驕傲的德國人為什麼會一夜之間集體邁入萬丈深淵？

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當時人類世界所曾經歷的規模最慘烈的一場戰爭。這場發生在機器大工業時代的全球性戰爭，不僅造成了令人瞠目的傷亡數字，帶來了天量的財產損失，也在意識形態和社會結構方面，對人類世界的發展帶來了深遠的影響。作為主要參戰國之一，德國在這場戰爭中損失慘重，元氣耗盡，帝制也因此走向瓦解。

眾所周知，德國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其受到的懲處是相當苛刻的。一戰後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對戰敗國德國進行了嚴厲的制裁，殖民地全部被剝奪，國內社會動蕩，不僅失去阿爾薩斯和洛林，還欠下了巨額外債。在一戰的陰霾籠罩下，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空前嚴重的經濟危機，德國的工業生產水平甚至嚴重倒退到了1896年。新興的民主政體——魏瑪共和國，無力應對國內和國際間複雜的局勢，同時遇到了強大得多的左翼和右翼的攻擊，在世界經濟大蕭條所引發的政治經濟危機面前束手無策。

與此同時，隨著德國經濟與社會困難的加劇，極端民族主義和反猶太人種族主義的勢力開始升溫，社會層面的政治分歧和政治衝突也在不斷升級，魏瑪政府沒有能力去控制政治分歧和衝突，其民主政體的缺陷暴露無遺。

跌入谷底的德國開始尋求振興之道。在經歷了短暫動蕩的魏瑪共和國後，德國旋即埋頭墮入法西斯主義的深淵中，納粹勢力在德國迅速擴張，一發不可收拾，很快在1933年就取得了政權，並在一戰爆發25年後捲土重來，以其威勢席捲歐洲，將世界各國人民拖入深重的災難中。

很多人疑惑：為何一戰後納粹會在德國迅速崛起？在推翻君主制後，德國為何會徹底轉向法西斯？

在雲石君看來，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德國民族單一，國家凝聚力和認同感強，這為軍國主義能夠順利實施提供了先決條件。

對於一個國家而言，要發展經濟、提振國力，那麼首先要解決的，就是國家穩定和凝聚力問題。眾所周知，德國是一個日耳曼人占絕對主體的國家，19世紀德國的國家統一大業，也是以日耳曼民族為情感紐帶。德國國內沒有很明顯的族群差異，國家凝聚力和認同感也沒有任何問題，這一點要遠遠好過一戰後同樣面臨國家重振歷史任務的俄國。

在此，我們不妨做個簡單的對比：

俄國是一個民族成分十分複雜的國家，主體民族俄羅斯族在國家人口中的佔比有限。而且俄國地域遼闊，地緣結構複雜，大量少數民族獨立居住在各邊緣板塊，這嚴重削弱了俄國文明對他們的影響力——這反映在現實層面，就是國家分裂隱患較大，國民凝聚力缺失。要解決這個問題，俄國只能選擇通過社會階級分層的紅色意識形態，也就是以人的階級屬性作為敵我劃分標準，而非以橫向的地緣、國家、民族為劃分標準，這就將絕大多數的中低層民眾都劃入到「自己人」行列。通過這種劃分標準的宣揚和鼓勵，來形成一條共同的思想和情感紐帶。

反觀德國則不然，其國內民族較為單一，無論是血緣還是文化，德國內部相對來說較為和諧，民族矛盾要遠遠小於同時期的俄國。從這方面講，德國完全沒有用紅色意識形態另起爐灶的必要——畢竟紅色意識形態主張暴力革命，這意味著德國國家和社會結構必須通過階級戰爭來重構，這個過程中德國必然要遭受重大的損失，德國犯不著把自己的國家和社會重新折騰一遍，反而是德國由來已久的普魯士精神更容易在民眾中形成國家凝聚力和認同感，為軍國主義的滋生成長提供溫床。

在前面的德國系列中，雲石君分析過，普魯士的前身是條頓騎士團，它被人稱為「不是有軍隊的國家，而是一個有國家的軍隊」，既是軍國主義的發源地，也是戰爭的策源地。普魯士在崛起的過程中，以其一系列軍事成就向歐洲列強展示了他的肌肉與力量；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普魯士王朝以戰爭為手段，完成了德國的統一大業，使得統一後的德國全面普魯士化，普魯士的軍國主義泛濫全德。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德國有著悠久的軍國主義傳統，德國之所以在「一戰」之後選擇共和制，絕非民眾民主意識的提高，而是出自在帝制崩潰後的一種對西方強國政體的無可奈何的機械效仿。從內部來說，魏瑪政府權力受限，無法有效干預經濟，挽救德國，也無法有效壓制社會動蕩；從外部來講，魏瑪政府也無力對抗以法國為首的外部壓制，這就註定了這個新興的民主的魏瑪政府無法帶領德國走向振興。

面對經濟崩潰、民生凋敝的局面，德國民眾更傾向於選擇極端國家民族主義來增強國家凝聚力，希望這個新興的納粹黨能夠收拾殘局，帶領民眾走出困境。

其次，一戰後，德國生存空間被壓縮，民眾渴望一個強有力的政府收拾殘局重新崛起，而納粹宣揚的種族優越論也得到了民眾的歡迎。

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落幕，勝利的同盟國根本沒有給予德國絲毫恢復生機的機會，他們考慮的只是如何從戰敗的德國身上榨取自己的最大利益，如何阻止德國再度強大並重新威脅到他們的安全。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歡天喜地的勝利者徹底瓜分了德國在海外的全部領地，並對德國處以巨額的戰爭賠款。

