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革命與內戰》第一章 寡頭集團與共和派

第一部

第一章 寡頭集團與共和派

在二十世紀初的西歐，西班牙是一個落後於時代的異類：在日益劃一的世界裡，她頑固地保存著自己的傳統，她的統治者不顧現代的政治與經濟潮流，驕傲地保存著她的西班牙文明特色。但在一九三六年，在這個背著沉重的歷史負擔的國家裡，爆發了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最後一場革命。當時的西班牙就像一九一七年的俄國一樣，是資本主義世界最薄弱的環節；但與十月革命不同的是，西班牙革命並不是一場大火的第一點星火，而是一場已在整個歐洲熄滅的大火的最後一點余火。俄國革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先兆。西班牙革命卻只給列強提供了廣大的試驗場，使它們能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進行準備。這場最終轉變為內戰的革命，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綵排。

一個背負著沉重歷史負擔的國家

沙皇俄國的經濟發展，總的來說是很緩慢的，所以她具有極端落後的性質。然而西班牙身上卻發生了一個詭異的悖論：正是由於她比其他歐洲列強都更早踏入現代的門檻，才直接導致了她的落後。

西班牙君臨歐洲的時期，正好是她支配了世界貿易的時期，在這一時期，她的君主制開始集權化，她的地方特色開始模糊起來：封建的西班牙正在消失，一個現代國家正在形成。但是，過早的擴張，在她身上產生了反作用。發現美洲後，西班牙在新大陸建立起了廣袤的帝國，這給她埋下了衰落的種子。儘管西班牙的帆船將貴金屬運回本國，給西歐注入了新鮮血液，可是西班牙本土卻似乎陷入了癱瘓，在十六世紀的歷史學家筆下，西班牙本土成了「榮耀之泉」，也成了「淚水之谷」。到了十九世紀，西班牙失去了她僅剩的幾個殖民地，最後，不斷地改變著舊歐洲的工業革命與自由化革命，也來到了西班牙。

舊制度下的各個階級不斷分化，卻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資產階級社會。資本主義發展的遲緩與經濟關係的失調，阻礙了民族的形成，並助長了各省份的離心傾向與分離主義：巴斯克（Basque）與加泰羅尼亞（Catalunya）的工業在十九世紀取得了一定的發展，使當地商人從中獲益，他們對卡斯蒂利亞（Castilla）寡頭集團加在他們頭上的枷鎖感到不滿，卻又沒有辦法打破它。無產階級化的農民群眾有時會用猛烈的爆發來宣洩他們的怒氣，這種爆發，是發生在機器時代的貨真價實的農民起義。無產階級仍與農民的世界維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在農民的闖勁鼓舞下，它開始自我組織。於是，由歷史所種下的破滅之種子，是如此的鮮活，如此的沉重，到了二十世紀初，這個複雜的社會渾身上下幾乎都充滿了破滅的種子。

一個半殖民地國家

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西班牙基本上是一個農業國。她的在業人口有百分之七十在農業中工作。西班牙農民仍然使用著中世紀的農具：大部分地區的農民仍在使用人力而不是畜力犁地。單位產量在歐洲屬於最低之列，而超過百分之三十的可耕作土地被閑置。

工業雖然存在，卻才剛剛進入製造業階段。工業的集中進行得非常緩慢：只有巴斯克地區的鋼鐵工廠，才算得上資本主義重工業。如果按照總出口額計算，加泰羅尼亞的紡織工業擁有最重要的地位，但它卻分布在許多家小企業中。

西班牙能夠提供給世界市場的只有農產品和礦物資源，她要用這些產品換回外國生產的工業製品。但是，早在幾十年前，西班牙最重要、最有利可圖的行業，就已經成了外國資本的沃土，這這是必然會發生的：鐵路和有軌電車有比利時資本（一百萬美元）；礦山、紡織與化學工業有法國資本（六百萬美元）；加泰羅尼亞與列萬特（Levante）的水電站有加拿大資本；英國資本（一千萬美元）控制著整個巴斯克地區的冶金業、海軍船塢和銅礦，包括里奧·丁托（Rio Tinto）在內[1]；美國資本雖然來得晚，但它資金雄厚，已經控制了各家電話公司[2]；最後是德國資本，它已經投資於列萬特的各家電力公司，一九三六年它開始向冶金業滲透。

第一次世界大戰使西班牙的產品獲得了銷路，給她帶來了一段比較繁榮的時期。她成了糧食輸出國，同時還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工業產品出口國。可是，戰爭結束後，她競爭不過各大工業強國，被趕出了世界市場。一九二九年的世界危機對她造成了沉重打擊：她的國內市場原本就只能勉強消化她的民族工業生產的產品，而列強競相推行的關稅，使她無法出口農產品，摧毀了她的國內市場。與先進國家相比，西班牙這種半殖民地結構的國家，更容易受到三十年代的各種危機的影響，由危機引發的社會反響也會更加劇烈[3]。

西班牙社會的結構

經濟即使只遭到最輕微的退步，極其嚴重的社會分化都會使它雪上加霜，而且還會讓這個本來就已經沒有多少調節能力的社會有機體更加僵化。根據昂利·拉巴塞爾[4]的估算，西班牙有一千一百萬在業人口，其中有八百萬僅能靠工作勉強糊口的貧民：一百萬小手工業者、兩百萬至三百萬農業工人、兩百萬至三百萬產業工人與礦工、兩百萬佃農或小農。特權階級，也就是拉巴塞爾所謂的「寄生階級」，有一百萬人，主要是官員、教士、軍人、知識分子、大地主和上層資產階級；夾在特權階級與貧苦大眾之間的是約兩百萬「中產階級」，其中一半是富農，另一半是小資產階級，他們主要集中在巴塞羅那（Barcelona）、瓦倫西亞（Valencia）、畢爾巴鄂（Bilbao）和桑坦德（Santander）等幾個比較發達的城市。

這八百萬窮苦的勞動者別無他法，只能在恆久不變的生活環境中掙扎求生，他們把開支壓縮到最低限度，絕大部分預算都用於食物；在這種情況下，根本談不上什麼發展。在資本主義體制下，由於關稅壁壘的存在，再加上列強也不向西班牙開放市場，在它們的競爭下，西班牙無法通過外界來發展她的生產資料。而在國內，如果能創造出一個穩定而富裕的農民階級，就可以創造出一個國內市場。但這首先需要解決西班牙的主要問題——土地問題。在農業地區，存在著最激烈的社會鬥爭，造成了長久的仇恨。

農業問題

一九三一年，二百萬農業工人完全沒有土地，而一半的耕地集中在五萬名地主手裡。有一百五十萬小農只擁有不到一公頃的土地，為了謀生，他們不得不在大地主的莊園里工作；擁有一百公頃以上的土地的地主有一萬人。某些省份的土地幾乎完全為大地主所控制：在塞維利亞（Sevilla)省，僅占人口百分之五的大地主，擁有著全省百分之七十二的土地；在巴達霍斯（Badajoz）省，地主僅占人口的百分之二·七五，卻擁有百分之六十的土地。梅迪納塞利（Medinaceli）公爵擁有七萬九千公頃土地，而佩尼亞蘭達（Pe?aranda）公爵擁有五萬一千公頃以上的土地，這早已是盡人皆知。

然而，這些枯燥的數字，遠遠不能展示出土地與農民的全部實際狀況。各地的農業制度，都是按照當地的自然條件，特別是乾旱程度而定的。農民為了爭奪土地，進行了幾百年的爭鬥，形成了各種各樣的土地所有制。在季節工（seasonal worker）與獨立小農之間，存在著一個佃農階層，他們要向地主租種土地，租期有長有短；小農也得按照中世紀封建制度的規定，繳納各種費用。因此，正如傑拉爾德·布倫南[5]指出的，西班牙存在著兩種基本的農業問題：北部和中部的小農擁有的土地過少，往往難以維持生計；而在南方，大地主通過僱傭體力工人，建起了自己的大莊園，由於人力資源十分充足，所以大地主可以把這些工人的工資壓低到無法維持生活的地步。

阿斯圖里亞斯（Asturias）有廣大的公共用地，這使當地小農獲益不少；巴斯克地區、納瓦拉（Navarra）或馬埃斯特拉斯戈（Maestrazgo）的佃農雖然談不上安逸，倒也很少會落到貧困的地步。然而加利西亞（Galicia）的農民卻只有很少的土地，沉重的foro[6]——領主稅的一種殘餘形式——將他們壓得喘不過氣來；雷昂（León）、舊卡斯蒂利亞（Castilla la Vieja）和阿拉貢（Aragon）平原的農民往往得在放債人的壓迫下掙扎求生。列萬特的農民為了支付censo，不得不賣掉自己繼承下來的土地，不過有時候他們還是能夠買回來的；格拉納達（Granada）與穆爾西亞（Murcia）的平原有著充足的供水，但在這些地方耕種的農民不得不支付高昂的地租。加泰羅尼亞的小農的生活稍微好一點，但他們的鄰居「拉巴塞雷」[7]的處境卻在逐年惡化。

在新卡斯蒂利亞（Castilla la Nueva）的平原上，貴族的莊園差不多一年到頭都在出租。這裡的問題在於租期比較短，租約沒有保證，地主不承擔任何義務，他可以隨意提高地租，並經常放縱自己的代理人去欺壓農民。根據一九二九年的納稅記錄，一百萬人口當中有八十五萬人每日收入低於一比塞塔（peseta）。

