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問法國往何處去？》

再問法國往何處去？

（1935年3月28日）

在弗朗丹[1]接替杜梅格時，我們曾向無產階級先鋒隊提出了這個問題：「法國往何處去？」如今四個半月過去了，我們的分析和預測並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也沒有遭到削弱。

法國人民已經走到了十字路口：一邊通向社會主義革命；另一邊通向法西斯主義的災難。決定走哪條路的，是工人階級。而工人階級又是由有組織的先鋒隊率領的。我們要再次提問：「無產階級先鋒隊將把法蘭西領向何方？」

社會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一月發表了奪取政權、摧毀資產階級政權機關、建立工農民主、沒收銀行與重工業的綱領。然而，社會黨到現在都還沒有在群眾面前做出半點要實現這個綱領的姿態。至於共產黨，它堅決拒絕為奪取政權而鬥爭。理由呢？「現在還沒有革命形勢。」

工人民兵呢？武裝工人呢？工人監督呢？國有化計劃呢？統統不可能實現。「現在還沒有革命形勢。」那我們該怎麼辦？跟教士一起發起有力的請願，跟激進社會党進行空話大話比賽，然後坐等結果嗎？還要等多久？等到形勢自己變成革命形勢。共產國際的迂腐醫生把體溫計放在「歷史」這位老夫人的舌頭上，這樣他們就能準確無誤地測出革命的溫度了。可他們卻把這體溫計藏了起來，誰都不給看。

我們認為：共產國際的整個診斷結果都是錯誤的。現在是革命形勢，形勢已經革命到了工人階級政黨的不革命政策所能允許的最革命的程度。說得更準確點，現在是前革命形勢。為了讓形勢完全成熟，必須立即以社會主義的名義，打出奪取政權的口號，堅決有力地把群眾發動起來。這是把前革命形勢變為革命形勢的唯一方法。反過來說，如果我們仍然止步不前，前革命形勢就一定會變成反革命形勢，並造成法西斯主義的勝利。

目前，所有叫嚷著「非革命形勢」的偽善者，唯一能做的就是攪亂工人的心智，粉碎工人的意志，把工人拱手交給階級敵人。在這類詞句的掩護下，無產階級的領導層已被迂腐守舊、懶惰散漫、愚蠢無知與膽怯懦弱所浸透，就像在德國所發生過的一樣，這為慘敗奠定了基礎。

在下文中，我們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將對共產國際的分析與預測，做出細緻的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我們有時會談到一些社會主義領袖的觀點，只要這符合我們的根本目的：也就是說，我們要揭露出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政策是極端錯誤的。我們要用事實與論據，來回擊斯大林派的辱罵與咆哮。

當然，我們絕不會只提出負面的批評意見。針對那些錯誤的觀點和口號，我們也會提出富有創意的思想，與馬克思和列寧的方法。

我們希望讀者能專心致志。我們這裡討論的問題，與法國工人的生命有著最直接、最實在的聯繫。任何一個有階級覺悟的工人，都無權對這些問題無動於衷，因為他的階級的命運，全都取決於這些問題的答案。

革命形勢是如何出現的

革命形勢的最最重要的前提，便是生產力與所有制關係之間的矛盾的極度激化。國家停止了前進。經濟發展的停滯甚至倒退，表明資本主義生產制度已經徹底破損，必須讓位給社會主義制度。

目前席捲所有國家、導致經濟倒退了幾十年的這次危機，徹底暴露了資產階級制度的荒謬。如果說在資本主義的黎明時期，破壞機器的是無知而又飢餓的工人，那麼現在輪到資本家自己來破壞機器和工廠了。要繼續維持生產資料私有制，就會讓人類遭到墮落和野蠻的威脅。

經濟是社會的基礎。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已經成熟了，這有兩重意義：現代技術的發展，已經可以以讓整個國家和全人類都能享受較高的生活水平；然而垂死掙扎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卻讓群眾陷入了越來越貧困、越來越悲慘的境地。

社會主義的基本前提——經濟前提——已經出現了好一陣子了。但資本主義不會自動退出舞台。只有工人階級才能從剝削者的桎梏中把生產力奪過來。歷史直率地把這個任務交給了我們。如果無產階級由於某種原因，不能推翻資產階級奪取政權，比方說，如果無產階級被自己的黨和工會所癱瘓，經濟與文明就會持續衰退，災難會接踵而來，群眾會陷入絕望和疲憊，資本主義——衰老、腐朽、枯萎了的資本主義——將以更大的力氣扼殺人民，並把人民推進新的戰爭的深淵。

社會主義革命是唯一的出路。

共產國際主席團起初想把1929年開始的這次危機，說成是資本主義的最後一次危機。兩年後斯大林宣稱，對這次危機「正確的理解」，應該是它還不是最後一次。在社會黨陣營里，我們也能看見有人企圖進行預言：「這到底是不是最後一次危機？」

布魯姆在2月23日的《人民報》上寫道，「如果說目前的危機是資本主義臨死的痙攣、垂死的劇痛，未免過於輕率了。」2月26日，格倫巴赫[2]也在米盧斯（Mulhouse）發表了同樣的觀點：「有人說這次危機是臨終階段，也有人認為這是資本主義的最後一次危機。目前我們還不敢下斷言。」

這樣提出問題，犯了兩個大錯：首先，它把周期性的危機同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歷史性危機給混為一談了；其次，它以為，沒有各個階級的自覺活動，危機也能自己變成「最後一次」危機。

在工業資本的統治下，在自由競爭的時代，周期性的繁榮遠遠多於危機：繁榮是「常態」，危機是「例外」。資本主義整體來說是在不斷前進的。大戰之後，在金融壟斷資本的統治下，周期性的危機遠遠多於景氣。可以說危機已成為「常態」，繁榮才是「例外」；總的來說，經濟的走向是往下跌而不是往上升。

不過這種周期性的變化是不可避免的，隨著資本主義的衰退，只要資本主義繼續存在，它就會繼續進行下去。而在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之前，資本主義會繼續存在下去。對於「這是資本主義的最後一次危機嗎？」這個問題，這是唯一正確的答案。

革命工人首先要明白，馬克思主義是唯一科學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它與那種對「最後」危機的宿命論的希望毫無共同之處。馬克思主義本質上是一整套革命行動的指示。馬克思主義並不輕視意志與勇氣，而是希望幫助人們把意志和勇氣用在正確的道路上。

危機本身並不能消滅資本主義。繁榮與危機的周期性變化，只會創造出讓無產階級更容易——或更困難——推翻資本主義的形勢。要把資產階級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首先需要活生生的人通過自己的活動，來創造自己的歷史。他們不是出於偶然才創造歷史的，也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歷史，而是在具體的客觀原因影響下創造歷史。但是，他們自己的行動——他們的主動性、勇氣、獻身精神，還有他們的愚蠢和怯懦——都是這個歷史發展的鏈條上的必然會有的環節。

資本主義的歷次危機中哪一次才是「最後一次」，這不是靠計算就能算得出來的，也無法預先得知。但是，我們這個時代，尤其是上一次危機，都在迫切地向無產階級下達命令：「奪取政權！」但是，即使是在有利情況下，如果工人階級的政黨暴露出它不能領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資本主義社會的生命就會繼續延續下去——直到出現下一次危機、下一次戰爭，甚至可能會延續到歐洲文明的徹底毀滅。

1914年至1918年的帝國主義大戰也是資本主義歷程上的一次「危機」，而且實際上是一切危機中最可怕的危機。沒有一本書能預測這次大戰會不會是資本主義最後一次血腥的瘋狂之舉。俄國的經驗顯示，戰爭可能會終結資本主義。在1918年的德國和奧地利，資產階級社會的命運全都掌握在社會民主黨手裡，可是社會民主黨卻暴露出了它們不過是資本主義的女僕。在義大利和法國，無產階級本來可以在戰爭結束時奪取政權，但它並沒有一個革命黨來領導它。換句話說，如果第二國際在大戰期間沒有背叛社會主義的事業，賣身投靠資產階級愛國主義的話，今天的整個歐洲歷史乃至人類的整個歷史也許都會徹底改變。過去是無法改變的。但人們能夠——而且也應該——從過去的經歷當中吸取經驗教訓。

法西斯主義的發展，本身就是這個事實的無可辯駁的證據：資本主義的衰朽，早就給工人階級提出了這個任務，但是工人階級卻遲遲未能完成這個任務，這是一個悲劇。

「『最後的』危機還沒到來」這句話，只有一個意思：儘管有著大戰與戰後動蕩時期的經驗，各工人階級政黨卻還是不能讓自己或無產階級做好奪取政權的準備；更糟糕的是，這些政黨的領袖卻還不知道自己面臨的任務——他們代表自己、自己的黨和自己的階級，拒絕接受這個任務，並把它交給了「歷史發展的進程」。他們的宿命論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背叛，而且也是用來給他們對無產階級的政治背叛進行辯解的借口，也就是說，他們的背叛，就是為了向下一次「最後的」戰爭投降，而做的準備。

* * *

社會民主黨的宿命論是戰前時期的遺產，在戰前，資本主義一直在前進，這個前進過程幾乎沒有中斷過；工人數量一直在增長；黨員人數、選舉中的得票數和當選的議員人數也在不斷增長。這種自動的增長，滋生了改良主義的幻想：只要照著老路（宣傳、選舉、組織）走下去，勝利就會自動降臨。

毫無疑問，這個自動發展的過程被大戰打斷了。但大戰是一種「例外的」現象。在日內瓦[3]的幫助下，不會爆發新的戰爭，一切都會回到正軌，這個自動發展的過程也會重新恢復。

按照這個前景，「『最後的』危機還沒到來」這句話的意思就是：「再過五年、十年、二十年，我們就會有更多的選票、更多的議員，我們希望到時就能奪取政權。」（請參閱保爾·弗爾[4]的文章和演講。）在長達二十五年的時間裡，這種樂觀的宿命論似乎是可信的，如今它聽起來就像是從墳墓里發出的聲音。以為無產階級在未來的危機中一定會比現在更為強大，這是極端錯誤的。資產階級一定會進一步腐朽，無產階級卻不會發展壯大，而是會瓦解，失業工人和赤貧無產者的大軍會不斷增長。同時小資產階級會喪失原先的社會地位，陷入絕望之中。繼續浪費時間，只會對法西斯主義的前景有利，而不利於無產階級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官僚病深入骨髓的共產國際，已經把革命行動的理論換成了宿命論的宗教。它不可能進行戰鬥，因為現在沒有「革命形勢」。但是革命形勢卻不會從天而降，它是從階級鬥爭中產生的。在革命形勢的發展過程中，工人階級的政黨，是最重要的政治因素。如果黨拋棄了自己的革命任務，哄騙工人陷入沉睡，欺騙他們去跟激進社會黨搞請願和親善的把戲，只會產生反革命形勢，而不是革命形勢。

資本主義的衰朽，與高度發達的生產力，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經濟前提。階級鬥爭就是在這個基礎上進行的。革命形勢是在活生生的階級鬥爭中發展與成熟的。

現代社會的主宰——大資產階級是怎麼估計當前形勢的呢？它現在又在幹什麼呢？對1934年2月6日毫無預料的只有各工人階級組織與小資產階級。金融資本的領導機關已經為這次陰謀進行了長期的準備，企圖用暴力把波拿巴主義（「個人」統治）捧上台，取代議會政治。也就是說，銀行、托拉斯、總參謀部、資產階級報刊都認為革命的危險已經迫在眉睫，便發動了這次「小小的」政變，加快了針對革命的準備工作。

從這個事實中可以得出兩個重要結論：（1）1934年初，資本家相信形勢是革命的；（2）他們不願坐等形勢發展，不願到最後一刻還乞靈於「合法的」防禦手段，而是主動發動手下的法西斯團伙走上街頭。在階級戰爭的戰略方面，大資產階級給工人上了寶貴的一課。

《人道報》還在嘴硬，硬是說杜梅格是被「統一戰線」趕下台的。這話往少里說，也只是放空炮罷了。恰恰相反，如果金融資本相信可以用弗朗丹來取代杜梅格的話，那正是因為照資產階級的經驗來看，統一戰線並不代表著當前的革命危險。「儘管法國的形勢已經發展到了這個地步，可是，共產國際那些難纏的領導人，卻沒有為鬥爭做好準備，反而被嚇得瑟瑟發抖，所以，在我們動用法西斯主義之前，我們還可以多等一陣子。既然激進社會黨還能派上用場，也就不必操之過急，沒必要讓激進社會黨過早垮台。」這是目前形勢的真正主人的想法。他們撐起了民族團結內閣[5]，他們支持這個內閣的波拿巴主義的法令，他們恐嚇議會，但他們允許杜梅格下場休息。資產階級的這些領袖就這樣對他們的初步分析進行了一些糾正，他們認識到，目前的形勢是前革命形勢，革命還沒有那麼迫切。

在階級戰略的方面，這是第二個重要教訓！它表明即使是掌握了整個社會機器的金融資本，僅憑一次預先的觀察，它對政治形勢作出的預測，也不可能做到完全正確。它參加了鬥爭，在鬥爭過程中，根據鬥爭中獲得的經驗，糾正自己的分析，使分析變得更加精準。一般來說，這是在處理政治問題時，唯一能夠找對方向、同時積極解決問題的方法。

而共產國際的領袖呢？在遠離法國工人階級、消息不夠靈通的莫斯科，平庸的官僚——他們大多都不懂法語——看了看他們的體溫計，做出了永遠正確的診斷：「現在還沒有革命形勢。」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也得跟著閉上眼睛、堵上耳朵，重複這種空洞的套話。共產國際的道路是直通深淵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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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進社會黨代表著大資產階級的政治工具，它最好地迎合了小資產階級的傳統與偏見。儘管如此，，激進社會黨最負責任的領袖，還是在金融資本的皮鞭下，向2月6日政變下跪屈服了，雖然這次政變的第一個直接目標就是它。因為他們明白，階級鬥爭的發展，威脅到了「國家」的根本利益，也就是說，威脅到了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所以他們認為必須犧牲自己的黨在議會中的利益。最強大的議會政黨，在法西斯分子的手槍和匕首面前屈服，是這個國家的政治均衡被徹底顛覆的外在表現。但要是這麼說的話——就等於說，形勢已是革命形勢，說得更準確點，就是前革命形勢[6]。

對於理解政治形勢來說，正在小資產階級群眾當中發生的變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法國的政治危機，首先破壞了小資產階級群眾對他們傳統的政黨和領袖的信任。小資產階級的不滿、緊張、不安、隨波逐流，都是前革命形勢的非常重要的特徵。就像發高燒的病人在床上翻來覆去一樣，焦躁不安的小資產階級也會滾向右邊或滾向左邊。在下一時期，幾百萬法國農民、手工藝人、小商販和小公務員轉向哪一邊，決定了目前的前革命形勢會發展為革命形勢還是反革命形勢。

經濟危機的緩和也許會——儘管為時不長——暫時減緩小資產階級的左轉或右轉，但不會把它停下來。相反，如果危機繼續惡化，激進社會黨及其身邊的一切議會集團的垮台，將會大大加快這個轉變的速度。

不要以為法西斯主義必須先變成一個強大的議會政黨，然後才能奪取政權。德國的情況確實是這樣的，但義大利則不是。法西斯主義要想成功，不一定需要小資產階級預先打垮老的「民主」政黨。只要小資產階級失去了對這些老的「民主」政黨的信任，並不安地尋找新的道路，就已經足夠了。

在下一次市政選舉中，如果沒有新的政黨能夠贏得農民與城市中產階級的信任，激進黨及類似的團體或許還能獲得大量小資產階級的選票。儘管如此，在市政選舉之後的幾個月里，法西斯分子可能會在大資產階級的幫助下發動軍事政變；並利用它的影響力，得到小資產階級中最絕望的階層的同情。

所以，以為法西斯分子的旗幟還沒有得到外省和鄉村的歡迎的想法，是一種嚴重的自欺欺人的幻想。當金融資本為了保證自己的安全，必須訴諸軍事政變的時候，小資產階級中的反議會的流派，在與老黨的正式的議會政治決裂之後，可能會立即直接支持軍事政變。這種行動方法，最符合法蘭西的傳統與氣質[7]。

