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永遠年輕,但永遠有人年輕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魯迅在北京。上午,他參加朋友徐協貞父親的葬禮,並送上三元賻金;下午,同鄉孫伏園過來探訪他。劉半農也在百忙之中過來,魯迅交給他兩冊書。這天是周日,公職人員放假,魯迅在日記中不無輕快地寫道:「四日,曇,星期休息。」
那天,星期日並不對所有人都是好消息。由於公休的原因,東交民巷的外交官與大使都在家休息。遊行到東交民巷,欲向美、英等國公使遞交請願書的龐大學生遊行隊伍不得其門而入,急需尋找荷爾蒙的發泄出口。當時,站在隊伍前列,舉著北大旗幟的傅斯年有某種危險的預感。但眾聲喧嘩,廣場效應下,當時的情形已不受個別學生領袖控制。於是學生隊伍離開東交民巷,轉入東單牌樓,浩浩蕩蕩向趙家樓而去。之後的事情,我們都很熟悉了。
一九四五年七月,杜魯門下達使用原子彈的總統令,遠東大局底定。傅斯年隨文化界參政員代表一行七人,來到延安考察。面對毛澤東對自己在五四時期功績的盛讚,傅謙遜道,自己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項羽劉邦。毛對這樣的評價很受用,作「劉項原來不讀書」一詩相贈。但私下裡,傅對這次考察的結果不以為然,還諷刺同行的黃炎培,說他像大臣對待御賜一樣,小心保存著毛贈送的一塊的毯子。
毛年輕時也在北京,但過的不算愉快。師範學校時期的倫理學教員楊昌濟把他介紹給李大釗,後者安排他在圖書館工作。在借書登記冊上,毛看到了傅斯年、羅家倫這些在學生中如雷貫耳的姓名,他試圖與他們交流,但學生領袖顯然沒有心思聽一個館員講湖南話。在北京,毛感到疏離與寂寞,他於一九一九年三月返回湖南。當五四運動在北京勃興的消息傳來後,他受到鼓舞,創辦了《湘江評論》,一個月後被張敬堯查封。
在人生遭遇挫折的時候,毛習慣回到家鄉舔舐傷口,像很多年輕人一樣。一九二四年冬天,被張國燾和李立三在黨內排擠的他故技重施,請病假回到湖南故鄉,因此缺席中共四大,並落選當屆中央局委員。一九一九年,魯迅則在儘力擺脫家鄉對他的影響。他試圖把紹興的舊宅賣給新主人,並同時在北京買下新居,供自己和家人長居。一九一九年冬,他回鄉賣掉舊宅,並在兩年之後的小說《故鄉》中寫下這件事。
一九一九年,魯迅已不再年輕,他的北漂生涯也已經七年整,購置房產的壓力是現實的。他的學生時代在晚清度過。二十年前,在礦路學堂里,他學習金石學、地學這些新鮮的學科。一次,漢文課的題目是《論華盛頓》,教員疑惑不解,詢問學生:「華盛頓是什麼意思呀?……」課餘,魯迅一邊吃烤餅與香辣花生米,一邊看用五百文買來的《天演論》。畢業後,他被選中去日本留學。有經驗的學長告誡他,需要自己帶襪子,因為日本的襪子是不能穿的,魯迅遵照指示,買了十雙白襪以便換洗。
相比起魯迅,五四時期的北京大學生當然有更豐富的文化生活。傅斯年、羅家倫共同創辦了《新潮》,康白情、俞平伯、顧頡剛成為這本雜誌的中堅與羽翼。作為當時北京林立的學生自辦刊物中的佼佼者,《新潮》得到胡適的讚許,認為排版和行文都超越了自己的《新青年》。令魯迅聲名鵲起的《狂人日記》就刊登在《新青年》上,在這篇成名作中,他高呼「救救孩子」。《新潮》為代表的一系列學生自辦雜誌對這種上一輩視自己為拯救者的態度不以為然,傅斯年說「家庭是萬惡之首」,高長虹則直截了當地喊出「救救老人」的口號。
