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會 能治霧霾 能省電費

法治社會 能治霧霾 能省電費

　　２０１１年以來，北京市的霧霾不斷加劇，市民怨聲載道，各級政府也如坐針氈。於是次年，北京市出台了一個「簡單粗暴」的一刀切解決方案：「建設四大燃氣熱電中心，全面關停燃煤電廠。」（《北京市2013-2017年加快壓減燃煤和清潔能源建設工作方案》）。

　　當時我正上高中，對這件事沒有直接感觸，覺得大力整治總不是壞事。但是大學進入電力專業，並在２０１４年大一結束的暑假，走訪了若干電力生產基地之後，對這個問題有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一刀切」式的整治方式成本太高，代價太大，也留下一定的隱患。於是，我成了這一政策堅定的反對者，並且在向媒體投稿了我們的暑期調研報告，作為反對的依據（題為《煤改氣的一個誤區與四大矛盾——以北京某熱電廠為例》或《煤改氣能夠治理霧霾嗎？》）。

　　我的主要論據有三：　

　　１.現有的燃煤熱電廠，通過環保改造，其三大污染物（硫、氮、塵）排放標準是可以達到燃氣電廠水平的。全部強制關停燃煤機組的理由不夠充分。

　　２. 即使先不計算所有燃煤機組下崗、重新建設燃氣電廠造成的固定成本增加，氣電的度電成本（0.7~0.8元）也比煤電（0.3~0.4）高出一倍。但是將已有的燃煤機組，通過環保改建，讓它達到燃氣機組的排放標準，只需要讓度電成本有幾分錢的增長。兩相比較之下，通過煤改氣來治霾，成本太高昂了。而且燃氣機組的電熱比高，同樣的供暖能力要匹配更多的發電能力，在新常態的經濟形勢下實際上是一種產能浪費。

　　3.天然氣在運輸、國內生產能力等方面，與煤炭相比，都有質的差別。首先我國富煤少油氣；其次煤可以通過鐵路公路航運等多種方式運輸，但是天然氣的大規模運輸只能通過管道和LNG等十分複雜的方式。這些因素會讓一個依賴於天然氣的供電供熱系統，有很大的風險。

　　很長一段時間之內，我都持有這樣的觀點。在２０１５年初柴靜的紀錄片《穹頂之下》熱播後引起的大討論中，我也反覆強調這個觀點：我們國家也像一些西方國家一樣，用天然氣大量的取代煤炭來進行供熱供電，是不經濟不合算的。用高標準的清潔燃煤機組就可以做到，何必花那個冤枉錢，平白加重經濟負擔呢？

　　我一直注意關注這方面的新聞，也保持和很多電力、煤炭、環保從業前輩們的交流。逐漸發現，這件事情沒有我想像的那麼簡單：能嚴格執行環保標準的電廠太少了！有的電廠完全拒不執行相關環保標準；有的電廠按照規定要求加裝了環保設備，也按政策領了補貼，但是正常工作時為了省錢，環保設備不開機；有的電廠胡編亂造檢測結果……

　　我也很好奇，電廠這麼做，按說都是違法、違規行為，為什麼沒有人出來追究責任呢？原來政策法規在具體的執行當中，經常因為利益糾葛而無法執行。就算有的地區想要嚴格執法，地方環保部門也沒有足夠的執法許可權；假如進了法院打官司，能在錯綜複雜的官、商、法糾葛中打贏官司很不容易；在不健全的環保法律法規中，往往又只能不痛不癢的罰罰款、停業整改幾天，之後又是照常……長此以往，自然環境、法律尊嚴、政府公信力都嚴重受傷。

　　如此看來，北京市政府之所以強行「一刀切」，明知道全盤煤改氣會產生大量的額外成本和風險，仍然毅然決然的「轟走」所有市內的燃煤機組，也不是不能理解了：天子腳下，首善之區，幾千萬人一起「服霧」。這個問題的解決，是經不起跟電廠們玩「貓捉耗子」遊戲的。而且大環境下的法治情況如何，環保政策落實如何，大家都心知肚明。就算髮毒誓保證在北京能夠嚴格執法，你不把燃煤機組的大煙囪徹底清走，在老百姓看來就是不作為，政府就無法藉此恢復自己的公信力，安撫民眾對環境問題的焦慮。

　　那麼一度電3~4毛錢的額外成本，還真是「不得不付」了。2014年，北京市發電量338.6億千瓦時，照此粗算全北京 每年要多負擔100多億元人民幣的電費。攤在2000萬市民頭上，就是每人每年500元。假如我們的法治是健全的，我們的司法是到位的，我們的政府、立法機構、司法機構，都有足夠的執行力，真正的為社會公共利益負起責任，假如他們能夠保障「清潔火電」這個物美價廉的解決方案得到良好的執行，這100億元，是不是就可以省下來了？

　　這個「煤改氣」的案例中的「100億」，無非只是北京一市，電力產業一個環節算出來的。難免讓人同理推算，全國的整個電力工業，乃至我們整個的國民經濟，因為「法治」二字的缺位，我們總共蒙受了多少損失？恐怕得是個天文數字。

/文 李藥丸

註：本文節選自作者的《電力法》課程論文，寫於２０１５年，原題為《法治社會，能省電費》。全文比之前發在公號【方向盤與砂鍋】上的版本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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