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非正常死亡的「兩彈一星」功勛科學家 | 王丹紅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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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圖：三位「兩彈一星」功勛科學家。從左到右依次為趙九章、郭永懷、姚桐斌

作者按：
民族和個人的悲劇不是用來寫詩的。
1968年6月-12月，半年內，為中國現代科學技術事業做出卓越貢獻的三位功勛科學家相繼非正常死亡，帶給家人無盡的災難和傷痛！這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悲劇中令人扼腕嘆息的一幕，他們和他們的家人所遭受的，都不應該被忘記！

撰文 | 王丹紅

責編 | 李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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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最近我在寫「兩彈一星」功勛科學家郭永懷夫人李佩百年人生系列文章，查閱相關資料時，發現不少公開的報道中對郭永懷先生的介紹有一個事實錯誤。比如，2012年4月14日，中央電視台「大家」欄目《「兩彈一星」功勛科學家——力學大師郭永懷》，有一句解說詞：

「（他）1999年被授予「兩彈一星榮譽勳章，是該群體中唯一一位獲得『烈士』稱號的科學家」。

另外，由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原創的音樂劇《愛在天際》，也說：

「兩彈一星功勛、空氣動力學大師、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化學物理系首任系主任、唯一授予烈士稱號的科學家郭永懷……」

郭永懷是最早被追認為烈士的。1968年10月，郭永懷（1909年4月14日—1968年12月5日）赴西北參與我國第一顆熱核導彈試驗準備，試驗準備完成後於12月5日晨乘飛機返回北京，因飛機失事犧牲；12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務部授予郭永懷烈士稱號。

但是，郭永懷「犧牲」的悲劇究竟是怎麼發生的，我曾經在《知識分子》上發表的一篇文章（《獨家解密 | 48年前「兩彈一星元勛」飛機失事前後》），作了儘可能的考察。

在這裡需要強調的是，在「兩彈一星」功勛科學家中，郭永懷並不是唯一的烈士。另外一位「烈士」很少被人提及，而且他的「烈士」稱號來之不易。

?「兩彈一星」勳章。來源：百度百科

1999年9月18日，北京人民大會堂，朱鎔基總理宣讀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關於表彰為研製「兩彈一星」做出突出貢獻的科技專家並授予「兩彈一星功勳章」的決定。在23位受勛科學家中，有七位科學家是追授，其中兩位烈士，除了郭永懷，還有一位是姚桐斌。

姚桐斌（1922年9月3日-1968年6月8日）是我國導彈和航天材料與工藝技術事業的專家、創建者和領導人，1968年6月8日在北京家中被暴徒打死。198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為姚桐斌頒發《革命烈士證書》，在證書旁一欄詳細寫道：「1968年6月8日無辜遭壞人毒打，不幸犧牲。」

?姚桐斌的革命烈士證明書（資料圖）

在追授的兩彈一星功勛科學家中，還有一位非正常死亡的科學家趙九章（1907年10月15日—1968年10月26日）。趙九章是大氣科學家、地球物理學家和究竟物理學家，中國動力學氣象創始人、東方紅1號衛星總設計師，1968年10月26日深夜，在中關村的家中服安眠藥自盡。

三位功勛科學家猶如昨日星辰，他們是犧牲者，我們應該銘記，同時不要忘了追問一句，發生這些悲劇的根源到底是什麼？他們也是受難者，這是我們不應該遺忘的。

2.姚桐斌的《革命烈士證書》

2003年3月20日，一個星期四的傍晚，在清華大學蒙民偉樓演講廳，我聆聽了「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姚桐斌夫人彭潔清的演講「航天情——我永遠眷戀的桐斌」。

故事從那個從天而降的災難時刻開始。1968年6月8日，如平常每個星期六的下午，彭潔清從北京西郊外國語學院乘坐公共汽車回到了位於南郊的家，翹首期待著每周一次的家庭團聚：已經下午5點過了，丈夫應該回家了吧、女兒們正圍著爸爸嘰嘰喳喳……

?姚桐斌一家合影（資料圖）

當她興沖衝上登上三樓家門口時，門忽地打開了，保姆哭泣著說：「姚所長……被人打死了。」

三個驚恐的女兒跑出來抱著媽媽哭成一團，她看見了直挺挺躺在客廳沙發上的丈夫：白襯衫上血跡斑斑、灰色褲子上是污血和泥土、臉上青一塊、紫一塊……

保姆講述了事情發生的經過。6月8日，第七機械工業部兩個對立的派性組織發生萬人大武鬥，姚桐斌仍然照樣去上班，中午回家午飯，剛拿起碗筷，「無產階段革命派」的暴徒就踢開門衝進家中，當著三個孩子的面，架起他就往樓下推，一面推一面拳打腳踢，到了大門口，幾個頭戴鋼盔佩戴紅袖章的同夥上來，打他的耳光、踩著他的眼鏡罵道「打死你這個反動學術權威！」一個傢伙歇斯底里地嗥叫著狠狠踢他的下身，兩個暴徒舉起手中的鋼棍向他的頭部猛擊……鄰居將昏迷不省的他抬上樓，放到客廳沙發上，下午3時左右，他慘死家中！