唱對台戲的不是沒有,翻譯魯迅年輕時愛不釋手的《天演論》的嚴復對新思潮頗為不屑,並制止同樣在清末積極傳遞新思潮的同輩人林紓和小輩較勁。他認為,年輕人一時的激烈言辭只不過是「春鳥秋蟲」,雖然聒噪煩人,卻是自然之理,終有會消逝的一天。用班馬風格的典雅古文翻譯《茶花女》的林紓卻並沒有聽進去嚴復的勸告,他親自上陣,在言論場上與革新派進行肉搏。也許是嫌與小輩打筆仗太丟身份,他直接將矛頭指向「1919年的鄧布利多」蔡元培。林紓在《公言報》上發公開信,質疑蔡元培,自己翻譯了一千二百多萬字的外國文學,從未見有背棄家庭,叛逆三綱五常的話,新學眾生毀師滅道的言論究竟從何而來?是他們一向標榜的西方文化,還是自己的臆造呢?對此,蔡元培也寫了言辭婉轉而旨意莊嚴的答覆信,同樣在報紙上發表。
五月四日當天清晨,蔡元培站在北大校門口,勸告學生不要上街遊行。他認為,北大已經是守舊派人物的眼中釘,上街是給予反對者口實。張國燾從遊行隊伍中走上前去,溫和又強硬地向蔡元培說明,遊行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並將蔡扶走,蔡半推半就地離開。遊行隊伍一涌而出,如同蛟龍入海。
八年後,蔡元培在一九二七年國民黨的清黨運動中起到關鍵作用。寧漢分裂之際,他在南京為南京政府授印並發表演說,此後又隨蔣介石、馮玉祥參加鄭州會議,決議清共。三四月間,他以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在南京連續召開會議,會上發出對近兩百名左派分子的通緝令,當年蔡元培力排眾議引入北大的陳獨秀自然首當其衝,時任五大中共中央委員的張國燾也榜上有名。
八年前,五四前夕,風起於青萍之末。陳獨秀在北大看似固若金湯的地位被撼動,竟然源自一件小事。當時全北京對他最有殺傷力的傳言,是香艷小報的爆料,說他在八大胡同與別人共爭一個漂亮的女孩,以至於大打出手。湯爾和、沈尹默等教授一致向蔡元培彈劾陳獨秀,稱其無法為人師表,更無法代表北大文科。學生中對這件事的看法,一般是守舊教授借題發難,核心是對陳獨秀長北大文科以來新思潮泛濫的不滿。年輕的學生們不需獨立求生,因此對校內的衝突,一般從意識形態方面進行解讀。當時也有另種聲音認為,陳獨秀的一系列蠶食教授福利的政策,例如廢止按年功加發俸祿、每年重新簽訂聘約等,才是這場倒陳風暴的導火索。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經過反覆較勁,議論直到深夜,蔡元培和守舊的教授們各退一步,將北大文理科長改為輪值制度,陳獨秀的文科長職位等於自然消失。不久,難忍排擠的陳獨秀向北大請假,從此離開北大。陳獨秀的親密戰友胡適沒有參加這次會議,無緣向蔡校長進言,為北大留下陳獨秀。時隔多年,他仍然因為陳獨秀被排擠而去職北大一事而耿耿於懷,以至夜不能寐。他認為陳獨秀在北大時,作為至交好友的自己和陶孟和尚能節制他,不至於讓他觀點過於偏激。將他放逐到社會上,成為危險的職業革命家,不僅廢掉了陳獨秀本人,也廢掉了未來中國的前途。
在胡適看來錯誤走上極端左傾道路的陳獨秀,卻因為右傾在黨內失勢,這是歷史弔詭又在情理之中的一面,正如清末的激進派先鋒在新文化運動中紛紛成為保守派的中堅。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前期,陳獨秀左右逢源,上有校長蔡元培的撐腰,下有學生的衷心愛戴,沒有人能在輿論場上正面與之抗爭。但在蘇式政黨內部的殘酷權力鬥爭中,他左支右絀,被蘇聯派過來的欽差鮑羅廷牽著鼻子走,最終兩邊不討好。在南京方面的通緝令發出,仍然視他為左派的頭號人物時,他在黨內已經失勢,並將在即將到來的八七會議中失去一切。
