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肯反奴隸制思想的起點在哪裡？

在美國學術界，對第16任總統亞拉伯罕·林肯的研究可謂是汗牛充棟，以至於有學者戲言：在這個世界上，大概只有對耶穌和莎士比亞的研究多於林肯。 倘若沒有新材料的發現，林肯研究顯然已經「題無剩義」。近年來出版的一些林肯研究著作，聚焦於林肯的婚姻、可能性的同性戀、抑鬱症等方面，雖有一定的可讀性，但缺乏新材料的支持，頗有些「劍走偏鋒」的味道，學術價值有限。

2010年，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埃里克·方納（Eric Foner）出版了《火的考驗：林肯與美國奴隸制》 一書。該書一經出版，就在學術界廣受好評，一舉獲得了三項大獎：班克羅夫特獎（The Bancroft Prize）、普利策歷史類圖書獎（Pulitzer Prize for History）、林肯獎（The Lincoln Prize）。林肯研究可謂是「帝國性事業」，每個人都自稱是主宰者，並為一些細節爭吵不休 。那麼方納此書為什麼能夠超越各種紛爭，獲得如何廣泛的高度認可呢？除了林肯研究之外，此書在19世紀上半期政治史研究中取得了什麼重要進展？方納對這一經典課題的新解釋是基於何種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徑？而這樣一部廣受好評的著作，又反映了美國政治史研究中的那些新趨勢？這些都是本文試圖探討的問題。

1、歷史語境中的林肯與奴隸制

此書之所以能在卷帙浩繁的林肯研究著作中脫穎而出，主要是因為方納將林肯置於19世紀上半期美國的歷史語境中，「去情感化」（de-sentimentalize）地描述其奴隸制和種族觀念的演變，有效避免了既往研究中所充斥著的意識形態色彩的浪漫化闡釋，使得此書成為「真正的歷史學家的著作」和「語境主義史學的典範」 。

本書最核心的主題是林肯在奴隸制和種族問題上的「成長能力」。目前的很多研究都是從結果發出來推斷歷史發展的過程，將林肯塑造成一位誕生之際就手持簽署《解放宣言》之筆的偉人，致使林肯思想觀念中那些不那麼「偉大」的部分被有意無意地遮蔽了。而方納則嘗試以全新的視角來審視林肯的成長，即沿著「歷史展開的方式向前觀察，未來是不可知的，前進的時候會走上岔道，甚至是回頭路」 。這種歷史解釋關鍵就是盡量拋棄意識形態和後見之明，深入到具體的歷史語境之中，對研究對象做「同情之了解」。

林肯反奴隸制思想的起點在哪裡？這是所有相關研究必須要回答的難題。早期的很多林肯傳記都認為他從小就對非裔美國人懷有純粹的善意，並夢想成為「偉大的解放者」 。方納認為這種解釋缺乏足夠的證據支撐，因為林肯很少表達自己內心的想法，留下的私人資料非常少 。他從林肯早期所生活地區的整體環境和氛圍入手，對其奴隸制觀念進行了合理推斷。林肯於1809年出生於肯塔基州，7歲時隨全家搬至印第安納州的西南部，1830年又遷往伊利諾伊州的中部。這三個州都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奴隸制，但並沒有被奴隸制所控制，因而形成了一種對奴隸制既不激烈反對、又不狂熱支持的剋制性的政治氛圍。當地居民對奴隸制的反感主要是非道德層面上的，他們認為奴隸製造成了財富分配的不公平，使沒有奴隸的農場主難以取得成功。與此同時，種族主義又根深蒂固，這三個州都制定了嚴格否定黑人公民權的法律，並曾立法阻止自由黑人的進入 。而且，林肯與非裔美國人接觸甚少，只有兩次目睹南部奴隸制種植園的經歷。因此，方納謹慎地指出，早年的生活經歷，使林肯成為奴隸制的「偶然的反對者」，他相信提高社會地位的最好途徑是自由勞動，而非獲得奴隸。這就是林肯此後對奴隸制的觀念和行動的起點 。