在拉·曼查（La Mancha）和埃斯特雷馬杜拉（Estremadura），莊園規模比較大，小農比較少。「雲泰洛」（yuntero）是當地平原上的典型農民，他沒有土地，趕著騾子四處遊盪，如果他能找到一塊「不在地主」（absentee estate owner）的土地，他就在這塊地上面耕作。

安達盧西亞（Andalusia）是大莊園制（latifundia）的傳統地盤。當地大地主的平均年收入為一萬八千比塞塔，而小地主只有一百六十一比塞塔。但大部分農民都沒有一寸土地：他們只能在大莊園里當「布拉塞洛」（bracero），也就是農業短工，他們很少會在同一個地方連續工作一天以上，終年都得在最惡劣的條件下工作，領著不能填飽肚子的工資[8]，還得忍受監工（labrador）的監管，這幫仗勢欺人的狗腿子動不動就會剋扣工錢，或是藉助開除工作來勒索工人。地主為了打獵，或是為了壓榨短工，寧可讓許多可耕作的土地拋荒。這裡可能生活著全歐洲最悲慘的人；但它又是一片充滿了階級仇恨的土地，這片土地上的奴隸隨時可能起來造奴隸主的反：造反的農民渴求土地。

簡單來說，統治西班牙的是一小撮大地主[9]。這些大地主被他們的敵人叫做「寡頭」，幾百年來，他們都在竭力保護自己的大部分特權與壓榨農民得來的財富。他們曾通過君主制進行統治，這是唯一一種符合他們的利益與野心的制度。一九二三年，為了保住君主制，他們支持普里莫·德·里維拉將軍發動「兵諫」[10]，建立了獨裁政權。一九三〇年，國王與寡頭集團達成協議，迫使普里莫·德·里維拉將軍辭職，由貝倫蓋爾[11]將軍接任。一九三一年，共和國兵不血刃地成立了：共和國新總統、大地主阿爾卡拉—薩莫拉[12]在廣播講話中將其描述為一場「格外光榮」的「和平革命」。君主制讓位於共和制，社會制度與經濟制度卻毫髮未損。阿爾方索十三世[13]雖然逃離了西班牙，卻沒有退位。廣大寡頭依然忠於阿爾方索十三世。在新的政治制度下，長期以來一直在支撐著寡頭集團的統治的兩大支柱，依然被寡頭集團保存了下來，它們就是教會與軍隊。

教會

西班牙教會擁有八萬名教士、僧侶和修女，它就像是直接從中世紀搬過來的一樣，早已落後於時代。它擁有可觀的精神力量與世俗力量。但要準確估算它的財富是很困難的。雖然人們常說教會不是西班牙第一大地主，但它也相差不遠。共和國成立後不久，便對教會進行了調查，結果發現，教會擁有一萬一千處田產，總價值約為一億三千萬比塞塔。教會在城市裡擁有不相上下的財產，它還下海經商，投資金融業與工業，直接控制著、或通過幌子公司操縱著一些重要企業：烏爾奇霍（Urquijo）銀行、里夫（Riff）銅礦、北方鐵路、馬德里有軌電車和跨地中海公司（Transmediterranean Company）。

在君主制時期，教會控制著教育；共和國成立後，教會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著教育[14]：西班牙有半數人口——一千二百萬人——都是文盲，在受過教育的成年人當中，有五百萬人接受過教會學校的教育。但是，教會對教育的控制，並沒有產生相應的效果。在一九三一年五月的反天主教騷亂中，多所修道院和教堂被燒毀，這一事件揭示了一種深刻的現象：人民群眾正在掙脫教會的束縛，轉而對付教會[15]。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在那些社會不公沒有那麼明顯的地方，農民群眾還會聽教會的話；這些地方要麼就像加利西亞，那裡大家都比較窮，要麼就像巴斯克地區、納瓦拉、列萬特、加泰羅尼亞等地（舊卡斯蒂利亞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算進這類地方），那裡的生存條件總的來說還勉強可以接受。而在大莊園制盛行的地方，人們就把教會當成是有錢人的宣傳工具和老巢、財產制度與不公正的社會秩序的捍衛者、頑固地反對一切社會改良的敵人、所有工人的公敵。托萊多（Toledo）大主教、紅衣主教塞古拉[16]年收入高達六十萬比塞塔，他就是西班牙教會的反動性質的完美化身。這位高級教士、西班牙首席主教，是「一個活在十三世紀的教士」，「他認為，洗澡如果不是魔鬼本人的發明，就是異教徒的發明；而且還像早期的苦行僧一樣，穿著剛毛襯衣」[17],他頑固地反對共和國，他不僅堅決反對一切「顛覆」，還堅決反對一切自由主義。

西班牙軍隊

西班牙軍隊的體制及其社會地位，在歐洲都是獨一無二的。儘管一百多年來，它在保衛自己的殖民地時屢戰屢敗，它卻把自己變成了一種獨立的政治實體。簡單來說，它是一支「兵諫」（pronunciamiento）軍隊——pronunciamiento這個詞是從西班牙語借來的，這絕非偶然。屢敗屢戰、喪師辱國的軍官們，將失敗遷怒於歷任政府。鎮壓摩洛哥領袖阿卜杜勒·克里姆[18]的里夫（Riff）戰爭，從一九二一年一直打到一九二六年：僅在一九二四年，就有一萬五千名西班牙士兵喪命，全靠利奧泰[19]率領的法軍，才打贏了這場戰爭[20]。儘管遭到了這樣的大敗，軍方首腦卻把失敗都歸咎於政府的無能，並把自己當作挽救了殖民成果的英雄，這也是西班牙外籍軍團指揮官之一、弗蘭西斯科·弗朗哥（Francisco Franco）中校首次出現在政治舞台上，而他扮演的正是這樣一個英雄。打贏里夫戰爭後，摩洛哥仍是軍隊的封地：將軍們才是那裡真正的總督。

軍官團為自己的各種特權而感到自豪，它最重要的特權就是發動「兵諫」，在正統派看來，這是所有西班牙美德的化身，因此，參軍當官，便成了富家子弟的一條光榮出路。在這一片無比絕望的形勢中，軍隊是統治階級唯一的武器、最終的救星與最後的希望。共和國的成立，得到了軍方首腦的許可。但是，德高望重的桑胡爾霍[21]將軍在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二日發表的「兵諫」表明：如果共和國不聽寡頭集團的話，軍方隨時會收回這種許可[22]。

值得注意的是，西班牙陸軍的炮兵用的是老式的七十五毫米口徑野戰炮，步兵用的是一九〇九年式勒貝爾(Lebel)步槍，它的飛機也比不上任何一個國家的空軍，但它卻裝備了大量的機槍。在跟任何一支現代軍隊交戰時，它都撐不過一星期；但它卻能把革命起義扼殺在血泊中。它的士兵吃不好、穿不好，裝備差，訓練也很差。從技術角度來看，它的軍官也非常平庸，曾在摩洛哥殖民軍服役的軍官，就是它最有經驗的軍官了。但它也有一支精銳部隊，那是一支真正的職業化軍隊，也就是外籍軍團，它是在里夫戰爭期間，由米蘭—阿斯特萊[23]將軍組建的，它的摩洛哥團都是由最落後、最好戰的山地部落民組成的。這些僱傭兵、外籍士兵和摩爾人構成了這支內戰軍隊的突擊隊。一九三四年十月，阿斯圖里亞斯礦工舉行起義，企圖阻止右協入閣。這支對西班牙精神毫無共感、但卻冷酷高效的精銳部隊，僅用了十二天就鎮壓了起義。指揮外籍軍團鎮壓起義的軍官中，有一些人曾在兩年前參加過桑胡爾霍的政變，並因此被判刑。

不過，這支軍隊並不缺少軍官。在君主制時期，軍官團有一萬五千人，其中有八百名將官，也就是說，軍官同士兵的比例為一比六，而將官同士兵的比例僅為一比一百。在共和國時期，支持共和國的軍官一天比一天少。阿薩尼亞[24]政府為了擺脫軍官團，曾向軍官團許諾：只要軍官願意提前退役，就可以領取全額退職金，結果大批左翼軍官趁機離開了軍隊，脫離了那種令人窒息的氛圍。絕大部分的軍官、所有的高級軍官都是頑固的保王派，他們支持寡頭集團、反對變革，他們全是革命的死敵[25]。

資產階級

西班牙資產階級的歷史並不長，它理論上是一支新生的力量，但就連它的身上，也背負著沉重的歷史包袱。正如我們已經知道的，西班牙的工業化在十九世紀進行得非常緩慢，而且還只限於某些地區。工業化的緩慢進展與地方特色，使工業化催生出來的中產階級帶有一些獨特的性質。真正的金融寡頭僅存在於比斯開（Biscay）與阿斯圖里亞斯，畢爾巴鄂與比斯開銀行（Banco Bilbao Vizcaya）便是一個典型範例。大部分歷史學家強調指出：金融資本主義的出現所需要的政治環境，是在復辟時期[26]由農業寡頭集團進行的自由化運動失敗之後才廣泛出現的。西班牙中產階級的發育不良，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屢屢受挫的原因之一；自由主義總是被對手指控為外來之物，是它屢遭失敗的另一個原因。二十世紀初的資產階級自由派總是小心翼翼地避免被扣上「親法派」（afrancesado）的帽子[27]。西班牙資產階級總是被懷疑為外國思想的代言人或外國資本的代理人，它為了擠進統治集團的圈子，不得不一再妥協、剋制與投降。

