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量才和他的《申報》給新聞人什麼啟示？

01-25

從史量才接手申報以來的經歷來談談新聞學方面的啟示吧。

這是我很久以前上《中國新聞史》這門課的時候寫的作業，發上來做參考吧，僅作參考，如有不同意見，可以忽略。史氏之直，肇自子魚；子承其流，奮筆不紆 ——論報人的擔當與獨立

周光明老師曾在課堂上花費數小時來講述史量才時期的《申報》，史量才苦心經營的時期，也正是《申報》最輝煌的時期，並在此期間奠定了它作為近代中國大報的地位。

尤其很佩服史量才「辦報治史」的那份擔當與獨立。

首先是他的擔當精神。回顧中國的近代史，但凡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都很強的歷史責任感，都有一個救國夢，正如史量才一樣，自己辦校是實業救國，跟隨張謇是立憲救國，最後他在《申報》上找到了自己的天地，從而辦報救國。這種擔當精神體現在他辦報的過程中，就成了史家精神。他要求報社全體同仁必須「以史自役」，使報紙所做的記載一定要真實、客觀和公正。他說：「日報者，屬於史部，而更為超於史部之刊物也。歷史記載往事，日報則與時推遷，非徒事記載而且也，又必評論之，剖析之，使讀者懲前必毖後身擇益而相從。」其實，首倡「史家精神」的並不是他，1902年，梁啟超在《警告我同業諸君》就已經提到了，梁啟超也是近代中國傑出的報人，後來史量才繼承且秉持了這種精神。

正是本著這種「史家辦報」的方針，《申報》儘力全面、詳盡、真實地記載每天發生的國內外重大事件，重要的文件、條約、資料，無不刊載。但是，全面、詳盡、真實地記錄國內外大事，這是需要高度的勇氣的。決心以「史部」自比的《申報》，在史量才主持下，不畏艱險，記下了革命與反動兩種勢力一次次血戰的實錄。為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命運大聲疾呼、慷慨陳詞。正是這種憂國憂民的精神、秉筆直書的行動，遭到了當局的怨恨，蔣介石政府曾多次限制《申報》的出版發行。1934年11月，軍統特務秉承蔣介石的旨意，終於向史量才下毒手，射出了罪惡的子彈。

回顧他的史家思想，我們可以做以下思考。

史量才的史家精神，也可以理解為新聞專業主義，他讓媒體成為一種社會公器，秉著民主民本的思想，為民請命。史家精神強調秉筆直書，這就做到了客觀性新聞的要求；敢於評論，保持著新聞媒介的獨立性。在此之外，《申報》又憑藉著其雄厚的資本實力，全面詳細報道，這樣，才真正發揮媒介的傳播作用，記載事實，引導輿論，從而發揮監測環境與傳承社會遺產的功能。

新聞專業主義是一種獨立於任何權威之外的新聞從業理念，帶有一定的理想主義色彩和強烈反權威精神。反觀史量才的獨立辦報精神，可以用他的一句話來說明：「人有人格，報有報格，國有國格，三格不存，人將非人，報將非報，國將非國。」其獨立精神可見一斑。其實，史量才的這種獨立性具有很強烈的自由主義色彩，體現了一種西方資產階級的「言論獨立」的自由精神。另外，我還覺得獨立自由是發揮新聞專業主義最重要的基礎，正是如此，美國的憲法第一修正案才保障了美國新聞業的特殊地位。

自由與責任，是發揮媒體社會功能的雙翼。民國初年，新聞業欣欣向榮，那時民國政府剛剛成立，受「暫行報律」事件等諸多因素影響，國人揚起辦報高潮，政府的力量上不足以控制新聞業。但是越往後，政府對新聞業的控制就越嚴厲。在政府控制之下的新聞業，喪失了獨立自由，也就無法擔當起足夠的責任，因為新聞媒體無法發揮足夠的作用去彌補政府的過失。自史量才死後，中國新聞業界就再也沒有出現像他那樣的人了，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日趨專斷與衰落，也可以部分歸結於，新聞業對政府糾錯功能的喪失。

下面可以講述幾個關於新聞獨立作用的例子，其中，既有像史量才一樣的報人，發揮媒體的積極作用；也有媒體的消極例子。

第一個要講的是白修德。

前一段時間，馮小剛的電影《一九四二》熱映，電影所反映的歷史事件就是1942年的河南大饑荒。當時，在旱災與日軍侵略的雙重作用下，河南發生了嚴重的災荒，據後來的統計，死亡人數達300萬人。之所以如此嚴重，有其不可避免的自然原因，也有政府救濟不力的原因：河南省政府瞞報災情，政府對農民的大批征糧活動，官員的貪污等諸多因素。而對於後來政府補救性措施的實施，媒體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美國《時代》周刊。

白修德是當時美國《時代》周刊駐重慶記者，報道了河南的大災荒，其中兩篇《十萬火急大逃亡》與《等待收成》以英文版發表在《時代》周刊上，在美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正如電影《一九四二》中所展示的一樣，1943年3月，直到白修德將福爾曼（《泰晤士報》駐中國的著名記者）所拍攝的河南狗吃人的照片擺在蔣介石面前，他才承認了河南確實發生了大饑荒。那時《時代》周刊的文章已經發表，蔣介石被迫開始調查和賑災。但蔣介石為什麼會屈於一家美國媒體呢？這件事情還有一個背景，就是文章發表的時候，正值宋美齡訪美，訪美的目的是遊說美國政府支持並資助中國政府，這個報道使得美國民眾產生了憤怒。

