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柯的哲學｜克羅齊：英雄的社會

作者（意）克羅齊 /節選自《維柯的哲學》 R.G.柯林伍德 英譯 陶秀璈 &王立志 中譯 / 大象出版社 / 2009

在耶穌學院和其他的法國公立學校編纂的民族史中，法蘭克人在剝去了他們所有的性格特徵後，可歸結為明智的君主、虔誠的皇后和為教會獻身的勇士。與此類似，由於學者們的本土觀念和修辭的原因，古代和原始歷史也同樣被光輝燦爛但不真實的色彩所描繪，就像列伯隆或盧卡·喬達諾用這種色彩來描繪他們的豪華且戲劇性的圖畫一樣。

國王們悉心聽取聖賢們的忠告，為的是救助他們的臣民。然而，與此同時，也不會減損他們的伯爵們的威嚴和貴族們的榮耀，柏拉圖創造的哲學王代表著這樣的時代：哲學家要管理國家或者國王要像哲學家一樣思考；忠誠勇敢的騎士為了公共福利甘願獻出自己的生命；政治家們以最快的速度走完朝聖的旅程，為的是把更明智的法律從遠方帶回，送給那些翹首企盼的公民；家庭的好父親，令人尊敬的母親，勇敢順從的小夥子，富有愛心並且溫柔的少女，每一個人都是某種美德的化身，甚至同時是全部美德的化身，每一個人都在塑造著人性的完美。這樣一些令人肅然起敬的崇高的古代人物形象，在那個時代充滿了類似的記錄和想像的事物，這些就是希臘和羅馬歷史中的英雄。

如果我們想從人類記憶的最幽深處發現真正的現實中的而不是文學作品裡的、生活中的而不是舞台上的英雄，就必須扯掉裹在英雄身上的金光閃閃的外衣並清除所有的炫人耳目的裝飾；這些英雄無知、迷信、兇猛、自私，對家人粗魯，對下人殘酷，他們貪得無厭、慾壑難填。另外，儘管英雄們有這些野蠻的特徵或者正是因為他們有這些野蠻的特徵，英雄們在原始時代才可能並且必然有一種善良的品德：身體強壯，訓練有素，深厚而堅定不移的宗教意識。

把原始時期的英雄看作文明社會的明智而善良的成員，這是一種極端錯誤的表達，按政治史的說法，就是誤解了國家構成成分的三個主要辭彙：君主、人民和自由。就對第一個詞的錯誤理解來說，人們認為最初的國家形式是君主制。其實，絕對君主制是依靠人民的力量建立起來的並且可以牽制貴族勢力，它如果不是在最近也是在稍後的歷史時期才發展起來的。姜·波丹陷入了這個錯誤，維柯選擇他作為他的論辯對象，但波丹比其他政治作家敏銳得多，他捲入了一種自相矛盾的說法之中，因為儘管他接受了通常的錯誤觀點，可他依然發現了貴族共和制在古代羅馬假定的自由中所發揮的作用，波丹通過區分國家和政府來支撐自己的理論體系。

他斷言，羅馬在最初階段是城邦中人民大眾的，但是採用貴族式管理；又因為這一支柱太脆弱了，不足以撐起全部歷史事實的分量，波丹最終承認，羅馬共和國的政府和它的城邦都是貴族制的，這樣一來，就必然與他關於城邦序列的整個學說發生矛盾。實際上，最早階段，羅馬的王和西班牙以及其他地方的王一樣，根本不是君主。父主、貴族或英雄只有在家族君主制時期才是君主制式的王，此時，每一個家庭過著彼此分離的生活。他們是一種特殊的王，除了上帝，他們不屈服於任何人，他們用恐怖的宗教武裝自己，用最殘酷的刑罰獻祭。當父主們統一於一種貴族制度時，他們當中的一個成了國王，他是這一制度唯一執政官，最初的國家就這樣誕生了。自此羅馬通過純貴族式的革命驅逐了塔爾奎斯（羅馬的貴族和國王）之後，就再也沒有改變過它的國家形式。它以雙王執政的形式保存自己的王權，執政官每年一選，這兩名執政官是「被剝奪了所有王室權力的」出身貴族的王。西班牙的兩個國王也有相同的特點：他們像執政官一樣負有說明自己行為的義務，能被城邦監察官指控而處以死刑。

