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亨利四世時，皇權與教權的鬥爭是怎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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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便求大佬介紹一下亨利四世的朝局，如果想要擊敗那些反叛諸侯該怎麼做？

謝邀，為了不被摺疊我先答一點，具體的之後進行闡述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需要先理解幾件事情:

1.在希爾德布蘭德之前，歐洲從未有過教權凌駕於皇權之上的教宗，哪怕是短時間的

2.亨利四世在其早年生活中是不親政而由其母攝政的

3.在神聖羅馬帝國的領土上，有大批收取了帝國土地而獲得一定權力的教士，他們和他們的土地從法理上說都是效忠於皇帝的

4.叛亂爆發時，並不是所有諸侯都齊心協力，或者聽命於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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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理解亨利四世時期教皇與皇帝的衝突，就不得不對當時的歷史背景進行粗略的研究。在亨利四世之前的皇帝是亨利三世，整個法蘭克尼亞王朝最偉大也是最有能力的君主。他在位期間對於教宗權力進行了很長時間的壓制(曾廢黜不聽命於他的格里高利六世)，此時的皇權地位也是遠遠高於教權的，然而就在這樣一位皇帝隕落後，亨利四世與教宗之間的關係顯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尤以前期為主。說起來這還不得不歸咎於亨利三世對克呂尼運動一定程度上的推動。

克呂尼運動始於10世紀中期，核心觀念由當時的克呂尼修道院院長提出，故以此命名。其觀念是針對德意志土地上教士們對於世俗權力的干涉，對於神權逐漸不那麼重視的態度，對於買賣聖職的反對。這種觀念無疑是為僧侶擺脫世俗控制，謀求獨立打下基礎。日後事實證明也的確如此。在當時的德意志，由於亨利三世廢黜了教宗，並宣布握有德意志領土上主教的敘任權，這種態度直接刺激了克呂尼派的各修道院，並讓獨立的思想在僧侶當中廣為傳播，但由於沒有一個實質性精神領袖的領導或教皇的支持，在亨利三世時期這一運動並未取得實質性成果。

說完了亨利三世時期埋下的禍端，現在來談談希爾德布蘭德之前的羅馬教廷。事實上由於亨利三世強大的軍隊和凌厲的作風，羅馬教廷一向是很服從的，但其內心並非如此。羅馬教廷已經有過多次內部會議，討論關於這方面的大致思路的謀略。但他們沒有能力，也沒有機會把已經豐滿的理論化作現實，直到教皇尼古拉二世時期，算是等到這個機會的來臨。此時，偉大的亨利已經去世，新的亨利還是個孩子且帝國由他的母親進行攝政。然而尼古拉二世是謹慎的，他擔心由於輕舉妄動惹惱了帝國並由此遭到軍事打擊或自己被廢黜，因此遲遲未頒布教令。直到1059年，在教士希爾德布蘭德的提醒之下，教宗猛然發現了帝國一片團結祥和下的真正面目:由於皇帝年幼，其母又無足夠的政治才能，德意志內部的大諸侯開始不那麼安分，個別甚至蠢蠢欲動。在這種情況下，尼古拉二世決定頒布教令，授權紅衣主教團進行對主教的選舉，得到了羅馬教士的贊同。在其於1061年卸任後，托斯卡納的主教安塞爾莫成為新的教宗，稱亞歷山大二世，這時希爾德布蘭德已經登上了教宗副手的位置，並對這一任教宗繼續施加影響。在希爾德布蘭德的建議下，亞歷山大二世宣布在德意志境內的教士獲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自由，這直接導致了科隆大主教對於亨利四世攝政之位的爭奪，並且取得了成功。因此在1073年亞歷山大二世去世之後，登上教宗位置的希爾德布蘭德，終於有機會在前面兩位教宗鋪墊好的基礎上，擊出對皇帝的狠狠一拳。

這個時候是公元1073年，我們來對比一下雙方狀況:

亨利四世:之前一直被攝政，掌握實權不久，尚不足以平貴族，安諸侯，更不用說獲取絕大多數諸侯充分的支持；國內薩克森發生暴亂，暫無對策；其本人對於羅馬和義大利的影響力幾乎為零。

格里高利七世:之前一直在利用兩位教宗進行鋪路；對教權的了解無比透徹；文筆好，能夠用文墨將上帝的旨意引進他的教令；對皇權毫無畏懼；在羅馬和義大利有著非常強的影響力，甚至在德意志境內的克呂尼派修道院中也有很大的權威。

對比完了之後我們就能發現，這很尷尬。

1073年，格里高利七世發布教令，規定僧侶不得從俗人手中獲取利潤，甚至是聖俸也不行，他們所擁有的一切也與世俗貴族無關。在這種情況下，德意志境內原本由僧侶掌管，由皇帝控制著的領土消失殆盡，它們的主人也從德意志轉移到了羅馬。這對帝國造成的稅收損失是無與倫比的。亨利四世怒火中燒之際，準備以自己先輩的方式去取得屬於自己的東西，作為有直屬貴族支持的他，本可以做到這一點。然而薩克森暴亂愈演愈烈，以至於軍隊難以抽出時間去回擊教宗。同時國內由於皇帝暴政埋下的矛盾種子也讓他不敢不防。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11世紀70年代，格里高利七世對於皇帝的打擊有多麼沉重。