19世紀30年代至50年代初是林肯政治生涯的第一個階段，他逐漸成長為伊利洛伊州輝格黨的重要成員。在這段時期內，林肯對奴隸制的看法基本沒有變化。他認為奴隸制是建立在不公正和壞政策（bad policy）基礎之的，但憲法中與奴隸制有關的妥協條款必須被遵守，而且聯邦政府無權干涉蓄奴州的奴隸制，除非聯邦和憲法遭遇危險；他譴責廢奴主義者，認為解決奴隸制問題最好的方式是將黑人殖民到海外；他幾乎沒有談及黑人的權利問題，認為黑人並不屬於美國公民 。林肯的這些觀點是大多數輝格黨人相差無幾，他曾表示自己在奴隸制問題上的看法與該黨領袖亨利·克萊（Henry Clay）完全一致。這主要是因為從19世紀30年代後期開始，美國政治被以平民為導向的兩大現代政黨所控制，而強調政黨忠誠和政治行為的組織性則是現代政黨的主要特徵 ，林肯作為輝格黨的忠實支持者，其對奴隸制的看法當然與輝格黨主流思想相差無幾。

在這個時期，林肯還留下了其反奴隸制生涯中的一個難以迴避的「污點」。1847年10月，林肯曾擔任奴隸主羅伯特·馬斯頓（Robert Maston）的辯護律師，要求一名女性黑奴和她的五個孩子重歸奴隸身份。在本書中，方納幾乎從未對林肯的言行做出對錯與否的評價，唯獨此案是個例外。方納指出，從生計壓力和職業發展角度來看，林肯都沒有承接此案的必要，因為他當時已經在伊利諾伊州律師界闖出了名堂，並準備前往華盛頓就職國會議員。更重要的是，從19世紀40年代中期開始，對奴隸制的道德譴責已經被越來越多的北部人所接受，以薩蒙·蔡斯（Salmon Chase）為代表的一大批律師充分利用各種逃奴案件來打擊奴隸制，在這樣的歷史語境中，林肯仍在奴隸制問題上保持這缺乏道德感的中立，這似乎是難以接受的 。

1854到1860年間是林肯政治生涯的第二個階段，他從一個地方性的政治家轉變為北部最主要的政治人物之一。在這個時期，隨著北方社會中反對奴隸制情緒的高漲，林肯對奴隸制的反對也日趨激烈。他開始使用廢奴主義者的話語從道德層面強烈譴責奴隸制，主張以聯邦政府的權力來干涉奴隸制，宣稱建國之父們擁有堅定的反奴隸制信條，並大力鼓出「自由勞動」，從社會和經濟層面攻擊奴隸制 。林肯的這些觀點算不上激進，在新成立的共和黨中，很多人都秉持同樣的理念。

與奴隸制觀念相比，林肯在這一時期的種族觀念似乎沒有什麼「進步」。1858年，林肯在與斯蒂芬·道格拉斯辯論時，曾留下了一段廣受爭議的言論：「我無意實現黑白兩個種族之間的平等。在我看來，這兩個種族之間存在生理上的差異將使二者永遠無法在完全平等的基礎上生活在一起。如果二者真的生活在一起，那麼他們的地位必須要有高下之分，我和其他很多人一樣，都認為白人應該處於較高的地位。」 此論成為林肯研究中的一段公案，引發了學者們的激烈爭論。理查德·斯泰納（Richard Striner）認為林肯是一個「馬基雅維利式的策略家」，其種族主義言論都是迎合聽眾的權宜之計，以掩蓋其種族平等的真實想法，實現其政治目標 。小勒農·貝內特（Lerone Bennett, Jr.）則認為此論點充分表明了林肯白人至上主義的觀念，他雖然把《獨立宣言》掛在嘴邊，但是只承認黑人的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s），一直不願考慮黑人的公民權（citizenship） 。這其實是林肯研究中兩種相反流派的極端體現，前者認為林肯是致力於廢除奴隸制和實現種族平等的「偉大解放者」，這種觀點在內戰後就興起，一直持續至今 ；後者則極力打破林肯「偉大解放者」的神話，認為他是個種族主義者，奴隸制的廢除是多種原因所致，並非是林肯個人的功勞，這種觀點在20世紀 60年代興起，深受民權運動的影響 。

