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家的孩子上了好大學？ | 吳曉剛

編者按：

隨著中國高等教育的擴張，在上大學逐漸變得容易的一個時代，「上什麼樣的大學」才是社會分層的關鍵。家庭背景、教育制度等與進入精英大學、獲得精英地位的關係到底是怎樣的？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教授吳曉剛對「首都大學生追蹤調查」的首期數據進行了分析，發現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和居住地對進入不同層次的高校有著直接影響，而且招生的各種優惠政策明顯有利於家庭社會經濟條件好的學生。

日前，吳曉剛接受了《知識分子》採訪，分享了自己的研究發現以及對當代中國高等教育分化和社會不平等的觀察。

撰文 | 施佳鑫

責編 | 陳曉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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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社會，家庭出身較差的人可以通過教育來改變自己的命運，這意味著教育能夠促進社會階層的流動，降低社會的不平等。同時，也有觀點認為家庭背景較好的人更容易接受好的教育，好的教育給他們帶來好的結果，所以教育讓這部分人鞏固了他們的優勢地位，也就是說教育強化了社會不平等。

以上兩種觀點都說明了教育對社會不平等有著重要的影響。與此同時，教育本身也存在著不平等，它又將進一步影響著社會的不平等。

針對高等教育不平等，以往的研究通常關注家庭背景對上大學的影響，而隨著中國高等教育的擴張，在上大學逐漸變得容易的一個時代，「上什麼樣的大學」才是社會分層的關鍵。在此背景下，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的吳曉剛教授探討了在當下中國，家庭背景、教育制度等與進入精英大學、獲得精英地位的關係，這一研究即將發表在學術期刊《社會》雜誌的第3期 （雙月刊， 5-6月）。

圖片來源：吳曉剛.2016

首先，高等教育的擴張可以降低教育不平等嗎？「教育不平等最大化維持」（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理論認為，教育擴張能否降低教育不平等取決於佔有優勢地位的群體的入學是否得到了飽和，也就是說，只有當優勢人群的入學情況接近飽和的時候，教育擴張才能為弱勢群體帶來入學機會。吳曉剛在2010年針對初、高中入學情況的研究發現，1990年至2000年的教育擴張過程中，家庭背景對入學的影響作用實際上增加了。雖然教育擴張了，但相比十年前，2000年弱勢群體接受中等教育的機會相對更少了。南京大學社會學系吳愈曉教授的研究也發現1978至2008年間，高等教育擴張的同時，大學升學機會的城鄉差距在擴大。

其次，高等教育的擴張也伴隨著高校間的分化。吳曉剛看來，大學教育內部的分化在社會分層中有著不容忽視的作用。一方面，教育資源在各個大學間分布不均勻，不同層次的大學教育對專業精英的形成有著重要的意義。另一方面，除了人力資本（大學文憑），大學的分化還體現在不同層次的大學生在政治資本（如黨員身份）的積累上。美國斯坦福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魏昂德（Andrew G. Walder）的研究顯示，除了大學文憑，通向管理精英還需要黨員身份，而北大、清華等精英大學的學生可能更容易獲得黨員身份。所以，不同層次的大學通過影響人力資本、政治資本等的獲得，從而影響精英形成。

那麼，在高度分化的高等教育體制下，什麼樣的因素影響學生進入不同層次的大學？吳曉剛在本研究中重點關心家庭背景、高中學校類型、高考成績、各種特殊招生政策如何共同作用，影響學生進入不同層次的大學，以及不同層次大學的是否影響黨員身份的獲得。

這項研究採用的是由中國人民大學主持的、他參與設計、為期五年的「首都大學生成長追蹤調查」2009年的基期數據，研究對象是2006年和2008年秋季入學的首都高校大學生，樣本數達4749。研究者把樣本中的學校分成三類，第一類是由北大、清華和人大組成的精英大學（這是一種傳統的劃分，作者的調查數據顯示，與北大、清華的精英學校地位相比，人大似乎不屬於第一梯隊），第二類是除精英大學外的其他「211大學」，第三類是「非211大學」，研究關心的是家庭背景等因素對進入精英大學和其他「211大學」的影響。在實際操作中，家庭背景通過自評家庭經濟地位（分為「中下及下」、「中等」、「中上及上」）來測量，家庭居住地分為「村莊及鄉鎮」「縣級城市」「地級城市」「省會城市/北京」四類。

