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帶低壓：氣候變化與徒勞論

作者：Ellie Mae O』Hagan, Sam Kriss

「我不再知道要如何當一個人類了。」

在2015年12月一個難熬的下午，雨點啪嗒啪嗒地滴落在灰暗的街道上，像是在為地球唱一首悲歌，五千位激進人士聚集在巴黎凱旋門附近，希望迫使全球領導人為拯救未來有所行動。艾莉當時也在場。但是關於這個下午正在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她印象最深的並不是發生在公眾前、攝影機前和穹頂之下的事。在需要鼓起極大勇氣的抗議活動開始前，激進人士一同搭乘地鐵，對於時常襲來的絕望，他們相互簡短地寬慰著。人們聊著心中的困惑、憤怒和絕望；談論著這樣一種預感：已經發現一個巨大的政府陰謀，即要毀滅人類種族——但這是一個每個人心裡都清楚卻無意去阻止的陰謀。

在巴黎街道二十米深的地下，地鐵成了一個擁擠而恐怖的蠶繭，在這裡人們方能獲得片刻誠實的解脫。終於，有人用語言表達出了曾經困在艾莉腦海中的心靈喪鐘。那是句無心的話：我再也不知道要如何當一個人類了。

氣候變化意味著，幾乎可以確定的是，目前我們對人性相關的所有理解都將終結。如果不儘快採取行動，亞馬遜雨林最終會被燒為灰燼，夷為平地；浩瀚的海洋會腐為污泥，吞沒城市；南極冰原將分崩離析，最終衝散；大片綠茵將成為荒蕪不毛的沙漠。全球氣溫如果上升4攝氏度，一個世紀後的世界與現在將完全不同，就像現在與冰河世紀完全不同。任何從這種人類咎由自取的亂局中倖存的人，他們對世界的認知會與我們相差甚遠，就像我們與在一萬年前那個遙遠而冰冷的星球倖存的第一個薩滿人之間的差別那麼大。這種劇變令人驚駭：大多數人都盡量避免過多思考這個問題，因為無從想起，就像活著的人無從思考死亡。但對於不得不思考這個問題的人——比如氣候學家、激進人士和環保支持者來說，這場隱隱約約的災難引發了一種恐慌：未來，人性可能會滅絕，這使人性在當下備受質疑。

奇怪的天氣

可以這麼說，目前我們已經生活在普遍的人性危機之中了。即將到來的野蠻的碎片讓人性正在一點點倒退。氣候問題激進人士在面對這種退化時感到壓力很大，這種壓力讓他們感到人性被剝奪；而另一種人性的喪失表現為，大眾在面對這種壓力時選擇直接忽略。第一艘難民船在地中海沉沒時，成千上萬隻是想為自己和家人謀求一份穩定、安全的生活的人死去。那時，在歐洲大陸生活安逸的人們還會感到震驚。現如今沉沒仍在繼續發生，但頭版頭條對此的報道卻越來越少。許多人在自己的安逸生活中變得麻木不仁。

今年一月，一個甘比亞年輕人在威尼斯大運河溺水身亡，而現場遊客卻在遊船上放聲大笑，用手機錄像。這慘無人道的行為也在暗示我們，最迅速的人性崩壞可能來自那些最難直接感受到氣候變化衝擊的地區。與其他國家相比，英國避免沙漠化和大規模饑荒的可能性更高，無論官方還是非官方，對未來的計劃都遵照「救生艇英國」觀念。所謂「救生艇」，並不是說當數億難民從南邊千瘡百孔的地方逃過來時，英國會利用其相對安全的境況營救他們。相反， 這裡的「救生艇」源於一種嚴峻的自我保護邏輯——救生艇倫理，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會為了救生艇上的位置你爭我奪，那麼必定會有人無法登船。試想，如果最後一支垂死掙扎的海軍艦隊朝難民船隊開火射擊；如果裹挾著屍體的潮汐已經漲到了英國東海岸，我們還有任何值得拯救的人性殘留么？

應對氣候變化的激進活動十分艱難。激進人士社群里充滿歡樂和友誼，以及共同的掙扎，但也很讓人沮喪；人類對抗潮汐，肉身對抗氣候。有些激進人士在國家監管部門的施壓以及精神疲憊的折磨下放棄。還在並肩戰鬥的夥伴們說，他們正在經歷一種悲傷：為已經發生的氣候變化悲傷，為無論未來人類將會採取什麼行動，短期都會很痛苦的人們悲傷。這種抑鬱或許永遠存在，又或者會逐漸好轉。但它同時迫使我們以最殘酷也是最基本的形式面對這個問題。

