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爾德和陳冠希，有什麼共同點？

十九世紀的劇作家王爾德之於倫敦，正如當年的哥哥張國榮之於香港，是 Gay Icon 一般的存在。然而，盛名之下的王爾德，卻最終因為同性戀被判刑。巨星的隕落，真的僅僅因為他的性取向嗎？

作者：政見觀察員 林知陽

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故事。

傳奇作家奧斯卡 ? 王爾德被後人廣為傳頌的，除了童話《快樂王子》、小說《道林格雷的畫像》和一系列尖刻辛辣的戲劇之外，還有他作為著名毒舌段子手的身份——

「上帝造人的時候，可能略微高估了他自己的能力。」

「美比善好，但善比丑好。」

「當我年輕時，以為金錢是生命中最寶貴的東西。一直到我老了，我才發現，它還真是。」

段子手先生名動倫敦時，家喻戶曉的不僅是他的文筆，還有他與一眾情人們 （男） 剪不斷、理還亂的曖昧關係。不論在作品裡，還是在公眾形象中，王爾德都沒有刻意掩飾自己對同性的傾慕。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這似乎絲毫沒有影響倫敦人對王爾德的喜愛。

但從一場很快被撤訴的審判開始，王爾德的公眾形象因性取向一落千丈，間接導致了他最後的刑事審判。事發之後甚至連他廣受好評的作品，也被視為極度腐化的代表。5 年後，窮困潦倒的王爾德，客死巴黎阿爾薩斯酒店的 16 號房間里，終年 46 歲。

醜聞：王爾德的 「滑鐵盧」

王爾德令人唏噓的經歷，不只是保守與歧視所帶來的悲劇。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的 Ari Adut 在研究相關史料時，發現了一個甚少有人提及的問題：

這位傳奇劇作家，並非是在一夜之間曝光性取向的。換句話說，王爾德還是那個王爾德 （對，就是那個言行大膽的基佬），可為什麼公眾對他的評價，會因一場沒有敗訴的審判陡然轉變呢？

在 Ari Adut 看來，以傳統的功能主義和理性選擇來解釋公眾對王爾德性向截然相反的評價，顯然是不夠的。在這一事件中，也並沒有什麼劇烈的外部因素來解釋人們急轉直下的態度。所以要想理解這一轉折，必須從另外一個概念說起。

Adut 認為，王爾德之所以成為眾矢之的，是因為公開審判使他的性取向變成了一樁 「醜聞」（Scandal）。

如果靜態地理解 「醜聞」，那麼它是 「不道德行為被曝光且招致公眾反應」 的事件。不過 「醜聞」 這個概念是相對的，它是在有限範圍內由集體劃定的敘述，其邊界是模糊的，沒有一條金線可以界定。此外，醜聞離不開觀眾，它讓遵循特定社會規範的觀眾感到被冒犯和難以接受。

用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警察這個群體中出了一個犯罪分子，會被民眾視為醜聞；那麼犯罪團伙里出一名警察呢？在有限的範圍內，比如在犯罪分子的圈子裡，這同樣會被視為醜聞。

Adut 指出，「醜聞」 其實是一個違規行為 (transgression) 被破壞性地公開化的過程。它有兩個直接的後果：群體污染 （contamination） 和規則挑釁 （provokation）。而王爾德的悲劇，恰恰是性取向被破壞性地公開化後所導致的。

同性戀：維多利亞時代的暗流

在維多利亞時代，男同性戀、女同性戀、肛交行為等多在暗處涌動，鮮見於報章和公開場合。甚至偶然說起，也會被稱為 「不可提及之事」。民眾對同性戀行為避而不談，唯恐過分曝光會使其正常化。官方把大部分時間和精力花在了 「不要把同性戀行為公開化」 上，而不是同性戀行為本身上。

遮掩到何種地步呢？1889 年，一座提供男性服務人員的妓院不小心被曝光，其主顧不乏達官貴人。但法官判定，曝光此案會教壞群眾，最後壓下來，只輕判了兩人。

作個穿越時空的類比，彼時的王爾德之於倫敦，就如此時的黃偉文之於香港、蔡康永之於台灣、Elton John 之於英國。而當時王爾德與加拿大記者 Robert Ross 和 Alfred Douglas 爵士的緋聞，雖然被上流社會議論紛紛，但卻都局限於私域。一方面，公開譴責王爾德會使整個上流圈子蒙羞；另一方面，以王爾德在社交界的地位，誰都不敢得罪他。而圈外不明就裡的中產階級，也一貫對王爾德的私生活保持緘默。

