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革命的間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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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革命的間歇期

（1936年7月9日）

我們必須重申：對於法國和比利時的六月事件的意義，嚴肅的資產階級報紙——比如巴黎的《時報》和倫敦的《泰晤士報》——要比人民陣線的報紙，看得更準確、更透徹。當社會黨與共產黨的機關報跟在布魯姆後面，大談「法國已經開始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制度」的時候，保守派報紙堅持認為：法國革命已經開始了，在接下來的階段里，它一定會採取暴力的形式。如果有人以為，這種預測只是為了、或主要是為了嚇唬有產者的話，那他就錯了。大資本的代表能夠做到實事求是地觀察社會鬥爭。與之相反，小資產階級政客更容易把自己的願望當成現實。「改革家」先生們站在兩個主要階級——金融資本與無產階級——之間，建議敵對雙方接受一條中間路線，這條中間路線是人民陣線的總參謀部精心制定的，而「改革家們」對這條路線各有各的解釋。然而他們很快就會相信：在政府活動里調和階級矛盾，要比在社論里調和階級矛盾難得多，而在社會危機已經白熱化的時候就更是難上加難。

有人在議會裡對布魯姆提出了諷刺性的指控：他同「二百豪門」的代表就罷工工人的要求進行了談判。總理機智地回答道：「我還能跟誰談判呢？」其實，就算要同資產階級談判，也應該同真正的主子談判，也就是那些能夠自己拿定主意、並向別人發號施令的那些人。但在那種情況下，大喊大叫地向他們宣戰是沒有意義的！只要是在資產階級體制、法律和機制的框架內，「二百豪門」中任何一家都要比布魯姆政府強大得多。金融巨頭是法國資產階級體制的王者，而布魯姆政府雖然在選舉中大獲成功，其實它只是在兩大陣營短暫休戰期間，暫時「加冕為王」而已。

目前已是七月上旬，若是以為一切多少已經恢復如常，未免有失膚淺。事實上，在無產階級的深處，和統治階級的頂層，幾乎都在不由自主地為新的衝突進行準備。這個問題的實質在於：儘管資本家和各個工人組織的領袖已經在六月達成協議，準備進行一些實際上微不足道的改良，但是，正在衰朽的整個資本主義，根本無力進行這樣的改良。在危機已經白熱化的時候，金融寡頭尚能遊刃有餘，它們當然可以容忍四十小時工作周、帶薪休假之類的東西；然而金融資本是靠幾十萬中小企業家支撐的，履行同布魯姆達成的協議所需的成本，又被金融資本轉嫁到了這些中小企業家頭上，所以，這些中小企業家要麼乖乖等死，要麼就得把社會改良的成本，轉嫁到作為消費者的工人和農民頭上。

當然，布魯姆曾多次向眾議院和報紙詳細介紹過他那個富有誘惑力的前景：經濟全面好轉，進入快速擴張周期，總生產成本就會大大下降，用於勞動力的開支就會得到增加，而又不會造成日用消費品的漲價。其實，這種混合的經濟過程，以前是經常能見到的。它們是整個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標誌。唯一的問題在於：布魯姆企圖把已經一去不復返的東西，在未來重現出來。患上這種精神病症的政客，會自稱為社會主義者，甚至是共產主義者。可是他們只盯著背後，而不會看向前方，所以他們只會阻礙進步。

法國資本主義以農業和工業之間的「均衡」而聞名，它比義大利和德國更晚進入衰朽階段，但它同樣無力阻止自己進入這個階段。這句話不是對某個革命宣言的摘抄，而是在指出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法國的生產力已經達到了一個界限，它必須打破私有制的束縛，突破這一階段的限制，才能繼續發展下去。以資本主義體製為基礎的政府干預，只能幫助轉移由於資本主義的衰朽而造成的無利可圖的開支，將這種開支從一個階級轉嫁到另外一個階級頭上。應該轉嫁到哪個階級頭上呢？當這位社會黨籍的總理必須就「更公正地」分配國民收入進行談判時，如果他不跟「二百豪門」的代表談判，那他就會一無所獲——這我們已經懂得了。金融巨頭掌握著工業、信貸與商業的一切基本工具，他們把協議的成本轉嫁到了「中產階級」頭上，這樣一來，「中產階級」就不得不同工人鬥爭。這就是局勢的關鍵所在。

