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戰敗的政治因素：戰時體制的分化和瓦解

正如我在今年秋天回答「日本投降的真正原因是什麼？」這一問題時所說的那樣，日本的戰敗投降不是由某一個因素直接導致的，而是在多個因素的聯合作用下實現的。這篇文章將要討論日本戰敗投降的政治因素，也就是統治層內部的矛盾所導致的戰時體制（舉國一致體制）的分化和瓦解對日本最終戰敗投降所起到的作用。

目錄：

1.戰時體制的形成與發展

2.戰爭後期戰時體制統治結構的變化

3.停戰路線的變化

4.決戰與停戰

戰時體制的形成與發展

戰時體制是國家在戰爭時期實行的一種臨時性過渡體制，其目的在於強化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領域對戰爭的服務功能，從而支持國家全力投入戰爭並取得勝利。日本的戰時體制建立在明治維新以來社會經濟結構的「二元化[1]」特徵、思想界的國家改造思想[2]與總體戰思想[3]基礎之上，經過構建期、准戰時體制期、總動員體制期與大政翼贊[4]體制期四個階段走向完備。

戰時體制的前期準備始於由五一五事件而上台的齋藤實內閣。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軍需猛增，隨之出現的「新財閥[5]」與政府內的「革新官僚[6]」與軍部共同構成了戰時體制建設的主力；二二六事件後，陸軍統制派[7]開始控制國家政權並逐步清除皇道派的勢力，由此戰時體制走向了第二個階段，即准戰時體制期。二二六事件後成立的廣田弘毅內閣於1936年5月召開特別國會，通過《不穩文書臨時管理法》與《政治犯保護觀察法》，以加強對思想言論的控制。

在廣田內閣與其後的林內閣相繼總辭後，伴隨著近衛文麿的上台與「中國事變[8]」的逐步擴大，近衛文麿在國內建立起正規的戰時體制。這一階段的戰時體制以1937年近衛內閣頒布《國民精神總動員實施綱要》和1938年帝國議會通過《國家總動員法》為標誌，因此也稱為「總動員體制」。根據《綱要》規定，全國任何組織和個人都要服從戰爭時期的國家動員，將個人編入組織是實施總動員的有效途徑；經濟上，近衛內閣在1937年9月通過「戰時三統製法」，開始正式的經濟統制；1938年國會通過《國民徵用法》、1939年頒布《國民職業能力申報令》與《僱用職工限制令》，至此總動員體制由經濟統制擴大到人身控制。

1940年米內內閣下台後，第二次上台組閣的近衛文麿開始建立「新體制」。1940年7月，內閣制定的《基本國策綱要》中要求「建立堅強的新政治體制，以謀求一切國政的集中統一」和「建立一元化的統治機構」。隨後旋即在10月將國內合法政黨全部解散合流後編入「大政翼贊會」；1942年大政翼贊會組成「翼贊政治體制協議會」來保證4月「翼贊選舉」的進行，選舉結束後又在國會成立「翼賛政治會」作為一黨制政黨，至此，戰時體制的頂峰「翼贊體制」正式建立起來。

[1] 國家權力結構上的二元化與經濟結構的二元化，前者即軍部與政府在決策過程中相互獨立並相對方施加影響的局面；後者指經濟領域的雙重結構，即「以國外移植技術（生產技術、生產管理及產品設計）為中心，基於官僚制性質合理性組織的大規模資本主義經營，和以傳統技術為基礎，中小規模家族共同體式經營並存的狀態。」這一狀態形成於產業革命時期，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這種二元化的程度被擴大。

[2] 指北一輝的國家改造思想。這一思想包括政治上發揮天皇大權，解散國會，排除軍閥、吏閥、財閥與黨閥，限制私有財產，國家保護勞動者一半的權利，實行永久徵兵制等。

[3] 最早由德國軍事家魯登道夫（一說法國萊昂·道迪）提出，指出一戰具有與以往戰爭不同的性質，即不再是國與國之間軍隊的戰爭，而是全社會的戰爭，社會的每一個領域、每一份子都會被捲入戰爭中。還提出現代戰爭就是國家總體的戰爭，每個人都要服從國家總體戰的需要，無論是物資的還是精神的。

