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把中國經濟奇蹟與金融大爆炸的歷史未來說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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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接下來的金融業，怎麼走？

文 | 李揚 來源 |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ID：NIFD2015 編輯 | 撲克投資家，轉載請註明出處

李揚先生近期關於金融業的幾次演講，頗有醒世恆言的味道，一個是他個人對金融工作會議的解讀；一個是他最近在復旦關於債務危機的分析直指金融業的危機

這八年來，我們金融領域出現了很多事情，比如說有四萬億財政經濟刺激，提高債務水平非常快。2013年出現錢荒、互聯網金融元年拆借利率一度飆升到30%。股市，無所不用其極，4000點剛起步，轉年來，千股跌停。房地產，2015年刺激，2016年打擊，如果回過頭來看，一年刺激，一年打擊，一年刺激，一年打擊。外匯市場，811匯改，從6.229一路下瀉，現在相對平穩。外匯儲備，我們心痛的不得了，按照我們研究人員的計算，兩年里，凈減少1.25萬億美元，如果再加上這兩年我們經常項目順差5000多億，就將近兩萬億。

今天我們轉載的則是他2015年的一篇舊文，文章探究中國經濟奇蹟背後的若干動因，而金融自由化及金融大爆炸，為中國儲蓄率的提高奠定了可靠的體制和機制基礎。

一方面是金融抑制的長期存在及軟約束體制痼疾；另一方面，擺在我們面前的又是一個過度金融化的經濟體及由此帶來的債務危機，兩種現象奇妙地存在於轉軌期的中國。

接下來的金融業，怎麼走？

中國奇蹟之關鍵，就在於創造出了有效的動員和分配儲蓄的體制機制。1978～1994短短的15年中，中國的金融機構從人民銀行一家獨享天下，「爆炸式」地分櫱成為包括中央銀行、（全國性和區域性）商業銀行、保險公司、財務公司、城鄉信用社、非銀行金融機構（證券、信託、租賃、基金等）、政策性銀行等在內的門類齊全的現代金融機構體系，股票市場、貨幣市場、債券市場等等直接融資方式也逐漸成為人們熟悉的投資場所。正是這種空前絕後的爆炸式發展，為中國儲蓄率的提高奠定了可靠的體制和機制基礎。

謹將此文獻給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

自1978年以來30餘年中國的經濟發展，展現出一系列令世人矚目的鮮明特色，其中最顯著者，當推高儲蓄、高投資、高增長同時出現且內洽地持續數十年。另外，中國經濟的成長還長期伴隨著國際收支中經常項目和資本與金融項目的「雙順差」，這與發展經濟學的傳統範式也不盡吻合。這些現象是如此之獨特，以至於國際社會將之稱為「中國之謎」。

本文將從剩餘勞動力轉移入手，分析這種發展道路賴以產生並獲成功的關鍵環節以及支撐它們的體制機制，以期揭開中國之謎背後的理論邏輯。我們認為，剩餘勞動力由農業向工業（工業化）、由農村向城市（城市化）、由國有向非國有（市場化）持續轉移，是我國經濟能夠保持長期高速增長的關鍵，而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長期並存、互相支撐，既是勞動力得以持續轉移的前提條件，也是這種發展模式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構成這種發展模式得以維持的基礎。

中國發展道路的實踐經驗及其揭示的理論邏輯具有全球意義，因為它在一個曾以「一窮二白、人口眾多」為基本國情的發展中大國里，有效地衝破了長期困擾廣大發展中國家經濟起飛的致命瓶頸——發展資金短缺問題。

發展經濟學中有一個著名的「雙缺口」理論，其要點是：發展中國家所以落後，是因為那裡普遍存在兩個制約其發展的資金瓶頸——在內，存在著儲蓄缺口，即國內儲蓄不足；對外，存在外匯缺口，即難以吸引國外投資。由於存在嚴峻的資金約束，發展中國家雄心勃勃的投資計劃便不得落實，為其龐大且貧困的人口提供就業機會的任務便容易落空，增長願景便也容易落空。因此，破解雙缺口困局，是發展中國家擺脫貧窮落後，最終實現現代化的關鍵。

幾十年來，雙缺口理論屢試不爽。本輪危機開始，世界似乎看到了擺脫雙缺口魔咒的前景。在危機的頭幾年裡，當美國等發達經濟體每況日下、不斷為其「量寬」加碼時，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卻不受影響，獨自走出了一波靚麗的增長行情，以至於有「雙速脫軌」的驚呼。然而，當美國開始「量寬退出」，大量資本重又向美國迴流之時，人們無可奈何地看到，上世紀70～80年代發生在拉美國家，以及90年代發生在韓國、泰國等東南亞國家的老故事立刻重演，廣大發展中國家相繼陷入經濟減速、通脹壓力增大、股市暴跌、國際收支惡化、資本外流和本幣匯率在劇烈波動中急劇貶值的困境中。這波「過山車」周期令人沮喪地提醒我們：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國內結構性扭曲並未改善，雙缺口困境依然故我。這種狀況更充分說明：在全球化深度發展且美國依然發揮主導作用的國際環境中，沒有國家可以獨善其身。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環顧危機後的世界，人們更深刻地認識到中國發展道路的價值：自1994年開始，中國便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擺脫了「雙缺口」的束縛；依憑豐裕的國內儲蓄，中國經濟方可不受美國為首的發達經濟體國內政策的外溢性衝擊，「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台」。