製造商和貿易商把他們的賬本拿給部長們看，然後說：「我們做不到。」政府回想起了政治經濟學的舊課本，回答他們說：「必須削減生產成本。」可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而且，在一定條件下，技術進步就會導致失業增加，最終還是會加劇危機。工人們則在抗議剛剛出現的物價上漲，這會讓他們的戰果化為泡影。政府向各級官員下令，要求他們同高昂的生活成本作鬥爭。但是，經驗豐富的官員們很明白：讓一家機會主義報紙降低嗓門，要比降低肉價容易得多。物價的下跌依然遙遙無期。

小製造商、小商人和農民期盼人民陣線能夠立即拯救他們，在這一點上，他們比工人更直接、更天真；他們將會對人民陣線越來越幻滅。人民陣線的根本政治矛盾在於：滿腦子中庸之道的政客，由於害怕「嚇跑」中產階級，不敢突破舊的社會制度的桎梏，而舊的社會制度又已經走入了歷史的絕路。

與此同時，所謂的中產階級——當然不包括它的頂層，而是它較低的階層——感到日益陷入絕境，它根本不害怕作出魯莽的決定，相反，它要求自己掙脫束縛。執政的學究們反覆叫嚷：「別指望我們能創造奇蹟！」可是問題的關鍵就在於：如果沒有「奇蹟」，不做出勇敢的決定，不徹底顛覆所有制關係——不把銀行系統、工業和外貿的基礎部門都集中到國家手中——城鄉小資產階級就不可能得救。人民陣線是以「中產階級」的名義公開成立的，如果「中產階級」從左派身上找不到革命的勇氣，他們就會把目光轉向右派。陷入狂熱狀態的小資產階級一定會在左右兩邊跳來跳去。同時，大資本家正在沉著地觀察這種轉變，因為這種轉變可能會成為法西斯主義的開端。法西斯主義不僅僅是由資產階級的乖兒子組成的、配有汽車和飛機的半軍事組織，更是法國的一種真正的群眾運動。

工人在六月向統治階級施加了巨大的壓力，但他們沒有貫徹到底。他們展現了自己的革命力量，但也暴露了自己的弱點：他們沒有綱領和領導層。資本主義社會的全部支柱，以及它所有的無藥可救的潰瘍都原封未動。在目前這個時期，必須做好準備，迎擊各種反擊：對左派鼓動員的鎮壓、毒性與日俱增的右派鼓動、抬高物價的嘗試、發動製造商進行大規模閉廠等。在這次罷工之前，法國各家工會總共只有大約一百萬會員，而現在已經有了五百萬。會員人數出現了空前的巨大增長，這顯示出了勞動群眾振奮不已的情緒。不經過一番苦戰，就想把他們贏得的戰果的成本，又轉嫁回他們頭上？他們是絕不會答應的。政府部長和正式的領袖都在不知疲倦地懇求工人：保持冷靜，政府正在想辦法解決問題，別給政府添麻煩。但是，這個政府根本就不具備解決任何問題的能力；六月妥協是通過罷工而不是通過耐心等待而贏得的；在資本日漸猖狂的反擊面前，政府日益暴露出它的破產；由於這些原因，這些乾巴巴的說教很快就會失去力量。目前的形勢，是由六月勝利而產生的；確切地說，是由六月勝利的半虛幻性而產生的；這種形勢的邏輯，將迫使工人接受挑戰，準備再次鬥爭。政府被這種前景嚇壞了，它倒向了右邊。在激進黨盟友的直接壓力下——歸根結底，是在「二百豪門」的要求下——社會黨籍的內務部長在參議院宣布：不再容忍罷工工人佔領工廠、商店和農場。這種警告當然無法阻止鬥爭，反而會讓鬥爭更加堅決、更加尖銳。