[4] 翼贊，即輔佐天皇之意。

[5] 指在九一八事變之後依靠軍需訂單而發展起來的財閥，包括日產康采恩，理研康采恩與森康采恩等；與其相對的「舊財閥」則指明治時期形成的由政商發展起來的財閥，如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

[6] 又稱「新新官僚」，用於區別1920年代被稱為「新官僚」的右翼官員，其代表人物是商工次官岸信介、企劃院總裁星野直樹等人。在一戰與經濟危機和戰爭刺激之下，為統制經濟的形成和國家管控進行了政策立案。由於革新官僚為日本導入了五年計劃經濟等立案方式，被認為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財界等自由主義派因而攻擊其為共產主義分子。

[7] 與後文「皇道派」同為陸軍兩大派系，統制派強調保持陸軍中央機構穩定的統制，通過自上而下的合法手段進行國家改造，建立國防國家與軍部獨裁，消除陸軍內部派系，同英美為敵而對蘇媾和，代表人物為永田鐵山、東條英機與池田純久等；皇道派主張尊皇，在天皇親政下對日本進行國家改造，以暴力革命打倒國內財閥，敵視蘇聯。代表人物為荒木貞夫、真崎甚三郎與小畑敏四郎等。

[8] 即1937年至1941年間的侵華戰爭，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併入「大東亞戰爭」或「太平洋戰爭」的範疇；日本有「中國事變」、「日中戰爭」等稱呼。

戰爭後期戰時體制統治結構的變化

正如陸軍分為皇道派和統制派、海軍分為條約派[9]和艦隊派那樣，戰爭時期的日本政界也不是鐵板一塊。在東條內閣成立之時，統治階層主要由四個部分組成。

第一部分是以東條英機為首的陸軍統制派、岸信介與賀屋興宣等商工省官員為中心的革新官僚、新財閥共同組成的國防國家派。他們謀求建立自上而下的國防國家，實現日本軍需的工業化。在戰時，軍需工業的發展使工人的作用變得更為重要，這客觀上縮小了社會貧富差距。而戰爭前期的勝利又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社會福利與勞動福利，但國防國家建立在對外侵略與掠奪的基礎上，一旦戰事緊張便難以維持，因此無法長久持續下去。

第二部分被稱作「超國家主義派」，主要由第一次近衛文麿內閣的智囊人物，特別是昭和研究會[10]的相關者組成。包括風見章、有馬賴寧等以農村產業組合運動為基礎的政治人物，麻生久、龜井貫一郎等工人運動與農民運動的領導人，還有千石興太郎等官員。他們認為應自下而上實現社會平均化和近代化，最終對外實現東亞共同體、對內主張社會國民主義，包括工人、農民、中小企業者與女性的平等化。

第三部分是由大正時期財界的主流人士與以其為基礎的既存政黨勢力組成的自由主義派。代表人物有20年代的田中義一、若槻禮次郎、濱口雄幸等，40年代的鳩山一郎、吉田茂等。自由主義派在歷史上採取徹底的產業合理化、裁軍與精簡財政等自由主義政策，在受到軍部和大眾的抵制後，40年代的自由主義派轉為主張日本經濟應由國家管控過渡到企業自主經營。由於總體戰體制否定利潤至上的原則、重視經營權而非所有權並對自由主義體系進行相當程度的限制和制約，因此自由主義派是戰時體制的反對者，對於總體戰相當消極。

第四部分是反動派[11]，包括真崎甚三郎為代表的陸軍皇道派、末次信正等海軍艦隊派、三井甲之等觀念右翼和地主。由於大正民主時期的工人運動、農民運動與裁軍剝奪了他們的既得利益，而昭和時期的總力戰體制進一步剝奪了他們的利益，因此他們堅決反對總力戰體制，要求恢復明治時代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體制。雖然從現在的角度看，當時整個統治層的總趨勢是反動的，但是從當時的角度看，這個派系顯然更為反動。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的劃分僅能體現出不同集團在利益上的不同訴求，雖名為「派」，但還不能解釋為類似戰後自民黨內「八大師團[12]」那樣的「派系」，各自集團內部也是無組織狀態。

