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史上的野蠻習俗如何被克服？

文 / [美] 斯蒂芬·平克

譯 / 安雯

選自《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三輝圖書/中信出版集團出版

標題為編輯所加，題圖：R. A. Di Ie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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兇殘的神不加區分地吞嚼無辜犧牲品的血肉，這是一種相當粗糙的災難理論。（這種理論導致了人類文明史上的活人祭祀現象。）即使當人擺脫了這個夢魘之後，還是情不自禁地要尋找超自然的力量，來解釋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幸。區別只是，他們的解釋更見精細和具體了。他們仍然感到超自然的力量，但這些力量不再來自一個籠而統之的神，而是來自某個特殊的個體。這樣的個體就叫作巫。

在狩獵—採集群體和部落社會，最常見的報復手段就是巫術。在他們的因果觀念中，沒有任何一種死亡是自然的。任何人命損失，如果找不到一種看得見的原因，那就一定是有某種看不見的原因，也就是妖魔在作祟。很多社會都曾經容許為一些奇奇怪怪的原因進行冷血殺戮。只有考慮到人類認知的特性以及具體的長期利益衝突，我們才能多少理解這一現象。大腦的進化讓人類可以看到自然中隱藏的力量，包括那些肉眼看不見的力量。一旦人開始在無法檢驗的世界裡搜尋答案，創造力就會在那裡遇到一個巨大的空間，而指控某人玩弄妖術魔法，往往帶有指控者本身的自利動機。人類學家已經觀察到，部落民經常會孤立出某些被人輕賤的姻親，指控他們妖魔附體，這是處死這些人最合適的借口。此類指控可用來削弱敵人（特別是那些誇口自己有神力的人）。在爭奪聲望的競爭中，這樣的指控可以表示自己比其他人更神聖，佔據神性的制高點。此外，總有一些偏執、怪癖、成為累贅的鄰里，特別是其中有些人，舅舅不疼、姥姥不愛，不會有親戚願意為他們打抱不平，驅巫成了處理掉這些人的便宜手段。

在發生意外的時候，人們也會通過巫術指控，設法讓另一方承擔責任，彌補自己的一部分損失。這有點兒像美國的某些意外傷害案，受害人絆跤跌傷，或是將熱咖啡翻倒在自己身上，他們會為此起訴事故現場的每一個人。也許，最大的潛在動機是轉移敵人的注意力，保護自己不受指控和掩蓋證據：被指控的人也許能夠推翻指控他參與陰謀的全部物證，但是卻永遠也無法證明自己與陰謀沒有意念上的關聯。在馬里奧·普佐的小說《教父》中，維托·柯里昂受人信任，因為他的原則是「如果你將意外當作個人攻擊，意外就不會發生在你身上」。在電影中，他警告其他黑幫家族的首領：「我是一個迷信的人。如果不幸的意外發生在我兒子身上，如果我兒子被雷電擊中，我要找你們中間的一些人算賬。」

道德指控有時會升級失控，成為對指控者的反指控，發生雪崩效應，造成異常的大眾幻覺和群眾性癲狂。1915世紀，兩名修道士出版了一本揭露女巫的書，書名是「女巫之槌」（Malleus Maleficarum）。歷史學家安東尼·格拉夫頓（Anthony Grafton）稱此書是「《巨蟒》和《我的奮鬥》的古怪混合」。在該書的鼓噪下，同時也受到《聖經》的激勵——《出埃及記》第22章第18節說：「行邪術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在隨後的200年間，法國和德國的驅巫運動殺死了6萬至10萬所謂的巫師（其中85％是女性）。這些婦女先是被施以酷刑，她們受刑不過而承認犯有吃嬰、沉船、破壞莊稼，在安息日騎著掃帚飛行，與魔鬼交配，將她們自己的鬼情人變形成貓狗，138以及讓普通男子相信他們已經失去男根並因此而不舉等罪名；然後，她們被處死，通常是被活活燒死。

控巫的心理能夠演變成其他的血腥誹謗，比如，在中世紀的歐洲，不斷浮現有關猶太人的謠言，說他們在水井內下毒，或者在逾越節殺害基督徒的孩子，用孩子的鮮血做節日的薄餅。在中世紀，英國、法國、德國和低地國家有成千上萬的猶太人被屠殺，這些地區的猶太人口被清除一空。

