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為何亡了？《萬曆十五年》里究竟說了什麼？

可能對於很多人而言，喜歡歷史更多是喜歡那些演義性質的人物評傳，或者是野史性質的宮闈秘史，而正史對於普通人來講，似乎總是那麼枯燥而晦澀。

眠眠可以捧著本《三國演義》讀到精彩處夜不能寐，卻難免抱著厚重的《資治通鑒》昏昏欲睡。然而黃仁宇卻告訴我們，嚴謹的正史也可以很好看。

01

自從1982年這本書的中文版在國內問世以來，《萬曆十五年》就一直暢銷經久不衰，無論是歷史學者還是業餘愛好者，無論企業老闆還是普通白領，都能從中獲得一些啟發和想法。

也難怪，《人民的名義》里的高玉良都拿著本《萬曆十五年》刻苦專研。

這是因為在這本書中，黃仁宇採用了一種新穎的寫法，讓任何人都可以幾乎無障礙地去接觸正史，在他的筆下，歷史不再是枯燥無味的歸總和羅列。

這種新穎的寫法，是被黃仁宇本人稱為「大歷史觀」的一部分。

《萬曆十五年》所體現的「大歷史觀」，既不像編年體史書那樣依照時間的脈絡敘述一個王朝的興衰，也不像紀傳體史書那樣單獨介紹每個人物完整的一生，而是把歷史剖開一個橫截面，像紀錄片導演穿越過去一樣，把當時的一位皇帝和五位著名的大臣，以一種群像式的敘事手法緩緩展開，從中折射出16世紀中國社會的大致面貌。

並且，如同管中窺豹一樣，從各種細節中觀察，公元1587年表面一派太平的大明朝，為何會一步一步走向衰落和滅亡。

那位皇帝，自然就是萬曆皇帝朱翊鈞，五位大臣分別是大學士張居正和申時行，南京督察院都御史海瑞，薊州總兵官戚繼光，以及前雲南姚安知府李贄。

用黃仁宇的話來說，他們或是身敗，或是名裂，沒有一個能夠功德圓滿。從他們身上可以看出，那些隱藏在歷史深處的癥結已經開始慢慢積累，直至無可逆轉。

今天，眠眠就依次給大家講一講，這本書中的六個人物——一位皇帝和五位大臣，以黃仁宇的視角，還原這些真實的歷史人物，以及他們為身後的時代背景。

02

我們從萬曆皇帝開始吧。

或許在很多人看來，中國古代的皇帝作為至高無上的統治者，自然擁有著幾乎沒有邊界的權力，他們想做什麼都是隨心所欲為所欲為的。因此，如今很多人的夢想都是回到古代當一個皇帝，享盡榮華富貴……

然而從萬曆的身上，我們就可以看出事實並非如此，在古代如果想成為一個好皇帝，一個明君，不僅要勤勉於朝政，時刻關心國家和子民，更要受到無數的束縛和管制。

很多皇帝年輕時一腔熱血有著青春夢想，還能為國家殫精竭慮，可是到了年紀大一點，就感受到那種無力感。同時，也意識到手中的權力不僅不是萬能的，還會帶來無數的煩惱，於是再也無法像過去那樣投入精力了，因此他們有些變成了昏君，有些變成了暴君。

年輕時代的萬曆皇帝朱翊鈞顯然也是想做出一番大事業的，他三四時就能夠就開始讀書，稍大一點後便通讀各種聖賢經傳，至少在他的少年時期，小皇帝是很想成為一個勵精圖治的好皇帝的。

而萬曆皇帝的老師，就是首輔張居正，萬曆念書用的課本都是張居正親自編訂的，除了自己親自授課之外，張居正還挑選了五個主講經史的老師，兩個教書法的老師和一個助教。

毫無疑問，張居正是一個嚴格的老師，在他的叮囑下，小皇帝就像如今的小學生一樣，必須認真上課，複習做題，還要練習書法，背誦課文。如果背錯了字，張居正就會嚴厲批評。

而張居正之所以敢對一個皇帝如此嚴格，擺出一副嚴師甚至是嚴父的架勢，並不僅僅是因為他功高、官大、地位不一般，也不僅僅是因為萬曆皇帝的母親慈聖太后教育同樣很嚴格，默許張居正以這樣的方式管教自己的兒子，而是因為，這在當時是完全理所當然的一件事。