這些城邦不但被錯認為是君主制的，而且在特性上他們也被錯認為是人民的。以這種方式提及的人民與平民不是一回事：「人民的」僅僅是貴族制度而已，自由僅僅意味著貴族的自由，意味著主子的自由：「patria」（父親、祖國）被如此適當地稱謂，因為它實際上是「res patrum」，即少數幾個父主的財產。那一群最沒有價值的勞動者被看作奴隸，如果認為這樣的平民能擁有選舉國王的權利，認為父主們的權利僅僅限於批准在元老院進行選舉，那是荒唐的。父主與平民之間的關係絕不是鄰里之間和睦相處的關係，絕不是互相信任和精誠合作的關係。

根據亞里士多德的記載，英雄們曾發過莊嚴的誓言，永遠與平民為敵就是英雄的民主精神所採取的形式。展現在我們面前的羅馬人的美德和光榮的模範如此之多，可是不曾見過一個善待平民的例子。布魯圖斯代表他的兩個兒子把他的房子奉獻給自由的事業；斯凱夫拉通過火燒自己右手的方式來恐嚇泡色那；嚴苛的曼留斯在他自己的兒子由於成功地違反軍紀而勝利返回之時處決了自己的兒子；庫爾提烏斯全副武裝騎馬跳下懸崖；狄西厄斯願為自己軍隊獻身；法布里修斯和庫利烏斯拒收薩尼特的黃金和庇洛斯的王國；阿提琉斯·雷克盧斯慷慨就義以保持羅馬誓言的神聖性：除了增加平民的戰爭災難，除了把平民拖進高利貸的苦海，除了把平民緊鎖在貴族們私設的地牢里，讓他們赤裸的後背飽受鞭撻之外，他們又為平民們做過什麼呢？唉，哪個貴族膽敢承認自己想減輕這些平民的痛苦，他立即被指控為煽動鬧事和叛變並被置於死地；在羅馬，厄運降臨到那位曾拯救卡必托於高盧人戰火的曼留斯·卡比托里烏斯頭上，因為他有人人平等的同情心而被推下塔迫岩。希臘的英雄城和羅馬的英雄城一樣都是這個世界的英雄城，在斯巴達，寬宏大量的阿基斯國王曼留斯·卡比托里烏斯也難逃厄運，他試圖通過廢除債務的法律減輕那些不幸的平民們的負擔，並通過另一項給予平民遺囑繼承權的法律來救助平民，為此他被監察官處以絞刑。著名的「羅馬美德」令任何一個著迷於現代美德觀念的人驚愕不已，因為他們認為美德包括全人類的正義和仁慈。什麼樣的德性能與這樣的驕傲共存？什麼樣的節制與這樣的貪婪同在？什麼樣的憐憫能與這種殘忍同在？什麼樣的正義能與這樣的不公平並存？

英雄們對待自己的家人和對待平民一樣苛刻。他們對孩子的教育是嚴厲、粗暴、殘酷的。斯巴達人為了使他們的兒子不怕痛苦和死亡就在黛安娜神廟中打擊他們的全身，以至於那些孩子在父親的打擊之下痛苦地死去。在希臘和羅馬一樣，殺死無辜的新生兒是合法的，這與現代的習俗恰恰相反。如今嬰兒生活在歡樂的氣氛中，這體現了人性中溫柔的一面。在英雄時代，妻子是用財物買來的，在羅馬，人們仍然莊嚴地奉行這一遺留下來的婚姻制度（塔西佗把同樣的習俗歸屬於古日耳曼人，他一定認為這種習俗是野蠻民族共有的），娶妻只是出於繁衍後代的自然需要，從另一方面來看，英雄們對待妻子就像對待奴隸一樣；在古代世界的許多地方和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都可以看到這種婚姻制度的殘餘。孩子和健壯的妻子只是被當作父主和丈夫的財產。

