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陽和平先生「官僚退化論」的回應——從「大民主」再向前

陽和平老師

我們想要的，具體地說，就是「政權歸蘇維埃」。我認為社會主義社會應該實行以蘇維埃為中心的社會主義民主。它包括真正的巴黎公社原則、民主的計劃經濟和廣泛的實質民主權利，這些權利包括工人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爭取、繼承下來的基本民主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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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五葉

編輯：signifier Catherine

美編：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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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為筆者在讀了陽和平先生的三篇文章：《關於民主、民心和專政之間關係的幾點看法》、《試論無產階級的大民主》、《社會主義時期工人階級和其政黨之間關係的探析》後，對文章內容的評論。

如同陽先生文中所說，

「在找出全球範圍內社會主義失敗的真正原因以前，共產黨人和革命者有什麼理由指望工人階級中的廣大群眾會把社會主義當作是自己解放的道路呢？同樣的，工人階級憑什麼會相信新的一代共產黨人和革命者不會在掌權後再次搖身一變，把他們從階級的公僕變成為壓迫和剝削自己的主人？現在就是列寧所說的那種『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的時候」。

在無產階級革命取得政權後，黨和國家的官僚退化問題是導致世界革命遭遇目前的挫敗的重要原因。這個問題是毛澤東主義者進行文革研究所期望解決的主要問題，也是托洛茨基主義者一直以來從世界革命的經驗中不斷反思、研究的問題。

一、中國的工人政權是怎麼走向失敗的？——官僚退化理論

（一）陽和平先生的官僚退化理論

無論蘇聯、東歐還是中國，亦或是越南等等，看來最後都發生了修正主義退化，都進行了冠上不同名稱的「市場化」、「私有化」，一句話——發生了資本主義復辟。按照因果關係倒推，乍看起來確實是由於一定原因，黨內的「走資派」獲得了勝利，因而大概導致我們失敗的原因主要就是沒有能夠防止「走資派」吧？

工人政權是怎麼失敗的？陽先生關於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可以用兩句他自己的話來概括：

「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黨在掌權後幾乎先後都變質了……成為壓迫工人階級的黨國一體的官僚資產階級政黨。……這一變化的根本原因是黨內走資派的成長、壯大直至篡黨奪權。」

什麼是「走資派」：

「走資派因而就是那些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首先是捍衛官僚特權、反對群眾監督，其次是主張用資本主義的邏輯來處理社會主義建設中出現的問題的黨內當權者群體」。

他們是因何產生：

「掌權後，黨的地位有了根本性的改變。這一改變造成了至少兩個問題：一方面社會上絕大多數的各種投機性人物想方設法鑽進執政黨里來，社會上的各種世界觀也都會因此反映到黨內來。另一方面……黨內幹部的經濟和社會地位變更嚴重地衝擊著他們的思想。」

這些原因又可以細分為：

意識形態因素：

「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們的思想深處，骨子裡的世界觀還是資產階級的……『打天下，坐天下』是這些人的指導思想……喜好官僚特權、反對人民的監督。」

「這種現象一方面是由於中國革命的兩個階段性所造成的……」同時，又提出了一個暫時無解的問題：「但是另一方面，在沒有兩個不同革命階段的東歐和前蘇聯，黨內官僚資產階級的形成並不比中國的慢。」

經濟因素：官僚（物質）特權的存在，

「它表現在黨政幹部在衣食住行、醫療衛生和子女教育等方面所享受的特權上」，「……我們可以確認官僚特權是政治投機和走資派產生的經濟根源。」

而這種物質上的官僚特權，部分還是由於服務於國家官僚機器運轉的制度因素：

「……群眾監督缺位，官僚特權就成了上級制約下級，尤其是中央控制全國各級龐大官僚體系的一個極其有效的手段。……否則，不服從指揮的下級在沒有其它威懾手段下很難掌控，下級服從上級的原則就得不到保證。……」

最後，政治因素，即

「沒有一個向上和向下負責一致性的機制是走資派成長壯大的政治環境」。

由於這些原因，「走資派」產生了。但是他們是怎麼篡黨奪權的呢？

陽先生認為，

「文革中出現的很多問題都可以歸結為革命派對走資派的認識來得太晚了，把他們的問題原先僅僅看成是認識問題，以為通過整黨整風是可以克服的問題，沒有認識到黨內官僚資本集團在文革前已經初見規模了」。

而「走資派」能夠發展壯大，直至篡黨奪權，導致社會主義運動的失敗，客觀上的因素至少有三個，主觀上至少有兩個。

客觀上：

一、「從國內階級力量對比來看……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在這些國家還不充分……小資產階級的人群（主要是農民）占這些國家總人口的比例較高，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勢力比較強……」

二、「從國際階級勢力對比來看，社會主義的政權受到帝國主義的重重圍剿。與帝國主義相呼應的現代修正主義得到國際資本主義全方位的大力支持。」

三、「從思想意識形態來看，資本主義的私有意識和法權意識在人民群眾中和工人階級中還有著很深厚的影響。……因而……新生資產階級就有可能在兩大階級勢力的對比上取得思想上、人心上，進而政治上的絕對優勢。」

但是主要原因是在主觀上：

「最主要的一條主觀原因就是當時的無產階級政黨，由於缺乏經驗，沒有能夠及時地認識到黨內走資派的危險性，因而沒有認識到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社會主義制度的主要危險已不是國際帝國主義的威脅，已不是國內已被推翻的老的地主或資產階級的復辟，而是如何防止無產階級的政黨、防止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走到自己的反面。因而當時的無產階級政黨沒能夠及時地採取有效的措施防止黨的各級領導蛻化變質，因而沒能夠及時地、自覺地把黨放在群眾的監督下。」

「同時，社會主義時代工人群眾的大多數還沒有能夠學會如何從全局利益出發，自覺有效的監督各級黨政領導和政權機關，防止掌握國家機器的領導人……」

總而言之，陽先生認為：一部分心理上不認同社會主義，或沒有認識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根本任務的人，由於國家缺乏民主監督以及官僚體制的存在和由此產生的官僚特權（物質特權），進而選擇了捍衛等級制的社會，選擇了恢復資本主義，憑藉客觀上的優勢，以及黨和工人群眾的「幼稚」，通過篡黨奪權實現了這一點。

（二）以革命馬克思主義視角看新中國工人國家的官僚退化

陽先生在其文中提到，

「問題的根本不在於是否有官僚體系，問題的根本是這一體系是否形成一個利益集團」……「托洛茨基主義者對官僚化的擔憂是錯位的。要想管理和協調大工業或全國的經濟就必須有一批專職人員或官僚。它是社會化大生產的產物。」

不知陽先生對托洛茨基主義的了解程度怎樣，不過托洛茨基主義者從來沒有對官僚體系有任何天真的幻想，完全沒有否定專職人員存在客觀必然性和有限的必要性。然而在一個所謂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的工人國家，國家機器不但沒有精簡，國家公共管理職能不但沒有社會化，一句話，國家機器不但沒有消亡，反倒增強起來，工人不但沒有成為社會的主人，成為平等合作的勞動者，卻不少都想進入國家機關以追求政治和物質特權，而國家越發凌駕於社會之上，剝奪了工人民主管理社會和政治、經濟的權利……出現了這種「官僚化」，我們應不應該擔憂？

就像陽先生自己對官僚特權的總結所指出的那樣，如果黨的幹部到了沒有特權就「革不下去」的地步，只能用特權才能保持「集中」，那麼我們可以說這種「工人政黨」已經離開列寧主義所要求的革命工人政黨太遠了。

我們反對的「官僚化」不是指專職人員或官僚在一定條件下存在的必然與必要性，而是認為不斷加深的「官僚化」是一種工人國家中特權階層對革命的反動現象。

在進行理論研究時，革命馬克思主義者不應該僅僅把官僚化當作一種道德上的錯誤來譴責，相反我們應該把它當作一種客觀存在的社會和歷史現象進行了科學的分析，對它的存在、發展，以及消亡進行考察。