由此結合內閣成員名單便不難看出，戰前上台的東條英機內閣實質是國防國家派與超國家主義者的聯合內閣。由於初期東條英機兼任首相、內務大臣與陸相，因此政權較為穩定。但從中途島戰役失敗開始，東條英機在高層的權威開始動搖。由於43年~44年以來頻繁的軍事失利與經濟衰退，反東條的呼聲愈發高漲。在國內進一步總體戰化、國外頻繁軍事失敗的背景下，國內反對總體戰體制的自由主義派與反動派開始聯合到一起了。

至於東條執政末期的政治形象，《細川日記》中記錄了這樣一個細節：1943年12月4日，陸軍中將小畑敏四郎對細川護貞說：「關於國內政治，民心好像完全遠離東條內閣。直到最近為止，遠離東條似乎仍然僅限於層次較高的知識階層，而如今舉國上下都在遠離東條。」雖然是出自皇道派將軍之口，但仍可以看出「下層」對東條的反感。

馬里亞納海戰的慘敗與塞班島的失守成為壓垮東條內閣的最後一棵稻草。從1944年夏天開始，各種勢力開始聚集在近衛文麿的周圍，包括海軍重臣岡田啟介、米內光政，陸軍皇道派將領，原內大臣牧野伸顯的女婿、外交官吉田茂及其親信殖田俊吉，議會中的反主流派代表人物鳩山一郎等。東條英機為保住政權，邀請岡田啟介等重臣入閣但遭到拒絕，同時為保證重臣入閣而被要求辭職的國務大臣岸信介也拒絕辭職。在這樣的局面下，天皇站到了反東條的一側，東條內閣最終崩潰。

而後成立的小磯國昭內閣則代表了自由主義的抬頭。雖然從表面上看小磯內閣仍由國防國家派佔主導地位，但如果對小磯內閣成立前召開的重臣會議稍加調查就不難發現，重臣會議中既有若槻禮次郎、岡田啟介、米內光政等自由主義派，平沼騏一郎、原嘉道等反動派，還有接近既存政黨的阿部信行等人。在近衛文麿的牽線搭橋下，自由主義與反動派就這樣走到了一起。

回溯內閣成員的履歷，不難發現運輸通信大臣前田米藏與農商大臣島田俊雄是原政友會[13]的幹部，國務大臣町田忠治是原民政黨[14]幹部，國務大臣緒方竹虎是新聞媒體出身，加上頗有資歷的海相米內光政，內閣中的自由主義勢力已經明顯增加了。從原因上講，小磯國昭在國內基本沒有政治基礎，因此需要議會勢力的幫助；從結果上講，這是戰爭末期自由主義勢力崛起的一大徵狀。自由主義勢力的復歸使得結束戰爭成為了可能。

[9] 海軍中的派系，因支持日本簽署倫敦海軍條約(1930年)而得名，其對立派系即後文所述「艦隊派」，代表人物為財部彪、谷口尚真、米內光政等人。由於條約簽署後的幾年間相繼被編入預備役，實際上在海軍內失勢。但也有人認為條約派也包括反對三國同盟與對美開戰。

[10] 由近衛的盟友後藤隆之助策劃，以蝋山政道為中心的研究團體，成立於1936年11月，與1940年11月解散。包括賀屋興宣、風見章、尾崎秀實、三木清等新官僚、知識分子、記者，從事國家的政策研究。在第一次近衛內閣時期發表了東亞協同論，與近衛提出《東亞新秩序聲明》相呼應。1940年發表了建立新型國民組織的計劃（即近衛新體制），其主張的理論基礎是為「協同主義」。跟據三木清的解釋，協同主義是對自由主義與法西斯的揚棄，可以用來對抗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

[11] 「反動」，指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倒退行為，或者逆於正常歷史進程的行為。