姚桐斌1922年出生在江蘇省無錫黃土塘鎮，童年時靠父兄小本生意的收入支持上完小學，由於小學畢業成績優異，校長說服其父同意他上中學，1933年，他成為黃土塘第一名中學生。1941年，他考入當時遷入貴州的交通大學唐山工學院，1945年8月，他以總評成績全校第一大學畢業，任國民政府經濟部礦冶研究所助理研究員。1946年10月，他考取了抗戰勝利後第一次政府組織的公費留學考試，1947年10月入英國伯明翰大學工業冶金系攻讀研究生，1951年獲工學博士學位，之後在倫敦帝國學院礦校冶金系深造併兼任實習指導員，獲帝國學院文憑。

在英國留學期間，他組織並參加了左傾的「中國科學者協會英國分會」和「中國留英學生總會」，擔任過留英學生總會主席等職務。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到英國和歐洲其他國家宣傳新中國的蒸蒸日上。

姚桐斌的妹妹姚素珠在紀念文章《兩彈一星功臣我的二哥——姚桐斌》中寫道：

我至今仍珍藏著一封他1951年底在瑞士一個山城旅店寫給家裡的信。二哥在信中流露了對家裡情況的掛牽：「母親的贍養，涌弟的休養，珠妹的升學，都是我戚戚於心的，我常因不能分擔家庭的責任，不能安慰老年的母親及幫助弟妹而夢魂不安…… 在國外，也正需要適當的人去做很多重要的工作，我決定接受此項使命。以後我的工作也許同我的本行稍為脫離，但只要我對祖國一樣有貢獻，或甚至能完成更為迫促的任務，我想我的心裡是會永遠感到快樂的。」多年之後我們才知道，他當時的使命是多麼重要。

姚桐斌的行為引起了英國政府的注意，指控他「破壞皇家法律」、「進行顛覆」，吊銷他的護照，宣布他為不受歡迎的人並限期離開英國。1953年，在我國駐外使館的指示下，他轉移到西德亞亨工業大學，在鑄造學教授依·皮沃斯基領導的研究所工作，同時繼續為黨工作，1956年9月，他在瑞士伯爾尼中國駐瑞士使館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彭潔清1947年在南京一所教會學校高中畢業後，赴美國上大學，大學畢業後曾在信託投資銀行和「美國之音」工作。兩人相識於一次留學生歡慶春節晚會。「那個晚上，桐斌再也沒有請別的女生跳舞，我們一直共舞到曲終人散……人生的結合真是奇幻！我們萍水相逢一見鍾情，互吐衷腸，很快結為連理。我以為我們會白頭偕老，卻沒想到他正值成年卻被撒旦奪走了生命！」往事歷歷在目，彭潔清已無力悲痛。

1957年9月，夫婦兩人回國。1958年春節，聶榮臻元帥指名要姚桐斌到剛成立的導彈研究院工作，負責籌建我國第一個航天材料工藝技術研究所。研究所在南郊成立後，改名為第七機械工業部七O三所，姚桐斌被任命為所長，他們的家也安置在南郊。

「我們家有一間客廳、一間書房、三間卧室，再加浴室和廚房。我們的傢具都是公家提供的，客廳里的沙發、地毯、茶几、電話…..衛生間還有浴缸，令我十分滿意。」彭潔清回憶道。

1958年秋天，彭潔清被分配到新成立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外文系教授英文。不久後，他們的大女兒在協和醫院出生，因產後身體不好，她申請留職停薪在家休養。1963年，她調到位於西郊的外交學院分院工作，兩個小女兒相繼出生。

1968年丈夫猝然離世，彭潔清痛不欲生！但為了三個年幼的孩子，她發誓要頑強活下去：「殺夫之仇，不共戴天！蒼天作證，我一定為我的丈夫昭雪！我一定要為他報仇！」

她歷盡千難萬險千辛萬苦，撫育三個女兒，並教她們英文；同時，百折不撓地為丈夫調查申訴！

周恩來總理在姚桐斌被害之時就命令某「無產階級革命派」頭頭必須交出兇手：「姚桐斌是我從海外要回來的專家，國家需要這樣的專家，現在被打死了，連兇手都找不到，我限期你們把兇手找出來，否則唯你們是問！」儘管如此，直至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的1979年4月，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才以行兇致死人命罪，分別將兩名持鋼棒打死姚桐斌的暴徒判刑15年和12年！