從朱元璋立下的規矩開始，明朝歷代的皇帝，幼年時期都被狠抓過教育，從小他們就被灌輸了相似的思想：想做一個好皇帝，必須要遵從祖宗的教誨，要順應天道，還要以德服人。總而言之，各種儒家思想就是他們的立國之本，想治理國家，好，先把這些儒家思想的經典統統背一遍。

從一件小事上，就能看出張居正對萬曆皇帝有多麼嚴格，同時有多麼重視思想工作：

小皇帝練毛筆字練得小有所成了，興高采烈地把自己的大作給張居正看，沒想到張老師只是輕描淡寫誇獎了幾句，第二天就把皇帝的書法課給取消了。他這麼做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擔心萬曆皇帝走上陳後主、宋徽宗那樣的老路，痴迷於書法啊、詩詞啊這些藝術，變得無心治國。

同樣的，張居正一直教導萬曆皇帝要勤儉治國，一切都不可鋪張浪費，正是在張居正的悉心調校下，萬曆皇帝接手這個國家的前十年，做得可稱完美。外患基本已經平息，國庫也日漸充實。

對此，小皇帝很高興，也很感激張老師，甚至在張居正胃病發作時，還親自下廚給他做椒湯麵調養腸胃。可以說，此時的張居正在萬曆心目中，就是一位男神，對他是言聽計從，有著絕對的信任。

然而，正是這樣的信任和尊敬，影響了萬曆皇帝後來的人生。令萬曆皇帝萬萬想不到的事情，很快就發生了。就在萬曆皇帝19歲那年，張居正胃病發作，忽然離開了人世，享年僅57歲。

張居正去世僅僅半年，萬曆皇帝還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曾經在張居正的強硬手腕下利益受損的各種官僚，就開始了一波波對這位前首輔的清算。他們翻出各種張居正生前的罪證，比如任人唯親，搞裙帶關係，比如接受巨額賄賂，私生活糜爛，更重要的是，欺君罔上。

雖然萬曆皇帝一開始並不相信，但是一樁樁實錘敲出來，不由得他不信了。

曾經這個自己視若聖人的張老師，這個教育自己要節儉持家的張首輔，竟然背著自己做了這許多見不得人的勾當，那一刻，萬曆皇帝的世界觀崩塌了，他感到自己受到了赤裸裸的欺騙，因此憤怒地下令抄了張居正的家。

深受打擊的萬曆皇帝很快發現，即便張居正已死，自己已經大權獨攬，但還是無所按自己的想法來辦事。那些文官集團不斷以勸諫的名義，批評他奢侈懶惰、只顧個人享樂、甚至連他的私生活比如寵愛德妃鄭氏冷落恭妃王氏也要批判一番。

萬曆皇帝發現，自己雖然貴為皇帝，但是根本無法抗衡眼前這個文官集團。

因為，他們所代表的，是千百年來的封建禮教思想，是一種巨大和沉重的道德觀。這種道德觀是明朝立國的根基，除非他萬曆想當亡國君，否則就得乖乖被牽著鼻子走。

但萬曆皇帝並不甘心就這樣屈服。當他發現自己居然連立太子的事情也做不了主，必須按照文官集團的要求，立長子朱常洛為太子而不是他自己最喜愛的三子朱常洵時，終於選擇了一種看似奇怪的對抗方式：