我們從事實而不是從願望出發，作出了完全客觀的分析，由此我們得出結論：雙方都在為新的社會衝突做準備，它的爆發幾乎是完全無法避免的。即使是現在，也不難對這次衝突的性質作出大致的判斷。在歷史上所有的革命時期，都會有兩個緊密相連的階段依次出現：首先，群眾的「基礎」運動打得敵人措手不及，並迫使敵人作出重大讓步，至少是承諾會作出重大讓步；然後統治階級感到自己的基礎受到了威脅，便準備報復。取得了部分勝利的群眾表現出了焦躁的情緒。傳統的左派領袖跟敵人一樣，對這個運動措手不及，他們企圖用折衷的演說來挽救局勢，最後以失去影響力而告終。在幾乎沒有領導、沒有明確的綱領、沒有充分認識自己面臨的困難的情況下，群眾投入了新的鬥爭。這種鬥爭是由群眾的初步的部分勝利而引發的，它往往會導致群眾的失敗——或部分失敗。在革命史上幾乎沒有例外。但是，失敗和失敗是不一樣的（而且區別並不小），在某些時候，失敗不一定是潰敗：比方說，1848年六月起義的失敗，結束了法國革命；但在其他情況下，部分失敗卻變成了通往勝利的一個階段：比方說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在1917年七月事件中的失敗，就屬於這種情況。布爾什維克不僅能夠正確地分析形勢，不受任何幻想和虛飾的影響，而且還能在最艱苦的時期，在遭受失敗、犧牲與迫害的時候，同群眾保持聯繫，所以七月失敗反倒加快了布爾什維克的發展。

保守派報紙確實對形勢作出了嚴肅的分析。金融資本及其政治上與軍事上的輔助機構，正在無情地為復仇做準備。人民陣線的上層陷入了混亂與內鬥。左派報紙上充斥著道德說教。領袖們滿嘴空話。部長們爭相向股票交易所表現自己，想讓股票交易所認為自己是成熟的政治家。這一切都表明：無產階級即將被捲入鬥爭，在這場鬥爭中，它不但會像六月時一樣，得不到自己的傳統組織的領導，而且還得反對它們。但現在還沒有一個新的、得到廣泛承認的領導層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很難指望鬥爭能夠迅速獲勝。只要仔細研究一下，就會得出這樣的預測：這次鬥爭要麼會變成第二次六月起義，要麼就會變成第二個七月事件。換句話說：它要麼會變成一場潰敗，讓法西斯反動勢力獲勝，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鞏固自己的統治；要麼就會變成戰略上的深刻教訓，讓工人階級成熟起來，改換自己的領導層，並為未來的勝利做好準備。法國無產階級並不幼稚。它經歷過許多開天闢地的鬥爭。當然，每一代新人都必須通過親身體驗來學習——但他們用不著從零開始，用不著從最基礎的東西開始學起，而是像過去一樣，通過速成課程來學習。這種偉大的傳統已經與工人密不可分，它會促進道路的選擇。在六月里，這個已經覺醒了的階級湧現出了無數無名的領導人，他們憑藉過人的革命機智，找到了鬥爭的方法與形式。群眾運動的分子運動過程，是連一小時也停不下來的。這一切使我們得出結論：新的鬥爭必將來臨，而且很可能不久就會發生，新一批領導人在鬥爭中不僅會忠於群眾，而且還能在戰鬥中率領這支準備得不夠充分的大軍，使其避免潰敗。

有人聲稱法國革命者企圖加劇衝突，或「人為地」挑動衝突，這是不對的。只有最愚蠢的警察才會這麼想。馬克思主義革命者把準確觀察現實、以真名稱呼實物當作自己的義務。結合第二階段的前景，根據客觀形勢，作出及時的判斷，就能幫助先進工人，使他們有所準備，並能在鬥爭中幫助群眾，使他們看得更加清楚，想得更加明白。這就是嚴肅的政治領導層在目前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