這是一個具有世界意義的奇蹟。因此，探討中國發展道路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總結、概括導致這個奇蹟發生的關鍵環節，以及與之相應的體制機制變化。

理解儲蓄/投資在經濟運行中的關鍵地位

現代社會再生產的基本特徵是擴大再生產，而進行規模不斷擴大的再生產需要有新的資本不斷形成。因此，投資，並基於它形成新的資本，便是一國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核心任務之一。

從宏觀經濟的運行機制上看，資本形成的現實過程包括兩個環節。第一個環節是資本聚集過程，即儲蓄過程；第二個環節是儲蓄的使用過程，即投資過程。宏觀經濟平衡的核心便是保持儲蓄和投資平衡。在這裡，儲蓄是一個實物經濟概念，指的是國民收入中未消費部分。在居民，儲蓄指的是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減去消費後的剩餘；在企業，儲蓄是指其稅後利潤中扣除向其所有者分配利潤後的餘額；在政府，儲蓄指的是政府部門的財政收入中扣除用於國防、教育、行政、社會救濟等經常項目支出後的剩餘部分。政府儲蓄的來源主要有稅收、規費收入和債務收入等。

在刻畫國民經濟運行的宏觀經濟理論中，儲蓄恆等於投資。但是，這種儲蓄和投資的「相等」，只是一種「事後」（ex-post）的定義性關係。換言之，所謂「事後」，是就結果而言的。保持恆等的關鍵要素是「庫存」在經濟學體系中的特殊性：在國民收入的供給端，企業新產出的庫存被歸為儲蓄；而在國民收入的需求（亦即使用）端，它同時又被定義為存貨投資。可以說，正是存貨在國民統計中的這種雙重存在，使得「儲蓄」當然地等於「投資」。當然，也正是因為庫存在供求關係中的這種雙重存在，庫存便成為宏觀經濟學特別是經濟周期研究的核心問題之一。

既然有「事後」，就存在著「事前」（ex-ante）。在經濟分析中，「事前」指的是各經濟主體依循自己的決策函數、根據所處的客觀環境自主決定的經濟活動。也就是說，「事前」是就起點而言的。毫無疑問，從全社會來看，事前的儲蓄和事前的投資總是不相等的，於是就可能有儲蓄不足或投資不足的現象出現。當儲蓄不足時，經濟（在事後）便存在通貨膨脹壓力；而當投資不足時，則可能（在事後）導致存貨增加，從而產生通貨緊縮壓力。這樣，宏觀經濟調控的核心任務，就是力促儲蓄和投資在事前相等；當不相等的情況出現時，則要設法通過各種政策手段來對兩端及其相互關係進行調整。

在市場經濟中，由於人們大都只存在於社會分工和交換體系的一個環節上，儲蓄主體和投資主體相分離便成為常態。通常的格局是：居民部門作為消費主體，其儲蓄大大高於該部門的投資，因而它是全社會中最大的資金盈餘部門；企業部門作為投資主體，其儲蓄經常不足以支持該部門的投資，因而它是全社會中最大的資金短絀部門；政府部門的儲蓄和投資動態無一定之規，但在很多情況下，政府的儲蓄不足以支持政府的投資，因此，政府部門通常也是資金的短絀部門。

既然在國民經濟中儲蓄者和投資者經常由不同主體擔任，各主體資金餘缺狀況迥異，於是，便有儲蓄向投資轉化的必要性，相應便有了儲蓄向投資轉化的機制問題。

儲蓄向投資轉化，即可通過財政的媒介，也可通過金融的媒介。前者指的是政府通過課稅、收費等手段將一部分民間儲蓄集中起來，最終以預算支出的方式由政府完成投資；後者則指的是儲蓄者通過購買存款憑證、外匯、股票、債券、理財產品等金融產品的方式將其儲蓄（通過金融中介）轉移到投資者手中，由後者完成投資。

如同所有發展中國家一樣，改革開放前的中國曾經是儲蓄短絀的國度。1958年的「大躍進」和1977年的「洋躍進」所以給國民經濟造成災難性破壞，就是因為「躍進」所需的國內投資遠遠超出了國內儲蓄可以支撐的水平。陳雲同志在1981年國務會議上總結建國以來我國經濟建設經驗教訓時，曾將我國經濟工作的總方針概括為「一要吃飯，二要建設」[1]。他用這樸素的語言，闡明了國民經濟運行中幾類關鍵因素的相互關係。在這裡，吃飯當屬第一要義；飽暖之餘，才有儲蓄；有了儲蓄，投資（建設）才有無通貨膨脹的資金來源支撐。