當然，選舉的結果具有徵兆性的意義。但是，只看這個指標，就會淪為議會痴迷病患者。我們要面對的，是一個更為深刻的過程，這個過程某一天會把我們的議員朋友給打個措手不及。這個問題就像其他問題一樣，不能用算術解決，而要用鬥爭的動力學來解決。大資產階級不會消極地記錄中產階級的演化，而是會精心布下鋼鐵的觸手，在合適的時機，用它們來抓住那些苦難深重、絕望無助的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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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是辯證的，它在考察一切現象的時候，都是從這些現象的發展、這些現象從一種狀態變為另一狀態的過程來考慮問題的。保守的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是形而上學的，它的觀念是靜止的、不變的，它認為各種現象之間都隔著不可逾越的鴻溝。革命形勢與非革命形勢的絕對對立，就是一個形而上學思想的經典例子，按照數學公理，「是」就是「是」，「否」就是「否」，除此之外，其他都是惡魔的伎倆。

在歷史進程中，我們可以發現徹底的、穩定的非革命形勢。我們也能找到明顯的革命形勢。我們還能找到反革命形勢（大家千萬不要忘了！）。但在我們這個資本主義衰朽的時代，最驚人的特徵就是中間與過渡：介於非革命與革命之間的形勢，介於前革命與革命或……反革命之間的形勢。從政治戰略的視角來看，正是這種過渡階段才具有關鍵意義。

如果有個畫家只能分辨出光譜上的兩種截然相反的顏色，我們會怎麼評價他呢？我們會說他缺乏色彩感，或者說他是色盲，乾脆換個行當好了。如果一個政治戰略家只會分辨「革命形勢」與「非革命形勢」，我們又會怎麼評價他呢？我們會說他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斯大林主義者，他也許能當個好乾部，但肯定當不好無產階級的領袖。

革命形勢是在主客觀因素的相互影響下發展出來的。如果無產階級政黨不能及時分析前革命形勢中的各種趨勢，就一定會出現反革命形勢。法國無產階級現在正面臨著這種危險。統一戰線的——首先是在統一戰線中位於右翼的斯大林黨的——短視、消極、機會主義的政策是法國無產階級道路上的主要障礙。

當前要求與奪取政權的鬥爭

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拒絕了將生產資料國有化的鬥爭，因為這個要求與資產階級國家的存在是不相容的。它又拒絕了奪取政權、建立工人國家的鬥爭。它拒絕了這些任務，反而提出了一個「當前要求」的綱領。

事實上，統一戰線現在根本沒有綱領。同時，共產黨自己在爭取實現「當前要求」的鬥爭中的經歷，可以說是非常不幸的。迄今為止，一切關於必須用罷工同資本主義鬥爭的演講、文章和決議，幾乎都沒有取得任何效果。儘管法國的形勢正在變得越來越緊張，工人階級卻還處在危險的停滯不前的狀態。

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將這種停滯不前的狀態歸咎於每一個人，就是不包括它自己。我們並不打算幫誰粉飾。我們的觀點早已眾所周知。但我們認為，目前阻礙了革命鬥爭的發展的主要障礙，就是這個片面的、幾乎可以說是瘋狂的「當前要求」綱領，它完全不符合整個形勢的要求。要是篇幅足夠的話，我們很想仔細分析一番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想法和論據。這些論據既不嚴肅也不深刻，恰恰相反，它們都糟透了。但我們要分析的是那些會決定法國無產階級命運的問題。

在「當前要求」問題上，最權威的文件是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綱領性決議（請參閱1935年2月24日的《人道報》）。就讓我們來分析一下這個文件吧。

這個當前要求的綱領的要點，都是一些空泛模糊的套話：反對削減工資、要求提高社會保障、要求集體談判、「反對通貨膨脹」，等等。一個字都沒提到在當前的社會危機的情況下，爭取實現這些要求的鬥爭，能夠和必須具備什麼樣的性質。但是工人都知道，現在有兩百萬失業或半失業人口，想通過普通的工會鬥爭來爭取集體談判，完全是烏托邦。在目前情況下，要迫使資本家做出重大讓步，我們必須摧毀他們的意志；這隻有通過革命的進攻才能做到。但是，革命進攻是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的進攻，光靠局部的經濟要求的口號，是發動不起來的。這就是統一戰線停滯不前的主要原因。

馬克思主義的總體性論點「社會改良只是革命鬥爭的副產品」，在這個資本主義衰朽的時代，具有最直接、最迫切的重要意義。資本家只有在面臨著失去一切的危險時，才會對工人做出一些讓步。

可是，與群眾遭受的苦難、社會危機的嚴重程度相比，目前已經陷入絕境的資本主義所能做出的最大「讓步」也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一切要求當中最迫切的要求必須是：剝奪一切資本家並將生產資料國有化（社會化）。但是，在資產階級統治下，這個要求不是無法實現的嗎？沒錯！所以我們才必須奪取政權。

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決議不痛不癢地承認：「在資本主義的進攻面前，黨至今仍未能成功地組織和擴大反抗」，但這個決議卻根本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儘管法國共產黨與聯總[8]做了巨大努力，為什麼防禦性的經濟鬥爭卻根本沒有取得半點成果呢？2月12日的總罷工並沒有提出任何「當前要求」，但還是有幾百萬工人與靠工資為生的人參加了這次總罷工。可是，到目前為止，這些工人當中只有一小部分參加了抵擋資本主義進攻的鬥爭。這個十分明顯的事實，難道還不能讓法國共產黨的「領袖們」得出任何結論嗎？有幾百萬工人願意冒險參加總罷工、參加街頭的暴力示威，參加同法西斯團伙的戰鬥，卻不願參加純經濟性的罷工，這是為什麼呢？

這個決議寫道：「我們必須理解，一些工人是在什麼樣的情緒驅使下，才想要繼續行動的。」我們必須理解……不幸的是，這個決議的作者自己根本什麼都不理解。任何人只要參加工人的集會，就會像我們一樣清楚：一提到當前要求，台下就是一片死氣沉沉；相反，清晰明確的革命口號會得到熱烈的響應。群眾的不同反應，最清楚不過地表現出了法國的政治形勢的性質。

這個決議出乎意料地指出：「在當前時期，經濟鬥爭要求工人做出重大犧牲。」應該補充一句：只有在極其特殊的情況下，這種犧牲才會換來積極的成果。但是，爭取實現當前要求的鬥爭，它的任務本來就是要改善工人的處境。斯大林黨把經濟鬥爭作為首要任務，又拒絕為此提出革命的口號，顯然他們相信局部的經濟鬥爭是喚起廣大群眾的最好辦法。然而實際情況正好相反：對於發動純經濟性罷工的號召，群眾的反應十分冷淡。在政治上怎麼可以逃避現實呢？

群眾都知道，或是意識到了：在危機和失業的情況下，局部的經濟衝突要求做出前所未聞的犧牲，卻只能換來微不足道的成果，這根本是得不償失。群眾在等待、在要求另外的、更有效的辦法。各位戰略家先生應該向群眾學習：群眾的革命直覺是準確的，他們會跟著自己的直覺走。

斯大林黨錯誤地理解了列寧的話，並據此反覆聲稱：「即使是在危機時期，罷工鬥爭也是行得通的。」他們並不明白，危機和危機是不一樣的。在資本主義的上升時期，即使是在危機嚴重的時候，工業資本家與工人還是會對下一個繁榮期心存期待。但是現在危機已成為常態，而不是例外。在純經濟的層面上，經濟災難帶來的巨大壓力，迫使工人倉皇撤退。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的衰朽，把它的全部重量壓向無產階級，迫使無產階級走向通過革命的群眾鬥爭奪取政權的道路。然而共產黨的領導層卻在竭盡全力阻擋這條路。因此這個「當前要求」的綱領，在斯大林黨手裡就成了誤導與瓦解無產階級的工具。但是，政治攻勢（奪取政權的鬥爭），加上一支積極防禦的軍隊（民兵），就能立刻改變階級力量的對比，同時，即使是工人階級最落後的階層，也能創造出機遇，使經濟鬥爭可能贏得勝利。

我們都知道，資本主義即使是在垂死掙扎之際，也是有自己的周期的，但這個周期現在正在衰朽和敗壞。只有無產階級革命才能結束資本主義制度的危機。如果沒有戰爭或革命的干預，周期性的危機終將迎來新的、短暫的好轉。

商業周期一旦出現好轉，罷工鬥爭就一定會獲得更廣闊的機遇。所以，必須密切關注貿易與工業的趨勢，特別是僱傭人數的變化，而不能向茹奧學派的氣象學家認輸，並且要堅持不懈地給予工人實際的幫助，幫助他們在必要的時候向資本家施壓。但即使是在大規模的罷工鬥爭中，如果只把罷工局限於局部的經濟要求，這同樣是一種罪過。我們現在面對的是已經病入膏肓的資本主義的周期，所以，商業周期的好轉，既不會帶來多少增長，也不會持續太長時間。在短暫的好轉之後，新的危機將會比現在更有破壞力。一切基本的問題，都將會伴隨著加倍的力量與尖銳性重新出現。如果我們浪費了時間，到時就會發現法西斯主義的壯大已經無法阻擋。

但是，現在經濟好轉還只是個假設。現狀是危機的惡化、兩年兵役制、德國的重新武裝和戰爭的危險。

這個現狀就是我們的出發點。

* * *

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綱領性決議的最後一個要點，堪稱整個決議的點睛之筆。我們引用一下：「共產黨人每天都在為緩解資本主義體制強加給勞苦大眾的苦難而進行鬥爭，同時又強調指出：只有消滅資本主義體制並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實現最終的解放。」如果是在半個多世紀前的社會民主黨的黎明時期，這個公式聽起來還算可以。當時的社會民主黨指導了工人進行爭取實現當前要求與個別改良（也就是他們所謂的「最低綱領」）的鬥爭，並且一直在強調只有通過革命才能實現無產階級的最終解放。在當時看來，社會主義的「最終目標」似乎遠在天邊。早在大戰爆發時，這個概念就已經徹底過時了，沒想到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又把它帶回了我們這個時代，逐字逐句地重複了過去的說法，連一個標點都不差。而這些人居然還好意思搬出馬克思和列寧的名字！

當他們「強調指出」，只有消滅資本主義體制並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實現「最終的解放」時，他們利用了這個基本真理，欺騙了工人。因為他們告訴工人：在當前體制的框架內，工人的處境能夠得到一定的改善，甚至是重大改善。他們的父輩用來描繪活力充沛、奮發向上的資本主義的方法，被他們用來描繪年老體衰、死期將至的資本主義。事實是不容辯駁的：斯大林黨已經全盤接收了改良主義的垃圾。

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論點應該是這樣的：「不斷地向群眾解釋：垂死的資本主義已不可能讓他們的處境獲得任何改善，甚至不可能維持他們已經習慣了的悲慘的生活水平；公開向群眾提出社會主義的革命的任務，把這作為當前任務；發動工人奪取政權；在工人民兵的幫助下保衛各個工人組織——與此同時，共產黨（或社會黨）會不失時機地迫使敵人做出一些局部的妥協，至少是阻止工人的生活水平進一步下降。」

把這個論點同上面引用的中央委員會決議仔細對照一下，我們希望讀者能夠發現它們的區別是十分明顯的。一個是斯大林主義，另一個是列寧主義。它們之間隔著不可逾越的鴻溝。

提高工資、集體談判、反對通貨膨脹……可是該拿失業怎麼辦呢？這裡又是中央委員會的決議幫了我們的忙。讓我們引用一下：

「他們（共產黨）要求進行公共建設。為此，他們已經針對各地的情況，提出了專門的建議，並為公共建設的財政支持設計了一些方法（資本稅、政府貸款，等等……）。」

這難道還不夠驚人嗎？這個庸醫的處方几乎是一字不差地從茹奧那裡抄來的：斯大林黨拒絕了茹奧的「計劃」中的進步要求，卻抄來了最異想天開、最不切實際的部分。

危機已經把社會的主要生產力給癱瘓或半癱瘓了。工人們在他們製造的機器面前恍恍惚惚。我們的救世主——中央委員會卻建議：我們要拋開真實的資本主義經濟，在它旁邊另起爐灶，建立起另一套以「公共建設」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經濟。

用不著別人來告訴我們：我們正在討論的是臨時性的計劃——目前的失業可沒有臨時性；它不只是周期性的失業，更是結構性的失業，是資本主義的衰朽的最嚴重的表現形式。為了消除失業，中央委員會的建議是設計一套能夠適應全國各地情況的公共建設體系，並在已經紊亂的資本主義財政體系之外，另設一套特殊的財政體系來幫助這個公共建設體系。換句話說，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只是建議資本主義換個住址。這就是它撇開奪取政權的鬥爭和國有化的綱領，另起爐灶搞出來的「計劃」！驚慌失措的冒險主義者是最糟糕的機會主義者。

至於如何弄到公共建設，如何實行資本稅，如何獲得政府貸款，這個決議一個字都沒提到。毫無疑問，還是得靠……請願。這是最恰當、最有效的行動方法。無論是危機，還是法西斯主義，還是軍國主義，都無法向請願鬥爭。而且請願還能復興造紙業，緩解失業。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按照多列斯[9]等人的這個計劃，組織請願是這個公共建設體系的一個基本部分。

他們這是在耍誰呢？是他們自己，還是工人階級？

「令人驚訝的是，在一百多年的階級鬥爭之後，無產階級順從地承受了如此嚴重的貧困與如此巨大的恐怖。」我們在每個場合都能聽見一位社會黨人或共產黨人說出這番高尚的話。難道勞苦大眾的反抗還不夠多嗎？現在他們卻要承受這種指責。這話說得就好像社會黨、共產黨和各個工會的誕生與無產階級無關一樣，說得好像它們不是無產階級的鬥爭機關一樣！正是因為無產階級在一百多年的鬥爭中，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組織與工會組織，所以，如果沒有了這些組織，或是與這些組織背道而馳，無產階級是很難把反資本主義鬥爭進行下去的，甚至可以說是幾乎不可能的。無產階級建立這些組織，原本是想把它們用作行動的主要動力，但它們卻成了累贅，成了制動器。

整個形勢影響了工人，使他們產生了必須通過革命鬥爭去改變一切現存狀況的想法。但是問題在於，這個關鍵的鬥爭必須吸引成百上千萬人參加，正因為如此，它自然要由領導組織，由工人階級政黨，由統一戰線來發動。它們可以提出明確的綱領、口號、戰鬥的號召。為了喚醒群眾，這些政黨首先要喚醒自己，在全國各地發起熱烈的革命宣傳運動。但是，這些領導組織，包括共產黨在內，並沒有這種勇氣。共產黨把自己的任務與責任丟給了群眾。它丟下了幾百萬人，讓他們在沒有革命領導層的情況下，去投入爭取實現局部要求的孤立的鬥爭，並向疑心重重的官僚表現出他們已經做好了戰鬥的準備。在此之後，也許大人物們就會同意下令進攻。官僚化的中央委員會不是去領導群眾，而是刁難群眾，讓群眾遭到失敗，以此來給它自己的機會主義與膽怯懦弱開脫。

在法國的經濟形勢與政治形勢相對穩定的時期（1929年至1933年），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斷言那時是「第三時期」，不佔領街壘它就不會心滿意足。而到了現在這個經濟、社會與政治全面陷入危機的時期，同一個中央委員會卻只提出了一個謙虛的「當前要求」的綱領，就心滿意足了。這個荒唐的矛盾是多種因素的複雜產物：對過去的錯誤的害怕；無法理解群眾；直接把計劃塞給群眾、要求群眾照辦的官僚習慣；最後是知識分子的混亂，這是無數曲折、篡改、謊言與壓制的產物。

這個新綱領的第一作者，肯定是共產國際的現任「領袖」庫恩·貝拉[10]，他在從冒險主義轉向機會主義的道路上越陷越深。在讀了列寧關於布爾什維克在一定條件下會支持罷工、而孟什維克會反對罷工的文章後，庫恩·貝拉一下子就在裡面找到了「現實主義的」政策。可惜他在翻閱列寧著作時……翻錯了頁碼。

