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的巨大吸引力是怎麼來的

讀托尼?朱特的《思慮20世紀》，不是讚歎其睿智，就是讚歎其幽默。第一秒你想會心（或者邪魅）一笑，第二秒你就笑不出來了，他用幽默的方式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過去的時代中，那些迷狂的幻覺和身在廬山中的盲目，以及它們所掩蓋的種種謬誤。想到這些謬誤及其後果之可怕，便笑不出來。

托尼?朱特說到馬克思及馬克思主義（及之後的列寧、俄國革命），認為馬克思是個法國政治小冊子作家的模仿者、英國古典經濟學的二流評論家，他是某種重複和綜合，但使其收穫了一個多世紀的知識分子、工人、政治機會主義者和社會活動家追隨的，是什麼呢？

托尼·朱特談馬克思及馬克思主義

選自 / 《思慮20世紀》

文 / 托尼·朱特 蒂西莫·斯奈德

譯 / 蘇光恩

朱特：馬克思主義是歐洲激進思想的深層結構。馬克思沒有完全意識到的是，他自己便綜合了19世紀早期的許多社會批判和經濟思想的潮流，例如，他既是法國政治小冊子作家的模仿者，也是英國古典經濟學的二流評論家。因此，這位黑格爾形而上學的德國學生留給歐洲左派的僅僅是這樣一種遺產，它相容於當地的激進傳統，並提供了一個能夠超越這些傳統的故事。

比如在英國，通過堅持一種以資本主義的破壞性創造力和它給人類帶來的災難為核心的敘事，18世紀激進工匠或失地農民的道德經濟（moral economy)便直接給馬克思主義提供了原料。和在馬克思主義那裡一樣，我們在這裡所遇到的是一個有關我們或許能夠重新尋回的失落世界的故事。當然，更早的（和道德化的）版本——比如在理查德·柯貝特（Richard Cobbett）的筆下——強調的是破壞，尤其是人類關係的腐化；而馬克思則將這種破壞轉變成了優點，在他看來，一種更高的人類經驗形態可以從資本主義的廢墟中出現。至少在這一點上，馬克思的末世論本身不過是早期工業化所帶來的深切失落感和混亂感的一種附加物。因此，馬克思自己並不知道，他提供了一個人們得以描述和辨認那個已經講述多時的故事的樣板。這是馬克思主義吸引力的一個來源。如果它的情感根源還沒有被呈現出來，那麼對資本主義機理的某種錯誤論述和對未來結果的保證——人們對之所知甚少——本身便不足以在一個多世紀以來讓四大洲的知識分子、工人、政治機會主義者和社會活動家為之神往。

斯奈德：但這事實上是黑格爾的魔力，不是嗎，托尼？因為按你所說的，馬克思其實是將一種本質上保守的觀點，一種關於過去的精神理念跟那種辯證法——對我們有害的東西實際上對我們有益——結合在了一起。例如，不妨想想恩格斯關於家庭的論述，以及馬克思關於被財產權敗壞之前的人性的理念：你在這裡能夠看到關於史前或非歷史的過去中人類之正直與和諧的描述，這種單純即使在今天仍能給人類以警醒。通過黑格爾的辯證法，懷舊之情跟那種接受並歡迎一切毀滅美好過往的東西的態度結合在了一起。你可以擁抱城市，也可以擁抱工廠：它們都代表了那種創造性的破壞。資本主義可能看上去在壓迫我們，異化我們，而且必定讓我們貧窮，但即便如此，它仍有其自身的魅力，而且也是一項客觀的成就，當我們恢復自己天性之時便能加以利用。

朱特：要記得，這在辯證法的交鋒中給了馬克思主義者獨特的優勢。對那些堅信天不負人的自由主義者和進步論者來說，馬克思提供了一個關於苦難與喪失、墮落與毀滅的強有力的敘事。但對於那些贊同這一敘事並堅持過去之優越性的保守主義者，馬克思顯然會給予蔑視：不管這些變化在中期看來多麼令人厭惡，它們都是我們為一個更美好的未來所付出的必要的、無論如何都難以避免的代價。它們就是這樣，但這是值得的。

斯奈德：馬克思主義的吸引力也跟基督教和達爾文主義這兩者都有關係：到19世紀的最後幾年，它們都以不同的方式為哲學和政治上的情緒所壓倒。我認為我們都會同意，社會主義者將它們拋棄只是為了以不同的方式來重塑它們。想一想基督教和基督受難所被賦予的意義：我們在這個不完美的塵世中的目的只是等候來世的救贖。而對達爾文的普及者（和那些使他庸俗化的人，這包括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來說，他們堅信演進不僅跟某種政治變革相容，並且堅持要求這種變革——物種一出現，競爭便隨之而來。生命跟自然一樣是十分血腥的、弱肉強食的，而物種（正如階級）的滅絕既是道德的，也是科學的。這導致了更優良物種的出現，從而最終造成了我們今天的局面，而這是最完美的結果。

