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美外交的重大隱患：誤判、包圍與新思考

近來的一系列現象，顯示出中國似乎正在亞太的中美競爭中展現出某種優勢：美國總統在他的訪華行程中對中國政府讚不絕口，美國的媒體也心甘情願地承認——中國正贏得亞太地區的競爭；在越南和菲律賓舉行的APEC會議和東盟會議上，中國也屹然以最核心的姿態呈現其中。

從當前的情況來看，特朗普政府在口頭上已不再如奧巴馬般公開明確地表達對中國南海建島行動的不滿；台灣問題上的爭端也極少被白宮主人提及；至於以往美國對日關係中標榜的聯合協防釣魚島，似乎也被新總統所遺忘。作為唯一有能力對抗中國的大國，美國在亞太前沿的對華曖昧態度，無疑將給遠東各個承受著中國愈來愈大壓力的次等強國和中小國家帶來恐慌。

我們可以看到，曾經一度試圖與北京針鋒相對的新加坡，現在已不得不到北京朝拜；台灣社會各界則愈來愈擔憂美國拋棄自己。處在這樣的地緣氛圍中，那些長久以來依靠美國制衡北京的小國之憂慮是可以理解的。

同樣，面對可喜的形勢，中國的輿論界也不由自主地產生了一些假象。美國是否已經默認中國在南海的行動自由？美國是否已經不再干涉中國對台灣的主張甚至舉措？有些人甚至認為美國已經將霸權拱手相讓。在筆者看來，這種認知實際上是一種危險的假象。

誤判的危險

在非西方大國與西方民主強國的漫長外交史上，因為政治體制及思維的不同，常常出現一些令人吃驚的危險誤判。對於非西方大國來說，他的領導人處置與西方外交之時，往往會有兩個可能的錯覺：

一方面，他更傾向於從現實力量和利益出發（或者說從純粹理性的角度），將心比心地去揣測民主國家的外交決策。1939年9月的希特勒認為英法絕不會與德國作戰，他的理由在於：如果1938年的英法捷強勢同盟不曾因蘇台德這種關鍵利益而對德國宣戰，那麼1939年的英法更不會為了波蘭走廊的一條公路而與更加強大的德國（兼并了蘇台德工業區）開戰。然而事實卻截然相反，英法的大軍竟然因此與德國開戰了。

另一方面，他更往往會過於看重或者相信民主國家領導人的某些暗示及表態，並將之視為等同於自己表態的外交承諾。

斯大林最初極為反感朝鮮領導人金日成進攻南韓的冒險計劃，但1950年1月美國總統杜魯門和國務卿艾奇遜先後表示美國在亞太的防禦圈不包括南韓，這使得蘇聯領袖誤認為杜魯門不願意為南韓而流血，隨後，斯大林召見了金日成並默許其向南進攻，這引發了朝鮮戰爭和全面冷戰的災難。

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是精明至極的政客，為什麼會在與西方打交道的過程中出現這種極為危險的判斷錯位？歸根結底就在於，他們忽略了西方政客外交決策的出發點不僅僅是國家利益，更在於他自己的政治命脈——民意支持率。這是一種非西方政客很難體會得到的政治困局。

1938年的西方國家民眾對於希特勒「民族自決與和平歐洲」的外交口號抱有巨大的幻想，再加上一戰的悲慘記憶，因而普遍反對為了蘇台德的日耳曼人聚集區與德國開戰（哪怕這種戰爭有利於英法的安全），但到了1939年9月，西方民眾對德國的擴張已經極其反感，民眾普遍要求遏制德國的擴張，英國政壇的氛圍也因此改變——一年之前的惡棍、反德主戰的丘吉爾，成為預言災禍的英雄；一年之前的和平使者、主張和平的張伯倫則淪為出賣捷克的罪人。

英國首相張伯倫一年之內的對德外交大轉變僅僅只是英國民意嬗變的一個政治縮影，因為他的權力必須緊緊地依賴於民意的支持——儘管1939年的英德戰爭要比1938年的英德戰爭更困難也更危險。

同樣，儘管1949年的美國杜魯門政府坐視共產主義在中國大陸勝利，並隨後開始在南韓撤軍，甚至公開宣示「不將南韓作為美國防禦圈的一部分」，但是這種近乎放棄南韓的暗示實際上毫無政治效力。因為，當共產主義的大軍越過了三八線之後，美國國內的共和黨與右翼力量便群起抨擊杜魯門政府對共產主義的低頭和屈服，杜魯門的民意支持率隨即迅速跌落，在這種情況下，杜魯門不得不加大美軍在朝鮮半島的投入，以求穩定自己的政治根基。此前的「不在防禦圈」承諾，到頭來毫無價值——我深信金日成家族就是從此刻開始真正理解西方政客的承諾到底價值幾何。