對於中國革命所經過的歷程我這樣概括：

由於受斯大林第三國際的控制和錯誤領導，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早期就具有了先天的官僚主義變態；由於階段革命論和之後的兩戰的影響，黨的組織形式向著更加「集中」的形式發展。從戰後廢墟中站起身來的工人階級在客觀地落後的基礎之上無力改變業已形成的官僚專制體制；由於社會主義民主的缺乏，隨著經濟的發展，專制官僚階層卻越發地脫離工人階級，具有專斷權力的官僚逐漸對自己特殊利益產生自覺，進而成為了一個特權階層；從其本性出發，專制官僚一方面需要維護公有制，另一方面又想保持和擴大特權。

同時官僚專制的低效和任性造成了許多錯誤，並使得群眾的物質和精神需要長期被壓制；這種體制進行自我糾正的必然結果和唯一方式就是內部集團鬥爭，對一部分官僚來說這種糾正機制本身是危險的，所以不如走資。統治官僚層逐漸分裂為保守官僚和改良官僚，分別抓住和利用了（不均勻的）群眾維護公有制的需要和改善生活水平的需要之間的矛盾，出於集團鬥爭的需要推動了群眾運動。但是後來群眾運動卻發展到威脅官僚專制的地步，所以整個官僚層不得不壓制群眾運動，但是這一點最後導致了「走資派」的勝利。

1、官僚的暫時客觀必要性及其退化的必然性

我們認為，工人運動中的「官僚」或「專職人員」，最初是由於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階級發展的不均勻性，加之工人由於勞動時間的限制等原因，無法廣泛長期持續地參與運動。為了保護工人運動的成果，使工人階級鬥爭的延續性得以保持，並且使其具有高水平，培養和選拔優秀的無產階級戰士是必要的。然而這種專業化，是官僚主義發展的基礎。官僚化的基礎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的，特別是對於落後和孤立的社會。

而落後工人國家的過渡時期，往往剛從戰爭的廢墟中剛走出不久，物質貧乏、生產力落後。資本主義的殘餘還存在，而工人國家卻要完成沉重的積累任務，人民大眾的基本物質和精神需求和社會主義積累需求的矛盾突出。並且這種矛盾由於保衛自己免受帝國主義侵略的需要而更加嚴重。文化水平上，工人大眾甚至也許還不能普遍勝任複雜的社會管理工作。為了社會的管理和保衛革命政權，官僚的存在具有必然性和必要性（這種必要性在今天的中國應該是大大地減弱了的），一部分國家的工作人員或軍人來自舊政權因而心理上可能也屬於過去。較長的工作日使得工人們沒有太多的時間學習和實踐集體管理社會。而世界革命又沒有帶來明顯的推動力，理想和現實之間的鴻溝無法忽視。而在這種情況下，本來只是職能性質的官僚，退化的傾向就越發嚴重。在普遍貧乏的情況下，官僚作為人，必然要為自己（包括家庭）的利益考慮，在這種情況下，官僚主義的弊端是無法避免的，即使所有官僚名義上都是共產黨員。

2、能夠完成退化的原因

官僚主義退化一直以來是在與無產階級革命衝擊力的對抗過程中發展的，即是說由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力量的衰弱、被官僚階層長期壓制，才導致了官僚化日益加深直至無法挽回。如果說最初官僚主義弊端的存在由於革命無產階級發展的不平衡而獲得了土壤，那麼錯誤的政黨組織體制和官僚專制制度則是它的肥料。

因果關係的顛倒

還記得前面陽先生總結的第一條主觀原因嗎？在我看來，在那裡陽先生顛倒了因果關係，我們現在把它倒過來，稍加修改，就更加正確了：當時的無產階級政黨，由沒有對官僚主義的正確認識，沒有能夠及時地、自覺地把黨放在群眾的監督之下，由於黨內和國家的民主缺位，使得革命的經驗和力量無法真正有效集中，因而沒有認識到工人國家面臨的主要危險已不是國際帝國主義的威脅，已不是國內已被推翻的老的地主或資產階級的復辟，而是如何防止無產階級的政黨、防止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走到自己的反面。因而沒能夠及時地採取有效的措施防止黨的各級領導蛻化變質。

但是這種說法也不是完全正確的，因為它忽視了階級鬥爭的存在。退化的專制官僚階層本身就是反對監督的，不可能「自覺」。雖然中共一直時不時反「官僚主義」，卻把它只當作一種錯誤的工作作風來批判，只是幹部的「思想」出了問題，卻不改變出現這種癥狀的經濟和政治基礎。「如果以為官僚主義只是辦公處人員一切壞習慣的積聚，那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想法。官僚主義是一個社會現象，因為它是管理人物的一種特定製度。」

（1）中國革命的先天變態

早在中國革命成功前，黨內和軍隊中就存在的等級式的官僚體系。而由於禁止了黨內派別，普通黨員的民主權利大大削減，雖說黨的組織原則號稱是「民主集中制」，但是實際上「集中」遠遠大於「民主」（比如第六、七、八次黨代會之間竟都相隔十多年）。而軍隊就更不用說了。由於這種情況還尚可用戰爭和統一鬥爭的需要來作為辯護，當時的經濟條件也不足以支撐起一個物質特權階層，因而那時的官僚化還處於第一階段，官僚特權還主要只是權威特權和政治優先權，沒有引起黨內外對官僚化全面、普遍的反抗。

（2）社會主義民主的缺乏和官僚專制特權

由於這種先天變態的存在，工人政權建立後，依仗著「客觀需要」，在前一個時期形成的「集中」的政治體制順利沿革成為「黨管一切」、黨國一體的一dang囀·zhi體制。黨的先天變態，使得它很難提出另一種方式解決將面臨的問題。

我們知道，現代國家中任何階級、階層或集團要參與政權都需要通過自己的先鋒隊，由於社會主義民主和黨內民主的缺乏，黨的階級性質開始慢慢蛻變，黨的領導縮水為統治官僚層的領導，黨內外自然沒有力量與黨國一體的官僚化抗衡。這種缺乏（粗略地）主要表現為：

政治上，工人群眾即沒有權力選舉公職人員，甚至連選擇誰領導自己的權力也沒有，如果在不形成有力政治力量的情況下也會因言獲罪，那更不用說什麼大政方針了；經濟上，他們無法決定「屬於自己」的國家的積累和消費比例、優先發展方向，甚至連自己干多少活、拿多少工資，在哪裡做什麼工作也無法決定。長此以往，無產階級的主觀能動性就必然逐漸僵化。

因此，過去的因素造成了一種比它自己有力得多的當前的因素：由於官僚層掌握了政治和經濟的雙重特權，壟斷了進行經濟計劃和國家管理的權力，並且把武裝緊握在自己手中，「沒有一個操有財產分配權的人會忽略自己的。從社會的必要性所發展出來的官僚機關，自身又繼續發展到遠超過它必要的社會職能以上，並且成為一個獨立的因素，因此也就成為整個社會機體的重大危險之源泉。」自然官僚化就逐漸不可避免地加深了。官僚特權的存在，進而使得成為「官僚」或「幹部」變成了一種特殊身份和地位的象徵，因而統治官僚層對於自己的利益也越發自覺，官僚體制本身獲得了一種實際上大於社會主義目標的吸引力。

官僚階層形成的超階段性的主要原因

陽先生已經認識到了官僚特權在官僚化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但是卻又提出了「在沒有兩個不同革命階段的東歐和前蘇聯，黨內官僚資產階級的形成並不比中國的慢」的問題。我認為，答案實際上就是由於這種有力的當前的因素的影響。為什麼這種當前的因素更重要？一般來說，馬克思主義者不擔心人們的意識來自過去，因為我們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我們的理論方法，其最鋒利的部分就是其解釋性和預見性，我們能夠解決認識落後的問題，能夠讓人看清前方的道路；但是，我們無法直接憑藉這一點改變眼前的客觀困境，無法控制人們在清醒狀況下所做的抉擇。

