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一位法國朋友》

致一位法國朋友

1939年2月14日

本文發表於1939年五月的《新國際》雜誌，題為《致阿爾弗雷德·羅斯默[1]》

親愛的朋友：

你1月24日的來信給我提供了關於工農社會黨內部形勢的重要信息，所以我得儘快給你回信。馬索·皮維爾在同你談話時，提出了一些意見，我認為必須從這些意見開始寫起。

他聲稱，他對於法國的總形勢的看法，與我「完全一致」。我對這一表態致以熱烈的歡迎。儘管如此，這還是不夠充分。為了有可能進一步合作，僅有一致的看法是不夠的；還必須要有一致的實際結論，至少在最基本的問題上，雙方必須要有一致的實際結論。關於1936年6月那段時期，皮維爾曾寫過：「如今一切皆有可能。」這是一個很棒的公式。它的意思是說，有了這樣的無產階級，我們就能走到底；也就是說，向著奪取政權徑直前進。就在那幾天里，也可能是稍晚的幾天里，我寫過這樣的話：「法國革命開始了。」所以說，我們跟馬索·皮維爾擁有共同的前提。可是，正因為如此，我才弄不明白：馬索·皮維爾為什麼還會信任布魯姆呢？雖然他對布魯姆的信任是有條件的和有限的——應該說是半信半疑——要知道，布魯姆可是資產階級秩序的笨拙衛士，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叛徒，他會帶給無產階級的只有失敗與恥辱，這一點早已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可是我們不能回到過去。還是談談現在的形勢吧。在我看來，關於共濟會的問題，具有極大的政治意義與象徵意義。法國目前正在經歷深刻的革命危機，這個危機時期以最尖銳的形式，向無產階級提出了為奪取政權而鬥爭的問題，在這種時期，資產階級激進主義和正式的「社會主義」的叛賣成性的領袖，總是在關鍵事件中背叛工人，同這些領袖斷絕一切政治上的和道義上的關係，是革命領袖的一項基本而又迫切的任務。

達拉迪耶究竟是不是共濟會員，我並不清楚；但肖彤和好幾個內閣閣員確實都是共濟會員。我問自己：人民陣線的政策，就是要讓無產階級在政治上服從於資產階級激進派，那麼，一個人怎麼可能一邊認真地反對這種可恥的政策，另一邊卻又繼續同資產階級激進派的領袖結成「道義」上的聯盟呢？要知道，這些資產階級激進派的領袖一邊干著雞鳴狗盜的勾當，另一邊卻在扮演著以復興人類「道德」為己任的共濟會員。在面對著如此明顯的矛盾時，每個工人都有權說：「這些社會黨人根本不相信社會主義革命，否則，他們為什麼要一邊自稱在準備革命，另一邊卻在繼續跟那個階級的領袖稱兄道弟呢?革命要反對的正是那個階級！」

我曾在伊澤爾省住過一陣子[2]，由於某些幸運或不幸的境遇（我真不知道這該算是幸運還是不幸），我當時曾有機會親眼目睹共濟會的一小部分活動。我當時的房東是一個共濟會員，他的大部分賓客也都是共濟會員。我的青年朋友當中，有一個人剛在不久前脫離了共濟會。所以，我不僅根據無可爭辯的普遍看法，而且還根據自己對共濟會在法國外省的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的親身觀察，得出了自己的觀點。

共濟會的上層由激進黨人或「社會黨人」、律師、議員、投機分子和犬儒主義者組成，這些人只把共濟會地方分會當作一種選舉工具。在格勒諾布爾分會裡沒有——或幾乎沒有——工人；相反，工廠的低級管理人員卻佔有重要的地位。我認識一個工頭，關於另外一個工頭，我還寫過一些有意思的記錄。這些工頭主要關心的是擺脫工人，參加「高雅社團」，傾聽「有學問的人」的教誨。他們虔誠地尊敬那些用「人道主義」和「和平主義」的陳腔濫調來教育他們的律師和教授。當地分會的幹部在格勒諾布爾當地政治中發揮著一定的作用，他們藉助共濟會的儀式，讓小資產階級信徒和一部分半無產階級貴族為他們自己的目的服務。這些紳士當中有一些人，自己並沒有參加共濟會，而是在幕後操縱共濟會的活動。因此，共濟會集中了一切寄生性的特徵，正是這些特徵讓現在的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如此面目可憎。一個人怎麼可能一面同社會民主黨和共產國際斷絕關係，另一面卻在同共濟會——社會民主黨與共產國際的最糟糕的諷刺畫——糾纏不清呢？

