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孔子對管仲的評論
【以上為胡扯……】
《論語》中孔子對管仲的評價共四處，分別見於《八佾》和《憲問》，雖不多，但很有分量，也饒有趣味。一方面孔子認為管仲是當之無愧的「仁者」，是治國興邦的人才，另一方面又直截了當地批評其器小、不儉和不知禮。結合史料分析可知，這些評價有的抓住了要害，而有的則失之偏頗，簡單可以分為三類：抓大放小論其仁，因小失大論其禮，模稜兩可論其德。雖然幾筆寥寥並不能勾畫出這位「春秋第一相」全面立體的形象，但從中可以窺見一些孔子評論歷史人物的方式與得失。
抓大放小論其仁
管仲似乎並不討孔門弟子的喜歡，莽撞如子路、精明如子貢，向孔子詢問其人，用的都是暗含否定指向的反問句「其仁者與？」「未仁乎？」而否定的事由也一致「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不能死，又相之。」不能與同伴殉主，反倒為舊敵效力，管仲所為似乎是不符合仁與義的。
不過孔子並未糾纏於此，而是先大讚其歷史功績，答子貢時稱：「民到於今受其賜」，指的是管仲以齊軍為主力，聯合諸國多次成功抵禦北方戎、狄等異族的瘋狂入侵的功業。自周幽王十一年犬戎破鎬京以來，華夏諸國就一直承受著與北方外族的戰亂困擾，這在管仲的時代達到頂峰，根據《春秋》和《左傳》所記，從桓公即位及薨，各國諸侯與戎狄之間的戰爭多達二十一次，邢、衛兩次遷都，國土淪喪大半，不僅宋、曹、許、杞等小邦累受兵災，就連齊、魯、晉、鄭等大國亦屢經侵擾，甚至連東周天子亦遭戎族各部「入王城，焚東門」的破壞。在「諸夏親昵，不可棄也」的原則下，齊國主導的聯軍多次擊潰強敵，拯救盟邦，拱衛王城，保護了整個華夏文明。故孔子嘆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
在回答子路時，孔子先稱其「九合諸侯」之功勞，更贊其「不以兵車」的手段。除了戎狄入侵之外憂，當時天下還有禮崩樂壞的內患。管仲其時，天下諸侯不再尊奉業已衰微的周王室，而是對外互相攻伐入侵，在內紛紛為禍作亂，將禮義規則踐踏於腳下，導致各國的外交和內政都處於嚴重的失序中。而管仲佐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重建秩序，結束混亂。然而更可貴的在於稱霸的過程中，強大的齊國只是使用了有限而必要的武力，之後就「隱武事，行文道」，使「天下諸侯稱仁焉」。如此不可謂不仁德。
集結強大的武力消滅了華夏最大的外患，又用最小的內耗解決了天下內部的混亂。如此豐功偉業，當然不是「未能對一個已死的國家繼承人保持忠誠」這一不完美的行為所能比擬的，況且如果當時管仲隨召忽「死之」，又如何建此偉業豐功。故孔子讚賞沒有「自經於溝瀆」的管仲，認為其行不需要「匹夫匹婦之為諒也」。在評價其是否仁者上，孔子的眼光是長遠、全面而實際的，抓其重大仁德而放其較小瑕疵，遂向子路稱讚連連：「其仁也，其仁也。」
因小失大論其禮
孔子又認為管仲是個不知禮法的人，按《論語·八佾》的記載，有人問及，孔子舉了兩例作答，說桓公在宮裡修了類似屏風的塞門，安放了禮待外君的反坫，管仲就依樣在自己府里弄了一樣的擺設。對這種有違禮法的行為，孔子嘲諷道：「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連管仲都算知禮之人了，那誰算不知禮的人。
然而結合史實分析，這句評論很是站不住腳。首先，管仲的超規格之舉是情有可原的。一方面桓公和管仲的關係很好，不論政治立場還是個人感情，這些很可能是桓公允許至少默許的。另一方面管仲的功勞和威望都極高，故能安然受之處之，即使是肅正嚴謹如諸葛亮，在駁斥李嚴勸進九錫時稱，若能平滅曹魏「受十錫亦可」，史上卻極少有人因此言攻擊孔明不知法度禮數，何況其未出茅廬時還曾以管、樂自比。