在某些時期，純經濟性的罷工鬥爭確實對俄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起到了巨大作用。當時俄國資本主義還沒有到垂死的地步，仍在快速發展和前進。當時的俄國無產階級仍然非常年輕，罷工是它覺醒與行動的第一種形式。最後，每次大規模的工潮，正好都發生在經濟周期的上升階段。

這些條件，如今的法國一個都不符合。無產階級在接受了革命、工會與議會鬥爭的偉大學校的教育後，擁有了過去遺贈給它的正反兩面的豐富遺產。因此，即使是在經濟周期的上升階段，也不可能指望法國發生自發的工潮，在資本主義的衰朽造成的苦難，被周期性的危機加劇的時期，就更不可能了。

這個問題的另一方面同樣重要。當俄國發生第一波猛烈的工潮時，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只有一個小派別企圖將其局限於局部的經濟要求，他們就是所謂的「經濟派」。按照他們的看法，在出現「革命形勢」之前，必須拒絕提出「打倒專制」的口號。列寧認為「經濟派」是可悲的機會主義者。他解釋說，即使是在罷工運動期間，也要積極地為革命形勢做好準備[11]。

總的來說，把俄國革命運動中的多個階段與時期，機械地照搬到法國的做法，是十分荒謬的。但是，庫恩·貝拉既不了解俄國，也不了解法國，更不了解馬克思主義，讓他按照自己的方式來生搬硬套，那就更加荒謬了。我們應該向列寧學習行動的方法，而不是斷章取義，把列寧主義肢解成可以套用到生活中一切情況的語錄和藥方。

* * *

因此，斯大林黨認為法國的形勢還不是革命形勢；按照這個分析，也就不能提出革命的口號了；我們必須把全部精力集中在經濟性罷工和局部要求上。這就是這個綱領的意思。這是一個毫無生命力的機會主義綱領，但它畢竟是一個綱領。

可是，除了它之外，還有另外一個。《人道報》天天都在重複這三個口號：「和平、麵包、自由」。《人道報》解釋說，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就是靠這三個口號贏得了勝利。斯大林黨有樣學樣，只要依樣畫葫蘆就行。非常好。可是大家都知道，1917年的俄國有革命形勢。那麼，這三個曾使無產階級革命獲得成功的口號，該如何與非革命形勢中的「當前要求」和睦相處呢？箇中奧妙，還是請《人道報》的諸位先知向我們這些凡夫俗子解釋一番吧。

話說回來，我們倒還記得當時用來補充布爾什維克的這三個口號的，是哪些「當前要求」。

「要和平！」在1917年，戰爭還沒結束的時候，這句口號就意味著：要同一切愛國政黨——從保皇黨到孟什維克——鬥爭；提出公開秘密條約的要求；對士兵進行革命的動員，發動他們反對總參謀部，並在前線組織親善活動。「要和平！」的口號，意味著一邊要反對奧匈帝國和德國的軍國主義，另一邊也要反對協約國的軍國主義。這樣一來，布爾什維克的這個口號，就意味著人類史上前所未聞的最大膽、最革命的政策。

而在1935年，同埃里奧和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換句話說，就是虛偽的帝國主義者）結盟，進行爭取和平的「鬥爭」，就只意味著維持現狀，而目前法國資產階級對這個現狀很滿意。這意味著要讓工人陷入昏睡，並用「裁軍」、「互不侵犯條約」的幻想，用國際聯盟的謊言來腐化他們；並且要讓各工人階級政黨做好投降準備，一旦法國資產階級或其對手決定打破現狀，這些政黨就會立即投降。

「要麵包！」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認為，這個口號意味著沒收屬於地主和投機商的土地與糧食儲備，並由工農政府壟斷糧食貿易。而1935年的斯大林黨是怎麼看待這個口號的呢？不過是一句套話！

「要自由！」布爾什維克向群眾揭示了：只要學校、報刊和會議廳仍在資產階級手中，自由就只是一個幻想。「要自由！」的口號，意味著奪取政權並建立蘇維埃、剝奪地主、由工人監督生產。

同埃里奧和人權同盟那些兩性兼具的老太太們[12]結盟，一起「要自由！」，就等於支持這個半波拿巴主義、半議會制的政府，它也只能起到這個作用。資產階級目前不僅需要拉·羅克[13]的團伙，也需要埃里奧的「左派」的聲望。金融資本正在忙於武裝法西斯分子。斯大林黨藉助「人民陣線」的偽裝，正在恢復埃里奧的左派的聲望。這就是他們把十月革命的口號搬到1935年的目的！

中央委員會的決議是這種新式「現實主義」政策的一個範例，它告訴維爾瑞夫（Villejuif）的失業工人，如何一邊喝著火十字團的湯，一邊喊著「弔死拉·羅克！」他們沒有告訴我們，應該喝多少湯，又應該喊幾聲：斯大林黨從來都是容不下數字的。但問題並不在這裡……一個「革命」黨的綱領性決議中，居然找不到半點無產階級政策的影子，只有饑寒交迫、不得不向法西斯分子討飯吃的工人發出的幾聲無力的叫喊，那這個「革命」黨究竟已經墮落到了什麼程度呢？而這些領袖居然還能恬不知恥，毫不害臊！

馬克思在談及他的某些門徒時，曾引用過海涅的詩句：「我播下的是龍種，收穫的卻是跳蚤。」我們非常擔心，第三國際的創始人有朝一日也得重複這句話……但我們的時代需要的不是跳蚤，而是龍。

反法西斯鬥爭與總罷工

1928年的共產國際綱領，是在共產國際在理論上蛻變的時期編寫的，它指出：「帝國主義時期是垂死的資本主義的時期[14]。」這句話是列寧很久以前提出的，它本身是完全無可爭辯的，並對我們這個時代的無產階級政策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但是，共產國際綱領的作者根本沒能理解瀕死的或垂死的的資本主義這個論點的意義，他們只是機械地照搬過來。這種缺乏理解，在一個問題上面暴露得特別明顯，而對我們來說，這個問題也是最為迫切的，它就是法西斯主義的問題。

關於這個問題，共產國際綱領是這麼寫的：「在幫助資產階級壓迫無產階級、麻痹無產階級的警惕性的社會民主黨身旁，還出現了法西斯主義[15]。」共產國際沒能理解這一點：法西斯主義的任務不是在社會民主黨身旁活動，而是摧毀現存的一切工人組織，包括改良主義組織在內。這個綱領認為法西斯主義的任務是「消滅無產階級中的共產主義階層，及其領導幹部[16]。」然後法西斯主義就完全不會威脅到社會民主黨與改良主義工會了；與之相反，社會民主黨自己卻在日甚一日地扮演著「法西斯分子」的角色。法西斯主義的作用無非就是「在社會民主黨身旁」活動，把改良主義的工作給做完。

我們引用的可不是多列斯或迪克洛[17]那些漏洞百出的文章，而是共產國際的基本文件，也就是它的綱領。（請參閱第二章第三節，《資本主義的危機與法西斯主義》。）這就是社會法西斯主義理論的基本要素。共產國際的領袖沒能理解這一點：垂死的資本主義已經不能再向最溫和、最順從的社會民主黨做出任何讓步了，無論這個社會民主黨是執政黨還是在野黨。法西斯主義的任務不是「站到社會民主黨的身旁」，而是要踩在社會民主黨的屍體上。正是因為這樣，才產生了成立統一戰線的可能、對成立統一戰線的需求，以及成立統一戰線的緊迫性。但是，除了在無法迫使社會民主黨接受統一戰線的一段時期之外，共產國際可悲的領導層根本沒有嘗試過建立統一戰線。當改良主義的地位開始動搖，當社會民主黨連遭打擊、搖搖欲墜之時，共產國際又拋棄了統一戰線。這幫人有個要命的習慣：在夏天穿大衣，在冬天赤身裸體跑出去胡鬧！

儘管義大利提供了有益的經驗教訓，共產國際還是把斯大林天才的格言寫在了自己的旗幟上：「社會民主黨與法西斯主義不是敵人，而是雙胞胎。」這就是德國無產階級失敗的主要原因。共產國際確實已經在統一戰線問題上做出了重大轉變：事實證明他們自己要比綱領更為有力。但共產國際的綱領既沒有被壓下不提，也沒有得到修改。這個綱領的關鍵錯誤，並沒有向工人做出解釋。共產國際的領袖已經失去了自信，對任何可能發生的意外，他們都給自己留了一條後路，隨時準備退到「社會法西斯主義」的立場上。這使統一戰線政策沾上了無原則性、外交性與不穩定性。

法國共產黨無法理解列寧的「垂死的資本主義」的論點的含義，這使它的當前政策雖然顯得聲勢浩大，然而卻有氣無力，此外還使它染上了改良主義的幻想。儘管法西斯主義代表著資本主義衰朽的有機產物，斯大林黨卻突然開始相信，不必觸及資產階級社會的根基，也有可能消滅法西斯主義。

在3月6日的《人道報》上，多列斯第一百次寫道：

「為了決定性地擊敗法西斯主義，我們再次向社會黨建議：兩黨聯合舉行保衛當前要求的行動……」

每一個具有階級覺悟的工人，都應該仔細思考這個「綱領性的」句子。我們都知道，法西斯主義是由中產階級的絕望與大資本的恐怖政策結合而生的產物。所謂的「當前要求」並沒有超出資本主義的框架。那麼，不突破垂死的資本主義的範圍，又怎麼可能「決定性（！）地擊敗」法西斯主義呢？

茹奧說過，消滅了危機（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我們就能戰勝法西斯主義，他在說這番話的時候，起碼還是做到了忠於自己：他始終懷著資本主義能夠起死回生、返老還童的希望。但是斯大林黨在口頭上還是承認資本主義必然會逐漸消亡的。那麼，他們該怎麼做，才能保證做到既不觸動社會的正在崩潰的經濟基礎，同時又能決定性地擊敗法西斯主義，從而加固這個社會的政治上層建築呢？

難道他們以為，大資本可以隨心所欲地扭轉歷史的前進方向，讓歷史重新走上妥協與「改良」的老路？難道他們以為，靠「當前要求」，就能把小資產階級從不斷蔓延的破產、喪失社會地位和絕望中拯救出來嗎？既然他們認為資本主義已經瀕臨死亡，那他們又該怎麼做，才能把這個觀點，同工會的和改良主義的幻想調和起來呢？

從理論層面上來看，正如我們看見的，共產黨的立場是徹頭徹尾的謬論。我們再看看這個立場在實際鬥爭中的表現吧。

* * *

多列斯在2月28日發表了下面這個觀點，這個極其錯誤的觀點正是共產黨當前政策的核心：

「為了決定性地擊敗法西斯主義，必須毫不含糊地阻止資本主義為降低勞苦大眾的生活水平而發動的經濟攻勢。」

既然如此，還要工人民兵幹嘛？還用得著進行直接的反法西斯鬥爭嗎？我們必須力爭提高群眾的生活水平，然後法西斯主義就會像中了魔法似的，消失得無影無蹤。

唉！這幾句話，把眼下的鬥爭的整個前景給攪得一塌糊塗，把真實的關係給弄得顛三倒四了。資本家走到法西斯主義這一步，並不是因為一時心血來潮，而是因為迫不得已：他們再也不能通過向工人發動進攻、加強對工人的壓迫、在工人中間散播貧困與絕望來保住生產資料私有制了。同時，資本家由於害怕工人必定發動的反抗，他們便通過自己的代理人，挑動小資產階級去反對無產階級，一邊把延長和加劇危機的罪責扣到無產階級頭上，一邊資助法西斯團伙，讓法西斯團伙去消滅工人。如果工人在遭到資本的進攻後大舉反抗，如果罷工越來越頻繁、影響越來越大，那麼，法西斯主義並不會像多列斯講的那樣消失不見，而是會加倍壯大。隨著罷工運動的發展，工賊將會被發動起來。所有的「愛國」流氓都會參加這個運動。對工人的日常襲擊將會被提上日程。對此視而不見，就一定會招致失敗。

你是說，多列斯等人的意思是要大家不要反抗嗎？（他們肯定還會照例對我們進行侮辱，這些侮辱就像污水池一樣污穢不堪。）不。必須反抗。

有的學派認為，保證安全的最好方法就是沉默、撤退與投降，我們可不是這種學派的信徒。「不要挑釁敵人！」「不要自衛！」「不要武裝自己！」「快躺下裝死！」這個戰略學派的理論家，在我們中間可是找不到的，要找就去《人道報》的編輯部里找。工人如果不想被消滅，就必須反抗。但是，要反抗，就必須消除一切改良主義與和平主義的幻想。鬥爭將會是激烈的。必須事先預料到抵抗必然會引發的後果，並對此做好準備。

目前資產階級的進攻，使衰朽的資本主義的經濟狀況與社會形勢之間的關係，具有了新的、無比鮮明的特色。正因為這樣，工人也必須針對階級敵人的方法，使自己的防禦具備新的特色。在資本的經濟打擊面前，我們要想保護好自己，就得學會在保護好自己的同時，保護好自己的組織，使其能抵擋資本的僱傭軍的進攻。如果沒有工人民兵，就不可能做到這一點。《人道報》就是再怎麼主張、再怎麼叫嚷、再怎麼辱罵，也動搖不了這個結論。

我們要專門提醒一下工會：同志們，如果你們不馬上動手組建工會自衛團（「工會民兵」），如果你們不用實際行動展現出同法西斯主義死戰到底的決心，你們的分會和刊物就會被奪走，你們的組織也會被碾得粉碎。

* * *

多列斯在（2月28日的）同一篇文章里哀嘆道：

「我們向社會黨建議：為了反對越來越嚴苛的法律，發起包括罷工在內的各種行動，但是社會黨沒有接受。」

包括罷工在內？哪一種罷工？既然要廢除法律，那麼多列斯說的顯然不是局部的經濟性罷工，而是總罷工，也就是政治性罷工。他沒有用「總罷工」這個詞，以免顯得像是在重複我們一直以來的建議。為了掩飾自己的優柔寡斷與自相矛盾，這些可悲的人居然不惜使出這般可恥的伎倆！

這個步驟似乎已經變成了一種方法。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3月12日的公開信中，向社會黨建議：「通過包括罷工在內的一切可用的手段」，發起一場反對兩年兵役制的重大運動。他們又使出了這個神秘的公式！中央委員會顯然是有意識地把罷工當成了政治鬥爭的工具，也就是革命的武器。可他們為什麼只敢用「罷工」這個詞，卻不敢大聲喊出「總罷工」呢？中央委員會是在跟誰玩捉迷藏呢？是不是無產階級？

但是，先不管這些維持「威信」的不光彩的把戲，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確實提出了為了同杜梅格—弗朗丹的波拿巴主義法律鬥爭、而舉行總罷工的建議。對此我們完全贊同。但是，我們要求各工人階級組織的領導人弄清楚兩個問題：在當前形勢下舉行總罷工的意義；如何準備總罷工，並把這兩個問題的答案向群眾解釋清楚。

就連普通的經濟性罷工，也需要戰鬥性的組織，特別是糾察隊，這是一條規律。在目前階級鬥爭尖銳化的形勢下，在面臨著法西斯分子的挑釁與恐怖的情況下，真正的糾察隊組織，是一切重大經濟鬥爭的必要前提。不過我們可以想像一下，如果某些工會領導人斷言，「用不著成立糾察隊，那樣會刺激敵人——只要罷工工人的自衛就夠了！」工人就會友好地建議他們去醫院看病，或者乾脆直送精神病院，這難道不是顯而易見的嗎？事實就是：糾察隊正是罷工工人最重要的自衛機關！

讓我們更仔細地考察一下與總罷工有關的論據。我們得記住，總罷工不是普通的示威遊行，不是持續時間為一小時的象徵性罷工，不是為時二十四小時的象徵性罷工，而是戰爭動員，它的目的是迫使敵人屈服。在當前形勢下舉行總罷工，會把階級鬥爭加劇到何等程度，這點總該不難理解吧！法西斯團伙將會傾巢而出，在罷工工人的隊伍當中大肆散播混亂、製造挑釁、蠱惑人心。如果不建立軍事化的、紀律嚴明的工人武裝，我們怎麼可能保護總罷工、減少不必要的犧牲、甚至是避免遭到徹底消滅呢？總罷工就是全面擴大的局部罷工。工人民兵就是全面擴大的糾察隊。只有牛皮大王和可悲的空談家，才會一面在目前這種形勢下空談總罷工，另一面卻不願紮實地組建工人民兵！