因此，有效地動員儲蓄，籍以支撐高水平的投資，啟動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確保日益增長的適齡人口就業，就成為改革開放的頭號任務。質言之，如果說中國的經濟奇蹟得益於人口紅利、工業化和城市化同時展開且相輔相成的話，那麼，這些因素的「風雲際會」，則顯然啟動於儲蓄率和投資率的穩步提高。就此而論，中國奇蹟之關鍵，就在於創造出有效的動員和分配儲蓄的體制機制。

[1] 《陳雲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1616頁。

改革激發儲蓄意願

動員儲蓄的第一要義，就是激發微觀經濟主體從事儲蓄的意願。這一目標，在十四屆三中全會之前，主要通過推進漸進式分權改革和大力發展金融體系實現；1993年之後，則全面蘊含在建設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過程之中。

中華人民共和國前近三十年的經濟和金融業是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運行的，後三十餘年來的中國經濟、金融改革，則是一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由封閉經濟到開放經濟過渡的歷程。在中國，這一歷程最初採取了漸進的分權改革模式。

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的不同之處就在於，後者由中央計劃者統一決定資源的調配，而前者則是由眾多分散的經濟當事人根據市場價格信號作出決策，這些決策的集合引導著資源的配置。因此，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本質，就是在資源配置的決策過程中由「集權」走向「分權」。

這種資源配置權力的分散化（「分權」），包含兩部分內容：第一，政府向企業和居民戶分權，從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轉向大眾創業、企業主導的市場經濟。這是一種「經濟性分權」，它代表了從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轉向分散的市場經濟的改革，旨在賦予廣大微觀經濟主體明確的產權，激發其儲蓄、投資和生產的積極性；第二，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權，這是一種各級政府間的「行政性分權」，它包括中央和地方之間對事權和支出責任的重新配置，旨在大規模激發各級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積極性。與前蘇聯和東歐國家不同，中國的經濟性分權和行政性分權改革採取的都是漸進、而非「大爆炸」的步調。這不僅表現在對改革目標的認識是逐步深化的，而且還表現在改革的措施也是分步安排，並儘可能沿著帕累托效率改善的路徑來實施的。

現在已經可以確認，與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當時普遍存在的希望從計劃經濟一步「跳躍」到市場經濟的幼稚想法相比，漸進式的分權改革無疑是務實、穩健和成功的。分權的過程向微觀經濟當事人賦予了產權，為其開展經濟活動創造了激勵相容的框架，從而刺激了儲蓄投資的動力，使之煥發了經濟的活力；而漸進的方法則讓包括決策者在內的所有經濟當事人都能夠有一個對新事物不斷探索、試錯、總結和逐步熟悉的過程，而新機制也就在這種漸進的過程中建立和完善起來。

回顧過去三十餘年來的經濟和金融體制改革，我們發現，1994年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這一方面指的是，1993年11月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終於確定了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明確目標，因而此後的改革舉措與此前存在著巨大差異；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宏觀經濟運行中最具基礎性的一對關係——儲蓄和投資的關係——在此前後存在著方向性的區別。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明確之後，「計劃」和「市場」的無謂爭議基本結束。在改革的重點上，1994年之前重點講「放權讓利」而不注重改變產權制度，只關注「給好處」而不強調建立微觀經濟當事人激勵約束機制的簡單做法也得到糾正，企業改革開始強調明晰產權、完善治理結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財政體制也開始了影響極其深遠的「分稅制」改革。從那時開始，不僅企業逐漸成為自我決策的市場主體，而且，通過「分稅制」的財政體制改革，地方政府也獲得了很大的經濟管理權力——後來被國內外學者稱做中國經濟發展又一「密鑰」的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主動性以及在此基礎上展開的政府間競爭，自此拉開了序幕。

改革的不斷深入，無疑從制度層面推動了我國儲蓄率和投資率的上升。

首先，市場化改革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投資主體從以國有經濟單位為主向多元化主體轉變。投資主體的轉變，意味著市場經濟機制逐步發揮作用。這不僅極大地刺激了投資的上升，提高了投資的效率，而且也大大激發了廣大微觀經濟主體的儲蓄積極性。因而可以說，企業的「企業化」和投資主體的多元化，是支撐我國高儲蓄和高投資，進而支撐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基本制度因素之一。