方納承認，林肯的確懷有種族偏見，他在私下裡經常使用「黑鬼」一詞，認為黑人不是美國公民，只能享有自然權利，不能擁有與白人平等的政治權利 。但他又指出，林肯的這些觀點其實非常普遍。在內戰前的美國社會，流行一套獨特的權利觀念。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s）是指《獨立宣言》中所列舉的人的生命權、財產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公民權利（civic rights）的基本內容是個人自由、人身和財產得到保護的權利，政治權利（political rights）的核心是選舉權。大多數奴隸制的反對者，尤其是共和黨人，都支持黑人擁有自由權利和基本的公民權利，但反對其擁有政治權利。「社會平等」（social equality）意味著要支持種族間的通婚，這遭到了絕大部分美國白人的反對，幾乎所有的州都立法對其禁止。而且，絕大多數奴隸制的反對者都認為反對奴隸制與反對種族主義之間沒有系統的關聯 。

由此，方納指出，「種族是我們的困擾，而不是林肯的」 。這可能是本書中最為大膽的結論，但也是對19世紀上半期歷史語境的準確概括。在當時，種族主義是絕大多數美國白人所共同分享的一種意識形態，並非是林肯個人所特有的觀念；種族平等才是一種邊緣性的極端思想，只有極少數激進的廢奴主義者秉持這一理念。內戰前所發生的諸多有關奴隸制問題的論爭，都很少談及種族問題。黑白兩個種族之間的完全平等只是民權運動以來，人們針對美國的種族問題提出的要求，以現代的種族平等觀點來苛責林肯，無疑是脫離歷史語境的「隔閡膚廓之論」。

內戰期間是林肯政治生涯的第三個階段，也是林肯的奴隸制和種族觀點發生重大變化的時期。長期以來，林肯一直被視為《解放宣言》的締造者。然而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林肯的「偉大解放者」身份遭到了黑奴自我解放理論的嚴重挑戰。該理論的代表人物文森特·哈丁（Vincent Harding）認為林肯在黑人解放過程中一直是被動和遲疑的，黑人在內戰之初的持續逃亡，迫使其走上了解放奴隸之路；「從法律視角來看，《解放宣言》沒有解放一個黑奴」，大量的黑奴通過逃跑、暗中破壞種植園、參加當地的起義、為聯邦軍隊服務等方式完成自我解放的。 20世紀80年代，這種理論在美國社會史學家中一度獲得了正統學說的地位。但是，以知名內戰史學者詹姆斯·M.麥克弗森（James M. McPherson）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堅持為林肯辯護，認為林肯的堅定的反奴隸制思想、嫻熟高明的政治領導藝術和對聯邦軍隊的成功指揮，是奴隸制最終得以廢奴的必要條件。

方納此書在某種程度上是上述觀點的綜合。他明確指出，奴隸向聯邦軍隊控制區的逃亡、廢奴主義者和激進共和黨人的壓力、消除歐洲干涉的願望、不斷增加的人力需求、邊界州對林肯的漸進廢奴方案的反對等諸多因素的合力，迫使林肯走上解放奴隸之路。但方納同時指出，林肯並沒有完全被這些事件裹挾著前進，而是表現了足夠的自主性。早在當年7月，林肯就向內閣成員提出了原始版本的《解放宣言》 。《解放宣言》頒布之後，林肯就成為奴隸解放政策的堅定捍衛者。他在戰時重建方案中明確指出，回歸聯邦的各州必須在憲法中廢除奴隸制。1864年夏，北方士氣降到最低點，與南部進行和談的呼聲日益高漲，林肯則堅決捍衛《解放宣言》，拒絕與南部和談。此後，林肯還努力推動憲法第十三修正案的通過，以確保從法律上徹底廢除奴隸制 。