經中央批准，姚桐斌追悼會1978年3月18日在北京八寶山舉行，這一天也是全國科學技術大會召開的日子；198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為姚桐斌頒發了《革命烈士》。

拿到《革命烈士》證書的彭潔清立刻複印了幾份，給每個孩子一張，她說要「立此存照！」

從1983年春開始，在美國大學時代同學的幫助下，彭潔清先後將三位女兒送到美國留學。如今，三個女兒均在海外成家立業，她卻一直定居北京，朋友問：為什麼古稀之年不享清福，每年都往返奔波？

她說：「我從未感到孤寂，桐斌的愛一直充滿我的心，令我享受一生。只要我在世一天，就要宣傳桐斌：一位優秀的共產黨員，一位熾熱的愛國者，一位為我國航天事業獻出一生的科學家，我為他驕傲！桐斌魂系中華，我是如此地愛他戀他想他，我怎麼離開他！我願追隨他，直到永遠！」

3.趙九章：不知遺體在哪裡火化

1956年，中國科學院在中關村科源小區為高級科學家們新建了三幢特級住宅樓，郭永懷家住13樓，趙九章家住15樓，兩家毗鄰而居。

1968年10月26日深夜，趙九章在中關村家中服安眠藥自殺！

蔡恆勝在《我樓上的趙九章伯伯》一文中寫道：

「我家住在（北京中關村）15樓211號，樓上是王淦昌伯伯，他家對面312號住的是趙九章家。1968年10月的一個夜晚，趙九章伯伯在飽嘗了自『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無休止的批鬥、折磨和屈辱後，蒙冤含恨地在自己家裡默默地憤然離世。他沒有任何囑託、任何遺書，甚至連隻言片語也沒有留下。面對現實，他的希望破滅了！或許肉體的折磨與精神上的侮辱還都可以忍受，但如果無法再從事他所熱愛的事業時，生命就毫無意義了，他被迫走向絕路，只能用死來維護自己的人格和尊嚴！」

1907年10月15日，趙九章出生於河南開封一個中醫世家，幼年就讀於私塾，預備從事文學，在1919年「五四運動」影響下，他立志學科學救國。1922年9月，他以第一名成績考入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後因家境日下，遠赴杭州投奔姑媽家繼續學業，1925年考進浙江工業專門學校電機系，他在學校參加了共產主義青年團，因參加學生運動被捕入獄，當時，在國民黨政府中位高權重的姨夫戴季陶將他保釋出來，之後，他曾做過戴季陶的機要秘書，這段經歷成為了他「文革」中的罪證。

1929年，22歲的趙九章考入清華大學物理系，他在浙江參加學生運動時認識的女友吳岫霞也離開了上海青年會，到北京師範大學女中讀書。

?1965年趙九章、吳岫霞夫婦在頤和園觀賞玉蘭。來源：中國兩彈一星歷史研究會網站

「爸媽結婚前幾年，是他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女兒趙燕曾在回憶文章中寫道，「在清華，爸爸同學們的聚會郊遊、媽媽是當然的來賓，胸前別著一個小條：『趙來賓』，媽媽每次說到這裡，就咯咯地笑……媽媽年輕時性格活潑調皮，又愛玩，她說爸爸常管她念書，有時把她關在屋裡，要她複習功課，媽說，有一次爸爸幫她在兩個鐘頭里複習完了全部三角。」

1933年，趙九章大學畢業，留在清華當助教，吳岫霞也高中畢業，兩人結婚，一年後女兒出生，「媽說，那時爸爸一個月90塊錢，養家足足有餘，還能請一位保姆幫助家務。」

1935年，通過庚款考試後，趙九章將妻女送回浙江老家，自己和蔣介石之養子蔣緯國（生父戴季陶）同赴德國柏林大學專攻氣象專業，這後來也成為他「文革」中的罪名之一。

1938年獲得博士學位後，趙九章回西南聯大任教；1944年春天，經竺可楨教授推薦，他帶著家人從昆明來到重慶，主持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工作，繼竺可楨後承擔起我國現代氣象學奠基工作，趙燕曾在回憶文章中說，「從此，父親就把他的生命獻給了這個所」；1946年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遷往南京北極閣，解放戰爭時，氣象所奉命遷往台灣，趙九章和所內科學家們選擇留下迎接新中國的誕生。

