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賈樟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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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我們在他的電影里看見中國；曾經，我們在他的電影里回到故鄉。

一提到他，知名藝術片導演的印象就會不自覺地浮現。

如今，原有的標籤已無法將他歸納。

十月底，賈樟柯發起的平遙國際電影展拉開帷幕，千年古城又一次熱鬧起來，嘉賓、媒體、影迷、同行紛至沓來。

之前的發布會上，賈樟柯登場亮相，站在他身旁的兩個高個子，一位是隨時等待相機捕捉的形象大使范冰冰，一位是前威尼斯電影節主席，影展藝術總監馬可·穆勒。

一邊是大明星，一邊是大專家，既有專業的國際范，也有接地氣的熱度。無論你想從哪個方面入手，賈樟柯都幫你想好了發稿的選題。

「政府搭台，企業唱戲」。又一個文化事件，以中國的方式發生著。

平遙元年，仗義相助的陌陌，在映前廣告里撩撥著年輕悸動的心。拿著580塊的開幕式門票，人們走進6000萬建成的平遙電影宮，獻上了主辦方期待的歡呼尖叫。

科長變主席，刷遍的人情卡，換來的是大咖雲集。

近年來痴迷江湖的他，請來了一生豪情愛鴿子的吳宇森開課，放起了幕後合作多年的北野武的新片，甚至為黑幫片的祖師爺，法國導演梅爾維爾辦起了回顧展。

馮小剛「被迫撤檔」的《芳華》來了，戛納最佳影片《魔方》來了，入圍柏林電影節的中國動畫《大世界》也來了，獨立製作或是獲獎名片，藝術都是這兒的主基調。

「感謝我們的指導單位：國家廣電總局電影局，山西省委宣傳部，山西省廣電，還有晉中市委市政府，平遙縣委縣政府。他們做了大量協調溝通跟支持的工作，確保影展能夠如期按照計劃穩步往前走。」

主席台上的賈樟柯，言語謹慎，神色緊張，就像個發布新品的產品經理。

從山西走向世界，又從世界回到山西。

賈樟柯，始終遊走於故鄉與他鄉之間。

「霧霾，下決心搬離北京。」2015年，賈樟柯用一條微博，告別了文化中心帝都，回到了老家賈家莊，擺上特產的汾酒，開起了小麵館。

一副退隱姿態的他，2014年只在韓寒的《後會無期》里打了個醬油，說著「大家都是沒本事的人」，當年的項目，明面上也只有為陌陌拍的新廣告。

直到《山河故人》上映，人們才發現一切都是在賣關子。晉商本色盡顯的賈樟柯，不僅收割了一波久違的情懷，三千多萬的票房，也打破了這個文藝導演的歷史記錄。

《後會無期》中的賈樟柯▼

「我記得我一邊看一邊流眼淚，不知道為什麼太激動了。看完之後就完蛋了，我就要拍電影，我不管了。」1991年，看完《黃土地》的賈樟柯，鐵了心地要做導演。

連續考了三年，他終於來到北京，進入了電影學院。

在這裡，大齡青年賈樟柯，遇上了同學王宏偉，成立了「青年實驗電影小組」，拍了部叫作《小山回家》的短片。

從此，木訥憂鬱的河南人王宏偉，開始成為賈樟柯鏡頭中的最佳男主角，從一炮成名的《小武》，到《站台》的崔明亮，他的形象成了一個動人的底層符號。

「中國電影並不習慣講述真實的生活，我的電影會讓他們不習慣。」誤打誤撞成為演員的王宏偉，幫助賈樟柯獲得了最初的聲名，拍出了那些不一樣的電影。

可就像電影里的「靳小勇」與「梁小武」，這對夥伴的境遇卻大不相同。

繼續前進的賈樟柯，躋身「第六代」導演陣營，從威尼斯捧回金獅，成了聚光燈下的大導演。

▲《小武》里的「靳小勇」與《小賈回家》里的「賈樟柯」

而王宏偉呢，就一直活躍在獨立電影界，他就好像被定格在了某個年代，多年後面對記者的採訪，仍然自嘲道：「為什麼20年前不找我呢？《小武》已經翻篇了。」

2008年，短片《河上的愛情》，王宏偉最後一次擔任賈樟柯的主角。

這部多角戀愛戲，一對是《站台》里的「崔明亮」與「尹瑞娟」，一對則是《頤和園》的「余虹」與「周偉」，來自第六代另一位代表人物婁燁。

戲裡戲外，都是老友重聚。

賈樟柯的《河上的愛情》，像一封情書，又像是一曲輓歌，紀念的都是那些曾經閃亮的日子。

從小鎮青年到中產精英，從無名小卒到業界大佬，賈樟柯的身份越來越複雜。

北京西河星匯影業創始人、上海大學溫哥華電影學院院長、新媒體項目「柯首映」投資人、平遙國際影展創始人、「山河故人·家廚」麵館老闆，拍廣告，當演員，主持，寫書，演講，除了不見蹤影的《在清朝》，他的業務範圍早已不僅是「科長」。