在內戰期間，林肯的種族觀念發生了重大轉變。黑人士兵的英勇表現以及與傑出黑人政治活動家的會面，削弱了林肯的種族偏見 。而且，林肯開始考慮給予黑人的政治權利和公民權利。1864年3月，林肯曾建議路易斯安那州將那些有才智的黑人，尤其是為了聯邦英勇奮戰的黑人納入到選民隊伍之中。1865年4月11日，林肯在其最後一次公開演講中，首次承認有色人種應該得到選舉權。這是有史以來，美國總統首次公開贊同有限的黑人選舉權。但毋庸置疑的是，林肯從未成為完全的種族平等主義者。在私下裡，他繼續使用「黑鬼」（nigger）和「黑佬」（darky）這樣的詞語，並講述具有種族色彩的幽默故事 。

總之，從19世紀30年代到1865年，林肯逐漸從一名奴隸制的「偶然的反對者」成長為《解放宣言》的簽署者和捍衛者，從一名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者轉變為黑人選舉權的提倡者。林肯的「成長」並非直線前進的，他始終不是反奴隸制事業的先行者，即便在頒布《解放黑人奴隸宣言》之後，他依然繼續宣稱自己更傾向於漸進地廢除奴隸制。終其一生，林肯始終沒有成為種族平等主義者。但是我們不能以現代的種族平等觀念來苛責林肯，因為在奴隸制勢力無比強大、種族主義觀念根深蒂固的19世紀上半期，林肯在奴隸制和種族觀念上的每一點成長都是一場「火的考驗」。

方納此書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不僅僅因為它是一部出色的林肯政治傳記，更在於它從公眾意見這一全新的視角來理解政治，「重新發現」了廢奴主義者和激進共和黨人對全國政治的重要影響，深刻闡釋了林肯所處時代美國政治運行方式。

（埃里克?方納）

在本書中，方納所討論的不是選舉、擔任公職這種傳統意義上的政治，而是「在擴展的公共領域中塑造公眾意見（public opinion）」 。毫無疑問，方納對政治的理解受到了公共領域理論的影響，認為政治不僅僅是以國家為中心的制度化權力運作，而是在更廣泛的社會領域中發生的權力爭奪。但方納所謂的公眾意見並不是一種理想化模型，而是19上半期的歷史存在，即多數民眾在某個事件和問題上的看法，它往往既不是理性交流的產物，也不具備理性批判的特徵 。

方納之所以從公眾意見這一全新的角度來分析內戰前的美國政治，主要是為了揭示廢奴主義者和激進共和黨人對全國政治的影響。在很多關於內戰前政治史的研究中，廢奴主義者和激進共和黨人則被描述為自以為對現實政治一無所知的狂熱分子，被置於歷史敘事的邊緣。方納認為，這種歷史敘事其實對政治在民主社會中的運行方式的誤解 。在內戰前三十年中，對公眾意見的爭奪可謂是政治的核心環節，就如林肯所言，「我們的政府是基於公眾意見的，誰能改變公眾意見，誰就能改變政府」 。當時的大多數美國人都認為，決定奴隸制命運的場所不是國會或法庭，而是公眾意見。這意味著廢奴主義者和激進共和黨人這樣的觀點激進的少數派，也可以通過煽動公眾意見，對全國政治施加重要影響。

從19世紀30年代起，廢奴主義者就不斷用請願、演講、發行報紙和小冊子等各種手段宣傳立即廢奴思想，將奴隸制問題推向公共辯論的中心。在此過程中，廢奴主義者逐漸發展出一套激進的反奴隸制話語。他們譴責奴隸制是一種嵌入到美國的所有社會體制「巨大的罪惡」，宣稱奴隸制的延續徹底背離了《獨立宣言》的精神和美國革命的遺產，認為黑人應享有自然權利和基本的公民權利，並建議在內戰後賦予黑人一定的政治權利。這些激進的反奴隸制觀念逐漸成為公眾意見的一部分，對林肯這樣的處於政黨體系內部的政治家產生了影響。總之，廢奴主義者通過改變公共話語來重新定義了政治的「可能性」，這使得他們的影響力遠遠超出了自身所處的邊緣處境 。