新中國成立之初，趙九章促進組建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他於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57年10月4日，蘇聯科學家成功發射第一枚人造地球衛星——「旅行伴侶號」，這是人類邁向外層空間的新紀元；11月2日，蘇聯又發射了第二顆人造地球衛星，正在蘇聯訪問的毛澤東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回國之後不久就發動「超英趕美」的大躍進；1958年1月，美國成功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星。中國科學界深受鼓舞，錢學森、趙九章、陸元九等科學家也積極倡導中國也要研製人造衛星。1958年5月17日，毛澤東發表講話：「我們也要搞一點人造衛星。」

1958年10月，作為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二部主要技術負責人，趙九章提出「中國發展人造衛星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要由小到大，由低級到高級」的建議。1964年，我國地對地導彈、原子彈先後炸響；1965年初，趙九章向周恩來總理遞交了一份關於儘快規劃中國人造衛星問題的建議書，與此同時，錢學森也寫了一份重新上馬人造衛星的建議書。

1965年9月，趙九章出任中國科學院衛星設計院院長，全面組織實施中國衛星研製工作、制訂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的總體方案！但他永遠望不到天空中的那顆中國星！一年後，「文化大革命」爆發，他被造反派趕出了辦公室，之後是無休止的批判、批鬥、遊街、勞動！

「在媽媽的世界裡，爸爸是棟樑，我們的家是她溫暖的窩。」趙燕曾寫道，「爸爸離去，棟樑折，大廈傾，媽媽的世界破碎了。我們那個溫暖的家，破碎了……笑容從她臉上消失，她一下子老了十歲，看了令人心碎……爸爸去世，我們連哭的權利都沒有！」

「經過漫長痛苦的十年，受盡煎熬的媽媽，看見報上一個個人平反昭雪，爸爸的事還杳無音信，她受不了這焦急的等待，連續幾晝夜不能入睡，情緒急躁，不住說話，眼睛發直，我們帶她去看病，醫生診斷為反應性精神病……」

至今，趙九章的女兒不知父親的遺體在哪裡火化、灰燼不知飄向何方……

4.郭永懷女兒：「寫寫我爸爸吧！」

1996年夏，45歲的郭芹在北京病重，好友邊東子最後一次前去看望她——他在後來的文章中記錄下當時的情景：「她用一雙誠懇的眼光望著我說：『寫寫我爸爸吧！』」

1968年10月，郭永懷從北京啟程去西北基地。就在此前的9月20日，他年僅17歲的獨生女郭芹，和她的同學們乘坐知青專列，到內蒙古農區當知識青年了；而且，他也知道，妻子李佩已進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牛棚」。

談慶明1956年從北京大學畢業，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工作，直至退休。他和郭永懷、李佩一家相識相知六十年。

他回憶說：「1968年10月，郭先生到基地後，打長途電話給他在力學所的秘書，詢問李佩先生的處境，秘書回答不知道。所以，郭先生在試驗完成後，等不及和其他幾位副院長一起乘坐大飛機回北京，而是急急忙忙坐了小飛機回北京的家，他心急如焚地要早點見到李先生！」

當年12月4日，李佩在單位接到電話，「（老郭）告訴我第二天就回北京，要我不著急。第二天，我就一直在家裡等，可不見他回來，我想他可能是臨時改變計划了吧，來不及告訴我。兩天後，家裡突然來了20多個人，我就知道出事了！」

多年後，李佩仍然不相信這是一次意外的飛機事故：「那天清晨，北京天氣很好，怎麼會出事故呢？」我曾經問她：「您怎麼知道當天的天氣很好？」她說：「因為老郭前一天在電話里告訴電我第二天早晨飛機到北京，所以，我特別注意當天的天氣。」

出事當天，郭芹還在內蒙古農村，她對此有不同的記憶。

錢學森傳記——《蠶絲》（Thread of the Silkworm）1995年在美國由Basic Books出版社出版，華裔作者張純如在寫作過程中曾在美國採訪郭芹，郭芹回憶父親遇難的情形時說：「那是一個雨天，缺乏經驗的駕駛員錯誤理解了導航員的指令，飛機撞到跑道上失火燃燒……」

郭芹的記憶與她媽媽的不同。所以這至今仍是一筆糊塗賬！1968年12月5日是農曆十月十六，滿月，天氣記錄顯示北京為晴天。飛機失事應該不是天氣的原因。

去機場接郭永懷的司機邵春貴是事發當日在現場辨認出郭永懷的人，也是他後來到北京電報大樓發電報通知郭芹。但是當天李佩問他郭先生回來沒有，他無法告知實情。在鳳凰衛視2010年12月15日播放專題節目《我的中國心》中，邵春貴在接受採訪時說：