好景不長。以性格暴躁、無神論支持者著稱的 John Douglas 侯爵——即王爾德情人 Alfred Douglas 爵士的父親——正式向王爾德發難。在勸兒子與王爾德斷交未果之後，John Douglas 直接跑到王爾德常駐的俱樂部，給他留下了一張卡片——「致犯下雞姦罪的王爾德」。王爾德的性取向，一下被推至風口浪尖。深感 「紙包不住火」 的王爾德，在伯爵情人的慫恿下，決定先發制人，以誹謗罪把侯爵告上法庭。

曝光：公共討論的邏輯轉換

這正是王爾德由盛而衰的轉折點。審判的結果為何並不重要，但是構成 「醜聞」 的要素已經齊備：違規、破壞性、突然被公開化。在這種情況下，著名劇作家的同性戀情，也正式從私人領域轉向公共領域。觀眾此時所介意的，不是同性行為究竟是不是罪大惡極，而是這件事在公共領域 「看起來」 的樣子——著名男劇作家竟然在光天化日與男人行苟且之事！

當同性戀從幽暗角落暴露在陽光之下，公眾自然調動起了另一套公共領域的討論邏輯——從私下獵奇八卦緋聞，變成對王爾德無恥行徑的譴責批判。隨著 John Douglas 侯爵對王爾德同性戀行為的公開批判，公眾的反對呼聲也越來越大。但驕傲的王爾德，依然在自負地輸出段子。

當他被質疑曾經的金句 「『惡』 是好人用來解釋那些難以言喻的愛慕」 是否在暗示他的性取向時，王爾德含糊其辭：「我認為我說的東西大部分都不是真的。」 但這一次，他的抖機靈不再受到倫敦觀眾的歡迎。他沒有明白的是，他在庭上種種對抗性的姿態，都在為這個不斷膨脹的醜聞增加新的破壞性，從而進一步點燃觀眾怒火。

雖然王爾德最終撤訴，但事情已一發不可收拾。陷在醜聞漩渦中心的王爾德，此時已經不單純是一個同性戀者，而變成了一個公開違規卻不知悔改、不斷挑釁社會規訓的人 （相較而言，十幾年後，王爾德舊情人 Robert Ross 受審，則用低姿態全身而退）。醜聞所帶來的群體污染 （王爾德混跡的上流社會被牽扯其中） 和規則挑釁已無法挽回，而人們眼中的才子瞬間跌落成人人喊打的罪犯。此後兩次針對王爾德的刑事審判，牢牢地坐實了這一結果。

道德：鞏固社會規訓的掩護

透過王爾德個人悲劇得出的 「醜聞」 理論，為理解當今社會提供了一個新角度：社會規訓並不是板上釘釘，它可以被理解成一種情境中的互動與表演。倫敦人還是那些個倫敦人，王爾德還是那個王爾德，但人們對於違規行為的態度，卻因為事件被破壞性地公開在眼前而截然不同。這些反應，又進一步鞏固了社會規訓。

王爾德的驚天醜聞是十九世紀的故事，但今天我們如果翻開娛樂八卦，不難發現，身邊遍地是私人違規行為被破壞性公開所造成的 「醜聞」。而我們，也會有意無意樂此不疲地在公共領域扮演社會的規訓者：

「XXX 拍艷照雖然你情我願，但是公眾人物影響這麼大，就是不好！」

「XXX 是同性戀？我不反對同性戀，但是私底下做就好了嘛，幹嘛拿出來講？」

「XXX 離婚了？肯定是那誰出軌了。打小三！打小三！」

……

而機智如王爾德，早就為這樣一幅牆倒眾人推的景象準備好了段子：

「道德，無非是我們為討厭的人準備的態度罷了。」

一語成讖。

參考文獻Adut, A. (2005). A theory of scandal: Victorians, homosexuality, and the fall of Oscar Wild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1(1), 213–248.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