畢爾巴鄂與阿斯圖里亞斯的富豪們急切地想擠進地主寡頭集團的圈子，並同他們分享西班牙銀行的管理權[28]。新生的金融寡頭集團從一開始就同貴族有著千絲萬縷的私人聯繫與經濟聯繫。羅馬諾內斯伯爵[29]是君主制時期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他是瓜達拉哈拉（Guadalajara）省的一個大地主，馬德里最大的房產業主，並且還是佩納洛亞（Penarroya）礦山和多家大銀行的大股東。要對西班牙經濟進行劇烈的變革，就會觸動地主的利益，而地主也只是強大的有產者寡頭集團的一部分，所以，資產階級根本沒有進行劇烈變革的動力。

在革命前夕，這個寡頭集團最突出的代表人物，便是胡安·馬爾奇[30]。他曾干過走私生意，後來在阿爾方索十三世統治時期獲得了煙草專賣權，成了大銀行家和大實業家；共和國成立後的首任政府指控他叛國和詐騙；他在鄉下擁有無數田產；他曾秘密充當英國資本的代理人；他還參加過西班牙中央工業局（Central Office of Spanish Industry），參加這個機構的除了他之外，還有羅馬諾內斯、里奧·丁托礦山的奧克蘭德·蓋德斯[31]男爵，以及義大利、法國、德國資本的代表。他資助一切反對共和國的組織，並在引發了內戰的一系列國內外事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西班牙貴族與保守派政黨

英國貴族成功地趕上了資本主義擴張的浪潮，而西班牙貴族卻沒有趕上。把自己的莊園當成一樁生意來經營，把它給做大做強，這並不是西班牙貴族關心的重點，他關心的主要是保持自己對領地上的廉價勞動力的領主權，他相信這是他的天賦權利。他唯一的存在理由，便是他的貴族地位，他會公開承認自己就是西班牙的化身。他的姓氏、財富與權力，與他密不可分，而這些東西都是他的列祖列宗一代代傳下來的。

大部分貴族都支持阿爾方索十三世，並將君主制看作是維繫社會的基礎。在共和國時期，他們構成了「西班牙復興運動」[32]的骨幹，按照安薩爾多[33]的看法，這個政黨是「起義的合法掩護」，它的領導人是戈伊科切亞[34]和何塞·卡爾沃·索特洛[35]。卡爾沃在結束流亡返回西班牙後，成了一個大張旗鼓的保守政黨的領軍人物，與其說他是君主主義者，不如說他是「組合主義者與極權主義者」。他還很年輕——他生於一八九三年——他還有輝煌的從政記錄。他當選議員時年僅二十五歲，而且他在二十六歲就當上了瓦倫西亞省長，普里莫·德·里維拉建立獨裁政權後，又請他出任財政大臣。他通過巴爾博[36]同羅馬的法西斯政府保持著不間斷的聯繫。他同寡頭集團的各個有影響力的圈子都有關係，跟紅衣主教塞古拉關係特別好，而塞古拉本人自稱是納粹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崇拜者。卡爾沃是一個傑出的演說家、一個優秀的記者，還是一個小有名氣的經濟學家。在一九三六年的議會中，他是極右派的發言人，而且還是將軍們的政變陰謀的主謀之一。

另外一個君主主義運動叫正統派聯盟，領導它的是一群狂熱的教士，它在納瓦拉的小農中間具有較強的群眾基礎。正統派聯盟是卡洛斯派運動的組織，它是在拿破崙戰爭之後誕生的，一百多年來，它以「上帝、國王、國家」為口號，吸引了最狂熱的天主教保守派分子，並不知疲倦地策劃陰謀，企圖把「正統」的卡洛斯支系捧上王位，而卡洛斯支系的最後一位王位覬覦者是年邁的阿爾方索·卡洛斯[37]。正統派聯盟的真正領袖是曼努埃爾·法爾·孔德[38]，他已經進行了數年的精心準備，企圖通過武裝叛亂推翻共和國。

一九三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安東尼奧·戈伊科切亞（代表西班牙復興運動）、安東尼奧·利薩爾薩[39]（代表卡洛斯派）和巴雷拉[40]中將在羅馬同墨索里尼簽署了一項協定，按照協定的條款，墨索里尼會向他們的運動提供武器與資金，讓他們推翻共和國。在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間，卡洛斯派從自己的軍事組織「呼嘯兵」當中抽調了許多年輕人，把他們派去義大利接受軍事訓練。他們利用義大利資助的錢財，在納瓦拉囤積了大量軍火[41]。

其實，無論是卡洛斯派還是阿爾方索派[42]，他們全都反對普選制，他們認為普選制冒犯了西班牙精神，並以粉碎自由派和革命派的顛覆企圖、拯救西班牙與基督教為自己的天命。

人民行動

西班牙教會中有一部分人參加了君主派陰謀家的活動，對於這些人的要求，教會並沒有立即做出回應。政治上更加老謀深算的梵蒂岡肯定給西班牙教會出過主意，所以，在共和國時期，教會才採納了耶穌會及其秘密代理人、《爭論報》（El Debate）主編安赫爾·埃雷拉[43]的狡猾路線。這條路線的主旨是：建立一個群眾性的天主教政黨，為這個黨提供人才和思想指導；明面上既不支持君主制也不支持共和制；同意在議會制的框架內參與政治，但公開宣稱自己的目標是廢除憲法中有關世俗國家的一切規定[44]。於是，教會先是為了參加競選而成立了人民行動，然後又成了一個鼓吹專制的反動政黨「天主教行動」（ Acción Católica），並給它設計了一套等級森嚴的領導體制。這個組織的領袖是何塞·瑪麗亞·希爾—羅夫雷斯[45]，他是一個天主教律師的兒子，自幼聰穎，曾在薩拉曼卡接受過慈幼會[46]僧侶的教育，還當過《爭論報》的記者。他被埃雷拉選中，來領導這個教會與有產階級的政黨；他還是一個大富豪的女婿；他具有扮演他的角色所需要的一切素質：他是一個優秀的組織者、熟練的演說家，擁有行動的能力；他雖然敬佩希特勒的能力，卻並不以希特勒為榜樣，因為希特勒是反對天主教的；他的理想是奧地利總理多爾弗斯[47]及其「組合國家」（corporative state）。

一九三三年，希爾—羅夫雷斯把他的組織同其他幾個右翼團體合併為「西班牙右翼自治團體協會」；在當年的大選中，右協同君主派組織組成競選聯盟，贏得了勝利。在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間，右協是右翼共和派聯盟的核心，他們精心破壞了首屆共和國政府所取得的每一個成果。這兩年被共和派和社會黨叫做「黑暗的兩年」（bienio negro），在這兩年里，土地改革遭到擱置，工資被逐步削減，曾一度靠邊站的保王派軍官也回到了原來的重要職位上。右協在殘酷鎮壓了阿斯圖里亞斯礦工起義後，由於共和國總統拒絕下令處決領導這次起義的社會黨人岡薩雷斯·佩尼亞[48]，便退出了聯合政府。它的農業部長希梅內斯·費爾南德斯[49]曾提出有利於「雲泰洛」的溫和的改良措施，可就連這樣的措施都遭到了它的反對[50]。從一九三五年起，它便企圖獨掌政權，於是便進行了緊鑼密鼓的準備。

軍方的陰謀

希爾—羅夫雷斯在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間擔任陸軍部長，在他的包庇下，極端分子同軍方相互勾結，進行著軍事陰謀的準備。一九三四年大選產生的新政府剛一成立，就對參加了一九三二年桑胡爾霍軍事政變的軍人實行大赦。被判決有罪和被解職的軍官都恢復了名譽。一九三四年，在桑胡爾霍的提議下，西班牙軍事同盟（Unión Militar Espa?ola）成立了；它很快就成了陰謀集團的核心，許多高級軍官都參加了這個組織：陸軍參謀長弗朗哥將軍、陸軍部副部長范胡爾[51]將軍、陸軍總監羅德里格斯·德爾·巴里奧[52]將軍，他們全都是在共和軍擔任要職的保王派與保守派高官。這個組織的成員巴雷拉中將還跟保王派分子利薩爾薩和戈伊科切亞一起與墨索里尼簽訂了協定。

化名「唐·佩佩」（Don Pepe）的巴萊拉[53]上校（他不久後晉陞為將官）四處奔走，加強了軍方陰謀集團同卡洛斯派領袖的聯繫，他還指導了納瓦拉「呼嘯兵」的軍事訓練。按照國民運動的一位御用歷史學家的說法，一九三五天夏天，在阿斯圖里亞斯進行的年度演習期間，弗朗哥、范胡爾和戈戴德[54]「制定了全國起義的準備工作的基本綱要」。如果希爾—羅夫雷斯的黨無法通過選舉奪取政權，軍方首腦就會出手。

長槍黨

德國與義大利的榜樣，使寡頭集團中的一部分人開始考慮採用比正統派政黨更為現代化的政治工具。

早在一九三六年之前，百萬富翁胡安·馬爾奇就資助過一個運動[55]，這個運動後來在內戰中起到了關鍵作用。一九三二年，獨裁者普里莫·德·里維拉將軍的兒子，何塞·安東尼奧·普里莫·德·里維拉[56]成立了西班牙長槍黨，一九三四年該黨與民族工團主義奮進會合併，但在一九三六年二月的大選之前，長槍黨一直是一個小組織，並沒有真正的影響力。