激進共和黨人也在不斷通過演講、發行報紙等方式煽動公眾意見，將反奴隸制的道德原則注入到政黨體系之中。查爾斯·薩姆納（Charles Summer）、威廉·西沃德（William Seward）等激進共和黨人領袖都是大名鼎鼎的演說家。著名的廢奴主義演說家溫德爾·菲利普斯（Wendell Phllips）曾這樣評價威廉·西沃德：「他的演講值得一聽……他的觀點可以決定成千上萬人的立場」 。正是這種強大的塑造公眾意見的能力，使為數不多的激進派對共和黨的政策產生了重要影響。從1861年底開始，在他們的努力下，國會先後通過了《敵產沒收法》（Confiscation Act）等一系列打擊奴隸制的法案；當林肯還在邊界州推行他的漸進廢奴方案時，他們就多次提出要在總體上廢除奴隸制；在《解放宣言》頒布之後，他們率先提出必須要通過憲法修正案來保證《獨立宣言》不被中止或廢除，並推動國會通過了一系列擴張黑人權利的法案 。

由此，方納在很大程度上「重新發現」了廢奴主義者和激進共和黨人對內戰前美國政治的影響。他們主要不是通組建政黨、遊說國會、建立政治同盟等「高層政治」的途徑來影響政治，而是不斷煽動公眾意見，將反對奴隸制的道德原則注入到北方民眾和政黨體系之內，為林肯這樣的政治家提供了改變觀點和施展行為的語境。他們的諸多觀點，儘管在最初顯得異常激進，但最終被林肯這樣的政治家所接受，成為主流政治話語的一部分。這恰好印證了馬克思·韋伯對激進主義與現實政治之間關係的判斷：「如果這世界上沒有人不斷追求不可能之事，那麼那些可能之事就永遠不會實現」 。

此外，方納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新發現」了政黨體系內部的主要政治領袖在奴隸制政治演變過程的作用。在傑克遜時代所創立的現代大眾政黨體系中，政治領袖既要觀察到公眾意見的變化，又努力影響和塑造公眾意見，而林肯在這方面表現得尤為出色。內戰開始後，因意識到戰爭帶來的難以預計的多變局面，林肯廣泛閱讀報紙和寄往白宮的信件，並向很多人詢問民眾在奴隸制問題上的看法，努力與公眾意見保持一致，他在奴隸制和種族觀念上的演變反應了北部公眾意見的變化趨勢 。與此同時，林肯也在不斷以演講和發布公開信（public letters）的方式來引導和塑造公眾意見，引導北部民眾堅定廢奴信念，接受黑人的公民身份，勇敢面對奴隸制給美國帶來的不良遺產 。

通過上述研究，方納深刻地展現了公眾意見與19世紀上半期美國政治的密切關聯。一方面，對公共意見的爭奪對政治運行的重要內容，各種社會力量和政治勢力都盡量讓自己的聲音公開化、最大化，以壓制或淹沒對手的聲音，使自己的聲音成為公眾意見的代表，以最終改變公共政策。另一方面，公眾意見的改變是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複雜過程，開明的政治領導人之間的相互影響、捲入社會運動、日常的生活經驗都會改變公共辯論的本質，進而改變公眾意見，這意味著處於社會邊緣的普通民眾也可能對公眾意見產生重要影響 。近年來，有些學者也注意到公眾意見在19世紀上半期美國政治史中的重要地位，但像方納這樣將公眾意見作為敘事核心並對其進行如此深入研究的，卻是屈指可數 。

需要注意的是，方納並未指出，公眾意見對政治的巨大影響力是美國19世紀上半期才現的特殊現象。在美國革命時期和共和國初期，很多美國民眾，尤其是政治精英，對公眾意見這一頗具民主色彩的現象和理念持懷疑態度 。19世紀上半期以來，隨著選舉權的擴展和現代大眾政黨（mass party）的成立，使得「政治似乎進入了所有領域」，民眾以極大熱情參與政治活動，公眾意見也就變成了一種「神諭」 。與此同時，交通條件的改善、印刷媒體的盛行、電報的發明，都極大地增加了人們換取外部信息的能力和速度，導致政治從地方政治精英之間的敵對遊戲轉變為由政治組織和印刷媒介所塑造的公眾意見的爭奪。從這角度上來看，「年輕的美利堅合眾國的歷史首先就是一部爭奪公眾意見的歷史」 。