這樣一種情形是可以設想的：無論你是一名大半輩子在激烈的社會運動中經歷了血與火的洗禮的「老革命」，還是一名「苗紅根正」的「青年才俊」，一旦你意識到自己無論如何不會看到理想最終實現的那一天了——世界革命進展緩慢，國家貧困落後——艱苦奮鬥的日子還在前方。如果有一種理論既能夠「肯定」自己的「貢獻」，又能夠「保持」自己的「理想」（某種程度上說，具有這種「理想」在當時的社會文化背景中意味著一種優越性），你會不會選擇它？官僚社會主義就是這種理論，在其框架下，「幹部」們的「貢獻」通過權威和政治優先權的制度化得到了肯定，同時又以物質特權落到實處。既可以繼續「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又可以同時「享受勝利果實」。

我不是在否定革命先輩的貢獻，但是不難想像，雖然披上了浪漫的外衣，這種制度由於其必將導致的危險，而對任何一位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來說最終不過是一種甜蜜的陷阱。它的危險性由於其部分合理性而被增大，一旦這種理論得以制度化，官僚專制的吸引力就大大增強，並且無法通過其自身來解決自身的問題。其真誠信徒對這種危險的不自覺使其存在成為了一個吞噬革命成果的黑洞，自身被它吸入的同時又增加了它的質量，更不用說利用它來投機的人了。

（3）工人國家官僚專制機器的運動機制及其前途

官僚階層具有對公有制的依賴性，同時又有維護、擴大特權的傾向；工人階級有捍衛公有制和建設社會主義的需要，同時又具有滿足個人的物質和精神需要的追求。在實際鬥爭中這兩對矛盾及代表它們的人們在社會運動中互相影響，相互利用。

官僚階層是的內部是普遍存在矛盾的。領袖、中央、地方，各級、各地的機關之間，生產單位、機關、軍隊之間，保守派和改良派官僚之間，都存在著矛盾，只有在革命群眾威脅到官僚專制本身時才會一致。

同時群眾之間也是有矛盾的，出身好的和不好的、吃得飽和吃不飽的、正式工和臨時工、工人和農民之間，等等。

只有意識到這一點，建國後紛繁複雜的政治鬥爭背後的規律才能夠被把握。

官僚層對於公有制的依賴性

「如果力量對比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極不利於無產階級的話，那麼官僚們在不可避免地發展成為寄生蟲的同時，獲得特彆強大的、表面上幾乎是絕對的自主權。但這種自主權從來不可能是完美的。官僚不可能創建一種新的在質的方面不同於過渡時期的生產方式，因為他們不能完全脫離產生他們的那種生產方式。官僚的自主權要受到它所寄生的制度和生產方式的限制，但有了這種自主權，他們能作出一系列的決定，而且這些決定不是根據官僚作為社會特權階層的本身利益而是根據他們能適應的一種制度的客觀的歷史條件作出的。人們必須十分仔細地將作為社會特權階層的官僚的本身利益與純粹有時間限制的、他們在一定的歷史情況下可能作出的決定區分開來。」

提出這一點，首先是為了說明官僚化和「走資」的區別。本質上說，官僚階層的利益不是資本主義式的最大利潤或資本積累，而是其作為「管理者」的績效，「他們的特權是在徹底摧毀舊的統治階級之後、在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範圍內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這些特權與私有制的存在是不兼容的」，官僚主義者在維護官僚專制的同時還會維護「公有制」、「社會主義」，這是其對於公有制生產方式的寄生性、依賴性。

一部分走資的必然性

因為官僚專制的低效和專斷，發生問題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工人國家之中分歧的產生是無法避免的。由於不能進行公開的、民主的討論，意見分歧和各類訴求就只能反映為時隱時現的集團鬥爭。每次官僚專制的失誤都有幾個「壞人」來背鍋，而官僚專制體制絕不會自己承認錯誤。官僚專制體制的機理，決定了「任何分歧在機關體制統治的條件下都有演變成封閉的派別集團鬥爭的趨勢，這也完全是必然的。……機關體制必然會從自身產生派別。不僅如此，在這種只發號施令而不接受監督的封閉的機關體制內，出現集團一般說來是糾正機關政策的惟一可能性。」

同時，這些特權者、名為「公僕」人上人，並不會完全滿足這種「有限」的特權，官僚階層作為完全了解自身利益和特權的社會階層具有擴大這種特權的傾向，因而在官僚特權在公有制下無法保持的時候，大部分會不可避免地退化到下一個階段，因為只有領袖的地位在當時才是難以撼動的。

毛主義者的理論錯誤

陽先生提到，「官僚主義者和走資派是全然不同的概念」。我們當然同意，「官僚主義者」不一定選擇走資。但是從經驗上說，「走資派」卻都是「官僚主義者」，不但在成為真正的資產階級之後首先是作為官僚資產階級，要依賴官僚專制，而且就是在沒有成形前也是官僚專制的擁護者和受益人。但是陽先生似乎把很多「官僚主義者」的錯誤都算在了「走資派」頭上——比如「捍衛官僚特權、反對群眾監督」這種典型的官僚主義癥狀——是在保護「官僚主義者」嗎？我們認為「走資派」不過是專制官僚的一部分。

而我們看來「官僚」和「官僚主義者」也是不同的概念，「官僚」的存在在一定條件下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但是因而它也會消亡；而「官僚主義者」的產生也有必然性，但是它的追求和追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沒有任何共同之處，它的存在不但對社會主義社會沒有必要，甚至還是一種有害的反動。

我認為，把官僚專制的錯誤說成是走資派的錯誤，是導致了嚴重的不良後果的理論錯誤之一。從哲學上說是拋棄了唯物辯證法的後果，即混淆、忽視了官僚退化和官僚資產階級形成的經濟基礎。雖然從最終結果看來，工人國家的前景不是政治革命就只能是資本主義復辟，但是黨內官僚資產階級在改革開放後才成為事實。雖然我們可以說任何剝削或特權思想都是前社會主義的意識的表現（比如「封建的」或「資本主義的」），但是光靠要求人思想「純潔無私」是不能達到我們的目的的，是空想社會主義。在之前總是向「資產階級」開炮，相當於把毛毛蟲稱為蝴蝶，「善良幼稚的無產階級」，由於不具備預先的認識，還並不全然知道這個毛毛蟲將會蛻變，因為那時它還在外形上並沒有完成變化，而更糟糕的是隱約揭發官僚專制弊端的運動傾向馬上就被以專政手段壓制。因為毛主義理論本身庇護官僚專制，統治官僚層的內部鬥爭才能披上各種「擁護毛主席」的偽裝，騎劫、綁架運動。

官僚反動的必然性

官僚階層對於公有制的寄生性不得不使其保護公有制，但是社會主義公有制本身要求權力真正的掌握在平等的、聯合的勞動者手中。為了保護官僚專制，必須取締發展得「過火」的群眾組織，而取締了群眾組織就等於幫助了官僚層中的走資派；反過來，如果不取締群眾組織，最終必然又會導致官僚專制的解體。所以這種矛盾的存在決定了要麼官僚專制被取消，要麼資本主義私有制復辟。所以說，當年取締群眾組織不僅僅是理論錯誤問題，而是「屁股決定腦袋」，是專制官僚層的必然選擇。

革命群眾只能寄希望於領袖，很不幸，領袖最終沒有站在自己一邊，被解除武裝、解散組織的革命工人自然無法與官僚專制的暴力機器抗衡，政治革命夭折於襁褓之中。

武裝問題

我們知道資本主義社會的存在必須依靠國家的暴力機器維持，同樣，工人國家資本主義的復辟，官僚資產階級對革命成果的血腥掠奪也是在國家暴力之下實現的。這種國家暴力的絕對優勢，我認為就是之前沒有實現工人階級的普遍武裝代替常備軍的結果。由於工人階級既無自己的高級政治組織，又沒有足夠的武裝，在政治鬥爭中必然處於劣勢。