長槍黨提出了「二十六條綱領」，它是典型的法西斯主義綱領：它痛斥共和派在寡頭集團面前表現軟弱，鼓吹將銀行和鐵路國有化，並要求進行激進的土地改革，同時又譴責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教條腐蝕人心、動搖國本，並提出了一套與馬克思主義針鋒相對的理念：西班牙祖國與歐洲享有「獨一無二的天命」，「各個階級與職業應該在這種天命中和諧共處」。長槍黨與墨索里尼的法西斯黨唯一的不同之處，是他們對待教會的態度：長槍黨分子尊重天主教會在歷史上的理想化的西班牙中發揮的作用，哪怕他是無神論者[57]。在何塞·安東尼奧的支持者看來，希特勒與墨索里尼的成功，可以使他們迅速獲勝，實現他們染指法屬摩洛哥、恢復對南美的統治的「帝國夢」——這是西班牙精神與「共同命運」的另一個產物。

長槍黨的創始人兼領袖何塞·安東尼奧是一個因富有魅力而出名的安達盧西亞青年，他具有青春賦予他的一切優點，舉止優雅，慷慨豪爽，有不少人雖然是他的死對頭，卻也難以抵擋他的魅力。儘管如此，當時並沒有多少人重視他的運動。就像法西斯運動與納粹運動一樣，長槍黨運動也曾只能屈居於「社會」背景之中，以便同馬克思主義組織作鬥爭，並使用恐怖與暴力來對付它們。在一九三六年以前，西班牙寡頭集團對這個比較平民化的運動一直很冷淡，它更樂意看到希爾—羅夫雷斯通過選舉合法奪取政權：如果它要靠一個採用了法西斯主義的方法與教義的政黨來拯救的話，這個黨對待它的盟友及支持者的態度，往往會像對待敵人一樣嚴酷，而它還不打算接受這個缺點。一九三六年二月，長槍黨的黨員不過區區數千人，其中有一千人在馬德里。它單獨參加了大選，並遭到了慘敗。它還只是一支預備軍，只有等到工人階級發出佔領街頭的威脅時，它才會派上用場。何塞·安東尼奧本人也見過墨索里尼，他同參與陰謀的軍政高官保持著一定的聯繫。

追求地方自治的共和派

可能會與這種威脅作鬥爭的力量並不強大，更重要的是，這些力量並不團結。

儘管在巴斯克和加泰羅尼亞都有資產階級存在，但是，由於西班牙民族的發育不良，以及各種自治傾向的存在，阻礙了真正的西班牙資產階級的形成，這是西班牙自由派與共和派的悲劇之一。巴斯克地區的銀行家與加泰羅尼亞的大商人同寡頭集團緊密勾結。在西方國家，小資產階級構成了那些最強烈支持議會制度的政黨的基礎，但在西班牙，所有這些小資產階級分子都轉向了自治運動。

這些人當中，有曼努埃爾·德·伊魯霍[58]和雷薩奧拉[59]這樣的律師，也有何塞·安東尼奧·阿吉雷·雷庫貝[60]這樣的實業家，他在一九三六年成了巴斯克民族主義黨的領袖,這個黨成立於一九〇六年，它的口號最清楚不過地體現了它的種族、政治與宗教基礎：Todo para Euzkadi y Euzkadi para Dios（人人為尤斯卡迪，尤斯卡迪為上帝）[61]。這個頑固而保守的巴斯克得到了鄉村神甫的大力支持。這個黨賣力地組織各種天主教黃色工會，鼓吹「巴斯克工人團結起來」，積極地保護教會與有產階級，所以資本家也很樂意贊助它，讓它去對抗工總和堅持階級鬥爭思想的工會。比斯開地區的人民具有無可爭辯的特殊性，他們也為自己的特殊而自豪，他們具有古老的傳統，這種傳統培養出了深厚的民族主義思想，而這個地區的工業在二十世紀初取得了一定的發展，雖然這種發展仍不免成為腐朽無能的寡頭政權的盤中餐，卻也加強了民族主義思想的吸引力。

共和國成立後，巴斯克民族主義黨順理成章地同右派勢力以及各種反動保守政黨勾結了起來。然而，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大部分右派否決了巴斯克地區的自治地位，迫使該黨轉投反對派陣營，並在事實上同左派共和黨與社會黨結盟。

加泰羅尼亞也發生了類似的情況。當地的自治傾向，也是由於工業革命，以及資產階級同落後的農業寡頭集團之間的衝突而催生的。當然，資產階級上層對此持謹慎態度：它還需要西班牙的市場，為了對付不斷反抗的無產階級，它也需要中央政府的支持。它的領袖是坎波[62]及他的加泰羅尼亞同盟的同伴，他們與其說是加泰羅尼亞人，倒不如說更像寡頭集團的一分子。但是，小資產階級卻不一樣，他們只要明白了加泰羅尼亞自治運動必須得到工人和農民的支持才能成功的道理，就不會再保持謹慎了。而且，加泰羅尼亞小資產階級的政黨——艾斯凱拉是一個群眾性的政黨；它是在一九三一年四月由加泰羅尼亞的幾個共和派政黨與團體合併而成的，而且，它還得到了強大的農會（「拉巴塞雷」）的支持。這個黨的發動機與思想領袖是路易斯·孔帕尼斯[63]，他與薩爾瓦多·塞吉[64]是至交，長期擔任全勞聯的合法代表，與全勞聯關係密切。早在馬德里宣告成立共和國之前，巴塞羅那就已經搶先宣告成立共和國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五日，議會表決通過了加泰羅尼亞地區的自治地位。但是，自治派對右翼政府的上台感到憂心忡忡，他們發動了反對右派政府的起義，起義失敗後，加泰羅尼亞地區的自治權被取消了。加泰羅尼亞自治派跟起義工人一起遭到了監禁。

資產階級共和派

資產階級共和派政黨僅在少數城市和富裕的列萬特灌溉平原地區才有真正的基礎。阿列杭德洛·雷魯克斯[65]的激進黨[66]，是一部分小資產階級的代表，這些小資產階級反對軍隊與教會，希望建立一個新西班牙，掙脫封建時代的各種枷鎖，開闢資本主義擴張的道路。但是，由於害怕工農暴動，激進黨很快就退縮了，在一九三三年，它由於害怕革命，便與右協結成競選聯盟，大選獲勝後同右協組成了聯合政府[67]。一九三五年的財政醜聞讓雷魯克斯的黨名聲掃地[68]。馬丁內斯·巴里奧[69]（他出身工人家庭，是共濟會領袖之一）帶領一部分激進党參加了曼努埃爾·阿薩尼亞的左派共和黨，但左派共和黨與激進黨之間也沒有多大差別。

為了準確起見，事先說一句：阿薩尼亞是一個典型的西班牙共和派，他在一九三一年十月當上了總理，右派在一九三三年大選中獲勝後卸任，後來又在一九三六年當上了總統。他於一八八〇年生於阿爾卡拉·德·埃納雷斯的一個富裕家庭，自幼天資聰穎，曾在艾爾·艾斯科里亞爾（El Escorial）的聖奧古斯丁修會主辦的學校上學，儘管他上的是教會學校，但這根本沒能阻止他成為教會的猛烈反對者；很久以前，他就更加傾心於文學，而不是政治。他當過馬德里科技文藝社（Ateneo Científico, Literario y Artístico de Madrid）的主席，在君主制末期，他在共和黨反對派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當上了共和行動議會黨團主席，並很快在議會中名聲鵲起。他崇拜資產階級法國，夢想著建立一個井然有序、穩健平衡、由精英領導、並以有產農民構成的中產階級為其牢固基礎的共和國。他並沒有因為害怕工農暴動而投入保守派陣營。這反而使他相信：共和派必須主動推行改良，這樣才能爭取到足夠多的工人，阻止革命運動的發生。

他的首屆政府，令那些對君主制徹底絕望、但對共和國充滿希望的人大失所望。他的政府頒布的農業法案，只向大莊園制的問題發起了進攻，卻忽略了朝不保夕的小農的迫切需要。在他執政的兩年里，幾百萬渴求土地的農民當中，僅有一萬二千人獲得了小塊土地，而且他們還得為此支付補償金，賠償大地主的損失。

他的軍事改革的唯一成果，就是迫使支持共和國的軍官離開軍隊：既然提前退役就能領取全額退職金，這些軍官也就樂得脫離軍官團；然而保王派軍官卻繼續留任。阿薩尼亞政府在社會改革方面所作的一切努力，全都被世界經濟危機對西班牙經濟造成的影響給破壞了。它頒布的反天主教法令不但沒能對教權主義的堡壘造成任何重大打擊，反而還激怒了一大部分中產階級。最重要的是，它對工農暴動的鎮壓力度，遠遠超過了對保王派的鎮壓。它通過的《保衛共和國法》允許進行不亞於君主制時期的嚴酷鎮壓。君主制時期遺留下來的國民警衛隊原封未動。阿薩尼亞政府還從共和派當中抽調人手，組建了與國民警衛隊相似的另外一支警察部隊——突擊警察，它在對付工農的時候，跟國民警衛隊一樣兇狠。