亨利四世曾寫信給格里高利七世，叫他效忠，否則就罷免他。然而這個大膽的僧人援引各種文獻進行回擊，並重申教皇是上帝在人間的代理人，他有權利執行上帝的意志，並在後來宣稱教皇能夠罷免皇帝。亨利四世帝國內並未有研究法理和聖經如此出色的效忠者，因此文字上的反擊只能作罷。這種情況下，格里高利七世趁熱打鐵般地採取了下一步行動，他宣布對教皇施以破門律來打擊他，並規定時限。由此，整個歐洲目擊了最有力量的，最有權威的，最具有正統性的君主在卡諾莎如何淪為一個教皇的囚犯，如何對教皇跪地求饒以請求原諒。這對皇帝威嚴的損害是不可彌補的。

但亨利四世很好的扮演了一個歐洲版越王勾踐的形象，卧薪嘗膽最終得以報卡諾莎之仇。他先是在羅馬立了一位偽教皇，驅逐了格里高利七世。儘管羅馬人民起初不吃這一套，但在德意志鐵蹄踏在倫巴第時，他們不由得後悔並開始重新思考。於是這位不可一世的教皇被驅逐，不得已逃到南部的那不勒斯，後來再次逃亡，斃命於路上。

這件事看到這裡，可能會覺得亨利四世是最終的勝利者，其實不然。在他之前，沒有皇帝需要如此服從羅馬教宗，沒有皇帝曾對何人下跪過，沒有皇帝曾因為國內事務而不得不承認「教皇可以罷免皇帝」。儘管他勝利後改寫了規則，但它存在過，也就證明了它會再次出現。事實上也正是從這時候開始，之後的皇帝們與教廷的爭鬥就沒有停止過。無論是紅鬍子和亞歷山大三世，還是腓特烈二世和英諾森三世，皇帝們幾乎沒有得到過對教宗的征服或是完全的，不被侵染的，他們前輩所擁有的世俗權力。甚至巴巴羅薩也難逃此劫。

中世紀歐洲的「卡諾莎」之辱www.sohu.com

大概就是皇帝雖然一時受辱但最終還是反殺了。

敘任權鬥爭（Investiture Controversy）或敘任權爭奪（Investiture Contest）是中世紀歐洲最著名的重大衝突事件，矛盾的雙方是教會和世俗君主。在11和12世紀之際，數位教宗挑戰和指責西歐君主所握有對聖職的任命和授予權。雖然在此期間，最著名的事件是發生在1075年亨利四世與教宗格里高利七世之間爭奪任命教會聖職（敘任）而發生的鬥爭，但是短暫而重要的鬥爭卻是英格蘭國王亨利一世與教宗帕斯卡爾二世在1103年至1107年之間發生的教俗之爭，最終以倫敦條約結束雙方的爭執。同一時期的法蘭西國王也與教宗也因聖職任命和授予發生衝突，教宗與英格蘭和法蘭西國王的教俗衝突在整個主教敘任權事件中屬於次要事件。上述所有教俗衝突在1122年的沃爾姆斯宗教協定中全都得到解決。
伴隨著薩利安王朝的衰落，這場衝突導致了近50年的神聖羅馬帝國內戰，諸侯和教會聯手壓倒了皇帝並獲得了勝利，而王權的復興則要等到霍亨斯陶芬王朝登基以後才得以實現。
1075年，教宗格里高利七世在《教宗訓令》中聲明[1]羅馬教會是由天主獨自建立的；教宗權力（教宗教宗哲拉修一世的auctoritas（權威））是唯一的普世權力；特別是，於同年2月24-28日在拉特朗宮召開的大公會議[2]，詔令教宗獨自即可任命或免去教會人員之職，或將其從一個主教座位調到另一個。這個對中世紀早期的權力平衡帶有根本性的背離，在其他額我略改革之中，消滅了敘任——由神委派的最高統治者以世俗兼精神的權力之象徵任命教長的權利——的活動。此時，亨利四世不再是孩童，他對此種宣稱進行反擊，致信額我略七世，在信中他用以下毫不含糊的用語收回了他作為皇帝對額我略當教宗的支持：該信開頭即「亨利，非經篡權而乃由上帝聖授之國王，致希德伯蘭，此刻非教宗而乃偽隱修士」（Henry, king not through usurpation but through the holy ordination of God, to Hildebrand, at present not pope but false monk）。該信要求選舉一位新的教宗。信尾如下：
朕，亨利，上帝恩眷之國王，同朕全體主教，曉諭爾，下台，下台，而且永被詛咒。（I, Henry, king by the grace of God, with all of my Bishops, say to you, come down, come down, and be damned throughout the ages.）