而且，方納並未解決一些與公眾意見相關的重要問題，比如公眾意見到底是如何影響公共政策的？廢奴主義者所使用的請願、集會等策略是以何種社會機制（social institution）改變公眾意見的？公眾意見至上的政治文化對內戰的爆發有什麼影響？這些問題都值得從事美國史研究的學者深入研究。

關於經典題材的研究，要想取得新突破，不外乎依賴新材料和新方法。方納所使用的材料可謂非常「大眾化」，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已經被數據化的文獻。此書的突破主要歸功於方法的使用。方納融合了多種政治史研究路徑，將政黨政治、社會政治和大眾政治聯繫起來，把政治精英和普通民眾置於同一種敘事之中，成功構建了林肯所處時代美國政治史的整體畫面，賦予了林肯和奴隸制政治這一經典課題以新的內涵。

毫無疑問，方納在本書中採用了社會政治史的研究路徑。20世紀60年代以來，不少歷史學者提出要淡化權力與公共制度的關係，不再將政治與社會獨立起來，而是要考察二者之間的交匯或互動，由此形成了「社會政治史」研究路徑 。在本書中，方納借鑒公共領域理論，將社會與政治聯繫起來，分析了權力在社會中的產生和運行的機制，以及社會領域中的權力對於制度性權力的影響。具體而言，他所考察的乃是公眾意見在公共領域中被塑造、形成和改變的條件、機制和方式，以及其對政黨政治、國會辯論、國家政策等「高層政治」的影響。正是這種自下而上的視角，使方納發現了廢奴主義者、黑人逃奴、聯邦軍隊中的黑人士兵等底層民主和邊緣群體對全國政治的重要影響。

方納也借鑒了經典政治史研究範式中的可取之處。首先，方納並未像很多崇尚自下而上觀察歷史的學者那樣將政治精英邊緣化，除了林肯之外、亨利·克萊（Henry Clay）、薩蒙·蔡斯（Salmon Chase）、威廉·西沃德（William Seward）政治精英同樣處於敘事中心。其次，方納在使用公共領域理論、文本分析等各種新的研究方法的同時，也利用了敘事方法、因果分析等經典政治史的工具，講述了一個充滿細節、環環相扣的關於林肯成長和奴隸制政治演變的故事。而且，在這個故事中，美墨戰爭、斯科特案、林肯與道格拉斯辯論等重大政治事件成為推動故事發展的關鍵環節，這些都具有經典政治史研究範式的典型特徵。

總之，在本書中，方納集經典政治史和社會政治史研究的特長於一身，同時從「從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種視角出發來觀察歷史，將底層民眾、邊緣群體和政治精英納入到同一種敘事之中，創造了一種整體性的、多元的政治史模式。在這種歷史解釋中，兩黨的主要政治領袖、處在政黨體系之外的廢奴主義者、共和黨內少數的激進派、在內戰開始後向聯邦軍隊方向逃亡的黑人奴隸、在聯邦軍隊中英勇作戰的黑人士兵、甚至包括對廢奴主義者進行攻擊的極端種族主義者，都因為各自對公眾意見的影響而成為奴隸制政治的參與者，最終改變了奴隸制和美國民主制度的命運。正是這種宏闊的視野，使得方納此書既超越了傳統政治史對政治精英和國家權力的關注，又避免了受社會史和文化史影響的各種「新政治史」研究的碎片化現象，賦予了奴隸制政治的演變這一個經典的傳統政治史課題新的內涵。