在這一時代的日常生活中，我們發現了政治和家庭體系的另一面，它與奢侈、優雅和舒適無關。舉行摔跤和狩獵這樣的艱苦的娛樂活動，目的是為了使身心變得堅強，還有像騎馬比武和狩獵這樣的更危險的大型比賽，為的是使人們習慣於藐視傷痛和死亡。戰爭以宗教的名義進行，正因如此，戰爭總是極其慘烈。英雄的奴隸制體系源自於戰爭，由於這種體系，被征服的人被認為是無神佑護的人，因此他們立即失去了市民的和天然的自由。外來人被視為敵人；最早的民族是非常冷淡的。土匪行為和海盜行為為人們所承認；普魯塔克說，英雄以被人稱為「強盜」為最大的光榮和獎賞。

總而言之，這就是直接出自諸神時代的社會，據我們所知，這一時期是自然狀態的鼎盛時期。要是我們用現代的語言來說的話，人類社會從史前史階段到真正歷史的黎明，在這漫長歲月中仍保留下來了很多早期的習俗，這些習俗使維柯想起了藏身於山洞之中的孤獨的波里非馬斯，維柯稱這些習俗為「巨人法則」。正如學者和詩人們所認為的那樣，那個產生出了天真、善良、仁慈、寬容和責任的黃金時代實際上是一個永恆的「迷信的狂熱」。

對諸神永無止息的恐懼折磨著人類，為撫慰諸神，人類常常向諸神奉獻犧牲，歷史上著名的腓尼基人、西徐亞人和日耳曼人、美洲的部落，甚至羅馬人自己都留有這種痕迹，後來，羅馬人用把稻草做的木偶人扔進台伯河的儀式取代了向諸神奉獻犧牲。歷史上甚至發生過以孩童做犧牲的情形，有記載說，阿伽門農曾在愛菲琪尼亞和其他地方做過這種祭獻。然而，正是在神的時代，人類創立了偉大的人類制度，儘管這個時代充滿了殘酷的迷信，或者說正是通過這殘酷的迷信，偉大的人類制度才得以建立。宗教的禮拜儀式把預示性的占卜、婚姻和喪禮統一在一起。福斯卡羅在他的《陵墓》中所說的婚禮、法庭、祭壇以及把死屍從邪惡的空氣和野獸所及的範圍之內移走，就可「教有獸性的人類變得虔誠」只不過是維柯觀點的改寫而已。這些「獨眼巨人」是集國王、智者（占卜者）和祭司的職能於一身，他們最初被安置在山巔，那裡是仙境，因此他們個個身強體壯，那裡有天然的屏障，那裡毗鄰四季長流的清泉，那裡是掌管預兆的雄鷹與禿鷲築巢之地。由此，可以看出水和火是多麼重要，它們成了家庭的象徵符號；最早的結婚儀式在共同分享泉水和火堆的團體之間舉行，這樣一來，泉水和火堆就屬於同一家的了。

因此，他們一定是在兄弟姐妹之間舉行婚禮。獨眼巨人的時代是一個強力道德的時代。如果以後來那些沒有男子氣概的詩人們幻想的觀點來看，「把娛樂和法律看作一回事」就是不正確的。因為這些人的心靈對於精巧的邪惡是不能覺察到的，這一點我們仍可在今天的農民身上發現，這些人發現，只有享樂是合法的，只有合法的才是有用的。他們用未開化的人的正義來對待神，因他們結束了混亂的交流而成為有節制的；由於他們被艱難險阻圍困，他們變得英勇無畏，勤奮耐勞，精神高尚。那些原始的人類種群降到平地並開始耕作，接著，從他們最初生活的內地漸漸移居到海邊，學會航海術並建立了殖民地，這都是後來的事。