「我不再知道要如何當一個人類了。」我們曾知道過么？當人性正緩慢地自我毀滅，了解這個是否只會加速我們的普遍瓦解呢？

一個空虛的世界

許多氣候學家和激進人士說起自己的工作時，都有一種越來越強烈的絕望與無助感——這是一種我們稱之為政治抑鬱的感受。通常，我們認為抑鬱是一種內科疾病，只要給患者一些能夠讓大腦暢遊在血清素中的化學藥物，癥狀就可以得到緩解；而關於如何將大腦更多關於抑鬱的轉變概念化，現代醫學並沒有比從前的觀念走得更遠：過去人們認為抑鬱的心情來自體內過多分泌的褪黑素。但抑鬱症患者談論他們的感受時，用的是「與世界失聯」。作家蒂姆 · 洛特（Tim Lott）曾寫道，「抑鬱症患者就像在透過一塊玻璃看世界，更準確地說是一塊厚厚的半透明的冰。」一位筆名為瑪麗-昂熱（Marie-Ange）的女士，也是朱莉婭 · 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精神分析對象之一，她所描述的世界是空洞的，只剩下虛無，像是一種巨大無形，令人無法反抗的暗物質。換言之，抑鬱的內心狀態其實是一種精神視界；他們注視著一種巨大的缺憾：沒有希望，沒有未來，也沒有人類生存的可能性。抑鬱症患者窺探到了氣候變化後的未來。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試圖描述他抑鬱的經歷和感受——「新的東西顯現出來，"他寫道，「一個空虛的世界。」

弗洛伊德認為抑鬱是失去對象（一件事、 一個人、 一個世界）的結果，這種失去感會在內心不斷重複，每次總在第一時間跳出來。我們認為，政治抑鬱不是因政治事件造成的人格障礙，而是我們把自己在廣闊世界裡客觀的無力內化了。我們都隱約覺得，自己的好意應該得到重視，我們應該有能力影響身邊的事物，讓他們變得更好；當我們下定決心要做點什麼時，我們所在的社會體制和國家機器卻註定會挫敗我們的行動，這種無力或絕望就是政治抑鬱。

氣候變化意味著，幾乎可以確定的是，目前我們對人性相關的所有理解都將終結。

但我們不像卡夫卡筆下的英雄那樣，面對毫不講理的巨大機器除了顫抖別無選擇。人們無法忍受的是，這種機制確有其道理——與之相同的邏輯正統治著我們生活的每分每秒。

面對殘忍的真相，應對氣候變化運動有時堅持用不屈不撓的樂觀主義將其掩蓋：只要我們有政治意圖，災難是可以避免的，我們可沒有時間浪費在悲傷上。確實。但激進人士們已經開始意識到，也需要給悲傷一些空間。丹尼·巴福德（Danni Paffard）是一位資深的激進人士，曾三次在抗議中被捕，一次險些因切斷希思羅機場跑道鋃鐺入獄，她這樣告訴我們，「應對氣候變化運動已經表明這是關乎生存的問題，並為人們創造了充分討論此事的空間。」在悲傷感的包圍中生存，去和政治抑鬱共處，而非壓抑它。畢竟，正如作家安德魯 · 所羅門（Andrew Solomon）所說，」很多時候，抑鬱者表達的是見解，而非疾病；想想吧，我們大部分人都知道這些生存問題，卻不會為此困擾，這才是最奇怪的。」如今「抑鬱現實主義」作品層出不窮，或許事實上抑鬱的人才是正確的。在一項1979年的研究中， 勞倫·B.阿洛伊 （Lauren B.Alloy）和林恩·Y.艾布拉姆森 （Lyn Y. Abramson）發現，與那些不抑鬱的同齡人相比，抑鬱症被試「對意外事件的判斷力驚人地準確」。

抑鬱症患者首先是拒絕遺忘的人。按照弗洛伊德理論，針對已經消失的事物，哀悼是對其情感聯繫的緩慢釋放，而抑鬱則是拒絕放手。不僅氣候變化這件事讓人抑鬱，阻止氣候變化的決心也要從一種抑鬱的信念開始：我們不能就這樣忘記我們已經失去了那麼多，且每天還在失去更多——必須要牢牢記住。或者正如巴福德所說，「你得牢牢抓住心中利害攸關的東西，謹記為何行動是如此重要。」