進一步看，市場化改革的深入，使得就業人口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享受的各種福利待遇逐步減少乃至消失。在需求側，這些改革使得需求向市場轉移，必然要求居民預先增加儲蓄，以便儲備支付能力。此外，與計劃經濟體制下就業和福利、養老一體化的體制相比，市場化改革可能還會造成勞動人口對未來預期不確定性上升，因而會額外地增加居民的預防性儲蓄。在供給側，供給主體的轉變和市場機制對計劃機制的逐步取代，極大地刺激了全社會的投資。製造業投資激增自不待言，住宅、養老、醫療、教育等長期被屏蔽在政府投資清單之外的廣大「民生」領域，也開始吸引越來越大的投資，進而，當經濟基礎設施和社會基礎設施進入我們的視野之後，中國的投資更是進入了長期高增長時期。

金融「大爆炸」

與經濟體制改革中資源配置的權力由政府計劃轉向市場主導的取向一致，自改革開放開始，「大一統」於中國人民銀行一家的金融體系便被漸次分拆為包括中央銀行、商業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在內的日益複雜的金融組織體系，同時，一大批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其他金融機構如信用社、財務公司等和包括資本市場、貨幣市場和基金市場在內的各種金融市場也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中國的大地上；金融資源的配置越來越多地由各種類型的金融機構、金融市場和非金融部門的分散決策共同決定。

這個被國內外研究者稱作解除「金融抑制」的改革進程，首先觸及的是資金的價格，長期被扭曲地壓抑在低位上的利率水平隨金融改革的深入而逐步提高，並成為刺激中國儲蓄率上升的重要因素。不過，與一般教科書的簡單結論不同，影響中國居民儲蓄行為的因素十分廣泛，其中至少包括：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向居民傾斜；隨著中國經濟貨幣化程度不斷加深，中國居民的貨幣化收入水平快速上升；制度變遷迅速與不確定性的增強，引致廣大居民預防性儲蓄意願增強；中國一直採取抑制消費信貸的政策，導致居民負債率極低等等。

然而，中國儲蓄率不斷提高的主要動力，無疑歸因於金融體系的迅速發展：金融機構、金融市場、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的不斷豐富，為廣大微觀經濟主體提供了日益寬廣的儲蓄渠道。

1978年，中國只有中國人民銀行一家金融機構。該行獨攬了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的全部職能，同時，它還是政府的一個部級行政機關。

1978～1984年，與經濟主體的多樣化和經濟運行的市場化進程相適應，中國的金融體制也開始了多樣化的進程。此間最令人注目的事件，是中國人民保險公司、中國人民建設銀行（後改名為中國建設銀行）和中國農業銀行相繼恢復和建立。

隨著金融管制的鬆動，各種非銀行金融機構和信用社也開始發展起來。1979年10月，中國第一家信託投資公司——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成立。1980年，為了滿足迅速發展的城市集體和個體企業的資金需求，第一家城市信用社在河北省掛牌營業，並很快在全國引發了組建城市信用社的高潮。同時，與鄉鎮企業的迅速發展相對應，從1953年便已存在中國農村之中的農村信用社的數目也迅速增長。1981年4月，中國東方租賃有限公司成立，標誌著融資租賃業也開始進入中國的金融體系。

1985年，隨著中國人民銀行開始獨立行使中央銀行職能，一個新的承接被分離出來的商業銀行功能的國有銀行——中國工商銀行——宣告成立。這樣，在中國的銀行體系中發揮主導作用的國有商業銀行體系形成了基本框架。

以中央銀行制度的建立為契機，中國進一步啟動了大規模的金融機構創新熱潮。

在商業銀行方面，1986年，中國第一家以股份制形式組織起來的商業銀行——交通銀行重新開業。1987年，第一家由企業集團發起設立的銀行——中信實業銀行宣告成立。繼之，第一家以地方金融機構和企業共同出資的區域性商業銀行——深圳發展銀行也開始營業。其後，又有民生銀行、海南發展銀行等十餘家股份制商業銀行以及北京、深圳和上海等數十家城市商業銀行成為中國商業銀行體系中的新成員。

隨著城市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城市信用社在中國的城市中迅速普及，在最繁盛時期，總數曾達3000餘家。農村信用社適應著鄉鎮企業的發展也飛速擴張，最繁榮之時，總數曾高達4萬多家。

非銀行金融機構也迅速成長。信託投資公司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以企業集團為依託的財務公司從1987年開始出現，並很快就達到數十家的規模。投資基金也隨著證券市場的發展破土而出。1991年以後，隨著股票市場的興起，證券公司在全國迅速發展，最多時曾多達近200家。

以上述發展為基礎，從1994年開始，根據政策性業務和商業性業務相分離，以及銀行業、信託業和證券業分業經營和分業管理的原則，貨幣當局又對中國的金融機構體系進行了大規模的改組。長期被包含在國有商業銀行之中的政策性貸款業務被分離出來，交給了新成立的國家開發銀行、進出口銀行和農村發展銀行等三家政策性銀行；同時，國有銀行也按照商業銀行的方向開始了又一輪「商業化」改革。