家族或名門望族以這種方式存在於城邦產生之前。實際上，城邦是由家族構成的，這些家族聚集成了「gentes maiores」階層或「名門望族」階層，人們這麼稱呼他們，是為了把他們和後來加入到這一階層中的人區分開（比如說，在朱利亞·布魯圖斯時代，國王被驅逐之後，羅馬元老院就得填補這一空缺），而被稱為「gentes maiores」。但是，名門望族內部也有分歧和衝突的因素。由於人們常犯賦予古代辭彙以現代含義的錯誤，人們通常認為家族是由妻子和孩子組成的。其實，家族不但有妻子和孩子，而且還有奴隸。這些奴隸不夠強壯，長期處於遊盪的自然狀態，最後，「作為野生動物被嚴寒和獵人驅趕，為了活命，他們來到了有人居住的地方」，在父主的要塞里，得到強者庇護。為了報答強者們的保護，他們耕種父主們的土地，他們被束縛在土地上就像被捆在上面一樣，因此他們被稱為「債務人」；他們追隨強者並為他們服務，為此得到了「奴僕」之名。奴隸與父主的關係是人類關係的第二種形式，第一種自然的形式是婚姻；這兩種關係構成了封建等級，人們錯認為封建等級是中世紀這樣的確定的野蠻時期所獨有的，其實不然，封建等級存在於所有的英雄社會，它也是永恆的封建制度的原則，正是從這裡產生了所有的世界共和國。塔西佗在討論日耳曼人時說，奴隸和貴族庇護下的平民的首要誓言是保衛自己的每一名主人並用自己的英勇行為給主人增輝；效忠主人是封建制度體系最嚴格的條件之一。此外，父主的孩子和奴隸們混在一起，沒有區別。他們的「子女」頭銜是他們與奴隸不同的標誌，但是，他們和奴隸們一樣處於服從的地位，沒有獨立的人格。

保護自己和抵制奴隸頻繁反抗的需要導致了父主們相互間的聯合、貴族制度和英雄的城邦。處於這種狀態之下的奴隸組成了最早的平民，因為他們不是公民，所以他們沒有公民權；他們沒有隆重的婚姻儀式，因為主辦權是父主們的專利；因為遺囑象徵著政治權利並且象徵著永遠享有這種權利，所以他們沒有立遺囑的權利。他們被那些全副武裝的貴族從人民集會的會議廳中驅逐出來，殘存下來的那些平民被用來處理神聖的問題，在最早的時代，羅馬、希臘和埃及各地凡俗事務都被認為是神聖的。我們把貴族的王稱為這種制度的執政官，在鎮壓奴隸和平民時，他是貴族們的領袖和將軍。

然而，單憑武力鎮壓的方式，英雄們未能給他們的制度帶來長治久安。為了服從這種制度中更高的統治權，他們放棄了在自己家族中的統治地位，與此同時，他們建立了貴族的或尚武的封建體系，為的是使奴隸們俯首聽命，他們不承認奴隸的公民身份，這是一種樸素的封建主義。這樣一來，一方面，財產的起源問題以一種不同於可愛的詩性理論的方式得到了解釋，詩性理論依據的是這樣的原則：當公道降臨地球之時，人類展示出黃金時代的全部美德。英雄們預見到了那種來自於共產主義的混亂，他們通過合法的仲裁，為自己劃定土地的邊界，儘可能做到公平，不讓一些人只分到肥沃的土地，另一些人只分到貧瘠的土地，不讓一些人只分到沒有水源的部分，另一些人只分到常年有水的富饒之地；另一方面，財產的起源不同於自願服從智慧的「哲學」起源，也不能由那些憑暴力獲得財產的「政治家國王」來捏造。樸素的封建主義可以被稱為第一部土地法，承認這種樸素的封建主義的同時，也就區分了三種土地使用權：適用於人民的非法定的、由執政官根據公正原則制定的權利，適用於父主們的法定的或貴族的、由軍隊支持的權利，屬於整個階層的特別權利。又因為制度的強大有賴於這種制度的財富，所以貴族們全力以赴地防止平民致富。在戰爭中我們看出了「羅馬人仁慈」的社會動機，只剝奪被征服者的武器，把他們留在非法定擁有的土地上，征取合適的稅。由於同樣的原因，貴族們非常不願捲入戰爭，因為平民大眾取得戰爭的經驗之後，也就變得危險了。