多年後,從學潮領袖變成清華大學首任校長,發明了「五四運動」這一名詞的羅家倫曾回憶北大時期的陳獨秀、胡適二人,認為陳好做驚人之語,態度多於才華;胡為人謙恭,對學問肯下苦功。他同時還用不太恭敬的語氣點評昔日與他同為戰友的諸新派學生:劉半農輕薄浮躁,錢玄同好擺弄新名詞,陶孟和沒有漢語修養……臧否之間,已儼然老派人物的乏味口氣。嚴復當年說的「春鳥秋蟲」好像變成了預言。不僅是羅家倫一人,目睹了五四當天的混亂無序與暴力後,很多學生好像在一夜之間發生了轉變。傅斯年在遊行當天的中途便感到精神上的不適,退出了遊行隊伍。次日,他在北大學生會和一個「衝動到理智失去平衡的同學」大打出手,一怒之下,摔門而去,從此再也沒有來學生會。
三十年後,台大校長傅斯年面對共產學潮,再一次感到在北京春天下午的那種無所適從。他試圖在白色恐怖和青年時期在北大耳濡目染的自由學風間巧妙地走鋼絲,其結果卻是不被雙方容納。借遷台初期台大學潮的機會,傅在國民黨的政治敵人向其發難,認為其治校不嚴,難辭其咎。學生則視喊出「讓布爾什維克滾出台大」的傅斯年為寇讎與扼殺自由的劊子手。里外不是人的傅斯年心力交瘁,在議會上答覆質詢時,腦溢血發作而逝世,時年五十五歲。與此同時,在對岸的紅色中國,轟轟烈烈的思想改造運動剛剛拉開序幕。
運動平息後,《新潮》的得力幹將顧頡剛把在北大時期接觸到的「懷疑一切」的精神貫徹到了自己本行學術研究中,成為疑古學派的代表人物。他宣布大禹是神話人物,原型或許是條龍,受到了廈大時期的同事魯迅的嘲笑,後者將顧頡剛寫入了小說《理水》中,作為一個幽默人物。一九六八年,顧頡剛因此而遭殃,歷史研究所的造反派貼出大字報攻擊他,著眼點是他與胡適、朱家驊的良好關係,以及魯迅和他的不睦。他被打發去掃研究所的廁所,並在日記中記下自己「學習」《魯迅全集》的心得。
顧頡剛被紅衛兵押去掃廁所的那年,在越南,北軍游擊隊的「春節攻勢」發動,他們在順化展開激烈的戰鬥,並一度令西貢陷入混亂。夏天來臨之際,荷爾蒙幾乎讓半個世界陷入沸騰:巴黎的年輕人和警察在街頭對峙,蘇軍坦克開入布拉格,東京的大學生則開始在學校內布置路障,阻擋安保隊員。五十年前,一個北京春日的下午,顧頡剛和傅斯年、羅家倫、潘介泉等北大學生雲集一室,籌備《新潮》雜誌,他們高談闊論許久,發現自己忽略了最重要的經濟問題。於是他們忐忑地向陳獨秀提出校方能否資助的要求,得到了後者乾脆利落的確認。該年,彼岸的美國頒布了禁酒令,海明威從一戰的戰場上退伍回家,打算去巴黎看看。J.D.Salinger在這一年的一月一日出生,許多年後,他借小說中一個假正經的角色的口吻,譏諷地寫道:
The mark of the immature man is that he wants to die nobly for a cause, while the mark of the mature man is that he wants to live humbly for one.
後來,這句話被從小說語境中剝離出來,成為教育年輕人要舉止成熟的名言警句。好在我們不用擔心人人都照此辦理:沒有人永遠年輕,但永遠有人年輕。這是人類的一般規律,無論在世界的哪個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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