朱特：到了20世紀初，恩格斯的解釋要有影響得多。恩格斯比馬克思多活了13年，這時間足夠他將自己的解讀植入到通行的馬克思主義文本當中。他的寫作比他的朋友更清晰。而且他有幸剛好在科普思想進入政治和教育主流之後從事寫作，而這一變化得益於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等人。比如，恩格斯的《社會主義 ：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能夠為任何一個受過教育的14歲男孩所理解。但這顯然也是問題所在。恩格斯對19世紀進化論的任意刪改使達爾文淪為了一個日常生活中的警示故事。馬克思主義如今成了一個無所不包的故事：它不再是某種政治敘事、經濟分析甚或社會批評，而幾乎成了一種宇宙論。

在其原初形式中，馬克思的「新宗教」有一個終極目的，一個使整個故事都得其意義的終點 ：它清楚它要去向哪裡。到了恩格斯手裡，它被壓縮成一個簡單的本體論：生命與歷史來自它們所來，去向它們所必去，但即使它們存在一種可以辨認的意義，那也肯定不是源自它們的未來前景。在這一點上——儘管他有許多優點——恩格斯類似於赫伯特·斯賓塞：他的機械論，其主張中過分的雄心勃勃，他視野的無所不包，以及將各類不相匹配的材料拼接成一個能夠適用於一切的故事，從鐘錶的歷史到手指的生理學，概莫能外。這一萬能的解釋被證明是極有用的 ：它能夠理解一切，同時又能將教士精英的排他解釋權給正當化。沒有它，列寧那獨特的政黨模式將是不可想像的。但正出於這一原因，我們可以將唯物辯證法的荒謬之處歸咎於恩格斯。

斯奈德：讓我們回到你之前所說的，馬克思主義在天主教國家中比在新教國家中更能引起共鳴，這是因為它們各自宗教儀式上的差別，這些儀式涉及人們如何運用這些語言，以及在什麼樣的背景下運用這些語言。我們能否用這種說法來解釋猶太教和它跟激進政治之間的聯繫？

朱特：馬克思主義是一種世俗信仰，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但問題在於，它所沿襲的是哪一種信仰？這並非總是那麼清楚。它包含了大量傳統的基督教末世論：人的墮落、彌賽亞、他的受難和代人贖罪、救贖、再生等等。也有一些猶太教的成分，但更多是在其風格而非實質上。在馬克思和後來的一些更為有趣的馬克思主義者（羅莎·盧森堡，或許還可以算上萊昂·布魯姆）那裡——以及毫無疑問在《新時代》所主導的冗長的德國社會主義論爭中——我們能夠輕鬆地辨認出各色的pilpul，即那種居於拉比裁斷與傳統猶太道德說教和講故事的核心的玩笑恣肆辯證法。

如果你願意，不妨想想這些範疇的高明之處 ：馬克思主義的解釋藉此可以相互顛倒、置換，使得現在之是非未來之是，而過去之是則換了新顏。破壞是創造性的，而保護則成了破壞性的。偉大將變為渺小，而當前的真理註定要作為過去的幻想而萎謝。當我跟那些自己研究過馬克思甚至寫過關於他的文章的人，提到他的意圖和傳承中如此明顯的這些方面時，他們常常會感到不快。他們往往是猶太人，在我強調馬克思自身的猶太背景時，他們會變得局促不安，像是有人提到了他們的家事。

這讓我想起了豪爾赫·森普倫的回憶錄《多麼漂亮的星期日》中的一個場景。在他們全家被驅逐出西班牙之後，他在20歲時加入了法國抵抗運動，隨後作為一名共產黨員遭到逮捕。他被送到了布痕瓦爾德，在那裡得到一名德國老共產黨員的庇護——這無疑解釋了他為何能幸免於難。有一次森普倫向這位長者求教什麼是「辯證法」，得到的回答是「C』est l』art et lamanière de toujours retomber sur ses pattes, mon vieux」——總會讓你逢凶化吉的藝術和技巧。這跟拉比的修辭是一致的 ：讓你逢凶化吉的藝術和技巧——尤其是藝術——有著牢靠的權威和說服力。成為一名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意味著心甘情願地接受自身的無根狀態，尤其是宗教根基的喪失，同時依附於——即便僅僅是一知半解地——某種風格的推理，而這種推理對每一位希伯來語學校的學生來說是再熟悉不過的。

斯奈德：人們忘記了，在沙皇俄國，猶太社會主義者比其他人更早且更好地組織了起來。實際上崩得很早就出現了，並一度讓創建一個俄國政黨的嘗試相形見絀。事實上為了明確其自身的位置，列寧不得不將他的追隨者跟崩得分開——這場分裂比更著名的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之間的分裂更為重要。你如何看待列寧在這一代人、這一環境和第二國際中的作用？