他決定，從此之後便一直躲在深宮之中，再也不過問政事……並且，這一對抗就持續到了他生命的盡頭。

這位心灰意冷的皇帝雖然依然保持了政權的穩定，但數十年不問政事的統治方式，無疑對這個國家造成了巨大的損害。

這種損害僅是從一件小事上就能看出來，當時中下級官員和地方官員的任用，因為得不到皇帝的親自選拔，甚至只能靠抽籤來任免……這簡直是把國家大事當兒戲。

03

說完了萬曆，我們再來說說張居正。

用有明一代最卓越的政治家之一來形容張居正，恐怕是不過分的。在治國方面，張居正的能力毋庸置疑，在他擔任首輔的期間，整個國家的走勢是明顯向上的。

正是因為自身有著在文官集團鶴立雞群的非凡實力，再加上從小就是皇帝老師的存在，張居正才能夠獲得萬曆皇帝如此強大的信任，說他是攝政王也不為過。

因為明朝時期規定，任何皇帝的家人比如叔伯、堂兄代為攝政，都是絕對不可以的。所有皇室的支系，包括除了皇太子之外的兒子，只要已成年就必須離開京城去到自己的封地，並且不得擅自離開，這麼做就是為了防止家人外戚干預政治。

所以作為內閣首輔的張居正，可以說是唯一一個能夠以自身力量干預到皇帝決定的人物。

眠眠再來說說，內閣首輔到底是個怎樣的官職。

在明朝只有朱元璋的時期設置過丞相這個職位，但是前後三位丞相都被朱元璋殺了，自從胡惟庸案之後，朱元璋乾脆撤銷了丞相這個職位，這其實也是為了加強皇帝的集權。

但是這樣做也有很大的問題，因為皇帝手上權力雖然大了，但是國家大事小事都要靠他來拍板定奪，他老人家身體實在吃不消啊……

因此，作為皇帝的文書機構，同時也是和皇帝最近的文淵閣，就必須擔當起皇帝秘書兼職顧問的責任。雖然內閣大學士們名義上並不具有行政職能，但是卻掌握了實際的權力。因此明代的歷任內閣首席大學士，特別是自從嘉靖鞏固了首輔的權力之後，便成為了實際意義上的百官之首。

身居高位的張居正，自然手中有著極大的權力可以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他頒布新政、力圖改變文官集團的腐朽之氣，同時整頓經濟，強化邊防軍事力量，真正是做到了富國強兵，給這個國家打了一針強心劑，實現了「萬曆中興」。

但是他想做的事情太多，又想儘快實現這一切，因此很多時候步子邁得有點過大。

比如在稅收方面，他為了責令各地方政府按照規定如實繳納稅收，不惜動用萬曆皇帝的名義，而之前已經各種腐敗慣了的地方官員，對這種突然而來的巨大壓力感到非常不滿，他們上行下效，總之就是不肯老老實實執行政令。

張居正自然容不得這樣的事情發生，為了解決政令無法到達地方的老大難問題，他選擇安排自己的親信官員擔任各地方官員，讓他們協助自己完成政令。

這麼做的初衷是好的，在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天高皇帝遠的現象比比皆是，只有自己派系的官員才稍微可靠那麼一點。但與此同時張居正也落了一個濫用私臣、任人唯親的口實。

而且，張居正的新政過於激進，導致那些地方官員為了補足納稅，只能從老百姓頭上開刀，因此最終的受害者還是底層人民。

這也觸怒了一些體恤民情，有著強烈道德感的年輕官員，他們將罪責指向了張居正，說他急功近利，不按照古代先賢的宗旨來施政。

但這只是旁枝末節的事情，更重要的在於，張居正的經濟體制改革動了既得利益集團的蛋糕，因此文官集團對他的怨氣非常之大，也對他凌駕於幼年皇帝之上發號施令的態度極為不滿。這種不滿，其實在張居正生前就已經顯露無疑了。

在萬曆12歲那年，就曾經多次接到過彈劾張居正的奏章，批評他濫用私權，提拔官員只是出於自己的好感而不是國家的利益。但是彼時的小皇帝顯然是全心全意相信張居正的，他因此嚴厲懲處了這幾個說張居正壞話的官員，以此表達自己對於首輔的信任。

04

而在1577年，又發生了一件類似的事情。

當時張居正的老父親去世了，按照規定，張居正應該立刻停職並回到原籍為父親守喪。確實張居正也是這麼做的，他已經在著手準備離職回鄉了。但問題是此時的萬曆只有15歲，他一刻也離不開張首輔，因此小皇帝選擇了「奪情」，也就是對於重要地位的官員可以命令他繼續留守，不用回家盡孝。