一九三三年一月，在無政府主義活動家的鼓動下，安達盧西亞的卡薩斯·比耶哈斯（Casas Viejas）的農民揭竿而起，宣布建立「自由共產主義」。阿薩尼亞和內務部長、加利西亞人卡薩雷斯·奇洛加[70]對鎮壓起義負有重大責任：國民警衛隊殺害了二十五名短工，燒毀了他們的小屋。到他下台時，他在鎮壓工農暴動這方面可謂功勛卓著：監獄裡已經關滿了革命戰士——按照官方數據，足足有九千人，大多數是無政府主義者。阿薩尼亞政府在這方面的所作所為，使其他共和派（包括馬丁內斯·巴里奧這般溫和的人）都不禁哀嘆：這樣一個浸透了「污泥、鮮血與眼淚」的政權，已經撐不了多久了。

阿薩尼亞在下台後，本已名聲掃地，但在被右派關押後，他的名望又回升了。儘管他與一九三四年十月起義毫無瓜葛，卻還是被逮捕入獄：所以，他在執政時失去的聲望，在下野之後又恢復了。這個左派共和黨的領袖，「身材矮小」，面色蒼白，一臉病容，長著一對「直勾勾的、呆板」[71]的眼睛（他的對手常把他的眼睛比作蛤蟆的眼睛），他是一個優秀的議會演說家，卻是一個差勁的民主領袖。他獲釋後，在馬德里附近的卡米亞斯（Camillas）召開大會，參加大會的有四萬人之多，他在會上發表了聲援政治犯的講話。這仍是因為他象徵著共和黨與社會黨的聯盟，他是在代表議會制共和國向工人呼籲：為了使西班牙擺脫寡頭集團的控制、重建現代化的西班牙，請支持共和國。

西班牙與工人運動

在這個問題上，資產階級共和派發生了分裂。由於害怕工人階級革命，雷魯克斯選擇了同右協結盟。阿薩尼亞與馬丁內斯·巴里奧則選擇了同工人政黨結盟，避免革命發生。他們認為一切深刻的體制改革都可以在憲法框架內進行。議會（Cortes）僅有一院，由男女選民經普遍、秘密、直接的選舉產生，選舉法規定：如果一個政黨提出的候選人名單能夠在一個選區贏得絕對多數的選票，就可以獲得該選區的百分之八十的議席，這樣就能在議會中產生一個可靠的多數黨[72]。總統的強大權力——總統可以任命與撤換總理，還可以否決法案——以及憲法保障法庭的存在，似乎可以阻止任何陰謀。在這樣的背景下，他們希望建設一個真正自由、世俗、民主的國家，並通過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給幾百萬無地農民，從而重建社會，而這項工作的規模在一九三一年僅僅顯露出了冰山一角。

沒有工人運動的支持，沒有工會與工人政黨的支持，他們不可能指望完成這個任務。二十世紀的工人運動已成了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就連西班牙的核心——農民——也深受其影響。當然，尤斯卡迪農民依然固守著自己的傳統，忠於民族主義黨；納瓦拉人和馬埃斯特拉斯戈人仍然是卡洛斯派的基本盤，加泰羅尼亞和列萬特的小農仍然願意給共和黨（無論右派還是左派）投票。但社會黨已經在阿斯圖里亞斯的農村、舊卡斯蒂利亞的農業工人，還有格拉納達與穆爾西亞的huertas[73]里的農民組織當中獲得了可觀的影響力。無政府主義者發動和領導了加利西亞的subforados[74]的鬥爭、安達盧西亞的農業短工的起義、以及阿拉貢無地農民的鬥爭。工人運動正在努力爭取農民階級的支持。工人運動既成了資產階級的敵人，又成了賭注。工人運動提出的哪怕是最溫和的要求，都會直接威脅到寡頭集團的切身利益。

由於工人運動具有強大的爆炸力，小資產階級共和派為了自己的目的，便企圖獲得它的友誼與支持。小資產階級共和派有不少強大的敵人，它必須拉攏工人運動，使其成為自己的盟友，才能在西班牙農村掀起這個國家不曾經歷過的革命，而沒有這樣的革命，社會與經濟就不會獲得任何重大的進展。可是，西班牙工人運動也有它自己的要求與目標。到了一九三五年年底，工人運動似乎已經做好了向寡頭集團發出挑戰的準備，而寡頭集團想要消滅工人運動，共和派想要利用工人運動。

[1] 在革命前夕，里奧·丁托銅礦公司擁有1800萬美元的資本，每年可賺取450萬美元的利潤。阿索爾（Atholl）公爵夫人指控該公司曾以40比塞塔兌1英鎊的匯率，資助軍方的叛亂頭目，而正常的匯率是80至100比塞塔兌1英鎊（《西班牙的探照燈》[Searchlight on Spain]，哈蒙茲沃斯[Harmondsworth]，企鵝書屋[Penguin Books]，1938年）。值得一提的是，英國的一家大型軍火商維克斯—阿姆斯特朗公司（Vickers-Armstrong）也在西班牙設有分公司，它與蘇比拉與烏爾奇霍（Zubira and Urquijo）銀行關係密切。——原注

[2] 運輸、照明與電力公司（Traction ,Light & Electric Power）控制著加泰羅尼亞90%的電力生產。——原注

[3] 當時，普里莫·德·里維拉將軍的獨裁政府決定實行石油專營，美國富豪迪特丁（Henri Deterding，1866—1939）便對西班牙實行了經濟制裁，導致比塞塔嚴重貶值。——原注

[4] 昂利·拉巴塞爾（Henri Rabasseire），《Espagne,creuset politique》，（巴黎：fustier,1938），第60頁。——原注

[5] 布倫南，《西班牙謎題》（The Spanish Labyrinth），劍橋大學出版社，1943年，第87—131頁。——原注

[6] 在中世紀，加利西亞的大部分土地都屬於教會，佃農可以向教會永久租借土地，並能傳給後代，教會也不得將佃農逐出租種的土地，但佃農必須向教會繳納相當于田產價值的2%的稅款，這種租種制度就叫做foro。下文的censo與這種制度相似，不過主要出現在卡斯蒂利亞一帶。foro與censo的區別在於，foro的租約中會規定租借期限，但這種期限實際上是無限的，典型的foro租約中對租期的規定為：「三輩子再加二十九年」。——中譯者注

[7] 「拉巴塞雷」（rabassaire）這個詞是由rabassa morta（意為「死根」）演變而來的，它指的是一種特殊的佃農，這種佃農的租約中規定：當租地上的作物有四分之三死亡時，租期立刻結束。在十九世紀，這種租約還算是比較有利的，但是，隨著根瘤蚜（phylloxera）造成的破壞，以及壽命較短的、需要更仔細的照顧的作物的引進，這種租約就變得非常糟糕了。在1934年起義發生前不久，加泰羅尼亞議會表決通過了有利於拉巴塞雷的法案，但在坎波（Cambó）與右派的壓力下，憲法保障法庭廢除了這項法案。——原注

[8] 短工們的工作時間從日出開始，到日落結束。1936年初，大部分農業工人的工資在0.60比塞塔至3比塞塔之間，但他們的工作是季節性的，而且時有時無。——原注

[9] 拉巴塞爾估計無地農民的數量約為200萬人。保守派馬特奧·阿斯佩蒂亞（Mateo Azpeitia）也指出：84%的小地主需要可以維持生計的收入（《西班牙的土地改革》[La reforma agraria en Espa?a]，馬德里，Editorial Reus，1932年）。——原注

[10] 原文為pronunciamiento，本意為「宣言」。由於西班牙軍隊在西班牙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西班牙軍隊在發動政變時，往往只需要公開發表一個宣言，表明自己的態度與立場，就可以兵不血刃地完成政變，故將其譯為「兵諫」。——中譯者注

[11] 達馬索?貝倫蓋爾（Dámaso Berenguer，1873—1953），生於古巴，1889年參軍。1909年晉陞為將軍。1918年曾任陸軍大臣。普里莫?德?里維拉倒台後，貝倫蓋爾被阿爾方索十三世任命為首相，1931年2月14日貝倫蓋爾辭去首相之職，但仍擔任陸軍大臣。西班牙第二共和國成立後被捕，獲釋後退出政界。——中譯者注

[12] 尼塞托?阿爾卡拉—薩莫拉?托雷斯（Niceto Alcalá-Zamora y Torres，1877年7月6日——1949年2月18日），生於科爾多瓦省的普里耶戈·德·科爾多瓦鎮（Priego de Córdoba），1899年參加自由黨（Partido Liberal）。曾當過律師。1917年至1918年任公共建設大臣、1922年至1923年任陸軍大臣。因不贊成普里莫·德·里維拉的軍事政變，他沒有參加德·里維拉的獨裁政府。1930年德·里維拉倒台後，他宣稱自己是共和派，並參加了阿拉貢起義，失敗後遭到關押，1931年共和派在市政選舉中獲勝後獲釋，並在第二共和國成立後出任臨時政府總理，同年10月15日辭職。1931年12月10日當選為共和國總統，這個職位他一直擔任到1936年4月7日。共和國被顛覆後流亡法國，法國被納粹德國佔領後流亡阿根廷，死於布宜諾斯艾利斯。——中譯者注

[13] 阿爾方索十三世（Alphonso XIII，1886年5月17日——1941年2月28日），西班牙波旁王朝國王，1886年繼位，1902年正式執政。1931年西班牙爆發了革命，共和派政黨在4月12日的市政選舉中大獲全勝，阿爾方索十三世隨即出逃，流亡巴黎，最後死於羅馬。——中譯者注