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等長期被人們諱言的金融市場也從上世紀80年代初登堂入室。1981年開始，在中國經濟最發達的江蘇和浙江地區，就出現了一些「地下」的以調節資金餘缺為目的的資金拆借活動。1986年1月，拆借市場正式被納入中國的金融體系。1982年，人民銀行倡導推行「三票一卡」（即匯票、本票、支票和信用證），可謂中國票據市場的發端。1982年，中國恢復國債發行，資本市場發展開始發動。1991年，在已有相當程度發展的國債市場基礎上，國債回購業務開始試點。更應當大書特書的重大事件發生在上世紀90年代初，在此前全國企業股份制試點的基礎上，上海和深圳兩地的證券交易所分別於1990年底開業，標誌著股票市場正式成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

概言之，1978～1994短短的15年中，中國的金融機構從人民銀行一家獨享天下，「爆炸式」地分櫱成為包括中央銀行、（全國性和區域性）商業銀行、保險公司、財務公司、城鄉信用社、非銀行金融機構（證券、信託、租賃、基金等）、政策性銀行等在內的門類齊全的現代金融機構體系，股票市場、貨幣市場、債券市場等等直接融資方式也逐漸成為人們熟悉的投資場所。正是這種空前絕後的爆炸式發展，為中國儲蓄率的提高奠定了可靠的體制和機制基礎。

統計顯示，從1994年始，我國儲蓄率和投資率便雙雙走上穩步提升的道路。

1978年之前，如同發展經濟學的經典論斷所述，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和經濟增長始終受到「儲蓄缺口」（儲蓄率低於投資率）的約束。在開始改革的1978年到改革進入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新階段的1993年的16個年份中，中國儲蓄率高於投資率和儲蓄率低於投資率的情況分別各有8個年份。

1994年之後，情況出現了根本變化。儲蓄率高於投資率，成為中國經濟的常態。這種狀況表現在國內，就是銀行存款的長期高速增長；表現在對外經濟關係上，則是經常項目的長期、持續順差，以及由此導致的外匯儲備高速增長。

1978年，我國儲蓄率僅為37.9%，1994年便上升到42.6%，並超過了當年的投資率（41.25%）。自那以後，我國儲蓄率一路攀升，2008年便上升到51%左右，2013年則保持在50%左右，2016年雖略有回落，但仍保持在47%左右。與之對應，我國的投資率（資本形成）也穩步提高：從1978年的38.22%上升到1994年的41.25%，2008年達到44%，2013年進一步上升至49%左右，只是近兩年來，在諸多國內外因素共同作用下，我國的投資率才緩步下降，但仍然穩居世界前列。平均而言，30多年來我國的儲蓄率和投資率分別達到39%和38%左右，遠高於同期其他發展中國家和歷史上高速增長時期的發達國家。正是如此之高、持續如此之久、且相互支撐的儲蓄率和投資率，為我國30餘年GDP年均增長近10%的奇蹟奠定了牢固的經濟基礎。

人口：從「負擔」到「紅利」

在短期內，投資率和儲蓄率主要是資本利潤率和利率的函數；而在長期內，投資率和儲蓄率的高低則主要決定於人口結構。

高投資率和高儲蓄率長期並存，導致「人口紅利」出現。人口紅利產生於人口的年齡結構變化：在一波「嬰兒潮」之後的數十年里，通常發生的現象是，經濟中適齡勞動人口比重增加，而兒童人口比重（少兒撫養比）和老年人口比重（老年撫養比）則相對下降。在人口發生這種結構變化的過程中，如果適齡勞動人口能夠同時獲得就業，則總人口的勞動參與率上升。參與率上升至少從兩個方面推動了儲蓄率的上升：第一，工作人口比重的上升導致全部人口的總收入增加，這必然會提高儲蓄水平；第二，年青工作人口的相對增加，將會導致總人口的消費傾向下降、儲蓄傾向上升，進而產生額外的儲蓄率提高效應。進一步看，在高儲蓄率背景下，如果投資率也能夠相應提高，則經濟將維持一個較高的增長速度。這種由人口結構變化引致高儲蓄率、高投資率和高經濟增長率同時並行並內洽地相互支撐現象，就是「人口紅利」。不過，需要特別明確指出的是，人口結構變化只是產生人口紅利的必要條件之一，其充分條件則是持續不斷地大規模提供就業機會，後者顯然只能產生自大規模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

研究顯示，人口紅利是一種普遍發揮作用的經濟現象，只不過，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人口紅利發生的時間有先有後，而且，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程度也有深淺之別。