幻想世界

今年四月，澳大利亞的海洋生物學家喬恩 · 布羅迪（Jon Brodie）因大肆宣傳絕望而登上各大頭版頭條。一次空前的大潮中，嚴重的珊瑚漂白現象毀壞了很多大堡礁；布羅迪覺得，最壞的情況以最可怕的方式發生了。「我們已經放棄了，」布羅迪告訴衛報，「我畢生都在管控水質，但我們已經失敗。儘管已投入了大量金錢，最終並沒有成功。」布羅迪用了數十年的時間警告資助他的澳大利亞政府，若不採取有力措施將發生此類事件，但這些政客完全置之不理，布羅迪一次又一次地失望。

最壞的情況已經發生了，你能做什麼呢？我們與布羅迪通話時他鎮定而坦然，好像完全不知道他正在說的事情有多糟糕。「想看珊瑚礁么？」 他說，「現在就去。珊瑚礁太多了，但你必須現在看，因為十年後他們可不長這樣了。」

抱有希望太難了。「我和年輕人一起工作，」布羅迪解釋道。「甚至在五年前，我都還覺得尚能激勵他們。但現在帶博士生，我甚至無法給他們『還能做些實事』這樣的感覺。我們生活在一個拒絕科學的時代。」令人沮喪的不是氣候變化無法避免，而恰恰是意識到本可以避免，只要人們能重視每件破壞氣候的小事。巴福德告訴我們，「我年輕時會在倫敦漫步，看人們過著他們的正常日子，當時我想，『我們所有人的生活都在繼續，好像一切如常，好像末日不會到來。』 這讓我又無措又憤怒。但現在我只覺得悲傷..……一想到這些時刻就悲傷不已。

布羅迪認為，政治愚昧與其創造的這場大災難融合得天衣無縫。

想想我們十八年前的政府，再看看現在那些愚昧無知的政客，我既傷心又憤怒。這些人總覺得用煤炭就能解決能源需求，簡直活在幻想里。到最後，生命總是會延續。或許人類可以走得更遠些，但地球永遠都在這裡。

西蒙 · 劉易斯（Simon Lewis）是英國倫敦大學學院的一位氣候學家，對他而言，棕櫚樹是抑鬱的誘因。他向我們解釋，自己不得不結束在東南亞地區的考察工作，沒有其他原因，純粹因為太讓人絕望。「保存下來的森林面積極少。在婆羅洲，大多數森林已經變成了種植園。你乘坐飛機，一連幾個小時看見的都是農作物，在那裡工作太令人絕望了。他們的觀念就是先砍伐森林，再種植油棕，最後投資獲利；從個人的存在主義考慮，我只是不想再和這些事打交道了。」 他現在改為在剛果工作。「人們問我在這裡就不絕望么。但你會覺得也只能這樣了，至少那裡的人們仍然維繫著與自然環境的關係。」劉易斯試圖解釋我們為什麼缺乏應對氣候變化的有效措施：「人們不是不在意，而是覺得「如果我們將它拋之腦後，就沒有什麼事，我們知道社會依賴於可以產生糧食的土壤，我們也知道水土流失的危機一直存在。但是我們就是對此閉口不談。」

布羅迪試圖創造一個可控的生態系統，來應對珊瑚礁的損失。「失落感是有的，但我會做些別的彌補這種感覺。我住在一大片土地上，在上面種植了一片森林，這讓我感到滿足——那裡鳥語花香，蝴蝶紛飛。」 退一步，就會發現你還有其他的東西，尚且擁有一些時刻。面對龐大的氣候變化，人們只能謀求愈發渺小的事物。「我一直讓自己處於忙碌的狀態，」巴福德說，「這樣我才不會從生存層面思考這些問題。」劉易斯指出，「由於我們生活在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中，做長期規劃是十分困難的，」與此同時，「人們為了對衝風險，總是先消耗當下，再擔心未來。」他也採取類似的策略——全身心投入到手頭的許多短期工作中。

應對氣候變化的激進活動十分艱難。激進人士社群里充滿歡樂和友誼，共同的掙扎，但有時也很讓人沮喪，他們對抗主流，以肉身對抗氣候。

「科研圈之外的人認為我們每天坐在一起操心各種重大問題，其實我們不會。科學家們想的都是下一筆撥款資金從哪兒來。不用思考宏觀前景也能在工作中找到智慧的靈感。最近，我突然有了想法，過去十幾年中發生的厄爾尼諾現象導致氣溫異常升高——太機智了！我開始觀察這種異常高溫對我正在研究的熱帶森林有什麼影響。」