[14] 共和黨曾提出《宗教結社法》（Ley de congregaciones），企圖消除宗教對教育的控制，但這個法案卻從未獲得通過。共和國初期曾在世俗化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到了1936年的時候，這些成果僅剩下了三項：教會與國家分離、允許離婚和取締耶穌會。——原注

[15] 在這方面，1936年5月的事件具有重要意義。當時在馬德里的街頭巷尾流傳著一個謠言：教士和信天主教的婦女正在向工人階級居住區的孩子散發有毒的糖果，隨後，馬德里各地都發生了程度不等的襲擊教堂、教士和出名的狂熱信徒的事件。當然，所有的黨派一致將其歸咎於挑撥分子散播的謠言。但是，反天主教的情緒一定已經有了很深的基礎，否則沒人會聽信這樣的謠言。——原注

[16] 佩德洛·塞古拉·薩恩斯（Pedro Segura y Sáenz，1880年12月4日——1957年4月8日），生於卡拉索（Carazo），曾就讀於柯米利亞斯神學院（Universidad Pontificia Comillas），1912年在巴利亞多利德神學院任教，1916年任巴利亞多利德輔理主教，1920年任科里亞（Coria）主教，1926年任布爾戈斯（Burgos）大主教，1927年任托萊多大主教，同年升任紅衣主教。1931年7月被共和國政府驅逐出境。1937年9月任納瓦拉大主教。他是一個極端保守的反動分子。——中譯者注

[17] 拉莫斯·奧利維拉（Ramos Oliveira），《現代西班牙的政治、經濟與人物1808—1946》（Politics, Economics and Men of Modern Spain 1808-1946），倫敦，戈蘭奇（Gollancz），1946年，第438頁。——原注

[18] 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克里姆·哈塔比（Muhammad Ibn "Abd al-Karim al-Khattabi，1882－1963），生於摩洛哥北部的阿傑迪爾（Ajdir），曾當過教師、編輯和法官。1920年發動了反對西班牙殖民軍的里夫起義。1923年2月1日宣告成立獨立的里夫共和國。1926年5月里夫共和國被西班牙和法國聯合推翻後，被流放到留尼汪島（La Réunion）。1947年獲釋後前往開羅，繼續領導爭取獨立的鬥爭。1963年在開羅逝世。——中譯者注

[19] 路易·于貝爾·貢薩爾夫·利奧泰（Louis Hubert Gonzalve Lyautey，1854年11月17日——1934年7月21日），生於南錫（Nancy），1873年入讀聖西爾（Saint-Cyr）軍校，1877年畢業後曾在阿爾及利亞、印度支那、馬達加斯加等地服役。1907年任法屬摩洛哥總督。1911年任軍長。1912年—1925年任法屬摩洛哥駐軍司令。1917年曾短暫出任陸軍部長。1921年晉陞為法國元帥。1925年辭職後。晚年同法國法西斯運動關係密切。1934年逝世。——中譯者注

[20] 法國對里夫共和國的侵略行動，其實主要是由菲利普·貝當（Philippe Petain，1856—1951）指揮的。——中譯者注

[21] 何塞·桑胡爾霍·薩卡內伊（José Sanjurjo y Sacanell，1872年3月28日——1936年7月20日），生於潘普洛納（Pamplona），父親是軍官，支持卡洛斯派。曾參加了鎮壓古巴起義的戰爭，並參加了兩次里夫戰爭。1928年任國民警衛隊總司令。第二共和國成立後繼續擔任國民警衛隊總司令。1932年改任海關司令。1932年8月10日發動軍事政變，失敗後被判處死刑，後改判無期徒刑。1934年獲釋後流亡葡萄牙。1936年7月參加了反動派的武裝叛亂，7月20日因空難身亡。——中譯者注

[22] 這次政變會失敗，是因為塞維利亞的工會發動了總罷工。警察並沒有干預政變，反而向要求警方嚴懲政變軍人的工人開火。桑胡爾霍和其他幾個軍官被判處死刑。桑胡爾霍在法庭上宣稱：他支持解除對耶穌會的禁令，並企圖阻止土地改革、阻止加泰羅尼亞獲得自治（參見下文）。——原注

[23] 何塞·米蘭—阿斯特萊·特洛雷斯（José Millán-Astray y Terreros，1879年7月5日——1954年1月1日），生於拉科魯尼亞（La Coru?a），1894年入讀托萊多步兵學校（Academia de Infantería de Toledo），1896年入讀高等軍事學校。畢業後進入總參謀部工作。曾參與鎮壓菲律賓起義。在里夫戰爭期間組建了西班牙外籍軍團。1924年晉陞為上校，1927年晉陞為準將。1932年被勒令退役後，投身右翼運動，內戰爆發後投靠了弗朗哥反動派陣營。1954年去世。——中譯者注

[24] 曼努埃爾·阿薩尼亞·迪亞斯（Manuel Aza?a Díaz，1880年1月10日——1940年11月3日），生於阿爾卡拉·德·埃納雷斯（Alcalá de Henares）的一個富裕家庭，自幼父母雙亡。1900年畢業於馬德里大學，獲博士學位。1914年參加改良黨（Partido Reformista）。一戰期間曾為多家報紙寫過文章。1926年組建共和行動（Acción Republicana）。1931年第二共和國成立後，於4月14日出任陸軍部長，同年10月14日出任總理， 1933年9月6日辭職。1934年他將共和行動與激進社會共和黨（Partido Republicano Radical Socialista）、加利西亞自治共和組織（Organización Republicana Galega Autónoma）合併為左派共和黨（Izquierda Republicana），同年10月被逮捕入獄，1935年1月獲釋後，參與組建人民陣線，1936年2月，人民陣線在大選中獲勝後，出任總理，同年5月辭職，改任共和國總統。1939年3月，共和國失敗後辭去總統職務，流亡法國，1940年10月死於蒙托邦（Montauban）。——中譯者注

[25] 阿斯圖里亞斯國民警衛隊司令多瓦爾（Doval，1888—1975）上校甚至宣稱：他「決心消滅所有革命的種子，哪怕是在孕婦肚子里。」草率的槍殺與大規模的酷刑，是1934年大鎮壓的特點，而工人階級將其完全歸咎於正規軍。——原注

[26] 1874年12月29日，馬丁內斯—坎波斯（Martínez-Campos，1831—1900）將軍發動政變，推翻了西班牙第一共和國，將波旁王朝的阿爾方索十二世（Alfonso XII）推上王位，恢復了君主制，從這次政變到1931年第二共和國成立的這段時間，就叫做復辟時期。——中譯者注

[27] 在拿破崙戰爭時期，只有極少數資產階級才敢同法國佔領軍「合作」。——原注

[28] 根據維克托·阿爾巴（Victor Alba）的說法（《西班牙共和國史》[Histoire des Républiques espagnoles]，萬塞納[Vincennes]，南北[Nord-Sud],1947年，第307頁），西班牙銀行有一萬六千名的股東，他們只需要大約五年的時間，就可以賺回跟投資額相當的利潤。股息率從未低於16%。在阿斯圖里亞斯起義被鎮壓的那一年，股息率高達130%。——原注

[29] 阿爾瓦洛·德·菲格洛亞·托雷斯—索托馬約爾（álvaro de Figueroa y Torres-Sotomayor，1863年8月9日——1950年10月11日），羅馬諾內斯伯爵（conde de Romanones），比利亞梅霍爾（Villamejor）侯爵之子。1884年畢業於馬德里中央大學，1894年出任馬德里市長。曾十七次出任內閣大臣，1910年至1912年出眾議院議長，1912年至1913年、1915年至1917年、1918年至1919年三次出任首相，並於1923年短暫擔任參議院議長。——中譯者注

[30] 胡安·阿爾貝托·馬爾奇·奧爾迪納斯（Juan Alberto March Ordinas，1880年10月4日——1962年3月10日），生於馬約卡島（Mallorca）的聖馬爾加利達鎮（Santa Margalida）。年輕時曾干過從北美往西班牙走私香煙的生意。一戰期間在交戰雙方之間做生意，大發橫財。1926年在馬約卡創辦馬爾奇銀行（Banco March）。共和國成立後，他因非法交易而入獄，越獄後逃往直布羅陀。他向弗朗哥反動派資助了大筆金錢，弗朗哥勝利後也給了他巨額的回報，使他在二戰後躋身於世界頂級富豪之列。——中譯者注

[31] 奧克蘭德·坎貝爾·蓋德斯（1879年6月21日——1954年6月8日），英國政治家，曾當過貿易委員會（Board of Trade）主席與駐美大使。——中譯者注

[32] 西班牙復興運動（Renovación Espa?ola）是一個君主主義政黨，主張由阿爾方索十三世復辟，並反對卡洛斯派。1933年1月，戈伊科切亞和他的一些追隨者在脫離人民行動之後，成立了這個政黨。該黨在1937年4月解散，黨員都加入了長槍黨。——中譯者注

[33] 胡安·安東尼奧·安薩爾多·貝哈拉諾（1901年6月24日——1954年4月20日），西班牙極右派政客，反動派陰謀家。在共和國時期曾經參與並策划了多次軍事政變陰謀。——中譯者注

[34] 安東尼奧·戈伊科切亞·柯斯庫尤埃拉（Antonio Goicoechea Cosculluela，1876年1月21日——1953年2月11日），保王派政治家，曾參加國民行動，1933年建立西班牙復興運動，內戰爆發後他解散了西班牙復興運動，1938年出任西班牙銀行董事。1953年去世。——中譯者注

