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邦教育的果實真的甜嗎？| 城與邦

Eva（紐約大學政治學系在讀研究生，研究興趣：西方政治思想史）

引言

亞里士多德有句名言：「教育的根是苦的，但其果實是甜的。」城邦在教育公民中扮演了何種角色？城邦教育的果實是否真如想像中那樣甘甜？筆者試圖在這篇小文章中對此回答一二。

1.

在《政治學》中，亞里士多德描述了城邦的一個重要角色：引導公民過上一種德性的生活。在具體討論城邦的這一角色前，首先有必要把握亞里士多德提出的一個重要概念：目的（telos）。亞里士多德認為，一切人、事、物都有其目的；一切人、事、物都是目標導向的，並以目的性為特徵。因此，城邦也有目的。最高層次的終極目的，即「至高而廣涵的善」，則是所有人的共同目標。理解「至高而廣涵的善」有助於我們回答「城邦在引導公民過一種德性的生活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這一問題

「至善」就是幸福（eudaimonia）。它意味著擁有充實的內心、良好的生活與勞作，成為一個有德性的人，培育道德修養（大概意思很明確，但語句有點不順，缺乏主語）。不同於其他因為結果的善好而善好的目的，幸福是唯一的一種因為自身的善好而善好的目的。為什麼這麼說呢？亞里士多德給出了四個理由：其一，幸福是所有人共同的目標，無論他們有何追求，幸福都將是他們的終極目的。其二，幸福也是唯一一個人們無條件追求的目標（是否需要簡單解釋下，人們對幸福追求的無條件性？）。其三，幸福是自足的，不需要向它添加任何東西以使其完滿。最後，幸福是客觀的目的，人人都能認識它。因此，其他所有的目的都從屬於幸福。

那麼，如何才能實現幸福這個最高目標呢？亞里士多德強調，要想獲得幸福，人必須過上一種德性的生活。而城邦的目的就是使生活在其中的每一個人都過上一種符合正義的、充滿德行與善好的幸福生活。亞里士多德認為，最好的政治組織能夠讓人人都達到自身的最優，實現自己的目標。因此，從目的論的角度來說，城邦（或者政治共同體）的角色就是為個體營造一個人人皆能過上德性生活、實現幸福的環境。也正是這種生活使城邦的公民得以用正確的方式參與政治和公共生活。然而，要想達成這個目的（telos）並非易事。

2.

一般來說，城邦主要依靠兩種方法來實現這個目標：向公民提供教育和制定法律。亞里士多德認為，道德教育是城邦的首要關切。通過教育，城邦得以在公民身上培育特定的品格，使他們成為良善的人，擁有高尚的行為舉止。

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亞里士多德對在理論層面和實踐層面上如何培育公民美德進行了區分。理論層面上的美德是理智德性，它意味著個體靈魂中的理性部分統治慾望部分，因此人人都可以通過接受教導來實現德行與正義；實踐層面上的美德則是道德德性，它來自於孩童時期的習慣，它的養成既不依靠天性稟賦，也不會違背自然本性，而是通過實踐德行（做好事），來成為良善的人。反之，如果人一味為惡，他就會變成壞人。美德也是一種個人品格。

在此需要注意的一點是，亞里士多德認為公民並不屬於自身，而是屬於城邦。因此城邦有責任為孩童提供合適的教育，並在一個德性的政體中訓練他們。公民也有義務將自己的孩子交由城邦培養。由此可見，亞里士多德對城邦的公民教育極為重視，他甚至拒絕把教育的任務留給個體家庭。他認為教育對所有人來說都是一樣的。是以城邦通過提供這種類型的教育，來塑造個體公民的品格，使他們能夠實現最高目標（telos）。

城邦實現至善的另一種途徑則是通過制定法律。法律一方面規定某些行為，另一方面禁止其他行為。亞里士多德指出，「立法者通過塑造公民的習慣而使他們變好。這是所有立法者心中的目標。如果一個立法者做不到這一點，他也就實現不了他的目標。」（《尼各馬可倫理學》，1103b）而這同時也是區分好壞政體的重要依據，在此不作贅述。亞里士多德還認為，公民只有受到法律的統治，才能實現最高目標，擁有良善的美德。在此要求下，公民不可為所欲為，因為這違背城邦的目的——引導公民過上德性的生活。

筆者認為，指導公民過有道德的生活或許是城邦的分內之事，但亞里士多德眼中的城邦在這個問題上似乎管得太寬了些——這會讓城邦教育的果實顯得不是那樣甘甜。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城邦要對每種類型的美德都表示關切，這就不免超出必要的限度，存在滑向極權主義的危險，畢竟不可能規定每個公民擁有某種特定類型的道德——果真如此，那教育的果實可不止不甜那麼簡單，甚至是苦澀的了。而在這一點上，亞里士多德似乎過於強調培育德性的重要性了，以至於他甚至規定了男人和女人結合、生育的適當年齡。

不可否認的是，城邦在塑造公民的一些基本道德上有一定的教育義務。但是，亞里士多德的道德教育好像遠遠超過了「基本」的界線——他幾乎要讓城邦規定公民的一切道德品質。也就是說，如果一個人是城邦的公民，那麼城邦就會強制規定所有作為公民所必須具備的美德。

結語

現代社會的人們大概無法想像國家（在地位上對應古希臘的城邦，當然兩者的含義有巨大的差別）如何能對個人生活進行如此廣泛的干預。在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傳統影響下，現代觀念認為，每個個體都有權決定自己要追求何種目標，而不是盲目追隨國家制定的某種共同目標（比如美德、至善或幸福）。我們眼中的國家不再是那個追求「至善」的政治共同體，而是一個為自身利益考慮的行為主體。不可否認，亞里士多德在政治與道德之間建立的聯繫（甚至有重合的部分）看上去十分具有吸引力。共和主義民主對公民道德和政治參與的要求亦源於此。公民道德將積極投身公共生活和政治參與同公民身份緊密聯繫在一起，避免了公民因追逐私利而放棄對城邦的責任義務可能帶來的危險。儘管如此，政治與道德之間的聯繫還是存在一定的問題。一旦政治與道德之間的距離徹底消失，國家將不可避免地滑向極權主義的深淵。不過，也有學者為亞里士多德進行了辯護。例如，吉爾.富蘭克（JillFrank）認為，亞里士多德的德性概念保留了通向民主的可能。她認為，對於亞里士多德來說，德性的實現離不開個體的自治（克己）。對於共和主義來說，個體的自我管理是實現其公民身份的關鍵原則，與作為公民「進行統治」和「被統治」的要求一脈相承。但富蘭克的問題在於她並沒有切中要害，因為她只是把「克己」當做亞里士多德筆下的「德性」的其中一部分，而沒有明確指出「克己」是為了實現「德性」這一特定目標而專門進行的活動。不過，就指出自治（克己）是德性的組成部分這一點上，她或許能夠讓亞里士多德看起來沒那麼傾向於極權主義，也或許能讓教育的果實依舊甘甜。

參考書籍

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吳壽彭譯.商務印書館.1983年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廖申白譯註.商務印書館.2003年Frank, Jill. A democracy of distinction: Aristotle and the work of poli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關注微信公眾號城與邦（微信ID：Polis2016），可閱讀更多往期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