革命需要全身心的付出。有些革命者不是通過革命工人政黨來滿足自己在政治上和道義上的需求，卻想在這個資產階級激進派的社團中找到某種「更好的」和「更上檔次的」東西，這種革命者是非常不可靠的。他們究竟想要什麼呢？還是讓他們自己去向工人解釋吧！……在法國正在經歷的這個時期，最困難而又最重要的，是徹底擺脫資產階級輿論的影響，在思想上徹底同這種輿論斷絕關係，不要害怕資產階級輿論的怒罵、謊言與誹謗，而且還要同樣拒絕資產階級輿論的恭維與諂媚。一個人只有做到了這一點，才能保證必要的行動自由，才能擁有及時傾聽群眾的革命呼聲、並率領群眾發動決定性的進攻的本領。可是，共濟會本質上是一個排放革命壓力的安全閥。在共濟會的地方分會裡，只有極小一部分是真誠的理想主義者，而這些人的存在只會增加共濟會的危險性。

所以，我不得不認為：馬索·皮維爾並沒有從革命的前提中得出必要的結論。而在革命時期，這是最最危險的。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正是因為不能得出必要的實際結論，才會撞得頭破血流。不幸的是，看來馬索·皮維爾到現在還在自滿於對現狀作出激進的分析，可是，面對著由這些分析而產生的革命任務，他卻又猶豫不決了。

馬索·皮維爾對一些剛剛參加工農社會黨的國際主義工人黨黨員發出了控訴和指責，聯繫到我上面講過的內容，我得懷著最大的擔憂關注這件事情。在皮維爾的發言中，他指責這些人魯莽地進行了「粗暴的攻擊」，使用了「錯誤的語氣」，十分「尖酸刻薄」，等等，等等。我身在千里之外，對這些孤立的事件，我既不了解，也無法從這裡了解，所以無法對它們進行分析。我承認，在某些個例中，有些人的行為可能不夠得體。可是，這在革命者眼中，難道會具有什麼嚴肅的政治意義嗎？自從工人運動誕生以來，左翼的代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羅莎·盧森堡、卡爾·李卜克內西），就一直遭受著使用不恰當的語氣、過分刻薄、或舉止不夠得體的指責。這可以從兩方面來解釋：一方面，社會黨人並沒有同資產階級輿論的偏見徹底斷絕關係，而且還覺得他們自己處於一種曖昧模糊的情形之中，所以他們根本不歡迎任何批評意見。這是一種心理學法則。另一方面，在同主流政党進行殊死鬥爭的時候，特別是在現在這樣的關鍵形勢中，那些受著絕不妥協的革命思想影響的人，在同那些猶豫、觀望、逃避和浪費時間的中派分子打交道時，往往會缺乏耐心、過分固執和容易發火。這兩種人之間的爭論，貫穿於整個革命運動的歷史。

一邊要求黨內民主，一邊又埋怨別人的「語氣」，這在我看來是很難讓人信服的。民主要受到集中制的制約，也就是說，民主必須服從於統一行動的需要。但是，這種說法是錯誤的：既然我們有了民主，所以你們就不要隨便亂講話，也不要用我們不喜歡的語氣講話。在聽到有人用十分恭順、妥協、乞求的語氣同萊昂·布魯姆講話的時候，革命者同樣會覺得不高興。在這兩種情況中，語氣都是與政治內容密不可分的。所以必須討論的是內容。

如果某些國際主義工人黨的前黨員違反了紀律，那麼，我不僅能夠理解對他的指責，也能理解把他開除出黨的決定。每個組織都有權維持自己的紀律。可是我聽說X或Y之所以遭到指責，是因為他們在為自己的主張辯護的時候說了難聽的話，逼得兩位「非常重要」的同志退了黨，我便完全不能理解了。如果革命者僅僅因為有人尖銳地批評了他的主張，便離開自己的黨，那這種革命者還有什麼用？在革命時期，把黨當作沙龍、交友俱樂部或共濟會地方分會的小資產階級同情者，是毫無用處的。如果他們連尖銳的批評都受不了，那隻能證明他們的心虛：這種人只是在給臨陣脫逃找借口。

願意公開表達自己的主張的革命者並不會危害工農社會黨，哪怕他的話說得很刺耳。會危害到工農社會黨的，是那些無原則的陰謀家，他們知道如何掩飾自己的真面目，他們會用任何思想來裝扮自己，他們今天會保衛某種東西，明天又會保衛另一種東西；他們就是雷蒙·莫利尼耶[3]那樣的冒險家，總是想靠陰謀詭計而不是靠思想鬥爭來獲得影響力。會危害到工農社會黨的，還有唯我獨尊而又一事無成的宗派主義者，比如比利時的費雷肯[4]，他們之所以需要黨，只是為了找來一幫聽眾，傾聽自己的長篇大論。第四國際的優越性就在於：它一直在有條不紊地把這些人清除出自己的隊伍。希望工農社會黨也能夠做到這一點。