也許有人會說，沒有武裝都要「派戰」、武鬥，武裝了還得了？這個問題我是這樣看的：歷史上的問題不是無產階級組織或武裝得太好，反而是組織和武裝得太差。一方面武鬥主要是專制官僚和軍人支持的「保皇派」先挑起的；另一方面，由於在官僚專制體制下沒有民主地解決問題的渠道，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的各種合理訴求一方面被迫被視為某政治路線的表現，分別受到支持或鎮壓或利用。這造成了工人階級的訴求只能求助於路線鬥爭，只能向上找靠山。由此人民內部的矛盾和分歧最終只能表達為「派戰」，同時工人階級維護社會主義和滿足物質和精神需要的矛盾也因此不能在新的基礎上達成統一。

資產階級意識殘存

陽先生屢次提到資產階級意識或小資產階級意識的存在的問題，認為工人階級必須以無產階級專政捍衛政權，並堅持不懈地與進行意識形態的鬥爭。這一點我是贊成的，但是必須把工人階級提高生活水平的需求和資產階級意識分別開，不能一概而論地說工人和勞動人民希望改善生活就是「資產階級意識」作祟，就是「反革命」。資產階級意識也有不同，產生於小生產比如小農經濟的那種和最後導致「走資派」獲得了「民心」的那種「自由化」也不同。工人國家如何克服基於小農經濟的那種小資產階級因素，前人已經有很多論述，這裡不再贅言。而文革後期導致「走資派」成功篡權的那種「普遍存在於工人階級之中」的「小資產階級思想」，我們不妨再思考一下。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社會主義制度」，或者，不如說過渡制度長期壓制人民的基本需要，而官僚專制又剝奪了他們的政治或經濟民主權利；如果勞動者干多干少都一樣無法滿足基本需要，又不能通過民主或政治手段決定總體積累消費比例（請別忘了他們是嘗試過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及其所代表的「資產階級因素」必然就獲得一種吸引力，「自己多干一些（或許多吃點苦）能夠得到更多物質分配」至少看上去還是一種折衷（雖然後來發現這也是謊言）。

實際上，工人和勞動群眾要求的一般民主權利，是工人運動歷史上通過不斷的鬥爭得來的，更是符合社會主義的追求的，而所要求的生活水平之提高，更是無可厚非。已經提前達到「按需分配」的統治官僚層假裝不理解匱乏的勞動群眾為什麼這麼「自私」，不是可笑嗎？實際上，不過是利用群眾的矛盾維護專制官僚特的權罷了。

保守派官僚一看，認為更加不能夠把政治和經濟民主權利放到工人大眾手中，而應該握在黨的手中，覺得不是很自然嗎？因為「資產階級法權」還有很大的市場啊！由於「資產階級思想」在群眾中還有很大呼聲，而擔心實行民主後政權不保，所以覺得一定要「堅持黨的領導」。而對於敢於運用物質刺激因素的改良派官僚來說，這種基於貧乏的對個人奮鬥的支持，不正好有利於生產力嗎。關鍵在於這兩者都沒有主動縮小官僚特權狀態和群眾的貧乏和無權狀態的鴻溝，反而通過對經濟和政治權利的專制，製造了一種有利於官僚化的循環論證。

二、「大民主」？

雖然在內涵和外延上有區別，我們和陽先生一樣，也支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民主、支持生產資料公有制下的計劃經濟、支持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不過在我看來，陽先生所追求的「大民主」實際上還是一種參雜了空想的官僚專制體制。

陽先生已經認識到了沒有監督的官僚特權是危險的，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要看陽先生是不是提出了一種根本上不同的解決方案。

（一）什麼是「大民主」？

從前文中我們知道，陽先生總結的工人政權失敗原因的核心就是黨內出了走資派。所謂的「大民主」，即文革時期出現的基於群眾組織的群眾監督模式的升級版，主要就是為了針對走資派。

理論上，它要求的也是「下至經濟基礎的每一個細節（生產什麼，如何生產，如何交換等等），上至上層建築的每一個領域（文化，教育，管理，等）無產階級都有神聖不可侵犯的發言權、參與權和決策表決權」。它的政治前提是無產階級專政，經濟前提是「在廣泛的無產階級大民主基礎上的計劃經濟」。

它是為了「認定無產階級的全局利益，探索個人、局部和全局利益的最佳權衡，探討眼前和長遠利益（如環保和生產，消費和積蓄）之間的相互關係，尋求社會資源在各行各業（如醫療，教育，科研和生產）之間的最佳比例，等等。由此可見，無產階級大民主的內容貫穿於人類社會化生產活動的每一個細節」。

它的內涵是解決「誰制定的紀律，和為誰的利益而制定的紀律；是誰挑選的領導，和為誰的利益而挑選的領導；是誰決定的統一行動，和為誰的利益而決定的統一行動」這一問題。

不過比起權衡側重，「對自己的政權必須要有嚴格的監督和有效的制約……是無產階級民主的首要任務」。

看到這裡，對托洛茨基主義稍微了解的讀者可能會疑惑，是否是我引用錯了？這似乎是托派的言論。我們繼續看。

「大民主」下，無產階級管理社會的具體內容是：

「除了人民代表大會制那種形式上的民主以外，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者在農村合作社和人民公社裡推行的民主管理制度是中國農民有史以來從未享受過的民主權利，在工業上推行的『兩參一改三結合』的『鞍鋼憲法』（即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領導幹部、技術人員、工人三結合的技術改革）和反對『一長制』等措施是無產階級民主的具體表現。」

且不說托洛茨基主義者認為「鞍鋼憲法」比資本主義高不到哪裡去，根本達不到社會主義對工人民主管理經濟的要求，就連毛主義者之中都有人承認理想中的「鞍鋼憲法」實際上並沒有得到落實。所以我認為「大民主」之下工人階級民主管理社會的內容還達不到社會主義民主的要求。

陽先生認為，為了防止走資派的產生和篡黨奪權，「只有把巴黎公社的兩個原則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具體歷史經驗相結合才有出路」。所謂「巴黎公社兩原則」即「廢除官僚特權和堅持無產階級對其政權的民主監督」。

首先，其所謂「廢除官僚特權」，是指「表現在黨政幹部在衣食住行、醫療衛生和子女教育等方面」的物質特權。

但是，「要剷除滋生走資派的經濟根源就必須把官僚特權和資產階級法權嚴格地區分開來，造就一個政治與經濟地位脫鉤的分配體制，防止基於官僚特權所形成的一個官僚利益集團」。這樣區分開來，是為了使因路線鬥爭而導致的幹部職位變動不再影響幹部的經濟收入，減少路線鬥爭中的投機成分，因為「……路線鬥爭對經濟地位的影響和關聯改變了這一鬥爭的性質，滋生了鬥爭的投機性……」。

「如果建國初期的工資改革能像文革期間那樣實行『陞官不發財，罷官不丟財』的話，黨內敢講真話的人就不會比解放前大大地減少……當時幹部工資的級別如果是按照一些客觀的標準如工齡、黨齡、經驗、技術、教育或工時，而不是按個人的政治觀點、權力機構的級別或領導崗位的高低來進行分配的話，就有可能實現政治與經濟地位脫鉤的體制」。

這樣做「一方面保留了由於資產階級法權所造成的黨齡高的、貢獻大的老幹部的優越經濟地位，另一方面又在實質上取消了這一地位與官位的聯繫，使得在資產階級法權還無法完全取消前，最大程度上消除了優越經濟地位的腐蝕性」。

