利制度的不斷完善，在經濟發展中保證自己的收入份額。相比之下，處於夾心位置的中產階層會備感壓迫，因自己的上升空間不斷受到擠壓而對社會產生怨念甚至不滿。這應當是當今中國需要正視的重大問題。

如何突破中產收入陷阱？

首先，從國家財政稅收的大格局來看，必須明確調整的方向。目前，政策界、學術界有部分聲音認為，財稅改革的大方針應該是將間接稅轉為直接稅，但這恐怕並不合理。直接稅的主要徵收對象往往是中產階層，因為這一階層的收入以及他們所持有的資產相對透明、公開，且主要是勞動工資，而對勞動工資和房產徵稅成本是非常低的。所以，直接稅的「板子」往往會端端正正地打在中產階層的屁股上，增加他們的稅收負擔感。

因此，筆者長期呼籲，應該認真借鑒德國的市場經濟發展模式，國家稅收還是要以間接稅為主。間接稅主要在流轉環節徵收，徵收對象主要是企業，而企業在徵稅過程中往往可以與政府形成良性循環——繳稅多的企業能得到更多的政府支持，這些支持又可以幫助企業解決發展的難題。總而言之，在稅收問題上一定要考慮中產階層的稅負以及負擔感，寧肯對企業和資本所得者多征一些稅，也不應該對中產階層過度徵稅。

其次，在房地產問題上，應該出台一些針對中產階層的福利保障制度。包括北上廣深在內的各主要大城市，應該為中產階層提供能夠長期租賃的「平租房」，讓那些暫時無法購買住房的人，有機會在城市中相對平穩地居住下來。以香港、新加坡為例，當地很多的中小學教師都居住在政府提供的面積適宜、質量中上的公租房中。這使得他們在面對高房價時不會過度焦慮，也不會在高房價帶來的各種社會問題面前感到束手無策。

在教育方面，要大力減少競爭壓力。整體上講，中國的中小學基礎教育中已經出現了相當的精英化趨勢，但這不是最好的發展方向。競爭會帶來壓力，而中產人群往往比其他階層更重視子女教育，因此，他們也就會成為中小學教育競爭壓力的直接承受者。中小學階段也許應該適當減少競爭性安排，讓教育回歸本質，淡化教育作為選拔賽的功能。讓學生多把精力花在平日的學習上，而不是忙於參加各種競賽和考試。推進教育非競爭化，既減輕了孩子的壓力，也能減輕父母的壓力。

更為重要的是，應該逐步建立透明公正的社會治理體制。「雷洋」事件到目前還沒有完整的調查結果，但其社會影響已經充分展現——大批已經或即將邁入中產階層的人群感到十分焦慮，因為他們突然發現自己行走在馬路上、街道上並不安全，就連那些已經進入到「體制內」的中產群體也感到十分不安。所以，在這一類涉及人身安全與自由的重大問題上，應建立公開透明的社會治理制度。在政府監管、警察執法等過程中，應該給予公民最基本的人權保障與申訴機會，營造一種公開透明的社會氛圍。

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應該是大概率事件，但能否避免中產收入陷阱，卻需要全社會認真研究。這將是未來一段時間中國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一大焦點，尤其值得全社會共同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