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社會發展史：為何鋼琴家特別多？

導讀：肖邦、李斯特、魯賓斯坦、科爾托、阿什肯納齊，中國也有朗朗、李雲迪、王羽佳，這些名字對樂迷而言再熟悉不過。本篇試著解答鋼琴家「多如牛毛」的原因。

日常欣賞的古典音樂中，鋼琴音樂估計是最普遍的。鋼琴家的數量也冠絕各種樂器演奏者群體。學習鋼琴的人群頗為龐大，甚至於市面上見到的大多數樂理書籍也都主要圍繞鋼琴鍵盤而闡述。

鋼琴被譽為「樂器之王」，究其原因，有音域寬廣、演奏便捷的樂器特性，也有方便控制的音量，富於變化的音色所帶來的「獨奏伴奏通吃」的表現力原因。

還有一種說法是鋼琴因為製造工藝成熟，普及率高，進而帶來了鋼琴音樂的蓬勃發展。

這些原因都不無道理。但本著「追本溯源」的原因，我們可以從另一個維度來探尋鋼琴音樂獨佔鰲頭原因。

俗話說：「存在即合理」，任何事物的產生和發展必定有其主觀上的必然性和客觀上的可行性，鋼琴音樂的「王者地位」也是如此。

我們把目光回溯至20世紀之前。

鋼琴發明於十八世紀初，到古典三巨頭的時代已經比較成熟。但19世紀之前，鋼琴的使用主要集中在宮廷教堂和音樂廳，並未在民間大規模普及。

隨著法國大革命席捲歐洲，流行於歐洲的沙龍文化開始轉型，沙龍的政治目的、社交功用和哲學理念逐步弱化，伴隨著啟蒙運動的推進，沙龍文化開始迎合中產階級的品味和趣味靠攏。

這背後的深層次原因就是19世紀歐洲經濟發展、社會平權、政治開明的社會大環境變化。

人口激增帶來的城市化進程加速，教育的普及以及出版業的發展促進了市民階層文化素養的顯著提升。有錢、有閑、有消費慾望的中產階級對於音樂的需求自然而然的產生，這是音樂消費市場形成的社會發展必然性。

而《拿破崙法典》的頒布，促使了女性更多回歸家庭、成為家庭生活的管理者。這就帶來了女性主導娛樂文化包括音樂文化的社會潮流。李斯特就是在這個時代背景下大賺特賺貴婦人的錢。

19世紀上半葉的歐洲，演出場所集中在歌劇院、音樂廳。歌劇、戲劇以及音樂會的演出投入巨大、耗資不菲。除非像達官貴人們擁有自己的包廂，對於普通的中產家庭而言，音樂相關的消費並未達到隨心所欲的程度。

於是，票價較低的小型公眾音樂會、沙龍音樂會紛紛開演，利用閑暇時光集合大量演出團體甚至於業餘樂手的音樂節開始出現。

這個變化緣於直接的經濟因素驅動：降低票價提高消費人群總量，而「音樂節」的深層次原因就是集中大量觀眾的「音樂批銷集市」。這麼看來，現代的音樂節其實也差不多：更多打的是一種「文化牌」，無非是換了一下營銷的手法而已，畢竟啤酒也好，姑娘也罷，腰包不鼓、資斧不足只憑著怒吼和歡歌，喝不暢快也搭訕無趣。

1830年代，在李斯特的強力推動下，鋼琴獨奏音樂會逐步成熟。沙龍音樂積聚了肖邦、舒伯特、舒曼等等音樂家，可謂蓬勃發展如火如荼，從這些音樂家的作品中我們約略可見十九世紀中產階級審美取向：輕鬆、詩意和富有裝飾性的表演風格，其目的在於迎合女性主導的市場。

這麼說，正是女性消費群體推動了浪漫派音樂的「情調」。這段歷史最好的代表就是富有男性氣概的喬治桑和氣質陰柔的肖邦——他們的愛情是這個時代的註腳。

回歸家庭的女性，客觀上成為了音樂文化的主導者和傳承者。

舉辦家庭音樂會豐富娛樂生活，教育和培養子女的音樂技能是她們生活的重心。這種生活潮流一直延續到20世紀，我們在美國電影《音樂之聲》中即可感受到一個合格的母親，必定是承擔家庭音樂教育的責任人。

不同於管樂吹奏的噘嘴鼓腮，弦樂演奏的扭曲身體，鋼琴的彈奏正襟危坐、動作優雅，自然成為淑女教育的首選。這是主觀選擇的結果。

大型歌劇、戲劇以及音樂會的消費較高，且無連續反覆觀看的可能性。於是歌劇、交響樂等大型音樂作品問世後，會被迅速改編為適合沙龍演奏的套曲，便於這些無法輕鬆上演的作品在家裡「開演」。而鋼琴，恰好提供了這種「可行性」解決方案。這就是鋼琴流行的客觀條件使然。

正因為這個原因，鋼琴在十九世紀中期迅速進入中產家庭生活，成為了文化生活的家庭核心。一如我們三十年前的電視、十五年前的電腦、今天的iPad、智能手機。

在留聲機發明以後，重現音樂廳演出的需求被音響設備「近乎完美」地解決了，家庭演奏的必要性大為弱化。也正因為如此，儘管隨著技術的發展，音域更為寬廣的電子合成器、可模擬整隻管弦樂團演奏的midi設備紛紛出現，但卻再也沒有機會達到「家庭普及」的程度。

換個角度來看，鋼琴就相當於19世紀的「留聲機」——讓大型音樂作品可以在家庭「重複播放」，鋼琴家們就是那個時代的「黑膠唱片」和「CD光碟」。

鋼琴家如此之多，自然也就好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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