但是我認為，物質特權和政治特權不是獨立存在的，最初物質特權就是由政治優先權催生的，所以不消除政治特權是不行的，而僅僅依靠「群眾監督」是不能夠消除它的。同時，「不敢講真話」並不僅僅是因為怕降薪水，還有懼怕政治打壓的情況存在。

就算如陽先生所設想的那樣，由於取消了與官職高低掛鉤的分配體制，真的使得路線鬥爭少了許多投機成分，剩下的「資產階級法權」因素仍然會和官僚專制體制發生綜合作用：

首先，幹部貢獻大或小，按什麼標準來決定？或者，我們知道幹部的收入和工人的收入是分級的，這個級別誰來定？怎樣定？專制官僚能不能利用「資產階級法權」理所當然地造成巨大收入差異？誰決定「資產階級法權」什麼時候取消？我們決不能指望開明的官僚專制。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應該在自己需要講覺悟的時候用「客觀原因」搪塞，更不能在面臨客觀困境的時候去強迫別人講覺悟。比如這樣一種情況是必須反對的：部分幹部經濟地位優越時說「資產階級法權」仍將長期存在，而勞動群眾卻只能吃大鍋飯，或者一提漲工資或者改善生活就扣上「小資產階級思想」帽子（更糟糕的是「私」、「修」甚至「反革命」罪名）。

其次，如果幹部工齡、黨齡長就有優越經濟地位，並且官職變化不影響收入的話，那麼官僚階層還是產生一個維護「資產階級法權」的趨勢，產生一種「右傾機會主義」傾向！如果革命發展再次由於某些原因而遲緩，這種傾向很可能將會導致官僚對於革命發展的不積極，因為畢竟只要自己混得夠久，好日子照樣過嘛。由於工人國家向社會主義發展將逐漸消亡「資產階級法權」，那麼，一部分習慣於這種優越地位的「幹部」是不是會希望那一天晚一點到來，因而獲得一種反革命的傾向呢？所以我認為，這種「最大程度」還不足夠。

對於政權的民主監督，在三篇文章中，陽先生都花了一定篇幅來強調說我們不能照搬資產階級民主。這我們是同意的，資產階級民主對革命無產階級是不夠的，形式民主是不夠的。自然，我們也知道制度是需要人來維持的，任何制度、政策的施行程度取決於支持此種制度的社會力量在階級鬥爭中的相對強度。

而為了彌補形式民主，陽先生的主張可以用一句話概括：「在實踐上把文革期間形成的那種自發的半獨立的群眾組織當成群眾民主監督和制約當權者的主要形式」。

這種群眾組織的性質和許可權在其文中得到了明確的界定：「各級群眾組織只有相對的獨立性，沒有絕對的獨立性。首先它們的活動經費是國家包辦的，否則他們的常設辦公機構和工作人員無法生存。其次，雖然同級的自發的群眾組織不受同級黨委的領導，但需獲得上級黨委的許可……」。我不禁懷疑，脫產的國家機關的經費難道不是來自於勞動人民的剩餘勞動嗎？群眾行使民主權利，好像是「國家」的恩賜似的。

「群眾組織最重要的任務和權力是對當權者的輿論監督，因此它的許可權是在言論自由方面，如出版、集會、遊行等方面的權力，而沒有一派壓一派的權力，沒有強加於人的權力，比如不讓人家說話，不讓人家集會等等的權力。」對比文革中實際中出現過的諸多問題，陽先生的這一點主張可以算得上是一種改進了。不過這種號稱「社會主義民主最出色的表現」的東西，我們在資產階級民主的貨架上已經見過多次，實在是難免讓我們嚮往社會主義的青年感到有些失望。

這種群眾組織是如何發揮自己的功能的呢？「黨的領導和群眾監督在不同的時期要有不同的主次關係，像波浪一樣的有時強調黨的領導，有時強調群眾的監督才對。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不時地搞運動去剔除壞頭目，又不能總是在運動中」。由於陽先生用「如何解決群眾組織和黨的關係問題是將來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必須進一步通過實踐來解決的大問題」來迴避了「黨如何領導群眾」這個最根本、最迫切的理論問題,聯想到歷史上發生的壞事，我必須問一句，這是不是說，「領導叫你搞運動的時候你不想搞也得搞，而叫你別搞的時候你敢搞就弄死你」？如果是，那麼這既不是我們想要的工人民主，也不是我們想要的黨的領導。

同時，這句話很好地表明了他對於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關係的認識。在人為的「治」、「亂」的交替之間，唯一不變的是黨中央（最壞的情況下黨中央也不足以信任，只剩下一個「孤軍奮戰」的領袖）的領導和其下的官僚專制體制。

在「大民主」之下，假設一旦展開和「走資派」的鬥爭，由於結社的權利僅限於中央指揮下的群眾組織，基層群眾組織和官僚必然逐級向上尋求庇護，我不知道這樣怎麼就能夠解決官僚專制和走資派的問題，文革不是告訴我們，「資產階級」在中央有司令部，最後連毛主席也打不過他們嘛！革命群眾和工人階級既不能形成真正具有政綱的全國性的、具有充分政治代表性和足夠政治活動能力的組織，又沒有足夠的武裝力量，那麼失敗是必然的。

有人說文革在遇到軍隊問題以後風向就變了，是因為毛澤東為了防止全面內戰，組織了戰略性撤退，我看未必，一身剮到底舍不捨得？即使他真是心懷天下，為了避免內戰而放棄了革命的前途，那麼也不過說承認了這種壓制群眾、依靠官僚和軍隊的戰略的錯誤。

既然我們現在必須重來一次，那麼我不願意重蹈覆轍。

（二）我們如何評價「大民主」？

如果這就是無產階級民主的全部內容，難怪文革要「七八年再來一次」呢，因為它的追求和實踐之間有一道鴻溝，而問題的根源根本沒有得到清除。

我們知道，官僚主義的弊端在落後國家的過渡時期中由於客觀原因，無法完全避免。官僚主義的加深不僅僅和官僚層獲得的與職位相關的特殊物質待遇有關，我們必須認識到在官僚壟斷國家機器和經濟單位的專權狀況下官僚退化傾向必然會加深。我相信，陽先生強調黨的領導，是為了保障工人國家向著社會主義發展，但是黨如何領導卻是十分重要的問題，稍不注意的話，很容易會變成「黨靠槍領導」的官僚專制。

1、縮水的巴黎公社經驗

首先讓我們看看所謂的馬克思主義「巴黎公社原則」。陽先生在其文中提到，「巴黎公社兩原則」是「廢除官僚特權和堅持無產階級對其政權的民主監督」。而作為任何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必修課的巴黎公社經驗實際上是什麼樣的呢？從馬克思的著作《法蘭西內戰》中我們可以明確地看到，巴黎公社用以代替被打碎的舊國家機器的，是這樣一種新的制度：「公社的第一個法令就是廢除常備軍而代之以武裝的人民。……公社是由巴黎各區通過普選選出的市政委員組成的。這些委員是負責任的，隨時可以罷免。其中大多數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認的工人階級代表。公社是一個實幹的而不是議會式的機構，它既是行政機關，同時也是立法機關。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他們立刻被免除了政治職能，而變為公社的負責任的、隨時可以罷免的工作人員。所有其它各行政部門的官員也是一樣。從公社委員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職人員，都只能領取相當於工人工資的報酬。從前國家的高官顯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權以及公務津貼，都隨著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社會公職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們的私有物。不僅城市的管理，而且連先前由國家行使的全部創議權也都轉歸公社。」

