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有錢越摳門？只在經濟不平等的時候如此

編者按：

摳門，是很多人對富人的印象，然而這並不全面。最近的一項研究發現，富人僅在貧富差距懸殊的地區比較摳門；在那些平等的地區，他們甚至比窮人更加慷慨大方。

編譯 | 華夏

責編 | 陳曉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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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在文學作品中有一個深入人心的刻板形象：一毛不拔、自私自利的歐也妮·葛朗台。在我們的日常閑聊中，金錢常常與道德敗壞聯繫在一起，被視為一種腐蝕的力量。個人財富取得巨大成功的精英，同時也是正人君子的希望渺茫。相關的心理學研究甚至也把富人描繪成了冷血自私的一群人：在實驗中，高收入個體會傾向於從小孩那裡拿走更多的糖、對癌症患者的同情程度更低、不願幫助遇到困難的人等。這就是俗話所說的，為富，不仁。

然而，真的是這樣嗎？

多倫多大學的斯蒂芬尼·科特（Stéphane C?té）、朱利安·豪斯（Julian House）及斯坦福大學的羅·維勒（Robb Willer）等研究人員通過實證研究發現，高收入個體僅僅在經濟高度不平等的的地區中才比窮人吝嗇。換言之，在經濟較為平等的地方，富人比窮人更加慷慨。這一結果發表在2015年12月的《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NAS）。

研究人員認為，經濟不平等的程度，或者說，財富集中在小部分人手中的程度，是影響富人更加慷慨還是更加吝嗇的關鍵宏觀因素。為了驗證這一想法，科研人員對全美各州1498名居民展開調研，比較不同貧富差距程度的地區、不同收入個體的慷慨程度。

研究人員使用基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s）來衡量收入不均的程度。基尼係數為0時表示絕對平等，即所有人的收入相同。基尼係數為1的時候表示絕對不平等，即所有的收入被一個人所得，其他人則為零收入。

而對調查對象的慷慨程度的測量則基於一個行為測試：獨裁者遊戲（the dictator game)。參加調查的人被告知，他們將被隨機指定為決定人，並得到十張彩票，每張彩票將可能贏得10美元或者500美元（兩種彩票在總的彩票中各佔一半）。作為決定人，他們可決定將一部分彩票轉交給下一個參加者，這位參加者本身沒有任何彩票。決定人知道，下一位參加者可能來自全國任何一個地方，決定人不可能遇到施捨對象，獲得回報，故而他們的施捨行為將有損害自己的利益，減少了自己贏錢的可能性。同時，彩票的獎金池子是固定的，也就是說遊戲中人們能夠獲得的總獎金是一固定的，決定人的施捨行為並不會為他們帶來別的好處。

不過，「獨裁者遊戲」真的有效嗎？畢竟，受試人身處實驗室環境，與在實際生活中做決定的環境大不相同；他們分配的獎券並非自己辛苦所得，因此可能更願意捐贈；他們也很有可能產生討好研究人員的心理（experimenter demand effect），從而傾向於更多地捐贈自己的彩票。蘇黎世大學研究人員Matthias Benz 和美聯儲波士頓研究中心的經濟學家 Stephan Meier通過對比蘇黎世大學新生在入學繳費時是否對本校的兩項獎學金進行捐獻以及他們在實驗室中的假想捐獻情況，發現真實情況和實驗情況中，人們的捐獻狀況一致。這個實驗說明，獨裁者遊戲能夠很好反映人們的實際捐獻願望。

研究人員對獨裁者遊戲中的捐贈和所有個體的收入進行了線性回歸分析，結果表明，捐贈和收入之間並沒有總體相關性。這意味著高收入個體並不一定比低收入個體更加吝嗇。

圖1：縱軸表示參與者捐出的彩票數。藍色虛線代表經濟較平等的州（懷俄明州）其個體家庭收入和慷慨度的關係。灰色虛線代表平均經濟平等水平的地區其個體家庭收入和慷慨度的關係。紅線代表經濟最不平等的地區（哥倫比亞特區）其個體家庭收入和慷慨度的關係。