[35] 何塞·卡爾沃·索特洛（José Calvo Sotelo，1893年5月6日——1936年7月13日），生於彭特維德拉省（Pontevedra）圖伊鎮（Tui），曾參加自由保守黨（Partido Liberal-Conservador），並在1925年至1930年任財政大臣。共和國成立後流亡國外，1934年5月回國，代表西班牙復興運動當選議員。1935年曾試圖同何塞·安東尼奧·普里莫·德·里維拉爭奪長槍黨的領導權，未能成功。1936年7月12日被刺殺。——中譯者注

[36] 伊塔洛·巴爾博（Italo Balbo，1896年6月6日——1940年6月28日），義大利法西斯運動的重要活動家之一。1915年志願參軍。1917年接受飛行訓練。戰後在佛羅倫薩求學，並獲得法律學位與社會科學學位。1921年參加法西斯黨，很快成為法西斯黨的重要人物。法西斯黨上台後，他在1926年出任負責航空事務的國務秘書，並於1929年出任空軍大臣。1933年出任利比亞總督。1940年因飛機失事身亡。——中譯者注

[37] 阿爾方索·卡洛斯（Alfonso Carlos，1849年9月12日——1936年9月29日），聖海梅與安茹公爵（duque de San Jaime y de Anjou），唐·卡洛斯的孫子。阿爾方索十三世出逃後，阿爾方索·卡洛斯提出繼承西班牙王位的要求，被卡洛斯派稱為阿爾方索·卡洛斯一世。——中譯者注

[38] 曼努埃爾·洛倫索·何塞·法爾·孔德（Manuel Lorenzo José Fal Conde，1894—1975），生於阿斯圖里亞斯一個小資產階級家庭，大學期間開始接觸卡洛斯派運動，1932年參加正統派聯盟，很快就成為該黨的領袖，並於1934年5月出任正統派聯盟總書記。他曾積极參与策划了多次軍事政變陰謀。弗朗哥下令將正統派聯盟併入長槍黨後，他失去了原先的地位，並拒絕參加長槍黨，遂流亡國外。回國後企圖重建卡洛斯派運動，未果。1955年退出政界。——中譯者注

[39] 安東尼奧·德·利薩爾薩·伊里瓦倫（Antonio de Lizarza Iribarren，1891年1月16日——1974年9月27日），卡洛斯派民兵組織「呼嘯兵」領導人之一。——中譯者注

[40] 埃米利奧·巴雷拉·盧揚多（Emilio Barrera Luyando，1869年1月17日——1943年5月5日），西班牙將軍。生於布爾戈斯（Burgos），1885年入讀高等軍事學院（Academia General Militar），1888年畢業後曾在古巴、波多黎各等地服役。1922年曾任陸軍副大臣，併當過阿爾方索十三世的副官。共和國成立後參加了卡洛斯派的陰謀活動。1934年代表西班牙軍事同盟（Unión Militar Espa?ola）在羅馬同墨索里尼簽署協定。內戰爆發後被捕入獄，越獄後投奔弗朗哥。——中譯者注

[41] 安東尼奧·利薩爾薩在他的《納瓦拉密謀回憶錄》（Memorias de la conspiración en Navarra，潘普洛納，戈麥斯[Gómez],1953年）中寫道：他們利用義大利提供的資金，從比利時購買了6000支步槍、150挺重機槍、300挺輕機槍、10000枚手榴彈和5000000發子彈。1936年1月10日，他們成立了第一支部隊——潘普洛納軍團（第73頁）。——原注

[42] 阿爾方索派（Alfonsists），指支持阿爾方索十三世一脈的保王派分子。——中譯者注

[43] 安赫爾·埃雷拉·奧里亞（ángel Herrera Oria，1886年11月19日——1968年7月28日），西班牙記者、天主教政治家、紅衣主教。生於一個與耶穌會關係密切的家庭，自幼接受耶穌會教育。1908年參與創建全國天主教宣傳員協會，並在1908年至1935年間擔任主席。1911年至1933年擔任教會日報《爭論報》（El Debate）編輯。1931年成立國民行動，1940年成為神父。1947年任馬拉加主教。1965年任紅衣主教。——中譯者注

[44] 所以，這個黨的象徵希爾·羅夫雷斯才會寫出這樣的話：「對我們來說，民主不是目的，而是建立新國家的手段。等到時機來臨時，議會要麼向我們屈服，要麼就被我們消滅。」（《爭論報》，轉引自布倫南，《西班牙謎題》，第280頁。）希爾·羅夫雷斯在對君主派的批判中，指出君主派使用了「災難性的策略」，為了反對獨裁政權，不惜造成「社會革命」，導致了「共產主義共和國」的成立。——原注

[45] 何塞·瑪麗亞·希爾—羅夫雷斯·奇尼奧內斯·德·雷昂（José María Gil-Robles y Qui?ones de León，1898年11月22日——1980年9月14日），生於薩拉曼卡（Salamanca），1919年畢業於薩拉曼卡大學，獲法學學士學位。1922年參加社會人民黨（Partido Social Popular），在普里莫·德·里維拉獨裁時期擔任全國天主教農民協會（Confederación Nacional Católico-Agraria）秘書，並進入《爭論報》編輯部工作。共和國成立後，參與成立國民行動。1931年當選國會議員。1933年參與成立西班牙右翼自治團體協會，並在當年大選中率領右派獲勝，1935年5月至12月出任陸軍部長。人民陣線在1936年大選中獲勝後，右協的成員大量流失，1937年4月他解散了右協，內戰結束後流亡國外，弗朗哥死後回國。——中譯者注

[46] 慈幼會（Salesians of Don Bosco）是天主教會的一個組織。——中譯者注

[47] 恩格爾貝特·多爾弗斯（Engelbert Dollfuss，1892年10月4日——1934年7月25日），奧地利政治家，隸屬於基督教社會黨（Christlichsoziale Partei）。出生於特克辛塔爾（Texingtal）的一個農民家庭。一戰期間在義大利戰線作戰，期間曾被俘。戰後曾當過下奧地利農民協會主席。1930年被任命為奧地利聯邦鐵路（?sterreichische Bundesbahnen）總裁，1931年3月被任命為農業與林業部長，1932年5月被任命為總理，1933年3月，奧地利議會議長和副議長為了能在議會中投票而辭職，多爾弗斯趁機下令議會無限期休會，頒布緊急法令，成為事實上的獨裁者。同年9月將支持他的獨裁政權的政黨合併為「祖國陣線」（Vaterl?ndische Front），1934年2月鎮壓了二月起義，同年4月30日頒布新憲法，正式建立起了法西斯政權。同年7月25日被奧地利納粹分子暗殺。——中譯者注

[48] 拉蒙·岡薩雷斯·佩尼亞（Ramón Gonzáles Pe?a，1888年7月11日——1952年7月27日），社會黨人，工會活動家。生於奧維耶多省拉斯·雷格拉斯鎮（Las Regueras），年輕時當過礦工，後來擔任工人總同盟旗下的全國礦工聯合會（Federación Nacional de Mineros）總書記。1934年10月領導了阿斯圖里亞斯礦工起義，失敗後被判處死刑，後改判無期徒刑。1936年人民陣線政府成立後獲釋，並在1938年出任司法部長。共和國被顛覆後流亡法國和墨西哥。——中譯者注

[49] 曼努埃爾·希梅內斯·費爾南德斯（Manuel Giménez Fernández，1896年5月6日——1968年2月27日），西班牙法學家，1933年參加右協，並在1934年10月至1935年4月間出任農業部長，任上曾提出了一些溫和的土地改革措施，由於遭到包括本黨在內的保守勢力的強烈反對而被迫辭職。——中譯者注

[50] 希梅內斯·費爾南德斯是一個基督教民主派分子，在他任農業部長的幾個月里，成了寡頭集團的眼中釘，被寡頭集團叫做「白色布爾什維克」。他為了給自己的計劃尋找依據，引用了利奧十三世教皇的一段通諭，結果一個保王派議員這樣回答他：「如果你敢用教皇通諭來奪走我們的土地，我們就要脫離教會。」——原注

[51] 華金·范胡爾·戈尼伊（Joaquín Fanjul Go?i，1880年5月30日——1936年8月17日），西班牙軍事同盟的創建人之一，曾在1935年出任陸軍部副部長。參加了1936年7月18日的叛亂，失敗後被處決。——中譯者注

[52] 安赫爾·羅德里格斯·德爾·巴里奧（ángel Rodríguez del Barrio，1876年8月28日——1936年11月7日），1893年入讀托萊多步兵學校，曾參加鎮壓菲律賓起義。此後曾在摩洛哥服役。1924年晉陞為少將。1933年出任陸軍總監，1936年死於癌症。——中譯者注

[53] 何塞·恩里克·巴萊拉·伊格雷西亞斯（José Enrique Varela Iglesias，1891年4月17日——1951年3月24日），生於加迪斯（Cadiz），曾參加過兩次里夫戰爭。第二次里夫戰爭結束後晉陞為上校。三十年代初曾出使德國、瑞士等國。1932年參加了桑胡爾霍軍事政變，事敗後被監禁。獲釋後參加了卡洛斯派的陰謀組織，並指揮訓練「呼嘯兵」。他積极參加了反共和國的政變陰謀。內戰後投奔了弗朗哥。1939年出任弗朗哥獨裁政府的陸軍部長。1942年被撤職。1945年出任西屬摩洛哥總督。後死於白血病。——中譯者注