這些原則後來被列寧加以闡述和肯定，在其著作《國家與革命》中有明確的論述。我把它們總結為：

1）公職人員由選舉產生、隨時可以撤換，取消政治特權。

2）公職人員薪金不得超過技術工人，取消物質特權。

3）實行立法和行政權統一、議行合一的代表會（即蘇維埃）制度，工人廣泛參加管理。

4）以普遍的工人武裝代替警察和常備軍。

人們常說的「巴黎公社兩原則」，就是上面第一和第二條。任何讀者只要細心地看了，就會發現，實際上光是這兩條也和陽先生所說的不太一樣。雖然陽先生沒有說得十分明確，但是根據我對毛主義的一般了解，所謂「廢除官僚特權」和「民主監督」，實際上就只保留了第二條，反而掩蓋了巴黎公社原則的實質，實際就是一種倒退（如果我這個判斷是錯誤的，那麼實際上是一種好事，即意味著陽先生向托洛茨基主義靠近了）。實際上只是取消了官僚的物質特權，但是仍然保留了政治特權；群眾某種程度上有權監督腐敗官僚，卻保留了官僚專制制度。這與我們革命的工人階級所追求的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還相去甚遠。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即使取消了官僚的物質特權，如果沒有「官員由選舉產生、隨時可以替換」這一條來取消官僚的政治特權，那麼就會出現這樣一幅圖景：普通官僚本質上還是「黨中央」的僱員，只不過現在沒有了獎金，福利待遇差了一點。而上層官僚是無法受到下層群眾和基層黨員監督的，因為監督有效無效，是對是錯的評判權，還是在上層甚至領袖手中。這種設計實際上既沒有解決官僚退化不斷加深的根源，又沒有辦法監督上層，相當於「只反貪官，不反皇帝」。

那麼：

1）各級官僚既然還有政治特權，會不會以某種方式謀私呢？

2）即使假設領袖絕對正確，居於其下的官僚會不會聯合起來架空領袖呢？

3）黨中央、領袖會不會退化呢？

歷史告訴我們，三個問題的答案都是肯定的。文革實際上發生的狀況就是整個官僚層的退化已經到了很深的地步，以至於保守派和改良派官僚發生了分裂。

即使假設領袖是絕對正確的，他依靠什麼來防止這種程度的退化呢？掌握在黨中央手中的軍隊？難道軍隊又是獨立於世的？群眾組織嗎？他們有什麼能力和軍隊和國家抗衡，如果有，不就是內戰了？如果沒有以普遍的工人武裝代替警察和常備軍，則無法防止專制官僚的反動。

如果沒有蘇維埃民主，如果勞動群眾不能廣泛地通過實質上民主的方式參與國家管理，社會主義制度的根基必然是動搖的，群眾的需求被壓制，其積極性、主動性就必將低落。

2、無力的群眾組織

陽先生認為，由於群眾組織不是實行民主集中制原則，還受到各種各樣思想的影響，必然不能夠代表工人階級的整體利益。「雖然組織起來的無產階級可以有各種各樣的形式，但是代表本階級整體利益的……就只能是無產階級集中統一的政黨。沒有這一政黨無產階級是無法行駛自己的權力。因此社會主義社會的權力中心是無產階級的政黨」。「這些群眾組織和政黨的區別在於它既沒有充分的獨立性，也不具有全國性」。

那麼，假設群眾組織要升級，要建立系統的政綱和全國組織性，並且宣稱支持社會主義、實行民主集中制；或者要通過選舉代表，組成黨內反對派的形式來表達自己的不同意見，可以嗎？要解決這個問題，對陽先生來說只要簡單幾句話就夠了：「與計劃經濟相輔相成的，代表無產階級全局利益的政黨只能是一個無產階級的政黨，維護無產階級全局利益的國家只能是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這是因為多中心多黨派都同時代表無產階級的全局和長遠利益，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同時也是在無產階級革命實踐的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的。」

陽先生承認工人國家需要民主，但是雖然他批判了資產階級民主、形式民主的局限性，但是他並沒有把這種民主加以改進，讓我們看到實質性的社會主義民主。在「肯定-否定」之後，我沒有看到在新的基礎上的「否定之否定」。且不說結社權在資產階級民主國家也存在，其中的群眾組織尚不用事事符合「中央路線」。陽先生把它當作最後的救命稻草，期望用它來保障其他民主權利，它卻也是無法勝任的。

我們知道，群眾組織由於其片面性不能夠代替黨的角色。但是，歷史上群眾組織之所以必然具有片面性是因為專制的官僚階層從來沒有允許群眾組織的發展高過小派別，從來沒有允許他們具有獨立的綱領和全國性組織。經驗和組織無法民主集中，自然只能有「派性」了。

由於官僚專制還是存在，退化官僚在實際鬥爭中沒有理由不利用自己的優勢，我們前面已經說過，取締群眾組織是退化的專制官僚階層的唯一選擇，雖說陽先生覺得不應該取締，在實際的政治鬥爭中，找一個借口取締來很難嗎？這樣的群眾組織，平時只能監督一下貪污腐敗或擺官架子的官僚，對專制官僚階層對勞動群眾的制度性掠奪（即「合法的」）完全無能為力；最後在鬥爭高漲時，就只能仰望蒼天，祈求有一位明君能夠識得自己一片丹心，能夠不取締自己，實際上就只有「苦諫」或「死諫」的權利。

3、消失的黨的領導

不允許建黨？好吧，通過群眾推舉的黨內代表來實行工人民主呢？不同意見要通過民主的方式得以表達以致獲得多數的肯定，必須要經過廣泛、嚴肅的討論，然後形成支持者群體。但是黨內不允許有派別啊。沒有公開派別活動，只能講悄悄話，那麼：一方面，問題的討論很難徹底、全面；另一方面，「上面」以反對「派別活動」來壓制不同意見很難嗎？歷史已經給了我們教訓了，沒有廣泛的討論自由、派別自由，黨內民主就是形式民主，黨的領導實際也就是統治官僚階層的領導。

利用強制力量禁止派別、黨派，並不能夠消除分歧產生的根源，只能限制基層群眾和黨員中形成有力的政治力量，卻基本上不能夠防止黨從上面（以或明或暗的方式）發生退化和分裂，由於這種集中的黨國一體的體制，投機者反而獲得了染指國家政權的便利。

我們已經知道，官僚專制自我糾正的唯一途徑就是內部的集團鬥爭，一旦鬥爭開始，黨的領導層就會分裂，而基層黨組織對於上層的鬥爭是沒有直接的制約的，只有聽命的分。而黨的幹部一方面癱瘓無力，一方面退化，不能依靠廣泛的黨組織的革命群眾只能「踢開黨委鬧革命」。使用行政手段、使用強制力不是黨的領導的象徵，而是黨不能領導的象徵。黨的民主集中制消失，黨的領導也就消失了，工人階級通過黨來進行民主專政也就化為泡影。

至此我們看到，所謂「大民主」實際拿到勞動群眾的手中時，看起來還要比最好情況下的資產階級的形式民主要小一點。

三、我們想要什麼？：以蘇維埃為中心的無產階級民主專政

抽象地說，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民主是兩面一體的，無產階級專政的表現就是無產階級實際上掌握了民主。就像資產階級民主之所以本質上是資產階級專政，是因為民主實際上還掌控在資產階級手裡，並且用暴力機器捍衛著生產資料的私有制。我認為，「當權者」之所以能夠具有更大的力量，源自這種「當權」本身就說明了還是官僚專制體制，民主還是形式民主，無產階級實際上還是沒有達到民主專政，在這種體制之下，所謂「群眾」很容易受「當權派」的控制，因為他們本身必須接受來自「上面」的統治，而本身實踐民主的能力是受到限制的。而我認為這種擔心在社會主義民主得到充分發揚的情況下，在黨真正取得了工人階級先鋒的地位時，是多餘的，是屬於布朗基主義者的擔心，表現了「先鋒隊」與其宣稱所代表的社會利益的分裂。