[12] 指1956年12月自民黨總裁選舉時湧現而出的八支派閥，也被稱作「七個師團一個旅團」。

[13] 全稱為「立憲政友會」，系戰前日本第一個正式政黨。1900年9月15日成立，1939年分為「正統派」與「革新派」，1940年分別解散參加新體制運動，合流併入大政翼贊會。

[14] 全稱為「立憲民政黨」，1927年由憲政會與政友本黨合併組成，1940年參加新體制運動，合流併入大政翼贊會。

停戰路線的變化

統治層內部對戰爭的前途有三種看法：第一種是以東條派為中心，堅持殊死抵抗的繼續戰爭論；第二種是裕仁天皇贊成的一擊和平論[15]；第三種是近衛文麿的早期和平論。

小磯內閣上台後，一方面著手削弱大政翼贊會、翼贊壯年團的政治性，使政治活動統一到以眾議院議員為主的翼贊政治會之下；另一方面通過頒布《學徒勤勞令》、《女子挺身勤勞令》來強化戰時動員體制，還嘗試開展對蘇交涉及進行「繆斌工作[16]」試圖與重慶政府單獨媾和。但是在戰局惡化的情況下，「一擊和平」的願望本就難以實現，其單獨媾和的嘗試更是受到外務省與天皇的抵制，統帥部也拒絕小磯本人兼任陸軍大臣的職務，於是小磯國昭內閣也走到了盡頭。

1945年4月7日，小磯內閣宣布總辭，是日由預備役海軍大將鈴木貫太郎組成新內閣。

如同小磯內閣那樣，鈴木內閣的成員也主要由自由主義派和反動勢力組成。鈴木內閣上台時，裕仁天皇對沖繩作戰頗有興趣，認為可以通過此戰實現「一擊和平」，但隨著戰局的推移，天皇終於在五月初下決心結束戰爭。

天皇之所以決心停戰，主要是受到三方面的影響，一是5月5日日軍在沖繩發動總反擊失敗；二是5月8日德國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三則是重臣會議，特別是近衛文麿對天皇施加了影響，使其不得不考慮戰後問題。

1945年2月，平沼騏一郎等7名重臣各自謁見天皇，上奏對戰局的預期。2月14日，近衛文麿謁見天皇並呈上其與吉田茂、殖田俊吉共同草擬的奏摺，是為「近衛上奏文」。近衛的奏摺開頭即是「臣遺憾上陳，敗局將遲早必至」，隨後闡述了自己「早期和平論」的論點與依據。他首先表達了對總體戰體制的不滿，稱總體戰體制侵害私有財產，破壞家族制度，增強了工人的發言權，與蘇聯的野心不謀而合。一方面「故臣以為若僅敗局一項，國體尚且無憂。護持國體臉面之憂，不若敗局引發共產革命之憂更甚」，而革命會導致天皇制的崩潰。為了迴避這種「最糟糕的結果」，儘早結束戰爭是最重要的；另一方面，他將造成這種危險的主要原因歸結于軍部，特別是過去東條英機為中心的執政集團，甚至直指其為「共產分子」[17]。但天皇對奏摺反映消極，認為應努力在有利條件下提出議和。

隨著形勢的惡化，天皇最終轉變了看法。出於對無條件投降後蘇聯趁虛而入的畏懼，統治層決定開始日蘇談判以防止其對日宣戰。6月8日在御前會議上通過的《今後應採取的戰爭指導基本大綱》將戰爭目的改為「護持國體」。「護持國體」即天皇制的存續。日本政府此時期望盟國可以接受這一條件，使日本得以「有條件的投降」。