但是，可悲的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卻不肯就此罷休。

每個馬克思主義者都知道，總罷工是最革命的鬥爭手段之一。只有當階級鬥爭超出了個人的、行業的範圍，發展到了一切職業和一切地區，掃除了各政黨之間的界限，消除了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界限，並把大部分無產階級發動起來，使他們積極地反對資產階級與國家的時候，總罷工才是可行的。總罷工的地位僅次於武裝起義。每一次總罷工，無論它是在什麼口號下發動的，都蘊含著將自己轉變為公開的革命衝突、轉變為直接的奪取政權的鬥爭的趨勢，工人階級運動的整個歷史，都證明了這一點。換句話說：只有在政治形勢極其緊張的情況下，總罷工才是可行的，也正是因為這樣，總罷工才總是會無可辯駁地表現出形勢的革命性。既然如此，中央委員會怎麼會在這種形勢下提出總罷工的建議呢？「現在還沒有革命形勢！」

「我說的不是真正的總罷工，而是像《人道報》的編輯個人要求的那樣，小規模的、十分和平的罷工。」——多列斯也許不會這樣反駁。「我早就料到工人國際法國支部的領袖會拒絕的，所以就算提出總罷工的建議也不會損失什麼。」——他或許不會這樣輕率地反駁。但他很有可能會這樣反駁：「這都是同恰普[18]、阿爾方索十三世[19]和教皇相勾結的托派分子搞的陰謀！」——這才是多列斯最有可能做出的反駁！

但是，每個有頭腦的共產黨工人，都應該認真思考一下，他那不幸的領袖的話里，存在著明顯的矛盾：你瞧，由於現在還沒有革命形勢，所以不可能建立工人民兵，甚至不可能進行武裝無產階級的宣傳，也就是說，不可能讓工人為將來的革命形勢進行準備；但是，儘管沒有革命形勢，號召工人舉行總罷工卻似乎是可行的，甚至今天就可以這麼做。老實說，我們已經分不清這到底是輕率還是荒謬了！

在所有的集會上，我們都能聽見共產黨人在重複從「第三時期」延續下來的口號：「在一切地方建立蘇維埃！」如果認真對待這個口號的話，那麼它無疑是一個徹底的革命的口號：只有通過武裝起義推翻資產階級，才能建立蘇維埃政權。但是，無產階級得先掌握武器，然後才談得上舉行武裝起義。所以，「在一切地方建立蘇維埃」這個口號，與「武裝工人」的口號，是緊密相連、密不可分的。斯大林黨既然仍在重複前者，為什麼卻宣稱後者是「托派的挑撥」呢？

武裝工人的口號，是最符合當前政治形勢、最符合無產階級的心理狀態的，所以，我們就更加困惑了。「蘇維埃」的口號，就其本質來說，是進攻性的，它是革命勝利的前提。然而，無產階級發現，自己現在還處於防禦態勢。法西斯主義正在直接威脅無產階級，要從肉體上消滅它。即使群眾手裡掌握著武器，自衛的必要性，也要比革命進攻的思想，更能得到群眾中的最廣大階層的理解與領會。因此，在目前階段，武裝工人的口號，會比建立蘇維埃的口號獲得更強烈、更積極的回應。那麼，一個工人階級政黨，為什麼會放過這麼好的機會呢？它為什麼不去大力推廣武裝工人的思想，反倒無恥地污衊這個思想呢？答案只有一個：它確實已經背叛了革命的利益。

我們隨時準備承認：我們之所以提出這些問題，都是因為我們的「反革命」性質，尤其是希望挑動軍事干預：誰都知道，只要我們提出的問題，能夠讓日本天皇和希特勒相信庫恩·貝拉與多列斯都是草包，他們立刻就會向蘇聯宣戰。

無需任何證據，光憑迪克洛就能無可辯駁地證明這一切。但我們還是要斗膽發問：不舉行武裝起義，怎麼建立蘇維埃政權？不武裝工人，怎麼舉行起義？沒有武器，在法西斯主義面前怎麼自衛？不為武裝工人的口號進行宣傳，怎麼可能把工人武裝起來（哪怕只是部分工人）？

* * *

但是，在不遠的將來，可能發動總罷工嗎？這類問題是不可能預先得出答案的，也就是說，沒有現成的答案。要解答這個問題，就得學會如何提問。向誰提問？向群眾提問。如何向群眾提問？用鼓動的手段。

鼓動並不只是把某個口號傳達給群眾、號召群眾採取行動的手段。對於一個政黨來說，鼓動也是一種傾聽群眾聲音、試探群眾的情緒與想法、並根據其結果進行決策的手段。只有斯大林黨，才把鼓動變成了喋喋不休的獨白。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而言，鼓動從來都是與群眾對話。

但是，要讓這種對話產生必要的效果，這個黨必須對本國的總體形勢做出正確的估計，並為當前的鬥爭制定出大致的方針。黨必須通過鼓動群眾和調查群眾，對自己的每一個設想進行必要的糾正，使其儘可能精確、嚴密，尤其是涉及運動的速度與重大行動的日期的事項，更是必須做到一絲不苟。

法國的形勢，正如上面講過的，是前革命形勢，無產階級的領導層卻具有不革命的性質。由於無產階級的政策，是影響革命形勢的發展的主要因素，所以，無產階級的領導層的不革命性，不但阻礙了前革命形勢轉化為公開的革命形勢，而且還會促使它向反革命形勢轉化。

當然，在客觀現實中，政治進程中的不同階段之間，並沒有明顯的界限。一個階段會與另一個階段有重合的地方，所以，形勢就會出現許多矛盾之處。這些矛盾的存在，確實讓分析與預測變得更困難了，但並沒有讓它們變得徹底不可能進行。

法國無產階級的力量不僅沒有耗盡，甚至還沒使出來。而法西斯主義，作為一種政治因素，在小資產階級群眾中間，已經大為衰弱了（不過，在議員眼中是大為增強了）。這兩個非常重要的政治事實，讓我們可以確鑿無疑地斷言：目前並沒有受到什麼損失，而前革命形勢仍然完全有可能轉化為革命形勢。

但在法國這樣的資本主義國家裡，沒有總罷工，就不可能有革命鬥爭：如果在關鍵時刻，男女工人仍然留在廠里，那誰會去戰鬥呢？所以，要把總罷工提上日程。

但是，要確定舉行總罷工的時間，首先要搞清楚：群眾是否已經做好了鬥爭的準備，各工人組織是否已經做好了領導群眾去戰鬥的準備。

可是，萬事俱備，只欠革命的領導層，這是真的嗎？在群眾當中，在無產階級中間，不是還存在著強大的保守主義力量嗎？四面八方都傳來了這樣的聲音。這沒什麼好驚訝的！當革命危機逼近時，許多領袖害怕承擔責任，就以群眾的保守主義為借口，躲到了這種虛假的保守主義身後。歷史教導我們：就在距離十月起義還有幾周、甚至只有幾天的時候，一些著名的布爾什維克，比如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李可夫（更不用說洛佐夫斯基[20]和曼努伊爾斯基[21]之流了），都曾斷言：群眾已經精疲力盡，不願戰鬥了。而作為革命家，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李可夫要遠比加香、多列斯和蒙穆索[22]之流高明得多。

誰要是宣稱無產階級不願發動革命鬥爭，或是無力發動革命鬥爭，誰就是在誹謗中傷，而他這麼做，都是因為他的無能，因為他不敢面對勞苦大眾。截至目前，無論是在巴黎還是在外省，都沒有出現過群眾在接到上級的號召後裝聾作啞無動於衷的情況。

這方面最好的例子，就是1934年2月12日的總罷工。儘管總罷工的領導層完全是各自為政，儘管完全沒有進行過認真的準備，儘管法國總工會的領袖竭力把運動限制在最小範圍內（因為他們無法徹底阻止總罷工），這次總罷工依然贏得了在當時的條件下所能獲得的最大的成功。群眾的鬥爭慾望十分明顯。每個有階級覺悟的工人，都應該對自己說：就連一向頑固不化的茹奧，在那一刻，都不得不積極起來，可見自下而上的壓力一定十分強大。當然，這次總罷工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總罷工，只是一次持續了24小時的示威遊行。但是，束縛了這次總罷工的，不是群眾，而是領袖。

今年2月10日在共和國廣場舉行的示威遊行，再次證明了這個結論。這次運動的領導核心只用了一種武器來給它做準備，那就是裝滿冷水的水桶。群眾聽見的唯一一句口號是：「安靜！安靜！」儘管如此，參加遊行的人數還是超出了一切預料。外省去年的情況也是一樣的。根本找不到一個嚴肅的事實可以用來證明這種觀點：想要鬥爭的是領袖，而群眾拒絕追隨他們。無論何時何地，情況都正好相反。即使到了今天也仍然是這樣。基層群眾想要戰鬥，領袖卻踩了剎車。這就是主要的危險，它可能會導致真正的災難。

這種關係不僅出現在各政黨（或各工會）與無產階級之間，各政黨內部也出現了同樣的關係。因此，在工人國際法國支部的基層黨員中間，弗洛薩爾幾乎是最不得人心的；支持他的只有那些希望一切照舊的議員和市長。與之相反，由於馬索·皮維爾的立場變得越來越明確、越來越堅決，他已經成了最受基層黨員歡迎的人物之一。我們非常願意承認這一點，因為我們無論是在過去還是將來，都在公開聲明：我們並不贊同皮維爾的立場。

如果把這個事實當作一種政治徵兆來考慮的話，它已經不只是弗洛薩爾與皮維爾兩個人的問題了，它的重要意義在於：它指出了總體的發展趨勢。社會黨與共產黨的基層黨員，要比他們的上層領導更加左傾、更加革命、更加勇敢：正是因為這樣，基層黨員才會只信任左翼領袖。更重要的是：他們正在把誠實的社會黨人進一步推向左邊。基層黨員為什麼會激進化呢？因為他們直接聯繫著人民群眾，他們與群眾一起承受貧困、一起進行反抗、一起分享仇恨。這是一種可靠無誤的徵兆。我們可以依靠這種徵兆。

共產黨的領袖確實可以舉出這個事實：群眾沒有響應他們的號召。但這個事實不但沒有動搖我們的分析，反而更加證實了它。勞苦大眾明白那些「領袖」不明白的事情，那就是：在社會深陷危機的情況下，局部的經濟性鬥爭，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犧牲，只靠這種鬥爭，是無法贏得任何重要成果的。更糟糕的是，這種鬥爭會削弱無產階級，把無產階級的力量給消耗得一乾二淨。工人願意參加戰鬥性的示威遊行，甚至願意參加總罷工，卻不願意參加毫無前途、白費力氣的小規模罷工。儘管《人道報》上發表了那麼多的號召、宣言與文章，共產黨的鼓動員在群眾面前，卻基本上不用「局部的當前要求」來號召群眾參加罷工。他們也覺得，自己的領袖提出的官僚式的計劃，既不符合客觀形勢，也不合群眾的心意。沒有遠大的前景，群眾就不能開始鬥爭，也不願開始鬥爭。《人道報》的政策，是一種生造的、虛偽的假「現實主義」。聯合總工會號召發動局部罷工，卻遭到了失敗，這個失敗間接地、但又十分明確地證明了危機的深刻程度，以及工人生活區當中的精神上的緊張狀態。

可是，不要以為群眾的激進化是會自行發展下去的。工人階級在等待自己的組織發出倡議。當工人階級覺得自己的期待被辜負之後——這一刻恐怕不會太遠——激進化的過程就會猛然停止，群眾會變得消沉、冷漠，個別人會在絕望中爆發。在無產階級的外圍，無政府主義的傾向會與法西斯主義的傾向發生碰撞。酒將會變成醋。

對於群眾的政治情緒的變化，必須給予最大的關注。在每一個階段，對這一活生生的辯證過程進行仔細的調查研究，正是鼓動的任務。統一戰線到現在都還沒有趕上社會危機與群眾情緒的發展，這是一種罪過。現在還來得及彌補失去的時間。但我們再也不能浪費一點時間了。現在的歷史，不是用年來計算的，而是用月和周來計算的。

* * *

為了確定群眾在多大程度上做好了總罷工的準備，並加強群眾的戰鬥情緒，必須向他們提出革命行動的綱領。當然，局部的口號，比如廢除波拿巴主義的法律和廢除兩年兵役制，也會在這種綱領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光有這兩個僅適用於一時或一事的口號，是遠遠不夠的。

在我們這個時期，高於一切任務、高於一切局部要求的最重大的任務，就是奪取政權。自從1934年2月6日開始，政權的問題就已經公開出現了，它表現為武裝力量的問題。市政選舉與議會選舉的意義在於衡量各方的力量——但也僅此而已。政權的問題，將由兩大陣營之間的公開衝突來解決。波拿巴主義政府，比如杜梅格—弗朗丹政府，只能維持到衝突發展到極致的最關鍵的那一天。到了那天早上，統治法蘭西的不是法西斯主義，就是無產階級。

正是因為目前的過渡性政權體制是非常不牢固的，所以總罷工才可以迫使政府在波拿巴主義法律和兩年兵役制等問題上做出妥協，從而贏得非常重大的局部成功。這種成功本身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和價值，但是，它卻無法恢復平穩的「民主政治」：金融資本會加大對法西斯主義的資助力度，而經過一段很短的間歇期之後，政權問題就會以更強的力量爆發出來。

總罷工的主要意義，與它能否贏得局部的成功無關，它這次可能會贏得局部的成功，而下次又可能無法贏得；它的主要意義在於：它以革命的姿態，提出了政權的問題。無產階級通過停工、阻斷交通、切斷幾乎所有的通訊手段、停止發電等手段，不僅能癱瘓生產，還能癱瘓政府。國家政權就會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它要麼利用飢餓與暴力來打垮和控制無產階級，把資產階級政權機關重新發動起來，要麼就只能在無產階級面前退卻。

無論總罷工是用什麼口號、以什麼動機發動的，只要它真正具有群眾性，只要這些群眾下定了鬥爭的決心，它就一定會向全國的所有階級提出這個問題：誰才是房子的主人？

無產階級的領袖必須明白總罷工的這個內部邏輯，除非他們不是領袖，而是半吊子的冒險家。這在政治上意味著：從現在開始，領袖將繼續向無產階級提出通過革命奪取政權的問題。如果不這麼做，那他們就不應該拿總罷工來冒險。可是，拋棄了總罷工，他們就等於拋棄了一切革命鬥爭，也就是說，他們把無產階級出賣給了法西斯主義。

要麼徹底投降，要麼為了奪取政權進行革命鬥爭——從目前的危機的一切狀況中，產生了這個抉擇。誰要是還不能理解這個抉擇，就應該趁早離開無產階級的陣營。

* * *

法國總工會宣稱，只有它才有權發動和領導總罷工，這讓總罷工的問題變得更加複雜了。從這一點可以看出，這個問題並不只與工人階級政黨有關。乍一看，這裡面最讓人驚訝的地方，是某些社會黨議員居然認為法國總工會的主張是非常合理的：其實，他們只是想逃避自己的責任。

顧名思義，總罷工要想達到目的，就必須盡量吸引全部無產階級參加。而法國總工會的會員只佔無產階級的5%至8%。在工會範圍之外，法國總工會的影響力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在一般性的問題上，它的影響力根本不能與工人階級政黨相比。比方說，《民眾報》[23]的影響力，能跟《人民報》或《人道報》相提並論嗎？

法國總工會的領導層，就其觀念與方法而言，比工人階級政黨的領導層，更落後於當前時期的任務的要求。在法國總工會裡，從機關的上層，到基層會員，越往下，就越不信任茹奧和他的親信。缺乏信任，已經越來越多地轉變為公開的懷疑。革命危機的進一步發展，必將掃清法國總工會目前的保守的機關。