「郭先生去世時她（李佩）還是挺激動的，挺難過的，一直是我拉著給跑（民航局詢問失事原因），那時跑了好長時間，李佩當然也挺難過，哭過多少次，很難過的。」

但是，李佩至今不知道丈夫飛機失事的細節。2010年12月，92歲的她在接受鳳凰衛視採訪時說：「但是對於這個飛機失事的事情，到底是為什麼失事，現在誰也鬧不清楚，因為我就問了這民航局的局長，他也說不出來到底是為什麼，是因為飛機故障，還是因為這個飛機駕駛員的問題。可是這次事情之後，周總理就給了他們民航局一個指示，讓他們一定要培訓駕駛員。」

郭永懷被追認為烈士，按規定烈士家屬可享受優待。當有關方面問李佩和郭芹是否需要照顧，與彭潔清不一樣，李佩當時拒絕任何照顧。結果是：她仍然回到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牛棚，並在1970年，隨科大南遷到了合肥，一直到1976年才回到北京。郭芹也回到了她插隊的農村。

多年後我問李佩為什麼不將17歲的郭芹留在北京，她說；「我們不需要同情。」然而，如此堅強和自尊的李佩幾年後在合肥被審查期間還曾服安眠藥自殺，幸好被搶救了過來。

1971年，郭芹從農村病退回北京，李佩卻遠在合肥繼續接受審查，孤苦伶仃的她想到了父母的摯友錢學森和夫人蔣英，並拜訪了錢家。然而，這次拜訪令她深受打擊。張純如書中描述了當時的情形：當郭芹走進錢學森家時，穿著藍色軍隊制服的蔣英，用一種藐視、甚至是憤憤不平的表情看著她，錢學森也批評了她的家庭，「從你母親的口中獲得信息就像擠牙膏一樣，擠一點說一點。」如果在郭芹在爸爸犧牲的時候得到應有的照顧，她也許不會如此敏感和因未能得到自己期望的幫助而感到失望。

李佩後來告訴我：「1996年春，蔣英來到我家，想問郭芹為什麼要在張純如的書中那樣描述那次會見，但因為看見郭芹已經病很重了，就沒有問了。」

郭永懷飛機失事犧牲後，周恩來總理下令徹查這一事故，並責成《人民日報》儘快向國內外發布郭永懷飛機失事的消息，以免外界又認為他是被迫害身亡的。《人民日報》當即在12月13日發布了這一不幸消息。12月25日，在郭永懷追悼會上中央人民政府追認為他為「革命烈士」。

儘管周總理考慮得如此周到，沒人會料到的是，當時在力學所懷柔試驗基地接受審查的力學家林鴻蓀（1925年10月25日——1968年12月15日），從同事那裡知道報紙上郭永懷去世的消息，他當即感到——「最了解他的人走了，他唯一的精神支柱也不存在了，他再沒有希望了」。就在第二天早晨，人們發現林鴻蓀漂浮在懷柔基地的小湖湖面上。他年僅43歲。

林鴻蓀是化學流體力學家，1960年代在研究液氫液氧火箭發動機總體方案、燃燒、傳熱、低溫技術和地面試車技術，以及在組織領導研製低空導彈技術等方面，取得重要進展。「文革」中，林鴻蓀、楊友鸞夫婦曾搬到李佩家住。林鴻蓀逝世後，李佩還儘力安慰幫助住在家中的楊友鸞。

2002年，在清華大學辦公室，86歲的林家翹先生回憶起他當時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上看到郭永懷去世消息的悲傷時刻：「當時我好震驚，好心痛啊！」林家翹、梁守瀛夫婦1972年回北京時首先要求見到李佩，這樣一直在接受審查的李佩，才第一次被允許從合肥回到北京。

5.結束語

1999年9月18日，彭潔清、李佩等應邀到人民大會堂參加表彰大會，江澤民主席親自為「兩彈一星」獲得者佩帶獎章。

三位非正常死亡的科學家獲得「正名」，他們的名字從此被鐫刻進這個國家的歷史。

今天我寫文章來紀念他們，不僅是為了讓後人了解他們的功勛，而是為了讓後人不遺忘他們的死因。紀念，不一定歌頌，沒有比事實真相更能讓人們銘記與反思。

弗朗茨·卡夫卡有一句話可以時時讓人們警醒：邪惡太了解善良，而善良的人，毫不了解邪惡（Evil knows of the good, but good does not know of evil）。

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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