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中所見的大歷史：殷商五刑之刖刑，用「我」鋸足的酷刑

二、刖刑

1976年，考古學者在陝西省扶風縣庄白村一號窖西周古墓，發掘出了一個方形的青銅鼎：

這件方形鼎是一種溫食青銅食器，下部有放木炭的爐膛，用來加熱食物，類似的今天的【火鍋】。方鼎四足呈鷹嘴獸形，而此鼎的特別之處在於：

爐膛設有兩扇可以開合的小方形門，左扇門有虎頭關口，右扇們則有一裸體束髮，僅剩右足，側身屈膝跪坐在門邊，作守門狀的奴隸。

如下圖：

這個【西周火鍋】上的斷足奴隸，正是反應的上古五刑之一：【刖刑】----一種砍去受罰者左腳、右腳或雙腳的酷刑，所以此鼎被命名為：刖人守門方鼎。

刖刑，夏稱臏，商、周稱刖，秦稱斬趾。傳世文獻多見記載，如：

《左傳．莊公十六年》：「九月，殺公子閼，刖強鉏。」杜預註：「斷足曰刖。」

《韓非子．和氏》：「王以和為誑，而刖其左足。」

另如成語「履賤踴貴」：就是說的戰國時代的齊國，受刖刑者多，導致鞋子便宜拐杖貴（見《左傳·昭公三年》）。

目前考古所見最早的受刖刑者，見於中國山東龍山文化（新石器時代）的一座古墓中，墓主人的右腳小腿被砍去，如下圖：

根據《周禮 秋官 司寇》記載：

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

華夏文明的歷史文獻可信度果然【逆天】！《周禮》規定受刖刑喪失勞動能力的人，官方或者奴隸主會給一定的照顧和出路，會派去當守門人。這無疑得到了出土文物的證明，而且是多個證據力證。

有【刖人守門】的青銅鼎，目前一共發現了四件，另外三件的外形、名稱如下圖：

商代傳世文獻罕有，幸虧可從殷墟甲骨卜辭窺商代刖刑之一斑。

【刖】是始見於戰國時代的後起形聲字，【刖】的殷商甲骨文初文字形為：

從上面字形可見，甲骨文的【刖】有三種構形，如下表：

甲骨文的【刖】造字意圖非常清晰：象【用鋸或以手持鋸斷去人的一足】之形，本義是砍掉腳的酷刑。

那麼，古文字中的【我】為什麼可以表達鋸子的意思呢？那麼，【我】到底是怎樣的一個東西呢？其實這個問題目前還有些爭議，我只是當搬運工，引用各家只觀點，讀者自行判斷。

甲骨文【我】非常常見。字形為（字形引自《小學堂》）：

從字形角度來看，【我】字由兩部分構成：【戈柲】和一種【鋸齒樣的器具】組合在一起：

• 郭沫若先生認為：「我」指刃部有齒的鉞形武器。也即《詩經》中所稱的「錡」：

《毛詩.豳風.破斧》：既破我斧，又缺我錡。

「我」是「錡」的象形初文本字。

• 學者曾憲通、陳煒湛認為【我】即《曾侯乙墓》出土的【多戈戟】。如下圖：

• 學者羅西章認為【我】即是陝西扶風縣庄白村出土的【三齒兵器】，學者季旭昇亦持此說。【三齒兵器】如下圖：

裝上戈柄的效果類似下圖：

總之，目前青銅器【我】具體的形狀還有爭議，但共識是：【我】的本義是一種刃部有鋸齒的斧鉞類兵器。【我】表示第一人稱代詞（主格）是假借義，久借不歸，本義漸隱，借義行之。

在甲骨卜辭中，對異族戰俘和奴隸施用刖刑有幾百處記載。說明商代施用刖刑相當的頻繁。

貞人對是否處以刖刑的占卜：

在甲骨文中，處以刖刑最多的是【仆】，也就是奴隸，如：

這幾片甲骨顯示，受刖刑的奴隸「不死」，《合集580》顯示：一次給八十個奴隸僕人實施刖刑，幸運的是一個都沒有死亡。

而《合集1042、1043》則顯示，受刖刑的一百人全部或者部分死亡：

這幾片甲骨卜辭顯示了商代「仆」的悲慘人生，統治者和貴族有對奴隸絕對的支配權，恐怖的是，他們被集體除以的刖刑，那麼，他們極有可能是征戰的俘虜，防止逃走而實行刖刑，在醫療技術並不發達的上古，受刖刑痛苦的死亡幾率是非常之大的。

但卜辭也顯示，還有些「仆」被主人送上戰場去征伐商朝的敵人：

卜辭中也顯示，逃亡的奴隸被除以刖刑：

商代的考古也發現了很多受過刖刑的奴隸的遺骨，如1971年在安陽後崗的考古發掘中發現少一下肢的殉葬奴隸，胡厚宣先生認為毫無疑問這是受過刖刑的奴隸，可與文獻印證。

另外，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遺址也發現過兩具缺少雙腿殉葬的奴隸遺體，脛骨的斷面仍可明顯地看出刀砍的整齊痕迹，毫無疑問是受過刖刑。

學者陳安利、呂智榮均認為，依據文獻和結合考古資料可以判斷：

商代的刖刑，根據罪行的輕重，可以分別處以砍左腳、砍右腳和砍雙腳、斷手、去髕膝的刑罰。執行刖刑的工具有【鋸、刀】兩種，「刖」的甲骨文和出土的受過刖刑的遺骨反應了這一點。

甲骨文卜辭和考古發掘，為我們還原了三千年前殷商奴隸們的悲慘世界；殷商統治者對上百人同時施以刖刑，如此這般近乎恐怖的懲罰，看來傳世文獻記載商人重典峻法的殘暴治國是很可信的。

延伸閱讀：

甲骨文中所見的大歷史：殷商五刑之墨刑和施刑工具『』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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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百度百科詞條---刖人守門方鼎
2. 許進雄. (1991). 古事雜談. 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頁361
3. 徐昭峰. (2012). 刖刑相關問題探析. 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 1, 007.
4. 胡厚宣. (1973). 殷代的刖刑. 考古, (2), 108-117.
5. 胡留元, & 馮卓慧. (1984). 西周刖刑. 法律科學: 西北政法學院學報, (1), 99-106.
6. 趙佩馨（裘錫圭筆名） (1961)， 甲骨文中所見的商代五刑——並釋 (兀刂), 剢二字. 載《考古》 ，(2), 107-110.
7. 季旭昇（2010），說文新證（福建人民出版社），頁904。
8. 安陽工作隊，《1971年安陽後岡發掘簡報》，《考古》1972年，第3期
9.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編（1985），《藁城台西商代遺址》, 文物出版社,。
10. 呂智榮（1989），從考古資料試論商周的刖刑，《文物研究》第五輯，黃山書社。
11. 陳安利. (1985). 考古資料所反映的商周刖刑. 文博, (6), 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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