法律和武力的分離是緩慢的，武力的痕迹遍佈於法律的每一個部分中。在英雄的共和國里，一開始沒有懲處犯罪行為和補償個人傷害的法律。正是因為沒有法庭的法律，所以才會產生決鬥和復仇，決鬥和復仇是從無知的時代或神的時代流傳下來的習俗。詩和歷史描述過一些這種形式的決鬥，決鬥就是武力判決，比如說，墨涅勞斯和帕里斯在特洛伊城下之戰，荷拉提族人和庫里阿提族人在羅馬和阿爾巴的戰爭。為妥當起見，在那些缺乏理解能力和不能傾聽理性的野蠻民族之間，不應總是訴諸戰爭，這是神意的安排。從某種程度上來看，是非對錯是由諸神的偏愛或不偏愛作為勝負的原因這一信念決定的。

戰鬥神裁法伴隨著言語程式神裁法，並且取而代之，這種言語程式神裁法在心靈的宗教習慣中被一絲不苟、毫釐不差地運用，決不改動一個字。荷累喜阿因殺死自己的姊妹受到「可怕的言詞法」的制裁，他永遠不可能被執政官宣判無罪，儘管執政官們認為他不應受到譴責；李維說，人民認為他無罪，「與其說是由於他為了正義的事業，不如說是由於人民崇拜他的英勇」。在以後的歲月里，羅馬法依然把咬文嚼字的特點保持在這個水平之上，後來竟然成了普勞圖斯喜劇的幾個關鍵特徵之一。在普勞圖斯的喜劇里，皮條客在令人傾心的年輕男子的掌控之下，這些年輕男子們誘導他們違背一些合法的程式。

這個社會的私法與它的經濟制度密切相關。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自然社會，不用貨幣，生活必需品的使用也受限制。依據後來的法律來看，當時的法律對契約一無所知，僅憑同意即可形成。所有的義務只要握手即被認可；最初的買賣是物物交換；房租包括建房所佔土地的抵押，在這片土地上耕種的地租；交際和信用不為人知。

隨著時間的推移，最初契約的物質特徵和早期法律的武力特徵日漸變化，並且變成象徵性的了。婚禮儀式上虛構的暴力使人們回想起了真正的暴力，當初獨眼巨人們就是憑暴力把女人拖進山洞的，同樣，轉讓儀式根據時效規定獲得的所有權儀式和復仇儀式在當初也是付諸實際行動的。我們曾說過，轉讓是用真正的手完成的，也就是說是憑實際的暴力完成的。比如說，所有的財產占有權最初來源於佔領，因此，和轉讓的儀式一樣，根據時效規定獲得的所有權和復仇早已變成了實際行動。

正如我們所言，轉讓要動真格的，那就是說要動用武力，比如說，佔領是所有的占有權的根源，根據時效的所有權則憑著永遠把自己的身體置於所擁有的東西之間而得到。在一開始，復仇是決鬥或只與個人有關的「契約」，後來，它們成為虛設的儀式。轉讓變成了伴有莊嚴的活動和措辭的民事調轉（「如果一個人把一件東西和他本人以及他的財產結合在一起，那麼他親口公佈於眾的便是法律保護的內容」）。保有權被認為是一種可以終身享有的占有權；報復原本是一系列的個人行動，現在伴有向欠債者發出通牒這一形式。在羅馬廣場上有著和法人一樣多的舊面具，在「人」和「一家之主」的面具之下，掩蓋著全部孩子和家庭的奴隸。人們在當時是用生動具體的形式進行思考，抽象的形式人們從來沒想過。例如，遺傳被設想為世襲財產的女主人，並且想像它可能完全存在於所繼承的財產之中；不可分割的權利的概念被物化為以土地法令程式而呈獻給法官的泥土。古代的法律全部是詩性的，它的虛構把真的變成假的，把假的變成真的，使未出生的享受人生，使活著的變成死的，使死的苟活於後代之中。