雖然萬曆皇帝已經昭告天下了，但是文官集團依然不相信這是小皇帝的主意，他們堅持認為這一定是張居正的鬼主意，以此繼續牢牢掌握權力，於是他們又一次集體上書彈劾張首輔。結果也是顯而易見的，萬曆皇帝又一次庇護了自己的老師，狠狠責罰了這幫人，該停職的停職，該充軍的充軍。

可惜的是，這一切都是因為張居正當時還活著，還有自己的派系和手中的權力。等到他一死，事情就立刻起了變化。

正如前面我說的那樣，各種清算都來了，而死人是沒法替自己辯護的，何況他確實做了一些不符合自己人設的事情。所以，這位曾經位極人臣的張首輔，最終身敗名裂也就在所難免了。

張居正的下場，接任他首輔位置的大學士申時行都看在眼裡。

雖然申時行同樣是皇帝的老師，而且還是給他教課時間最久的一個，但他深刻知道自己一來能力比不上前任，二來皇帝顯然不會再給予那麼大的信任了。

因此，1587年時已經52歲的申時行，對於自己該如何接手這個重任，有著非常多的考慮。

張居正死後，明帝國最重要的舵手失去了，但作為萬曆從小的老師，申時行又知道這個孩子是很優秀的，理應能夠做出一番事業。

可是與此同時，他也深刻地認識到，文官集團的平衡，是關乎這個國家能否繼續走下去的核心問題。他甚至明白，在當時那種荒唐的制度下，一項政策能否順利實施，主要在於它能否令文官利益集團整體感到滿意，而並不在於政策本身是否合理。

正是抱著這種妥協、左右逢源的心態，申時行在各種利害關係上成為了騎牆派，以及和事佬，這顯然是吸取了張居正的教訓。

當了幾年首輔之後，申時行更是感覺到，萬曆皇帝，甚至是整個明朝的施政綱領中，從來就沒有什麼開疆闢土的想法，也沒有多少深度改造社會的意願，只要能夠在基本保障全民溫飽的低標準下，維持長治久安就行了。

因此，申時行堅定了用妥協加調和的態度，來換取國家暫時的安寧。這種圓滑的處世方式，在後來王世貞所作的《內閣首輔傳》中得以體現，他評價申時行雖然熟讀經史胸中有貨，但是從來不會接近危險的懸崖，更不會貿然樹起旗幟。

同時，申時行雖然讓萬曆年間一片粉飾太平，但並沒有解決任何實質性的問題，這個國家的內部已經腐朽不堪，搖搖欲墜了。

騎牆派的申時行也沒有落得太好的下場，文官集團不斷攻擊他首鼠兩端的做派，攻擊他是個賣友誤君的小人，最終申時行只能選擇自行辭職離任。

到這裡，我們已經大體上看出了萬曆十五年前後，這個國家和社會的主要矛盾，也便是皇權和文官集團的鬥爭，以及文官集團內部的利益紛爭。同時我們還會看到，那種以文官集團極度推崇的道德觀念來取代真正的法治，導致在治國上的種種弊端。

最後一部分，我們再來看看另外三個人：海瑞、戚繼光和李贄，其實在他們身上，恰恰反映了這些矛盾。

05

被黃仁宇稱為「古怪的模範官僚」的海瑞，就是一位底層出身，但卻帶有傳奇性的人物。他畢生都恪守著傳統的儒家道德思想，在一片腐朽的官場中始終保持著潔身自好，同時，海瑞也極度重視法律的標準，他認為法律既然頒布出來，就應當不打折扣地執行。

事實上，他確實也是這麼做的。

比如廣為流傳的一個關於海瑞的故事就是：海瑞擔任淳安知縣時，浙直總督胡宗憲的兒子路過淳安驛站，作威作福並鞭打驛站的辦事人員，海瑞於是說這個胡公子肯定是假的，因為胡宗憲那麼清高不可能養出這麼樣的一個兒子，也不可能擁有這麼多的財物。