關於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的問題，我這裡不打算再講了：任何一個認真思考這個問題的人，都會認同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的批評。我們的批評得到了一系列事件的證明。至於獨立工黨，還是乾脆不要提它為好：跟麥克斯頓[5]之流相比，就連已故的孟什維克領袖馬爾托夫[6]都算得上是一個真正的革命者。而我們還是要向列寧而不是馬爾托夫學習。難道不是這樣嗎，馬索·皮維爾？

工農社會黨是在一個責任重大而又至關重要的時刻，在向左轉的過程中從一個機會主義政黨中分裂出來的。據我所知，工農社會黨的黨員大多數是無產者。這兩個事實是非常寶貴的徵兆，它們預示著工農社會黨可能走上革命的發展道路。為了把這種可能性轉化為現實，工農社會黨必須進行一個階段的最勇敢、最激烈的討論，絕不能因為任何外部因素或次要因素而阻止這種討論。問題不在於批評的語氣，而在於內容。個人的面子輕於鴻毛，而法國無產階級的命運重於泰山。只要再過幾個月，甚至只需要幾個星期，就能看出工農社會黨到底能不能走上馬克思主義的道路，也就是布爾什維克主義的道路：在我們這個時代，這兩個概念是完全一致的。

致以最美好的問候

列·托

[1]阿爾弗雷德·羅斯默（Alfred Rosmer，1877年8月23日——1964年5月6日），本名阿爾弗雷德·格里奧（Alfred Griot），法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1924年因反對斯大林而被開除出黨，後接近托洛茨基，雖未參加第四國際，但為國際托派運動做過不少工作，第四國際成立大會就是在他家裡召開的。——中譯者注

[2]伊澤爾（Isère）是法國東南部的一個省，格勒諾布爾（Grenoble）為該省省會。1934年7月至1935年6月，托洛茨基曾在格勒諾布爾附近的多梅恩（Domène）鎮隱居。——中譯者注

[3]雷蒙·莫利尼耶（Raymond Molinier，1904—1994），法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早期領導人之一。1924年因支持左翼反對派而被開除出法國共產黨。1929年創辦《真理報》，1930年建立共產主義者同盟（Ligue communiste）。1934年執行「打入主義」政策，率領共產主義者同盟參加工人國際法國支部。1935年工人國際法國支部將托派分子開除後，莫利尼耶率領一部分托派在1936年成立了國際主義共產黨（Parti communiste internationaliste）。二戰爆發後流亡英國和巴西。——中譯者注

[4]若爾日·費雷肯（Geroges Vereeken，1896—1978），生於根特（Ghent），曾當過計程車司機。1922年參加比利時共產黨（Parti Communiste de Belgique），1925年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委員，1928年開始參加左翼反對派。1935年因反對「打入主義」政策，拒絕打入比利時工人黨而脫離正統的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參加了革命社會黨（Parti Socialiste Revolutionary），1937年至1938年任革命社會黨書記。二戰期間參加地下抵抗運動，1944年7月被納粹德國秘密警察逮捕。二戰結束時獲釋。二戰後繼續活躍於非正統的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中譯者注

[5]詹姆斯·麥克斯頓（James Maxton，1885年6月22日——1946年7月23日），生於格拉斯哥。1904年參加獨立工黨。一戰期間反對戰爭，1916年被捕，被監禁一年。1918年當選為工黨全國委員會委員。1922年當選為下議院議員。1926年至1931年、1934年至1939年兩次出任獨立工黨主席。——中譯者注

[6]尤里·奧西波維奇·馬爾托夫（Юлий Осипович Мартов，1873年11月24日——1923年4月4日），原姓蔡傑爾鮑姆（Цедербаум），孟什維克代表人物之一，出身於奧斯曼帝國伊斯坦布爾的一個猶太中產階級家庭，後隨家庭移居敖德薩。大學期間開始投身革命運動，1895年同列寧一起組建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1900年同列寧一起創辦《火星報》，1903年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就組織問題同列寧發生嚴重對立，此後成為孟什維克派領導人。1905年革命失敗後流亡國外，1917年二月革命爆發後回國，他反對孟什維克參加資產階級政府。十月革命後，他支持紅軍，但反對布爾什維克的許多措施。1920年流亡德國，1923年病逝。——中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