古代法創造了大量的空洞的沒有主體的法人，通過想像發明了各種權利；法律通過程式得到了表達，因為程式有嚴格的節奏並且運用了那麼多的「韻文」，所以才被稱為法律言詞。如果仔細地考察，十二銅表法的片段絕大部分都以一首阿多尼斯格詩文結束它們的宣判，從根本上說，阿多尼斯格詩文也是六音步韻律的片段，西塞羅認識到這一點，以「純潔的穀物女神代奧給予如此公正裁判」這個句子作為自己法律的開端。西塞羅還告訴我們，羅馬的男孩子們過去吟唱十二銅表法就像吟唱普通的歌曲一樣。艾利安說，克里特的孩童也同樣唱米諾斯的法律歌。傳說埃及的法律是「關於女神伊什斯的詩」，這些法律是由萊克格斯傳給斯巴達人，並且由德拉科傳給了雅典人，它們以詩的形式得到了系統的闡述。全部的古代羅馬法就是一首「嚴肅詩」，或者，如維柯在別處所說的，是一種羅馬人在集會廣場上表演的「羅馬戲劇」（Poema quoddam dramaticum Romanum），古代法學就是一部「不事修飾的詩集」。

英雄社會中的詩性氛圍和英雄語言中的韻律傾向是許多證據確鑿的事實，經由學者們的發現和推測以及旅遊者和佈道者的講述，印證了這一事實。希伯來學者因希伯來詩是韻律詩還是有節奏的詩這一問題被分成了不同的派別，但是，約瑟夫、奧里根、歐西比烏斯偏向於韻律詩，聖傑羅姆聲稱約伯的那本書的絕大部分是由六韻步詩體寫成的。阿拉伯人過去不懂得書寫，直到他們橫行於希臘帝國的東部行省之時，他們還保存著自己的語言，這種語言是憑著他們民族的詩人們的記憶傳承下來的。埃及人用韻文記下死者的一生；波斯人和中國人用詩來記錄他們最早的歷史；依據塔西佗的記錄，日耳曼人也是這樣；根據朱斯圖·利普修斯的記錄，美洲人也是這麼做的。又因為，羅馬人僅僅是在後來的歷史中才知道有日耳曼人，歐洲人知道美洲人則是15世紀末的事，我們有充足的理由支持這種觀點——所有其他的古代和現代的野蠻民族都一樣。

最早的韻律詩不僅出現在希臘，而且出現在亞述、腓尼基和埃及，最早的韻律詩是英雄的詩或大步韻的詩。由於思維遲鈍和發音困難，韻律詩在一開始必定有揚揚格的特徵（因此，每一行詩的韻腳總是揚揚格），只是到了後來，心靈和舌頭變得更加靈敏了，才出現了揚抑揚格。接下來，當這種活動能力進一步得到增強後，就出現了抑揚格（pede praesto，像賀拉斯稱呼它的那樣），抑揚格的詩幾近於散文；高爾吉亞以前的早期散文作家實際上就運用抑揚格韻律詩的形式進行寫作，散文是常常跳到抑揚格的詩。悲劇是用抑揚格的詩寫成的，創造悲劇的目的是為了表達悲憤之情，從本性上說，韻律詩適合於悲劇，我們是依據阿基羅庫斯發明悲劇以發泄他對萊克格斯的滿腔義憤的故事才這麼說的。如果後來的喜劇也採用了同樣的韻律，那麼它只是「無意義的效仿」，不是因為抑揚格的韻律詩從本性上像適合於悲劇一樣適合於它。

這些社會的原始語言是詩性的語言，這一點不僅通過運用韻律詩得以體現，而且體現在藉助於生動的比喻、活潑的幻想、引人注目的類比以及恰當的對比進行創作上，語言的詩性還通過原因或結果，整體或部分，省略或加長的修辭格，象聲詞或用語言模仿聲音，縮寫詞、重聲詞、微妙的遁辭特徵形容詞，通過對句法和插曲的曲解來體現。所有這些都是被那些不知道如何獲得詞語的準確意思或一個準確的詞的人發明出來使別人理解自己的方式，如果是在談話中，這些有助於雙方相互理解。插科打諢是婦女和農民常用的方式，他們沒有能力選擇他們所需要的和忽略掉的與己無關的題材；被曲解的語言要麼是沒有能力直接表達自己導致的結果，要麼是被制止這麼做的結果，就性情暴躁或傲慢的人來說，情況就是這樣。他們用主格和間接格的詞，但是說不出一個動詞。正是這些所採用的一個接一個的詞語在它們的雙母音的頻率中顯露了歌曲的痕迹，言語從這些歌曲中產生；在希臘語和法語中依然保留了大量的雙母音。雙母音從自發性的時代迅速而未成熟地傳遞到反思的時代。當然，日耳曼人的語言會提供關於英雄形式的豐富資源，因為它有大量的複合詞，它們如此幸運，轉化了希臘語的形式，它的詞法在複雜性上超過了拉丁文，就像拉丁文比希臘文的語法複雜一樣。維柯不止一次地說，如果日耳曼學者們用沉思的目光粗略地看一下與他相毗鄰的研究領域，他們必將把《新科學》的原則應用於研究日耳曼語的起源，毫無疑問他們會取得令人驚奇的發現。