向一個國庫已被戰爭掏空，資源被強制縮小的國家索取巨額賠款，無疑是在把德國逼向絕路。這不僅不可能催生民主與和平，而且一定會孕育出歐洲新的動蕩和災難，因為這種極端的壓榨只能在德國民眾的心中種下復仇的禍根。事實上，當時的德國經濟已瀕臨崩潰，整個民族面臨著嚴重的生存危機。

面對一戰後德國國內的極端破壞以及由此造成的巨大心理落差，德國選擇用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來進一步增進民眾對遭受外部壓迫的憤怒，再將這種憤慨和羞恥心，轉化為國家發展經濟、甚至對外反擊的精神動力。而法西斯主義作為國家民族主義的極端表現形式，就在德國遭受外部高強度壓迫的情況下，產生並傳播開來。希特勒等人正是利用了德國民眾對《凡爾賽和約》的仇恨和經濟危機爆發的絕佳時機，將民族主義演變為民族復仇主義，使納粹主義得以形成。

作為一種強調極端中央集權的理論，納粹主義強調民族和國家凌駕於所有人之上，在發動底層民眾、煽動國民的國家民族情結一致對外方面有著天然優勢，在列強間矛盾與衝突加劇、德國面臨外敵打壓的局勢下，可以增加德國跟列強博弈時的戰鬥力。

另一方面，納粹黨所宣揚的很多主張和理論對德國人很有吸引力。納粹宣揚種族優越論，主張回歸德意志民族的傳統，找回德意志民族的尊嚴。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一書中這樣鼓吹道：「亞利安人，即當代的日耳曼人，是上蒼賦予『主宰權力的種族，是地球上最優秀的人種。只要他們繼續無情地維持其主人態度，不久的將來，必然成為『世界的盟主』，『必為萬國所擁護』。」這種言論對戰敗的德國民族，尤其是對飽受經濟危機、渴望翻身做主人的底層民眾無疑是巨大的煽動和誘惑。

再次，經濟危機給納粹上台提供了條件。

自從1929年10月經濟大危機爆發以來，全球性經濟危機從美國迅速席捲歐洲。戰敗後的德國本身就面臨著巨額賠款，受此輪經濟危機的影響，經濟直推崩潰的邊緣，失業率急劇上升，工業產量大幅下降，工業危機反過來又導致了金融危機，銀行紛紛倒閉，對外貿易銳減，而經濟危機又進一步激化了社會階級矛盾。

面對這種局面，新興的魏瑪共和國能解決社會經濟危機么？

顯然不能！

要想重振國家、提振經濟，必須要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來整合各方面的資源，這樣才能有效地組織人力、物力和財力從事大規模的生產活動和經濟建設，在這方面，中國就是最好的例子。而魏瑪共和國作為德國戰敗後的民主實驗政體，無法效仿之前的帝制政體搞政治集權，這就註定了其權力受限，無法有效干預經濟挽救德國，也無法有效壓制社會動蕩和抵抗外部壓力。

迫於生存的壓力，德國不得不尋求另外的出路，這就使得德國民眾不得不放棄一定的政治自由度，用極端集權的方式來迅速集中國家資源組織生產，改變國家面貌。畢竟政治集權的組織發動力是民主共和政體遠不能及的，雖然在公民自由度和個人權利方面會受到一定的影響，但在眼下，德國民眾正面臨著極其嚴重的經濟危機，連基本的日常生活都得不到保障，這個時候談個人自由顯然不切實際。出於現實層面的考量，德國民眾犧牲一點政治自由度來換取麵包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也是符合邏輯的。

要想集權，路徑無非是兩種，要麼效仿當時的俄國採用階級鬥爭的手段，發動無產階級鬧革命，要麼接納極端集權。階級鬥爭雖然在俄國取得了實效，但對德國而言並不是最好的選擇。畢竟階級鬥爭主張暴力革命，發動底層民眾革資本家們的命，講求的是大破大立、破而後立，對國家社會而言是一種顛覆性的破壞，這是德國無法承受得起的。而納粹不一樣，它不需要內部先破後立，而是去破人家的來立自己，對社會的破壞顯然要小於階級鬥爭帶來的影響。

這樣一對比，希特勒的納粹黨所宣揚的極端集權治理模式能夠得到更廣泛民眾的支持也就不難理解了。更何況，希特勒上台初期，他在競選時的全部承諾都在一步步地兌現，德國民眾對前途逐漸有了信心，開始相信國社黨領導德國的能力。由此，德國民眾選擇納粹黨也在情理之中了。

隨著德國在納粹黨領導下出現的「經濟奇蹟」，民眾對納粹黨歡欣鼓舞並感恩戴德，對希特勒個人的狂熱崇拜氣氛一時瀰漫全國。在1936年8月1日的柏林奧運會開幕式上，當希特勒和國際奧委會官員入場時，十萬觀眾同時起立，向他們的「元首」行納粹手禮。

翻閱當時的歷史資料影片，我們經常可以看到30年代的德國民眾向希特勒歡呼的場景，這些場景帶給我們的是一種不可思議的集體瘋狂的印象。我們不禁要反問一句，為什麼希特勒會獲得萬眾擁戴，把個人崇拜搞到登峰造極？這背後又有哪些複雜的現實因素？關注微信公眾號：雲石，雲石君下一節繼續為您解讀。

本文為雲石地緣政治系列第162章——德國之第6部分。解讀大國博弈內幕，剖析政治深度邏輯，請用微信關注公眾號：雲石，持續收看全部雲石君原創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