忙碌的賈樟柯，像個不務正業的「叛徒」，離導演越來越遠，離商人越來越近。

「我們這種窮街陋巷的生活，我覺得需要有人講出來。」▼

越來越中國，越來越不電影。影迷心中的賈樟柯，現在就像個槍法日益嫻熟的狙擊手，雖然還能命中某些現實，卻沒有了當初才華橫溢的風采。

與平遙影展差不多同時，賈樟柯還攛掇了一個叫《時間去哪兒了》的項目。

這部短片合集，邀請了「金磚五國」導演，宣傳語是「唯真情能抵時光」，雖然在質量上不值一提，但這又紅又專的走心宣傳，還是透著藏不住的精明。

單說科長執導的《逢春》一段，除了有幾個鏡頭能讓你想起昔日的《站台》，止不住的抒情，則在時刻提醒你，這是部蹭熱點的二胎宣傳片。

人與時代的關係，從來都是賈樟柯電影最引人關注的點。

「當一個社會急匆匆往前趕路的時代，不能因為要往前走，就忽視那個被你撞倒的人。」

1997年《小武》，2000年《站台》，2002年《任逍遙》，帶著這樣的信念，賈樟柯拍起了以前從不會出現在電影中的人物。

「上海和北京這樣的大城市，只是中國的幾盆盆景，不是真實的中國。」為了看見更普遍的中國現實，賈樟柯離開家鄉山西，野心直奔更宏大的寓言而去。

2006年，《三峽好人》威尼斯載譽歸來，作為「時代記錄者」的賈樟柯，獲得了應有的褒獎，也正式開始了與時代的正面對抗。

「我們懶得裝斯文去搭理一個已裝不下斯文的人；再重複一遍藝謀導演的話：他的失敗不是因為我們的存在；傍著《黃金甲》炒作的片子和人多的是，我們不在意多一個賈導演和他的片子。我們更不在乎賈導演向老外彙報什麼。」時任張藝謀的製片人，張偉平如是說。

起源於批評，演變成罵戰，最終淪為潑髒水。被徹底激怒的賈樟柯，以卵擊石地選擇讓《三峽好人》與《滿城盡帶黃金甲》同日上映，悲壯地上演了一場行為藝術。

全球票房收回成本，中國市場卻前途渺茫，一部反映中國人普遍生存困境的電影，卻收穫不了多少的中國觀眾。

36歲的賈樟柯，當年還是意氣用事的青年。北大演講的末尾，當談到只有七天的影院排期，他語帶哽咽地說：「我想看看在這個崇拜黃金的時代，誰還關心好人。」

到底是藝術表現需要還是討好西方評委？到底是投機的影展寵兒還是真誠的中國良心？《黃金甲》一役，將賈樟柯的電影推上了風口浪尖。

「我突然發現了這些『愛國主義者』的邏輯，那就是基於那些虛幻的國家意識，而忽略活生生的人的命運，這就是今天不知怎麼形成的畸形的『愛國主義者』。脫離人本主義的『愛國主義者』是可怕的，不尊重個體權利的『愛國主義者』是專制的。這樣的『愛國者』實際上是『愛國賊』。」對於誤解謾罵，當年的賈樟柯，選擇狠狠地予以還擊。

「忍無可忍則無需再忍。重回地下！」歷經龍標通過，種子泄漏，上映禁令，《天註定》最終註定無法公映。2012年的一條微博，讓賈樟柯再次引起關注。

從地下到地上，遭小人中傷舉報，與總局百般周旋。

賈樟柯對抗的時代，不只有來自觀眾的「賣國」質疑，還有來自體制的壓抑封禁。

這曠日持久的戰鬥，似乎讓他消耗了太多的才華。後《三峽好人》時期，在幾部不盡如人意的作品後，賈樟柯另闢蹊徑，用類型片的風格拍出了《天註定》。

然而，這次改變並沒有那麼成功。當我們打開《天註定》的視頻文件，會發現曾經從容記錄時代的賈樟柯，現在已經成了時代追趕者，就像作家余華的《第七天》一樣，當起了社會新聞的剪報員，只停留在了魔幻的現實表面。

此後的《山河故人》，更像是一出中年懷舊的情節劇，銳氣隱匿，煽情浮現，真正能讓我們動容的部分，其實都只是賈樟柯的自我重複。

2017年，鬍子拉碴的賈樟柯，面對許知遠笨拙的採訪時，反倒吐露了不少心聲。

「無窮無盡地闡釋自己的觀點是令人厭倦的。」作為國內最擅長自我闡釋的導演之一，說得比拍得越來越好的賈樟柯，也開始失去了辯解的興趣。

「我對形成共識沒有興趣。」拍片19年的賈樟柯，用電影改變世界的念頭越來越淡，悲觀的情緒沖淡了憤青的熱情。

廟堂的阻撓，群眾的誤解，抓不住時代脈搏的焦慮，使得認識到自我局限的賈樟柯，開始形而上地思考，開始讀天體物理，玩VR，準備古裝武俠片《在清朝》。

「我是一個來自中國基層的民間導演。我認為我只對真人感興趣，所謂真人很簡單，說人話，做人事。」

曾經深入現實的賈樟柯，如今像個疲憊不堪的「叛徒」，只身前往心醉已久的江湖。

他的前方，走著當年影響他的前輩，一邊是張藝謀這樣自廢武功，投降商業的「第五代」，一邊是侯孝賢這樣到處籌錢，苦心堅持的「藝術家」。

像商人般行事，不再聚焦現實，賈樟柯的缺席，讓中國銀幕少了些真實。

這個時代，還需要死磕理想的嚴肅作者嗎？還需要刺痛現實的嚴肅電影嗎？還需要一板一眼的嚴肅評論嗎？

寫下這篇稿子的小十君，心裡還沒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