在最初的分析中，吳曉剛發現，家庭居住地層級越高，在進入「211大學」和精英大學時越佔有優勢，家庭經濟地位為中上和上等的人在進入精英大學時佔有優勢。

需要注意的是，大學入學與就讀高中類型（重點高中、普通高中等）、高考分數和政策性加分密切相關，家庭經濟地位和居住地很可能通過影響這些因素來影響就讀大學的類型。因此，在控制了這些因素後，吳曉剛的研究發現家庭經濟地位因素的作用變得不再顯著，家庭居住地的影響持續存在，但影響程度有所降低。這表明教育不平等一定程度上在大學以前的階段已經形成，家庭經濟地位和居住地影響了初高中的教育不平等，後者進一步影響高等教育不平等。

同時，吳曉剛認為控制高中類型、高考分數後，家庭經濟地位的影響不再顯著，說明了現有的重點中學制度和考試製度從某種程度上削弱了家庭背景對不同層次大學入學機會獲得的影響。

在未控制高考分數時，就讀高中類型與大學類型有著顯著的關係，控制住高考分數後，就讀高中類型的影響作用變得不再顯著，這說明高中類型通過影響高考分數來影響入讀大學類型。此外，正如預期，政策性加分對進入「211大學」和精英大學有著顯著的積極作用。

高考分數和特殊政策待遇是大學入學的重要機制，因此吳曉剛又分析了家庭背景和就讀高中類型對是否享受特殊政策和高考分數的影響。研究發現家庭經濟地位為中上和上等的學生更有可能享受特殊政策、獲得更高的高考分數。家庭居住地層級越高，越可能享受特殊政策，居住在省城和北京的學生更有可能獲得較高的高考分數。就讀高中類型則與是否享受政策優惠沒有顯著的關係，但重點中學的學生的高考分數顯著高於非重點中學學生。

「今天社會公眾關注的『寒門難出貴子』的問題，說明高等教育在促進社會流動中的作用在削弱。」在吳曉剛看來，高等教育學校之間的分化是必然的，但不同家庭出身的人獲得各個層次大學教育的機會應當是均等的，而我們現在還沒有做到這一點。

如何才能讓不同家庭出身的人得到均等的大學教育機會呢？吳曉剛介紹，在十八大之後，中國政府已經出台了一系列舉措來確保社會的公平正義。他指出，多元化的入學制度可否選拔人才，需要的是更清晰的標準和透明的程序。另外，他認為，對一些弱勢群體採取一些平權之類的措施，如一些精英大學對中西部農村的特殊招生，也有助於他們獲得到精英大學接受教育的機會。

但是，「從長遠的教育來看，不平等和分化主要是在上大學前的教育。」吳曉剛說，「基礎教育和中等教育中，貫徹公平正義的原則更為重要。」

不同層次大學的學生獲得的人力資本有所差異，除此之外，差異還可能體現在政治資本上。從接受大學教育到成為精英（尤其是管理精英），黨員地位有著重要的作用，因此該研究還分析了影響大學生黨員地位獲得、入黨意願的因素。結果表明，精英大學的學生更有可能成為黨員，其入黨幾率為非「211大學」學生的2.6倍。吳曉剛認為這和黨的招募政策有關，黨的招募活動重點在精英大學。「如果精英大學的學生申請入黨，他們獲得接受的機會更高。」吳曉剛說。

但與此同時，精英大學學生的入黨意願卻比非「211大學」的學生低，幾率只有後者的62.8%。吳曉剛分析這可能是因為入黨具有一定功利性，「那些有其它機會和選擇的人（如出國、成為專業精英、進外企業），自然在這方面的興趣就相對不大，偏好也不強」。已有的研究也表明，近年來大學生入黨主要基於個人的功利主義考量，而非受黨的意識形態感召。

吳曉剛在文章中強調，研究指出的家庭背景等因素對進入不同層次大學的影響還並不能解釋為因果效應，因為還有其他因素與家庭背景、是否進入重點高中、是否享受高考招生特殊政策相關，如個體的非認知能力。忽略了這些因素的作用，可能會導致忽略變數偏差（Omitted Variables Bias）。

研究者簡介

吳曉剛：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教授，應用社會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密歇根大學人口研究中心成員。研究興趣包括社會分層與流動，教育與勞動力市場、社會調查與定量研究方法。

參考文獻：

1. Walder, A. G. (1995). Career mobility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ord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09-328.

2. Wu, X. (2010). Economic transition, school expansion and educat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 1990–2000.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28(1), 91-108.

3. 吳愈曉. 2013. 中國城鄉居民的教育機會不平等及其演變（1978 - 2008）[J]. 中國社會科學(3): 4 - 21.

4. 吳曉剛. 2016. 中國當代的高等教育、精英形成與社會分層[J].社會(3): 3 -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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