其次，在更為重大的方面，管仲對禮法的恪守完全符合儒家的要求，甚至堪稱楷模。就國家層面而言，魯僖公七年，鄭太子華為除三大夫以弒父奪位，而假意附齊，管仲為防止「以禮與信屬諸侯」的大棋「以奸終之」，以「子父不奸謂守禮」勸住了桓公，守住了人倫之禮。僖公四年，齊師吊罪伐楚，管仲應對楚使時責問：「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通過對違禮背義的楚國的敲打，維護了君臣之禮。就個人層面而言，僖公十二年，周王以上卿之禮接待和戎有功的管仲，管仲卻堅稱自己此行只是陪臣，主使是同為齊臣而級別更高的國子和高傒，最終只受下卿之禮而還。再如葵丘之會，周王感激桓公之功，又念其為長輩親屬，命其「無下拜」，管仲立即上前道：「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遂拜。如此可見管仲對禮法的踐守，亦可見孔子的這條評論未能著眼於更大處，違背了自己抓大放小的邏輯，可謂因小失大。
模稜兩可論其德
孔子對管仲道德水平的評價是直截了當的：器小而且不節儉。但這兩個清楚的判斷卻令筆者倍感模稜兩可，一方面並不像前文「論其仁」和「論其禮」一樣，能夠找到充足的史料加以支持或徹底駁斥，另一方面結合實際分析，管仲的行為是否達到該被批判的程度也是模糊而有爭議的，是個仁智互見的問題，由此可見，所有試圖評價管仲道德水平的評論都有可能落到難以明釋的境地，究其原因有二。
首先事是模稜兩可之事。孔子直言：「管仲之器小哉。」不知是反感於其「倉廩實而知禮節」中對物質基礎的強調，還是厭憎於其治國稱霸中一些為人不齒的手段和策略，但孔子始終沒有給出裁定其器大器小的標準和論據，而史料中也難尋依據。在論其不儉時倒是給了兩個例子「官事不攝」和「有三歸」，即說管仲手下官員多不兼職，且其擁有多處房產。從官員任命來看，也許是特殊部門需要專力專為，也許是管仲於公於私安排如此，官員不兼職是否一定導致機構臃腫效率低下是有待考量的，而這是否能進一步證明管仲「不儉」更是有待商榷的。從個人生活來看，齊國在管仲的勵精圖治下經濟發達，國富民裕，在整體生活水平很高的前提下，管仲所為正如司馬遷所言：「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為侈。」很難說是過分的要求。況且依《左傳》所記，桓公曾築小谷城贈與管仲，一座城池尚能見贈，何況幾處宅院呢。
其實不止這兩件事，就連管仲一生最大的黑點，即未殉前主而事桓公，也容易算成一筆糊塗賬。一來是時殺身盡忠之觀念未成，未能死節不算丟人；二來管仲早言小白能成，跳槽換主並不突兀；三來放箭伏殺中其衣鉤險些成功，足以報之不算失職。然而召忽高尚，自殺成仁以殉之。對比襯托之下，就令管仲十分尷尬了。
其次人是模稜兩可之人。按《史記·管晏列傳》中所記，管仲曾托鮑叔牙的所謂知己之論，為自己高調辯護。由內容可知，管仲想多分財利就借口「我貧也」，謀事情辦砸就埋怨「時有利不利」，做官數次被驅逐就賴賬「我不遇也」，作戰經常當逃兵就推脫「我有老母也」等等。這裡既有情有可原之處，也可以看出其逐利而虛偽好詭辯的品質，即管仲的私德水準既非大奸大惡，也非大聖大賢，而是接近於一個普普通通的正常人。而前文孔子對其仁和禮的評價都是不為正面典型即為反面教材的「標杆式」，對於管仲不上不下的道德水平，想要同樣作出非黑即白的論斷，是難免招人爭議的。
寫在後面
通過對孔子論管仲的分析可以看出，品評歷史人物不僅要全面，更要分清其功過之主次，抓住要點，才能得出較為公允的結論。而且每個人的所見都難保全面，所思都難保周全，對於有爭議之處應當求助史料佐證，然後深入分析。
再者，人思考問題難免受情緒左右，即使賢如孔子也未能免俗。從開篇直呼：「管仲之器小哉。」就可以看出孔子始終對管仲存在一種微妙的不悅之情，而在譏諷管仲不知禮之前，孔子就已經在對答中連續抨擊其器小和不儉，所以這句評論也有因為話趕話而說出，以致思密不周的嫌疑。類似的情況還有楚王畋獵丟弓欲尋，大夫諫曰：「楚人遺弓，楚人得之，無損於楚。」孔子聞之大喜：「去其楚可矣。」但事實上楚國這樣一個經常以「我蠻夷也」侵掠周鄰，處地偏遠化外而「不服周」的奇葩國度，肯定是不適合孔子的。
雖然與歷史公論基本一致，但孔子又不打算完全掩藏自己的態度和意見。讀罷思畢，一個率真可愛，謙虛之餘而又略顯倔強的老夫子之形象躍然書本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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