1949年以來，中國的人口增長顯著地經歷了兩波嬰兒潮。一波是在上個世紀60年代，人口自然增長率維持在20～30‰左右的水平；另一波是在改革開放後的80年代，人口自然增長率維持在15‰左右的水平。通過簡單的推算便可知：60年代嬰兒潮期間出生的人口目前大約在45到55歲之間，這個年齡段的人口不僅是改革開放後勞動大軍的主要組成部分，而且，隨著其工作的逐漸穩定和子女長大成人，收入的相對增長和消費的相對下降，將導致這些人口成為主要的儲蓄者。同樣，80年代嬰兒潮期間出生的人口目前也已成為主要的生產者和儲蓄者。毫無疑問，兩波嬰兒潮、尤其是60年代的嬰兒潮，有力推動了中國人口結構的變化，並對此間的經濟增長產生了巨大影響。

同其他國家一樣，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在我國也產生了高儲蓄率、高投資率和高經濟增長率同時並行的「人口紅利」現象。在適齡勞動人口比重增加的同時，我國適齡勞動人口的就業率一直維持在98%左右的水平，這導致總人口的勞動參與率隨著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而遞增。在改革開放之初的1979年，我國的總人口參與率只有42%，到2004年，總人口參與率已經達到近58%，2010年更高達74.2%，自那以後，中國人口參與率開始下降，2014年降至67.0%[1]——雖然已經較前有所下降，但仍顯著高於中等收入國家同期的63.6%和我國台灣地區的60.4%。從趨勢上看，總人口參與率與儲蓄率、投資率的變化是高度一致的。

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進入以中高速增長為基本特徵的新常態，人口紅利成為朝野熱議的主題之一。多數人說的意思是，過去幾十年中國的經濟增長，靠的是收穫了幾種紅利，其中，人口紅利最為顯著也最持久。但如今，大約從2009年開始，人口紅利將逝，我們急切需要為未來中國的經濟增長規劃新的支撐。

這一思路正常而且合理。然而，我們特別想指出的是，如果把將逝的人口紅利僅僅視為人口問題，因而對未來的規劃主要圍繞人口而展開，那可能是一個誤區。僅僅提請大家注意一個事實就夠了：如今人人扼腕的作為人口紅利產生之必要條件的總人口增長和人口參與率上升，在改革開放之前以及改革開放之後的一段時期中，卻是人人必欲除之的負擔。那時，論及人口，從國內到國外，從理論到政策，眾口一詞地都認為它是中國發展的「癌症」、「死荷重」。因為有了過多的人口，而且人口結構高度年青化，中國自己解決不了自己的就業問題和吃飯問題，所以需要控制人口，終至產生了如今備受爭議的「計劃生育」政策。若深入討論，關於這個問題，改革開放之前還有著名的馬寅初之辨值得記取。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馬寅初教授堅稱人是「口」。鑒於地少、糧少、人多的現實，他主張要計劃生育，控制人口。反對者堅稱人是「手」，「眾人拾柴火焰高」，所以不必介意人口增長。在當時及其後的一段時期中，馬寅初顯然是對的。反對者們雖然仍在口頭上堅稱馬寅初的「馬」是馬爾薩斯的「馬」而非馬克思的「馬」從而給予批判，但在實踐上也不得不在文革後期將2千萬「知青」乃至一些城市青年下放至農村，以緩解城市的就業困境。然而，不得不承認的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又顯然是在「人口紅利」的概念下，享受著傳統體制留給我們的眾多年青人口。

同樣一個人口，它可以是談之色變的負擔，也可以是一個令人難以忘懷的紅利，個中分野，顯然需要聯繫其他社會經濟條件及其變化方能說得清楚。我以為，通過改革，創造出將人口從負擔轉化為紅利的一系列社會經濟條件，正是中國經濟奇蹟的真正沃土。

[2] 數據均來自國家統計局。

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作用

從各國的經驗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只是高儲蓄率、高投資率和高經濟增長率同時並存的必要前提條件之一。形成「三高」的另一個前提是適齡勞動人口能夠就業、尤其是在經濟增加值較高的非農產業中就業。在這裡，將人口引導到非農產業就業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因為，非農產業的勞動生產率較高，所以，大量農業人口進入非農產業就業，將導致就業人口的收入顯著上升並帶動總人口的收入上升，進而引發一個經濟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同時，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產業轉移，由於減少了農業就業人口，從而亦會產生提高農業就業人員收入水平的效果。於是，全部人口的收入上升必將帶來儲蓄增加的效應，而儲蓄的增加又為投資的增加提供了條件，從而形成一個非農產業就業增加、收入上升、儲蓄上升、投資上升、非農產業就業進一步上升的良性循環。

非農產業就業率的上升，首先同工業化進程密切相關。如果說人口結構的變化是人口紅利產生的基礎，那麼，工業化則是人口紅利產生的必要條件。這意味著，人口紅利的產生還有賴於工業化進程的推進。