在這個時代的人們中間流行的宇宙觀和關於他們自己的歷史和他們的起源、戰爭和運氣的歷史都是詩性的，更確切地說，是神秘的。事實正如我們所見，他們在社會歷史領域裡的觀念先於那些有關宇宙論的、物理的和心理特徵的觀念。通過嚴格地應用這一原則，維柯發展了他的「自然神學」理論。自然神學是在人類想像某種需求和功利的時刻自然產生的。十二位偉大的神的起源是德高望重的先輩，那就是說，諸神是由古羅馬貴族創造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們奠定了國家的基礎。朱庇特或天空用閃電說話，他是第一位家庭法律的創立者；朱諾象徵著婚姻，黛安娜象徵著婚姻的聖潔，阿波羅象徵著文明之光；烏爾坎、塞探和庫伯勒分別象徵著燒掉森林以便能看清天空的火焰、播種和耕地；馬斯象徵著英雄們的戰爭（pro aris et foris），維納斯象徵文明的美人。為了補充天上的維納斯，產生了平民的維納斯，她被賦予了鴿子的特徵，這麼做不是由於鴿子代表著愛的激情，而是因為與鷹相比，普通的鳥類都是「卑賤的墮落的」。

烏爾坎和馬斯被以同樣的方式賦予了貴族和平民的雙重含義。父主與奴隸之間的風波不斷的關係，坦塔拉斯和西西弗斯神話中提及的鬥爭與懲罰在十二位偉大的神中開始得到反映。與安泰鬥爭的赫爾克里斯象徵著英雄城邦的高貴，反抗的奴隸安泰被帶回山巔的原始城邦（安泰被運送到空中），經過重重困難，又被束縛到地上，那就是說奴隸們被迫回到了奴隸般的勞苦之中。第十位神明諾娃的出世，顯示了英雄力量的衰弱和減小，因為平民烏爾坎（反抗的奴隸）用斧子敲擊了朱庇特的頭，斧子是奴隸進行勞作的工具。麥庫理代表著把非法定的權利授予平民和經由父主維持法定權利。十二位神聖的最後一位是內普敦，當各民族降至海邊時他出現了；關於米諾斯、阿哥船夫、特洛伊戰爭、尤利西斯的回歸、歐羅巴女神和公牛、米諾陀（人身牛頭怪物）、帕修斯和特蘇斯的傳說都與開拓殖民地和海上掠奪有關。

對歷史的神話學解釋未因國家的建立而停止。索羅斯特和麥庫里斯·特里米吉斯圖斯，俄耳浦斯和孔子都是文明的奠基人，即使從嚴格意義上來說他們不是神，最起碼他們有詩性人格。伊索代表「socii」或英雄們的奴隸，正因如此，他成了丑的象徵，那就是說，他沒有文明的美（honestas）；他的獅子的社會的寓言顯示出了改善英雄與奴隸關係的願望，在這個社會裡，奴隸們得到的是辛勞而不是利益。希臘歷史學家德拉科只告訴我們，他曾利用過標誌著英雄對他們的奴隸如何殘酷的嚴苛的法典。從復仇的觀點來看，梭倫要麼是雅典平民的政黨領袖，要麼是平民的化身。在羅馬史中，我們發現了羅慕路斯時代的詩性特徵，他集這一制度的全部法律於一身；努瑪是涉及神聖事務和宗教儀式的法律的作者；圖路斯·荷斯蒂利斯組織起了軍隊系統並使其合法化；塞維斯·圖裡烏斯是人口普查的作者（人頭稅一直被想像為大眾共和國的基礎，這與歷史事實恰恰相反，實際上，它只是貴族制共和國的基礎）。塔魁尼阿斯·普里斯阿斯發明了等級徽章和軍隊制服；最後，由於這些事件和人物被歸入大量支持自由的法律之中，羅馬十大執政官制度和十二銅表法被轉化成了詩性的形象，其實，上述的事件和人物始於一個較晚的時期。