驅巫總是違反常識的。客觀地說，婦女騎在掃把上飛舞，或者將男人變成貓，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只要允許足夠多的人互相交流意見並對流行的看法提出質疑，揭示這些事實並不難。在整個中世紀，只有零星幾位神職人員和政治家說出了事實，女巫是不存在的，以巫術的罪名實行迫害是敗壞道德。（很不幸，一些敢於提出懷疑的人，自己也被關進地牢遭受酷刑。）到了理性時代，這樣的聲音才越來越強，這些聲音中有著名的作家伊拉斯謨、蒙田和霍布斯。

有些官員受到科學精神的感染，親自動手檢驗控巫。一位米蘭的法官殺了自己的驢子，然後指控一位僕人行巫，接著是嚴刑逼供，酷刑之下，僕人承認犯有一切被指控的罪行，而因為懼怕再次受刑，這位僕人甚至情願上絞架也拒絕收回認罪。（今天，保護研究實驗中人體受試者委員絕對不會批准這樣的實驗項目。）從此，這位法官禁止在自己的法庭上使用酷刑。作家丹尼爾·曼尼克斯（Daniel Mannix）記述了另一個故事：

德國不倫瑞克公爵被宗教審判所在他的領地里所用的手段震驚了，他請兩位著名的耶穌會學者監督審判。經過一番認真的研究之後，兩位神父對公爵說：「審判所在履行自己的職責。被他們逮捕的人都是其他巫師懺悔時供出的罪人。」

公爵說：「兩位和我一起去刑訊室看看。」

他們跟在公爵身後，去看望一位四肢被綁在刑架上的婦女。

「讓我來審問她，」公爵建議說，「聽著，婦人，你承認你是一個女巫。我現在懷疑這兩個人正在施巫術。你怎麼說？行刑官，加一輪刑！」

「不要！不要啊！」 婦女尖叫起來，「您是對的。我在安息日經常看見他們。他們自己變成山羊、狼或其他什麼動物。」

「你還知道他們干過什麼？」公爵繼續問。

「他們和幾個女巫生過孩子。一個女巫有8個孩子，父親就是他們倆。那些孩子頭是青蛙，手腳像蜘蛛。」

公爵轉身向兩位目瞪口呆的神父說：「我的朋友，我要不要給你們兩位上刑，直到你們懺悔？」

這兩位耶穌會修士之一的弗里德里克·施佩神父震驚之餘，在1631年寫了一本書，人們認為此書終結了大部分德國地區的控巫運動。歐洲幾個國家在17世紀明令禁止驅巫，這場迫害運動總算銷聲匿跡了。1716年，英國最後一次絞死女巫；1749年，歐洲最後一次有婦女被判行巫受火刑處死。

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區，制度性的迷信殺戮，不論是人祭、血誣還是驅巫，是在兩種壓力下消亡的。一是理性的壓力：人們認識到，某些事件，即使是那些對個人生活有重大影響的事件，是被非人力的自然力量和純粹的偶然機會所決定的，而不是其他人有意識的設計。有這樣一個車貼——「總會有倒霉的時候」（Shit happens），這是道德進步的一個大原則，完全可以和「愛你的鄰人」以及「人皆生而平等」相提並論。

另一種壓力比較難於解釋，但也是非常強大的，即對人類的生命和幸福的評價提高了。米蘭的法官對自己的僕人刑訊逼供，以此證明酷刑是不道德的，傷害了一個人，幫助了更多人，但是為什麼我們會對他的實驗感到震驚呢？這是因為我們對其他人有同情心，我們不需要認識他們，只要他們是人；我們將這種同情心凝聚為明確的法律，規定對他人（任何有人類特徵的人）施虐為非法行為。儘管我們無法消除要將自己的不幸歸咎他人這一人類天性，但我們一直在努力剋制不讓這種天性發展成暴力。我們會看到，提高對他人福祉的評價，是人道主義革命時期廢除其他野蠻習俗的主要動力。

「 斯蒂芬·平克 」

當今西方世界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入選《時代周刊》當今世界最有影響力的百人名單，以及《外交政策》的世界百名思想家名單。世界著名實驗心理學家、認知科學家和科普作家，哈佛大學心理學系教授，世界語言學與心智科學的領導人物，公認的「繼喬姆斯基之後的語言天才」。平克汪洋恣意的才華和學識，讓他的主要著述成為全球暢銷書和經典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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