然而，如果將經濟不平等的因素也納入考量，慷慨程度和收入之間的線性關係立即顯示出來。如圖1所示，在經濟最不平等的地區，收入高低和慷慨程度負相關；在經濟最平等的地區，收入高低和慷慨程度正相關。同時，根據回歸曲線的估計，當基尼係數高於0.485時，負相關出現。當基尼係數低於0.454時，正相關顯著。

為了驗證這個結果的穩定性，研究人員一一控制了和收入相關的個體因素，如年齡，性別，種族，教育程度，僱傭狀態，婚姻狀態，宗教信仰，政治傾向，以及獎金總額的大小；同時也控制了和不平等程度有關的社會因素，如收入中位數，人口，市區人口比例，年齡分布，種族分布，性別分布等。之後的測試結果表明，收入和經濟不平等之間的關係仍然顯著。

要注意的是，這項調研並不能給出因果性。比如說，可能存在選擇效應（selection effect），即那些高收入又慷慨的人士遷居到了經濟水平比較平等的州，因為這些地方更加均等的社會收入分配狀況和他們的公益傾向吻合。為了證明經濟不平等和慷慨程度的因果性，研究人員做了一個實驗。

研究人員從亞馬遜土耳其機器人（Amazon Mechanical Turk Workers）招募來704名受試者。受試者被隨機分成了兩組（這意味著兩個實驗組的成員特性沒有統計上的區別），然後各觀看了一幅描述他們自己所在州貧富差距狀況的餅圖。第一組看到的是貧富差距較高的數據統計，第二組看到的是低貧富差距狀況。換言之，兩組參與人員看到的都不是他們所在地區的實際貧富差距狀況。觀看完畢之後，參與人員將對他們所在地區的貧富差距狀況做一個描述。實驗表面，那些看到高貧富差距餅圖的人普遍也將自己所在地的貧富差距描述得較高。另一組人則相反。隨後，如同之前的調研，受試者參與「獨裁者遊戲」，考慮他們要把多少彩票送給下一位受試者。

圖2：縱軸表示參與者捐出的彩票數。紅線表示經濟被描述為不平等的小組其個體家庭收入和慷慨度的關係。藍線表示經濟被描述為平等的小組其個體家庭收入和慷慨度的關係。

如圖2所示，在經濟不平等被描述得相對更高的實驗組中，高收入個體比低收入個體更加吝嗇。在經濟不平等被描述得相對更低的實驗組中，收入水平和慷慨程度之間沒有顯著關聯。

也即是說，高收入個體的慷慨程度隨著他們對貧富懸殊程度的感知而變化。如果他們相信自己生活在一個更平等的地方，他們會更加慷慨。這裡的704名受試人員在統計上並沒有差異，他們僅僅因為對自己所在地的貧富差距狀況的認知，便產生了不同的慷慨傾向。因此，通過這個實驗，我們便更加確認，正是社會貧富差距狀況，導致了人們慷慨度的變化。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目前，研究人員還只有一個猜想。

很可能，在財富分配不均的地區，富人往往認為他們比普羅大眾更加優越。當人們開始居高臨下地與他人比較時，他們會天經地義地認為自己更加重要，更多的財富是他們應得的。此外，在經濟不平等的地區，窮人的生活明顯更凄慘，沒有經濟地位的痛苦更加刺眼，故而富人會因擔憂失去自己的特權地位而拒絕分享自己的資源。同時，當富人生活在貧富差距懸殊的地區時，他們會傾向於將自己的經濟優勢正義化。尤其是在美國那些經濟嚴重不平等的地區，高收入個體會更傾向於認為，只有努力工作才是財富的正當來源。這些人很可能因此拒絕捐出他們的資源。

如果這一結論站得住腳，不平等的經濟地位實際上減少了富人做慈善的動力，因此，糾正貧富不均不能按照傳統的看法，依靠富人的慈善行為，需要更多有效、多樣化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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