經驗顯示，西方國家政客對於未來問題的承諾，無論是保證還是妥協，除非達成現時效力，否則價值不大。作為一種時刻依賴民意哺育的政治動物，他的某些說法無疑具有很大不確定性。薩科齊曾經對自己的好友卡扎菲保證，「法國不干涉利比亞的內政」；希拉里和奧巴馬也曾緊握埃及統治者穆巴拉克的雙手；特朗普亦認為聯俄政策有利於美國的全球均衡戰略，但是國內多變的民意氛圍最終迫使他們在友情的承諾與自己的生存之間選擇了後者。從這個角度，朝鮮金氏家族從來不對美國的承諾表示信任，顯然是一種更貼近現實的政治遠見。

因此，如果特朗普此刻默認了中國在遠東的某些行動自由，但一旦中國真的有所行動，隨著西方國家民意薛定諤式的變化，美國總統是否還能繼續信守自己的承諾則只能依賴於天意。對於中國來說，美國如果做出過這種承諾，那麼其就很可能最終演變成一種西方體制下無意識的地緣陷阱。

聯合的危險

另外，隨著中國的不斷崛起和美國的力不從心，中國的實力也逐漸被周邊國家所正視，在這個過程中，同樣孕育著一個極易被忽略且與生俱來的重大風險。

因為中國先天惡劣的地緣環境決定了中國外交所面臨的特殊困境。任何一幅標註清晰的中國地圖都可以將這種地緣困局予以闡述：

一方面，中國周邊的強國及次等強國扎堆存在，印度、日本、俄羅斯和美國，都是世界上實力最強橫的大國，越南、韓國則屬於世界範圍內的次等強國，這些國家分布在中國周邊；另一方面，中國與周邊各國基本上都存在著歷史宿怨和領土糾紛，雙方嚴重缺乏深度互信。中印、中韓、中日、中俄關係都是如此。

這種地緣處境，決定了中國崛起過程中的最大地緣風險，在於周邊列強因恐懼中國而聯合起來遏制中國。中國的外交越激進，周邊國家對中國的憂慮就越深，中國的國力越強，周邊國家聯合起來的動力就越強。

這實際上是路易十四之法蘭西、威廉二世之德意志以及勃列日涅夫之蘇俄等強國，所面臨的共有困境，並引發共有悲劇——這些後起強國誤以為周邊國家對其的畏懼源於不知其之實力，便極力推動激進外交以展現國力，結果在周邊國家更加緊密的聯合對抗中陷入孤立困厄，並走向衰敗。

這是一個必須被正視的重大地緣風險，今天的中國切不可重蹈覆轍。

新思考

儘管中國在與美國外交中，存在著諸多重大風險與劣勢，但同樣不應該忽視的是，美國亦存在著更為深刻的國內困難。在此次特朗普訪華過程中，我們可以深刻地看到美國的國內分裂情緒，已經開始影響其外交政策的取向。

因此，削弱美國在遠東遏華力度的最好辦法，莫過於設法加強美國國內分裂的程度。以美國的拉丁人口為例，大批的拉丁人口不斷入境美國，不但不會講英語，反而形成牢固的聚居區，其生活情況也相對困頓，若能以身份政治點燃其民族意識，幫助其民族主義團體壯大，則不失為惡化美國國內分裂情形的良策。

冷戰時期，蘇俄在美國煽動的共產主義浪潮是沒有希望的，因為當時的美國不存在這一意識形態興起的土壤。同樣，那些試圖依賴實力撼動美國霸權的政策，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因為美國的國力和地緣優勢幾乎是不可被單純的規模所抵消的。

但是，通過輸出破壞性意識形態和培養破壞性的政治力量，則足以毀滅美國的根基，從美國的人口結構和國內政局來看，相比於實力上與美國對抗，這個策略顯然更容易成功。

所以，無論外界如何毀譽，中國的對美外交，無疑都應該慎之又慎。畢竟，在美國國內的矛盾走向破裂之前，中國不應成為那個能夠使其團結起來的可見之敵。

「家和萬事興，美國不和中國興！」

參考：

《節目：中國地緣困境及危機》集中講述中國地緣的困難

更多內容，現代馬基雅維利文章全集：《王陶陶文章全集》

更多內容，現代馬基雅維利語音節目：《王陶陶語音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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