劉易斯說，對自己這樣的反應感到震驚。毀滅我們星球的過程是極其客觀的。他甚至開始憐憫提倡使用化石燃料的人：他們的所作所為很罪惡，但與我們每個人息息相關，很難分割。「很多人嘗試改變自己內心的想法，最終被周圍同化，無動於衷。因為這是一件異常艱難的事情。「人們對自己耍各種各樣的心理詭計，好讓自己能心安理地做危害社會的事情。」對任何人而言，改變這些事都很困難，無論他是政府贊助的科學家、境遇越發艱難的激進人士，還是其他的任何人。「我會願意為了避免氣候變化，像巴布亞紐幾內亞人那樣生活么？」布羅迪自問道。「應該不會。」

政治抑鬱意味著你關注的都是宏觀格局，但這種東西既不宏偉也不壯麗，幾乎是隱形的。但每天早上醒來時你知道它就在那兒，揮之不去，深入骨髓。「我很驚訝，」 巴福德告訴我們，「因為面對令人恐懼、比人類強大的事物，我們是如此無能。推動我們向前走的只是細枝末節……對我們的大腦而言，這些事過於龐大，無處安放。」我們還能做什麼？我們只是人類啊。

一切都過於以人為中心了？

我們生活在所謂的「人類世」（anthropocene）中。這種觀念認為，當下是人類的時代，人類不僅僅是地球上的另一種生物，而是一種鐫刻在歷史長河中，註定改變地球的力量。我們以倍增的程度扭曲著氣候和各種生物圈；無論在杳無人煙的原始森林，還是在不見天日的海洋，所有生物都在以某種方式被人類活動重塑。不管接下來發生什麼，或好或壞，地球會記錄我們數十億年存在的痕迹，將它留在一個由地膜包覆、充滿大滅絕岩屑的地質層中。但「人類世」確實是個令人不太舒服的名稱：它似乎暗示著人類將會凱旋，最終作為宇宙星系間的一股力量抵達宿命。然而，「人類世」其實別有他意： 過分自我的人類，肆意超出自身界限的人類，冒著自取滅亡的風險。一旦人類這種東西完全表達出自我，就有滅絕的危險了。

公元前四世紀，有人將一隻拔了毛的雞扔進了雅典的柏拉圖學園。在那之前，柏拉圖稱其終於發現了人類的定義，這令所有人歡欣雀躍，也是最早出現的西方知識準則之一：人類是「沒有羽毛的兩腳動物」。諷世者戴奧真尼斯（Diogenes，希臘哲學家）把這隻死了的雞扔出去，大聲說道：「請看！這就是柏拉圖所說的人！」 柏拉圖只好另作補充，進一步明確：「人是沒有羽毛，有扁平指甲的兩腳動物。」

你可以看到問題所在：與其他動物不同，人類沒有定式，時而值得稱頌，時而令人憤慨，反覆無常；只要你定下規則區分什麼是人類，什麼不是，一定會有人跳出來反對。

人類這個概念中存在一種缺失，這個詞語（human）中有一種沉默。「人類」是一個拐杖，支撐著一種對人性一無所知的生物。這是為何眾多人類的定義都特許沒有定式：它具有可以擁有任何基本屬性的基本屬性。最具影響力的定義來自柏拉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Aristotle），根據他的理解，人類之所以有別於其他生物，是因為他們擁有「理性的靈魂」。 植物只關乎生長，它們知道如何靠著陽光露水為食，動物只關乎本能，根據自然的設計作出反應，奔走遷徙。人類截然不同。我們創造自己的傑作，規劃自己的未來；動物總在應激性地反應，人類卻要先決定自己想要的。但是，我們的慾望無窮無盡。

馬克思曾這樣回應亞里士多德，他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寫道：「可以根據意識、宗教或者其他任何事物來區別人和動物。」 然而，（人和動物之間）有一個實質上確鑿的區別：「一旦人們自己開始生產他們所必需的生活資料，他們就與動物區別開來了。」

第一個將在全球變暖中滅絕的動物，就是亞里士多德所說的有理性的動物。

在馬克思的理論中，類本質（Gattungswesen，即物種的存在或物種的本質）並不是一種固定的分類方法——只有規定符合某些特質才能算作人類；而是存在於生產中，對世界的改造中，以及主體與客體間無限的可變性中。

換言之，我們的本質是，並沒有什麼特質，但能夠一邊前進一邊製造特質。德里達（Derrida）在《動物故我在》(The Animal That Therefore I Am）中也有相同的理論：有些動物有知覺，有些動物能說話，如說英文的鸚鵡，有些動物會寫字（以德里達的標準）；我們只能說人與動物本質的區別是，動物從來沒有真正赤裸過，或真正穿過衣服。「人類的特質清單總是構成一個構型，上溯到最初的我們。因此，它永遠不會局限於單獨的特質，也永遠不會結束，從結構上講它會吸引無數個其他概念，從一個概念的概念開始。