朱特：俄國人在第二國際中的出現著實讓人不安，第二國際是由許多馬克思主義政黨彙集而成，比起俄國激進分子在沙皇專制制度中的表現，這些政黨通常能更好地融入各國的政治體制。加入資產階級政府的問題在「一戰」前夕是第二國際中最重要的議題，但一個專制帝國的臣民對此毫無興趣。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自身，在唯物主義的、德國式的社會民主黨多數——以年長的普列漢諾夫（Plekhanov）為代表——和由年輕的列寧領導的少數激進分子之間產生了深刻的分化。你仔細想想就會發現，這是所有威權社會的敵對者之間一種慣有和常見的分化：分化的雙方分別是那些願意對威權統治者的些許改革抱有善意的人，和那些視這種改革為所有人的最大威脅的人——後者削弱和分化各方力量，以尋求更為激進的變革。

通過借鑒馬克思主義，列寧重新闡釋、修正和復活了俄國本土的革命傳統。在上一代，革命的斯拉夫派沉浸在一種愉悅的想法之中，即存在一個獨特的俄國故事，這個國家裡的任何激進行動都會有一種特有的俄國軌跡。他們中的一些人支持恐怖主義，將其作為一種破壞專制的同時又保留俄國社會獨特性的方式。儘管列寧對俄國長期存在的激進主義遺產——比如革命行動、虛無主義和暗殺等等——缺乏耐心，但他仍然強調了主觀行動的重要性。不過他的唯意志論得到了一種馬克思主義關於革命將臨的看法的武裝。

但列寧對俄國的社會民主黨人也不屑一顧，儘管後者跟他一樣厭惡無意義的暴力。在俄國傳統中，斯拉夫派的對手是西化派，後者本質上相信，俄國的問題在於它的落後。俄國並沒有什麼獨特性，俄國人的目標應當是將國家推到發展的道路上，這條路已經由更西邊的歐洲國家鋪設好了。西化派也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他們從馬克思和政治演進論者那裡推斷出，在西方已經發生和將要發生的一切都是最早的，形式上也更為純粹。資本主義、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革命都首先發生在發達國家；它們在俄國會出現得更慢，也更晚，但值得為之等待——這一態度讓列寧頗為不屑。因此，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人最終將一種西方的分析跟傳統的俄國激進主義結合在了一起。

這在過去常被認為是理論才華的展現，但我不太同意。列寧是個一流的謀略家，但僅此而已，而在第二國際中，除非你有理論上的建樹，否則不可能成為重要人物，也正因為如此，列寧將自己描繪成一個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天才，並得到了他的崇拜者的大肆宣揚。

斯奈德：我想知道，列寧的成功是否也跟他對未來的某種大膽無畏有關。列寧將馬克思看作是一名決定論者，一位歷史的科學家。那個時代更為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安東尼奧·拉布里奧拉（Antonio Labriola）、斯坦尼斯瓦夫·布若佐夫斯基（Stanis?aw Brzozowski）和捷爾吉·盧卡奇（Gy?rgy Lukács）——則拒絕仿效（儘管盧卡奇後來改變了主意）。但在這一方面，列寧的看法是恩格斯之後的主導性解釋。

列寧接著認為，「歷史的科學家」不僅可以觀察實驗，而且為了推進實驗還可以干預它。畢竟，如果我們已經事先知道了結果，為何不能更快地到達那兒呢，尤其是當我們特別渴望這些結果時。另一方面，對這一宏大理念的信仰也使你對其他渺小、瑣碎和乏味的事實的當下意義抱有了信心。

這反過來對康德主義形式的馬克思主義也產生了不利影響，後者在當時仍流傳甚廣：它試圖為馬克思主義賦予其自身的、自足的倫理。對列寧而言，倫理只是事後的解釋工具。些許的謊言、輕微的欺騙、微不足道的背叛和偶爾的偽飾都將根據後來的結果而具有意義，並將因此變得在道德上可被接受。而對這些細枝末節有效的終將同樣適用於那些重要的事物。

朱特：你甚至無須對未來抱有信心。問題是，原則上你究竟是同意以未來的名義償清代價，還是你相信應當現時現報。我們可以在後果問題上進一步區分兩類人，一類是那些對自身或他人的利益進行過深思熟慮的人，另一類則是那些做了這樣的估量並毫不在意地將其強加於他人的人。我願意為了一個未知但可能更好的未來而忍受現在是一回事，但以同一個無法證實的假說為名證明他人的苦難是正當的，則完全是另一回事。在我看來，這正是20世紀智識上的罪孽所在 ：以你所認為的他人之未來為名，對他們的命運做出裁決，你可能不會對這個未來有任何投入，但你宣稱自己對之具有獨一無二的完美知識。

《思慮20世紀：托尼·朱特思想自傳》

[美]托尼·朱特 蒂莫西·斯奈德 著

蘇光恩 譯

三輝圖書/中信出版集團，2016年3月

「托尼·朱特」

著名歷史學家，以其對歐洲問題和歐洲思想的深入研究而聞名於世，被稱為「知識分子中的知識分子」。 2009年，以其卓越的「智慧、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氣」獲得奧威爾終身成就獎。最負盛名的作品《戰後歐洲史》被譽為「關於戰後歐洲歷史的最佳著作」「短時間內無法超越的偉大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