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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土耳其發生的政變在埃及叫革命?

土耳其在上周發生驚天軍事政變後,全球嘩然。雖然各國反應不一,但是大多數都呼籲終止暴力和尊重民選政府的權力。唯有埃及,其主流媒體在事件爆發之初大範圍看好政變,而且埃及外交官還在聯合國安理會阻止了「譴責土耳其暴力」的聲明。

埃及外交部發言人對記者表示,埃及對聲明中的部分措辭雖持有異議,並不是否認全文。但他同時也拒絕透露埃及具體反對哪部分措辭(聯合國安理會的聲明必須由15個在任成員國一致同意,埃及是現任非常任理事國)。

那麼為什麼埃及對土耳其的軍事政變持有特殊態度呢?其一,可能是因為埃及塞西政府和埃爾多安政府一直交惡,所以希望軍事政變可以助力推翻土耳其現政府。其二,可能是因為埃及現政府就是通過軍事政變推翻穆爾西政權的方式上台,所以並不視政變為非法行為,而是革命行為。這兩個解釋都可能都成立。但如果進一步對比土耳其和埃及的歷史的話,我們會發現,兩國對軍事政變的定義和民族感情完全不同。

公元1445年初,當時奧斯曼帝國的首都埃迪爾內經歷了這個國家歷史上第一次軍事政變。發動政變的是被征服歐洲地區奴隸後代組成的耶尼切里(yeni?eri)軍團,他們試圖推翻帝國最偉大的蘇丹之一——「征服者」穆罕默德。幾個月前,穆罕默德的父親慕拉德二世剛讓位給他。穆罕默德當時年紀尚輕(14歲),新政的經濟政策減少了貨幣中的銀含量,損害了加尼沙里軍團的利益。

於是軍團士兵開始暴動,焚燒了首都埃迪爾內的大市場,劫掠了首席大臣薩巴赫丁帕夏的家,還試圖進攻蘇丹宮殿。宮廷衛隊粉碎了叛軍的進攻,迫使他們撤退到一個叫「布吉特普」(Bu?uktepe)的地方。這場政變以慕拉德二世複位告終,而「布吉特普」後來成為土耳其語中「政變」的代名詞。

此後,奧斯曼帝國政變不斷。1909年4月27日,帝國最後一位強權蘇丹阿布杜·哈米德二世被軟禁,1913年1月23日的最後一次「最高朴特」(High Porte)政變徹底終結了奧斯曼帝國。取而代之的是所謂的「三帕夏」政府,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達拉阿特帕夏、陸軍大臣伊斯梅爾·安瓦爾帕夏和海軍大臣艾哈邁德·賈邁勒帕夏組成勒臨時政府。最終,在穆斯塔法·阿塔圖克的帶領下,土耳其人擊退了入侵的外國軍隊,現代土耳其共和國在1923年10月得以建立。

也許外人會認為,奧斯曼帝國歷史上的軍事政變,有時候是為了糾偏時局,有時候是為了打擊宮廷腐敗,老百姓會承認參加政變的軍隊的合法性、正義性甚至是革命性,尤其是因為加尼沙里軍團曾在帝國的開疆拓土中立下的汗馬功勞。

然而土耳其人卻堅信,正是因為這支軍隊,自己的國家陷入了長久的停滯和衰落。從「布吉克潘」到1997年針對埃爾巴坎的軍事政變,每次軍隊試圖介入政治和替換政權的行為都會導致這個國家的動蕩蔓延。曾經在1826年6月15日,馬哈茂德二世在借「吉祥事變」 廢除了傳統蘇丹近衛耶尼切里兵團。

當時135000個耶尼切里反對馬哈茂德二世的軍事改革並叛亂,叛亂平定後領袖被殺,耶尼切里被解散,開始了奧斯曼帝國軍事現代化的改革,情節和上周發生的政變事件驚人類似。即便如此,馬哈茂德二世並不能斬斷土耳其軍隊的痼疾,即一旦時機成熟,隨時準備政變。單是在剛剛過去的20世紀里,土耳其軍隊就發動了4次成功的政變,破壞民主秩序,有人說這使土耳其至少倒退了20年。

由於情境的差別,我們無法公正地將上周發生在土耳其的政變和2013年7月3日發生在埃及的類似事件進行對比。但是我們可以在廣義上對兩國的政變事件進行整體對比。至少有一點是明確的,土耳其歷史上被稱為政變的類似事件在埃及被稱為「革命」,甚至在大多數時候,埃及的軍人政變是名正言順的。我們必須回到兩國最初的歷史,才能看清這種差異背後的邏輯。

上千年來,土耳其人習慣於直接統治自己的土地。而對埃及人來說,在1952年穆罕默德·納吉布出任共和國總統之前,最近一位統治埃及的「真正」埃及人已經是公元前3世紀的第三十王朝末任法老內克塔內布二世了。

除了在奧斯曼帝國滅亡前的幾年裡,帝國首都伊斯坦布爾幾乎沒有被外部勢力佔領過。而自從波斯國王薛西斯三世入侵埃及,趕走末任法老後,埃及一直處於外族佔領之下。經過一代又一代的傳承,外族統治已經成為埃及人的集體傷痕記憶。

因此,習慣由本族人統治的土耳其人傾向於將軍事政變理解為內部爭權行為,而埃及的政變卻常常被看作是從外族手中奪回統治權的必要之舉。從19世紀阿拉比將軍隊埃及化,到納賽爾在1952年推翻阿爾巴尼亞血統的穆罕默德·阿里家族統治,再到2013年7月3日的政變,很多埃及人認為這是對國家錯誤狀況的修正。

正因為如此,通常埃及發生的政變都擁有廣大的民意支持,被推翻的領導人都被冠以「家族統治」或者「法老」之名,人們很容易把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運動和1952年推翻穆罕默德·阿里家族的政變聯繫起來。

而回看現代土耳其的政變,從古爾塞勒將軍處決了土耳其總理門德列斯,到凱南·埃夫倫政變,再到上周發生的事件,無一不是對民主原則的公然破壞。在這次事件中,土耳其民眾集體上街遊行是軍事政變失敗的原因嗎?難道埃及人在2013年之後的多次街頭遊行還比不上土耳其人在幾個小時內產生的效果?難道埃爾多安比穆爾西更會在政變後機智應對嗎?土耳其警察對政府的支持和埃及警察的袖手旁觀是不是政變結果不同的關鍵因素呢?

誠然,這些因素都是土耳其政變失敗而埃及政變成功的部分原因,但是將兩者對比仍然沒有意義,因為背景和條件完全不同。我們唯一可以發現的現象是,土耳其人願意將政變稱之為政變,埃及人因為歷史情節,往往選擇性地忽略政變一詞。

土耳其和埃及的軍事政變也許都會繼續存在,然而不同的是,土耳其人一次又一次的衝上街頭反抗已經讓軍人干政的成功幾率越來越小,埃及人似乎還在原地踏步,篤信著那些教科書里的政變是拯救國家的「革命」。

參考資料(阿文)

sasapost.com/opinion/wh

註:本文首發於頭條號中東研究通訊,中東研究通訊系今日頭條簽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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