[54] 曼努埃爾·戈戴德·約皮斯（Manuel Goded Llopis，1882年10月15日——1936年8月12日），生於波多黎各的聖胡安城（San Juan），參加過第二次里夫戰爭。戰爭結束後晉陞為準將，並出任駐非西軍參謀長。共和國成立後參加了反共和國的陰謀組織。1936年5月被提升為中央集團軍參謀長。1936年7月在巴塞羅那發動叛亂，事敗後被處決。——中譯者注

[55] 值得注意的是，長槍黨的大金主中有一個人叫德·雷克里卡（De Lequerica，1891—1963），後來他當上了西班牙駐維希法國的大使，以後又當上了外交部長。（艾梅特·約翰·休斯[Emmet John Hughes]，《西班牙報告》[Report from Spain]，紐約，亨利·霍爾特[Henry Holt]，1947年。）——原注

[56] 何塞·安東尼奧·普里莫·德·里維拉·薩恩斯·德·艾雷迪亞（José Antonio Primo de Rivera y Sáenz de Heredia，1903年4月24日——1936年11月20日），曾在馬德里大學學習法律，1923年獲得博士學位。1933年10月29日成立長槍黨，並於同年當選眾議員。1936年3月14日被捕，內戰爆發後被處決。——中譯者注

[57] 何塞·安東尼奧·普里莫·德·里維拉是一個真正的富家少爺，而民族工團主義奮進會創始人拉米洛·雷德斯馬·拉莫斯（Ramiro Ledesma Ramos，1905—1936）卻正好與何塞·安東尼奧相反，長槍黨的法西斯主義的平民性質，在雷德斯馬身上表現得更為明顯。雷德斯馬崇拜希特勒，敵視天主教，他負責民奮會的宣傳工作，還設計了該組織的旗幟：跟全勞聯一樣，也採用紅色與黑色（但圖案不同）。1935年年底，他脫離了長槍黨（跟他一起脫黨的還有何塞·安東尼奧與魯伊斯·德·阿爾達[Ruiz de Alda 1897—1936]），內戰爆發後被民兵處決。——原注

[58] 曼努埃爾·德·伊魯霍·奧約（Manuel de Irujo Ollo，1891年9月25日——1981年1月1日），生於納瓦拉的艾斯特亞鎮（Estella）。1908年參加巴斯克民族主義黨。1921年、1923年當選納瓦拉省議員，普里莫·德·里維拉獨裁時期曾被監禁。1930年曾參迦納瓦拉省政府。1936年當選為國會議員。內戰爆發後支持共和國政府。1936年9月至1937年5月任不管部長，1937年5月至12月任司法部長，1937年12月至1938年8月任不管部長，1939年流亡國外，弗朗哥獨裁政權垮台後回國。——中譯者注

[59] 赫蘇斯·瑪麗亞·德·雷薩奧拉·桑切斯（Jesús María de Leizaola，1896年9月7日——1989年3月16日），生於聖塞巴斯蒂安（San Sebastian），1919年參加巴斯克民族主義黨，從此投身巴斯克民族主義運動，1931年當選為議員，1936年出任巴斯克政府的司法與文化部長。共和國被顛覆後流亡國外。1974年秘密回國，1980年當選為巴斯克議會議員，不久退休。——中譯者注

[60] 何塞·安東尼奧·阿吉雷·雷庫貝（José Antonio Aguirre y Lecube，1904年3月6日——1960年3月22日），生於畢爾巴鄂。大學畢業後開始經營家族企業，成為當地首屈一指的富豪。1926年開辦個人律師事務所，不久後參加巴斯克民族主義黨，1930年促使黨內分裂的兩派重新統一。1936年10月出任巴斯克自治區政府主席。共和國被顛覆後流亡國外，1960年在巴黎因心臟病去世。——中譯者注

[61] 尤斯卡迪（Euzkadi）是巴斯克地區的統稱。——原注

[62] 弗蘭塞斯克·坎波·巴蒂耶（Francesc Cambó i Batlle，1876年9月2日——1947年4月30日），生於貝爾赫斯（Verges），1901年成立地方主義同盟，1918年出任開發大臣，1921年至1922年出任財政大臣。內戰爆發後支持弗朗哥反動派。——中譯者注

[63] 路易斯·孔帕尼斯·喬貝爾（Lluís Companys i Jover，1882年6月21日——1940年10月15日），生於農民家庭，畢業於巴塞羅那大學。早年即投身加泰羅尼亞民族主義運動。1916年當選為加泰羅尼亞區議員。1920年被捕，不久獲釋。1922年成立拉巴塞雷協會（Unió de Rabassaires）。1930年10月再次被捕，1931年獲釋後在巴塞羅那發動起義，宣告成立共和國。1933年6月至9月擔任海軍部長。1933年12月出任加泰羅尼亞政府總理，1934年10月發動起義，出任加泰羅尼亞共和國總統，事敗後被判處30年徒刑。1936年人民陣線政府成立後獲釋。內戰爆發後支持共和國政府。共和國被顛覆後流亡法國，1940年8月被捕，9月初被德國秘密警察引渡給弗朗哥政權，10月15日遇害。——中譯者注

[64] 薩爾瓦多·塞吉·魯比納特（Salvador Seguí Rubinat，1886年12月23日——1923年5月10日），外號「糖塊小子」（El noi del sucre），二十世紀初西班牙無政府工團主義運動的重要領袖，加泰羅尼亞地區的全勞聯領導人，1923年5月10日被加泰羅尼亞總督僱傭的殺手殺害。——中譯者注

[65] 阿列杭德洛·雷魯克斯·加西亞（Alejandro Lerroux y García，1864年3月4日——1949年6月25日），共和派政客，年輕時投身共和主義運動，1903年參與創立共和同盟（Unión Republicana ），1908年參與創立激進共和黨。1930年參加了推翻君主制的革命委員會。共和國成立後，於1931年出任國務部長，1931年4月至12月任外交部長，1933年9月至10月、1933年12月至1934年4月、1934年10月至1935年9月任總理，1935年9月至10月任外交部長。內戰爆發後流亡葡萄牙，1947年回國。——中譯者注

[66] 激進黨，全稱激進共和黨（Partido Republicano Radical），1908年由雷魯克斯等人在桑坦德成立。該黨在1933年大選中與右協組成競選聯盟，獲勝後上台組閣。1936年大選中該黨慘敗，從此一蹶不振，同年解散。——中譯者注

[67] 右協起初並沒有入閣，只是在議會中支持激進黨政府。當激進黨政府連連爆出腐敗醜聞之後，右協才入閣。右協的入閣激起了一些左翼政黨的起義。——中譯者注

[68] 普里耶托（Prieto）甚至認為，雷魯克斯和他的同夥把內閣變成了赤裸裸的董事會。——原注

[69] 迭戈·馬丁內斯·巴里奧（Diego Martinez Barrio，1883年11月25日——1962年1月1日），生於塞維利亞，1908年參加共濟會，不久後參加激進共和黨。他是西班牙共濟會重要領袖之一。1930年參加了革命委員會。共和國成立後，1931年4月至12月出任通訊部長，1933年9月至10月出任內務部長， 1933年10月至12月出任總理，1933年12月至1934年1月出任陸軍部長，由於不贊成讓右協入閣的決定，退出激進共和黨，組建了激進民主黨（Partido Radical Demócrata ），並於1936年4月至5月短暫出任總統。內戰爆發後，於1936年7月19日出任代理總理。共和國被顛覆後流亡國外。——中譯者注

[70] 桑蒂亞戈·卡薩雷斯·奇洛加（Santiago Casares y Quiroga，1884年5月8日——1950年2月17日），加利西亞民族主義運動活動家，1929年成立加利西亞自治共和組織（Organización Republicana Gallega Autónoma），1930年參加革命委員會，共和國成立後，在1931年4月至10月出任海軍部長，1931年10月至1933年9月出任內務部長，1933年7月至12月出任司法部長，1934年參加左派共和黨，人民陣線在1936年大選獲勝後，曾出任公共建設部長和陸軍部長，並在1936年5月至7月出任總理。共和國被顛覆後流亡國外，死於巴黎。——中譯者注

[71] 拉莫斯·奧利維拉，《現代西班牙的政治、經濟與人物1808—1946》，第301頁。——原注

[72] 按照1931年5月通過的《選舉法》的規定，國會（Cortes Generales）僅設一院，原先的參議院被廢除；每50000人分配一個議席，人口多於100000人的城市額外多分配一個議席，國會共設473個議席；如果一個政黨或政黨聯盟提出的候選人名單在某個選區獲得絕對多數（超過半數）的選票，就能獲得該選區的五分之四的議席；如果獲得了相對多數，則可以獲得三分之二；剩餘的議席分給得票數第二、且得票率大於20%的政黨。這種選舉制度對多黨聯盟比較有利。1931年選舉法雖然沒有賦予婦女投票權，但1931年12月通過的憲法賦予了婦女投票權，所以1933年大選是西班牙史上第一次有婦女參加投票的選舉。——中譯者注

[73] huertas，意為灌溉農場。——原注

[74] subforados，意為被迫繳納foro的農民。——原注

十六至十七世紀，加利西亞的人口迅速增加。原先租種教會和貴族土地的佃農發現，把租來的土地分成小塊，再轉租給別人耕種，要比他們自己耕種更有利可圖。於是原先的佃農就成了「二地主」（foreros），而向二地主租種土地的佃農就叫subforados。——中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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