總罷工本質上是一種政治行動。它使整個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國家發生衝突。它把參加了工會的工人和沒有參加工會的工人，社會黨人、共產黨人和無黨派人士，都集結到了一起。它需要一個配有報刊和鼓動員的機關，而法國總工會自己並沒有這些工具。

總罷工直接提出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問題。而法國總工會過去和現在都不肯面對這個問題（法國總工會的領袖倒是在向資產階級政權大獻殷勤）。法國總工會的領袖自己很清楚，領導總罷工超出了他們的能力。儘管如此，他們還是聲稱只有自己才有權領導總罷工，這只是因為他們希望用這種方法，在總罷工發生前就將其扼殺。

那1934年2月12日的總罷工呢？那只是一次為時很短的、和平的示威遊行，是社會黨工人和共產黨工人逼迫法國總工會進行的。茹奧及其同夥自己站出來，擔任了這次抵抗的名義上的領導，只是為了阻止這次抵抗轉變為革命總罷工。

法國總工會在發給自己的宣傳員的指示中說道，「2月6日早上，在法國總工會的號召下，勞動人民和所有民主派分子展示了他們阻擋宗派分子的道路的堅定意志。」法國總工會自己並不區分社會黨人或共產黨人——它眼裡只有「民主派」。一句話，茹奧把它們都算成了「民主派」。所以，如果把總罷工應不應該是革命行動的問題，交給茹奧來決定的話，那將是可恥的。

當然，在總罷工的準備與領導工作中，工會將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工會不能全盤包攬這些工作，而應該與各工人階級政黨一起進行。從革命的立場來看，這是非常重要的：工會必須與地方工會組織密切合作，當然，同時又不能對它們的自治權造成哪怕是最輕微的損害。至於法國總工會，它要麼同「民主派」一刀兩斷，這樣它才能在無產階級的共同陣線中擁有一席之地；要麼就繼續靠邊站。我們應該平等、忠實地合作嗎？是的！我們應該一起來決定總罷工的時間與領導方式嗎？是的！我們應該承認只有茹奧才有權扼殺革命運動嗎？絕不能！

社會主義與武裝鬥爭

1935年2月6日，幾個法西斯組織準備在協和廣場舉行示威遊行。而統一戰線又是怎麼做的呢？特別是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又是怎麼做的呢？它號召巴黎工人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舉行示威遊行。法西斯分子也許沒有帶武器？他們帶了。他們的武器已經比一年前多了一倍。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是否充分地提出了武裝自衛團的建議？哦，沒有。中央委員會反對「盲動主義」和「武力鬥爭」。既然是這樣，怎麼能把赤手空拳、毫無準備、無力自衛的幾萬名工人拉上街頭，讓他們去對付訓練有素、裝備精良、對革命的無產階級懷著刻骨仇恨的法西斯團伙呢？

我們不想聽到那些居心叵測的人告訴我們：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並不想把工人送到法西斯分子的槍口前；它只是希望這樣做能給弗朗丹一個合適的借口，好讓弗朗丹下令禁止法西斯分子舉行示威遊行。這是因為，如果真是這樣，那就更糟糕了。如果真是這樣，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顯然就是在拿工人的生命來賭博，而賭博的結果完全取決於弗朗丹，確切地說，應該是取決於那些曾是恰普的老部下的警察高官。如果警方決定利用這個大好良機，讓法西斯分子狠狠教訓一頓革命工人，結果又會怎樣呢？結果不難想像吧！更何況還能把屠殺的責任全部推給統一戰線的領導人呢！儘管這次並沒有遭到血腥的屠殺，但這種政策如果繼續下去，碰到同樣的情況時，那就一定會招來血腥的屠殺。

中央委員會的做法，是徹頭徹尾的官僚冒險主義。馬克思主義者一直在教導人們：機會主義與冒險主義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1935年2月6日讓我們清楚地看到了，這枚硬幣要翻過來是多麼容易。

「我們反對盲動主義，反對暴動主義！」奧托·鮑威爾年年都不忘念叨這句話，他還不遺餘力地要丟掉1918年革命留下的遺產——保衛共和聯盟。強大的奧地利社會民主黨卑怯地撤退了，它在資產階級面前委曲求全，一退再退，進行了愚蠢的「請願」，表面上裝出鬥爭的樣子，卻把希望寄托在它自己的弗朗丹身上（這個弗朗丹的名字就叫多爾弗斯），一再讓步投降，當它發現自己已經墜入深淵時，它才開始狂叫：「工人們，救救我！」然而群眾已經被弄得暈頭轉向，最優秀的積極分子遭到了徹底孤立，勢單力孤、遭到愚弄的他們投入了戰鬥，遭受了無法避免的失敗。在此之後，奧托·鮑威爾和尤里烏斯·多伊奇[24]卻說：「我們表現得像革命者一樣，可是無產階級卻不支持我們！」

西班牙的事情經過也大致相同。社會民主主義的領導人[25]把一切革命陣地都讓給了資產階級，他們的撤退政策耗盡了群眾的精力，在此之後，他們又號召工人舉行起義。這些專業的「反盲動主義者」到頭來不得不號召進行武裝自衛，而在這種情況下，這種武裝自衛帶有很大的「盲動」性。

奧地利與西班牙的事件，在1935年2月6日的法國以較小的規模重演了一次。幾個月來斯大林黨都在麻痹工人，瓦解工人的士氣，他們嘲笑民兵的口號，並「拒絕」武力鬥爭。突然間，他們沒有做過絲毫的準備工作，便向無產階級下令：「向協和廣場前進！沖啊！」這次是好人朗熱隆[26]救了他們。但是，如果明天的形勢變得更加緊張，法西斯暴徒就會暗殺幾十個工人領袖，或者火燒《人道報》編輯部——誰敢說這是不可能的？——到時這個聰明的中央委員會一定會尖叫：「工人們，武裝起來！」然後，無論是被關進集中營里，還是流落到倫敦街頭——只要他們能跑出那麼遠——這些領袖都會驕傲地說：「我們號召發動起義，可是工人卻不支持我們！」

成功的秘訣，顯然不在於「武力鬥爭」本身，而在於正確的政策。但是我們所說的「正確的政策」，是指符合當時當地的情況的政策。工人民兵只靠自己是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的。但是，在符合當時當地的情況的政策中，工人民兵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向投票箱開槍是荒唐的。但是，在面對法西斯團伙的時候，用選票來自衛，那就更加荒唐了。

工人民兵在剛成立時，它的核心難免弱小、孤立與缺乏經驗。學究與懷疑者會輕蔑地大搖其頭。不知羞恥的市儈也會在同冶金委員會（Comité des Forges）的記者談話時大肆嘲笑工人民兵的主意。他們要是以為，這樣做就可以不用進集中營，那他們就是在自欺欺人。帝國主義已經用不著這些卑躬屈膝的領袖了；它要的是消滅整個階級。

當年輕的蓋德[27]與拉法格[28]開始宣揚馬克思主義時，聰明的市儈把他們當作是無力、孤立與幼稚的空想家。儘管如此，他們還是開闢了工人階級運動的道路，在這條道路上，也有許多只會循規蹈矩地遵守議會規則的人混跡其中。在文化、工會與合作社的範圍內，工人階級運動邁出的頭幾步是柔弱無力而又搖搖晃晃的。但是，儘管無產階級是貧窮的，它還是憑藉著自己的人數眾多和自我犧牲精神，建立起了強大的組織。

無產階級的武裝組織，在目前條件下，幾乎就是反法西斯的自衛組織，它是階級鬥爭的一個新分支。在這方面邁出的頭幾步，也會是笨拙而缺乏經驗的。我們應該對錯誤有心理準備。它不可能不刺激敵人。由於民兵更接近工廠，而在廠里工人彼此都知根知底，所以民兵的幹部的挑選，應該一點一點地進行，這樣選出來的人員，也能更加可靠、更加誠實。不過，組建民兵的倡議還得由上面發出。黨能夠、也必須提供第一批幹部。工會也必須走上同樣的路——它們必定會這麼做。民兵的幹部在得到工人組織越來越多的同情與支持後，也會獲得來自勞苦大眾的同情與支持，這樣他們很快就會團結起來，變得更加強大。

一些先生表面上同情和支持，實際卻在污衊和嘲笑工人階級的自衛隊伍，甚至去告訴階級敵人，這些是用於「起義」和「暴動」的隊伍，對於這些先生，我們該怎麼說呢？瞧瞧那些「戰鬥的（？）馬克思主義者（！）」就知道了，這些滑稽而半低能的學究，茹奧在理論方面的助手，在俄國孟什維克分子帶領下，對工人民兵邁出的頭幾步大加嘲諷。最適合這些先生的名字，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直接敵人。

* * *

但是，那些保守的循規蹈矩的人又要拋出他們最後的論據了：「你們不會真的以為，就靠這些裝備很差的無產階級民兵隊伍，也能奪取政權吧？也就是說，你們以為民兵能戰勝用現代科技（坦克、飛機、毒氣！！）武裝起來的軍隊嗎？」很難想像還能有什麼論據會比這更空洞、更老套的了，更何況它已經被理論和歷史給駁倒了上百次。儘管如此，它每次都會被用作「現實主義」思想的最後借口。

退一萬步來說，即使我們明天發現，靠民兵是很難奪取政權的，但是在今天，要想保衛工人階級的組織，非得有民兵不可。大家都知道法國總工會的領袖是拒絕一切奪取政權的鬥爭的。但這根本不能阻止法西斯分子去消滅法國總工會。每一個工會幹部，無論他的政治傾向如何，只要他沒有及時採取措施進行自衛，他就是對工會犯下了罪行。

不過，還是讓我們更深入地研究一下和平主義者的主要論據吧：「在現代軍隊面前，工人的武裝隊伍是無力的。」這個「論據」從根本上來說，反對的不是民兵，而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假如有人認為，武裝到牙齒的軍隊在任何情況下都會站在大資本一邊，他就不僅要拋棄工人民兵，更要拋棄整個社會主義了。資本主義也就能千秋萬代了。

幸好事實並非如此。無產階級革命的前提，就是城鄉的階級鬥爭已經極度激化，所以在軍隊里的階級鬥爭也已經極度激化。如果不把軍隊的基礎核心爭取過來，或至少使其保持中立，革命就不可能勝利。但是，這樣的勝利，是不可能靠臨時準備而得來的，必須進行系統的準備才行。

此時，和平主義的理論家就要打斷我們了，他要（在口頭上）表示同意。他會說，「沒錯，必須用不懈的宣傳把軍隊爭取過來。可我們一直都在這樣做。反對軍營中的高死亡率的鬥爭、反對兩年兵役制的鬥爭、反對戰爭的鬥爭——這些鬥爭的成功都不需要把工人武裝起來。」

果真如此嗎？不，它從根本上就是錯的。和平地爭取到軍隊的支持，這甚至比和平地贏得議會中的大多數席位更不可能發生。即使是非常溫和的反對軍營中的高死亡率的鬥爭和反對兩年兵役制的鬥爭，都必然會使愛國組織與反動軍官勾結起來，使他們結成直接的陰謀集團，並使金融資本大幅增加提供給法西斯分子的資金。反軍國主義的鼓動越是成功，法西斯主義的危險就增長得越快。這就是鬥爭的實際的、而非虛幻的辯證法。結論就是：在宣傳與準備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學會手握武器來自衛，並且要越來越積極地自衛。

在革命時期，軍隊中肯定會出現動搖，會發生內部鬥爭。即使是軍隊中最先進的部分，也只有親眼目睹了工人想要鬥爭，並且能夠獲勝之後，才會公開地、積極地站到無產階級一邊。法西斯隊伍的任務將是阻止革命的無產階級與軍隊建立友好關係。法西斯分子會力圖在工人起義剛開始的時候就將其扼殺，這樣它才能使軍隊最先進的部隊徹底打消支持起義者的想法。同時，法西斯分子還會在軍隊中反動部隊的幫助下，解除最革命的和最「不可靠」的團隊的武裝。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任務應該是什麼呢？

無論是哪個國家的革命，它的具體過程都是無法預料的。但是，根據全部的歷史經驗，我們可以肯定地說：無論是在哪個國家、在哪種情況下，起義都不只是工人民兵與軍隊之間的決鬥。力量對比將會更加複雜，並對無產階級大為有利。工人民兵將是革命的先頭部隊——這不是因為它的武器，而是因為它的階級意識與英雄主義。法西斯主義將是反革命的先頭部隊。工人民兵有著整個階級的支持，有著全體勞動者的同情，它必將粉碎反動匪幫，解除它們的武裝、把它們嚇得抬不起頭，這樣一來，就能開闢工人同軍隊進行革命的親善活動的道路。工人與士兵的聯盟，將戰勝軍隊中的反革命部分。這樣就能保證革命的勝利。

懷疑論者輕蔑地聳了聳肩膀。但是，以前每當革命勝利的前夕，懷疑論者都做過同樣的動作。無產階級會在事情開始之前，禮貌地建議懷疑論者滾蛋。時間不等人，已經沒空去對牛彈琴了，反正社會主義革命在懷疑論者眼裡，就跟盲人眼裡的色彩一樣。

無產階級、農民、軍隊、婦女、青年

茹奧從德·曼那裡，借來了德·曼計劃的思想。他們倆都懷著同樣的目的：掩飾改良主義的最終破產，並向無產階級灌輸新的希望，從而使無產階級遠離革命的道路。

無論是德·曼，還是茹奧，都不是他們的計劃的「發明人」。他們只是從過渡時期的馬克思主義綱領里抄來了一些關鍵要求——對銀行與基礎產業實行國有化，同時拋棄了階級鬥爭，並把「通過革命剝奪剝奪者」，給偷換成了收購的金融操作。

權力依然跟以前一樣，掌握在「人民」手裡，也就是掌握在資產階級手裡。但是國家把工業中最重要的部門（他們可沒具體說明是哪些部門）從這些部門目前的所有者手中收購過來，這樣一來，他們在兩三代人的時間裡，就能過上坐吃股息的寄生生活——單純的、簡單的私有資本主義剝削方式，被以國家資本主義為中介的間接剝削方式給取代了。

這雖然是一個被閹割了的國有化綱領，但就連這樣一個綱領，如果不經過革命鬥爭，也是根本不可能貫徹實施的，茹奧很清楚這一點，所以他才事先宣稱：他隨時準備把他的「計劃」改成模仿現在流行的計劃經濟的、議會式的小修小補。茹奧的如意算盤，就是通過幕後交易，把整個計劃，降格為把一些工會官僚安插到不同的經濟董事會與工業董事會裡去，過上雖然沒有實權管不了事，卻能坐擁可觀的薪水的日子。

茹奧的計劃（不是紙面上的「計劃」，而是他真正的計劃）能得到新社會主義派[29]的支持，甚至還能得到埃里奧的贊同，這並不是沒有原因的！然而，只要工人群眾不乖乖束手就擒，「獨立」工會運動的這個有分寸的理想，就沒法實現。但是，要是資本主義繼續衰落下去，又該怎麼辦呢？那樣的話，這個本來是用來誘使工人遠離「邪惡思想」的計劃，就會成為革命運動的旗幟。

茹奧顯然是被比利時的例子給嚇壞了，他匆忙地撤退了。在三月中旬召開的法國總工會全國委員會的日程表上，最重要的一項議程——為茹奧計劃開展宣傳工作——被出人意料地撤下了。如果這個伎倆多少能獲得一點成功，那麼這完全應該歸咎於統一戰線的領導層。

法國總工會的領導人提出他們的「計劃」，是為了同各個政黨爭奪革命。因此，茹奧突然迸發出了資產階級的靈感，隨後他便宣布，他估計形勢是（廣義上的）革命形勢。但是具有革命性的競爭對手還沒有出現在競技場上。茹奧決定，不能再在這條充滿危險的道路上繼續走下去了。於是他就撤了回去，現在他正在等待著自己的時機到來。

社會黨中央委員會曾在一月向共產黨提出這樣的建議：打出對銀行和重工業進行社會化的口號，進行奪取政權的聯合鬥爭。假如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裡真的有革命派的話，他們就應該牢牢把握住這個建議。通過大規模的奪取政權的宣傳運動，他們可以大大加快社會黨內的革命動員，同時還能迫使茹奧為他的「計劃」進行鼓動工作。照這樣發展下去，法國總工會就不得不參加統一戰線。法國無產階級特有的力量，就能大大加強。