在這個事件中，媒體發揮了積極而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白修德，作為一個駐中國的美國記者，懷著強烈的職業責任感，不畏懼政府權威，不囿於偏見，發揮自己的職業作用，推動了事件的解決。

但這件事不只是記者的責任問題，更深層的問題是，媒體的獨立所發揮的作用。正是因為白修德任職的《時代》周刊是一家美國媒體，獨立於中國政府之外，所以才發揮了它應有的作用。假如是一家受政府控制的中國媒體，沒有新聞獨立與自由，那又如何去發揮新聞媒體的作用呢?事實上也是如此，當時重慶《大公報》刊發記者張高峰採訪河南災區的文章，原題《飢餓的河南》，總編輯王芸生考慮到當時的新聞環境，改標題為《豫災實錄》（區區幾個字的標題都要改，可見新聞環境何其惡劣），即使這樣，《大公報》同樣被停刊三天，蔣介石親自下令整改。

可見新聞獨立之重要性。

另外的例子，則是新聞媒體的消極表現。典型的就是前蘇聯的報刊。幾十年來呈現在前蘇聯報刊上的蘇聯社會面貌是那樣美好，人民安居樂業，城鄉歌舞昇平。在蘇聯報刊上似乎也從來見不到民族衝突、農民鬧事、搶劫犯罪之類的消息。可是1991年寒冬季節，這個一貫歌舞昇平的國家居然牆倒樓塌般地迅速瓦解了，一個曾經的世界超級大國一夜之間就沒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人們不禁要問：幾十年來的蘇聯報刊有沒有真實地反映現實、紀錄歷史呢？西方新聞界以前總是揶揄說：「《消息報》上無消息，《真理報》上無真理」，現在看來此話也不無道理。

中國也有過類似的狀況。試想，大躍進時期，各地都在「放衛星」，「肥豬賽大象」、「畝產萬斤」的口號喊得滿天響，為什麼當時那麼多的中國人都信了呢？這其中當時的新聞媒體有推脫不了的責任，當時的中國人尤其是農民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所以對共產黨印在報紙上的油墨尤其信任，當時《人民日報》上的社論呼喊一聲，全國人民響應。可見，媒體若不獨立，非但發揮不了為政府糾錯的作用，反而會助惡，加重錯誤。

媒體具有強大的意識形態作用，所以歷來受到社會各種力量的重視以及來自社會各個方面的控制傾向，我們所希望的純粹的新聞獨立是不存在的，所以對於自由與獨立的追求是新聞業永恆的追求。史量才作為中國新聞業的先驅，以崇高的責任感，敢於挑戰權威，去追求新聞獨立與自由，甚至為此而獻出了自己的生命，這都值得後來人緬懷。

西方在描述新聞界的社會地位時，會用「Forth Estate」(第四等級)一詞，那是因為經典自由理論將新聞界視為公共利益的守護者和政府行為的「監察者」。西方一些學者也用這一詞來指新聞記者的特殊地位，它是無冕之王的又一說法。不過，理想很豐滿，現實卻很骨感，倒希望記者能夠成為「無冕之王」，手握傳媒權力，去鞭撻社會的缺陷。

史量才所開拓的史家精神，以及他所追求的報人的擔當與獨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今天的記者所需的一種信條，但這也依賴很多的條件，希望社會對此能給予更多包容度。比如，政府理性對待媒體，並以立法形式保護新聞業；媒體單位加強自身的經濟獨立，以減少商業控制；公眾媒介素養的提升等等。

史量才被刺身亡後，章太炎為其撰寫墓志銘，以「史氏之直，肇自子魚；子承其流，奮筆不紆」之語高度讚賞了他，希望後來者也能「以筆書史」吧！

參考資料：

《中國新聞傳播史稿》，吳廷俊，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7年

《中國新聞傳播史》，方漢奇，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

《南方周末》第一千五百零三期，文化板塊，2012年12月6日出版

《1942：河南大饑荒》，宋致新，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

《新聞與幻想——白修德傳》，喬伊斯.霍夫曼著，胡友珍譯，新華出版社，2001年

2012年12月16日寫

好好寫中新史的作業，不要整天只想著上知乎問答案。

史量才畢生追求的報人「秉筆直書」的擔當與獨立，與中華民族自古崇尚的史家修養異曲同工：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尊重客觀事實，不以主觀好惡影響對歷史客觀的真實反應。倘若沒有遠見卓識，便是非不分；如果沒有批判的創新精神，則無法會通古今、經世致用。在黑暗統治的動蕩時期，在外敵入侵的危難之際，即便史量才最終淪為了獨裁下的犧牲品，但為民喉舌、視死如歸的筆杆子必將比鎮壓人民的槍杆子更為有力。正如聞一多先生所言——人民的力量是要勝利的，真理是永遠存在的。

好像是經營方面的吧…方漢奇的那本中新史寫的很詳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