由此看來，在哲學家們開始詳細闡述神話體系之前，詩人神學家已經在神話中表達了哲學家們的思想，在這些思想中，形而上的和物理的成分很少，但是其中包含著人類和政治事件的核心內容。哲學家們是靠創造新的神話來詳細闡述神話體系的，當他們創造新神話的時候，他們認為自己正在理解古老神話（以柏拉圖為例，他把無所不在、無孔不入的以太觀念引進了朱庇特神話之中。明諾娃從朱庇特的頭上生出，其他哲學家從這一描寫中看出了神聖智慧，也從混沌和地獄中看出了關於自然的共相的種子，與世界的原始質料的混合物）。在野蠻的母系社會時期，這些神學家——詩人們的混沌是人類世系的混亂狀態的體現，它混亂是因為缺少人類規則，它晦暗是因為沒有文明之光。畸形的怪物吞噬了萬物，因為人在這種亂交的社會中沒有人所特有的形狀，人形都被虛空消解掉了，因為他們自始至終都不可能知道自己的後代是誰，所以他們在身後未留下任何痕迹。世界的四種元素與社會生活的四種元素是對應的。空氣是朱庇特發出閃電之地，水是永不枯竭的源泉，火是用來燒掉森林的，土是人類勞作的場所。存在與持存得以表達，前者作為吃的活動（農民們依然說起某一位病人，意味著他還沒有死，他「仍在吃飯」），後者作為「獨立自主」。人體的組成被分解成固體和流體，靈魂作為流體進入空氣；生殖成為「concipere」或「concapere」[1]活動，那就是說，利用周圍的物質實體，克服它們的抵抗，吸收它們並把它們同化到自己的本質之中；靈魂的全部內在功能歸屬於頭、胸或心臟。

宇宙論的觀念是狹隘的，它們被限制在社會生活的範圍內。最初的天堂安放于山巔，獨眼巨人們在那裡觀看閃電錶演，下界不低於溝渠，只是被逐漸擴大，最終陷入與天空相對的山谷之中，與天空相對實際上是說與山頂相對；地球被等同於耕種過的土地。天空是沉思的對象，各種預兆來自對天空的沉思，隨著時間的推移，天空被提升到一個更高的高度，由於天空被升高，諸神和英雄們就附屬於行星和星座了；這樣也就產生了詩性天文學。地理知識不超過每一個民族所棲居的國家的範圍，這就是為什麼那些到國外和遠方遊歷的人給新的城市、山脈、丘陵、要塞、島嶼、海峽起的名字，與他們本土的同種事物的名字一樣的原因。最初，對希臘人來說，亞細亞和印度是希臘的最東端，歐洲或赫斯庇里亞是最西端，色雷斯或西徐亞是它的最北端。

我們不想過多地涉及細枝末節，實際上，我們已經忽略了很多。賦予維柯所描繪的英雄時代的圖景以應有的評價不是細節問題。他的詞源學，他對神話的解釋，他對眾神起源的解釋，他的眾神的編年史順序，他對語音韻律和文體形式的產生和先後順序的解釋，單獨拿出一個來看，也許是有爭議的，但是，要把它們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它們蘊涵著一個真理，這一真理遠遠超越了一個單獨的命題的含義。這一真理是不遺餘力地去恢復一種人性與社會的形式，毫無疑問，這種形式依然生活在倖存下來的記錄和遺迹里，依然以零零碎碎的形式存在於現代世界的每一個角落裡，這在世界各地是可以看到的；但是，數個世紀以來，甚至在維柯那個時代，這一真理被深埋於一堆毫不相干的幻想的傳統的樣本和各種偏見之下，難顯真面目。

【注釋】

[1]吸收、接受、懷孕之意。——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