然而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裡沒有革命派，只有僵化保守的官僚。他們低頭盯著自己的肚子，回答說：「現在還沒有革命形勢」。社會黨內的改良主義派長出了一口氣——危險總算過去了。茹奧趕緊把為他的計劃開展宣傳的問題，從議事日程上撤下。無產階級依然陷於嚴重的社會危機之中，而且沒有任何綱領。共產國際再次發揮了反動的作用。

* * *

現在的各種波拿巴主義派別與法西斯主義派別的人力資源，主要是由農業的危機提供的。當農民被窮困扼住咽喉時，他就能作出最難以預料的大轉變。他對民主越來越不信任。

蒙穆索寫道：「保衛民主自由權利的口號，完全符合農民的精神。」（《布爾什維克主義雜誌》[Cahiers du bolchevisme]，1934年9月1日，第1017頁）這個論斷值得注意，它暴露出蒙穆索並不太了解農民問題，就跟他並不太了解工會問題一樣。農民正在開始拋棄「左派」政黨，正是因為這些「左派」政黨只會向他們大談「保衛民主」之類的空話，除了這些空話之外，什麼也不會跟他們講。

任何「當前要求」的綱領，都不能在農村產生重大的影響。無產階級必須用革命的語言向農民講話，除此之外他們之間沒有共同語言。工人必須與農民一同起草一個用革命的措施拯救農業的綱領。

農民最擔心的是戰爭。也許我們應該和拉瓦爾與李維諾夫[30]一起，用國際聯盟與「裁軍」的美夢來欺騙農民？躲避戰爭的唯一辦法，就是推翻本國的資產階級，並發出把歐洲變為工農共和國聯邦的信號。革命是阻止戰爭的唯一出路。

窮苦的農民被高利貸壓得喘不過氣。改變這種狀況的唯一辦法是：沒收銀行，把銀行都集中在工人國家手裡，利用從金融巨頭那裡沒收的資金，向小農和農民合作社（以後者為主）提供貸款。必須對農業信貸銀行實行農民監督。

農民現在被迫忍受肥料托拉斯與穀物托拉斯的剝削。要解決這個問題，只有一種方法：對肥料托拉斯與大型麵粉廠實行國有化，並使它們徹底服從於農民與消費者的利益。

農民中有許多階層（各種佃農）被大地主的剝削壓垮了。要想同沉重的地租作鬥爭，只有一種辦法：在工農國家的監督下，由農民委員會來剝奪那些徵收沉重地租的地主。

在資產階級統治下，這些措施都不可能得到執行。小恩小惠救不了農民，這對他是治標不治本。他需要的是堅決的革命措施。如果工人能認真地向農民提出聯合奪取政權的建議，農民就會理解、贊成與支持這些措施。

我們不能等待小資產階級自己拿定主意，而是要影響小資產階級的意見、堅定他們的意志——這就是工人階級政黨的任務。只有通過工農聯盟才能做到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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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軍官的情緒，反映的是這個國家的統治階級的反動情緒，只是表現得更為強烈罷了。士兵群眾的情緒，反映的是工農的情緒，只是表現得更為虛弱罷了：資產階級更擅長同軍官保持聯繫，而無產階級卻不太擅長同士兵保持聯繫。

法西斯主義讓軍官深感欽佩，因為法西斯主義提出了堅定的口號，並且準備使用手槍與機槍來解決各種難題。我們得到了一些零碎的報告，指出法西斯組織通過一些預備役軍官和現役軍官同軍隊建立了聯繫，但是，對於這種聯繫實際上發展到了哪一步，我們只有非常粗淺的了解。現在，重新服役的軍人在軍中的統治正在加強。反動派能在這些人中間找到充足的代理人。在總參謀部的包庇下，軍隊中的法西斯集團正在高歌猛進。

軍營中的具有階級覺悟的年輕工人，本來是可以向腐蝕人心的法西斯主義的影響，發起成功的反抗的。然而不幸的是，他們在政治上卻被解除了武裝：他們沒有綱領。失業青年、小農的兒子、小商人的兒子和小公務員的兒子，把他們那個社會階層的不滿帶進了軍隊裡面。軍營里的共產黨人該怎麼跟他們說呢？——難道要說「現在還沒有革命形勢」嗎？法西斯分子剽竊了馬克思主義的綱領，成功地把馬克思主義綱領中的一些句子，變成了煽動社會的工具。「共產黨人」（？）實際上拋棄了自己的綱領，換成了腐朽的改良主義的垃圾。還有哪種破產比這更有欺騙性呢？

《人道報》著重強調士兵的「當前要求」：這是必要的，然而綱領比這些「當前要求」重要百倍。如今，軍隊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要遠遠勝於過去。每一次社會危機都必然會在軍中引發危機。法國士兵正在等待、在尋找明確的答案。只有社會主義的綱領，才能最好地回答關於社會危機的問題，才能最好地反駁法西斯分子的煽動。必須堅定地在全國傳播社會主義的綱領，它必將通過無數的門路，傳進軍隊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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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危機及其帶來的各種苦難，把最沉重的負擔壓在了勞動婦女身上。她們受著雙重壓迫：有產階級的壓迫與家庭的壓迫。

讓婦女獲得投票權，居然會讓某些「社會主義者」感到害怕，因為他們只看到了教會對婦女的影響力。決定人民的命運的，難道是「左派」在1935年能在多少個城市執政，而不是成百上千萬的工農在下一階段的道德、社會與政治立場嗎！？

勞動階級婦女的最優秀品質（熱情、英雄主義與奉獻精神）的覺醒，是每一次革命危機的特點。掃除了教會的影響的，不是「自由思想者」的虛弱無力的理性主義，不是共濟會的枯燥乏味的成見，而是爭取人類解放的革命鬥爭，而人類的解放，首先就是勞動婦女的解放。

在我們這個時代，社會主義革命的綱領，必須像警鐘一樣，發出工人階級婦女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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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組織的虛弱無力，是對工人階級的政治組織與工會組織的領導層的最嚴厲的批判。在慈善、娛樂與體育等方面，資產階級與教會要比我們強大得多。只有通過社會主義的綱領和革命的行動，我們才能把工人階級青年從資產階級與教會的身邊拉過來。

無產階級的青年一代需要的是政治領導，而不是令人厭煩的衛道之士。保守的官僚主義讓青年覺得壓抑和厭惡。如果在1848年就已經有了現在的共青團體制的話，我們也許就不會有加弗洛什[31]了。消極被動與曲意逢迎的政策，主要反映了青年幹部的災難性的作風。這些青年官僚未老先衰：他們懂得一切幕後的權謀，卻根本不懂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知識。他們會擁護這個或那個「裁斷」，只要這些幕後權謀要求他們這麼做。我們當中有一些人出席了上次的共青團塞納聯合會代表大會，他們充分見識了這些青年官僚的醜態。

必須以最徹底的姿態，向工人階級青年提出革命的問題。在向青年一代介紹自己時，我們必須知道如何喚起他們的勇氣和果敢，而沒有勇氣和果敢，就不可能成就歷史上的任何大事。革命會向青年敞開大門。青年絕不能辜負了革命！

為什麼是第四國際

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寫給社會黨全國委員會的信中建議：「鑒於第二國際的綱領未能經受住戰爭的悲劇性考驗，並在德國與奧地利導致了災難性的後果，應該把使社會主義在蘇聯贏得勝利的綱領，也就是共產國際的綱領」，作為統一的基礎。早在1914年8月，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就已經宣布，第二國際已經死了。後來發生的一切事件，都證明了這個預測是正確的。但是，斯大林黨在指出德國與奧地利的社會民主黨都已經遭到了無可辯駁的破產的時候，卻忘了一個問題：共產國際的德國支部與奧地利支部變成了什麼樣子？在歷史的考驗面前，德國共產黨與德國社會民主黨同樣遭到了可恥的失敗。為什麼呢？德國工人想要鬥爭，他們相信「莫斯科」會率領他們投入戰鬥；他們堅定地轉向左邊。德國共產黨迅速壯大；它在柏林甚至比社會民主黨更強大。然而就在考驗來臨前，德國共產黨卻已經從內部瓦解了。黨內生活遭到窒息；用發號施令代替解釋勸服；反覆無常的政策；由上級任命產生的領導人；欺騙和愚弄群眾的制度——這一切讓黨墮落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當危險來臨時，黨已經變成了一具死屍。這個事實是無法從歷史上抹殺掉的。

當共產國際在德國可恥地投降之後，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毫不猶豫地宣布：第三國際已經死了！不必去回憶各國斯大林黨是如何辱罵我們的。就在希特勒已經贏得決定性的勝利之後，《人道報》還在鸚鵡學舌地重複說：「在德國還沒有失敗」；「只有叛徒才說失敗」；「德國共產黨每小時都在壯大」；「台爾曼[32]的黨隨時準備奪取政權」。在遭到歷史上最慘重的失敗之後，還在用這些罪惡的空話來腐化共產國際的其他支部，這一事實並不值得驚訝。一個不能從自己的失敗中學習經驗教訓的組織，是絕對無可救藥的。

證據很快就會出現。比方說，關於薩爾的全民公決[33]，就可以讓人們清楚地看出，德國無產階級對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還有多少信心。結果顯而易見：在獲勝了的希特勒的暴力，與軟弱無能的、破產了的工人階級政黨之間，90%的群眾把票投給了希特勒，而第二國際與第三國際組成的統一戰線，頂多只得到了7%的票數（如果不把猶太資產階級、某些具有特殊利益的商人、和平主義者等人的票數算上的話）。這就是改良主義與斯大林主義的聯合收支表。誰要是還不能理解這個教訓的話，那就太可悲了！

工人群眾把票投給希特勒，是因為他們看不到別的出路。幾十年來，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喚醒了他們，以社會主義的名義把他們組織起來，然後又欺騙和出賣了他們。這就是工人得出的總結論。如果法國高高舉起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旗幟，薩爾的無產階級就會把目光轉向西方，並把階級團結置於民族團結之上。但不幸的是，法國雄雞[34]並沒有向薩爾人民發出呼喚革命的黎明的報曉啼聲。在法國，在統一戰線的掩護下，軟弱無能、優柔寡斷、原地踏步、缺乏自信的政策大行其道，正是這種政策毀滅了德國無產階級的事業。所以，薩爾的全民公決，並不只是對德國的災難所造成的後果的一個測試，更是對法國無產階級的可怕的警告。那些逃避事實、自欺欺人、期待奇蹟發生的政黨，它們允許自己的大敵毫無阻攔地組織和武裝起來、佔據有利陣地、並選擇最有利的時機發動決定性的打擊，等待著這些政黨的只有毀滅！

這就是薩爾的教訓。

* * *

許多正在向左轉的改良主義者和中派主義者（也就是在改良主義立場和革命立場之間徘徊不決的人），正在嘗試向共產國際靠攏。他們中有一些人，主要是工人，真誠地希望能在莫斯科的綱領中找到十月革命的反映。其他人，主要是官僚，只是想同強大的蘇聯官僚階層建立友好關係。對於那些只求升官發財的野心家，我們還是讓他們聽天由命好了。可是，對於那些真誠地希望能在共產國際身上找到革命力量的社會主義者，我們必須告訴他們：你們上了大當。你們不懂共產國際的歷史，過去十年的共產國際的歷史，是一部充滿了錯誤、災難、投降與官僚化的蛻變的歷史。

共產國際的現行綱領，是在1928年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上，在列寧主義派被擊敗之後通過的。這個現行綱領，與成就了1917年的勝利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綱領之間，隔著一道鴻溝。布爾什維克主義綱領的出發點是這樣的：十月革命的命運，與國際革命的命運密不可分。而1928年綱領儘管有不少「國際主義」的句子，但它的出發點卻是在蘇聯獨自建成社會主義。列寧的綱領宣稱：「沒有西方和東方的革命，我們就會失敗。」列寧的綱領，就其本質而言，預先就排除了為了蘇聯的利益而犧牲世界工人運動的利益的可能。而共產國際的綱領在實踐中就意味著：為了蘇聯的利益（確切地說，是為了蘇聯官僚階層的外交交易上的利益），可以而且應該犧牲法國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利益。列寧的綱領警告說：蘇維埃的官僚主義是社會主義最可怕的敵人——官僚主義反映的是資產階級勢力與傾向的壓力，它會導致資產階級的復活；只有歐洲與世界無產階級的勝利，才能保證反對官僚主義禍害的鬥爭取得成功。與之相反，共產國際的現行綱領指出：在永遠正確、法力無邊的蘇聯官僚階層領導下，無論世界無產階級運動是成功還是失敗，都能獨自建成社會主義；有誰膽敢對官僚階層的永遠正確提出異議的，統統都是反革命，必須一律消滅。

當然，共產國際的現行綱領當中，有不少表述、公式、句子是從列寧的綱領里抄來的（在法國，反動的熱月官僚與執政府[35]也同樣利用了雅各賓派的術語），可是這兩個綱領從根本上是截然不同的。實際上，斯大林主義官僚階層早就用局限於蘇聯一國範圍之內的改良的綱領，取代了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綱領。共產國際用機會主義與冒險主義混合而成的政策，攪亂了世界無產階級的思想，削弱了世界無產階級的力量，結果也破壞了蘇聯的根本利益。我們擁護蘇聯，但反對篡奪了蘇聯的領導權的官僚階層，以及這個官僚階層的盲目的工具——共產國際。

共產國際的首腦，昨天還是曼努伊爾斯基，他沒有在「第三時期」留下一絲痕迹，就這樣銷聲匿跡了（其實，在「第三時期」里，他也只有一個可有可無的虛職）。連一個說得過去的理由都沒有，曼努伊爾斯基就被庫恩·貝拉取代了。對於共產國際的這位新統治者，有必要說幾句。庫恩·貝拉在大戰期間曾在俄國被俘，他跟許多戰俘一樣，成了共產主義者，返回匈牙利之後，他又成了一個小黨的領袖。卡洛伊[36]伯爵的政府向協約國投降，導致匈牙利政權未經革命就和平轉入了工人政黨之手。庫恩·貝拉領導的共產黨匆忙同社會民主黨合併。庫恩·貝拉是蘇維埃匈牙利的創始人，然而他在以農民問題為首的一系列問題上，卻表現出了十足的無能，結果導致了蘇維埃的迅速崩潰。在他作為流亡者回到蘇聯之後，他總是只能擔任無足輕重的職務，因為列寧在政治上不信任他。有人可能會發現，在共產國際三大召開前夕，列寧曾在共產國際執委會全會上發表過非常激烈的言論，幾乎句句都提到了「庫恩·貝拉的愚蠢」。我寫過一本論共產國際的領導的小冊子[37]，裡面講到，列寧曾向我解釋過為什麼他要猛烈攻擊庫恩·貝拉：「必須教育人們不要信任他」[38]。在那之後，庫恩·貝拉不但沒有學到任何東西，反而還把他從列寧的學校里學到的一點東西給忘光了。人們可以看出，他到底適不適合領導共產國際，尤其是領導法國無產階級。

我們承認法國共產黨現在還在壯大。這並不是因為它的政策，反而是與它的政策相悖的。各種事件在把工人推向左邊。儘管法國共產黨正在進行機會主義的轉向，但在工人眼中它還是「極左派」。法國共產黨在人數上的增長，並不能給它的未來帶來任何保證：我們前面講過，德國共產黨在它投降前的那一刻仍在不斷增長，而且速度比法國共產黨還要快。

無論如何，兩個工人階級政黨並存的事實，使它們在面臨共同的危險時絕對必須採用統一戰線的政策，也足以解釋工人對於組織上的統一的渴望。如果法國有一個真正的革命黨，我們就應該堅決地反對同機會主義政黨合併。在社會危機加劇的情況下，革命黨在同改良主義鬥爭的過程中，一定會把絕大多數工人集結到自己的旗幟下。這個歷史性的問題，並不是要把所有的組織機械地合併到一起——這些組織將作為階級鬥爭的不同階段的代表而繼續存在——而是要在鬥爭中把無產階級集結起來，並發動他們去鬥爭。這兩個問題是截然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