方納此書的成功充分表明，只要懷著開放的心態，吸納新的學術和思想資源，重新界定研究領域，借鑒新的研究路徑，政治史就可能「老樹發新枝」，重新煥發生命力。事實上，在其整個治學歷程，方納一直在不斷吸收新的史學觀念和方法。方納的成名作《自由土地，自由勞動，自由人：內戰前共和黨的意識形態》具有濃厚的傳統史學的色彩，其研究對象主要是北部共和黨的政治精英 。此後，方納受到蓬勃興起的新社會史的影響，開始關注普通工人和黑人的歷史。但他意識到新社會史研究因有意「去政治化」（depoliticalization）而失去了更大的語境，無法賦予其研究對象以更廣闊的內涵，呼籲將政治納入到社會史研究中去，並提倡擴展「政治」的內涵：政治不僅是投票行為和立法聯盟（legislative alignment），更是權力在公民社會中的發生和運行的方式。 在1988年出版《重建：美利堅未完成的革命，1863－1877》一書中，方納已經突破了傳統政治史的框架，將社會史與政治史結合起來，揭示了黑人的抗爭與聯邦政治之間的關聯，開創了重建史研究的新局面 。在史學理念方面，方納則受到了後現代主義的影響，拋棄了傳統史學中的帶有目的論色彩的線性史觀，強調歷史發展的不確定性和多樣性，他在《美國自由的故事》一書中所開創的了「質疑性敘事體」就是這種理念的集中體現 。

如果將方納與著名政治史家邁克爾·F·霍爾特的（Michael F. Holt）的治學歷程進行對比，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霍爾特是與方納同時期成長起來的學者，二人都在20世紀60年代末嶄露頭角，皆以研究19世紀政治史而聞名。與方納不同的是，霍爾特是緊跟新政治史的潮流而躋身史學領域的 。據霍爾特自己承認，儘管他從來都不是新政治史的自覺信徒，但是他在最初的研究中確實接受了新政治史的核心理念，從普通選民的投票行為的變遷入手來研究內戰前美國政治的發展，認為種族和文化因素是政黨分歧的關鍵 。霍爾特此言不虛，他1969年出版的成名作《締造多數派：匹茲堡市共和黨的形成》 是新政治史研究代表作之一。70年代末年代以來，新政治史遭遇嚴重危機，其對普通選民的過分關注遭到了很多詬病。霍爾特也加入到反思者隊伍中來。但是當包括方納在內的很多學者開始從社會政治史和政治文化等角度來考察關注婦女、黑人等非選民對政治的影響，霍爾特卻「逆流而行」，走上了回歸精英研究的道路。他認為僅僅將目光聚焦於選民是一個「重大的錯誤」，這不僅是因為非選民對投票結果的影響與選民同樣重要，更因為推動政治發展的是政治領袖、公職人員和政黨策略家（party strategists），因此任何一部關於政黨的連貫且讓人滿意的歷史著作，最好都要從白人政治精英的角度來講述 。

在1999年出版的《美國輝格黨的興衰：傑克遜時期的政治與內戰的開始》一書中，霍爾特的回歸傳統史學之路達到頂峰。他完全忽視了政治文化和選舉行為研究，將研究對象局限於輝格黨政治精英，將政治視為為政治精英基於現實利益考慮，利用各種方法贏得選舉的過程。而且，霍爾特認為塑造歷史進程的是歷史事件，先前發生的事件會對人們在此後的判斷和行為產生影響，這種強調事件之間因果關係的敘事模式，明顯帶有傳統史學的特徵。儘管如此，此書還是在2000年獲得了「林肯獎」，這表明向傳統史學的回歸也是美國政治史研究的一個趨勢 。

方納的「由舊到新」和霍爾特的「由新返舊」，生動地顯示了在過去半個多世紀中，不同風格的政治史家是如何從不同的角度來反思已有研究的局限、吸收各種思想和學術資源，使搖搖欲墜的政治史研究重新煥發活力的。時至今日，美國政治史研究已經是一個高度開放和多元化的研究領域，各種研究路徑和研究方法相互交融，「從下而上」和「至上而下」這兩種研究視野並行不悖。在這種局面下，如何在題材選擇上打破新舊之分的陳見，如何為選擇的題材找到最合理的研究路徑，如何綜合使用各種恰當的研究方法，是當前的美國政治史學者要認真思考的問題。在這些問題的處理上面，方納此書無疑給了我們有益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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