於是，海瑞將他所帶的幾千兩白銀都罰入縣裡的倉庫，並一本正經地向胡宗憲報告有人冒充他兒子，最後胡宗憲竟也拿他毫無辦法。

雖然這個故事的真實程度有待考證，但海瑞的一生的確充滿了爭議。

他在古代中國這樣一個以道德而非法律為主要治國標準的時代，試圖以一己之力來證明法律的價值，並以法治的標準來管理自己的轄區南直隸，毋庸置疑觸動了許多官僚的利益。

而且，他的個人標準實在太高，很多和他共事的官員都接受不了，如果按照他的標準來行事，那麼這些官員就真正成為了人民公僕，一點油水也撈不到。

但是重要的一點在於，他的個人標準恰恰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立下的標準。因此要真的論理，誰也沒辦法戰勝海瑞。

別說官員了，連皇帝也不是對手：嘉靖皇帝就曾經被海瑞的上書狠狠罵了一通，皇帝老兒氣得七竅生煙，但還是內心裡挺敬重海瑞，畢竟除了他，沒有任何人敢如此直言指出皇帝的不足。

但，這一切都只是表象罷了。朱元璋所提倡的簡樸節約標準，實際上是以簡化行政的方式，來適應能力低下的政府，卻影響了農業乃至工商業的發展。同時，明朝的法律只是簡單針對農民的治理，而對商業行為如違約、破產、負債等，統統歸結於個人行為，涉及的相關條例很少，這也大大遏制了商業發展的可能。

所以說，無論是明太祖和標準也好，海瑞奉行的教條也好，說白了都是以極高的道德來要求官員和百姓，可是當時的實際問題，在於缺乏先進的經濟制度和商業法律。

因此，即便公正廉潔的海瑞奉獻了一生，也無法從本質上解決制度上的問題，他本意想解決過大的貧富差距，減弱土地兼并的趨勢，但卻拿不出根治國家的辦法，最終只能在無可奈何中死去。

相比海瑞，戚繼光則是另外一個例子。

他同樣是一個有著極高追求的人，個人能力上也足以位列中國名將的榜單。戚繼光一生戰功卓著，他組織的新型軍隊有效地打擊了沿海一帶倭寇的囂張氣焰，同時他軍法嚴明，率領的「戚家軍」是常勝之師。

但是，戚繼光的軍隊從性質上已經幾乎屬於私人軍隊，這和明朝的軍隊制度有著衝突。

可是，明太祖所開創的衛所和軍戶制度，到了戚繼光的時代已經遠遠適應不了國防戰爭的需要。在萬曆十五年前後，楊應龍在西南叛變，孛拜在寧夏造反，日本的豐臣秀吉野心勃勃直指大陸，東北努爾哈赤的部落也已經在野蠻生長，如果沒有一支強大的國防力量，那麼國家的安全也就無從談起。

因此，更加務實的戚繼光並沒有像海瑞那樣一味沿襲祖宗的規定，但他又明白以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掀起一場全面的變革，只能以妥協的手段來做到局部的修補。

但即便如此，他在薊州所施行的整套措施已經打破了明代文官壓制武官的基礎，遭到文官集團的強烈不滿，加上他和張居正親密的關係惹來非議，晚景凄涼，被罷免後病死在家鄉。

《萬曆十五年》中最後提到的李贄也是一位爭議性人物，他看出了當時的倫理道德已經極度僵化，因此提出一些進步思想，並且非常鄙視那些假道學和偽君子。

可是他一方面拒絕傳統，一方面又難以和心中固有的傳統思想決裂，因此，他本人也是一個極為矛盾的個體，同時是傳統文人眼中離經叛道的存在，招來非議無數，最終選擇在監獄中自殺。

從《萬曆十五年》這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出雖然公元1587年一切還看似平靜，但帝國運行的軌道已經僵化，各種弊端在不斷擴大，在這樣的背景下，無論皇帝的勵精圖治，還是大臣們的變革嘗試，都已經於事無補，只能目送著大明王朝走向終結。

從黃仁宇的話來說，就是「中國兩千年來，以道德替代法律，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

以他的「大歷史觀」看來，明代制度只注重維持國家的基本生存，但一來不重視商業以及民間經濟體的發展，二來也不重視國防軍事的改革，政府和官僚披著道德的外衣假公濟私、粉飾太平，民間各種矛盾問題都無法從制度上解決……

這些，才是明代最終走向衰亡的真正原因。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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