當亨利四世任其專職司鐸（chaplain）為米蘭主教，而當時已有一位侯選人在羅馬被選中時，形勢變得更緊迫了。1076年，額我略的反應是絕罰國王，將其開除出教會，並罷免其德國國王之位。這是自公元4世紀後首次發生的國王被罷免事件。
貫徹這些聲明是一件難事，但優勢逐漸落在格里高利七世一方。德國貴族很高興聽到國王被罷免。他們利用宗教掩護作為借口以繼續自1075年第一次朗根薩爾察戰役開始的反叛，並圖奪取皇家保有地。貴族們主張地方對農民和財產的統治地位，建立要塞——這在過去是非法的，以及建立地方采邑制以保衛他們的自治權不受帝國剝奪。
因此，由於這些因素結合起來，亨利四世別無選擇只有後退，需要時間調動其部隊打擊叛亂。1077年，他行至義大利北部的卡諾莎覲見教宗，並以個人名義致歉。出於悔罪並重複他自己在第一次朗根薩爾察戰役之後對薩克森人的懲罰，他戲劇性地披了件剛毛襯衣並在數九寒冬赤腳立於雪中，這後來被稱為卡諾莎之行。格里高利解除了絕罰，但帝國的貴族們——其反叛被稱為大撒克遜起義——並不情願放棄他們的機會。他們選出了一位對立的國王，萊因費爾登的魯道夫。
亨利四世此後宣布克萊蒙特三世為教宗。1081年，魯道夫在與亨利的作戰中身亡，並於同年入侵羅馬以圖強行推翻格里高利七世並安插一位更友好的教宗。格里高利七世召來其同盟者們——諾曼人，1085年他們從帝國軍隊手中救下了教宗。諾曼人在此過程中洗劫了羅馬，而當羅馬市民們奮起反對格里高利時，他被迫與諾曼人一同逃往南部。他很快便在那裡去世。
敘任權鬥爭繼續了數十年，因為每位繼位的教宗都力圖通過挑起帝國內的叛亂以減少皇帝的權力。這些叛亂逐步成功。亨利四世在1106年去世後，由其子亨利五世繼位，這位新皇曾支持教宗反對其父，並曾使其父在臨終前聲明放棄其對立教宗的合法性。亨利五世也曾選了另一位對立教宗——格里高利八世，但他根據沃姆斯協約放棄了部分敘任權，並被教會重新接納且因此被正式承認為合法皇帝。
在亨利四世去世時，英格蘭國王亨利一世與教會也因敘任而捲入鬥爭，而其解決則為帝國最終解決該問題提供了模範。
征服者威廉在入侵時已經接受了來自教宗亞歷山大二世的教宗的旗幟和遙遠的祝福，但在取得圓滿成功後卻成功回絕了教宗的主張，即他必須按照君士坦丁御賜文的一般規定來羅馬並為其采邑宣誓效忠。
《教宗訓令》中對世俗敘任權的禁止並沒有動搖威廉的主教們和隱修院院牧們的忠誠。在亨利一世統治下，威斯敏斯特與羅馬間激烈的爭吵導致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倫放棄了調停並退隱至一隱修院。一位諾曼人伯爵——亨利的主要謀士——被絕罰，但絕罰國王之威脅仍未兌現。在德國的亨利沒有被幹掉之前，教宗需要英格蘭的亨利。一個計劃中的十字軍也需要英格蘭的支持。
亨利一世委託約克總主教收集並呈交所有有關受膏者之王權的傳統。「由此產生的『約克的無名氏』條約是中世紀早期政治理論研究者們的研究樂趣之所在，但它們絕不是盎格魯-諾曼君主制的典型觀點，它代替了為過時的宗教意識形態服務的行政的和法律的官僚制的牢固基礎。」（The resulting Anonymous of York treaties are a delight to students of early-medieval political theory, but they in no way typify the outlook of the Anglo-Norman monarchy, which had substituted the secure foundation of administrative and legal bureaucracy for outmoded religious ideology）
倫敦協約（1107年）提示了一個後被沃姆斯協約採納的妥協。在英格蘭，如同在德國，國王對教長之世俗和宗教權力的衡平之區別被創造出來。利用這一區別，亨利放棄了其對其主教們和隱修院院牧們的敘任之權，而保留了要求他們來並為教會財產（與主教職位掛鉤的地產）宣誓效忠的傳統，主教在如世俗封臣一般於commendatio典禮即讚譽典禮上已宣誓效忠並其封臣身份後，即可直接從國王手中獲得教會財產。這一封臣系統並未如在法國一般被在英格蘭大的地方領主間進行劃分，因為由於諾曼征服國王執掌權力。

亨利認識到依賴經院學者作衡平法官之危險，並迅速轉而依靠世俗學者（他們自然具有次要的聖職）且酬予這些人以國王自己提供的主教轄區和隱修院。亨利擴張了兵役免除稅系統以降低君主制對仰賴教會土地之軍需供應的騎士的依賴。英格蘭短暫的敘任權鬥爭之結果是國王的世俗權力獲得加強。

沃姆斯協約應該太遲了。塞萊斯廷三世已經壓制不住亨利六世，也無法指定心儀的人繼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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