最近，國際計量史學界披露了一項最新研究成果，認為，就經濟社會發展而言，工業化是3000餘年來人類歷史上最重大的事件。[1] 其他事件雖很有趣，但不重要。因此，人類歷史只有工業革命之前的世界和工業革命之後的世界之分。因為，從大的方面看，世界人均GDP在1800年前的兩三千年里基本沒有變化，只在工業革命之後才逐漸上升。微觀方面，工業革命之後人類的生活方式、社會結構、政治形態以及文化內涵都有本質性的大變革。在工業化之前，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國家，經濟增長都服從馬爾薩斯定律。即，在生產率不變的情況下，自然災害或戰爭導致人口死亡，繼而人均收入增加，為下一輪生育率上升、人口增長提供條件；可是，人口增長後，人均土地和人均收入又會減少，生存挑戰越來越大，進而導致戰爭或瘟疫發生，並使接下來的人口又減少，如此循環不已。工業化打破了這個循環，因為工業化使得人類可以進行「迂迴生產」。因為有了迂迴生產，大量的科學技術就能對象化，財富才可能不斷積累。所有這一切，都導致生產率不斷提高。

接下來的問題是，工業化如此重要，它發生的條件是什麼，為什麼它首先發生在英國？西方經濟學家的結論是，因為那裡的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轉換，是通過非暴力的「光榮革命」實現的，繼而實行了憲政，在意識形態上，則歸功於啟蒙運動，等等。

這是一個極有趣味、充滿挑戰、而且具有世界性影響的論題。按國際標準，中國的傳統工業化已基本完成，但我們顯然走的是與英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不同的道路。我們用暴力革命推翻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我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從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一步步走上了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我們實行的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法治，這與西方的憲政存在重大區別。在推進工業化的早期，我們的政府發揮了主導性作用，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既有類似發展私有經濟、推廣「承包制」等的體制變化，也有維持集體所有，通過鄉鎮企業的成長壯大而取得重大進展，等等。歸納而言，政府的積極作為、人民的自主創造、多元的產權結構、集體組織的轉型等等，構成中國工業化的主要動力。

中國工業化的模式及其效果在改革開放前後顯然存在極大的差異。在改革開放前，計劃經濟體制和不顧客觀經濟規律的重工業化衝動抑制了中國的正常工業化進程；改革開放後，隨著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工業化進程開始遵循經濟的客觀規律而順利展開。

就改革開放後的工業化進程及其效果而言，一個有意義的指標就是非農就業人口佔全部就業人口比重逐漸上升。以非農就業人口的變化為線索，我們可以將1978年後我國的工業化進程劃分為四個階段。1978～1990年為第一階段。這個階段的工業化是在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推動下展開的，得到發展的主要產業是輕工業。1991～2000年為第二個階段。國有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構成此間工業化的主要推動力，獲得快速發展的主要產業是出口導向的加工業和一般製造業。2001～2012年為第三個階段。在這個階段，我國各項改革開放政策都得到進一步深化，在產業發展上，則呈現出顯著的重工業化趨向。2012年以來為第四個階段。迅速的全球化、服務業高速發展並導致第三產業佔比超過第二產業佔比，是這一階段的突出特色。這意味著，不僅我國非農就業佔比仍在提高，就是在非農就業內部，其優化過程已經展開。

說到運行機制，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既是工業化得以進行之因，也是工業化順利展開之果；因果循環，生生不息，便有了中國長期的高增長。然而，我們也可以在上個世紀70年代的拉丁美洲那裡找到兩者不一致而沒有產生人口紅利的例證。那時，拉丁美洲也曾出現有利於經濟增長的人口結構變化，但是，由於拉美各國採取了錯誤的工業化發展模式，致使那裡沒有像後來的東亞那樣普遍出現「三高」，從而喪失了加速經濟發展的機遇。

進一步討論，非農就業比率的上升，不僅反映了經濟的工業化進程，也清晰地記載了城市化的步調。事實上，工業化和城市化是同一件事物的兩個不可分割的過程。從人口區域分布的角度看，城市區別於農村的一個顯著特徵，就是人口相對集中。而人口之所以能夠集中起來形成城市，其基本的推動因素就是人與人之間形成了廣泛的分工和交換網路。與工業革命之前的封建城市和貿易城市相比，工業化從兩個方面極大地推動了市場規模乃至城市的發展：第一，工業化使得具有規模經濟優勢的工廠得以產生；第二，工業化使得工廠和工廠之間、產業和產業之間產生了相互促進的聚集效應。反過來，通過勞動力市場、中間品市場和消費品市場規模的集聚和擴大，城市化也極大地促進了工業化的發展。

伴隨工業化的進程，改革開放後中國的城市化水平也迅速提高。1978年，我國城鎮人口佔總人口之比僅為17.9%，1993年城鎮人口佔比上升到27.99%，15年上升了約10個百分點。1994年以後，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全面展開，城鎮化進入快車道，城鎮人口佔比由1994年的28.5%躍升到2014年的54.77%，20年上升了約26個百分點。