但是，事實上法國現在並沒有革命黨。正是因為沒有革命黨，所以法國共產黨才會從「社會法西斯主義」的理論與實踐——不經過起碼的黨內討論——跳到同激進社會黨結盟，為了「當前要求」而否認革命任務，這暴露出了黨的機關完全浸透了犬儒主義，黨員已經被搞得暈頭轉向，完全不習慣思考了。法國共產黨已經病入膏肓。

我們曾公開批判過工人國際法國支部的的立場，不必再去重複那些我們講過不止一次的話了。儘管如此，有一點仍是肯定的：工人國際法國支部的革命左翼正在逐漸變成一個實驗室，無產階級鬥爭的口號與方法正從它裡面產生出來。如果這個革命左翼能夠鞏固、加強自己，它就能成為喚醒共產黨工人的關鍵因素。它只有走上這條道路才能得救。相反，如果社會黨的革命派落入了共產國際機關的羅網，它的脊梁骨就會被打斷，它的個性就會被抹殺，它就會喪失思考的能力，只會盲目服從；共產國際機關的體制只會毀滅革命派；這樣一來，就必然會徹底失敗。

有些同志會憤怒地質問我們：「難道你們反對組織上的統一嗎？」

不，我們並不反對統一。但我們反對盲目崇拜、迷信與愚昧。統一本身並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奧地利社會民主黨幾乎把整個無產階級都集結到了自己身邊，然而它卻帶領無產階級走向了毀滅。比利時工人黨有權自稱是唯一的無產階級政黨，但這並沒有阻止它一而再再而三的投降。只有天真得無可救藥的人，才會對英國工黨抱有期望，以為這個統治著整個英國無產階級的黨能夠贏得勝利。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統一本身，而在於統一的實際政治內涵。

如果工人國際法國支部今天就同法國共產黨合併，這給勝利帶來的保證，並不會比統一戰線所能帶來的更多：只有正確的革命政策才會帶來勝利。但我們隨時準備承認：在目前情況下，兩黨的統一，將會加快散落在兩黨內的真正的革命分子的重組與整合。只有在這個意義上，兩黨的統一才是向前邁出了一步。

但是——我們得把話給挑明了——如果在統一後的新黨里，反對機會主義的鬥爭，被引入共產國際的軌道的話，統一也有可能會變成倒退的一步，甚至是邁向深淵的一步。斯大林主義的機關能夠利用一場勝利了的革命，但它在組織上卻無法保證新的革命能夠獲勝。它從骨子裡就是保守的。我們要重複一遍：蘇聯官僚階層與老的布爾什維克黨之間的共同之處，就跟執政府與督政府同雅各賓主義之間的共同之處一樣少。

兩黨的統一併不會帶領我們前進，除非它意味著打消幻想、驅除盲目和消除赤裸裸的欺騙。社會黨左派必須大量接種列寧主義的疫苗，以免患上共產國際病。正是出於這個原因，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我們才如此密切、如此挑剔地關注各種左派集團的演化。我們的態度可能會讓某些人覺得自己受到了冒犯。但我們相信，在革命事務上，責任感要遠比禮節重要得多。我們也同樣接受任何出於革命立場、而不是出於感情的批評。

* * *

齊隆斯基在一系列文章里，試圖概括出未來的統一的黨的基本原則。比起一再空談統一的勒巴[39]，齊隆斯基的做法要嚴肅認真得多。可惜齊隆斯基在他的文章里，卻體現出了改良主義—中派主義的傾向，不是傾向於列寧主義，而是傾向於官僚中派主義（斯大林主義）。這一點在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上表現得特別明顯，我們就來講一講好了。

不知出於什麼原因，齊隆斯基在他的整個系列文章里，一再強調「無產階級專政絕不能看做是它本身的目的」的觀點（他還指出這個觀點來自斯大林）。說得好像世界上什麼地方有個瘋狂的理論家說過無產階級專政是「它本身的目的」似的！雖然一再強調這個觀點顯得很奇怪，但這裡面隱藏著一個想法：齊隆斯基是在為自己想要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而事先向工人道歉。不幸的是，如果一開始就為建立專政而道歉，那是很難建立起專政的。

然而更糟糕的是這個觀點：「無產階級專政……必須隨著社會主義建設的進展而放鬆，並逐步轉變為工人民主。」一句話里就犯了兩個重大的原則錯誤。這個觀點把無產階級專政與工人民主對立起來了。然而就其本質而言，無產階級專政能夠成為、而且也應該是工人民主的最高體現。為了進行一場偉大的社會革命，無產階級必須把它的全部力量與能力都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無產階級被民主地組織起來，正是為了消滅它的敵人。按照列寧的說法，專政應該「讓每一個廚娘都能學會管理國家」[40]。專政的重拳是用來對付階級敵人的：專政的基礎是工人民主。

然而按照齊隆斯基的說法，「隨著社會主義建設的進展」，工人民主將取代專政。這個前景是完全錯誤的。當資產階級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時候，工人民主就會與專政一同消亡，因為國家自己也要消亡了。在社會主義社會裡，並沒有「工人民主」的容身之處，這是因為：首先，工人階級已經不存在了；其次，已經沒有通過國家進行鎮壓的必要了。所以，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並不意味著把專政轉變為民主，而是要把專政和民主一同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與文化組織。

如果這只是純理論性的錯誤，它並不值得我們浪費時間。然而就在這個錯誤理論的背後，隱藏著一整套的政治方案。齊隆斯基企圖修改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他承認這個理論是從唐恩那裡借來的），使其能適應目前的蘇聯官僚體制。而且，他還竭力不去面對這個問題：儘管蘇聯已經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功，但是無產階級專政卻並沒有向民主轉變，反而在向恐怖的官僚主義轉變，而且這種官僚主義還具有鮮明的個人獨裁的性質，這是為什麼呢？「隨著社會主義建設的進展」，黨、蘇維埃和工會卻全都遭到了壓制，這又是為什麼呢？不對斯大林主義進行堅決的批判，是無法回答這個問題的。但這正是齊隆斯基不惜一切代價想要避免的。

然而，保衛無產階級革命的社會主義成果的權利，被獨立的、不受任何監督的官僚階層給篡奪了，這一事實表明：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弊病叢生、正在墮落的專政，如果不去管它，這個專政不會轉變為「工人民主」，卻會導致蘇維埃制度的徹底毀滅。

只有西方的革命才能挽救十月革命免於失敗。「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是徹頭徹尾的錯誤。共產國際的整個綱領也是同樣的錯誤。採用這個綱領，就會使革命的列車出軌。法國無產階級要想贏得成功，第一個條件就是要讓自己的先鋒隊徹底獨立於保守的、囿於一國範圍的蘇聯官僚階層。法國共產黨當然有權提出以共產國際的綱領作為兩黨統一的基礎：它幾乎不可能提出別的東西。但是，革命馬克思主義者了解自己對無產階級的命運所承擔的責任，他們必須無情地批判布哈林—斯大林的綱領。統一是件大好事，但是不能在墮落的基礎上統一。以馬克思和列寧的國際綱領為基礎，將社會黨與共產黨的工人集結起來，這才是具有進步意義的任務。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與蘇聯的利益（兩者其實是一致的），都要求對斯大林主義和改良主義進行同樣的鬥爭。

* * *

第二國際與第三國際都已經徹底墮落。歷史的證據不會騙人。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國、英國、德國、奧地利、西班牙）都已經作出了它們的判決。薩爾的終審核實了這個判決，並不得上訴。根據過去十年里的悲劇性的經驗教訓，新的國際的籌建工作已經提上了現在的議事日程。這個重大任務與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整個進展密切相關，首先是與法國的反法西斯鬥爭密切相關。為了戰勝這個敵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必須掌握革命馬克思主義的方法，這種方法與機會主義的方法和斯大林主義的方法都是不相容的。我們能完成這個任務嗎？恩格斯曾說過：「當鬥爭來臨時，法國人的生活總是會煥然一新。」希望這次我們能夠完全證明，我們的偉大導師的預測是正確的。但是，只有在熾烈的鬥爭中湧現出了一個真正的革命黨，一個能夠成為新國際的基石的黨，法國無產階級才有勝利的可能。這條道路，是對國際革命最直接、最便捷、最有利的道路。

只有傻瓜才會說成功是萬無一失的。不幸的是，如果說勝利是有可能的，那就是說，也不能排除失敗的可能性。統一戰線的目前政策，就像兩個工會組織的目前政策一樣，不會促成勝利，反而會阻礙勝利。假如法國無產階級勝利了，它的兩個政黨就一定會從舞台上消失，這樣一來，在新的基礎上成立新國際的必要性，就會讓每一個工人都看得清清楚楚，這是十分明顯的。但更明顯的是：假如法西斯主義在法國獲勝，第四國際的建設就將遭遇無數的困難，進展將會極其緩慢；各種跡象都會表明，整個革命運動的中心將轉到美國。

因此，這兩種歷史走向——法國無產階級的勝利或失敗——都同樣通往第四國際的道路，只是速度不同。這正是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所要表達的歷史潮流。我們拒絕任何形式的冒險主義。我們不是要裝腔作勢地「宣稱」第四國際的存在，而是要系統地為第四國際進行籌建工作。在面臨事件的考驗時，我們必須向先進工人揭示出來：現有的兩個國際的綱領與方法，都與無產階級革命的需要存在著不可克服的矛盾，這種矛盾不但不會減小，反而會繼續擴大。從這個分析出發，只能得出一條總路線：我們必須在理論上和實踐中為第四國際做好準備。

* * *

有幾個既不屬於第二國際也不屬於第三國際的組織（兩個荷蘭政黨、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英國獨立工黨等），在二月召開了一次國際會議。除了兩個荷蘭政黨是站在革命馬克思主義立場上的，其他與會的組織都代表著各種各樣的——總的來說是各種保守的——中派主義。出席會議的雅·多里奧[41]寫道：「當資本主義的危機為馬克思主義的論點提供了驚人的證明的時候……以馬克思主義的名義而建立的各個政黨，無論是第二國際還是第三國際建立的，全都沒有完成它們的任務。」多里奧本人曾同左翼反對派進行過十年的鬥爭，他幫助瓦解了共產國際，我們不會對這件事喋喋不休。尤其是不會特意提醒大家多里奧在中國革命中扮演過的可悲的角色。還是讓我們把注意力集中在1935年2月發生的事情上面吧。多里奧明白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已經失敗了，他也承認這一點。他是否從這個失敗中得出了必須準備建立新國際的結論呢？你要是這麼想的話，那你就根本不了解中派主義。關於新國際的問題，多里奧是這麼寫的：「會議正式譴責了這個托洛茨基主義的主張。」一說到「正式譴責」，多里奧就得意忘形了，但這次會議確實否決了關於第四國際的主張，儘管兩名荷蘭代表對此表示反對。既然如此，那這次會議的真正綱領又是什麼呢？它沒有綱領。在會議議程中，與會的各個組織把無產階級革命的國際任務撇到一邊，幾乎沒有考慮過這些任務。但是他們幾乎每年都會召開一次大會，安慰自己的心靈，並說：「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都已經失敗了」。低頭致哀之後，他們就會各奔東西。我們還是把這個「組織」叫做「為第二國際與第三國際舉行每年一度的葬禮儀式的殯葬委員會」比較好。

這些可敬的人以為自己是「現實主義者」，是「戰略家」，甚至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所做的不過是傳播一些格言：「我們絕不能參與事件……」；「群眾還沒有理解……」。既然如此，你們為什麼又要親自參與宣稱兩個國際的破產的事件呢？「群眾」不是還沒有理解這一點嘛！而那些已經理解了這一點的群眾——沒有你們幫忙他們也理解了——在薩爾投了希特勒的票。你們要求第四國際的籌備工作必須服從於「歷史的進程」，可你們自己難道就不是這個進程的一部分嗎？馬克思主義者必須時時刻刻都走在歷史的進程的最前列。只不過你們代表著這個進程的哪個部分呢？

「群眾還沒有理解」。但是群眾並不是到處都一模一樣的。新思想首先是由先進分子掌握的，然後他們再把新思想傳播給群眾。如果你們這些高尚、聰明的人能夠理解第四國際的無法迴避的必要性，那你們有什麼權利把這個結論隱瞞起來，不讓群眾知道呢？更糟糕的是：在承認現有的兩個國際已經失敗之後，多里奧「譴責」（！！！）了關於新國際的主張。那麼，他到底要給革命先鋒隊一個什麼樣的具體前景呢？什麼也給不了！但這就意味著散布混亂、麻煩與消沉。

這就是中派主義的本質。我們必須徹底理解它的本質。在形勢的壓力下，中派主義可以做出分析、評估與批判：在這方面，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領袖——我們講的這次會議就是他們主持的——就小心翼翼地重複了不少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早在兩年前、三年前甚至十年前就已經說過的話。但是，就在距離革命的結論不遠的地方，中派主義者膽怯地停下了腳步。大家一起來給共產國際辦個葬禮吧？當然可以。但是要為新國際進行準備？不，不行……還是「譴責」一下托洛茨基主義算了。

多里奧沒有立場。他也不想要任何立場。在他同共產國際的官僚決裂之後，他本來是能發揮進步的、重要的作用的。但是，直到現在，他連邊都沒沾到。他拋棄了革命的任務。他選擇了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領袖，作為自己的導師。他想永遠地和中派主義者合作嗎？還是讓他自己去弄明白，中派主義就是一把沒有刀刃的刀吧！

結論

「等待」、「忍耐」、「爭取時間」——這些就是改良主義者、和平主義者、工會幹部與斯大林主義者的口號。這種政策的出發點就是：時間拖得越久，對我們就越有利。真是這樣嗎？這是徹底的錯誤。如果在前革命形勢下，我們不採取革命的政策，那麼時間拖得越久，對我們就越不利。

在過去一年裡，儘管人們給統一戰線大唱讚歌，力量對比還是在朝不利於無產階級的方向轉變。為什麼呢？馬索·皮維爾在他的文章《一切都在等待》（《人民報》，1935年3月18日）里，對這個問題作出了正確的回答。在幕後的金融資本操縱下，反動勢力的一切力量和一切隊伍都在不停地執行著進攻的政策，不斷地攻佔新陣地、加強自己的力量、並在各方面發起了全面的進攻（工業、農業、學校、報刊、法院、軍隊）。而在無產階級這邊，進攻卻只停留在口頭上；事實上，就連防禦都沒有組織起來。陣地不但沒有得到鞏固，反而被拱手讓出，或正在準備被拱手讓出。

各種勢力的政治領導層，不只是由客觀因素（在生產過程中的地位、數量等因素）決定的，也是由主觀因素決定的：對自身力量的認識，是實際的力量中最重要的因素。法西斯主義天天都在給喪失了原有的社會地位的小資產階級打氣鼓勁，加強它的自信；而統一戰線的領導集團卻在削弱無產階級的意志。和平主義者是佛陀與甘地的信徒，而不是馬克思與列寧的信徒，他們用說教來反對暴力、武裝與武力鬥爭。斯大林主義者宣揚的基本上也是這套東西，只是特彆強調「沒有革命形勢」。在形形色色的法西斯分子與和平主義者之間，出現了勞動的分工：前者加強反動陣營，後者削弱革命陣營。這就是赤裸裸的真相！

難道說，形勢已經無藥可救了嗎？……完全不是！

有兩個重要因素，可以遏制改良主義者與斯大林主義者。首先，德國、奧地利與西班牙的活生生的經驗教訓，就發生在每個人眼前；工人階級群眾得到了警告，而改良主義者和斯大林主義者則窘迫不堪；其次，馬克思主義者已經及時地向無產階級先鋒隊提出了革命的問題。

我們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早就打消了擴大自己的人數的念頭。但是，我們的口號，反映了目前的前革命形勢的發展的邏輯，所以我們的口號才有力量。每一個階段發生的事件，都證實了我們的分析與批評。社會黨左翼正在壯大。在共產黨內，一直到現在，批評意見都在遭到壓制。但是，工人國際法國支部的革命派的壯大，一定會衝破斯大林黨的死板的官僚紀律：兩黨的革命派必將在共同行動中攜手合作。