[15] 即先取得一次較大的軍事勝利以爭取有利的議和條件。

[16] 1945年3月，小磯內閣以汪精衛政權的繆斌為中間人，同蔣介石進行和平談判，由於沒有得到外相重光葵與裕仁天皇的同意，談判最終沒有成功。

[17] 「自戰局告急以來，叫囂一億玉碎之聲勢愈加浩大。其主張為所謂右翼之流於背後不斷煽動，以此使國內陷入混亂達成其革命之目的，臣睨視其實為共產分子也。」

決戰與停戰

伴隨著對決戰體制的整頓，軍部的政治威信不斷下降。在6月8日的御前會議上就有發言指出「對領導層之新來動搖不定，國民道義且呈頹廢之兆…在庶民層甚至農家，有斷念、自棄風潮。對指導性知識層，看清其暗流涌動，焦躁於現狀，亦和平冀求」。在這樣的形勢下，政黨勢力開始復興：1945年3月30日，翼賛政治會改組新建大日本政治會，該會還設置了地方支部。可以視作「戰前既存政黨的黨支部的再現」。

6月22日的御前會議上，裕仁天皇提出應當立即著手結束戰爭的工作。由此以蘇聯為中間人進行的和平談判被提上日程，由近衛文麿擔任談判特使與蘇聯進行交涉。但是德國投降後，蘇聯已決定對日參戰，因此基本不可能回應這次談判；另一方面，7月17日同盟國首腦舉行了波茨坦會議，7月26日發表了要求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公告》中要求日本去除軍國主義勢力，由盟軍實行保障性佔領，放棄殖民地和佔領地，解除陸海軍的武裝並令其複員，處罰戰爭罪犯，實現民主化與支付賠償等。

可是對《波茨坦公告》，鈴木內閣擺出了廣為人知的「默殺」[18]態度。

1945年8月6日，美國向廣島投下原子彈；8日，日本收到蘇聯的對日宣戰布告；9日凌晨，蘇聯對日參戰；9日上午11時召開了最高戰爭指導會議，外相東鄉茂德提出「以維護國體為條件接受波茨坦公告」，該提議得到了海相米內光政的支持，但陸相阿南惟幾、陸軍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與軍令部總長豐田副武在懲治戰犯、解除武裝、佔領範圍等問題上態度強硬，使會議僵持下去。而會議開始兩分鐘後，美軍就在長崎投下了第二枚原子彈。

當天深夜召開了天皇出席的最高戰爭指導會議，樞密院議長平沼騏一郎贊成外相的方案，由此形成了三比三的平局，鈴木貫太郎請天皇做出決斷，天皇最終表示支持外相的意見，表示「耐人之難耐，忍人之難忍，救吾臣民於敗局，念世界人民之幸福，吾決心如此。」

10日，日本政府發表公告表示「基於不包含變更天皇統治大權的要求的理解，帝國政府接受上述公告」。但11日美國政府回應稱「天皇及日本政府統治國家之權力，須服從於盟國最高統帥」、「日本國政府之最終形態，須依法接受《波茨坦公告》之日本國國民之自由表達決定」。13日召開的最高戰爭指導會議與內閣會議對此反應激烈，但14日召集的御前會議上，天皇再次做出了終止戰爭的「聖斷」。此後，雖然發生了「宮城事件[19]」等未遂政變，但8月15日中午還是如期播放了裕仁天皇宣讀的《停戰詔書》。

9月2日，盟國在停泊與東京灣的美國戰列艦密蘇里號上舉行了日本投降儀式。日本代表、外務大臣重光葵代表政府與天皇、陸軍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代表大本營簽訂了《降伏文書》，日本正式無條件投降。隨後的半個月里，各殖民地和佔領區的日本軍隊陸續向盟國投降。

[18] 7月28日，鈴木貫太郎稱波茨坦公告「政府としては重大な価値あるものとは認めず黙殺し、斷固戰爭完遂に邁進する。」日語中「黙殺」本應翻譯作「ignore」，即忽視、不理睬，表示不作回應。但媒體將其譯作「reject」，即拒絕意。有人認為是文件翻譯的錯誤才導致廣島、長崎遭受原子彈爆炸。

[19] 即1945年8月14日深夜至15日在東京宮城（皇居）發生的未遂政變，由陸軍省和近衛師團的部分少壯派軍官發起，其目的是阻止日本向盟國投降，政變最終被鎮壓。

最後放一段美軍在日本登陸（8月30日）的新聞影片，全片大約1分50秒：

https://www.zhihu.com/video/929824344167739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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