城市人口和就業人口的增加，同樣推動了儲蓄率和投資率的上升。首先，由於城鎮就業集中在人均收入較高的第二和第三產業，就業的增加和收入的提高，必然導致儲蓄率上升。其次，城市化也意味著基礎設施建設、房地產投資的大幅度增加。其三，城市化過程不僅直接推動了儲蓄率和投資率的上升，而且，通過城鎮居民的消費結構升級，還導致了投資的增加。雖然由於存在收入分配不公等現象，我國依然存在貧困問題，但是，對於越來越多的城鎮居民來說，住房、汽車、休閑、旅遊等正在成為新的消費熱點。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的以消費信貸擴張為主要內容的金融結構的調整，有效紓緩了當期收入及儲蓄的積累對居民消費大宗消費品的預算約束，更好地平滑了消費者生命周期內的收入，給予人們預支未來收入的便利。所有這些，無疑為我國居民儘快實現第三次需求結構的升級提供了強有力的金融支持。

毫無疑問，這些新的消費需求，無不對社會基礎設施、市政建設、汽車、住房等新產業產生巨大需求；而這些需求又都對煤電油運等產生了長期且持續的巨大壓力。這些需求和壓力，均要求投資率保持一定的水平。

說到工業化和城市化，還有一個關於兩者關係的問題需要討論。

由高投資引發的城鎮化進程，必然與工業化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中國的實踐顯示，我們的城鎮化顯然是由工業化引致的。城鎮化跟隨工業化而展開，造成了我國城鎮化落後於工業化的現實。這一點，曾引起很多研究者的詬病。我們認為，城鎮化滯後於工業化，不僅不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弊端，相反，工業化先行，產業發展先於城鎮發展，恰正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功之處，也正是中國發展道路的主要經驗之一。因為，它遵循的是「投資增加——產業發展——就業增加——人口集中——儲蓄增加——城市發展——投資增加……」的自然發展過程。這一發展路線，保證了數以億計的流動人口獲得了就業的支持，從而大規模避免了一些發展中國家過早出現大城市無序膨脹、貧民窟遍地的嚴重社會問題。

[3] 見「陳志武：量化歷史研究告訴我們什麼？」《經濟觀察報》，2013年9月14日。

簡短的結語：漸進式改革的成功

以上我們從剩餘勞動力轉移入手，著重探討了高儲蓄、高投資、人口紅利、工業化、城市化等因素如何「風雲際會」，共同成就了中國經濟30餘年高速增長的奇蹟。我們表達的分析邏輯是：從機制上說，上述諸因素風雲際會，並共同為中國的經濟增長貢獻正能量，以儲蓄率的提高為必要條件和基礎；而儲蓄率的提高，則歸因於我國金融體系在改革之初的爆炸式擴張，歸因於我們形成了對居民、企業和各級政府的正向激勵機制；而金融體系的擴張和正向激勵機制的形成，顯然是中國式漸進改革智慧的結晶。

經歷了長達30餘年年均9.8%的高速增長，如今的中國已進入了以中高速增長為外在特徵的新常態。資源配置效率下降、人口紅利式微、資本積累效率降低、資源環境約束增強、產能過剩、槓桿率飆升、以及金融領域「量寬價高」悖論等同時出現，既是導致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的原因，也是擺在我們面前的新挑戰。

中國經濟新常態絕不僅僅意味著增長速度下滑，其深刻的內涵則是經濟增長的質量提高和效率改善；綜合的結果，便是中國經濟將邁上新的台階。在我們看來，新常態區別於常規經濟周期中的衰退和蕭條階段，它是經濟發展脫離常軌，另闢蹊徑的新發展。在全球範圍內，另闢蹊徑意味著供應鏈的重組、經濟結構的轉變、治理體系的重塑和大國關係的再造；在國內，除了上述全球共性，另闢蹊徑還意味著對投資驅動和出口驅動增長方式的脫離，對質量、效益、創新、生態文明和可持續發展的追求，並由此越過中等收入陷阱，邁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路。簡言之，新常態意味著中國經濟「浴火重生」。

然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絕非唾手可得。當我們說新常態開拓了通往新繁榮的康庄大道，那也指的是它為我們創造了新的戰略機遇，為我們發展的新階段提供了新的要素、條件和環境——機遇要變成現實，還有待我們以壯士斷腕的決心去積極推進各個領域的改革，切實完成轉方式、調結構的歷史任務。

完成這一歷史任務需要具備一些條件。這些條件，在中國依然基本具備。中國正處於傳統工業化基本完成、新型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正在展開過程之中。鑒於中國的儲蓄率和投資率仍然處於高位且還將持續10年甚至更久，支持新型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資金基礎依然強固。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國經濟的增長前景仍然十分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