我們想要的，具體地說，就是「政權歸蘇維埃」。我認為社會主義社會應該實行以蘇維埃為中心的社會主義民主。它包括真正的巴黎公社原則、民主的計劃經濟和廣泛的實質民主權利，這些權利包括工人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爭取、繼承下來的基本民主權利，比如新聞、集會、遊行、罷工的自由等等，還包括把實行這些權利所必須的物質資料的公有化，不允許任何團體壟斷。最後這裡要強調的是黨派自由，是因為黨派自由是對不同意見最終的承認，是工人階級其他民主權利的根本保障；反過來說，沒有黨派自由，任何其他民主權利在官僚專制下都會很容易地被削減至零。

（一）蘇維埃多黨制的形式

我認為陽先生對多黨制持反對態度，部分原因是由於他設想的多黨制和我們不一樣。我認為靠什麼來實現多黨制下的集中呢？絕對不是一種定期換人的「黨國一體」，而是靠黨政分離的蘇維埃民主體制。某個黨的政綱、路線由民主的方法確定下以後，整個工人國家必須執行，而執政黨對政綱有最終解釋權，並且有權指導具體實施方法。同時行政和管理人員同樣還要進行選舉，而不是哪個黨獲選後就全盤用自己人塞滿機關，黨只有舉薦的權利（也許實際情況需要指派，但只能作為輔助手段）。也許有人會說，要是某個不支持獲選路線的人出任了公職人員，導致其「陽奉陰違」怎麼辦？「沒有根本利益分歧」的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很容易地就可以將其替換。任何出於派別目的怠工、搞破壞的就是違反蘇維埃民主集中原則，那麼其人可以隨時撤換，造成嚴重不良後果的依法處理。如果不存在根本利益衝突，新社會的公民們有什麼理由互相為難呢？

從純粹的理論角度說，這個問題的實質上不是總共需要幾個黨的問題，而是社會主義民主的真正施行程度。如果沒有矛盾，只要一個政黨不是自然的嗎，何必去禁止？我絕不是倡導形式上的多黨制，要是一個黨足夠，黨內有充分的黨內民主和派別自由，能夠使工人國家發展過程之中各部分的分歧和矛盾得以在黨內充分、自由地交流，使得意見能夠平等地得到交換和綜合，從而消除了分裂的必要的話，我們也絕不會主張追求形式而浪費資源。由於實踐上人是活的，官僚退化和一dang囀·zhi是孿生兄弟，而一黨很難不專制，所以我們強調工人國家中黨派自由這種民主權利不能被妥協。我猜測，實際上，如果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得到最終保障，經過自由、平等、廣泛地討論的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更可能傾向於在一個黨內解決分歧。或者不如說，黨也就消亡了。但是實際上這種情況只有當新社會的公民們經過社會主義民主一段時間的鍛煉之後才會出現。

在這樣的環境中本來意見不同的團體、派別、政黨以致整個工人階級各部分、工人國家的各部分反而能夠通過更好地交換意見，更好地認清發展中存在的問題、總體利益以及當前發展的重心。由於執政不會造成特權，那麼黨本位、組織崇拜、官僚退化就沒有了基礎。雖然分歧意味著有需要解決的問題，但不被視為一種罪惡。那麼，我們才能夠真正說工人階級通過了自己的先鋒黨來行使無產階級專政。

（二）怎麼解決問題？

1、怎麼解決「哪個階級掌權」的問題？

陽先生的「大民主」構想始終給人一種「需要一點民主，但不能太民主」的感覺。看起來像是考慮到了辯證法中「質和量」的關係，兼顧了政權和民主，從而保持了工人政權的長久穩固。但實際上卻是使得無產階級專政和工人民主的矛盾、工人階級維護社會主義公有制和滿足物質和精神需求的矛盾無法更進一步，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達成統一。

我們明白工人階級組織起來的重要性，更明白先鋒隊的重要性和僅僅依靠分散的群眾組織的不足。我當然明白陽先生的擔心：「要是允許（主觀上或者客觀上的）反革命建黨了那還了得」？總之，無非是因為「……相比政權來說，民主是第二位的」，「在小資產階級思想意識的干擾下，無產階級的民主不一定能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普選或代表很容易被當權者左右」，無非是說，擔心真正民主後工人政權不保。

關於「資產階級世界觀」，我毫不懷疑在取得政權之後一段時期中還會存在於部分工人階級和其他群眾之中，但是革命足以成功的先決條件，就是很大一部分人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支持，意味著「資產階級世界觀」實際上已經被，並且仍在逐漸被一部分人替換為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而那種被小農包圍的情況可以說一去不復返了，我們所面對的前景變了。

我認為文革後期出現的所謂「資產階級世界觀」「佔上風」，是群眾對於官僚專制的「社會主義」的失望造成的。黨的任務就在於想方設法避免這種「失望」，首先就需要克服官僚退化。工人政黨和工人階級的先進分子自然不能鬆懈對落後部分的教育，但是這種教育不是通過命令、以專政手段壓迫等方式，而是通過解釋、說服和鼓勵實踐的方式才能夠真正實現的。陽先生說沒有看到托洛茨基主義者怎麼解決民心影響民主的問題，我認為，民心固然是會影響民主的結果和政權的，但對於革命工人政黨來說關鍵在於如何取得、保持民心。而不是說宣布自己是「先鋒」，就只留給別人服從的分。

只有形式主義者才會認為無論在什麼條件下，「共產黨」永遠等於共產黨，「先鋒隊」永遠是先鋒隊。事物無時無刻不處於運動中，工人政權和工人政黨的先鋒地位時刻都在鞏固或者流失中。「只是自稱為『先鋒隊』，自稱為先進部隊是不夠的，還要做得使其餘一切部隊都能看到並且不能不承認我們是走在前面。」

民心問題，不是由黨派自由直接解決的，而是由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及其對工人階級的教育和組織水平決定的。這個問題不能一言以蔽之，不過如果革命工人政黨正確地啟發和教育了廣大工人階級的政治意識，同時以自己正確的領導獲得了「先鋒隊」的地位，那麼「民心」才會有保障。否則，即使是用武力強迫也不會獲得「民心」的。而工人民主，是工人階級政治意識得以在意見的交換和辯論中成長的前提，如果提出一個不同於黨中央的言論就被壓制或迫害，那很難想像工人階級的政治意識能夠成長（比如，遇羅克的問題，如果他是典型的反革命，黨本來可以把他作為反面教材，細細地批判他的理論，而不是槍決）。

在這個前提下，如果有充分的社會主義民主和普遍武裝的工人階級，政權不會是個大問題。在農民人口比重仍較大的情況下，可以實行工人與農民有區別的選舉制度（同時必須推進合理的農業的機械化和農民的工人化，或者說「共產化」）。這種情況下，我們很難相信工人階級會通過自己的選票自願請人騎在自己頭上，造成一個資產階級。我相信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一個純粹的資產階級政黨及其路線是不可能得到廣大勞動群眾的支持，它不可能通過社會主義民主的考驗。群眾即使暫時被欺騙了，他們的武裝也能保障可以將這些代表隨時撤換。

潛伏的反革命能軍事政變嗎？我們甚至不用說在剝削階級「業已消滅」的「社會主義」國家，武裝的工人能不能夠防止少量反革命分子成功的武裝顛覆，就算是在階級對立嚴重的資本主義社會，只要具備充足的武裝和組織性，武裝到牙齒的資產階級暴力機器也不在話下。否則，革命還能成為一個選擇嗎？

帝國主義國家的軍事侵略呢？習慣了社會主義民主，習慣於民主協作的計劃經濟的工人階級，還會再甘願成為僱傭奴隸嗎。由於新社會的公民無法被征服和奴役，我猜測帝國主義侵略戰爭如果一定要打的話，最終只可能是民族滅絕性質的，這又是另一個問題了。