在人類世，這種沉默和非限定性終於有了呈現方式：那就是毀滅其他的一切。在流行的通俗達爾文主義中認為，人性是生物學登上神壇發生質變的那個點，就像生命本身是化學反應發展的巔峰，是由化學徹底變革為某種需要一套全新規則的東西的分界點。人類世的概念就像立在達爾文主義前的一面扭曲的鏡子：人類的存在始終只是一個地質過程，是化石。不是生命超越了它本身，而是它作為所有生命滅絕的代理人——（所謂的發生質變的）那個點是要它回到岩層中去。

但這個觀點中顯然有些謬誤。畢竟，第一個將在全球變暖中滅絕的，就是亞里士多德所說的理性動物。我們從不先思考後行動——我們根本不思考。我們輕率而又災難性地陷入了一個完全隨機創造的世界。

內部敵人

氣候變化最令人沮喪的是，絕對沒有任何人希望它發生——雖然這場災難的推動者是那些憤世嫉俗的宣傳家、冷漠的製造商和疏忽的國家，但他們從未想過毀滅數十億人類。地球的脆弱、追求利潤的動機、短期思維的主導地位、以及複雜體系的混亂，這一切正塑造著我們的未來。每個和我們聊過的人都指出，抗爭氣候變化時最令人煩惱的是，我們的對手究竟有多麼發散：「沒有一個關鍵點是我們能抓住並做出改變的，」劉易斯說。它就存在在辦公樓中，在政府大廳中，但也在我們自己的頭腦中。它是人性中非人性的部分，我們沒有能力靠自己的行動自救。

反對人類世理論最普遍的理由是，這個崩潰的時代不是人性造成的，而是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導致的，它來源於人類生產活動，但沒有因人類結束。我們應該用別的方式稱呼這個時代：工業世，經濟世或是資本世。或許我們的確應該選用這其中的名字，但重要的是，被這些腐朽的資本結構所工具化的，仍舊是人類本身。在馬克思理論中，有這樣一個術語，異化（Entfremdung），即疏遠或孤立的意思。這個術語常用於討論資本主義生產中具體的異化，即工人的勞動力如何被剝奪，但這個概念在更宏觀的範圍內也得到鞏固。從根本上而言，異化是我們對自己這個物種本質的疏離——即根據我們的意願重塑物體的能力。在異化情況下，我們被殘忍的事實——人類已經定性——所禁錮，不可能達到其他的狀態。這就是人性為什麼如此危險的原因：思考一隻兔子或鯨是否異化沒有意義，說穿山甲或鸚鵡「不像它們自己了」也不太可信。只有人類可以不像人本身。但也只有人類有「像或不像」的界限。

實際上，問題並不在於人口過多，而在於人性貧瘠。氣候變化和人類世是現存物種的勝利，是通往滅亡的一次盲目洗牌，但這並不能代表真正的我們。因此政治抑鬱十分重要：殭屍不會感到悲哀，不會感到無助；他們就是悲哀和無助本身。政治抑鬱從根源上而言是一種體驗，一種我們無法成為自己的體驗；是我們對著破碎和無力發出的抗議哭訴。是啊，政治抑鬱者感到他們不知道如何為人了；只能把自己深埋在絕望和自我懷疑中實現願望。如果說人性是在現有環境中做有意義事情的能力，那麼我們確實還不算為人。

沒有什麼是確定的。馬克思提出的非異化的人性願景是超越時間的；只是一種概念上的狀態，一種藏在現有的不公平之中的可能性；它甚至不需要真正發生。我們自身和行為的真正自治不會主動找上門，也不存在於某種光明的未來中；此刻，在平底線上徘徊的只有死亡。這並不意味我們只能等待宿命，也不是說人類精神會在末日到來時會突然閃耀。這是與學習有關的問題。要阻止氣候變化，終歸還是要學習——有史以來第一次學習——如何做人。

Sam Kriss，作家，現居英國，其博客為Idiot Joy Showland。

Ellie Mae O"Hagan，自由記者，現居倫敦。其作品經常出現在《衛報》上。

註：原文標題為Tropical Depressions，是一個雙關語，本文保留直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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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陳靚羽；校對：Dora審校：tangcubibi；編輯：EON原文：https://thebaffler.com/salvos/tropical-depressions-kriss-oha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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