我們的原則一如既往：以真名稱呼實物。現在誰能做到這一點，誰就能對革命事業做出最大的貢獻。無產階級的力量還沒有消耗完。小資產階級還沒有做出選擇。我們已經失去了很多時間，但是最後一點時間還沒有耗盡。

勝利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甚至可以說：勝利是有把握的——勝利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預先確保的——這隻需要：我們要有求勝的意志。我們必須渴望勝利，我們必須克服一切困難，我們必須戰勝敵人，打倒敵人，把敵人打得永世不得翻身。

同志們，朋友們，兄弟姐妹們！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在呼喚你們！一起去鬥爭！一起去贏得勝利！

[1]皮埃爾·埃蒂安·弗朗丹（Pierre étienne Flandin，1889年4月12日——1959年6月13日），隸屬於民主共和聯盟（Alliance républicaine démocratique），曾任商業部長、工業部長、外交部長、財政部長和公共事務部長等職。1934年11月至1935年6月、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兩次出任總理。——中譯者注

[2]薩洛蒙·格倫巴赫（Salomon Grumbach，1884年1月6日——1952年7月13日），1904年參加德國社會民主黨，一戰爆發後移居瑞士，1918年加入法國國籍，同年參加了法國社會黨（工人國際法國支部），1920年反對參加共產國際，法國社會黨多數派脫離社會黨另組法國共產黨後，他留在法國社會黨內。——中譯者注

[3]指國際聯盟。——原注

[4]保爾·弗爾（Paul Faure，1878年2月3日——1960年11月16日），1901年參加法國工人黨，1920年反對參加共產國際，1920年至1940年擔任法國社會黨總書記。納粹德國佔領法國後，投靠了維希法國，1944年被社會黨開除出黨。——中譯者注

[5]指杜梅格政府。——中譯者注

[6]當激進黨暴露出它根本無力同法西斯主義鬥爭之後，工人階級中的小資產階級官僚階層，特別是斯大林派，在驚恐之下同激進社會黨結成了「反法西斯鬥爭」的聯盟，這是一個極端的特徵。從無產階級的歷史利益的視角來看，在議會內同激進黨結盟，是一種罪行，在已經大大受限的議會政治的範圍內，這也只具有非常有限的實際價值。在議會外同激進黨結成反法西斯聯盟，這不僅是罪過，更是愚蠢。——列·托

[7]馬克思主義絕不會忽視傳統與民族氣質之類的因素（不過我們這裡只順帶講幾句）。歷史發展的基本進程，當然是由階級鬥爭的進展決定的；但是，這個發展過程的形式與速度，在很大程度上會受到氣質與民族傳統的影響，而傳統和氣質本身又是在過去的階級鬥爭的進展的影響下形成的。——列·托

[8]全稱「聯合總工會」（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 unitaire），它是斯大林派控制的工會，規模比法國總工會小，1936年與法國總工會合併。——原注

[9]莫里斯·多列斯（Maurice Thorez，1900年4月28日——1964年7月11日），生於加來海峽省，12歲開始當礦工。1919年參加工人國際法國支部，1920年參與創建法國共產黨。1930年至1964年任法共總書記。——中譯者注

[10]庫恩·貝拉（Kun Béla，1886年2月20日——1939年11月30日），匈牙利共產黨創始人。出身於小職員家庭。畢業於科洛日瓦爾大學法律系。當過記者。1902年參加匈牙利社會民主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征入伍。1916年在俄國被俘。1917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1918年3月創建直屬俄共（布）中央的匈牙利共產主義小組，任組長。同年11月歸國，建立匈牙利共產黨，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1919年2月被捕，在獄中同社會民主黨達成兩黨合併、聯合奪權的協議。3月21日獲釋出獄，立即將匈共同社會民主黨合併為匈牙利社會黨，接管政權，宣布成立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出任外交人民委員，後兼任軍事人民委員。蘇維埃政權被顛覆後僑居奧地利。1920年8月到蘇俄，在克里米亞任紅軍南方戰線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參加平定白匪軍的戰鬥。1922—1923年在烏拉爾做黨的宣傳工作，後任俄共（布）中央駐共青團中央的特派員。1921—1936年參加共產國際領導工作。1924年10月秘密抵達維也納，重建匈共，並任主要負責人。1928年4月在維也納被捕，3個月後獲釋回到蘇聯。1936年被指控阻撓執行共產國際七大路線而被解除一切職務，並在翌年6月被捕，1939年11月死於獄中。1956年平反。——中譯者注

[11]關於列寧同「經濟派」的論戰，請參閱《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倒退傾向》，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209—238頁。可在下列網址閱讀：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4/015.htm ——中譯者注

[12]「人權同盟」（Ligue des droits de l』homme）的「人」字（l"homme），在原文中為陽性，直譯過來就是「男人權利同盟」，所以托洛茨基在這裡諷刺參加了「男人權利同盟」的老太太們「兩性兼具」。——中譯者注

[13]弗朗索瓦·德·拉·羅克（Fran?ois de La Rocque，1885年10月6日——1946年4月28日），生於軍人家庭，1905年入讀聖西爾軍校，1907年畢業後曾在阿爾及利亞與摩洛哥等地服役。1927年退役。1929年參加火十字團，1930年擔任火十字團首領之後，將該組織變成了一個法西斯組織。1936年6月，人民陣線政府下令取締火十字團，拉·羅克便組建了法國社會黨（Parti Social Fran?ais，請勿與工人國際法國支部的俗稱混淆），在納粹德國佔領法國之前，該黨已經成為法國最大的右翼政黨。納粹德國佔領法國後，拉·羅克將黨名改為法國社會進步運動（Progrès Social Fran?ais），並支持納粹德國的佔領政策。1942年9月拉·羅克開始改變方針，反對佔領。1943年3月被納粹德國秘密警察逮捕，1945年5月被美軍解救，返回法國後被軟禁，死於軟禁期間。——中譯者注

[14]《共產國際綱領》，《共產國際文件彙編（1919—1932）》，第一冊，第14頁，中國人民大學編譯室譯，三聯書店，1965年2月。——中譯者注

[15]在《共產國際文件彙編（1919—1932）》收錄的《共產國際綱領》一文中，這句話被譯為：「除了幫助資產階級壓迫工人或麻痹工人警惕性的社會民主黨外，還出現了法西斯主義。」（同上，第27頁。）——中譯者注

[16]在《共產國際文件彙編（1919—1932）》收錄的《共產國際綱領》一文中，這句話被譯為：「……消滅工人的革命先鋒隊，即無產階級中的共產主義分子及其骨幹力量。」（同上，第28頁。）——中譯者注

[17]雅克·迪克洛（Jacques Duclos，1896年10月2日——1975年4月25日），法國共產黨的重要活動家，1920年參加法國共產黨，1926年當選為中央委員，1936年起領導黨的宣傳部門。他和多列斯都是斯大林主義路線的堅定執行者。——中譯者注

[18]讓·巴蒂斯特·帕斯卡爾·歐仁·恰普（Jean Baptiste Pascal Eugène Chiappe，1878年5月3日——1940年11月27日），1927年至1934年任巴黎警察總監，1935年至1936年任巴黎市議會議長，1940年秋天出任法國駐黎凡特高級專員，在乘飛機飛往黎巴嫩途中被義大利飛機誤擊，機上包括恰普在內的所有乘員全部身亡。——中譯者注

[19]阿爾方索十三世（Alphonso XIII，1886年5月17日——1941年2月28日），西班牙波旁王朝國王，1886年繼位，1902年正式執政。1931年西班牙爆發了革命，共和派政黨在4月12日的市政選舉中大獲全勝，阿爾方索十三世隨即退位出逃，流亡巴黎，最後死於羅馬。——中譯者注

[20]所羅門·阿布拉莫維奇·洛佐夫斯基（Соломон Абрамович Лозовский，1878年3月16日——1952年8月12日），出身於烏克蘭一個猶太家庭，1901年參加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常年參加工人運動，1921年至1937年間任紅色工會國際總書記，後曾任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蘇聯情報局副局長等職，四十年代末含冤入獄，1952年遇害，1956年平反。——中譯者注

[21]德米特里·扎哈洛維奇·曼努伊爾斯基（Дмитрий Захарович Мануильский，1883年9月21日——1959年2月22日），1903年參加俄國社會民主工黨，1906年被捕，途中逃脫，1907年流亡國外。一戰期間堅持國際主義立場，1917年5月回國，參加了「區聯派」，8月隨區聯派參加布爾什維克黨。1920年至1922年任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農業人民委員，烏克蘭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書記。1924年起任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委員，1928年至1943年任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1944年至1953年任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人民委員會副主席兼外交部長。1953年退休。——中譯者注

[22]加斯東·蒙穆索（Gaston Monmousseau，1883年1月17日——1960年7月11日），法國工會活動家，1922年至1932年任聯合總工會（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 unitaire）總書記，1925年參加法國共產黨，1926年至1940年任政治局委員。——中譯者注

[23]《民眾報》（Le Peuple）是法國總工會的機關報。——中譯者注

[24]尤里烏斯·多伊奇（Julius Deutsch，1884年2月2日——1968年1月17日），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政客，保衛共和聯盟的創始人。1934年二月起義失敗後流亡捷克斯洛伐克。1936年至1939年在西班牙指揮共和軍作戰。西班牙共和國被顛覆後流亡巴黎。納粹德國佔領法國後流亡美國，1946年回國。——中譯者注

[25]指西班牙工人社會黨的領導人。——中譯者注

[26]羅熱·瑪麗·菲利克斯·朗熱隆（Roger Marie Félix Langeron，1882年5月27日——1966年1月18日），時任巴黎警察總監。——中譯者注

[27]儒勒·巴西爾·蓋德（Jules Basile Guesde，1845年11月11日——1922年7月28日），法國社會主義者，1880年與保羅·拉法格（Paul Lafargue）等人一起成立了法國工人黨。長期積极參加法國社會主義運動和第二國際的活動，一戰爆發後，支持法國政府參戰。——中譯者注

[28]保爾·拉法格（Paul Lafargue，1842年1月15日——1911年11月26日），生於古巴聖地亞哥。1851年隨全家遷回法國波爾多。1864年進入巴黎大學。在普魯東影響下，參加了第一國際。後來逐步接近馬克思主義。1868年與馬克思的次女勞拉結婚。巴黎公社失敗後流亡西班牙，與無政府主義進行了堅決的鬥爭。1879年與蓋德等人成立法國工人黨。1889年主持召開第二國際成立大會。1911年與妻子一起自殺。——中譯者注

[29]新社會主義派（Neo-Socialistes）是法國社會黨內的一個右傾派別，主要領導人即是上文提到過的戴亞、雷諾德爾等人。——中譯者注

[30]馬克西姆·馬克西莫維奇·李維諾夫（Максим Максимович Литвинов，1876年7月17日——1951年12月31日），生於波蘭的猶太銀行家家庭，本名梅爾·蓋諾赫·莫伊謝耶維奇·瓦拉赫—芬克爾施泰因（Meir Genoch Mojsiejewicz Wallach-Finkelstein），1898年參加俄國社會民主工黨，1900年當選為基輔黨委委員，1901年被捕，1902年越獄後流亡瑞士，擔任《火星報》編輯。1905年革命期間擔任《新生活報》編輯。1906年流亡英國。二月革命爆發後回國，十月革命後被蘇維埃政權任命為駐英國代表。1921年擔任副外交人民委員。1930年至1939年擔任外交人民委員。1946年退休。1951年因交通事故逝世。——中譯者注

[31]加弗洛什（Gavroche）是維克托·雨果的名著《悲慘世界》中的一個流浪少年，他自幼被父母遺棄，自由不羈，熱情衝動，最後參加了革命，在戰鬥中英勇犧牲。他是巴黎革命青年的象徵。但作者這裡搞錯了，原著里加弗洛什參加的是1832年的六月起義而不是1848年革命，詳情請參閱《悲慘世界》第三部第一卷、第四部第六卷、第十卷至第十五卷、第五部第一卷。——中譯者注

[32]恩斯特·台爾曼（Ernst Th?lmann，1886年4月16日——1944年8月18日），出身於小販家庭，1903年參加社民黨，在黨內屬於左翼，反對工會官僚。1915年至1918年被強征入伍，1918年參加獨立社民黨，成為漢堡的獨立社民黨左派領袖。1920年參加統一共產黨，1921年3月發動失業者罷工。在共產國際三大上反對列寧和托洛茨基，為進攻理論辯護。後當選為德共中央委員會委員，成為左派的旗手。在1923年10月的漢堡起義中承擔重要工作。1924年入選中央政治局，在費舍和馬斯洛夫被開除後擔任黨主席，支持斯大林，1933年3月被捕，1944年8月在布痕瓦爾德集中營遇害。——中譯者注

[33]按照《凡爾賽和約》，原屬於德國的薩爾盆地被劃歸國際聯盟管轄，為期15年。在此期間，當地的煤礦由法國控制。15年期滿後，將由當地選民舉行全民公決，決定薩爾的最終歸屬。在1935年1月13日舉行的全民公決中，超過90%的選民贊成薩爾立即回歸德國。——中譯者注

[34]雄雞是法國的象徵。——中譯者注

[35]法國大革命期間，以羅伯斯庇爾為首的雅各賓派施行的一系列革命措施不僅沉重打擊了封建反革命勢力，也讓一部分資產階級感到害怕，這些資產階級為了制止雅各賓派的「過火」行為，便於1794年7月27日（共和曆熱月九日）發動政變，推翻了雅各賓派專政，並於次日將羅伯斯庇爾和聖茹斯特等人殺害。1795年10月26日，熱月黨解散了國民公會，選出了新的督政府。1799年11月9日（共和曆霧月十八日），拿破崙發動「霧月政變」，推翻了督政府，代之以執政府。熱月黨雖然取消了雅各賓派的許多革命措施，但還是不得不做了很大的努力來保護資產階級革命的成果。托洛茨基經常用「熱月反動」來描述斯大林主義官僚階層的性質。——中譯者注

[36]卡洛伊·米哈伊·亞當·捷爾吉·米克洛什，納吉卡洛伊伯爵（Count Károlyi Mihály ádám Gy?rgy Miklós de Nagykároly，1875年3月4日——1955年3月19日），生於匈牙利最著名的天主教貴族家庭之一，1910年當選為國會議員。1918年10月被奧地利皇帝任命為匈牙利首相，1918年11月16日宣布成立匈牙利民主共和國，並自任臨時總統。在內憂外患面前，卡洛伊於1919年3月20日辭職，7月流亡法國。1946年回國，1947年至1949年曾任匈牙利駐法國大使，1949年辭職後流亡國外，1955年死於法國。——中譯者注

[37]即《列寧以後的第三國際》。——原注

[38]但在《列寧以後的第三國際》中沒有找到這句話。——中譯者注

[39]讓—巴蒂斯特·勒巴（Jean-Baptiste Lebas，1878年10月24日——1944年3月10日），生於魯貝（Roubaix），1896年參加法國工人黨，1912年當選為魯貝市長，一戰期間德軍佔領魯貝後，因拒絕同德軍合作，遭到監禁。1936年在布魯姆政府中擔任勞工部長。納粹德國佔領法國後參加地下抵抗運動，1941年5月被蓋世太保逮捕，1944年死於集中營。——中譯者注

[40]列寧的原話是「我們知道， 不是隨便哪一個粗工和廚娘都能馬上參加國家管理的」。關於列寧對這個問題的具體論述，詳見《布爾什維克能保持國家政權嗎？》，《列寧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32卷，第306—308頁。——中譯者注

[41]雅克·多里奧（Jacques Doriot，1898年9月26日——1945年2月22日），1920年參加法國共產黨，1921年至1923年任共青團駐莫斯科代表，1923年當選為法國共青團書記。在任上大力推行「布爾什維克化」。三十年代初因鼓吹人民陣線，於1934年被開除出黨。此後開始倒向極右陣營。1936年成立了極端民族主義政黨法國人民黨（Parti Populaire Fran?ais），納粹德國佔領法國後，積極投靠納粹德國，盟軍解放法國後逃往德國，1945年2月22日他乘坐的汽車被盟軍飛機掃射，他當場身亡。——中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