2、怎麼解決官僚退化的問題？

經過前面的分析，我們知道了官僚退化是由於黨內和工人國家民主的缺乏，官僚特權的無限膨脹。為此我們強調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另一面——工人民主。但是我認為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除了克服客觀的困難之外，要麼從源頭，即革命初期革命工人政黨的組織上就進行預防，要麼就是在工人國家中發動政治革命。因為我們是不可能依靠專制官僚來反對官僚專制的，官僚專制一旦形成，改變它的代價就會更大。所以我們應該優先注重預防，那麼就意味著儘力在黨內培養一種實行民主集中制的習慣。它應該包括，成員之間的人格平等，代表由選舉產生，代表大會的定期、經常召開，在會議上發表意見的自由，閉會期間依據會議的決定統一行動，但是少數派有權保留意見、重新提出問題。允許不同思想的存在，有組織派別的權利，大會前進行派別討論。全職黨員和當選國家公職人員的黨員不享受特權，薪金不高於技術工人，最好還應該輔之以一定的輪換制度。

至於派別存在的弊端，比如宗派主義，比如陽先生提到的托派的分裂（這種分裂在毛派中也存在），我們說「黨內每一個重要的與延續的派別（更不用提每一個有組織的小組織了），都有成為某種社會利益的代言人的傾向。每一個不正確的偏差都可以，在其發展過程中，成為敵對無產階級的或半敵對的某一階級利益的表現。不過這個說法首先適用於官僚主義」。對此我只能引用一句話來作為我們共同的提醒：「只要以是否符合社會經濟發展的現實過程作為學說的最高的和唯一的標準，那就不會有教條主義：只要把任務歸結為協助無產階級組織起來，因而「知識分子」的作用就是使特殊的知識分子的領導者成為不需要的人物，那就不會有宗派主義」。並期望事變的有利發展、理論研究的正確結論，以及各位革命馬克思主義者不斷的成長和成熟，能減少分裂，因為這是禁止派別所解決不了的。

3、怎樣能夠更好地確定工人國家的利益所在？

我們還記得，陽先生說多黨不能夠「都同時代表無產階級的全局和長遠利益」，且不說社會主義民主的黨派自由從來不要求所有黨都必須同時代表「全局」、「長遠」，形式上的一黨卻能夠，才是實在十分費解。而歷史上「沒有出現過」更是十分蹩腳的借口，不用說，我們要完成的事業是前所未有的。而比如「文革的經驗證明，防止無產階級政黨變色的最有效的手段不是建立多個與其作競選對手的政黨，而是建立起多個能隨時監督其一切工作的相對獨立的群眾組織」。這種說法更是不負責任，文革什麼時候有黨派自由、競爭政黨出現的反面教材了？「派戰」？我前面已經說過群眾派別組織的局限性了，但是要說「毛毛蟲不會飛是蝴蝶不會飛的經驗證明」，無論如何也不能讓人信服。文革歷史要是說明了什麼，那就是官僚專制和群眾監督結合幻想的破產。為什麼許多文革前期落馬的官員不久又上去了？這和「公職人員選舉產生，隨時撤換」的巴黎公社原則不符。

陽先生認為，社會主義多黨制只有兩個選擇，一是按行業建黨，二是按派性的觀點建黨。它們都不可能代表全局利益，因為它們要麼是從行業利益，要麼從小集團利益出發。我認為他把追求執政的黨想得太簡單了，這兩種設想實際上還是《怎麼辦》中列寧批判過的工聯主義。作為列寧主義者，我們相信採取社會民主主義政治方法的黨能夠憑藉其優越性而戰勝這兩種不成熟的「黨」。

我們知道，綱領、組織和戰術的有機結合就是黨。如果一個社會主義政黨希望在選舉中獲勝，那麼很顯然就需要儘可能使綱領明確、徹底，並且廣泛涉及整個社會，突破行業和小團體的眼界，使組織分布廣闊，並且仔細制定戰術，才能獲得更廣泛的支持。

所以同理如果在社會主義黨派自由之下，假設毛主義政黨的政綱全面、組織完善，代表性極強，而其對手只代表一個行業或小團體，那毛主義政黨是完全不用擔心落選的！一方面，黨派自由意味著要求各個工人政黨完善自身，使自己具有儘可能大的代表性和理論的正確性；另一方面，意味著要求涉及工人國家發展的優先次序的政綱經過廣泛的政治辯論才能確定。

這樣看來，是一個內部必然分裂退化的、官僚專制的、形式上「統一」的政黨，還是經過了社會主義民主重重考驗的政黨，能夠代表工人階級的長遠利益，符合「先鋒」的稱號呢？

4、怎樣更有利於黨發揮積極作用？

黨的領導是通過民主集中進行的集體領導，是集體工作的成果。民主集中制的實質是自由討論、統一行動。前面我們說過，官僚專制是黨的領導的消失。沒有民主集中就沒有黨的領導。要是不能夠自由、全面地闡述自己的政治意見，民主集中不就是殘缺的嗎？長遠來說，只有黨內有派別自由，這種自由才能有最終的保障。

陽先生提到了1921年俄共（布）十大禁止派別活動的歷史，首先我必須說，毫無疑問那是一個權宜之計。當時蘇維埃俄國由於處於戰後恢復時期，軍隊複員暴露了戰時共產主義造成的很大的經濟問題，以及黨內官僚主義滋長。為了使黨不在理論問題上浪費時間而忽視了亟待解決的問題，列寧才說「現在不應當有反對派，現在不是時候！」其次，取締派別活動並不是壓制意見、削減黨內民主。比如，當時取締派別之前就分歧進行了廣泛的辯論，之後黨不但採納了「工人反對派」的合理意見，還把其成員吸收進了中央委員會。

我們決不是形式地提倡分裂工人階級的組織，組織的分裂意味著出現了迫切的問題。要解決問題只有依靠正確的領導，依靠對有分歧的問題進行誠實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而如果從我們現在的立足點，從（可能的）綱領上永久地禁止了黨派，實際上只會給官僚主義壓制不同意見以借口，實際不能夠防止分裂（妨礙對問題認真分析反而會加深分裂），卻還會窒息黨。就像俄共後來的歷史所昭示的那樣。

並且，按照現在革命力量的分散現狀，綱領上禁止黨派表現出一種很強的宗派主義特徵，不利於工人革命力量的融合及其新生力量的發展。問一句不好聽的，陽先生是不是認為「唯我獨革」呢？在往後的事變發展中，是不是要其他思想派別當作敵人對待？

和蘇維埃的多黨制一樣，黨內派別自由是為了保障黨內民主。如果不允許派別自由，實際上黨內民主就能被輕易削減。

馬克思主義是辯證的科學，只有在辯論中才能保持其生命力。同樣馬克思主義理論只有通過辯論才能掌握。黨只有通過廣泛地集中經驗和信息才能進行領導。這些是光靠服從命令和背誦語錄所不能達到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對黨員的要求不是只會服從命令的機器人，而是能夠對革命負起責任的戰士。在社會主義民主和黨內民主的環境之中，對黨員的主動性有更高的要求。而只有在主動的參與、辯論、實踐而不是被動的執行的情況下，黨員才能不斷成長，黨員的革命性才能得以保持。這些道理陽先生應該不會不懂。

四、結語

總而言之，我認為陽先生的「大民主」還不夠，離社會主義民主的要求還很遠。該路線的不現實為官僚退化留下了許多便利。

對官僚主義的理想主義幻想是和無產階級革命的要求無法調和的。我們反對官僚特權，支持工人階級的民主權利，但是這些權利只有在黨派自由的條件下才能被保障。陽先生所提出的兩個有待實踐去解決的問題，實際上是需要提早解決的，因為到時候再重新認識的話，就太晚了。這些問題是在工人革命政黨建設的初期就應該做好的事情，因為一旦客觀不利條件再次出現，等到官僚專制再次形成，那麼就只有二次革命了。

由於歷史已經給了我們教訓，我認為我們有必要選擇更好的道路。如果陽先生是一位真正追求階級和國家的消亡，追求人類普遍的平等和自由發展，追求共產主義社會的實現的真正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那麼一定會向前一步，站到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民主的旗幟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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